卫生知识与性别分工* ——近代中国传染病知识的性别化传播研究

姚 霏

原文出处：妇女研究论丛 2021 第1期 P80-92  1004-2563

摘 要：女性是近代传染病知识传播的重要受众。得益于近代中国对传染病防治的日益重视和“家庭”在传染病防治中的特殊地位，妇女报刊和以教科书为基础的学校教育将较为系统前沿的传染病知识传播给女性。同时，通俗实用的传染病知识也经由民众教育向普通城乡妇女传播。在近代传染病知识向女性传播的过程中，性别化传播始终存在。传统性别分工成为向女性传播传染病知识的重要依据，性别化传播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传统性别分工。但在缺乏医学启蒙的近代中国，围绕“家庭”的知识传播，向女性提供了必要的传染病防治知识。近代中国重视以家庭为单位的传染病知识传播策略，可以给当下提升城乡居民传染病防治素养以启示。

在中国近代医疗社会史研究中，传染病防治史的研究占据主流。但相较于作为重大事件的烈性传染病防治和近代国家、区域防疫体系的建立，传染病知识传播、民众公共卫生意识培养等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更毋论反思防疫体系运作背后更为深层的文化因素，如西医知识传播过程中的本土化、防疫与身体规训等。究其原因，从学术生态来看，医疗社会史研究仍然处于历史研究的边缘，研究领域相对狭窄；从研究的内在逻辑来看，长久以来，医疗社会史领域存在一种研究取向：多研究以重大事件形态出现的烈性传染病防控，忽视日常生活中的传染病防治；重视制度化防控，忽视日常性预防。事实上，传染病知识的传播和民众公共卫生意识的建立是近代国家公共卫生建设的基础，理应引起学界的关注和重视。

知识传播原属于传播学研究范畴，后伴随报刊史、阅读史、观念史、日常生活史等研究的兴起而日益被历史学界重视。知识传播的基本构成要素包括知识传播者、知识传播媒介、知识传播内容、知识传播对象、知识传播效果和知识传播环境。在考察历史上的知识传播时，由于传播者、传播媒介和传播内容相对明确，目前关于历史上的知识传播研究仍聚焦在文本研究，相对忽略了其他要素，特别是传播对象、传播环境等对知识传播的影响。一方面，研究历史上的知识传播，受限于缺乏史料和社会大众的“无声”状态，大多只能呈现知识在精英阶层中的传播；另一方面，囿于视角和史料，研究者往往容易忽视经由不同形式的媒介对特定受众(具体某一阶层、性别等)的传播及其传播效果。诚如胡逢祥指出的，目前史学研究集中在对史料的收集、解释等方面，对于知识如何在社会层面进行大众传播进而影响民众行为却甚少涉猎。这一情形在近代卫生知识的传播研究中同样存在。

与甚少考察卫生知识在普通民众中的传播一样，近代卫生知识在女性群体中的传播也是容易被忽略的领域。性别原本并非知识传播研究的维度。20世纪90年代起，伴随女性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在西方学术界引起的关注，对传播现象进行“性别化”研究，即将社会性别的视角引入传播学中，对传播者、传播对象、传播媒介、传播内容、传播效果等展开“性别化”的研究，描绘并阐释这些研究范畴内存在的性别差异——成为一种研究范式，被称为“性别与传播研究”。近年来，性别与传播研究也被运用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关于妇女报刊的研究和媒体中的女性形象研究就是典型领域。不过，这一研究范式鲜少与医疗社会史结合(仅见妇婴卫生这类明显带有性别因素的知识传播)。可以说，目前关于卫生知识的传播研究中仍然缺乏性别视角。

本文以社会性别视角切入，考察近代传染病知识向女性传播的过程，分析不同类型的媒介在传染病知识传播过程中的目的、内容、策略及其反映出的社会性别特征，同时探讨这一特征与近代传染病知识传播逻辑之间的关联。

需要说明的是，性别与传播研究常因过于强调“性别”因素忽视其他分析维度而遭诟病。事实上，在性别之外，还存在其他影响知识传播效果的复杂因素(比如阶层、受教育程度、人际网络、社会资源占有情况等)。因此，即使主要考察传染病知识在女性受众群体中的传播，本文也将对不同阶层和受教育程度的女性进行具体考察。同时，尽管近代中国传播传染病知识的载体包括医学书刊报纸、大众报刊、卫生宣传册和招贴画、演讲展览、广播电影等，但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女性能够获取传染病知识的途径未必如此丰富。为了聚焦以女性为主要受众的传播，本文着重从妇女报刊(大众传媒)、女校教科书(学校教育)、女性人际传播(社会教育)这三类媒介和领域展开近代中国传染病知识传播中的性别化研究。

一、传统性别分工是妇女报刊传播传染病知识的主要依据

近代中国的卫生知识传播，从来不是单纯的近代学科知识的传播，其背后蕴含着卫生改良种族、改造社会的政治意涵。早在明末清初，以《泰西人身说概》《人身图说》等书籍为代表的西洋医学知识就开始在华传播。不过，在当时的中国，中医知识体系所扎根的传统思想根基坚实，加之传播媒介单一，西学所具有的优势并不明显，未触及中医知识体系的根本。鸦片战争后，西方医学卫生知识经由报刊、书籍等媒介向中国知识精英传播。特别在经历了甲午战争失利后，中国知识话语的价值评判标准开始改变，即文明优劣观从以伦理的合理性、道德的自觉性、国家政治与家族伦理的同一性以及社会秩序的有序和谐为文明价值的中心，变成以强弱为中心，“自强”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中心词语。此时的西方卫生知识，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理论和“科学”外衣的加持下，成为“强国保种”的最强利器，受到知识阶层前所未有的推崇。这一时期，以报刊为首的多种媒介参与到知识传播过程中，各种围绕“卫生强国保种”逻辑展开的文章比比皆是。近代中国传染病知识的传播，就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开启的。在众多大众传媒中，也有妇女报刊的身影。

