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浙江社会科学》(杭州)2010年7期第85～89,94页

【关 键 词】明代南京/城市空间/城市认同/城乡关系/士绅社会EE226UU1712040

近年来，学界关于士绅与明清江南城市社会、城市文化之关系的研究成果日益丰富①，然而对于士绅阶层及其文化的“城市性”尚缺乏系统的讨论。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在三十年前曾就此提出两个问题——“（1）中国士大夫在何种程度上（又在何种意义上）是属于城市的？（2）中华帝国在何种程度上（又在何种意义上）存在着独特的城市文化？”② 牟复礼（F. W. Mote）认为，“古代中国在理论上和实际社会实践上建成了一个开放的社会；中国人获得了自由占有土地以及迁移住址与改变生活方式的权利”，“上层阶级有在城乡两地轮换生活的风尚”。因此，明清城市的地方精英多为城居地主（absentee－landlord）阶层。他们虽然在推动城市消费、文化、公共事业建设方面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其身份也体现了古代中国城乡间政治与经济分野的模糊，以及物质生活、文化形态与空间结构上的“城乡连续统一体（urban－rural continuum）”。③ 牟氏之观点对我们理解中国古代城市的特性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这一分析模式亦过于概念化与简单化。首先，其对“城市”的空间定义强调由城墙所界定的地理范围，却忽略了城市生活空间结构的多面性。而事实上，无论是城市的行政区划，还是市民的日常生活、社交网络，以及时人对城市的意象都有其各自的空间维度；它们通常超越城墙的围界，但这并不必然导致“城市性”的缺失。其次，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城市士绅与腹地农村之间的关系不尽相同，其具体特征受到城市发展模式、士绅家庭背景、国家政策、区域经济等因素影响。因此，对于“城居地主”亦不可简单而论。本文以明中后期南京为中心，通过分析城市士绅阶层日常生活的空间结构，揭示明代南京士绅社会与城市之关系，并进而对“城乡连续统一体”概念进行新的思考。
    一、家庭背景与生活空间
    在南京城市史上，明初的发展是个重要篇章。洪武时期大规模的都城建设不仅确立了南京的政治地位，也彻底改变了城市的空间范围与人口构成。就城市空间而言，原有的城池为南唐时所建，周长约28里。经过明初近30年的营建，不仅城墙扩展至60余里④，且城市内部各功能区设施完备，“紫微临金阙煌煌，黄道分玉街坦坦，城郭延袤，市衢有条。……非远代七朝偏据一方之可侔也。”⑤ 从城市人口构成看，明之前金陵土著多为东晋、南宋时期由中原南渡家族的后代。“高皇帝定鼎金陵，驱旧民置云南，乃于洪武十三等年，起取苏、浙等处上户四万五千余家，填实京师，壮丁发各监局充匠，余为编户，置都城之内外，名曰‘坊厢’。”⑥ 但正如徐泓考证，大规模人口入迁有两次，一是洪武二十四年（1391）徙五千三百户富民于京师，二为洪武二十八年（1395）移直隶苏州等十七府州及浙江等六布政司小民赴京，充仓脚夫。⑦ 而明初迁入人口的地缘构成也并不仅限于苏、浙一带，日本学者夫马进的研究指出，移民政策涉及到的地区包括江西、湖广、福建、山东等地。⑧ 总之，从十四世纪末开始，南京城内居民多为新移民家庭。正如《正德江宁县志》中所记，“县封在城中，如颜料、氊匠、三山等坊阛阓辐辏，余皆诸卫军营，……而城外则多金陵人也。”⑨
    明初“徙实京师”政策不仅带来苏浙地区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也决定了南京士绅社会独特的发展轨迹。首先，许多家族的城市移民始于明初。除民籍人户外，大批隶籍于卫所、太医院、钦天监的移民也于洪武至永乐时期迁入南京。⑩ 这些背井离乡，并被强制落籍于城中的移民家庭成为城市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明代南京士绅便出自这样的家族。《正德江宁县志》中记载的29位地方名人中，即有13人来自这样的家族。(11)《万历上元县志》中更称：“我太祖开基，取天下豪右聚之京师，分隶诸司各卫，而所居者实县境也。今贤哲之生，殆倍于邑人。”(12)
