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旗袍是二十世纪二十到四十年代民国时尚女性最主要的服饰种类之一。辛亥革命后,“满清”的旗装曾经一度因为排满之风盛行而遭社会排斥,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在民族主义、女性解放及商业文化的推动下,旗袍逐渐成为一种时尚。尤其是到1926年后,旗袍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流行开来,成为各阶层女性竞相追逐的服饰潮流,甚至在海外成为东方女性服饰的象征。从社会史视角出发,在满与汉、中与西、女性解放以及商业文化等诸种因素的复杂互动中解读旗袍的兴起、流行与形象演变,使我们可以从旗袍最终成为“民国范儿”代表这一历史现象中,对民国时期的社会文化变迁有一个更深入的理解。
关 键 词:旗袍/满与汉/中与西/女性解放/商业文化
作者简介:杜佩红,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
旗袍由满族妇女所穿的袍服演变而来。在入关前,满族妇女一般穿着连体袍服,这与汉族女子的上衣下裳有很明显的区别。入关后,清廷规定八旗女子必须着旗式袍服,而准许汉族女子仍着汉装,一直到清末这种女服上的满汉界限仍未被打破。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政权,一时排满之风甚盛,旗人妇女易旗装而改汉装的现象很多,旗袍受到普遍排斥。但在沉寂近十年后,旗袍却在争奇斗艳的女性时尚衣着中异军突起,压倒汉装与西服,成为女装中的翘楚,甚至在后人的怀旧里被定格为最经典的“民国风”。这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服饰流行问题,更是一个很有研究价值的社会文化现象,从中我们可以加深对民国时社会变迁、大众心态的理解。
学界对于旗袍已有不少研究,但多数是从服装史角度出发来考察旗袍的渊源与变迁①,从中我们能对旗袍的款式与工艺有清晰地了解,但并不能帮我们回答旗袍何以流行,其与当时的政治社会状况、民众文化心态是什么关系。只有少数研究突破了服饰史的局限。吴昊在《中国妇女服饰与身体革命》中有若干章节讨论了旗袍,让我们看到旗袍的流行与民国时期的妇女解放密切相关。②而Antonia Finnane的What Should Chinese Women Wear?:A National Problem则让我们明白旗袍不仅是传统中国服饰的延续,实际也是近代国家政治塑造而成的。③这两篇文章让我们对旗袍得以流行的政治、社会因素有了大致的了解,但限于作者的选题角度与材料之稀少,两篇文章于旗袍流行原因的解读仍有失简单。在其中,女性解放、民族主义与旗袍流行的关系更多只是宏观解释,而较少能进入当时具体的历史场景;至于如满族因素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两位作者更都没提到。④所以对于旗装何以从民初的被排斥到20年代后成为时尚潮流、后来甚至成为中华文化的代表,现有的研究并不能给我们满意的回答,仍有拓展的余地。本文即拟从民国时期的报刊材料出发,对上述问题做一个更深入地解答。
一、从排斥到流行
民国之初,由于排满思潮的延续,许多旗人为了避免受到歧视,不得不抛弃了多年的生活习惯。尤其是最为显眼的满族衣裳,更要深藏起来,生怕显露自己的旗人身份。旗装或是压进箱底、或是典卖铺中,转而改穿汉族的“上衣下裳”⑤。虽然在京津和东北,仍有一些上层满族人家的妇女还穿着旗袍,但大街上已少见其踪影。⑥正如时人所描述的:“大半旗装改汉装,宫袍裁做短衣裳。”⑦1921年《解放画报》上一位作者回忆二十年代之前的旗袍景况时也说道,“辛丑革命,排满很烈,满洲妇女因为性命关系,大都改穿汉服,此种废物,久已无人过问”⑧。
但是经过近十年的沉寂,旗袍却在上海重新走上大街。至迟在1920年初,上海就已有一些妇女开始公开穿旗袍⑨,到1921年时更是“入冬穿旗袍者已有十之二三”⑩。旗袍从死灰堆里重新燃起火光,很可能是从上海娼妓界最早流行开来的。(11)据1921年《礼拜六》上一篇文章的说法,旗袍流行起初是靠妓女老林黛玉的提倡,人老珠黄的她为了吸引客人,便别出心裁地从箱底翻出来满族旗袍穿上,竟然成为一时时尚。(12)
到1923年时,旗袍已风行一时(13),按当年2月11日《申报》上一则报道的说法,那些高档皮料多被制成旗袍,甚至一些假充高档皮料做成的假货旗袍也能卖得出去,衣庄因此“无不利市三倍”(14)。就是上海附近的一些地区也开始有了旗袍的身影。(15)
但是旗袍真正得到大范围推广,成为大江南北的普遍衣饰,则是要等到1925年之后。北伐时期,一些女学生投身革命,为了革命事业,她们剪短长发,穿上类似男子长袍的旗袍,她们把妇女解放及带有妇女解放色彩的旗袍带到全国。在1925、1926年左右,穿着朴素旗袍、剪短头发已成为全国进步女学生的标准形象。1926年3月《京报副刊》上一出独幕喜剧的作者,就借着剧里一名角色之口说道:“我常常在街上碰见三五成群的女学生,剪了头发,又穿着旗袍。”(16)而在1926年“三一八”惨案中遭杀害的刘和珍,她留下的遗像即是“穿着一件布的旗袍,带着素淡而朴质的情调”,就是在运动当天,一些女学生也是穿着旗袍的。(17)
