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学贵在勤奋与一丝不苟：瞿同祖先生访谈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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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5-1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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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文摘录自赵利栋先生的《为学贵在勤奋与一丝不苟——瞿同祖先生访谈录》一文的第四部分“治学经验、遗憾与期望”。该访谈进行于2007年，当时已经98岁高龄的瞿老思维清晰，记忆力惊人，而平易谦和的长者风范，更令晚辈们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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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老，您在中国社会史与法制史研究领域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您觉得有哪些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后辈学者学习?
瞿：我才疏学浅，成就微不足道。我的书能不贻笑大方，便心满意足了。我一生治学得力于“勤奋”、“认真”四字。为学贵在勤奋与一丝不苟的精神，这是我的座右铭。在昆明时生活和工作条件艰苦，敌机不时来袭，在呈贡乡间住了一年，夜间以菜子油灯为照明工具，光线昏暗，不能写读。八时即就寝，于是就在床上反复思考写作中遇到的问题。有了腹稿，次晨便可奋笔疾书了。在哥伦比亚大学译《中国法律与中国会》时，只能于工作、听课之余从事，时间有限，周末往往不休息。在哈佛大学担任研究工作时，该校中日文图书馆给我一把钥匙，常于夜间去书库查阅资料。
顾炎武于其《日知录》中引用明人谢肇淛的《五杂俎》，“今户部十三司胥算，皆绍兴人，可谓目察秋毫，而不见其睫者矣。”近人引顾书，以为此条可以解释何以幕友多为绍兴人。我查了《五杂俎》，发现原文为“吴越人”，并非“绍兴人”。这是“认真”的一微小收获，因此悟到做学问要有一丝不苟的精神。谨以我的经验作为给青年读者的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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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的学术一生中，主要的成果只有三本专著和几篇论文，数量上并不多，您是如何看待学术论著的数量与质量的?
瞿：我不认为数量的多少是重要的。学术是对知识的求证过程，没有结论的求证是缺少实质意义的。所以，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如果没有新的观点、新的见解、新的方法，没有自己独到的思想，就不要写文，也不要写书。有些人为了名，愿意多写，写了没有意思。当然，如果条件好，我也可能会有更多一些的成果。
写书容易，人人都会写。可写本好书，就不容易了。要写本传世的好书，就更难了。不是人人都能办到的。我不敢说自己能写出传世的书，只是尽量抱着要写好书的目的。写书不是很容易么，写个十本也不难呀，但我不想那么做。我在燕大的一位老师叫业，我离开哈佛大学去加拿大，临走的时候，他跟我说：再写一本好书。什么含意呢?我磨，他承认我写过好书。但还要鼓励我再写本好书。这话在我脑子里印象很深。所以我一定要自己感到可以通过自己的标准时才写，有点新观点的时候才写，否则就不写。
我问心无愧的，就是我比较认真，不乱写书，一定要有值得发表的心得才会写。所以我的书也少，论文也少。论文不是约稿，就是为参加会议写的。《中国法律之儒家化》就是在美国的罗常培约我写的，他要不约，我也不写。《中国阶级结构与其意识形态》是应邀参加会议写的，还有为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50周年纪念会写的，全都是应邀参加会议而写的。
我的习惯是书、论文和讲稿只要出版了，原稿就扔了，从不保留。唯一例外的，就是在香港大学的那篇演讲稿，《法律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那篇文章为什么能保留下来呢?因为当时说是要编论文集，结果其他讲演的人没交论文，论文集一直没出，我的稿子也就留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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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国外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包括一些相当有名的大学学习和工作过，您觉得国内的学校与研究机构有哪些差距?