    其次，明代南京士绅阶层中“望族”、“世家”极少，对腹地农村的经济与社会影响都有限。明初大移民当然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嘉靖末年，司马泰曾感叹：“国初尽徙城中人于四方，复取四方人实之，以是都城中无世家，因无世法，遂无世谱。自三四传后，子孙遂不识认，名字不相通，凶吉不相问，况共承祭祀，共为宴享矣乎？以是虽有同族，实为路人，孝爱以是而衰，风俗以是而薄，可慨也已。”(13) 移民家庭在经历了城乡间的地理流动后，其经济与社会生活的重心迅速向城市转移。许多以白丁起家的士绅家族在社会上行流动过程中多有经商的经历。如许隚，以经商致富，“绝无都城纨绮市井之习，亦一时胜士”(14)。盛时泰的祖伯父盛纲、盛纪“往来闽粤，为大贾，以财雄一时”，其父盛鸾二十余岁即外出经商(15)。顾瑮（1514进士），“其先家业亦厚，有槽坊二处”(16)。积累一定财富后，这些商人家庭开始培养子弟功举业，而明代南京文人、官宦荟萃的环境更诱使商人们不惜一切地向缙绅阶层靠拢。一般而言，一个平民家族由经商、业儒、入仕而进入士绅社会大约要经历五至六代人的时间，这与宗韵对明代家族上行流动速率的结论一致，即正常情形下，家族地位转型“通常的是要经过五六世的持续努力”(17)。以30年为一代计，明初落籍南京的平民家族，其社会地位转型多在正嘉之际。在这期间，由于家庭社会地位低下，经济状况不稳定，加之与原籍地的人际与经济网络之联系被割断，很难形成世家大族。
    如果说南京士绅家庭在上升过程中多以城市为中心而生存发展，那么在完成社会身份转变后，其经济与社会生活的重心是否向腹地农村转移呢？这一情况在明代南京并不明显。究其原因，国家政策、社会风气、地方经济等因素都发挥了作用。由于明前期中央政府大力打压地方豪强势力，直至明代中期，官员的自律性都较强。明人以为，“弘正间居官者，大率以廉俭自守，虽至极品，家无余资，此如胡之弓，越之剑，夫人而能之者也。嘉靖间，始有一二稍营囊橐为子孙计者，人犹共非笑之。”(18) 在南京，正、嘉以前“风尚最为醇厚。荐绅以文章政事、行谊气节为常，求田问舍之事少，而营声利、畜伎乐者，百不一二见之。”(19) 这一情形在嘉、隆时期依然存在，一些较为清廉的官员致仕后生活十分窘迫，常需以教书补贴家用，自谈不上求田问舍。如顾瑮以宪副致仕家居，“惟居临街一小楼，扁寒松斋，训蒙童数人以自给。”(20) 卢璧（1538进士），“历南户部主事，彰德汉阳知府苑马寺少卿。……居官常禄外秋毫无取，及归益窘，杜门谢客。”(21) 李重（1511进士）“官至江西臬副。居官清介，去任日，誓不将一物归。……家徒四壁里。溧阳史氏延先生教其子，岁学俸八十金。”(22)
    十六世纪中期前，南京士绅对土地投资缺乏热情的另一个原因是徭役制度。由于一条鞭法直至隆庆中才在南都施行，此前“有力差一事，往往破人之家，人皆以田为大累，故富室不肯买田。以至田地荒芜，人民逃窜，钱粮拖欠，几成敝县矣”(23)。即使对享受优免的士大夫家庭而言，土地回报也并不丰厚。以许穀为例，其在为官的十余年中，一直未曾在南京周边购置田产。嘉靖三十年（1551）罢官回乡后才作出“来岁买田多种秫”的决定。(24) 许穀的田庄位于南郊安德乡新亭，俗称石子岗(25)，离城不远。《题有方斋》序中记：“恒儿买田南郭，去家仅十里许，游衍从心，定省不废，太史雉翁为题其居曰‘有方斋’，盖取游必有方之义。”(26) 其田庄面积大约二顷(27)，按照当时“亩之中上者可收谷二石”(28) 计算，一岁之入仅为四百石，其中大约一半为佃户所得。扣除粮差后，许家的实际收入大概不到二百石，并不宽裕。若遇水旱，甚至有“场空瘐罄一粒无，八口垂头半饥饿”(29) 的窘境。
    这样的情形在十六世纪中期前的江南地区是普遍现象。李洵曾指出：“明代三吴地区的‘士大夫’家族，应该是中叶以后才兴起的新‘望族’，他们起家的基点，在社会阶层中比前代为低。”(30)十六世纪后半期开始，江南地区大乡绅阶层逐渐兴起，士大夫的风气亦开始转变，阶级矛盾的激化甚至导致了大规模的城乡民变与社会动荡。但南京士绅阶层势力向腹地农村的渗透却始终是有限的。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或许是南京周边农业经济的薄弱。与江南地区的苏、松等府相比，“应天府属各县的自然条件、水陆交通，乃至土地丰度都要差得多，而且可以说是长江三角洲最差的地区。”(31) 这使南京在明代后期的经济发展落后于江南中心地带，也阻碍了乡绅势力的发展。也正因此，南京士绅阶层的生活显现出更强的“城市性”。
