岸本美緒 (Kishimoto Mio) 教授，現任東洋文庫研究員、御茶之水女子大學名譽教授，曾任東京大學文學部教授等職。主要研究領域為明清社會經濟史，代表著作為《清代中國的物價與經濟變動》(1997)、《東亞的近世》(1998)、《明清交替與江南社會》(1999)、《風俗與時代觀 明清史論集 1》(2012)、《地域社會論再考 明清史論集 2》(2012) 等，另有多篇論文及編著、合著專書數冊。

求學歷程與師友雜憶

岸本教授出生於 1950 年代東京的平凡家庭，父親是單純的上班族，既稱不上「書香門第」，也沒有「家學淵源」。不過父親在埋首工作之餘，對於和歌、俳句也稍有心得，母親則對教育十分重視，因此家裡的氛圍還算是鼓勵子女讀書。岸本教授憶起母親的嚴格，小時候只能私底下偷看漫畫，要是被發現肯定挨罵。

小學高年級時，由於適逢甘迺迪遇刺、越戰爆發等重大事件，岸本教授開始對現代史及時事產生興趣。雖然擔任校內學生刊物的編輯，但文章主題總不離國際情勢，還曾因此被其他同學抱怨：「多寫點生活周遭的事情！」當時岸本教授也常守著電視，觀賞諸如美國製作的現代名人傳記節目《Bibliography》，以及描寫忠臣藏故事的大河劇《赤穗浪士》等影集，就連暑假作業的自由研究都以兩次世界大戰為題，整理史事發展的來龍去脈。

升上中學之後，岸本教授才逐漸開始關注中國。其中一項原因是漢文。日本的中學古文課程中包含一部分漢文，在學習過程中，岸本教授隱然發現，似乎在漢文的字裡行間，蘊藏著許多與自身感性相互契合之處。另一項原因則是當時如火如荼般展開的文化大革命。岸本教授回憶，當時透過報紙的報導，親眼目睹一場「革命」的爆發，確實對自己造成相當巨大的衝擊，更何況還有許多和自己年齡相近的青少年參與其中。原先自己閱讀的範圍多集中於西洋的推理小說系列，和大佛次郎、吉川英治、司馬遼太郎等作家的時代小說；此後也開始涉獵中國相關的書籍，諸如《東洋的歷史》叢書，以及《紅星照耀中國》(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等與革命議題相關的著作，還特別到電影院觀賞紀錄片《黎明之國》。岸本教授說道，現在回想起來，應該就是在那個時間點上，明確意識到自己對中國的興趣。在當時就讀的天主教女校裡，同學大多偏好歐美文化，不過也有少數的「亞非派」，彼此之間感情特別融洽，其中還有人後來從事中文教科書的出版及翻譯事業。

升上高中之後，岸本教授對中國史的興趣日漸增加，但主要集中在古代史和現代史。在當時閱讀的著作中，岸本教授特別對武田泰淳的《司馬遷——史記的世界》和宮崎滔天《三十三年之夢》兩書印象深刻，反而對明清時代少有關心。岸本教授謙稱，雖然當時曾經試著閱讀《明夷待訪錄》譯本，但難度實在太高，無法體會其中奧妙，更沒想到日後竟會走上研究明清史的道路。

高中畢業後，岸本教授考進東京大學。依照東京大學規定，一二年級生首先必須在駒場的教養學部接受通識及語言教育，三年級之後才決定專攻學科及研究室。在東大教養學部，第二外語的選擇不僅左右學生將來的方向，對於交友、師承等人際關係也影響甚大。當時岸本教授選擇進入文科三類（日後大多升上文學部或教育學部）的中國語班，授課教師則是工藤篁教授。[1]工藤教授深具個人魅力，更對中國懷有獨特情感，長年來吸引眾多學生跟隨，例如研究中國文學的丸山昇、田仲一成等先生都是其高足，當時甚至有「工藤教」之稱。[2]這點雖然主要跟工藤先生自身的特色有關，但學生們既然願意選擇當時勢力薄弱的中國語課程，似乎也有一些臭味相投、相互呼應之處。岸本教授說道，美中兩國在自己入學那年 (1971) 才剛開始接近，雖然選擇中國語的學生人數稍有增加，但畢竟不是所有人都對中國抱持特別深厚的情感，因此恐怕有不少人對工藤先生的風格和教法難以適應。即便工藤先生和岸本教授入學前心中描繪的「東大教授」形象南轅北轍，但也正因為現實與想像之間的反差，轉而引發岸本教授的興趣，雖然自認並非「工藤教徒」，還是非常積極地參與課堂與班上的各種活動。[3]