早在1907年，《中国新女界杂志》就介绍了当时被日本政府列为法定传染病的8种疾病及其防治方法，并指出“传染病实为人世之大敌。传染病不除，尤为社会之隐患”。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关于传染病的立法。这可能是近代中国妇女报刊上最早出现的关于传染病的介绍。

1915年，近代发行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妇女报刊《妇女杂志》创刊。其在创刊第一年就频繁刊登传染病相关知识，内容涉及传染病原因、种类、预防方法等。关于妇女报刊为什么要传播卫生知识，第1卷第1期的《妇女卫生谈》一文中，作者沈芳给出了解释：“盖卫生智识，为人所必不可少……故泰东西各国行政上，无不励行卫生。人民于卫生之智识、浅近之病理及医法，几无不知。无怪乎彼之强而壮也。回顾吾国，卫生智识尚在幼稚，每年因病而死亡者，不知凡几。使卫生智识普及于人人，侍病之法研究精良，亦未始不可减少也。”显然，作者在此大谈卫生，也是继承了晚清以来的卫生“强国保种”的逻辑。

不过，妇女报刊毕竟是以女性为受众，知识传播更需考虑对女性的引领和女性的实际需要。于是文章转而写道：“然则吾侪为女子者，急于此时尽其天职，使卫生之学及侍病之法日益精进，以裨益于社会。”这里的“天职”显然是传统性别分工赋予女性的家庭照护责任。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强调女子“天职”的同时，将这种尽职的目的落在“裨益社会”。事实上，这一时期妇女报刊上的不少文章，其传播传染病知识的内在逻辑都可以概括为：掌握传染病知识，以家庭为场域服务社会。显然，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以来“强国保种”“国民母”“女国民”的女权话语影响下，近代中国的女性实践已经不可避免地与国家社会产生联系。即使是立场温和的《妇女杂志》等刊物，其所推崇的贤妻良母身份也必然经历现代转型。不过，从这一时期《妇女杂志》刊登的传染病知识的具体内容来看，女性在家庭中的传统性别分工，依然是知识传播的主要依据。例如，在《简易家庭看护法》中，作者指出“女子最宜于练习看护”，“男子性质常粗率疏忽，不若女子之绵密周致。故看护之职，常以女子任之。况女子既为一家之主妇，若于看护方法，昧然不知，则家族中偶有疾患，必至手足无措。其甚至轻信人言，医药杂投，尤易酿成大患……故为主妇者，须人人略知普通看护法也”。在《家庭医病法》一文中，作者提供了虎烈拉(霍乱)、赤白痢、疟疾、白喉、猩红热等传染病的简便易操作的居家处理法。如在提到猩红热时，作者指出：“本病甚属危险，当令患者与健康人严密隔离至落屑期完毕行消毒法为止。该病毒之力甚强而永久，故病室内之板壁及一切器具等，当用千倍升汞水揩拭。病者衣服被褥用煮沸法或竟烧毁之。本病既染及，宜就卧病褥。病室清洁，空气流通。”文章还附载了患者体温变化的折线图，便于照护者直观了解病情走势。可见，这一时期的《妇女杂志》，虽标榜“应时世之需要，佐女学之进行，开通风气，交换知识”，但“提倡女学”的目的仍是“辅助家政”，强调女性的家庭属性，流露出培养具有科学文化知识、有独立生活能力的贤妻良母的企图。

同样的传播逻辑也在其他妇女报刊中体现。作为基督教会创办的女报，《女铎》向来重视以简单易懂的方式向女性传播包括医学在内的科学知识。1917年到1918年，《女铎》以8期的篇幅连载著名西医丁福保编著的《传染病客座谈话》，用一问一答的形式介绍各类传染病的防治办法。这一时期，中国的女子教育刚刚起步，能通过专有名词和白话文体理解西医关于传染病原理和治疗方法论述的女性凤毛麟角。《女铎》对于丁福保著作的连载，显然基于基督教培养具有科学素养的家庭主妇的出发点。因此，与其说《女铎》是单纯传播传染病知识，不如说同样是出于家政需要，强调女性在家庭中的作用。

当然，这种对家庭的强调，确也符合传染病防治的要求。诚如作者“锡华”所言：“传染病之流行也，实由于微生物。先发起于一人，后传染于一家，渐次传布于邻里，广延至于偏处，甚至传布他国。一经发生，危险极甚，未雨绸缪，预防尚矣，防微杜渐，始自家庭。”这一时期的妇女报刊中，有关如何在家庭中预防传染病的文章频频出现。有作者指出：“夏季气候温暖，为生物繁殖最盛之时期，而侵害吾人身体之细菌，亦于此时期发育为盛。如虎列剌(霍乱)、窒扶斯(伤寒)、红痢等可恐之传染病，每猖獗于夏令。”因此，需要特别关注夏季的饮食、居室、衣服、沐浴等方面。有作者指出，蝇蚊“实为蔓延传染病或传播寄生虫之媒介”，并给出详细的驱除蚊蝇的办法。在预防传染病的诸多方法中，消毒和接种疫苗是最常见而有效的。有作者对房屋、衣服、器具和身体的消毒进行了介绍。还有作者详细介绍了接种牛痘的各项须知。总体来看，上述针对女性的传染病知识传播并不侧重治疗，而是强调对预防和照护知识的掌握和运用。这固然出于传染病防治的特殊需要，同时也是以《妇女杂志》为代表的妇女报刊标榜的“贤妻良母”理念的反映。