一方面是女学生的提倡,另一方面也是随着旗袍制造业的发达、旗袍价格降低,旗袍开始在各阶层中流行开来。据周瘦鹃说,1926年时“上海妇女无论老的少的幼的差不多十人中有七八人穿旗袍”(18)。而北京杂志《语丝》的作者们也开始讲“旗袍是近来南北一致所赞美的漂亮衣服”(19)。大众杂志《紫罗兰》甚至专为旗袍办了一期《旗袍特刊》。可以说从1926年开始,穿旗袍成为一种全国性的潮流。
国民政府建立后,虽然围绕旗袍有不少争论,但旗袍还是成为官方正装的一种。国民政府1929年4月16日《服制条例》规定女子的正装有两种,其中甲种为“齐领前襟右掩,长至膝与踝之中点,与裤下端齐,袖长过肘与手脉之中点”,从样式上看实际即旗袍。(20)由此,旗袍不再只是民间潮流,而是登上“大雅之堂”,成为各类正式场合的占据者。按照三十年代一位作家的说法,在双十节这类国家纪念日里,“男性们不妨西其装,革其履,头发梳得油淋淋地,苍蝇站在上面都会跌断脚胫。‘准’冒牌或‘竟’冒牌的密司们当然更要换上一件新旗袍”(21)。而在四十年代,一些政府部门开始硬性规定男公务员必须穿中山装,女公务员则必须穿旗袍,旗袍已然成为与中山装相配的法定制服(22)。事实上,从三十年代中后期开始,旗袍已几乎成为城市女装中的霸主,以致有人嘲笑上海的裁缝“只会做千篇一律的旗袍”(23)。在农村,虽然妇女不会天天穿,但若是去庙会一类的“大场面”,还是会郑重地穿上一件新旗袍,以此为荣光。(24)
不仅是国内兴盛,旗袍的风行甚至波及海外,成为巴黎、好莱坞的流行品(25),在海外的华人也纷纷以穿着旗袍为荣(26),就是宋美龄出国访问时也常穿旗袍(27),旗袍俨然成为东方女性文化的代表。
二、旗袍何以成为时尚
上面我们看到,旗袍经过民初的冷冻,先是上海妓女的出奇制胜,后是进步女学生的革命鼓吹,终于流行全国。而它之所以能成为官方正装、民族典范,除了这些风潮女性的引领,当然还有一些更为深层的原因。
(一)适宜现代女性
首先来说,旗袍在各类传统女性服饰中,相对来说最适合现代女性的生活方式。
旗人妇女早先生活在关外,上马打猎取食、下马操劳家务,外出劳作比汉族妇女多得多,所以旗袍初时“既大且宽,足以御寒也便于上马驰纵”(28)。而入关后旗人妇女的活动自由比起汉族妇女仍大得多(29),旗袍正与旗人女子这种生活方式相适应,所以比汉族女服更适合现代女性的外出与工作。在二十年代旗袍被推重的原因之一也是它活动便利、适合妇女工作。(30)而且旗人妇女不缠足,所以旗袍比汉装更适宜天足。(31)清代旗人女子一袭旗袍,下面配着花盆底鞋,走起路来袅袅婷婷;而汉族妇女的上衣下裳则更适合弓鞋。所以民国以后,旗袍也就更容易与现代女性的天足相搭配,尤其是等到海外的高跟鞋传入中国,与花盆底搭配多年的旗袍正好和高跟鞋一拍即合。再加上旗袍与男性长袍相似,穿上旗袍你远远看去有时分不清到底是男是女(32),这正适应了二十年代一部分人对女性解放的理解——以仿效男性来追求男女平等。(33)按张爱玲在《更衣记》中的说法,“五族共和后,全国妇女突然一致采用旗袍,倒不是为了效忠于‘满清’,提倡复辟运动,而是因为女子蓄意要模仿男子……她们初受西方文化的熏陶,醉心于男女平权之说,可是四周的实际情形与理想相差太远了,羞愤之下,她们排斥女性化的一切,恨不得将女人的根性斩尽杀绝”(34)。这一说法虽然有些偏激,但也部分道出旗袍为进步女性所推崇的原因。
除了旗袍本身款式恰好在某些方面适应现代女性需要外,旗袍得以在民国流行,也是由于其从清代以来经过了不断地演变完善。张爱玲说:“在‘满清’三百年的统治下,女人竟没有什么时装可言,一代又一代的人穿着同样的衣服而不觉得厌烦。”(35)其实这并不准确。旗袍在清代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演化过程,吸收了很多汉族服饰元素。虽然清前期清廷严禁满族及蒙古族妇女仿效汉族装束,但是这并没有阻止满族女性对汉族装束的仿效。旗袍在入关之前样式和结构较为简单,基本款式为圆领、大襟、窄袖、带纽扣、四面开衩、束腰带。但到清中期后,由于生活习惯的变化及汉族妇女服饰的影响,旗袍袖口由紧窄变为宽松(36),四面开衩变为两面开衩或不开衩,圆领口或带有较低的立领变为较高的立领,用色上由原来的色调自然淡雅变为讲求花色搭配、色彩光亮,装饰上由纹饰简洁变为纹样繁杂。(37)旗袍日益完善,变得越来越精美,能搭配各种衣饰。(38)满汉妇女服饰风格的悄相交融,使双方服饰的差别日益减小,这正是旗袍在民国后能为汉族妇女接受的基础。(39)实际上,在晚清时,曾有一段时间,汉族妇女也开始流行穿旗装,只是由于辛亥革命的发生才被打断。(40)
而在民国之后,精明的商家们为了吸引顾客,竞相改良样式、变化风格,在剪裁中加入了很多西式元素。(41)旗袍在流行初期一般是与马甲相配穿着,传统味道还很足,之后经过不断得改良,旗袍变得越来越有现代气息,极能凸显女性身体的美感。旗女之袍不显露形体,宽大平直,内着长裤;而民国旗袍则开省收腰,内穿短裤或三角裤,着丝袜,开衩处露腿,着力凸显女性的身体美。(42)按照1928年《国货评论》上一位作者的说法,“初时的旗袍‘委实不很高明’,只是一股笨气,因为不开叉,因此下边异常阔大,袖子承袭大袖,腰身不小,只有棉的一种。后来单的、夹的和冬季的皮的就跟着出来了。由于以前搁置的短衣服很可惜,于是旗袍马甲流行开来,后来在上海女子的变化下,旗袍由呆板到轻俏,注重曲线美,后又把旗袍改短,袖子也缩小伸长,略近欧化。后来又实行两边开衩”(43)。旗袍由此成为美丽窈窕的代表。在民国时的小说里,作家描写男子想象他的梦中佳偶时,往往会写道,“她是如何的可爱!我虽不曾认识她的面孔便知道了。她是又标致,又温柔,又美丽……她必是穿着淡紫色的旗袍……”(44)