    除社会经济因素外，文化与社交网络是维系南京士绅与城市关系的更重要的纽带。明代南京文人荟萃，记载当时社交生活的史料极为丰富。下文将以许穀《许太常归田稿》为中心，重构明中后期南京士绅的文化网络及其社交空间。
    二、文化网络与社交空间
    许穀字仲贻，一字石城，嘉靖四年（1525）举于乡，嘉靖十四年（1535）登会试第一人。初授户部主事，历任礼部、吏部，官至尚宝司卿，嘉靖三十年（1551）被罢官，里居三十余年，“惟日与亲戚朋友赋诗饮酒，尽山水园林之乐”(32)。《许太常归田稿》中收录的九百余首诗，生动地反映了明中后期南京士绅阶层的社交生活。
    许穀的社交圈首先由本地精英构成，他们的家庭背景或仕宦经历相似，有些甚至为通家之好，如陈芹、姚淛、司马泰、盛时泰等都与许穀过从甚密。许穀在城中新宅院建成时，就在《新年初至小园戏作因柬所知》中写道：“二仲肯来须扫迳，欲凭春色送芳尊”(33)。作为留都，南京亦不乏高级官员。“留京诸卿寺皆号散署，昔称养望之官，甚言薄书稀简也。”(34) 宴集聚会、讲德赋诗成为高级官员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南京士绅社交圈中还包括一批公侯。他们乐于成为文化赞助人，并提供府第作为社交场所。南京公侯之中，以魏国公徐达后裔地位最为显赫，城南不仅有赐第，府前还建有大功坊。许穀生活的时代，魏国公为徐达七世孙徐鹏举。(35) 许穀在《魏国笃轩公寿词》中赞道，“开国诸王首巨宗，承家七叶见明公。旧京管钥恩常在，盛世干城望独隆”(36)。魏国公族人则多袭锦衣职。
    南京士绅阶层的社交圈构成决定了他们社交活动的空间范围。南京城的本地精英大多居住在城南。顾起元（1565－1628）在《客座赘语》中记，“自东水关西达武定桥，转南门而西至饮虹、上浮二桥，复东折而江宁县、至三坊巷贡院，世胄宦族之所都居也。”(37) 这是当时南京名流聚集之地。许穀家的老宅，以及罢官后修建的新宅院都在这一带。(38) 其世交姚淛的市隐园位于武定桥下油坊巷(39)，司马泰宅在饮虹桥西。而许穀在《题余太史溪云阁》中“新开杰阁俯青溪，巧结迴阑引石梯。窓度轻 飞燕雀，桥通绝渐饮虹霓”，以及《题俞氏秀野园》中“近市为园十亩宽，达人避俗此盘桓。秦淮烟月尊前映，钟阜晴雪掌上看”等诗句，都反映了绅士阶层对这一区域的青睐。
    除城中宅院外，许穀还经常在其南郊田舍接待友朋。事实上，为了便于照顾田庄，许穀大部分时间都需居住于此。而许穀在购置田地时，也可能考虑到其日后社交生活的需要，而选择了“游衍从心，定省不废”的近郊地区。从许穀诗作中看，居住于城内的士绅与官员能够方便地造访其新亭田舍。许穀好酒，《许太常归田稿》中以“谢友人携酒过访”为主题的诗作很多，如《箕泉廷评携酒偕射陂大壑二祠部过访》、《月夜谢郑子学送酒》、《钱太常、张大理携酒过访》、《司马宪副携酒见访，吴山人偶至同酌次韵》等。赏花亦是一个重要的社交内容。许穀的南郊田庄虽然称不上名园，但他对庭院中四时园艺也颇为用心经营，反映在《乞杂花》、《乞花》、《简姚元白乞芙蓉》、《乞玉田菊》、《谢玉田菊》等诗中。而《庭中大红牡丹盛开，席上次司马宪副韵》、《莲盆盛开适阮祠部至留饮》、《萱花开有感》、《庭中紫微花盛开》、《咏庭中桃》、《横厓携酒看菊再用前韵》等诗更表明其庭院四季皆有景致，四时皆多聚会。此外庆生、年节拜访、同年会等都是士大夫聚会的主题，席间热络欢畅的情景在《姚园赴诸世家之约》中有生动的表现：
    芙蓉阁上锦筵铺，公暇邀宾及野夫。
    十亩芳园藏近市，一时仙吏集陪都。
    穿林络绎来珍馔，接坐纵横送玉壶。
    取醉竟忘霜月落，却寻归路总模糊。(40)
    除士绅的私家宅院外，南京官员士夫们还经常在公侯府第中宴集。事实上，明代南京的名园大多为魏国公家族所有，王世贞在《游金陵诸园记》中所记十六处名园中，十一处属于中山王徐氏家族。(41)许穀《夏日宴笃轩魏国公第》一诗生动展现出魏国公宅邸宴集的豪奢场面：“画栋连云暑亦凉，上公邀客敞虚堂。水盘特选麒麟脯，玉盏频倾琥珀浆。无数歌钟依风律，许多舞队象霓裳。留欢竟日犹云少，更展华筵水石傍。”(42) 此外，徐锦衣东园亦为士大夫云集之地。顾璘在《东园雅集诗序》中写道：“东园者，中山王孙锦衣将军徐君申之所筑也，在南都东城隅，去赐第仅数百武许”，“当夫芳时令日，秩筵永燕，则有王公大人缙绅先生，与夫江海间游之士宴集乎。”(43) 徐锦衣文化赞助人的身份在许穀的《东园公七十寿歌》中也有明确的体现：“早年好客常倒屣，遂有声名动寰宇。贤如王粲远能来，贫比冯欢退应喜。……何止公卿爱驻车，更有文儒同秉烛”(44)。许穀与徐天赐交往的时间很长，里居三十年中更是徐锦衣东园的常客。