20世纪20年代下半叶，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伴随烈性传染病的频繁暴发和传染病防治法规条例的颁布，整个社会对于传染病的关注日增。由于缺乏发达的防疫体系，家庭成为近代中国防疫的第一线。各种媒体开始强调家庭在传染病防治中的作用。与此前五四时期激进状态下的女权运动不同，这一时期的女权话语退守到家庭领域。为了满足女性对传染病知识的实际需求，越来越多的妇女报刊从家庭出发、从女性传统性别分工出发传播传染病知识。

1925年第10期的《妇女杂志》刊登了《小孩容易感受的传染病》一文，提及猩红热、伤寒、副伤寒等幼儿容易罹患的传染病，并结合热型图、病菌传播路径图、病理图片等直观地对其症状和防治方法进行介绍。1928年的《春季小儿最可怕的几种传染病的预防和疗法》一文介绍了白喉、麻疹、流行性感冒、霍乱、赤痢、百日咳的预防和治疗方法，并指出，“以上所说的几种传染病……对于小儿专为侵袭，往往多来不良的结果……所以当母亲的在春季不可不注意小儿的一切”。1928年，《女青年》月刊转引《美国健康杂志》的内容并指出：“虽然病者和社会上的人们都知道，传染病最好到医院里去医治，但是为了需要和自己情愿起见，许多病者都愿在自己家里调养。因此，家内的主妇应完全明了种种传染病的情形。”文章进一步指出：“为母亲的，更应知道，每一种传染病，除了极轻的外，都有致死的可能，因此她们应觉着传染病和不传染病有些不同，除了当心病者外，更应处处保护家庭间的其他儿童受着传染……为了这些，她们应学些关于这方面的智识，有时也要放弃那些她们已知道但不合科学原理的事情。”备受女学生推崇的《玲珑》杂志向来标榜最前沿的性别观和家政理念，很早就指出亲吻幼儿容易令其染上传染病。文章指出：“在口鼻接触的地方，最容易使传染病菌的侵入。所以做父母的，应该要保护孩子们的反抗随便的接吻，同时也应该时常教导他们自己保护。”1935年的《女子月刊》简要介绍了春季儿童容易罹患的白喉、百日咳、流行性脑膜炎、天花等传染病的预防法。另有《传染病之预防法》一文提到夏天最易罹患的传染病是霍乱、伤寒和猩红热。“家中如果有了这种病人，最好是送到医院去，不能时也应该设法和常人分开住，尤其小孩子切不可和病人接触，因为儿童的抵抗力小，最易受传染。”1941年，一位署名“艾环”的18岁母亲给北平《妇女杂志》写信。由于年纪较轻，她坦诚自己缺乏育儿知识。她的孩子没有接种牛痘，她担心春天临近孩子会有罹患天花的危险，便去信询问预防和治疗天花与伤寒的方法。杂志编辑简要介绍了天花、伤寒的传染途径、症状和防治办法，同时强调了环境卫生、个人卫生和接种疫苗的重要性。显然，依赖传统性别分工特别是育儿分工而展开的传染病知识传播，被日益广泛地运用在妇女报刊中。

育儿本就是传统性别分工赋予女性的义务，加之近代女权话语的核心一度是通过“保种”而“强国”，因此，借由育儿话题展开传染病知识传播有着良好的基础。具体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后，随着大家族的逐渐衰落，近代中国的家庭规模日趋小型化，育儿在家政中的分量渐重。如何遵循西方科学育儿理念养育出体魄强健的婴幼儿，是女性乃至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与之相应的是，近代中国的婴幼儿死亡率始终居高不下，传染病又是婴幼儿染病乃至死亡的主要原因。在众多育儿知识中，传染病预防和照护的知识便显得格外重要。可以说，20世纪20年代后，妇女报刊正是抓住了社会和女性的切实需求，积极传播传染病知识。

综上所述，早在100年前的近代中国妇女报刊中已经可以看到关于传染病防治的知识。20世纪20年代前，具备阅读能力的中国女性极少。妇女报刊传播传染病预防和看护知识，与其说出于对女性的实际指导，不如说是依赖传统性别分工打造具备科学知识的贤妻良母形象。20世纪20年代后，伴随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妇女报刊的女性读者群日益庞大。这一时期报刊中的传染病知识传播，更强调满足女性在家庭中的实际需求。显然，不同时期的妇女报刊在传染病知识的传播方面，都充分利用了传统社会性别观念下的性别分工。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民国时期妇女报刊中已经出现了“消毒”“隔离”“接种预防”等传染病防治的核心理念。关于蚊蝇传染疾病、春季呼吸道传染病高发、夏季消化道传染病高发、消毒和接种疫苗可以预防传染病等常识，也已通过妇女报刊进入女性的日常生活。现代报刊通过遍布各地的发行渠道和高频率的同类知识，放大了西方卫生知识，也强化了某些知识的性别属性。不过，尽管存在知识的性别化传播，但在围绕照护、育儿问题的卫生普及过程中，女性客观上获得了相关的传染病知识。这在女性相对缺乏接收医学知识途径的历史背景中有其时代价值。