除了新潮美观外,经过商家不断更新材料、丰富样式,旗袍变得适用面越来越广。早期的旗袍主要是在秋冬天寒之时方穿,而后来经过改良,则变得夏天也能穿。在冬天,穿旗袍比穿袄子暖和(45),而且比穿袄子轻便,显得“雍容华贵、举止大方”(46)。而到夏天,一袭丝织的单旗袍,即使很热的天也能觉得凉爽,并且手臂、大腿这些该显露的地方都能露得恰到好处,尽显女性身姿(47),走起路来“轻盈飘拂,婀娜多姿”(48)。不仅冬夏皆宜,亦且老少咸可、适合各种身材。穿上旗袍,矮小的人看上去不觉矮小,个子高的能烘托出身材的颀长。而对于不长不短不胖不瘦的身材,则更如风摆荷叶,让“走路时很有一种无可形容的姿势”(49)。所以不管是上了年纪的妇女、还是十几岁的小姑娘,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旗袍。(50)
总之,旗袍自身有许多固有优势,而且能适应现代潮流,不断吸收新审美元素,从而能引领时尚。
(二)国货运动的推波
除了旗袍自身优势外,旗袍得以流行也有赖于政治社会因素的推动。(51)
民国成立后,除陋习,易服饰是新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1912年民国政府在制定《服制草案》时是想以完全西化为最终目标的,“今世界各国趋用西式,自以从同为宜”,但是在实际上并未采取全盘西化。(52)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除了“于习惯上一时未易通行”,一个主要原因是为了维持国货。(53)在此后一段时间,在服饰问题上到底该采纳西式、还是该维持国货,一直是不断摇摆,未有定论。而在五四时期,随着抵制日货运动波及全国,“支持国货”成为一个被普遍认同的口号。由此,支持国货服装成为许多社会精英身体力行的行动,一些女性也开始参与其中,纷纷穿起国产女装,以宣扬爱国救亡。(54)而随后的“五卅运动”,更是将国货运动推向高潮,越来越多的社会阶层开始投入国货运动中。
重新走上前台的旗袍正好赶上了这股服饰上的民族主义潮流,对于那些受教育现代女性来说,穿着带有民族色彩的旗袍,既能追赶时代潮流,又能有爱国之名,此何乐而不为。而商家和媒体也对此推波助澜:卖旗袍的商家们也积极地把旗袍赋予爱国色彩,开各种国货展览会,让穿着国货旗袍的女模特走到大众面前,以民族主义来增加旗袍的销量。(55)而媒体也纷纷报道外国人如何欣赏旗袍、海外的留学生如何以穿着旗袍表示自己的中国心(56),这更大大增加了旗袍的爱国自励色彩,自然使旗袍更受欢迎。
到国民政府成立后,这种服饰上的民族主义更有了官方在立法上的明确支持。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服制条例,规定公务人员必须穿着中山装、旗袍等国服。而1933年,陈肇英在提交中央政治会议的议案中以“吾国近来‘男女服装’多用洋布制作,导致‘利权外溢,风俗内偷,为立国之大病’”,而建议“重厘服制,以定人心,顾及本源,以崇国货”,国民政府于是向各级机关重申1929年的服制条例,要求公务人员及学生等不许穿着西服,只准穿服制条例中准许的种类。(57)与国民革命关系紧密的旗袍于是在官方对西服的打压下进一步扩大了市场。
(三)上海商业文化的推动
此外,北地旗人的服饰却在现代上海得以兴盛,这无疑与上海本地的商业文化有密切关系。
精明的沪上商人熟知市场动态与人们的消费需求,不断用各种方式促动顾客的购买热情。他们设计出各种新奇款式的旗袍,来迎合时尚女性的需要。并利用各种手段来进行宣传:开时装展示会,让女模特穿着旗袍来吸引新女性(58),在报刊画报上刊登各类广告,等等手段,不断翻新、层出不穷。各种大众媒体也纷纷以刊印穿着旗袍的女性为吸引读者眼球的手法:或是以妖艳奢侈的夸张旗袍照为刺激,或是以大家闺秀的娴静旗袍图为吸引(59),如此愈发将旗袍炒作成为一种潮流时尚。此外,电影也成为推动旗袍流行的重要基地,在三十年代,电影已成为大城市里较为普遍的娱乐方式,电影明星的各式穿着,往往会成为时装潮流。而当时像阮玲玉、胡蝶、周璇这些最有号召力的影星,都非常喜欢穿旗袍,那些印着她们画像的画报、广告牌、月份牌、香烟盒,将旗袍的华美形象送入千家万户,引得时尚女性们竞相模仿,以穿着旗袍为荣耀。
除了在时髦上做文章,上海的商家们也不停地改良材料、降低价格,推动旗袍的大众化。在《申报》上我们常能看到“国货合作商店星期天进行旗袍等的促销减价活动”、“永安新到旗袍料……花样新颖入时,每尺二元二角……此等衣料最宜于夏季制为女子旗袍”、“天宝华行将减价……更有杂色印度绸及夏季新颖旗袍料、种类繁多,不日即举行夏季大减价”这类的广告(60),在店铺街市上亦有各种打折促销,这促使一般女性也如痴如醉得投身于旗袍时尚之中。
此外,商家们也很会跟随时代潮流。比如五卅时期抵制洋货、提倡国货,一些商家就改进了旗袍,用国产布料,既降低了价格,又迎合了爱国诉求,因而备受欢迎。(61)而到1934年政府推行新生活运动,提倡简朴、严倡国货,有些商人便打出广告“为提倡国货起见,特发售经济旗袍、采用国货”(62)。
正是借着上海这个商业中心,旗袍不断被时尚化、大众化,带动得全国咸以旗袍为新、为美。而也正是借助上海的国际影响力,旗袍得以走出国门,进入国际时尚之列,并被塑造成为东方神韵的典范。
