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桂芝

摘要

全球史和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是当前史学界发展势头最为强劲的两个分支领域。对于二者的关系, 全球史大家曼宁在2003年出版的《世界史导航:历史学家创造全球的过去》一书中总结前人的研究时说: (过去) 世界史, 特别是作为大国和长途贸易历史的世界史, 不承认社会性别和妇女在其中的作用, 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当时普遍认为, 妇女大多活动在家庭这样的私人领域, 而不是经济和政治这样的公共领域。而且此前的研究成果也显示“世界史中只有很少的主题涉及到妇女和性别角色的研究”。对此, 他建议, 如果妇女与社会性别史想要更深地融入世界史, 就需要将妇女与劳动联系起来。 (1) 此后, 一些妇女与社会性别史家对此也有论述, 认为二者可以深度结合。 (2) 笔者亦认为二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首先从历史上看, 妇女参与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公共领域中亦处处可见妇女的身影。而且目前史学研究已证明, 此前所谓的某些私人领域, 如家庭作坊的工作亦已进入全球经济体系。因此全球史不应将妇女排除在外。其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与加深, 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 在学术上, 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者也开始有意识的注重从世界史与全球史角度探讨妇女与社会性别。妇女与移民、妇女与压迫等主题已成为众多妇女与社会性别史家关注的重点。如波克夏妇女史大会2002年的主题是“地方知识和全球知识”;2005年主题更鲜明, 是“妇女的历史, 全球的对话”。不仅如此, 从1995年北京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开始, 联合国机构将社会性别概念向全球推广, 促成了这一概念在各国的主流化过程, 不仅推动妇女在实际生活中地位、环境等的改善, 而且进一步推动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在各国的发展。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的全球化趋向越来越明显。

但是, 目前还很少有学者从全球视野思考一国之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其实, 从19世纪史学作为一门学科诞生以来, 任何一国的学术研究都不单纯是一国之成就, 研究主题可以是关于本国的内容, 但研究理论和方法却可能是全球的, 如德国的兰克史学和法国的年鉴学派, 其影响不仅限于本国, 而是影响着世界各国的史学家。更为重要的是, 出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实际需要, 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一国之史学研究更不能是仅仅限于本国历史之研究, 从研究主题与范围、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人员的交往与流动等方面都具有越来越强烈的全球化特征。这样的全球性在有些国家更多地体现为单向性, 即流入性 (外部学术对本国史学研究产生巨大影响, 反之则没有或很少) , 而在有些国家则体现为双向性, 即有流入有流出, 而美国, 作为世界学术强国, 这种双向性体现的最为明显。美国作为最早开始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的国家之一, 通过人员往来、学术会议等交流方式, 自身的理论发展和研究范式极大的影响着世界其他国家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同时, 美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的建立与发展也离不开其他国家学者的理论滋养与思想碰撞, 这些影响, 有的甚至改变了美国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的范式与进程。

鉴于此, 笔者认为非常有必要从全球视野下对美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进行一次重新的梳理和考察。目前, 美国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中具有全球化转向意义的专题研究, 已经引起美国学者的关注, 但外部对美国的影响却较少被纳入这一视域, 予以重点关注和叙述。目前笔者只看到两篇美国学者的文章关注和梳理美国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中出现的全球化趋向, 这两篇文章以总结专题为主, 对外来理论和学者的影响没有涉及。 (3) 澳大利亚学者康奈尔在其专著《世界视域下的社会性别》中, 对外部对美国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的影响有简要的梳理。 (4) 笔者以为, 从概念、理论的旅行、人员的跨国界流动角度而言, 这是从全球视野研究美国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内容。笔者抛砖引玉, 希望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

在正式论述之前, 笔者需要对本文所谓的美国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的范围做一界定。众所周知, 美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起步较早, 20世纪初在第一次女权主义运动期间, 就有学者开始关注妇女研究 (5) , 但其作为一个学科主要还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伴随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而产生和发展的。作为民族史学的范畴, 美国妇女史研究坚持美国例外论模式, 以美国白人中产阶级妇女为研究中心, 探究她们的生活环境和社会地位, 然后不分族裔、阶级等情况将之普遍为美国境内的妇女群体的整体情况。比如, 最初, 19世纪的美国妇女主题最受妇女史家欢迎和关注, 如工业化对妇女的影响, 后来慢慢又拓展至20世纪, 关注美国妇女与大危机、妇女与战争、家庭中的妇女等主题。 (6) 当然在以美国白人妇女为核心的研究外, 也有一些美国学者关注美国之外其他国家的妇女情况, 成果卓著, 并极大的影响着相关国家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所以, 从宽泛角度来说, 美国学者对美国本土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的研究和对美国以外国家和地区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的研究都属于美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的范围, 具有全球性的视野和特征。但是域外研究成果数量只占美国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的少数, 而其中又一多半为对欧洲, 尤其是对西欧的研究, 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研究相对少很多, 不属于研究的主流。其研究成果, 美国主流史家在研究美国本土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史时也很少参考。如美国对中国妇女研究史的研究, 我们知道美国加州大学教授贺萧等都是研究中国妇女史的著名史家, 她们在中国具有很大的影响。她们自己就指出, 美国的妇女研究理论其实是有缺陷的, 其有些结论并非具有普遍性, 中国的妇女研究其实可以给她们提供借鉴。但美国的中国妇女史研究一直被纳入在汉学领域, 在美国是边缘学科, 其成果一直被忽视。 (7) 因此, 在探讨其全球转向时, 本文关注的是以美国本土为研究对象的美国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 其他域外研究只在相关时才会涉及讨论。

美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主要是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 其全球化趋向主要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末, 21世纪以后体现的更为明显, 但是在这之前美国的妇女史研究在两方面已经具有跨国的和全球的视野, 只是学者们很少从全球视野下对其加以关注。笔者将之分为两个时段进行介绍。