二、女学教科书和课程教学中存在传染病知识的性别化传播

对近代中国女性而言，如果说妇女报刊是其较早的获取前沿传染病知识的渠道，依托教科书开展的学校教育显然是其相对稳定而系统的知识获取途径。

卫生知识特别是传染病知识作为国民教育内容出现在教科书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末民初。“卫生”在中国是一个古老的词语，在先秦时期的重要典籍《庄子》中就已出现，意为“养生”。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卫生”确实多与饮食、疗养相关，仅涉及个人和家庭范畴。19世纪下半叶，西方卫生学知识涌入中国，不仅“细菌”“微生物”等概念开始传播，公共卫生观念更是以与传统中国养生观念截然不同的姿态强势进入，奠定了近代中国“卫生”概念的基础——不仅包括个人清洁等方面，也包含了改善公共环境和加强传染病预防与控制的公共卫生。如此一来，卫生就是关涉社会乃至民族国家生存的公共事务，有必要纳入国民教育的范畴。于是，在试图将女性打造成“国民母”甚至“女国民”的清末民初，女子教育中自然少不了卫生知识。

在学校教育中，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是教科书。清末民初，中国基础教育遵循男女有别的“双轨制”。女校往往有自己的教科书，即女子教科书。这一时期的女子教科书中就出现了卫生知识(见表1)。

表 1    清末民初主要女子教科书中的卫生课目

由表1的课目名称可知，清末民初女子教科书中的卫生知识在身体保养、个人和环境清洁之外，融入了近代西方生理学、生物学和医学知识，与中国传统的卫生概念已大相径庭。结合教材的具体内容还发现，在民国之前，女子教科书中的卫生知识更偏重以“清洁”为主的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进入民国之后，以生物学为基础的传染病防治知识开始增多。如商务印书馆1912年出版的《订正初等小学女子国文教科书》第7册中有“传染病”“防疫”两篇课文。在“传染病”一课中，编者指出，“病疫之人，体中有至微之生物，状如菌，生殖繁而速，恒由唾液、便溺发散于外，故能传染”。在“防疫”一课中，编者强调防疫之道“在乎清洁，使微生物不得生殖，则疫自绝矣”。1914年中华书局版的《女子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传染病之预防”一课中提及传染病的具体种类，“病之传染者至多，如痢、如痘、如癣、如疥、如伤寒、如肺痨，如时疫皆是”，并指出预防传染病在于“平时注意卫生，强固体质，使病原菌无从侵入”，对于患者用过的器具衣物应该消毒灭菌，需要接近病人的人也要事先用药品自卫。此外，对于天花的防疫法——“种痘”的来龙去脉，多本教科书进行了介绍。家政类教科书对传染病及其防治知识的介绍则更为详细。

显然，进入民国之后，女子教科书开始引入西方的疾病防控知识，强调传染病防治的重要性。这些内容的出现，不仅凸显着女学教材的“现代性”，更彰显了清末民初女子教育的初衷。在近代中国，传染病防治是隶属于公共卫生的重要内容。正如沈颐在“公共卫生”一课中指出，“卫生之事，不仅为己而已，即对于公众，实有应尽之责焉”。在女子教科书中传播传染病防治知识，是将女子纳入国民范畴，通过对其身体的规训和行为的规范，使其尽国民之义务。尽管这种“重义务、轻权利”的女权理念并不完善，但毕竟体现了近代女学将女性从传统父权家庭中带出、直面其国民身份的进步性。

不过，对于传染病防治这一“现代性”话题的追求，依旧无法掩盖女子教科书传播卫生知识时存在的“性别化”。一方面，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时期女子学校讲授的传染病知识主要集中在家事教科书中，明显依赖于传统性别分工；另一方面，同样在“国文”“修身”科目中传播传染病知识，女子学校的相应教学内容则带有鲜明的性别特征。如《订正初等小学女子国文教科书》中有课目《侍疾》、《女子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中有课目《婴儿之保育》等。诚如《女子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的“编辑大意”中提到，“国民知识为女子不可缺者则要列入”，但更重要的是“详言女子生计艺能及家政概要”。可以说，无论是国文、修身还是家事教科书，其中关于传染病知识的传播逻辑，依然建立在女性传统性别分工上。

20世纪20年代后，卫生知识在中小学课程中的地位有所提升。1922年的“壬戌学制”将卫生课程正式纳入学校教学体系。小学阶段单独授课，中学阶段纳入体育课程。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初级中学暂行课程标准》，其中生理卫生课程和国文、历史等同为初级中学的正式课程。1934年颁布正式课程标准时，去掉“生理”字样，称“卫生课”，教学目标着眼于使学生在了解生理卫生的基础上，明了基本卫生知识，养成个人卫生习惯，并促进公共卫生。无论是教学大纲还是这一时期出版的、经教育部审定的各版教科书，都十分重视传染病知识。例如，1933年世界书局出版的《龚氏初中卫生》第2册中，法定流行性传染病和各类一般传染病的内容占教材篇幅的一大半；第3册又涉及“传染病之预防”等公共卫生问题。同样的体例也出现在同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初中卫生》课本中。此外，193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新编初中生理卫生》下册也有专门章节介绍传染病相关防治和护理知识。显然，包括传染病知识在内的卫生知识作为国民必备知识的地位逐渐稳固。

这一时期，男女合校在“壬戌学制”下合法化。此后，虽然女子学校仍在开办，但鉴于统一的课程标准出台等因素，专供女子学校的教科书数量开始萎缩。从20世纪30年代的校刊资料中可见，女子中学大多同样使用上述教育部审定的卫生教材。这是否意味着这一时期的传染病知识传播已经告别性别化？