三、复杂的旗袍形象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看到,旗袍之所以能成为时尚,其背后的动因是很复杂的。这种种不同因素的相互交织,使得旗袍不断更新变化、得以引领时代潮流,而同时也造成时人对于旗袍的感知评价纷繁各异、迥然不同,由此产生了许多围绕旗袍的争论。
(一)满族之服还是中华之服
在二十年代旗袍复兴之初,关于“旗袍”的口舌主要集中在“旗袍”这个名称上。
当时反满之风仍未完全消退,故此很多人对“旗袍”这一带有“满清”色彩的名称是很反感的。当时有人作诗调侃穿旗袍的女子:“盈盈十五江南女,竞作胡姬塞上装。”(63)而一些人更言辞激烈得斥责说:“着旗袍的女子们听着:现在不是清朝世界,你们生的忒迟了些,挨不著你们望帝承恩、去做爱新觉罗的宫娥彩女。”(64)即使对旗袍本身不那么排斥的人,也认为“旗袍”这个名称大为不妥:“汉家自有制度,旗袍是八旗妇女穿的,我们是汉人,为什么要叫旗袍呢?”(65)所以1926年有位作者写了篇《袍而不旗》的短文投给《民国日报》,建议把“旗袍”改称“中华袍”(66)。而在一次国产丝织品礼服运动中,与会人也主张改旗袍的“旗”为“颀长”的“颀”(67)。
虽然如此,但社会依然称“旗袍”而不改其名。我们现在也只记得“旗袍”,早记不住那些“改良”名称。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经过几百年的满汉交融,满汉风俗之间已有太多交叉,汉人审美受满族影响很深,而满族风俗也融入了不少汉族元素。所以在民初时变更服制,男装就仍延续了“满清”的长袍,而并未转回汉服,如果真要换回明代衣冠,社会反而不适应。当那些男性用民族原因批评妇女穿旗袍时,他们忘了自己的穿着其实也早不是纯粹的汉家装束,《紫罗兰》上就有这么一则故事,说有个人在餐馆里吃饭,估计是喝了两盅酒,一时激愤,就和朋友说:“今之妇女装束可为服妖!‘满清’覆亡已十余年,而犹袭其遗制,服旗袍罩以旗式之长马甲,抑何荒谬乃尔”。旁边一个穿旗袍的女子听到这话,马上就站了起来,走过去反问他说:“先生穿的长袍短褂是汉族之服还是满人之服呢?”这让对方哑口无言。(68)在女服上,虽然由于清初的男降女不降,汉族女装还有很多保留,但如前文所述,旗袍经过清代几百年的发展,已经吸收了很多汉族服饰因素,渐渐适应汉族人的审美标准,因而一些汉族妇女也愿意穿旗袍而不觉得别扭。另一方面,即如一些研究者已经指出的,近代排满主要是上层精英鼓动的结果,并不是基层满汉冲突的爆发。(69)事实上一般民众对于所谓满汉之别并没有太强烈的感觉,在社会最基层,旗人与汉族人的联系是相当密切的,相互之间并没有很多的排斥。(70)对满族持排斥态度的人主要是上层精英,而在二十年代持这种态度的人已越来越少。这少数精英的排满鼓吹,当然比不上现代商业传媒的鼓动及女性对美的追求来得有号召力。因此,因排满而拒绝旗袍终究只成为时代大潮中一段小插曲,对广大女性全情拥抱旗袍并无太大影响。
事实上,可能正是满族衣饰带有的“没落贵族气”,使得上海的追新者趋之若鹜。在沪上这样一个商业化最高、一切以金钱来分等的地方,贵族身份因稀缺而变得更为诱人。穿上一件满族贵妇的衣服,遥思旧贵族的风韵,无疑很能满足繁华女子的虚荣心。(71)
不论怎样,正如前文提到的,在二三十年代以后,由于提倡国货以及与西服争胜的自强意识,旗袍反而成为民族的代表。历史就是这样有趣,早先被排斥的“异族”之服却变成中华之荣光。从中我们正看到晚清民国时期由革命精英激发起的满汉隔阂,怎样在后来的大众文化博兴与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下被消解于无形。
(二)“进步”还是“反动”
而在二十年代中后期到三十年代,当旗袍成为女性的主流衣饰后,关于旗袍的争论则主要围绕在它到底代表“进步”、还是意味“落后”。
前文中已经提到,在二十年代后半叶,旗袍被革命学生赋予了很强的“进步”意义,对比阔家小姐太太的飘飘长发、时髦西服,剪短发、穿旗袍意味着自尊自爱、追求进步(72):一方面这是女性自主选择的服装,它意味着对旧“风化”的挑战;另一方面这表现女性的自强,不做无用的花瓶,一切向男性靠齐,也能和男人一样学习、劳动、甚至革命。这种“男性化”虽然在当时受到了不少批评,被调侃说是不男不女的妖服;但至少在革命群体内部,他们坚信这是进步的,所以当军阀孙传芳禁止女性穿旗袍时,孙大帅遭到了左派媒体的猛烈抨击,说这是捍卫旧宗法、阻碍妇女解放的“反动”行为。(73)
这一时期女学生中流行的是长及膝盖的短旗袍,风格朴素,按张爱玲的说法是代表一种“清教徒的风格”(74)。但进入三十年代,旗袍变得越来越长,越来越奢靡暴露,这就引来了很多批评。
一种批评认为它代表着一种旧势力的“反动”;有的人认为旗袍是士大夫阶级的奢靡穿着(75);而有些更激烈地认为“长旗袍简直是文化的反动”,因为它像古代皇后贵妃的衣服,女性穿起来看上去就像戏台上的老太婆,没有时代精神,所以“反对长旗袍是促进中国文化的进步与革命,是求人类生活的科学化、合理化”(76)。