瞿：在外国，研究条件好。我在哈佛图书馆有个很特殊的优待，图书馆给我一把钥匙，可以不通过图书馆员，里面有我的专门的书桌和书架，我可以随意取我要的书，拿很多，根本借都不用借。图书本来都编号的，我拿走了，别人也看不到了，其实是在我这里呢，而且用很长时间都是可以的。闭馆时，我也可以进去，而且可以进书库。哈佛图书馆真正是为学者服务，不是为了保存书。一般图书馆只是保存图书，没有往为研究服务方面想，哈佛图书馆想得就是周到。而在国内，研究条件不好，每次只能借种，过半个月就得还，不像过去的云南大学图书馆，随便借，一两年还都没关系。
还有我觉得国内对于学术的抄袭行为处分太轻。比如有人的书一字不漏的抄了我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二节的内容。《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重印后，一个外地读者发现了，写信告诉我，我通知中华书局，中华书局通知那个出版社，那本书由出版社收回，而那个作者继续在原单位供职。要在国外，此人马上开除，不但本单位开除，而且美国所有单位都不要他。国外发生了这样的事，一辈子都完了，而在中国却无所谓。后来社科院有人来看我，说要允许人犯错误。可这是关系到学风的问题。为什么外国学风那么好，就是一发现就不要他。比如，我在哥伦比亚时，有个中国人念博士，他的论文在得到博士学位后被发现是抄的，学位不能收回来的，而用他的单位马上就开除了他。因此那人就回来了。我当时就很奇怪他为什么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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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老，您认为您的两本中文著作三本英文著作中，哪几本是您最满意的?
瞿：我自己比较满意的是《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和《清代地方政府》。这几本书都是站得住的。但也有些遗憾，回国后没有再写出一本书来，我的主要著作都是52岁前完成的。我1965年回来的时候已经55岁了，精力应该是正旺盛的时候，正是写好书的时候。写到65岁，应该说可以吧，但很遗憾，不要说写好书，能写出看得过去的书都不错了。当时对国内的情况了解不多，国内的家属和师友都曾劝我回来，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也曾请我前去工作，我也认为一个中国人不应该毕其一生在国外工作。当时我的许多朋友都加入了美国国籍，这不是说他们不爱国，而是为了脱离国民党大使馆的控制，当时的中国人都归国民党的驻美大使馆管理。不想加入美国国籍，又不想受国民党驻美大使馆管理的中国人就设法回国。我1962年离开哈佛到加拿大，亦是为了回国。因为那时中美相当敌对，无法直接从美国回国，加拿大相对来说较为中立一点。
我55岁回国，本来满腔热情，也联系了科学院的历史研究所，但回国后安排不了作，只好住宾馆，后来回家乡，也是住宾馆，而且生活也没有着落。1971年安排在湖南省文史馆。在湖南时，有一次病危，1969年在长沙犯胃病，大出血，在湖南湘雅医院抢救。文革结束后，借调近代史所，1978年进近代史所，终于有为社科院写书的机会，但却没有为社科院写一本书，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后来确实是身体不行了，力不从心。1981年后胃病多次复发，数次住院，当时都抢救过来，但没有治愈。有一次在协和医院恰遇张孝骞教授查房，我以前在国内时张孝骞就给我看过病，他分析说，你不能过于焦虑，你的病是由于想写书而写不成书就焦虑引起的。在张孝骞的劝导下，加之身体确实也不允许自己写本书，因此彻底放弃写书的念头。当时想写的题目未定，大体是关于中国法律史的一本书，也搜集了不少资料。此后十多年病也就没有复发。这可能也是湖南发病的原因。此后还写过一些小的文章，但大的写作就放弃了。过去说回国后没能写出书，是自己的疏懒，那是谦虚，实际上，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允许。
上个世纪80年代国共之间关系开始缓和，想交流，80年代初期台湾的学术机构组织关于中国法律史方面的国际学术会议，邀请我参加并主持闭幕式，会议的日程都安排好，最后也未能成行。后来美国的芝加哥大学曾邀请我去作客座教授，最终亦未能去。这些都是相当遗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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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瞿老能否谈一谈对青年学者有什么要求和期望?
瞿：我只能从个人的经验谈两点：第一，搞研究必须有刻苦精神和认真的态度，学术研究是艰苦和严肃的工作。如果不付出辛勤的劳动，不认真地对待你所研究的问题，就不可能得到高水平的学术成果。第二，研究者应该极大地拓展自己的知识面。现在的学科划分得过细，对于学术研究而言是不利的。研究者要多多接触一些学科以外的知识，只有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积累，才能使眼界更开阔，方法更灵活，研究更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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