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聚焦2 _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送学礼是清代地方官为官学新生举行的入学典礼。清代学校以府、州、县为基本单位，各建立一所学校，称为“儒学”。在本省学政主持的每三年一次的岁试和科试中，各儒学可以按既定名额，各招收一次新生。在新生入学时，往往会举行送学礼。乾隆《洛阳县志》卷6《礼乐志》较为详细地记载了这一典礼的基本程序：“每学政岁科试新生红案到学之后，知县晓示各生送学日期。至期，各生诣县署，集寅宾馆。知县公服升堂，各生由东角门进至檐下，行庭参礼。毕，各生西面立，学书北面立，唱名。门斗东面立，为各生簪花。酌酒三巡。毕，各生面北三揖。具鼓乐，由中门出。知县亲送至文庙殿阶下，率行三跪九叩头礼。毕，诣明伦堂，知县、教官行交拜礼。诸生拜师，两拜；谢知县，两拜。入座，行酒数巡，肃揖而退。”
清代送学礼有三个各地共有的核心环节，一是地方官发帖邀集新生，为其簪挂花红，二是地方官率领新生到孔庙大成殿，向孔子圣像行三跪九叩首的谒庙礼，三是地方官率领新生到儒学明伦堂，向教官行谒师礼。从130余种地方志的记载看，各地送学礼的称谓并不完全一致，除了“送学礼”这一最为常见的称谓，还有“送学仪”“送入学礼”“新生入庠礼”“起送新生”“入学”“新生入学”“入学仪”“入学仪节”“入泮”“文武入泮”“迎学礼”乃至“上学”等多种称谓。
中国自古便是礼仪之邦，学礼是各类学校教化学子的重要途径。清代各地的儒学主要有释奠、朔望行香、乡饮酒礼和射礼四种学礼，在京城国子监则还有皇帝亲临视学、临雍讲学和新进士释褐等。作为一种地方儒学的开学典礼，清代送学礼当是仿照国子监典礼加以改造而举行的。如据光绪《霍山县志》卷5《学校志》记载，安徽霍山县“入学仪”的相关环节中，“行谒庙礼视朔日释菜仪”“见学师视国学师弟子相见仪”。“视”是比照、参照的意思。光绪《代州志》卷5《学校志》也记载，山西代州（今忻州市代县）举行送学礼时，“文武新生谒庙视朔望行香礼，见学师视国子监见师礼。其余仪节州县不同，各从其俗”。不过，清代各类典章制度文献如《钦定大清会典》《钦定学政全书》《钦定大清通礼》中均未记载送学礼。1756年编纂的《钦定大清通礼》卷44《宾礼》在叙述“直省学校师弟子相见”礼仪时，只附带说明“入泮谒见礼亦如之”。所谓“入泮”，系指新生入学。“入泮谒见礼”当是指送学礼。不过，通过对比我们发现，地方志所载送学礼，新生拜见教官多是行“四拜礼”，且“学官拱受两拜，答揖两拜”，而在《钦定大清通礼》中，则是学生“北面三揖”，教官“立受”，不需要回拜新生。

由于清代朝廷并未制定通行全国的统一仪节，故各地在举行送学礼时“各从其俗”，形态各异。
一是演剧和酒宴。首先，据地方志记载，只有少数地方有演剧环节，如浙江建德县在新生向教官行礼之后，官师、新生入席宴饮、观剧：“酒三巡，梨园搬演《加官》《魁星》。”安徽广德直隶州（今广德县）在送学礼结束后，“陈设酒馔丹墀下”，并安排“优人奏曲”。其次，大多数地方都举行官师、新生共同参加的酒宴，但也有少数地方不举行宴会。如与建德县同属严州府的分水县（今属浙江桐庐县），新生在明伦堂分别向教官、知县行礼，之后便是“知县回署，诸生由龙门归”。江苏东台县（今江苏东台市）也不安排酒宴、鼓乐，这与当地在举行送别乡试考生的宾兴礼时会在明伦堂和县堂安排“酒果”和“酒肴鼓乐”有较大的反差。有些地方则举行只有地方官和教官参加的宴会。如直隶顺天府东安县（今廊坊市安次区）在新生拜谒完教官后，有“诸生退，儒学延印官宴明伦堂”的环节。