首先是美国妇女史家对父权制的溯源与批判。受法国女权主义者波伏娃的性别构建理论的影响,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妇女史研究中, 学者们一致认为, 妇女是受害者的代名词, 男性至上和父权制是一切罪恶的源泉。于是, 妇女史家们一方面从实证角度挖掘美国历史上的妇女, 一方面从父权制角度分析妇女受压迫和从属的根源。对这方面的研究可分为两种路径, 一条路径是以跨国比较的方法, 研究和突出美国本土的特殊性。如美国女权主义经济学家海迪·哈特曼的《资本主义、父权制与性别分工》一文探讨了美国资本主义父权制问题。她认为, 妇女目前社会地位的根源在于按性别的劳动分工, 而这种分工是等级制的。这种等级制造成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劣势处境, 它是家长制与资本主义体制长期互相作用的结果。在文中的第一部分, 作者借助人类学家对非洲和欧洲古代和近代社会的考察, 说明父权制并非一直都有, 而是随社会条件的变革而出现的, 男人参与了这种变革。同时她以比较的方法回顾英美两国资本主义产生和工业革命时期按性别分工的历史文献, 说明二者历史条件的不同, 造成妇女在职业分工和雇佣劳动力市场情况的不同。但其中男性为保护自己的特权而牺牲妇女, 将她们置于被支配地位的作用是相同的, 也是关键性的。因此最终作者认为, 妇女要想自由, 反对父权制的同时必须反对资本主义制度。 (8) 又如弗朗西斯·奥康纳和贝基·德鲁的《父权制中的女性面孔:作为文化的压迫》一书, 研究美国与巴西妇女对父权制的参与和支持情况。该书主要是调查天主教会内部的压迫问题。通常的研究都认为, 教会内部的父权制压迫主要是男性, 特别是教士造成的, 但该书打破这种常规认识, 通过对美国与巴西妇女的访谈, 揭示妇女在这两个国家对父权制行为的参与与支持情况, 进而通过对二者的相似性与差异性的研究, 说明父权制问题比人们以前通常认为的要复杂得多, 妇女不仅仅是父权制的受害者, 男性也不是父权制的唯一的”帮凶”, 女性有意无意的参与与支持父权制也是阻碍妇女平等的一个主要障碍。 (9)

另一条路径是, 探究历史上的父权制, 妇女史家将视野投向更久远的欧洲中世纪和近代早期, 甚至是古代世界。其研究虽不涉及美国的现实, 但问题意识源于美国的现状, 研究成果会深化对美国妇女现状的理解。美国著名妇女史家和理论家格尔达·勒纳 (Gerda Lerner, 1920—2013) 的研究可以说明这一点。格尔达是一名奥地利犹太裔的美国人, 因为二战受到纳粹迫害, 1939年 (19岁) 移民美国。她以研究19世纪美国妇女史为主。她认为, 妇女史是解放妇女重要且不可分割的部分, 在80年代前, 现代女权主义理论的大部分著作从西蒙·波伏娃开始论述, 这可以理解, 因为当时缺乏妇女史著作, 但80年代以后, 如果女权主义理论著作还是如此叙述, 就是非历史的 (10) 。于是, 就有了《父权制的创造》和《女权意识的创造:从中世纪到1870年》两本著作的问世。 (11) 在《父权制的创造》一书的“致谢”中, 她开明宗义的指出, 该书耗时8年, 起源于她对研究中产生的一系列问题的思考, 她认为妇女与历史的关系可以解释女性从属的性质、妇女反对从属的状况、女权主义意识的兴起等问题。 (12) 她认为, 探究父权制的起源对构建女权主义历史理论非常重要。于是她将视线投向遥远的3500年前的近东地区, 证明父权制在西方文明兴起之前即已产生。然后追溯由父权制的性别关系引导的主导思想、符号等通过犹太文明与希腊文化结合融为西方文明的进程。 (13) 而这个进程本身就是全球性的。通过这一研究, 她发现对妇女性存在和生育力的控制是所有统治形式的根源。而且通过研究前父权制社会, 她发现那时男女平等, 甚至女性地位高于男性。于是, 她认为, “父权制是历史构建的产物, 有产生也必将有灭亡”。通过对父权制的溯源, 她认为在女权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 人类只要避免曾经走过的弯路, 一定能消灭父权制思想, 建立一个没有等级制的社会。 (14) 为撰写此书, 她参阅大量德国和英国的学术研究成果, 利用人类学、考古学、神话学等多学科方法进行思考。《女权意识的创造:从中世纪到1870年》一书涵盖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欧洲。这一著作同样体现了她对现代妇女史的理解。从格尔达的移民身份、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角度而言, 她对中世纪父权制的研究, 不光具有全球视野, 而且其研究从整体上说就是全球化的产物。 (15)

其次是美国妇女史学界强调妇女的同一性, 强调全球姐妹情谊。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 是一场首先在美国发生然后辐射到世界范围的政治运动, 其目的是解放全体受压迫的妇女。因此美国女权主义者不仅强调美国国内白人和黑人妇女的同一性, 也特别强调世界范围内妇女的同一性, 强调加强国内和全球姐妹情谊的建立。这一主题在妇女史研究中也有所反映。 (16) 其中代表性的著作是《全球姐妹情谊》。该书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妇女史著作, 它涵盖包括美国在内的80多个国家的妇女的社会地位、婚姻、就业和堕胎等方面的情况, 作者们来自70多个国家, 既有专业的女权主义史家, 又有女权主义活动家、记者、前政府官员等。该书特别强调南半球, 指出虽然因国家和地区差异的因素, 妇女实际状况有所不同, 但妇女经历中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比如大部分都处于社会的下层, 属于贫困人口, 因此所有的妇女应该进行世界性的联合, 保有共同的愤怒情感和行动策略, 一起改变现有的政治图景。 (17) 不过总体来说, 这方面的著作不是很多。

21世纪初开始, 美国一些学者对于美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现状有所不满, 提出现在必须走出例外论, 从全球背景下分析美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的转变:关注国际联系、人员比较、追踪跨国和文化边界的个人的、文化的和知识的联系。 (18) 这种趋向其实在20世纪90年代末即已出现, 21世纪初以后体现的更为明显, 主要以比较的和跨国的专题研究为主。 (19)