岸本教授分析，自己學習中文的過程頗受工藤先生影響，對他的教學理論也深感贊同。工藤先生曾說：「閱讀中文，要輕輕觸摸，細細品嘗。」亦即單單依靠字典的解釋，終究無法了解字句中的深意，更要用心領會，用身體感受。這句話也讓岸本教授發現，原來自己對漢文的興趣，正是源自於蘊藏在每個漢字背後充滿感性的衝擊力。例如工藤先生曾經以「鬧」革命和紅杏枝頭春意「鬧」兩個詞為例，讓學生試著感受每一個漢字的特色。同時，工藤先生也特別重視發音。岸本教授想起，有次朗讀《駱駝祥子》中二強子在家裡發酒瘋的場景，當時自己重複練習了數十次，而工藤先生也不厭其煩地一一指正，雖然這種練習在日常會話幾乎派不上用場，但至少讓自己對每個字的發音累積許多自信。此外，岸本教授也曾參加丸山松幸和竹田晃兩位先生的漢文課程，當時閱讀的文本是〈報任安書〉。對身為武田泰淳《司馬遷》書迷的岸本教授來說，有幸能在名家諄諄善誘下悠遊其間，每次上課都充滿感動與收穫。

文科三類選修中國語的學生，從三年級開始必須選擇自己的專攻領域，其中中國哲學、中國文學和東洋史是三個主要的升學選項。當時的岸本教授認為，中哲、中文研究室瀰漫著一種戰後日本中國學者對中國抱持的獨特情感，[4] 似乎非得沈浸在這份過度感性的熱情之中不可，否則就無法了解中國，研究出來的成果也不具意義，令人感到有些沉重甚至窒息，因而為之卻步。相較之下東洋史的研究對象既不僅限於中國，研究方法也講求史實考證，顯得直接明瞭許多。岸本教授相信，只要持之以恆、一點一滴地努力累積，終究能夠作出成績，所以才選擇了東洋史學研究室。

當時東洋史學科研究中國史相關領域的是西嶋定生和田中正俊兩位先生。岸本教授回憶，那年西嶋先生課堂上讀的是王先謙《漢書補注》的〈百官公卿表〉，進行方式大致是由學生依序導讀，西嶋先生總是靜靜地聽，之後針對要點略加抽問，態度悠然自若。岸本教授猶記得輪到自己時非常緊張，一心集中在報告上，無暇旁顧，回應提問時更是絞盡腦汁，總算全身而退；直到下課後一問同學，才知道原來西嶋先生整節課都「睡得很熟」。

至於田中先生的課，最初讀的是《皇朝經世文編》所收錄清初官僚張英 (1637-1708) 的家訓〈恆產瑣言〉，而同學們手上拿到的文本，則是田中先生字字親筆抄寫、未加任何標記或句讀的白文。當時岸本教授被分到第一位導讀，對於課程該如何進行也不明究理，只好硬著頭皮先到東洋文庫和東洋文化研究所的圖書館，查找作者張英其人的生活事蹟。早在 1940 年代，北村敬直教授就已利用此文探討張英的土地經營策略。岸本教授心想，或許還可以從地方志當中找尋一些線索，於是在翻閱張英出身地桐城的卡片之後，發現了《桐城耆舊傳》這本二十世紀編纂的桐城名人傳記；一方面藉由書中的相關記載，大致勾勒出明末到清末這段期間張氏的主要家系，另一方面又參考方志的地圖，確認史料中各處家產、地產的位置所在。岸本教授說道，自己正是在那時發現明清經濟史的趣味之處，相較於先前閱讀的史學名著，對於明清時代的文書還是全新的體驗。《史記》、《漢書》等字裡行間熱情洋溢、魄力十足的名著固然令人折服，但明清時代地主的內心世界和生活環境，或許也同樣有趣。針對明清時代的特定人物，只要順藤摸瓜般針對線索一一查考，就能讓人物周邊的社會、經濟環境具體呈現出來；再進一步將文本放回那個時空環境之下閱讀，也就能夠明瞭作者想要傳達的意義。日後，每當被問起為何對明清史研究產生興趣時，岸本教授都會將這段體會視為重要的契機。四年級撰寫學位論文時，岸本教授一度考慮是否以華北紅槍會等二十世紀的農民運動為題，最終則聽從田中先生的建議，轉向明清賦役制度，自此步入明清史研究者的道路至今。