另一种更广泛的批评则是它使妇女成为男子的玩偶、失去自我。我们知道,在二十年代初旗袍是经由妓女的提倡而时兴起来的,早期的旗袍大多都很贵,动辄几百大洋⑤,一般是上等娼妓或阔人家的姨太太才敢穿。(78)所以在一些人眼里,认为只有“野鸡才穿旗袍”(79),那些穿旗袍的妇女“只配到上海胡家宅或是四马路一带穿了旗袍曼立远视而望,幸喊几声‘来、来’”(80)!这种看法随着旗袍价格的降低与革命女学生加入穿着行列而暂时发生了转变。但到了30年代,随着旗袍的变长与走向暴露,旗袍又开始与奢华、堕落联系在了一起。与旗袍相搭配的已不是进步女学生的短发,而是风月场上的高跟鞋。一袭华丽的旗袍、高高的开衩,再加上摩登的高跟鞋,成为那些卖弄风情的交际花、女招待们的典型形象。(81)即如茅盾在其小说《子夜》中描述的那样:“淡青的印花的华尔纱长旗袍,深黄色绸的里子,开衩极高,行动时悠然飘拂,闪露出浑圆柔腴的大腿。”(82)长及鞋面的旗袍非但不再适合女性工作,反而大大有碍于女性的活动,当时就有不少关于女性因穿旗袍而绊倒出危险的报道。(83)旗袍所剩下的唯一作用似乎就是取媚男性。
在一些持革命观点的人士那里,长旗袍成为革命精神衰退的代表。在他们眼中,旗袍是社会的腐化剂,阻碍国民进步、消磨青年斗志,让女学生沉迷奢侈、不思学业(84),让男学生堕于女色、不务上进。1932年,一位作者在《学生文艺丛刊》上写了一篇关于旗袍的短篇小说,讲的是一位叫刘镇西的贫寒学生,为了追求一位姓何的漂亮小姐,日夜想念,却苦于无钱给小姐买旗袍而致病倒。在同学的奔走下他终于从一个老师那借到了钱,他拿到钱后,一下子就从病榻上蹦了起来,欢天喜地得捧着钱去给何小姐做了一件精美的长旗袍。可是当他把旗袍喜匆匆送去给何小姐时,换来的结果却是“她睬也不睬他手里的旗袍是怎个样儿,怎样花儿,停着手中的工作,顺手一挥,他手里捧着的衣包,也就趁着手势不翼而飞出去了,炫耀人目的旗袍与报纸也飞开来,新的旗袍像一条火般地落到对面积地有污水的街沟里,火也熄灭了,几成黑色,只有报纸还在空中飞舞着,一件预备爱人穿着的旗袍,倒做了街沟的伴侣”。见到此情此景,镇西一时怔住了,“说不出话来,呆呆地望着她”。却只听到何小姐冷冰冰得说:“你真是蠢极了,我先前受了你的骗,昨天才知道你不过是一个穷小子,难道我配与一个穷小子说话吗?做朋友吗?”镇四终于领悟到这种奢侈不切实际的爱情是虚无的,“哎,爱就是这样的,我的失去的志向啊!快回来吧!救国还须从求学开始,有高深的学问,才能救国,现在中国不是该救得吗?”于是回到学校拿起了书本,开始重续自己的远大理想。(85)
不过,虽然舆论对于旗袍有诸多批判,甚至国民政府也有若干举措限制旗袍(86),但已然阻挡不了旗袍的流行,民众还是对旗袍趋之若鹜,最多是在款式上有所收敛,无论评价它奢华也好、堕落也好,它确已成为女性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四、结语
通过上面的梳理,我们对旗袍的流行过程与形象演变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在民国之初,由于排满风潮的继续,旗袍在一段时间中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在二十年代后,先是上海妓女的引领,后是进步学生的倡导,旗袍得以风行全国。而追溯其流行的原因,离不开民族主义、女性解放与商业文化之间复杂的交织碰撞:由于旗人妇女外出多、不缠足,生活方式上与现代妇女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所以旗袍比汉装更适合现代女性的要求。而它与男装有相似之处,满足了一些进步女性追求男女平等的要求。且经过从清代开始几百年时间的改良,通过吸收汉族元素、现代元素,旗袍变得越来越精美成熟,适宜现代女性的审美。而提倡国货、民族自尊也使得旗袍在与西服的竞争中胜出,再加上海的商业文化的推波助澜,种种因素合力,终于使得旗袍成为民国衣饰中的皇后,并在很长时间里成为在外国人眼里中国女性的代表衣着。
而这因缘际会中的异军突起,也使得旗袍被赋予了种种迥然不同甚至决然对立的颜色。到底是满族之服还是中华之服?到底是对妇女的解放还是对妇女的新禁锢?从中我们看到了排满思潮怎样在大众文化博兴与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下被无形消解,以致旗人之服成为中华衣饰的代表;我们也看到了女性解放如何从开始的向男性看齐,而走向后来的张扬女性身体,直至被视为“反动”、“堕落”。
旗袍是说不尽的,民国也是说不尽的,但通过本文的简短梳理,想来读者还是能从中对旗袍与民国时期的社会文化状况有一些更深的认识,而本文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注释:
①包铭新:《中国旗袍》,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年;袁英杰:《中国旗袍》,中国纺织出版社,2001年;于君:《女性与旗袍》,辽宁美术出版社,2001年;袁仄、胡月:《百年衣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11年;陈婷:《追溯民国旗袍的发展》,四川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
②吴昊:《中国妇女服饰与身体革命》,东方中心出版社,2008年。
③Antonia Finnane:"What Should Chinese Women Wear?:A National Problem",in Modern China,vol.22,No.2,Apr.1996.