在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 在跨国研究的框架下, 美国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的第一个焦点是重新关注19世纪的女权主义运动。有关第一次女权主义运动, 美国妇女学界之前主要集中研究美国本土运动及个体中产阶级和上层妇女在其中的作用, 缺少世界性的眼光, 很少将之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女权主义运动关联起来, 有一些学者在运用比较的方法时, 也更多的是美国内部的比较。当然也有少数一些学者运用比较的方法, 将西欧与美国的女权主义运动进行对比研究, 目的也是要突出美国的特殊性。如《现代女权主义的起源:1780—1860年间的英法美三国妇女》, 该书从题目上即可看出是有关英法美三国早期女权主义运动的。作者虽然指出三国的女权主义有共同的起源, 但因为这三个西方社会在19世纪上半叶以不同的方式经历城镇化和工业化, 因而三国在开展女权主义运动时面对的社会背景是不同的, 提出的女权主张也有所不同, 而宗教和文化的介入更是有助于塑造出三国不同的妇女运动的特点。因此, 该书并未将早期女权主义运动视为一个国际运动, 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 这从对三个国家分而述之的编纂体例中即可清晰看出。 (20) 当然, 这种比较不限于美国与英国等西欧国家的比较, 后来慢慢扩大到与东欧、亚洲、非洲等国家的比较。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 美国学者主要以跨国研究方法, 重新书写女权主义运动。她们认为18、19世纪的女权主义运动完全是一场全球的斗争。这些研究越过美国转向个体妇女的复杂历史:她们的跨境旅行、对国际女权组织的贡献等。 (21) 研究内容主要有四方面。1.考察欧洲18世纪女权主义作家, 如玛丽·沃勒斯通克拉夫特、约翰·斯图亚特·米勒等, 对美国女权主义兴起及其当时活跃的美国女权主义者的影响。 (22) 2.研究美国女权主义者在国际女权组织中的贡献, 如在国际和平和自由联盟、国际妇女委员会和国际妇女联盟等国际组织的成立中都能发现美国妇女在其中所起到的关键组织作用。 (23) 3.将美国妇女投票权运动与帝国扩张、种族等范畴结合起来, 从国际视角撰述一个全新的选举权运动历史。 (24) 4.改变第一次女权主义运动是美国东北部白人中产阶级妇女发动和领导的运动的传统形象, 表明当时的活动家是涵盖各个阶层、种族、性向和地区的人。学者们更加热衷于探讨的主题是, 女权主义者是如何抵制建立在社会性别、阶级、种族等基础上的等级制的, 探讨妇女们开展斗争, 争取法律平等、产假, 保育、生育权、同工同酬、社会福利、反家庭暴力、种族平等, 经济公正、性自由等权力。 (25) 总之, 跨国研究方法开始重塑了人们对美国女权主义及其历史的新的理解。

跨国研究的第二个焦点, 是对殖民和后殖民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的研究, 重点是对美国海外帝国的建立、北美的殖民化和外交的专题性研究。这类工作大部分是和后殖民主义、庶民研究和女权主义等批判性理论相关。其主题, 一是通过对男性特质在外交政策的制定、军队男性军人形象的塑造中的作用的探讨, 对20世纪美国作为全球占领者进行反思。如《占领海地:1915—1940年间的军事占领和美国的帝国主义文化》一书, 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和性存在方面探讨美国在海外的军事占领, 该书在美国国内产生较大的影响。作者认为, 历史上的特殊的家长制观念和性别观念巩固了美国对海地的占领。海地被美国政府塑造成具有女性特质的被保护者形象, 而美国海军被招募训练成为他们的保护者, 对其进行引导和规训。美国军人和其他美国人对这一家长制观念的大力赞同和响应, 必须在“日益明显的非裔美国人和女权主义挑战的背景下”, 理解为20世纪早期美国的种族和性别的等级制。 (26)

二是考察印第安妇女在北美早期殖民化进程中, 在人员与贸易的交易、传教运动等中的作用。如《以妇女为形式出现的和平:在田纳西边疆地区的印第安人与西班牙人》, 该书在美国的社会性别研究、边疆研究等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作者主要探讨18世纪印第安妇女在印第安各部落与西班牙人达成和平协议中的作用, 指出田纳西的西班牙人与印第安人交往的政治含义与行为必须从性别外交的角度来理解。而此前研究首先是从种族关系角度出发的。 (27)

第三个焦点是对妇女生育力的研究。过去十多年, 史学家指出, 生育力作为核心因素在经济关系的构建和塑造美国政治中显而易见。这反映了20世纪后期对移民、单身母亲的福利、老人照顾、堕胎和计划生育的斗争中女性生育力的政治化问题。现在的那些争议鼓励妇女和性别史家探讨生育政治的跨国史并提出有关生育力如何塑造过去的政治和经济结构的新问题。如《劳动妇女:新世界奴隶制中的生育与社会性别》一书, 探讨了欧洲在美国的奴隶制再发明的问题, 提醒我们注意女性身体和女性生育力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作者指出, 成千上万女性被当做性和生育的商品进行走私, 是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和所谓美国矛盾———建立在奴隶制上的自由共和国———的核心。也就是说, 非洲妇女是新世界奴隶制、殖民主义和发展种族主义思想的核心。 (28)

目前, 总体而言, 跨国研究趋向还不是美国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的主流, 且研究的主题也十分有限, 但重要性却显而易见, 其所具有的国际的、比较的视野, 不仅不断改变人们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美国妇女经历的看法和理解,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修正和丰富了对美国历史的理解。从史学编纂的角度来说, 它虽然仍是以美国为出发点, 但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民族史学范式, 具有全球史趋向。

相对美国而言, 法国自身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的发展并不繁荣, 甚至是比较滞后的和孱弱的,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 法国理论对美国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的建立与发展, 却具有非常重要甚至转向性的影响。