    概言之，在明代南京政治地位的带动下，一个以高级官员、致仕官员、公侯子弟及底层士绅构成的文化精英集团使南都成为江南文化中心。对于士大夫而言，这个城市的吸引力来自于其丰富的人际资源，而获取人际资源的关键在于进入精英的社交空间，以提高或巩固自己的文化与社会声望。而文化资本又可以带来物质回报，这对于收入并不稳定的士绅而言十分重要，正如许穀在《六十初度自述》中自嘲道：“把钓手非经世手，卖文钱作买花钱”(45)。正是士绅的文化网络及其社交空间决定了他们与城市间日益紧密的关系。
    三、地方认同与游冶空间
    在城市发展史上，风景名胜往往作为一个城市历史记忆的重要部分得以传承，并最终成为地方自豪感与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础。在这一过程中，地方士绅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通过文人之笔，一个个景点所承载的历史与审美意义得以在文本中流传；而他们在景点的游冶活动及消费行为不仅推动了休闲文化的发展，也被普通大众所模仿，成为城市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城市士绅与城市游冶空间以及地方文化认同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明代南京，万历时期刊刻的《雅游篇》标志着关于南京名胜的认同已初步形成。《雅游篇》的编撰始于余孟麟（字伯祥，号幼峰，1574进士）。据顾起元所记，“余幼峰先生以生平所游览金陵诸名胜二十处，各著诗纪之，曰钟山、曰牛首山、曰梅花水、曰燕子矶、曰灵谷寺、曰凤凰台、曰桃叶渡、曰雨花台、曰方山、曰落星冈、曰献花岩、曰莫愁湖、曰清凉寺、曰虎洞、曰长干里、曰东山、曰冶城、曰栖霞寺、曰青溪、曰达磨洞。因约焦澹园、朱兰嵎二太史与余起元同赋，都为一集，曰《雅游篇》，刊而行之，属余师叶阁学为之序，一时以为胜事。”(46) 参与该书编撰的余孟麟、焦竑（1589进士）、朱之藩（1595进士）、顾起元（1598进士）四人试图通过文本重建关于南京的历史记忆，“使荒台废榭、颓址遗基不至湮没于寒烟夔草、闾井市廛之中，令后来者有所考镜”(47)。此后，《雅游篇》中的二十景发展为朱之藩《金陵图咏》中的四十景，而清代的“金陵四十八景”也基本上延续了这个框架。时至今日，这些古迹多已倾圮无存，但其文学意象却依然活在南京的历史记忆中。
    《雅游篇》的出现并非偶然。在此之前，南京士绅对于城市游冶空间的选择、建设以及文学创作已经勾勒出一个城市的文化地图。这些游冶活动在许穀的诗作中已有充分的反映。
    明代南京的游冶胜地，一为临水处；在城内为内秦淮，城外为玄武湖、莫愁湖。与友人水上泛舟、垂钓是时人偏爱的游乐方式。许穀在《九月廿五日同客泛舟，自石城直抵江上》中写道：“石头城下木兰舟，乘兴壶觞结伴游”(48)。而《首夏邀王氏兄弟及林甥城南泛舟，自聚宝直抵中河》中“四月城南新水流，偶同英妙泛兰舟。近瞻宝刹金轮涌，遥望仙坦紫气浮”(49)，更具体地描写出映衬着大报恩寺塔与钟山的城市天际线之美。对于玄武湖，顾起元曾感叹：“白下山川之美，亡过于钟山与后湖，今为皇陵册库，游趾不得一错其间，但有延颈送目而已。”(50) 相比之下，位于三山门外西郊的莫愁湖更方便游览。许穀在莫愁湖招待友人的场景在《春日同方新渠太常，赵瀫阳宫谕饮莫愁湖堤上》一诗中有生动的表现：“花堤偏喜传杯坐，柳浪还宜泛舸行。地主娱宾情不浅，雕盤遥送五侯鲭。”(51)
    城南穿城而过的内秦淮河近市而临水，亦是风雅聚会佳地。在许穀生活的时代，沿河建楼阁渐成风气，其中以邀笛阁、临淮阁、枕流阁最为著名。邀笛阁的传说是秦淮典故之一。许穀好友陈芹致仕后，“筑五柳亭、邀笛阁于秦淮”(52)。当时南都官员士大夫常在邀笛阁宴集。此外，许穀亦是枕流阁、临淮阁的常客。虽然许穀的诗中尚未出现“河房”一词，而诸如邀笛阁、枕流阁这类沿河建筑，显然是河房的前身。至明末，秦淮河房已成为南京的代表性建筑形式之一。张岱在《陶庵梦忆》中称：“秦淮河河房，便寓、便交际、便淫冶，房值甚贵，而寓之者无虚日。”(53) 随着秦淮河房的普及，临河宴饮聚会之乐不再为精英们专享。