對於指導教授田中正俊先生，岸本教授自然是點滴在心頭。[5]田中先生的研究班從早上十點半開始，一路持續到下午，再接著進行研究會，討論到晚上八點，經常欲罷不能；對於史料的分析與解讀更是特別重視，甚至有「一日三行」之說。此外，田中先生治學之嚴謹，在東洋史學界更是眾所皆知。然而這些經過理性思辨分析而成的論文，並不僅限於客觀史實的陳述，更立基在田中先生豐富的人生經驗，以及自身對研究對象的情感共鳴之上。岸本教授回憶，田中先生時常說起自己曾在熬夜撰寫有關明代農民鬥爭的論文時，睡夢中聽見那些農民給他鼓勵：「我們能夠依靠的只有你了！」但這個故事通常只說了一半，其實農民說的不是中文，卻是法語。此外，田中先生向來討厭行為舉止粗魯之人，特別無法忍受有人隨地吐痰，對此也有學生曾經開玩笑回嘴，「不過鄧茂七（明代農民起義的首領）那群人肯定常常隨地吐痰！」總而言之，田中先生雖然對明清時代的農民鬥爭具有強烈的關懷，但其思考的出發點或感性的本質卻源自於西方（如馬克思主義等），正巧和上述工藤篁先生的類型形成強烈對比。

明清史研究之路

岸本教授在明清史領域長年耕耘，研究成果卓著，廣為世界學者援引。整體而言，岸本教授分析自己的研究並非「結構式」，就算將所有內容結合起來，恐怕也無法組成一個整體且條理分明的圖像；反而更該說是「阿米巴式」(Amoeba) 的風格，亦即在研究某課題的同時，發現另一個問題的可能性，進而衍伸出新的研究對象。至於長久以來一貫的問題意識，則是生活在中國社會中的人們如何看待他們身處的社會環境，又在遭遇分歧點時如何進行抉擇，藉此分析「秩序」的特性與變化。簡而言之，《清代中國的物價與經濟變動》主要從物價及市場的取徑切入，重點在於對抗「封建制論」，並強調當時人所採取各種行動的合理性。相較於此，《明清交替與江南社會》則以民眾運動與社會思想為中心，探討當時究竟處在什麼樣的社會背景及思想環境，使得人們選擇進行許多看似不合理的行動。至於近年出版的《風俗與時代觀》和《地域社會論再考》，則是集結散落文章而成的論文集。前者收錄數篇方法論相關的論文，從「風俗」的觀點考察個人行動與社會秩序形成之間的關係；後者則選入從「暴力與正義」視角討論秩序問題的論文，而兩書也都是延續先前所述的問題意識而來。

岸本教授說道，常有外國學者詢問自己「屬於東京學派（歷研派）或京都派？」如果單就在學和任職期間所屬的大學來說，當然該說是東京派，但京都的學風同樣也非常令人讚賞，很難將自己的研究定位在特定的學術系譜之上。雖然自己求學時代長年參加田中正俊和西嶋定生兩位先生的研究班，但撰寫論文時卻從未運用兩位先生共同援引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不過反過來說，自己也不曾想過提出一個能夠取而代之的新理論。

 

