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历史研究院正式宣告成立了，这实在可喜可贺！它的成立，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历史研究的高度重视，不仅是当今中国历史学发展史上一件值得书写的盛事，也理当成为引发国人重新反思整个人文学科、特别是历史学在当代中国发展史上独特地位和重要作用的一件大事。对于中国广大的史学工作者来说，这更意味着在一个新的高度重新提出了如何才能更好地建设当代中国历史学，如何才能更充分地发挥历史学的学术功能和社会作用的时代课题。

目前，国内学界的一个共同关切，是建设世界一流学科。作为史学工作者，我以为中国历史学的时代使命和发展目标，应该就是建设具有深厚的中国人文底蕴、真正的国际视野与前沿意识的一流历史学。而要实现这一点，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是史家亟需加以深切思考和努力探索的。

第一，如何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在不断吸纳世界优秀史学思想、先进史学成果的同时，更加自觉地重视中国自身悠久绵长的史学人文传统，加以大力开掘与发扬光大。在中国，史学是最为古老、最富内涵的人文大学问之一，几千年连续不断的历史记录和修史实践，早已成为人类文明宝贵的共同财富，其深厚的学术传统和独特的人文追求，值得格外珍惜、深度阐发和继承发展，而这一点，我们过去其实做得还很不够，也不太自信。

与此同时，如何立足中国人自身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实践，深入解读和阐释中国的历史进程，探寻独特的历史发展智慧，增强中国史家的学术自主性，形成具有中国历史学特色的理论创造和话语风格的学科体系，进而能够对其他区域文明进程的解释提供历史镜鉴，而不是动辄照搬外来学说，或者只是略加阐发。这也将成为中国当代历史学所不得不面对的时代任务。

第二，如何切实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自觉，真正重视和加强对外国史、世界史和全球史的研究。我们应从全球史的角度重新理解中国历史，也应该从中国视角更加广泛深入地观察、透视和阐释外国历史，以及跨区域、跨国别的广阔历史，同时积极有效地开展与国外一流史家的深度对话，不断提高学术交流能力，增强彼此共识，共谋人类前程。在这方面，注重从长时段的角度，从人类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加美好的高度，来深刻反思以往一切人类的历史活动及其后果，大力发展诸如生态史这类新兴学科方向，十分重要。实际上，与此相应，也就提出了大历史学门类中国史、世界史和考古学三个一级学科如何进一步深度交融的问题。

第三，如何克服自身知识局限、不断扩大史家知识范围，积极与史学之外的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形成良性互动，同时自觉接受现实生活的启迪，努力发现、探索和揭示适应时代需要的重大而独特的历史问题及其复杂内涵。史学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同时，以历史研究本身为问题导向，史家还要进一步丰富发现和分析历史问题的角度、层次，增强通识，努力掌握人类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和生态学等多学科的知识手段。有了多学科视野、反映社会生活深厚积淀的贯通性史学研究，就能够产生符合时代要求的高水平的专史或通史成果，从而更好地起到有效滋养其他学科的基础性作用。

第四，如何积极主动地应对数字人文的挑战。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数据库建设在世界各国已蔚然成风。历史研究越来越不依赖于对独家材料的占有，而更多地体现为资料的同时共享，进而对史家解释历史的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今天的史学工作者，无论对数字人文的认识如何，数字人文时代都已然来临，并将继续在不同程度上改变史学研究的方式。新一代的史学工作者如何在数字人文时代奉献出不同于前辈学者的新创造，如何在应对数字人文挑战的同时保持中国历史学的优良传统，这都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史学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第五，如何让历史学、历史研究真正面向社会，回到公众，更好地发挥其资政育人的功能。资政育人，是中国历史学的优良传统，也是古代历史研究长期发展和繁荣的社会基础。在中国高速发展的今天，历史学者应该秉持深切的人文情怀，更加积极主动地为当代中国的各项建设提供史学智慧和历史借鉴，充分发挥史学的公共性，发展公共史学，增强普通民众的历史人文素养，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公众对历史知识和历史教益的需求。要真正做到做好这一点，还任重道远。

古人云：“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深刻地认知过去，是清醒地面对现实和理性地走向未来的前提。当前，人类文明发展到新的阶段，提出了越来越多仅依靠单一学科无法回应的重大课题，提出了单靠科学技术无法解决的文明难题，也提出了仅看当代发展、仅有中国视域所无法解决的历史纵深问题、全球性问题。这样的时代，就对历史学这一贯通全局性的学问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同时也创造了新的条件。因此，史学既遭逢新的挑战，也面临着难得的自我更新的良机。

在这样一个时刻，成立中国历史研究院，意义重大。它的建立，也因此寄托着社会对史学以及无数史学工作者自身的期望。在这里，我衷心地祝愿中国历史研究院兴旺发达！也祈愿中国历史学的明天更加辉煌、美好！让我们史学同仁共同努力，扎实前行！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原文刊载于《历史研究》2019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