    游冶的另一乐趣是登临，而山又多因寺而名。顾起元认为南京可登览之处，在城中有六，城外近郊有十四，“此二十处或控引江湖，或映带城郭。二陵佳气，常见郁郁葱葱；六代清华，何减朝朝暮暮。宜晴宜雨，可雪可风，舒旷揽以无垠，恣幽探而罔极”(54)。《许太常归田稿》中涉及到的寺院极多，包括城内的清凉寺，城东北的弘济寺、幕府寺、栖霞寺、祁泽寺，城北滨江处的静海寺，城南郊的祖堂寺、崇因寺、碧峰寺、永宁寺、高座寺、长干寺、德恩寺等。位于南京东北面摄山的栖霞寺是金陵名寺，许穀在《栖霞寺》一诗中描写了寺中访客络绎的场景：“入寺高贤集，探奇夙愿偿。深林愁虎豹，断碣认齐梁。兰若因山胜，袈裟为客忙。主人多秀句，题满赞公房。”(55) 但更多时候，文人间聚会游冶会选择城南近郊，这里风景优美，寺院林立，尤“以聚宝门以南到郭城之间以及郭城外牛首山、幽栖山一带寺院最为集中。”(56) 许穀及其友人常去的南郊寺院中，除位于牛首山的祖堂寺，以及安德乡新亭的崇因寺外，其余诸寺都在聚宝门外二里之内。而最受其青睐的是永宁寺、高座寺与长干寺。《与少府饮永宁寺》、《春日偕蒋别驾、曾博士游永宁寺》、《周少菊邀饮高座寺》、《王元寀邀饮高座寺》、《春日游高座寺陪诸年丈》、《奉陪王太宰登长干寺塔》等诗皆反映出这些寺院作为士大夫社交空间的功能。永宁寺所在的雨花台，更提供了登览游冶之处，其“宜晴宜雨，可风可雪”在许穀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57)
    士绅们的游冶行为逐渐勾勒出南京的文化版图，至万历时期，这个版图通过地方名士余孟麟、朱之藩等人的文本而变得更为权威、明晰，并被地方人士所接受和记忆。不可否认，这一文化版图远远超出了城墙所界定的“城市”空间，但它却是一个城市文化认同的重要部分，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日。同时，士绅们的游冶行为创造出一个公共文化空间。即便是造访寺院，也并非为了谈佛论法，而是诗酒聚会，许穀在《武小湖邀饮郊南僧院》中“晚上高台齐送目，金杯还对夕阳倾”(58) 之句，正是这种聚会氛围的表现。这种游冶行为不仅带动了寺院经济的发展，也使寺院更为世俗化、公共化。士绅阶层的行为方式亦逐渐向社会下层渗透，成为一个城市的人文特色。后人对于明代南京人文环境最著名的一个脚注，来自清代小说家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描写的杜慎卿等人游雨花台时的情节：
    坐了半日，日色已经西斜。只见两个挑粪桶的，挑了两担空桶，歇在山上。这一个拍那一个肩头道：“兄弟，今日的货已经卖完了！我和你到永宁泉吃一壶水，回来再到雨花台看看落照！”杜慎卿笑道：“真乃‘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一点也不差！”(59)
    四、结语
    通过对明中后期南京士绅与城市关系之考察，本文对明清时期的城市认同、城市性问题，以及传统的“城乡连续统一体”概念，提出一些新的思考。
    首先，笔者认为城市的空间结构是多层面的。文中讨论的士绅阶层生活空间、社交空间以及城市的景观空间都超越了由城墙所界定的物理空间，但这种错位并不必然导致“城市性”的缺失或社会文化层面的“城乡连续统一体”。就明代南京而言，在城市建置沿革与功能区划等因素影响下，城市生活的中心在城南内秦淮河一带，其南部边界则一直扩展到城外南郊。这一区域集中了南都最重要的社交空间与人际资源，大多数城市士绅的家庭、社交与文化生活都以此为中心，他们不仅参与这个空间的创造，也从中获取文化资本。这一文化／社交空间与地理或行政意义上的“城市”并不完全重合，但其对于士大夫城市身份的认同却有重要意义。上文提到的许穀在里居三十余年中基本居住于南郊田庄，但当城内坊厢制度改革后，他不仅应本地父老之请为《京县德政碑》撰文，且明确表示：“穀，坊中人也，即不文，其何敢辞？”(60)