另一方面，岸本教授則明確舉出三位在研究上影響自己最深的前輩學者，分別是一橋大學的經濟學者村松祐次、東京大學法學部的滋賀秀三，以及一橋大學的歷史學者增淵龍夫。其中，岸本教授只有參加過滋賀先生的研究班，村松和增淵先生更是連一面之緣都沒有。[6]三位學者非但領域相異，也不曾組成學派，但在研究上卻有一個重要的共通點：對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階段論採取批判態度。三位前輩學者都是藉由社會科學式的普遍關懷為基礎，透過內部且深層的觀點，依循中國人的思考理路，試圖理解不同時代下中國社會的特質，而不是先從外部強硬地貼上「封建」、「落後」或「亞細亞式」之類的標籤。岸本教授謙稱，自己從來不曾正式學習過經濟學、法學和社會學，但向來對於三位學者的研究風格非常嚮往，至今也尚未超越前賢所開闢的思路。自己的研究最多只是在「從十六至十八世紀當下的時空環境出發，動態地重新考察中國社會的特質」這一點上，稍微做出了些許貢獻和突破。

看著自己著作等身的研究成果，岸本教授笑稱，其實每一篇文章就像一個孩子，各具特色和優缺點，因此沒有所謂的「得意之作」或「失敗之作」。自己年輕時代完成的幾篇經濟史相關論文（例如《清代中國的物價與經濟變動》所收的〈《租覈》市場論的經濟思想史地位〉、〈《租覈》的土地所有論〉等幾篇文章），雖然篇幅不長，但卻蘊藏許多富含開創性的想法，日後才進一步發展成其他論文的基礎。岸本教授也反省自己研究上的缺點，就像是在地上發現礦脈，卻不動手向下挖掘一樣，總是在發現問題、閃過想法的階段就已感到滿足，繼續尋找其他的可能性，並未深入展開討論，有點「為德不卒」的遺憾。

目前學界一般認為，隨著 1980 年代以降「地域社會論」的提出，日本的明清史研究獲得大幅進展，開啟了另一段新時代。對此，岸本教授也同意，研究的潮流確實在 1980 年代經過一陣巨大的轉向，但是否稱得上「進展」，或許還有待商榷。所謂「進展」，感覺應該是朝著既定的方向前進，但當時的研究者們雖然在題材上打破以往理論框架的拘束，卻也轉為從事各人自身的研究，失去了共同的目標。在 1980 年代以前，學界主要的焦點大多在以生產關係為主軸的發展階段論等問題，無論研究什麼都必須和這些大的歷史架構或轉變進行對話，否則研究的意義很可能遭到一部分的學者否定。即便當時也有另外一群學者對此批判，但這些批判事實上也立基於既有理論框架存在的前提之上。1980 年代以後這些理論框架的解構固然可喜，但從另一方面來看，即便學界偶有「地域社會論」之類不甚顯著的學術動向，似乎也失去了研究的向心力，乃至於共通的問題意識。

有鑑於此，岸本教授建議，為了促使學界討論更加熱絡，學者在埋首書堆之餘，也不妨試著「行銷」或「宣傳」自己研究課題的特色與發展性，吸引其他學者共同從事相關領域的集體研究，而達到推動學術發展的效果。話鋒及此，岸本教授提到，自己最近忽然回憶起從前和父親在家裡看職棒的場景，記得父親總是在觀賞球賽時，意外說出一番饒富哲理的話。父親評論當時讀賣巨人隊的三壘手長嶋茂雄，在接捕內野滾地球時，是「讓簡單的球看起來很困難」的天才；而鎮守游擊的隊友廣岡達朗，則是「讓困難的球看起來很簡單」的天才。[7]岸本教授說道，當時自己屬於「廣岡派」，覺得長嶋的動作相當華麗，即便只是平凡無奇的球，也能吸引眾人目光；但廣岡能夠將困難的球處理得輕描淡寫，只有內行球迷才能看出門道，更有一股瀟灑俐落的「職人」帥勁。直到最近重新想起父親的這段話，岸本教授才發現，兩人確實都是天才，沒有高下之分。職業棒球在日本能夠有今天的榮景，長嶋茂雄肯定居功厥偉。由於長嶋茂雄的努力與個人風格，讓職業棒球成為雅俗共賞的運動，甚至深化為日本文化當中不可或缺的元素。至於學問，又何嘗不是如此？如果學界都是廣岡型的學者，發展反而容易受限。因此長嶋型的學者也同樣重要，兩者必須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自從二十世紀後半以降，歐美學界所發展出來的許多重要理論和學說，也分別對日本學界帶來若干衝擊和影響。對此，岸本教授說道，由於自己會在論文中明確言及諸如「世界體系論」、「道德經濟」或「全球史」等各種流行一時的理論，不免會讓讀者產生一種喜歡「跟風追新」的誤解；但相信讀者只要讀過文章，即可發現自己在提及這些理論時，其實有刻意地保持距離。[8]岸本教授表示，這些歐美發揚的新概念，終究還是源自歐美的發展脈絡，無法直接套用於日本的史學研究；在面對這些概念時，自己總是隱然覺得有些不明究理、難以認同之處，卻又說不出所以然，於是乾脆以此疑問為出發點，反思日本學界的研究特色為何。