二是典礼对象。各地地方志一般都记载送学礼是为所有文武新生举行的入学典礼，不过，浙江余杭县的送学礼则最早只面向文生，后来才推及武生：“前此止以隆文也，近奉文武并用之。”而在相邻的安徽省，晚嘉庆《余杭县志》（1808年刊）80多年成书的光绪《泗虹合志》（1888年刊）和光绪《五河县志》（1894年刊）也有完全相同的记载。
三是重游泮水。清代乡试、会试结束后，60年前中举或中进士者被邀请参加鹿鸣宴、恩荣宴，称为“重宴鹿鸣”和“重宴恩荣”。而60年前考中生员者受邀参加送学礼，则称为“重游泮水”或“重游泮宫”。如江苏宝山县（今上海宝山区）自乾隆年间以来共有16人被邀请重游泮宫，其中道光庚戌年（1850）有文生金元赓、胡有基和武生张耀宗三人，他们都是在乾隆庚戌年（1790）考取入学的。这种“重游”“重宴”活动，既体现了朝廷和地方社会对年老长者的礼重，同时也是对早达学子的勉励。
此外，个别州县还在其他环节进行了别具特色的设计。如江苏高邮州是在“文游台”为新生簪挂花红。“文游台”本为高邮东岳庙，北宋时因苏轼曾与孙觉、秦观“载酒论文于此”，遂成当地名胜。清代高邮知州在此地举行送学礼，自然是希望新生借此追怀先贤，志存高远，成就伟业。

尽管清代朝廷未将送学礼详细刊载于典章制度文献之中，但是由于清代“科举必由学校”，在童试中脱颖而出考中生员，是科举入仕的基本起点，因而地方社会对举行送学礼更为积极。
清代送学礼之所以名为“送学”，是因为它是由地方官将新生送至学校拜见老师，因而举行送学礼的经费理当由地方政府承担。然而，由于康熙初年裁减了送学礼的经费预算，导致地方政府无力举行送学礼，因而新生家长不得不出面承担举办送学礼的费用。据道光《（浙江）建德县志》记载，学政录取名单公布后，新生家长们要推举“齿爵俱尊者”，由其选定日期，约请知县出面主持送学礼。典礼当日，新生家长需预先在明伦堂安排酒宴和戏剧。县官、学官离场时，新生家长均需恭送。典礼结束后，新生家长还要“至县禀谢”。
清代新生在入学之前需向学师缴纳束脩等费。由于清代教官不像地方官一样有养廉银待遇，每年俸禄不到50两，生活极为贫困，故而数额不菲的束脩、印金等便成为教官的重要收入来源。如光绪《（广东）香山县志》便记载，文武新生拜谒教官，除需缴纳“贽仪”，还要“另取银两曰印金，以新进之贫富定其多少；富者或至数百数十两，即贫者亦十两以外”。这些费用不仅影响了师生关系的纯洁性，而且更成为贫困学生的沉重负担。如四川东乡县（今宣汉县）便出现了“贫士相戒不应考”“至贫士入学不敢见其父兄，见必责打之”的奇怪场景。山东平度州（今平度市）则因学官“勒索苛虐”，新生“起与为难，入学署滋闹”，地方官派人抓捕，最后竟酿成了几名新生“毙于狱”的惨剧。
为了纾解学师收入微薄的困窘，减少新生入学压力，清代各地士绅纷纷捐资捐产，建立公益基金组织，并公举管理首事，议定管理章程，代新生向学师缴纳印卷、束脩费，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采芹会、乐泮堂、肄雅堂、印金局、学田局、宾兴会等。如江西泰和县采芹会，是全县乡绅公捐钱款“万缗”，存典生息，代缴“文武新进修金”；乡绅黄绳祖也捐产取息，“为邑文武新进入学束脩、印卷资”。广东香山县印金局，是邑绅黄栋梁等“为文武新生致送教官册金、贽仪”而合力捐设的，共购置田产1000余亩，每年可收租银3700余两。浙江诸暨县岁贡生徐渐逵等“劝捐集资为公款，以三年所入之息，足抵两试束脩之资”，前后合计捐田2200多亩，并于府城建造肄雅堂，既作管理机构，又是崇祀建筑，“设捐户神主”，对捐资者表示崇敬，供后人凭吊。清光绪初年，张之洞担任四川学政，因见学官向新生索要束脩，有失师生体统，“乃下《学田说》于郡县”，要求四川地方官员倡导乡绅捐资，设置学田，其管理机构一般称为“学田局”。