④一些学者以旗袍款式与满族服饰并无很大继承关系,由此认为旗袍与满族服饰基本无关(卞向阳和包铭新都认为民国时期的旗袍已与旗人的旗袍有很大不同,反而接近于西方。(卞向阳:《论旗袍的流行起源》,《装饰》2003年第11期;包铭新:《中国旗袍》,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年。)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不论现代旗袍在款式上是不是旗装的变体,但至少民国时,人们普遍认为旗袍就是由旗人服饰而来,如果讨论旗袍成为时尚的原因,那么就无法绕过民国社会怎样看待满族。
⑤在旗人大鼓书中有一段描写了一些明明是旗人妇女,但却穿的是裙子,“实在不合样”。李家瑞:《北平风俗类征》,北京出版社,2010年,第370页。
⑥吴昊:《中国妇女服饰与身体革命》,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社,2008年,第265页。
⑦李家瑞:《北平风俗类征》,北京出版社,2010年,第372页。
⑧钱病鹤:《旗袍的来历和时髦》,《解放画报》1921年第7期。
⑨1920年2月《申报》的一则报道中就描述了上海南京路上有一个年逾古稀的老妇头戴白绒线帽、身穿狐皮旗袍、足踏西洋皮鞋,街上人视之为“老怪物”。《新年新装束之怪现状》,《申报》1920年2月25日,第14版。
⑩《世界小事记》,《礼拜六》1921年第102期。
(11)也有人认为旗袍的兴起应该更早。据说在护国战争时期小凤仙已然穿着旗袍,故此一些人又把旗袍称为“小凤仙装”,但笔者没有找到明确的一手材料来证明,之所以有这种说法很可能是因为传说小凤仙是旗人(当然实际上小凤仙并不是旗人)。而且上海兴起的旗袍是作为新服饰潮流出现的,而小凤仙即使当时确实穿着旗装,也并没有引起什么社会反响。故此笔者还是倾向于当时人的说法,旗袍兴起于上海的娼妓界。
(12)《旗袍(调寄一半儿)》,《礼拜六》1921年第101期。
(13)在《民国历年来服装演进》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旗袍在这一时期已经由上海传到广州,可见旗袍的已流行。《民国历年来服装演进》,《申报》1946年10月7日,第6版。
(14)《壬戌年度沪上各商业之概况》,《申报》1923年2月11日,第13版。
(15)比如一家苏州刊物上就有一篇文章提到了穿旗袍的贵妇,《某富豪之家庭》,《消闲月刊》1921年第2期。
(16)《在安琪小姐的客厅里》,《京报副刊》1926年第441期。
(17)《吊刘杨二女烈士记》,《京报副刊》第450号,1926年3月26日,转引自孙敦恒编:《三一八运动资料》,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32页。
(18)周瘦鹃:《妇女与装饰:我不反对旗袍》,《紫罗兰:旗袍特刊》1926年第1卷第5期。
(19)苏郎:《自然美论》,《语丝》1927年第138期。
(20)《服制条例》,《国民政府公报》1929年4月16日。
(21)剑芒:《纪念云乎哉》,《语丝》1929年第5卷第18期。
(22)《粤推行勤俭运动》,《申报》1948年9月27日,第2版。
(23)施济美:《玛琍马》,《申报》1947年10月30日,第5版。
(24)李文琦:《庙会》,《铃铛》1937年第6期。
(25)“近年来,美国的妇女们喜欢穿着中国的旗袍算是美观。所以国产的丝织品在美国销路很好。在目前一切洋化的时代,西洋妇女竟就效东方女子穿起古老的服装来。”《旗袍风行美国》,《都会半月刊》1939年第10期;“好莱坞的电影明星也竞相采用。”李美:《旗袍风行好莱坞》,《周播》1946年第3期。
(26)美国三藩市的华侨曾给《申报》去信说:“目前国人处处用美式配备,但美国妇女爱穿中国旗袍,此在我国妇女闻之,当引为无上光荣。”《上海妇女服装沧桑史》,《申报》1946年10月7日,第6版。
(27)《三绺梳头两截穿衣:从蒋夫人的旗袍说到文化交流》,《香海画报》1946年第1期。
(28)碧遥:《短旗袍》,《上海妇女》1938年第1卷第12期。
(29)在清代民国各类关于旧京风俗的笔记中我们常能看到旗人女子一把燕尾髻游走各处、引得外来人纷纷观看的记载。见《中华全国风俗志》、《北平风俗类征》、《老北京的穿戴》的相关记载。
(30)旧时的东安市场的台球、乒乓球社的服务员女青年打球要求穿市面公认的“工作服”。夏天穿竹布大褂;冬天则穿蓝布旗袍。常人春:《老北京的穿戴》,燕山出版社,1999年,第59-60页。
(31)在清代,广州那些不裹脚的妇女,有些就会穿上满族旗装来遮盖一双大脚。见Antonia Finnane:"What Should Chinese Women Wear?:A National Problem",in Modern China,vol.22,No.2,Apr.1996,p.108.