    其次，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城市士绅与腹地农村之间的关系亦不尽相同，其具体特征受到城市发展模式、士绅家族背景、国家政策、区域经济等因素影响。在明代南京，由于明初的“徙实京师”政策，城市原有居民结构被打破。被迫城居并入籍上元、江宁的外来人口在城市居民中占据相当大的比例。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南京本地士绅集团在社会与心理上的畛域情结相对较弱。又由于南京周边地区自然资源的限制与农业经济的迟滞，士绅阶层缺乏向腹地农村进行经济与社会渗透的强大动力，而体现出较强的城市化倾向。
    最后，明代南京士绅社会的城市化倾向体现出这个城市不同于“中心地（central－place）”模式的特色，即城市的发展并非建立在腹地农村的经济与人际资源的支持之上。在明清江南城市群中，体现非中心地模式的另一个代表是扬州。澳大利亚学者安东篱（Antonia Finnane）在其对16至19世纪扬州的研究中指出：“在与各自腹地的关系上，扬州与苏州的差别就很明显。苏州位于一个繁荣、多产、高度城市化的区域的中心，其繁荣多来自于近邻的腹地。扬州在18世纪可能比苏州更加富庶，它位于一个更加贫穷、城市化程度更低的地区。”(61) 与清代扬州相比，明代南京虽然同样体现了非中心地特色，但两个城市的发展动因与轨迹却又明显不同。作为行政中心、文化政治中心及都城型城市的代表，南京的发展、其与腹地农村，乃至整个江南地区之关系，对我们全面了解古代城市发展模式具有重要意义，值得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

注释：
    ① 李孝悌：《恋恋红尘：中国的城市、欲望和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王标：《城市知识分子的社会形态——袁枚及其交游网络的研究》，三联书店2008年版。［美］梅尔清：《清初扬州文化》，朱修春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徐茂明《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1368－1911年）》，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② ［美］施坚雅：《导言：中国社会的城乡》，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13页。
    ③ 参见［美］牟复礼：《元末明初时期南京的变迁》，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12～175页。
    ④ 杨国庆：《南京明代城墙》，南京出版社2002年版，第16、26页。
    ⑤ 《洪武京城图志》，南京出版社2006年点校本，第3页。
    ⑥ 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二《坊厢始末》，中华书局1984年点校本，第64页。
    ⑦ 徐泓：《明初南京的都市规划与人口变迁》，《食货》副刊，1980年第10卷3期，第31页。
    ⑧ ［日］夫馬進：《明代南京の都市行政》，中村賢二郎编：《前近代における为都市と社会層》，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0年，第253～255页。
    ⑨ 《正德江宁县志》卷二《风俗》，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24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⑩(12)(18) 《万历上元县志》卷十《人物志二》，南京市通志馆1947年版，第24～36、1、37页。
    (11) 《正德江宁县志》卷九《人物》，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24，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13) 司马泰：《秣陵盛氏族谱序》，《秣陵盛氏族谱》，丛书集成续编，上海书店1994年版。
    (14)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五，中华书局1959年点校本，第132页。