日本的歷史學研究分為日本史、西洋史和東洋史三大領域，中國史和東南亞史、印度史、西亞史等都屬於東洋史的範疇。岸本教授認為，只要是日本的中國史（外國史）研究者，多少都有和日本史或西洋史研究進行比較或對話的意識。例如旗田巍《中國村落與共同體理論》等戰前史學界對於中國社會的討論，其中一項目的就是為了回答日本社會究竟屬於西洋或亞洲。至於戰後的馬克思主義歷史發展階段論，抑或是梅棹忠夫的「文明生態史觀」，雖然型態有所改變，實際上都承繼了相同的問題意識。又如滋賀秀三也藉由對中國社會與法律的研究，重新認識與反省日本自身的特色。近年有些提倡「全球史」研究的學者，批評以往的日本中國史研究大多集中於一國內部的問題，對於和世界史之間的比較毫無興趣和關懷，其實並非如此。對近代日本的中國（史）學者而言，和日本或世界（西洋）之間進行比較，已然是強迫「內建」的必備觀念。日本學者現階段的課題並非將研究視野從一國擴展到世界，而是如何柔軟而公正地從事比較研究。

早自 1930 年代起，諸如岩波、山川、講談社等日本的幾間大型出版社，即有招集學者撰寫歷史普及叢書的慣例，多由各領域第一線的研究者負責。其目的不僅在於讓有志於歷史學的年輕學生掌握各家學說，成為踏進學界的敲門磚；也希望藉由平易近人的筆觸，塑造出歷史的臨場感，讓一般社會大眾厚植人文素養，以及對於鄉土乃至世界歷史、文化的認識。岸本教授同樣也受到邀請，在 1998 年內陸續撰寫出版《東亞的「近世」》、《明清與李朝的時代》兩本銷量長紅的東亞史通論性著作，並編著《岩波講座世界歷史》其中一冊，主題為「十六至十八世紀東亞、東南亞傳統社會的形成」。岸本教授說道，這些著作共同的核心概念，在於解釋「變動的共時性」，以及歷經變動後所形成的「秩序的多樣性」。這些觀點大多源自各領域的前人研究，例如宮嶋博史的「傳統社會形成」論、Anthony Reid 的東南亞「貿易時代」論，以及村井章介、荒野泰典等人的倭寇論等等。自己的原創性容或不夠充分，但要將各家學說融會貫通，再放入自己建構的歷史敘事體系當中，實在也是一項困難的大工程。不過岸本教授也強調，這些通論性著作所揭示的時代圖像沒有絕對的正確可言，不應強迫他人認同，自己也無意積極宣傳，只要能夠明確表現出自己的立場相異於固定的發展階段論、類型論，又能傳達出明清時代與當代社會之間不同的特色即可。