首先是法国女权主义者的影响, 其中影响最大且最为著名的, 是法国女权主义者波伏娃及其著作《第二性》。《第二性》运用心理分析学、文学和萨特的行动哲学, 同时挑战社会性别范畴和社会性别统治。康瑞文认为, 该书是20世纪中期女权主义社会性别理论复兴的标志。 (29) 《第二性》是波伏娃享誉世界的一部名著, 被誉为“有史以来讨论妇女的最健全、最理智、最智慧的一本书”。1949年, 该书在法国出版后, 在法国学界并未立即取得很大反响, 反而在1953年被翻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后, 在美国获得成功, 几十年间不断被不同的出版社出版和再版, 直到现在其影响力依然强劲, 被誉为女权主义的《圣经》。格劳瑞亚·史带能 (Gloria Steinem) 、凯特·米列特 (Kate Millett) 、贝蒂·弗里丹 (Betty Friedan) 等美国女权主义运动领袖与理论家都从中获得灵感。当美国大学建立妇女研究系时, 《第二性》是基础阅读教材。 (30) 凯特·米列特的评论, 也印证着波伏娃在美国女权主义者中的地位与重要性。她说, 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美国的声誉很高, 远远超过萨特。“她为全世界的妇女打开了一道门……她的一部作品改变了全人类亿万人的命运。” (31) 虽然波伏娃的理论有缺陷, 如充满种族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等 (32) , 但不可否认, 波伏娃及其《第二性》开启了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女权主义运动和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的序幕, 其名言“妇女不是天生的, 而是后天构建的”性别构建理论成为美国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的基点, 性别构建理论成功进入美国妇女史家的研究视野中, 此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美国的大部分妇女史家都是在波伏娃的论断上进行研究的。

其次是法国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理论认为, 人生活在一个二元的思想框架内, 且二元的概念或特质是相互定义的。在《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一书中, 他发展了这些理论。1975年美国人类学家和女权主义者葛尔·罗宾发表《女性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注释》一文, 对该书进行了重点介绍和分析。她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足以解释妇女受压怕和从属的根源问题, 于是借用列维-施特劳斯“亲属关系是所有社会的基本组织, 所有社会都是以妇女交换为基础”的观点, 首创“性与社会性别体系” (sex/gender system) 概念。她指出妇女交换的两个核心是“礼物”与“乱伦禁忌”, 也就是说, 为避免婚姻中的乱伦禁忌, 妇女作为礼物在两个男性之间进行交换, 这是妇女长期受压迫的表现形式。在此基础上, 她对《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中阐释的亲属关系的再生产原则进行解读, 认为:1.性与社会性别可通过某些关系来被组织和生产, 而女性的屈从地位可被视作那些关系的一个产物;2, 所有社会中最禁忌的是男性和女性的同一性。这篇文章再次推进了性别理论的形成。此后“性别的社会构建”成为美国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部分心理学家的一个常识。 (33)

最后, 产生更为巨大和深远影响的是法国后现代主义, 主要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福柯的权力话语和拉康的心理分析学说。有学者认为,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 这些法国理论“似乎都在承诺替代在英美人文及社会科学研究中流行的经验主义及条文主义框架”。 (34) 这种“法国理论的美国化”, 在20世纪60年代即已开始, 但是直到80年代末才引起美国妇女与社会性别史家的注意。这方面最为人熟知的应该是琼·斯科特 (Joan W.Scott) 。在《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分析范畴》 (35) 一文中, 在梳理各种社会性别理论时, 她特别提到了拉康、德里达、福柯和布尔迪厄等人。在其文章中, 多元化、权力等内容强烈表明法国后现代主义对其性别理论的影响。同时, 斯科特又通过其文章向美国妇女史学界介绍和推广了法国后现代主义中的相关理论。

但是, 后现代主义理论在美国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中的普及与应用并非一帆风顺。众所周知, 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是女权主义政治运动的产物, 美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者基本上都是女权主义者, 她们坚信女权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 是解放全体妇女, 是一场进步的运动, 这是她们学术研究坚定不移的出发点和目标。而后现代主义则是解构, 不相信标准, 不相信权威, 不相信进步, 为此, 美国妇女与社会性别史学界在接受和运用后现代主义理论之前, 必须首先解决后现代主义与女权主义政治兼容的问题。于是, 美国女权主义者在20世纪80年代末直至21世纪初就此发生激烈争论, 其中90年代是高潮。反对派的声音在90年代初以前占据多数, 芭芭拉·伊普斯坦的文章《为什么后结构主义对进步思想是致命的》 (36) , 很有典型性, 从其题目上就可以看出, 作者认为二者结合对女权主义有消极影响。相反, 支持者认为, 后现代主义对政治进步是重要的。她们声称, 政治统一、权利和自由等传统概念携带标准含义, 会阻碍某些质疑, 而且这种阻碍会造成系统性排斥。在这场争论中既有对后现代主义的整体性的激辩, 如南希·弗雷泽、琳达·尼科尔森在1988年发表《非哲学的社会批判———女权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相遇》 (37) 一文;又有以福柯理论是否能适用于女权主义的具体而激烈的争辩。关于福柯的争论主要有四本著作:《女权主义与福柯:关于反抗的思考》、《走进福柯:对福柯与女权主义之间一些趋向的思考》、《对米歇尔·福柯的女权主义解释》和《女权主义、福柯和具象化的主体性》。 (38) 其中前三本是英国学者主编的文集, 但对同为英语圈的美国产生很大影响, 而且也有美国学者参与其中的撰写工作。其中《走进福柯:对福柯与女权主义之间一些趋向的思考》一书是最为赞成福柯理论的著作。最后一本是由美国学者撰著的, 作者对美国女权主义学界对福柯理论的支持与反对两方观念, 进行了一个很好的总结, 她认为福柯有关身体、权力和主体性的思想, 能为女权主义者提供重要的理论渊源, 而且她特别强调福柯晚期著作的重要性。即从属与反抗 (福柯有句话是:哪里有权力, 哪里就有反抗) , 而这非常契合女权主义者解放妇女的政治目标。福柯为妇女史家提供了对权力运作的一个长时段的考察。 (39)

至今, 这场争论似乎已经尘埃落定, 后现代女权主义派别是美国女权主义派别中重要的一派, 它掀起的女权主义运动甚至被称为第三波女权主义运动。相应的, 在21世纪初, 虽然仍有一些女权主义学者反对 (40) , 但不可避免地她们自身也受到后现代主义的极大影响, 后现代主义以强大的态势主宰了美国女权主义的学术阵地———美国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领域, 福柯的著作和理论尤甚。具体表现为:1.受《规训与惩罚》 (1977) 影响, 美国对身体的文化史研究通常聚焦于语言或话语权。福柯没有将社会性别理论化, 但是他的方法被很多后结构女权主义者采用, 很快变成一种性别理论, 将性别化的身体视为规训的结果。在90年代以后, 美国在对身体的研究方面, 人们侧重训诫对身体的影响, 如男性身体的塑形, 整容手术等。 (41) 2.性与性存在的研究, 是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美国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中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内容和方向, 这方面福柯的《性史》功不可没, 其中权力的观念 (训诫的权力) 影响整个性存在的研究。现在, 性存在这个词语在美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著作中是出现最为频繁的词语之一, 美国学界普遍认为, 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就是潜在的权力的研究。