(32)“远远看去,竟不知是男是女,无怪乎那些洋车夫都叫伊们‘先生’呢”。《在安琪小姐的客厅里》,《京报副刊》1926年第441期。
(33)“长袍子是男子的衣服,现在女子也穿了叫做旗袍”。琢庐:《男女平权》,《申报》1923年12月3日,第8版。
(34)张爱玲:《更衣记》,《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62页。
(35)张爱玲:《更衣记》,《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57页。
(36)有诗调侃道:“袍袖直如弓荷袋,可能恭敬放挖杭?”李家瑞:《北平风俗类征》,北京出版社,2010年,第360页。
(37)咸、同年间就有“十八镶”之说。徐珂:《清碑类钞》(第13册),中华书局,2003年,第6186页。
(38)清末时外国来华的何德兰就曾这样称赞旗袍:“那些衣服太美了!柔软异常的丝袍,夏天上面罩极轻薄的绣花的纱罗,冬天上面罩衬着昂贵的毛皮衬里的艳丽的缎子,各个时节都有其相应的数量和品种。”[美]何德兰:《慈禧与光绪》,宴方译,中华书局,2004年,第168页。
(39)一些学者已指出清代旗袍对汉装的吸收是“旗袍流行全国的前奏”。包铭新:《中国旗袍》,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年,第3页。
(40)《上海妇女服装沧桑史》,《申报》1946年10月7日,第6版。
(41)在《申报》上就能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如“上海南京路一家马玉山公司发售了一种丝织绣花鸟,用以滚旗袍或女襖的四角,预订者拥挤非常”、“先施公司新到特别嵌花衣边饰配旗袍为时髦”、“中华工业厂生产处适合于单旗袍的绣花衣裙料,使得营业额提升”等等。《胜德新出丝织绣花鸟》,《申报》1925年11月14日,第16版;《特别嵌花衣边》,《申报》1925年12月11日第18版;《中华工业厂之绣花衣裙料》,《申报》1926年5月25日,第19版。
(42)包铭新:《中国旗袍》,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年,第12-14页。
(43)《旗袍的美》,《国货评论刊》1928年第2卷第1期。
(44)雪门:《儿童和玩具》,《晨报副刊》1925年第12期。
(45)因为袄子可以做得很厚,但下面的裙子却没法保暖,而旗袍一身下来,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周瘦鹃:《我不反对旗袍》,《紫罗兰》1926年第1卷第5期。
(46)秋郎:《旗袍应改称颀袍》,《申报》1935年11月11日,第14版。
(47)“一入了夏季,上身的旗袍,近于马甲化,……而两条玉臂、两条玉腿,遂都赤条条的尽露与外了”。惟经:《裸臂裸腿》,《申报》1936年6月16日,第18版。
(48)秋郎:《旗袍应改称颀袍》,《申报》1935年11月11日,第14版。
(49)施兰珍:《长旗袍与短旗袍》,《女朋友》1932年第1卷第26期。
(50)1927年的《申报》中有一则待领启事:在闸北有一个迷路的小女孩穿的就是旗袍。《迷路男女孩留慈善团待领》,《申报》1927年1月17日,第11版;在30年代初的一些小说里也会出现十三岁的小姑娘也吵嚷着要做旗袍。采芬:《送影子》,《语丝》1929年第5卷第21期。
(51)Antonia Finnane讲到了国家政治因素对旗袍的影响:在20年代中期流行旗袍,其背后诉求是女性解放,追求男女趋同,很像男式长袍的旗袍正适应此一潮流,因而得以流行,三十年代后则重新强调女性化,因此旗袍越来越突出女性身体的曲线,开衩越来越高。这种发展既适应了国民政府走向保守,又与政府的保守政策有冲突。Antonia Finnane:"What Should Chinese Women Wear?:A National Problem",in Modern China,vol.22,No.2,Apr.1996,pp.99-131。但作者限于材料,更多只是宏观分析,史料论证部分很少。此外,葛凯的《制造中国》也讲到了民族国家建立与近代服饰变革的关系,但对旗袍较少关注。[美]葛凯:《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黄振萍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89-292页。
(52)具体规定是“礼服专仿美式,公服以中国货料仿照西式制作,而常服则仿中国古制稍为变通”。而在女子服饰问题上则认为不需要大改变(也是仿效日本妇女不变旧服),仍以旧式上衣下裙为准。《新服制草案图说》,《民立报》1912年6月23日。《新服制草案图说》,《民立报》1912年6月23日。《服制草案理由•服制草案》,《民立报》1912年7月17日。
(53)当时有一种意见是中国服饰尽仿照西人用呢绒,因为呢绒既经久耐用、又轻便保暖,有利卫生。但是这遭到丝织行业的顽强抵制,说尽用外国材料会大大有害本国纺织业。于是在政府颁布的《服制草案》中做出变通,材料兼用丝织与呢绒,“所以寓维持国货之意也”。《易服问题与国货问题之解纷》,《民立报》1912年2月6日。《服制草案理由•服制草案》,《民立报》1912年7月17日。
(54)《苏州女子爱国十人团提倡国货》,《时报》1919年7月19日。
(55)在时装展会上,讲解旗袍时说:“旗袍用国货淡绿色的薄绸制成。”紫薇:《国货时装图说》,《申报》1933年5月11日,第13版;上海印染公司捐赠国货旗袍五十件来发起时装表演大会。《筹募福音医院经费时装表演大会近讯》,《申报》1934年11月24日,第10版;《沪大国货展览会昨日开幕》,《申报》1928年5月30日,第27版。
(56)“我国在美之女生,虽有短裙袒臂,效西式装者,然亦有衣旗袍一袭,未忘祖国之风”。石子:《在美之几件中国事件》,《申报》1928年4月25日,第17版。
(57)“令各公私立中等以上学校校长、县市区教育局局长转令以后服制、务须一律采用国货,仰各遵照办理由”。《训令:甘肃省教育厅训令:第三三八号(三月六日)》,《甘肃教育公报》1933年第9-111期。“陈委员肇英提议:重厘服制,严用国货”。陈肇英;《云南教育行政周刊》,1933年第2卷第46-47期。“湖南省建设厅训令:所属各机关,为奉省府令,发行政院训令,重厘服制,严用国货”。《湖南省建设月刊》,1933年第35期。