綜觀岸本教授歷年來的著作，不難發現其中一大部分是來自出版社或學會雜誌的邀稿或演講稿。面對如此高頻率的邀約，岸本教授曾經比喻，編輯部的各式邀約就像是投手的七彩變化球，而自己身為場上的打者，就必須漂亮地將所有球種揮擊出去，或許也正因此而發展出一套長年不變的獨門打法。對此，岸本教授表示自己向來是抱持著「對話」的心態，希望能和對方進行一場有趣的對談交流。要完成一段「有趣的對話」，首先必須摸索對方的意圖，了解對方問題的關懷所在，預想對方希望自己回答什麼；然後在對方所關心的範圍之內，給予對方出乎意料的回答。同時，由於對話的目的不在取勝，因此也應該盡量避免使用艱澀難懂的詞彙及理論，或是高高在上的行文語氣。最後，為回應來自四面八方的各種請託，岸本教授也建議不妨隨身攜帶專用的筆記本，記錄日常生活中偶有所得、稍縱即逝的靈感。

歷史教育與學術工作

除了明清史研究之外，岸本教授也長年參與高中歷史的教科書編纂工作。實際執筆之際，岸本教授經常提醒自己必須盡量保持中立，不應投入過多的個人風格，更要避免因為平常使用漢文史料，而不知不覺地陷入「中國中心」史觀的情形，自己也從高中老師反饋的意見和提問當中受益良多。岸本教授說道，目前社會對於歷史教科書的期待不一，自己也還沒有定見。整體而言，教科書應該揭示的是歷史發展的大方向，不必急於引用學界的新發現和新觀念，或許保持十年或二十年的「時差」(time lag)，等到學界有所共識之後，再寫進教科書也無妨。但也正因此，日本的歷史教科書才給人一種過於保守的印象。

另一方面，岸本教授也多次主持或參與學會刊物的編輯工作，其中又以歷史學研究會的《歷史學研究》最為著名。這部雜誌每月出刊，對於來稿之領域、時代等均無限制，稿件種類多元，且每年固定至少舉辦一次全國性的大會，各有明確的主題或關懷。岸本教授表示，藉由擔綱編輯的重任，有助於讓自己習慣有意識地以俯瞰的角度全盤關照各地區、各時代的問題；也因為雜誌有出版特集（專號）的壓力，必須在眾多學者之間尋找共通點，培養研究的向心力。

岸本教授先後在御茶之水女子大學及東京大學執教，作育英才無數，指導學生現已開枝散葉，遍及東亞各國名校之中。岸本教授細數歷年來在研究班曾經研讀的漢籍史料，從基礎史料《明史》開始，進而到《日知錄》、《廿二史劄記》等史論著作，李漁的「社會派」諷刺小說《連城璧》，乃至於《上諭檔》、《起居注》與《硃批奏摺》等原始檔案，以及司法文書及行會碑刻等各具特色的一手文獻。此外，也讓學生閱讀林耀華《金翼》(The Golden Wing: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Chinese Family)、費孝通《皇權與紳權》等二十世紀前半中國學者的社會科學研究。對於學生的論文指導，岸本教授延續東京大學的一貫傳統，在大方向上採取信任與放任的態度，尊重個人的選擇及志向，但對於學生提交的論文草稿，則必定一字一句地仔細批改。岸本教授也經常期許學生能夠潛心精讀史料，虛心求取知識，不必過於計較花費的時間成本與報酬是否相符，如此在撰寫論文的階段才能徹底集中精神，進入超然忘我的「三昧境」。[9]

臺灣印象

岸本教授回憶，自己直到 1989 年參加「民國以來國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研討會」時，才有機會初次造訪臺灣。但早在研究所時代開始，就因為陳慈玉、于志嘉、張炎憲等同窗學友的緣故，和臺灣學界建立起深厚的情誼。日後在御茶之水女子大學和東京大學任教期間，除了實際指導的幾位留學生以外，也有許多臺灣學者前來交流；自己研究生涯中唯一一次在海外開講授課的經驗，就是在新竹的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特別感謝當時黃一農教授等諸位學者的多方關照。猶記得 2002 年在「新史學講座」分享的〈風俗與歷史觀〉一文，有幸得到許多臺灣學者甚至來自華文學界的迴響；近年更因參加研討會之故，多次前往中研院的史語所、近史所、人社中心、臺史所等各所參訪、請益，也和其他大學保持交流。