最终, 在上述因素的影响下, 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 美国的妇女史研究逐渐演变为社会性别史研究, 虽然, 到目前为止, 在很多社会性别史家的著作中, 社会性别等同于妇女, 但不可否认, 社会性别取代妇女, 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其与生俱来的政治激进性, 获得了学界更多的认可, 社会性别与阶级、种族等一样成为学者们不可忽略的分析范畴之一。后现代主义的多元主义促使美国妇女与社会性别史家们的研究视野扩大, 妇女不再是单纯的受害者, 也是社会构建的积极参与者;研究对象不光有白人中产阶级妇女, 也有有色妇女;不光有女性, 也有男性。

1978年萨义德出版《东方学》以后, 后殖民主义理论深刻的影响了美国社会科学的发展, 而作为后殖民主义的重要学术力量之一的印度与印裔美籍学者,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美国产生重要的学术影响力。这其中很多人是在青年时期来美国求学、工作, 甚至有的最终获得美国国籍, 从美国学界内部的他者或外人变成美国学界的内部人, 佳亚特里·斯皮瓦克 (Gayatri C.Spivak) 和钱德拉·塔尔帕德·莫汉蒂 (Chandra Talpade Mohanty) 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她们主要从社会性别角度出发对西方的新殖民主义提出批判:她们都注意到第一世界女性与第三世界女性之间的权力关系, 严厉批判欧美女权主义者中存在的殖民主义倾向和霸权主义倾向。她们的研究影响了美国很多关注多元文化研究的女权主义学者, 与美国的其他力量一起修正、丰富和发展了美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笔者这里以莫汉蒂为例对印度及印裔美籍学者的贡献做一简要介绍。

《在西方的注视下:女性主义与殖民话语》是莫汉蒂1986年在美国发表的一篇颇具影响的文章 (当时她还是一位活跃在美国学术圈的印度学者, 十多年后才获得美国国籍。斯皮瓦克则一直保持印度国籍。) 。她将“第三世界妇女”放入“殖民化”语境中进行考察, 指出了西方女权主义政治运动与学术编纂中的霸权主义特征。在文中, 她认为西方女权主义学术的趋势是将第三世界妇女同化到受害者这一单一范畴里面, 以此表现社会性别压迫的极致。同时, 西方女权主义者又将自身视为第三世界妇女的参照者与解放者, 将她们置于“他者”的注视下, 将其描述为愚昧、贫困、物质、受传统束缚、笃信宗教、忙于家务的、以家庭为指向等形象 (西方女权主义者的形象是相反的:受过教育的、现代的、能主宰自己的身体和性、有决策自由等) 。对这种不平等和女性同质性, 她进行了有力地批驳, 并详细论述了妇女政治的全球多样化。 (42) 该文受后现代主义权力话语的影响, 再次突出女权主义运动及其学术研究 (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 的政治性, 并突破此前的男女两分领域, 将研究视野定格于女性内部, 彰显了人们一直忽略的女性内部的差异与权力关系。该文可以视为一个第三世界女权主义者争取平等的理论宣言, 在美国和西方掀起巨大影响。它自1986年第一次在《边界2》 (Boundary 2) 杂志上发表以来, 出现在多种刊物上, 几乎每年都再版, 并被翻译成德语、荷兰语、俄语、意大利语、汉语、法语和西班牙语, 该文对妇女史研究、文化研究、人类学、民族学、教育等学科产生重要影响。后来有些女权主义者甚至将其研究作为自己跨文化研究项目的理论框架。因此文的极大影响力, 她在美国学术界获得两极评价, 批评者说她是白人女权主义者的“不孝女儿”;支持者认为她是第三世界和移民女学者的导师, 被邀请到各学术领域做报告。 (43)

此后, 莫汉蒂又撰写和主编多部著作, 继续阐释其后殖民女权主义思想, 推广多范式交叉研究方法, 推动美国社会性别理论的发展。在《第三世界妇女与女权主义政治》、《没有边界的女权主义》两部著作中, 她从帝国主义的历史经验出发研究社会性别, 认为社会性别的形成与再形成与种族的形成, 与全球资本主义的演变相互交织。受解构主义影响, 她认为, “根本不存在一个先验的普世的妇女这一范畴”, 现实的政治实践也不断地分化人们的认知;资本主义利用地方社会性别的意识形态, 将妇女的工作融入赚取利润的策略中。 (44) 这其实就涉及到其研究的核心问题:社会性别与全球化的关系问题。在她看来妇女是全球经济的中心, 全球化是再殖民化的过程。她认为“要把政治经济中的一些大的问题与从属性、身份和社区联系起来。这些联系是思考社会性别和全球化的核心”, “利用社会性别分析全球化的唯一途径就是人们应该意识到工厂女工被剥削。否则, 社会性别问题只能继续靠边站。更多的时候, 全球化是以非性别的和非阶级的语言呈现的。在这种话语下, 隐藏的问题是, 全球化进程在世界上的不同地区如何实质性地使妇女和女孩的身体和劳动力再殖民化”。 (45) 因此, 她认为, 女权主义必须批判全球资本主义, 同时在反全球化的背景下, 她强调妇女的团结, 即通过跨民族的女权主义的团结和反资本主义的组织的团结, 学者们应以比较的、跨国主义的方式进行研究。 (46) 如此, 才可能改变白人女权主义者的观察者模式 (这一模式是目前美国妇女研究课程中最为典型的模式) , 使其以积极的团结的态度将地方和全球事务融为一体, 以平等的国际视野看待第三世界女性, 去除美国妇女研究中的帝国主义与种族主义倾向;同时推动这一主题成为社会性别史研究的主流。 (47) 应该说, 莫汉蒂的这一目标离最终实现还有很大距离, 但是美国及其他国家的社会性别史研究者已经注意到妇女与全球化的关系, 这一主题也已经成为美国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 比如对美国移民妇女的研究、对全球性的跨国企业与女性工作的研究等, 都是这一理论激发下的专题研究。本文第一部分所述美国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在21世纪出现的全球转向的很多主题, 都是受后殖民女权主义理论影响的产物。