(58)“一时装公司在雇佣女郎穿上京缎旗袍,颇有古气,于是女同学都效仿”。松盛:《南京缎子谈》,《申报》1925年6月22日,第15版。
(59)《都市的刺激》,《良友》1934年第85期;《上海妇女衣服时装(其二):长旗袍大家闺秀多穿之此乃正面观》,《良友》1926年第4期。
(60)《国货合作商店星期廉价》,《申报》1926年1月17日,第20版;《新新特价货品纪略》,《申报》1927年6月20日,第17版;《本埠增刊商场消息》,《申报》1929年5月17日,第22版。此外,类似的还有《绸缎大同业举行减价》,《申报》1926年1月3日,第15版;《先施减价今日为止》,《申报》1926年2月3日,第17版等等。
(61)《中华工业厂又有新出品》,《申报》1925年8月31日,第19版。
(62)“值此新生活运动声中、该公司为提倡国货起见特发售经济旗袍”。《市声》,《申报》1934年6月27日,第13版。
(63)毕倚虹:《旗袍》,《紫罗兰》1926年第1卷第5期。
(64)《服妖》,《饭后钟》1922年第2期。
(65)徐青宇:《为什么要叫做旗袍呢?》,《女子月刊》1933年第1卷第3期。
(66)《袍而不旗》,《民国日报》1926年2月27日。
(67)潘怡庐:《纯孝堂漫记:旗袍流行之由来》,《绸缪月刊》1935年第2卷第2期。
(68)程瞻庐:《记旗袍女子之言》,《紫罗兰》1926年第1卷第5期。
(69)这在汪利平对于清代杭州旗人的研究中可以得到证实:他在文章中表明旗人在城市中的角色经历了一个从占领者到定居者的变化。在清中期以后,旗人与本地居民的相处其实是比较融洽的,直到清末,由于现代民族意识的传播及上层汉人士大夫的鼓吹,才出现排满问题。汪利平:《杭州旗人和他们的汉人邻居》,载于刘凤云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47-168页。
(70)从金启孮、老舍等人的作品及一些口述材料中看到这一点。如金启孮就谈到:“旗、民关系都很好,因为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利害关系。”金启孮:《金启孮谈北京的满族》,中华书局,2009年,第27页;汉人金宝琴也说:“我们蓝靛厂分三块:营子里头的、老营房和蓝靛厂大街。营子就是火器营,是满族人的营房。……满人特别规矩,礼儿大,说话办事什么的比较文明,不招人讨厌……我们跟满人相处的特别好。”定宜庄:《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792页。
(71)所以清末汉族妇女流行穿旗装也是最早从上海发源。光绪十四年的《游沪笔记》中即讲,“洋泾浜一隅,五方杂处,服色随时更易。……女则间效满洲装束,殊觉耳目一新”。《上海妇女服装沧桑史》,《申报》1946年10月7日,第6版。而1929年申报上一则戏院广告中,我们更能看到上海人对“逊清贵族女子之服装丰采”的极力推崇:“尚艺员及小翠花艺员,于此剧之旗装,玉立亭亭,别具风范,富有贵族旗门女子雍容华贵之态,诸君欲睹数十年前逊淸贵族女子之服装丰采者,尤不可不观此剧”。《云讯》,《申报》1929年4月4日,第12版。
(72)《在安琪小姐的客厅里》,《京报副刊》1926年第441期。
(73)《孙传芳通令禁着旗袍》,《民国日报》1926年2月27日;《准备三个革命纪念日的工作》,《中国青年》1926年第155期。
(74)张爱玲:《更衣记》,《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62页。
(75)在《剥去旗袍和裙裾》中作者发问道:“为何要穿长衫或旗袍?……因为这是士大夫阶级的。”李明那:《剥去旗袍和裙裾》,《女子月刊》1933年第1卷第8期。
(76)伊凡:《评〈长旗袍〉》,《循环》1931年第1卷第6期。
(77)如《申报》一则新闻就提到:“窃贼浦和尚,前晚至法租界居民徐金生家,窃取狐嵌旗袍、洋灰鼠袍子,各一件,共值洋二百余元。”《窃贼禁押三月》,《申报》1921年3月1日,第11版。
(78)这一时期报纸上出现的穿旗袍的妇女基本上都是豪富人家的姨太太或者阔小姐。如《申报》中小说《臥雪记》中描写穿旗袍的玉林就是一位姨太太。《臥雪记》,《申报》1921年1月26日,第14版。此外,在报刊中提到穿旗袍的也多为富豪家庭中的女性。如《某富豪之家庭》,《消闲月刊》1921年第2期。
(79)《十烦恼》,《饭后钟》1922年第2期。
(80)《服妖》,《饭后钟》1922年第2期。
(81)“女招待穿旗袍长马甲来招呼客人,以此来吸引客人”。《纪神仙世界》,《申报》1926年2月24日,第20版。“交际场上的姑娘只得穿几件很鲜艳的时髦大氅或是旗袍来取媚主顾”。《汽车疆场上的窥豹》,《申报》1927年3月5日,第26版。
(82)茅盾:《子夜》,《茅盾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97页。
(83)一个女士下船时被自己旗袍绊倒以致落水丧命,于是扬州人喊出“打倒旗袍”的口号。树春:《打倒旗袍之扬州》,《联益之友》1929年第135期;1928年1月《申报》“自由谈”上的一则报道说宁波火车站一个穿旗袍的妙龄女郎因为穿旗袍活动不便,下火车时自己绊倒,以致毙命。《旗袍致命之惨闻》,《申报》1928年1月16日,第17版。
(84)冯玉祥就曾经作诗来讥讽女学生烫发瘦旗袍,“女学生在学校不是节俭用功,而是穿着时尚”。《冯玉祥针砭女学生烫头发瘦旗袍》,《时代生活(天津)》1937年第5卷第6期。
(85)徐光:《美术特刊号——文学:〈旗袍〉》,《学生文艺丛刊》1932年第7卷第1期。
(86)1934年,蒋介石推行了新生活运动,规定女子不准奇装异服,对旗袍也进行了规定:“旗袍最长须离脚背一寸、领最高须离颚骨一寸半,左右开义旗袍不得过膝盖以上三寸……”《蒋委员长•取缔妇女奇装异服•赣省府拟定取缔办法先从女公务员等实行》,《申报》1934年6月10日,第8版。
(本文刊于《民俗研究》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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