早在1929年，卫生专家胡定安在南京女子中学的演讲“家庭卫生与传染病关系”中就提出：“建设公共卫生，家庭卫生实为起点……主持家庭之中坚人物，厥为主家妇。为人母者，对于子女之卫生，为人师者，对于小学生之卫生，尤须有周密之顾虑。庶几幼小国民，可树强健基本……诸君将来实负有伟大之使命，清洁卫生之家庭，常能于无形中免除各种传染病之危险，享受健康快乐与幸福。”显然，在卫生专家眼中，女学生未来是家庭事务的操持者，在家庭卫生范畴内讲授传染病知识，意义非同寻常。事实上，从当时相关课程的教学目标、教学大纲和教学方法中，我们确实可以找到这种性别化教学的要求。如1934年颁布的高级中学卫生课程教学目标是要“使学生明了近代医学常识，及公共卫生与民族健康之关系；养成学生解决生活上健康问题之能力”。从教学大纲来看，教学内容包括现代医学由来、现代科学医学特点、社会进化与民族健康、健康与经济、个人对于社会民族健康应有之理解及行为。在最后一部分中包含有妇婴卫生、家庭卫生的内容。在教学方法中明确指出：“教师应依学生之性别，而对于某种教材略加补充或削减。例如女生宜多研究家庭卫生，及本身健康方面；反之男生宜多研究社会方面之问题。”可见，尽管教科书本身淡化了卫生知识的性别色彩，但在以教科书内容为依据的知识传播过程中，性别化传播依然是经常采用的策略。而在初中，卫生教学不仅采取单独设科的方式,还在相关课程中进行渗透。劳作课教材涉及卫生知识颇多,其中涉及传染病的内容就包括“家庭卫生与健康”“公共卫生及急救助产常识”“传染病及其预防”“病人之看护及饮食”等。初中劳作课被要求按性别区分,教授不同的内容。在女生劳作课课程标准的“附注”里还特别标明：“如第三学年改习其他职业科目,应将三学年教材择要教授实习,对于儿童养育与家庭卫生常识,必须提前授完。”显然，根据传统性别分工，卫生知识的传播存在性别差异。家庭仍是向女学生传播传染病知识的立足点。这在当时的女子高等教育中也有所体现。如1931年起，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家政学系的必修课程包括“家庭卫生及户内布置法”和“家庭看护”，课程目的“使之保持个人健康之法则以达到服务社会最高效率，并在家庭中，杜绝病源、看护病人、防止传染等方法”。1939年，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学院下设家政系，开设家庭卫生课，“授以细菌学概论、传染病学、妇科学、产科学、胎生学等知识”。

近代中国重视学校卫生教育对国民公共卫生意识的促进作用。诚如朱季青在《我国之学校卫生》中所论：“欲求推广卫生教育，以促进公共卫生事业，则必当先从学校着手，再由学生而推广及一般民众，始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果。且今日之学生，即为将来社会之主要人物，苟能于此时授以新医学之正常观念及公共卫生之常识，将来彼等投身社会，对于卫生事业之推行，必能获相当之同情与合作……如吾人以学校为推行公共卫生之中枢，则学校之外为家庭，集多数家庭而成社会。”公共卫生教育以学校为起点，影响家庭进而辐射全社会。而女学生在传统性别分工和近代“女国民”身份的双重影响下，被进一步赋予在家庭中传播和实践传染病知识的义务。将卫生知识性别化并加强对女学生的传染病知识传播成为近代学校卫生教育的特征之一。值得注意的是，与妇女报刊这类大众传媒不同，学校教育不仅可以通过教科书还可以通过灵活性更强的教学实践将传染病知识灌输给女学生。尽管存在性别化传播，但学校教育“在场”的特点使得女学生可以通过课内作业、课外实践、校内劳动、个人勤务、预防接种等形式逐渐养成公共卫生意识，客观上有利于近代知识女性群体健康素养的提升。

三、人际传播在面向城乡妇女的传染病知识传播中发挥独特效应

近代中国，大部分城乡妇女或因经济因素或囿于传统观念失去了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普遍缺乏自主阅读能力。传染病知识要实现对女性群体的传播，仅仅依靠妇女报刊和以教科书为基础的学校教育无法实现，政府和社会组织推行的各种社会教育成为重要补充。

20世纪20年代前，在在华基督教会和近代医学社团的努力下，通过在卫生游行中分发卫生小册子、传单，开展卫生演讲、卫生展览，播放卫生幻灯片，提供种痘和预防注射等活动，传染病知识开始在民众中传播。同时，各类母亲会、家政卫生训练班等临时组织也致力于对妇女进行传染病知识的普及。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央和地方的卫生主管机构以报刊为主要阵地宣传传染病相关知识。考虑到民众的知识水平，卫生机关还编印通俗易懂的防疫小册子、宣传画。1930年1月，江苏省举办民众教育宣传周，全省共印发《卫生丛书》万册、劝告民众改变不卫生恶习的画册7000份。同时，南京国民政府也通过一年两次常态化的卫生运动大会，发放卫生书籍，举办卫生展览、卫生演讲，放映卫生影片，组织游行宣传和大扫除等，培养民众的公共卫生意识。1932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民众教育馆暂行规程》，开展民众教育运动。据教育部1934年12月统计，全国共有民众教育馆880所，其中数量较多的省份有江苏(包括上海，210所)、山东(108所)、浙江(95所)、广东(66所)、河北(58所)等。这些民众教育馆均开展卫生教育。关于传染病防治的各种演讲、广播、幻灯片放映、电影放映、展览会、训练班等是各地民众教育的重要形式。