對於臺灣的明清史研究，岸本教授認為，刊載於主要期刊的各篇論文，無論是對於前人研究的掌握度、提出結論的可信度都堪稱一流；至於研究者整體質量的厚度，以及論文徵引史料的廣度，更是難出其右。中研院萬事俱備的研究環境，也非常令人稱羨。相較於臺灣史學界的專精，岸本教授比喻，日本的史學界就像是百貨公司，幾乎所有時代、地區、民族的歷史都找得到相關領域的研究者，可說是日本學界的一大特色，但也由於涵蓋範圍遼闊，深度反而略嫌不足。

另一方面，目前日本、臺灣甚至中國的明清史學界，似乎都面臨到同樣的困境，亦即提出新觀念、新理論的情形少，大多只能從歐美輸入，實在非常可惜。岸本教授認為，這點並非是因為東亞漢字圈學界缺乏創造新概念的理論實力，或許更應該歸咎於社會機制不夠完備，無法提供足夠的養分和環境，讓剛萌芽的想法順利發展茁壯，再加上權威主義從外部灌輸既成觀念所致。在就職狀況艱困的現實之下，年輕學者自然不敢嘗試挑戰。也正因此，如何讓年輕學者勇於提出新觀點、培養新課題，想必將會成為學界生死攸關的一大難題。

（備註）近年另有一篇岸本教授的訪談稿，限於篇幅，部分重複的訪談內容只能割愛，敬請讀者參閱該文。戴海斌、梁敏玲訪談整理，〈岸本美緒教授訪談錄〉，收於《問學：思勉青年學術集刊》，第 1 輯（北京：三聯書店，2015），頁 308-329。

[1] 工藤篁 (1913-1974)：生長於臺灣，1932 年台北高等學校畢業，1936 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支那文學科。1950 年起任教於東京大學教養學部，1974 年退休，在東大教授中國語期間培養眾多學者。

[2] 關於戰後以降駒場的中國學研究及教育，參見谷垣真里子等編，《戦後日本の中国研究と中国認識：東大駒場と内外の視点》（東京：風響社，2018）。

[3] 當時岸本教授參加的中國語班級裡，後來持續走上中國研究之路的，還有久保亨（現代史）、神塚淑子（道教思想），和已故的代田智明（現代文學）、杉山太郎（現代文學）等著名學者。

[4] 武田泰淳的小說《風媒花》就曾運用一些深刻而稍顯極端的表現手筆，來描寫這些戰後日本中國研究者的情感曲折。

[5] 田中正俊 (1922-2002)：出生於台南，日後移居東京，1943 年第一高等學校畢業後，進入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東洋史學科，旋因「學徒出陣」參與戰爭，在臺灣及東南亞各地服役。歸國復學之後重啟史學研究，自 1967 年起任教於東京大學文學部東洋史學科，至 1983 年退休。另參見岸本美緒，〈追悼田中正俊先生〉，《史學雜誌》，112：1（東京，2003: 1），頁 112 - 114。

[6] 關於一橋大學的村松祐次及增淵龍夫兩位先生，另可參見 2010 年岸本教授的演講逐字稿：〈一橋大学の中国社会研究〉，網址：http://www6.econ.hit-u.ac.jp/areastd/documentation/b7.pdf。

[7] 長嶋茂雄是日本家喻戶曉的職棒球星，有「棒球先生」的美譽，在關鍵時刻常有優異表現，與王貞治等名將共同達成九連霸的偉業。廣岡達朗也是同時期巨人隊主力球員，素以守備堅實、強調基本功著稱。

[8] 關於岸本教授對「全球史」及「加州學派」的看法，參見岸本美緒，〈グローバル・ヒストリー論と「カルフォニア学派」〉，《思想》，1127（東京，2018: 3），頁 80 - 100。

[9] 關於岸本教授與同僚、學生之間相處的軼事與回憶點滴，參見《お茶の水史学》，61（東京，2018: 3）所收各篇文章。

訪談人： 李侑儒（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研究科博士課程） 撰寫人： 李侑儒（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研究科博士課程）

来源：中研院明清史研究推动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