莫汉蒂及其他后殖民女权主义者, 无情地揭露和批评美国和西方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中的文化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倾向, 无疑给西方的女权主义学者莫大的打击。她们在反思的同时激发出了国际视野, 在研究第三世界女性时也更注重地方性与差异性, 但就美国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整体而言, 域外研究, 特别是对第三世界妇女的研究不是学界主流。以莫汉蒂为例的后殖民女权主义研究的更大贡献, 在笔者看来, 应该是对传统的美国妇女与社会性别史家思想观念的触动, 促使她们认识到女性内部的差异, 推动对美国妇女研究对象的多样化, 即对美国有色妇女研究的开展, 和对白人妇女研究的反思上。

笔者在文章开篇时就指出, 美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主要是研究美国国内的妇女与社会性别, 而美国妇女在80年代前, 实际上是美国白人妇女的代名词, 而且是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代名词。中产阶级白人女性的生活经历和受压迫情况, 被跨越种族、阶级被普遍化为美国其他社会群体妇女的情况。在80年代, 随着民权运动的发展、新社会史对下层民众的关注以及福特基金会的资助 (48) , 越来越多的黑人女权主义主义者加入美国妇女史研究的队伍, 她们批判白人女权主义者的“白人中心主义”, 主张妇女研究要加入阶级和种族的范畴。在这一斗争中, 不光美国的黑人女权主义者加入, 美国的印第安女权主义者, 黎巴嫩裔、拉美裔等“棕色”的女权主义者都加入进来。这其中就包括印裔及那些身在美国, 但非美国内部人的印度女学者。既是黑皮肤人又是外国人或移民的双重边缘地位, 让她们对美国的种族主义和性别压迫机制有着更深的感受和压力。对此, 莫汉蒂在《女权主义谱系、殖民遗产和民主的未来》一书中说:她在15年前来到美国, 在此之前她从未感受到过在美国经历的那般痛苦的种族境遇。“我们并非生来就是有色妇女, 但在美国我们成了有色妇女。从美国非裔和有色妇女那里, 我们知道了美国的种族主义怪胎及其对种族进行的限制。另外, 美国妇女史研究的制度化, 使我们作为学者、教师和女权主义者经历了一系列矛盾与冲突, 在白人制度内的种族主义框架内, 我们感受到疏远、不适和边缘化。作为有色移民妇女, 根据美国学术界和美国妇女研究机构的自我定义, 我们不是‘正确的’颜色、社会性别和民族。”所以切身的双重的边缘促使她们明白, 她们必须为去殖民化、反种族主义和反白人中心主义而斗争, 其中种族团结非常重要。 (49) 因此, 其学术目的之一就是同美国其他的有色人种一起加入到反白人女权主义的斗争中去。为此, 在《在西方的注视下:女性主义与殖民话语》一文中, 她指出“殖民化”有两层含义:一是美国有色女性主义者用来它来描述霸权的白人女性运动对她们经验和斗争的盗用”, 二是第一世界女性主义者对第三世界妇女的描述。因此虽然该文主要在“殖民化”语境下分析第三世界妇女, 但她说“本文在尤为关注西方女性主义有关第三世界女性的话语时, 我所提出的批评也适用于第一世界学者在撰写有关她们自己的文化时所使用的相同的分析原则”。 (50) 此外, 其种族团结宗旨亦突出体现在其编纂的书籍中。以《第三世界妇女与女权主义政治》一书为例, 该书是第三世界女学者与美国内部的有色女权主义学者合作的产物, 其主题既关注伊朗等第三世界妇女的状况, 也涉及美国内部的有色妇女, 如拉美裔、亚裔等妇女的情况。正因如此, 莫汉蒂后来对西方女权主义的批评和影响, 除了对白人妇女与第三世界妇女的关系有影响外, 亦影响着美国内部的有色妇女的反抗运动和有色妇女研究。

在各有色妇女群体的共同努力下, 美国白人女权主义者一方面意识到美国白人妇女与有色妇女的差异, 有色妇女研究被纳入到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学科体制下, 另一方面促使她们反思种族主义在白人妇女经历中的作用, 开创白人妇女研究领域。露丝·弗兰肯伯格 (她是位英籍美国人, 也是青年时期才移民到美国) 是美国白人妇女研究的开创者之一, 在《白人妇女、种族事务:白人的社会构建》一书的“导论”中, 她清楚的勾勒了她在面对有色女权主义者批评时所受到的心灵重创和反思, 以及她创作此书的心路历程。她指出:“有色妇女的工作极大的改变了女权主义的分析, 注意到了白人中心主义和更普遍的将女权主义话语普遍化的错误。这些研究指出, 建立在白人妇女生活的种族特殊性上的种族优越论, 限制了女权主义对某些问题的分析和策略, 如家庭和生育权。在理论层面, 有色妇女首次推动学者们在社会性别、性存在、种族和阶级等交叉层面的框架下, 去理解妇女生活以及多种族合作的观念和概念。” (51) 这种交叉研究在当时还被批评为赶时髦, 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 交叉研究受到重视, 以“社会性别、种族和阶级”命名的课程在美国展开, 差异与多样性的价值受到肯定。 (52)