    (15) 盛时泰：《秣陵盛氏族谱》，丛书集成续编，上海书店1994年版。
    (16)(20)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中华书局1959年点校本，第87～88页。
    (17) 宗韵：《明代家族上行流动研究——以1595篇谱牒序跋所涉家族为案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2页。
    (19) 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正嘉以前醇厚》，中华书局1984年点校本，第25页。
    (21) 《同治上江两县志》卷二十二《乡贤》，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04，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22) 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八《耳环投水》，中华书局1984年点校本，第264～265页。
    (23) 《庄议》，《万历上元县志》卷十二《艺文》，南京市通志馆1947年版，第96页。
    (24)(36)(48) 许穀：《许太常归田稿》卷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104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
    (25) 参见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七《金陵诸台》，中华书局1984年点校本，第226页。
    (26) 许穀：《许太常归田稿》卷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104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
    (27) 在《田居新成对酒有作兼示儿辈》及《新亭田舍作》中，有“郭外诛茅二顷余”、“二顷平田元负郭”之句，参见许穀：《许太常归田稿》卷六、卷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104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
    (28) 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五《三宜恤》，中华书局184年点校本，第163页。
    (29)(44) 许穀：《许太常归田稿》卷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104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
    (30) 李洵：《论明代江南地区士大夫势力的兴衰》，《史学集刊》1987年第4期，第35页。
    (31) 范金民：《明朝时期的南京经济（公元1368年－1644年）》，陈胜利、茅家琦主编：《南京经济史》，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6年版，第190页。
    (32) 吴自新：《刻许太常归田稿序》，《许太常归田稿》，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104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
    (33)(45) 许穀：《许太常归田稿》卷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104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
    (34) 许穀：《二台稿》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104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