在民众卫生教育的众多方式中，将传播对象明确定为女性的是各类家政卫生讲习班或训练班。这类组织的特点是，将卫生知识纳入“家政”范畴，借助文字、图像、实物等物质媒介和动作、姿态、语言等非物质媒介，将性别化的卫生知识进行小范围的人际传播。

1935年，江苏省卫生事务所、省立民教馆、镇江教育局、镇江师范及镇江女子职业学校合办省会家政讲习班，向妇女灌输包括传染病知识在内的卫生常识、育儿和家事处理方法。同年，上海妇女教育馆开办看护训练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1)病室之注意，(2)消毒学，(3)绷带学，(4)诊病之辅助，(5)各症之看护法，(6)各种测量法，(7)治疗补助，(8)育婴法，(9)急救法，(10)医学常识，多涉及传染病知识。凡有一定教育程度、有志于学习看护技能的妇女，不拘年龄大小，均可入学，最终有52人报名。南京国民政府倡导新生活运动后，各地妇女新运会也积极开办包括传染病知识在内的卫生讲习班。如首都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调查家庭妇女生活状况，鼓励其参加夏令卫生运动并开办妇女常识训练班；河南省会妇女新生活劳动服务团，不仅大量印发家庭卫生常识传单，还组织妇女健康运动班。和城镇一样，乡村民众教育组织也没有忽视对妇女进行卫生训练。河南省立杞县教育实验区向妇女讲授包括传染病预防法、消毒法、简单疾病治疗法等在内的卫生知识，还在农闲时进行见习，并由受训妇女组织卫生队在乡间实践。而之所以在妇女中开办卫生训练班，主办方的解释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普遍认识：“中国农村社会的组织，主要的单位，还是家庭，而在家庭单位中，占最重要的位置者，更在妇女。因为妇女是家庭的核心，她们终年不出家庭以外，管理家政最为有力，她们一切言语、思想、行动，都能左右全家各个分子，并且能以他们所在的家庭，影响到全社会。”可见，传统性别分工在乡村社会传染病知识的传播中同样扮演重要角色。

相较于大众传播，人际传播是知识传播较为原初的形式，往往在缺乏物质媒介或缺乏大众传播条件的情况下进行。但在近代中国，这种形式适合在各类设施相对落后、卫生意识缺乏启蒙的乡村地区推行，更重要的是，它适应了近代中国女性活动空间相对局限的现实。20世纪30年代，城市女性走在中国妇女解放的前沿，在教育权、职业权等领域有明显的进步，但在广大乡村，女性仍然碍于传统观念而鲜少参加公共活动。各类展览、演讲、幻灯片和电影播放自然也是传播传染病知识的有效途径，但由于这些活动大多在人员集中的公共空间开展，女性参与有限。相形之下，在相对私密的空间开展、参与者同为女性的各类家政卫生讲习班、训练班更易为女性所接受。

近代传染病知识的人际传播对知识传播者的要求较高，不仅需要具备专业知识，还需具备一定的传播技能。而在针对女性的知识传播中，对传播者的性别也有一定要求。因此，在这一时期的民众传染病知识传播中，公共卫生专业人才特别是公共卫生护士就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的公共卫生护士诞生于1925年的北京。当时，京师警察厅与协和医学院试办公共卫生区事务所，“内设有护士三人，其工作为按户调查卫生状况”。1932年的北平市卫生局第一卫生区事务所有公共卫生护士20余人，“其工作在学校卫生服务事宜、工厂卫生服务事宜，并有地方拜访事宜，如孕妇之拜访、产妇之拜访、初生儿之拜访、未入学龄儿童之拜访、成人之肺痨患者拜访、普通成人内科病之拜访，或其他传染病患者与其接触者之拜访等事宜”。1934年起，南京国民政府卫生署举办公共卫生护士训练班，招收已经毕业的护士，教授公共卫生的专门学识与技能，使其服务于城乡卫生工作。截至1935年，已有四期学生共103人接受培训，分别来自江苏、浙江、山东、山西、广东、广西、江西、安徽、四川、甘肃、陕西和福建等地。这些受训者回到各地后，除了学校卫生、工厂卫生和预防接种等主要工作外，也承担了包括传染病知识在内的卫生知识传播工作。

在广东，家庭卫生训练班是公共卫生护士的工作重点。训练班“专就青年妇女授以家庭卫生知识、育儿方法、护病常识；至所授科目，计有普通疾病常识及护病法、传染病之预防及护理法、保婴学、婴儿疾病之预防与护理、普通卫生、个人卫生、救急法等，均附有图表讲解及实习”。在江苏，江宁县的公共卫生护士利用定时到规定村庄巡回治疗的机会，进行卫生宣传，并在村庄或当地学校内就近开设母亲会和儿童会。在浙江兰溪，公共卫生护士在民众夜校开设卫生教育，教授包括卫生常识、生活卫生、疾病与预防、急救训练等内容，并进行妇女班卫生教员培训，讲授家事学、育儿常识、烹饪法、缝纫、家庭卫生常识、生产前后一切卫生等。此外，还要利用农闲作巡回卫生讲演，利用传染病图画、幻灯、留声机、模型等进行教学。在地广人稀的西北，卫生教育也没有落下。在陕西，公共卫生护士协助农村办理卫生运动大会和婴儿比赛会，并利用巡回治疗的机会从事宣传演讲。在青海，公共卫生护士除了进行候诊教育，还对传染病和重病病人进行个人谈话。