综上所述, 从研究主题来说, 比较的、跨国的和全球视域下的美国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在美国一直有其追随者, 但它还远没有成为美国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的主流, 而且目前全球视角的研究主题, 也大多未完全脱离以美国妇女为出发点的民族本位思想, 离真正的全球史意义下的研究还有相当的距离。但是, 从美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中, 我们可以处处发现非美国本土因素的影响。首先, 从研究人员来说, 不光本文上述提到的重要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史家具有移民背景, 而且很多美国本土研究者也具有海外留学经历, 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国就是美国学生主要的留学地之一, 对当时美国的未来的黑人女权主义者来说, 不仅法国学术思想影响着她们, 而且法国现实的政治斗争和当地黑人处境, 都影响着她们对美国黑人妇女处境的对比和反思, 影响着她们未来黑人女权主义的斗争。其次, 从非美因素的影响来说, 本文提到了法国和印度的影响, 它们只是其中比较重要的, 但并非是全部的。比如说法国的影响力, 并非只是上述的三点, 年鉴派在美国某些具体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中也具有很大影响;又如, 美国的劳工妇女史研究是美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内容, 它更多受到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再者, 从学术思想的国际性传播角度来看, 美国就是一个大熔炉, 学者在其中传播的各种思想和方法中各取所需, 因此每个学者都是全球知识混合体。如浸润在美国学术圈的斯皮瓦克和莫汉蒂, 斯皮瓦克“除了她所潜心研究的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外, 她还受惠于福柯的权力—知识概念, 从德勒兹和佳塔里那里借鉴了‘非领地化’的策略, 从马克思那里提取了‘价值’或‘价值形式’等理论概念, 经过自己的带有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的理解和基于第三世界经验的创造性, 转化成为一种居于第一世界之内部的他者的话语” (53) ;莫汉蒂, 她既受到福柯的后现代主义的影响, 也受到埃及裔法国学者和德国社会学家的影响。 (54) 因此, 从人员、思想和理论的流动、交往与影响角度来说, 美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 无论研究对象、研究主题为何, 从诞生之初它就是具有全球性特征的研究。而且, 现在世界各国学者间的合作越来越频繁, 如联合科研项目、国际会议等, 全球性联系都在日益紧密, 而从中又折射出美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的外生性问题, 即美国学术对世界边缘地区的辐射与影响日益显现和活跃。这些内容都更值得学者们从全球的视角进行考察和分析。

1 Patrick Manning, Navigating World History:Historians Create a Global Past, 2003, Palgrave Macmillan, pp.208-210.在美国, 世界史等同于全球史。

2 Merry Wiesner-Hanks, “World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Women, Gender, and Sexuality”,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18, No.1 (Mar., 2007) .

3 Mary E.Frederickson, “Going Global:New Trajectories in U.S.Women's History”, The History Teacher, Vol.43, No.2, 2010;Cornelia H.Dayton and Lisa Levenstein, “The Big Tent of U.S.Women's and Gender History:A State of the Field”,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99, No.3, 2012.

4 Raewyn Connell, Gender in World Perspective, Second Edition, Polity, 2009.

5 玛丽·瑞塔·彼尔德 (Mary Ritter Beard) 是美国妇女史研究的先驱。她一生积极参加争取妇女投票权运动, 出版过几部有关美国妇女史研究的著作, 还在30年代与匈牙利女学者合作建立女权档案世界中心。此外, 她还研究日本妇女史, 于1953年出版《日本历史上妇女的力量》 (The Force of Women in Japanese History, Public Affairs Press, 1953) 一书。她被视为美国具有国际视野的21世纪学术研究的典范。Mary E.Frederickson, “Going Bolbal:New Trajectories in U.S.Women's History”, p.173.

6 杨丽红:《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妇女研究述评》, 《史学月刊》2005年第3期;鲁普:《二十世纪美国妇女的研究和著述》, 《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87年第1期。

7 孙康宜、钱南秀:《美国汉学研究中的性别研究---与孙康宜教授对话》, 《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第11期, 第104-106页。

8 海迪·哈特曼:《资本主义、父权制与性别分工》, 载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 王昌滨译, 三联书店1997年版, 第46-75页。原文最早是在1979年发表的。

9 Frances B.O'Connor, Becky S.Drury, The Female Face in Patriarchy:Oppression as Culture, Michigan State Univesity Press, 1999.该书最早的版本是在1998年出版。

10 Gerda Lerner, “Introduction”, The Creation of Patriarc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3.

11 Gerda Lerner, Creation of Feminist Consciousness:From the Middle Ages to Eighteen-seven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12 Gerda Lerner, “Acknowledge”, Creation of Patriarchy, p.vii.

13 Gerda Lerner, “Introduction”, Creation of Patriarchy, pp.11-12, 14.

14 Gerda Lerner, Creation of Patriarchy, pp.228-229.

15 Linda Gordon, Linda K.Kerber and Alice Kessler-Harris, “Gerda Lerner (1920-2013) , Pioneering Historian and Feminist”, Clio, No.38, 2013, p.261.

16 这一主题在80年代中期受到后殖民女权主义者的大力批评。

17 Robin Morgan, ed., Sisterhood Is Global:The International Women's Movement Anthology, Anchor, 1984.代表性的著作还有Brenice A.Carroll, ed., Liberating Women's History:Theoretical and Critical Essays, Univeri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6。

18 Mary E.Frederickson, “Going Global:New Trajectories in U.S.Women's History”, p.171.

19 本文有关这一部分的总结主要参考Mary.E.Frederickson, “Going Global:New Trajectories in U.S.Women's History”;Cornelia H.Dayton and Lisa Levenstein, “The Big Tent of U.S.Women's and Gender History:A State of the Field”。

20 Jane Landall, The Origins of Modern Feminism:Women in Britain, France and United State, 1780-1860, Macmilliam, 1985.

21 Cornelia H.Dayton and Lisa Levenstein, “The Big Tent of U.S.Women's and Gender History:A State of the Field”, p.807.

22 Eileen Hunt Botting, “Wollstonecraft's Philosophical Impact on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n Women's Rights Advocates”, Amer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48, No.4, 2004;Elizbeth Ann Bartlett, Liberty, Equality, Sorority:The Origins and 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Feminist Thought:Frances Wright, Sara Grimke, and Margaret Fuller, Carlson, 1994, 等等。

23 Leila Rupp, Worlds of Women:The Making of an International Women's Movemen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Bonnies S.Anderson, Joyous Greetings:The First International Women's Move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等等。

24 主要著作有Louise Michelle Newman, White Women's Rights:The Racial Origins of Femin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999;Nancy A.Hewit, t“Re-rooting American Women's Activism:Global Perspectives on 1848”, in Patricia Grimshaw, Katie Holmes, and Marilyn Lake, eds., Women's Rights and Human Rights: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2001;Kristin L.Hoganson, “‘As Badly Off as the Filipinos’:U.S.Women's Suffragists and the Imperial Issue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 Vol.13, No.2, 2001。