科举宾兴公益基金的勃兴，是清代科举社会异于此前历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国教育公益文化发展的重要表现。各地的宾兴公益基金，有些职能较为单一，专为新生入学阶段的考费、规费而设，如江西奉新县广华堂、广东香山县印金局、贵州绥阳县黉田局、四川各县学田局等；有些则职能较为齐备，除资助童试相关费用，还全面资助生员乡试、举人会试或优拔贡朝考等一切与科举考试有关的费用，如江西南昌县考棚公局、湖南湘潭县宾兴堂、广西北流县宾兴馆等。这些宾兴公益基金组织的出现，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新生入学和考生赴考的压力，提升了清代教育与考试的起点公平。

清代送学礼早已不再举行，但它对于当代教育显然还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首先，送学礼是中国古代礼重人才传统的集中体现。新生在正式入学之前只是一介白丁，在送学礼过程中，他们先是被地方官以礼相邀，在县衙大堂换上青镶蓝袍银雀顶的“公服”，接受官方的簪花、披红、酌酒。在此之前，新生见地方官、教官都要行“庭参礼”，而穿上公服后便只需行“四拜礼”，且官师均需“拱立答礼”，“受两拜，免两拜”，表明他们已经实现了由平民向绅士的转变，正式踏上了科举入仕的青云之路。在当代社会，我们虽然不完全认同“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教育理念，但却应该继承和发扬清代送学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观念。政府部门可以借鉴送学礼的形式，通过出席或主持相关学校的入学典礼，向社会大众传递尊重知识、礼重人才的信息，从而扭转社会风气，促进文教发展。
其次，送学礼是中国古代尊师重道传统的集中体现。在送学礼中，儒学教官被置于相当重要的地位。一方面，当地方官率领新生来到明伦堂后，先要与教官分庭抗礼，“学官在东，县官在西，行四拜礼。毕，复让县官在东，学官在西，还四拜礼”，体现出教官具有与地方官对等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入学新生是由本地父母官亲自送入学校、引见并拜谒教官的。当新生参加完至圣先师的释菜仪式，来到明伦堂一起向教官行四拜礼时，教官会是何等的欣慰！而在当代学校里，无论是高等学校还是中小学校，师生礼仪显然不再那么受重视，青年学子的礼仪养成缺乏应有的制度安排。如果能够参照清代送学礼，在学校入学典礼过程中安排师生行礼的环节，则庶几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潜移默化之功效。
再次，近代以来的清王朝在西方列强的凌迫下逐步走向衰亡。然而，在帝国落日的余晖中，清代地方社会公益人群的身影却令人动容。为了教官的师道尊严和新生的青云梦想，地方乡绅慷慨解囊，筹设公益基金，议定垂久章程，试图尽其所能，维护世道人心；其结果虽然并非时人所能逆料，其初衷却应该得到后世的尊重与褒扬。当代教育也还存在各种不如意处，急需改进改革之弊窦甚多，但这却不应该成为公益力量退缩不前、弃之不顾的理由。传统社会的公益精神与公益传统，理应在当代社会得到发扬光大。以宾兴为代表的中国公益文化的民族传统，理应成为当代中国公益文化自信的固有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