在这类人际传播中，物质媒介和大众传媒在条件允许下被充分利用。如1937年，南京四牌楼地区开设妇女家事卫生训练班，训练科目包括家庭管理法、家庭急救法、育儿常识、儿童管理法、传染病及其他疾病之预防及处理法。课程内容有家庭卫生与妇婴卫生、产前卫生、产后卫生等。为了提升传播效果，各类挂图如卫生习惯图、妇婴卫生图、生理解剖图、传染病图被充分利用。不仅各类挂图、标本、模型成为知识传播的载体，幻灯片、电影等也在条件允许时成为丰富知识传播的手段。考虑到女性受教育程度有限，在人际传播过程中，知识也会被通俗化处理。1937年，江西省妇女生活改进会以南昌市每区的保甲长眷属为对象，自编教材进行训练。教材分为家政概要、育儿法、卫生概要、公民须知等5篇。“育儿篇”介绍传染病的总体传染途径和具体传染病的预防、治疗和护理方法。“卫生篇”则从个人卫生、妇女卫生、公共卫生三方面介绍，提及接种牛痘、打预防针和“隔离好人，送医院诊治”的传染病预防原则，也介绍了砂眼、癞头、痨病等几种普通传染病。考虑到“受训妇女多不识丁”，改进会根据教材内容“制成标本与挂图，同时教授者准备许多本地俗语成语，及当地民间故事，每遇适宜时，用来引证”。

与妇女走出家门接受传染病知识相反，当时还存在一种进入家庭开展人际传播的方式。一方面，公共卫生护士会定期进行家庭清洁检查。如在江苏萧县，公共卫生护士协助组织扑蝇运动、夏季家庭清洁检查。每月两次的家庭卫生检查，便是上门指导家庭中的清洁方法。还有一种上门宣传指导传染病防治的方式，就是公共卫生护士或劝导员的家庭访视。家庭访视是走进“家庭”按各家不同的需要给予实地的卫生指导。传染病患者及其家属是家庭访视的服务对象之一。公共卫生护士“从每日到本所就诊病人中选择，例如有患传染病的人来就诊，就须有公共卫生护士去其家做预防接种，授与家人避免受传染的常识，教导及设计消毒方法的工作。若是病人没有住院，在家治疗，则须教导家人如何护理病人，帮助及监视，务使病人得到合宜的护理，家人得到免受传染的保护”。

这种人际传播根据每个传播对象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知识传播和实践指导，应该说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卫生知识传播行为。但这种人际传播的效果取决于传播对象的经济状况、知识水平、卫生观念等主客观因素。在城市，公共卫生护士们感慨：“一般贫穷无知识的人，自然很需要我们去指导。虽然我们极力利用‘实际’来实行‘保健’，如用家里已有的瓦盆做脸盆、旧布做手巾等，但是眼前吃饭的问题若是没有解决，哪里还有闲心顾到病后的痛苦及耗费而加以预防呢……至于富贵之家，子女多受过高等教育，甚至留学生的家庭，亦多有缺少卫生常识者……他们自以为学识渊深，耻于下问，我们的工作很难在这般人身上生效。”而在乡村开展家庭访视的难度更大。在广东，有公共卫生护士指出：“此种工作实施于乡村颇感困难，盖风俗未开，每不为此所喜，或对于公共卫生护士访视之意，不多理会。”在西北，情况也喜忧参半。有公共卫生护士写道：“每当热炎炎的阳光，晒在公路上，无树影，无房屋，我们跑老远的道路去做家庭访视，喉咙又干又渴，但是嘴还要不停的讲话，而一般人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那一份脸色真难看，恨不得把我们从门口推出来。有时一条狗猛不防的跳出来，我们刚从门口走出，后面是一阵大笑。我们有时讲笑话，‘做家庭访视像要饭的’。但是有时我们也会常常遇到欢迎与合作的家庭，实行了我们卫生常识的劝告及疾病诊治，我的心境上又鼓舞起莫大的兴趣。”在浙江吴兴县，通过公共卫生护士的不懈努力，“每当种痘之季，乡妇时有自动携带子女前来施种”。显然，传染病知识在吴兴县妇女中的传播有一定成效。

近代中国绝大部分女性文化程度较低，但在传染病知识传播的过程中，她们并没有被忽视。这一方面得益于20世纪30年代后中国从政府到社会对于公共卫生的日益重视，另一方面缘于传染病防治将“家庭”作为实践的重要场域。近代城乡家庭仍然延续的传统性别分工，决定了向女性传播传染病知识具有必要性。考虑到大多数城乡女性的文化程度较低，民众教育中传染病知识的载体从文字向图像、实物甚至影音影像媒介转变，并利用更适合女性传播环境的人际传播提高知识传播的有效性。然而，知识传播的效果与传播环境关系密切。囿于近代民众卫生教育的实际投入不均衡和公共卫生人才特别是女性人才的稀缺，加之乡村地区公共卫生接受度低和封建保守的观念，近代乡村女性实际能够获得的传染病知识有限也是不争的事实。