    (35) 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三《守备》、《勋戚久任》，中华书局1984年点校本，第77页、78～79页。
    (37) 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风俗》，中华书局1984年点校本，第26页。
    (38) 参见《小楼初成有作》、《五十初度》、《园屋初成雪中喜宾竹见过》，许穀《许太常归田稿》卷七、卷六、卷九，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104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
    (39)(41) 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五《金陵诸园记》，中华书局1984年点校本，第162、161页。
    (40)(42) 许穀：《许太常归田稿》卷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104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
    (43) 顾璘：《息园存稿文》卷一《东因雅集诗序》，四库全书珍本六集276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
    (46) 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六《雅游篇》，中华书局1984年点校本，第198～199页。
    (47) 叶向高：《金陵雅游编》序，京都大学图书馆藏明天启三年刊本。
    (49)(51)(58) 许穀：《许太常归田稿》卷九，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104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
    (50)(54) 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登览》，中华书局1984年点校本，第21～22页。
    (52) 《嘉庆新修江宁府志》卷四十《文苑》，续修四库全书册695，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53) 张岱：《陶庵梦忆》卷四《秦淮河房》，《中国历代笔记英华》（下），京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1页。
    (55) 许穀：《许太常归田稿》卷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104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
    (56) 何孝荣：《明代南京寺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9页。
    (57) 参见《登雨花台》、《九月八日与诸友登雨花台》、《冬日登雨花台》。许穀：《许太常归田稿》卷七、卷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104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
    (59) 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二十九回，台北三民印书馆1973年版，第218页。
    (60) 许穀：《京县德政碑》，《万历上元县志》卷十二《艺文》，南京市通志馆1947年版，第85页。
    (61) ［澳］安东篱：《说扬州：1550－1850年的一座中国城市》，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