25 Cornelia H.Dayton and Lisa Levenstein, ”The Big Tent of U.S.Women's and Gender History:A State of the Field”, p.808.

26 Mary A.Renda, Taking Haiti:Military Occupation and the Culture of U.S.Imperialism, 1915-1940, Chapel Hill, 2001.相关著作还有Robert D.Dean, Imperial Brotherhood:Gender and the Making of Cold War Foreign Policy, Amherst, 2001;Frank Costigliola, Roosevelt's Lost Alliance:How Personal Politics Helped Start the Cold War, Princeton, 2012, 等等。

27 Juliana Barr, Peace Came in the Form of a Woman:Indians and Spaniards in the Texas Borderlands,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7.相关著作还有Gunl9g Fur, A Nation of Women:Gender and Colonial Encounters among the Delaware Indians, Philadelphia, 2009;Ann M.Little, Abraham in Arms:War and Gender in Colonial New England, Philadelphia, 2007, 等等。

28 Jennifer L.Morgan, Laboring Women:Reproduction and Gender in New World Slavery, Philadephia, 2004.Cited from Cornelia H.Dayton and Lisa Levenstein, “The Big Tent of U.S.Women's and Gender History:A State of the Field”, pp.813-814.相关著作还有Rebecca M.Kluchin, Fit to Be Tied:Sterilization and Reproductive Rights in America, 1950-1980, New Brunswick, 2009, 等等。

29 Raewyn Connell, Gender in World Perspective, p.37.

30 Joseph Mahon, “Preface”, Existentialism, Feminism and Simone de Beauvoir, Macmillan UK, 1997, p.x.

31 柳门:《欧洲女权运动之星的陨落:西蒙娜·德·波伏娃的逝世及其生平与著作》, 《读书》1986年第7期, 第134页。

32 Joseph Mahon, “Preface”, Existentialism, Feminism and Simone de Beauvoir, p.x.

33 邦尼·G.史密斯:《性别 (一) :从妇女史到性别史》, 载南希·帕特纳和萨拉·富特主编:《史学理论手册》, 余伟、何立民译, 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第377页;Gayle Rubin, “The Traffic in Women:Notes on the‘Political Economy’of Sex”, in Rayna Reiter, ed.,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Women,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5。

34 罗伯特·M.斯特恩:《德里达与结构:挑战语言透明性》, 载南希·帕特纳、萨拉·富特主编:《史学理论手册》, 第188页。

35 琼·斯科特:《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分析范畴》, 载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 第151-175页。

36 Barbara Epstein, “Why Poststructualism Is a Dead End for Progress Thought”, Socialist Review, Vol.25, No.2, 1995.

37 南希·弗雷泽、琳达·尼科尔森:《非哲学的社会批判---女权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相遇》, 载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 第126-150页。原文发表在1988年。

38 Irene Diamond and Lee Quinby, eds., Feminism and Foucault:Reflections on Resistance,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88;Caroline Ramazanoglu, ed., Up Against Foucault:Explorations of Some Tensions Between Foucault and Feminism, Routledge, 1993;Susan Hekman, ed., Feminist Interpretations of Michel Foucault,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6;Margaret A.McL aren, Feminism, Foucault and Embodied Subjectivity, State Univi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2.

39 Margaret A.McL aren, Feminism, Foucault and Embodied Subjectivity, pp.1-17.

40 如格尔达·勒纳就曾对研究中出现的表现、文化和话语的趋势提出批评。她说“阶级主题正在被大量遗忘, 过去关注妇女生活中的经济现实的主题现在正普遍衰落”, 参见Gerda Lerner, “U.S.Women's History:Past, Present and Future, ”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 Vol.16, No.4, 2004, p.10。

41 Raewyn Connell, Gender in World Perspective, p.55.

42 钱德拉·塔尔帕德·莫汉蒂:《在西方的注视下:女性主义与殖民话语》, 刘燕译, 陈永国校, 载罗刚、刘象愚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第415-442页。

43 Chandra Talpade Mohanty, “‘Under Western Eyes’Revisited:Feminist Solidarity through Anticapitalist Struggles”, Signs, Vol.28, No.2, 2003, pp.499, 504.

44 Chandra Talpade Mohandy, 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 Russo and Torres, 1991;Feminism Without Borders:Decolonizing Theory, Practicing Solidarity, Duke University Press Books, 2003.Cited from Raewyn Connell, Gender in World Perspective, p.45.

45 Ena Dua and Alissa Trotz, “Transnational Pedagogy:Doing Political Work in Women's Studies:An Interview with Chandra Talpade Mohanty”, Atlantis, Vol.26, No.2, 2002, p.67.

46 Chandra Talpade Mohanty, “‘Under Western Eyes’Revisited:Feminist Solidarity through Anticapitalist Struggles”, p.509.

47 Chandra T.Mohanty, “‘Under Western Eyes’Revisited:Feminist Solidarity through Anticapitalist Struggles”, p.509.

48 Mariam K.Chamberlain, “Multicultural Women's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Women's Study Quarterly, Vol.22, No.3/4, 1994, pp.215-225.

49 M.Jacqui Alexander and Chandra Talpade Mohanty, “Introduction:Genealogies, Legacies, Movements”, in Chandra T.Mohanty, ed., Feminist Genealogies, Colonial Legacies, Democratic Futures, Routledge, 1997, p.xiv.

50 钱德拉·塔尔帕德·莫汉蒂:《在西方的注视下:女性主义与殖民话语》, 刘燕译, 陈永国校, 载罗刚、刘象愚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 第415页。

51 Ruth Frankenberg, “Introduction”, White Women, Race Matters: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Whitenes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3, p.8.

52 Lynn S.Chancer, Beverly Xaviera Watkins, Gender, Race, and Class:An Overview,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6, pp.1-2.

53 王宁:《解构、女权主义和后殖民批评---斯皮瓦克的学术思想探幽》, 《北大学报》 (哲社版) 1998年第1期, 第117页。

54 Chandra T.Mohanty, “‘Under Western Eyes’Revisited:Feminist Solidarity through Anticapitalist Struggles”, p.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