四、结论

近代中国，女性是传染病知识传播的重要受众。伴随公共卫生在近代中国日益得到关注，知识女性已经可以从妇女报刊和以教科书为基础的学校教育中获取较为系统前沿的传染病知识。关于传染病形成原因、主要传播途径，“消毒”“隔离”“预防接种”等防疫总体原则，清洁通风洗手等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要点，季节性传染病高发时的应对等，已经日益为知识女性认知。当然，近代中国女性接受学校教育的比例很低，学校教育并不可能成为传染病知识和女性之间的主要桥梁。缺乏阅读能力的女性难以从书报等主流渠道获取传染病知识。因此，文字以外的各种图片、实物、影音影像媒介以及人际传播的形式，在近代民众教育中被广泛采用。可以说，由于传染病防治的特殊性，近代中国各级政府及相关社会组织在进行传染病知识传播时，没有忽略女性受众。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对妇女报刊、女校教科书、女性人际传播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近代传染病知识在向女性传播的过程中，大多立足于传统性别分工，或主要向女性传播传染病看护知识，或将传染病知识纳入家庭卫生范畴，更有甚者，将其纳入家政范畴，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性别化传播。如果将视野进一步拓展，我们还能发现，这种性别化传播并不随媒介类型发展而改变。在医学书刊报纸、大众报刊、卫生宣传册和招贴画、演讲展览、广播电影等其他传播传染病知识的媒介中，我们同样能看到这一特征。显然，传统社会性别观念从传播内容、目的、途经、策略等方面共同影响了传染病知识的传播。

近代传染病知识传播的性别化存在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近代中国家庭依然延续了前近代时期的传统性别分工。于是，掌握卫生知识特别是疾病预防和看护知识，被认为是女性的“天职”。是故，近代妇女报刊上的传染病知识集中在预防和看护特别是儿童传染病预防看护领域；在近代女学兴起之初，家政、修身类教科书中就有关于传染病知识的课目；粗通文字的乡村妇女也被组织起来，成为传染病知识的传播对象。另一方面，这种性别化传播缘于近代公共卫生知识传播策略和女权主题的不谋而合。近代传入中国的公共卫生理念要求个体、家庭与社会共同担负起预防疾病、防止疾病蔓延的责任。而中国近代女权在当时的主张是把女性打造为“国民之母”和“女国民”。作为“国民之母”和国民一分子的女性，成为传染病知识传播中的重要触媒。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公共卫生教育从学校到家庭”的理念得到推崇后，这一时期的女学生，一方面作为“女国民”肩负起将传染病知识向家庭传播的责任，另一方面作为“国民之母”充当在家庭中实践传染病防治的“第一责任人”。从上述两个方面来看，传染病知识传播的性别化带有传统和近代的双重色彩，其共同落脚点是“家庭”。

于是，近代传染病知识的性别化传播也有必要从两个层面进行分析。一方面，传染病知识的性别化传播，使得相关知识与“家政”捆绑，影响了传染病知识在民众中的真正普及，更将女性社会角色固定于“家庭”，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传统社会性别观念。另一方面，在女性普遍缺乏医学启蒙的情况下，围绕预防和看护的知识传播令女性客观上获得了关于传染病防治的知识。赋予女性知识特别是被视为“现代性”重要标志的医学知识，本身也是近代女权运动追求的目标。同时，判断一种知识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性别化传播是否合理，还要从知识传播本身的内在理路出发。近代西方公共卫生知识传播的策略中，本就非常强调“家庭”这一环节的价值。向家庭传播，是公共卫生知识得以沟通个体和社会的重要基础。从这一角度而言，在无法改变家庭中传统性别分工的情况下，近代传染病知识传播的“性别化”，有“家庭化”的客观需求，是进一步“社会化”的基础。从这个角度而言，对知识传播性别化的价值评判，也应结合具体历史语境来分析。

当然，近代战乱等因素引发的社会经济的落后、公共卫生教育经费和人才投入的有限，加之女性受教育程度低下等，决定了传染病知识无法完全传播至城乡女性，近代中国女性的传染病知识素养水平仍然较低。但我们也要看到，社会经济水平和医疗卫生水平的提升，并不能自然提升民众的公共卫生意识和传染病防治素养。近年来，中国各地进行的居民传染病防治素养水平调查发现，中国城乡居民的传染病防治素养水平普遍较低。而在一些将性别因素作为变量的研究中，女性特别是农村地区、受教育程度低、收入水平低、年老的女性，其传染病防治素养水平较男性更低。显然，传染病知识的传播不是一个历史命题，同样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因此，新时代背景下的传染病知识传播，应针对不同特征人群采取不同的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形式。在针对文化程度较低或年老的群体进行传染病知识传播时，不仅要充分利用图像、影音、影像等多元载体，还应看到人际传播的特殊效应，积极开展各类通俗实用的卫生培训、卫生竞赛和卫生运动等形式。其中，公共卫生护士的价值也应被重新考量，以纳入当下传染病知识普及和防控实践中。更重要的是，当代传染病知识传播的主要渠道仍是学校教育。然而，公共卫生强调个体、家庭和社会的紧密结合，家庭作为中间环节的作用十分重要。在继续强调学校教育在公共卫生意识培养中的核心地位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在家庭领域实践传染病预防和看护的必要性。这可以弥补当下学校卫生教育普遍缺乏实操性的劣势。同时，围绕育儿和家庭救护相关的卫生知识日益成为众多家庭的实际需求。结合育儿和家庭救护知识的传染病知识传播，客观上具备一定的有效性。当然，在传统性别分工模式依然潜行于当代中国家庭的现状下，我们要警惕传染病知识传播中容易出现的性别化趋向。围绕家庭的卫生知识传播不能成为固化女性传统社会分工的“同谋”。
注释和参考文献略本文来自《妇女研究论丛》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