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浒：时代变革与清史研究的成长契机

摘要：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传统王朝，清史研究也成为中国断代史研究系列中较为晚出的一个部分。然而，清史研究诞生后不久，就在中国历史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时至今日，兼跨古代史和近代史两个领域的清史，成为断代史中规模和影响都不容小觑的领域。回望清史研究百余年来的发展历程，可以说该领域的发展，决不单纯出于学术内部的驱动，更重要的是其从一开始就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尤其是在诸多时代变革的关键节点上，清史研究的发展都与之有着契合的步调。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可以断言，清史研究得以成长的一个重要品性，决不是躲进学术象牙塔内的“无用之用”，而是表现出强烈现实关怀的“有用之用”。

清朝的覆亡与清史研究的兴起

20世纪初，学术意义上的清史研究尚未得到多少发展，以至于章太炎在《哀清史》中感叹：“今清室之覆亡，知不远矣！史于亡国，亦大行之具，不于存时宿储跱之，人死而有随之齎送以赗禭者，国死而齎送亦绝，可不哀邪！”按章太炎的说法，清朝很可能会成为中国历史编纂传统的一个断裂带。然而，与这一悲观预言相反，尽管清朝覆亡之后，中国一度国势动荡、山河破碎，但清史研究仍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夕，清史研究已初步形成一个内容较为丰富的新领域。对于清史研究的这种发展状况，学界以往大多将之与梁启超提出的“新史学”联系起来，认为这主要是近代史学革命导致的结果。不过，与学术因素相比，来自社会变动的现实影响，在清史研究发展过程中显然具有更为突出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清史研究在第一个发展期内的诸多代表性成果，都明显有着与民国时期国家建设活动相适应的背景。
首先，正视清朝历史，在清朝、民国鼎革之际，成为一个十分紧迫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自清末以来，社会上广泛流传着两种与清史密切相关的话语：其一是出于革命宣传的目的，以渲染“满汉仇恨”为主旨的历史叙述；其二则是随着清廷权威日颓，大量关于清室的野史被炮制出来以耸人听闻。而在革命之后，匡正历史以肃清这两种话语的不良影响，很快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容庚指出：“夫学校皆有历史一门，欲知民国肇建之由，不能废清代二百六十八年之历史而不讲”。这类诉求显然对清史研究的兴起起到了促进作用。对此，一代清史名家孟森的说法堪为力证。他解释说，匡正清史的重要性在于，“史书为征信而作……故虽不信官书，亦不轻听世俗之传说，尤不敢盲从革命以后之小说家，妄造清世事实，以图快种族之私，而冀耸流俗好奇之听”。他因此强调，“尊重前代，必并不厌薄于所继承之前代，而后觉承统之有自”，故而清史“自当占中国累朝史中较盛之一朝，不应故为贬抑”。就此而言，以孟森的清史研究为代表的、奠定清史学科基础的一大批实证著述，其意义当不限于学术范围。
其次，在当时国际环境下，独立发展清史研究，还有着维护民族文化自尊的重要意义。日本对清史的系统研究要早于中国。自甲午战争以来成型的“东洋史学”关于清史的积累，是日本学者稻叶君山于1914年推出《清朝全史》的重要基础。这是清亡后第一部全面反映清史的著作，于出版当年便被译为中文。国人在震惊于日本学界研究精深之余，也激发了强烈的敌忾之心。如蒋百里就称：“余尝以近人译《清朝全史》于日文为耻（按：原文如此）”。萧一山回忆称：“海上有译日人稻叶君山氏之《清朝全史》者，颇风行一时。余方读书中学，以国人不自著书，而假手外人，真吾国学术界之耻也”。也主要是因受到该书“立场不同，舛疏颇多”的刺激，萧一山遂决意独力撰写《清代通史》。正是因为“东洋史学”的建构与日本帝国主义对亚洲的侵略意识密不可分，所以萧一山的撰史之举无疑带有强烈的国族抗争意味。
最后，清代经济史研究在民国时期的异军突起，与现实社会经济问题的严重刺激关联甚深。对于这些研究，学界以往大多强调其对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奠基作用，而没有充分注意到其现实关切性。实际上，由于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民国仍需面对清朝留下的各种负面历史遗产。特别是晚清以来遗存的厘金、赔款、海关、盐政等问题，对国家和社会都造成了深远影响。故而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成为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必然要求。这方面的首要例子是厘金问题。王振先于1917年指出：“世界公认为病民病国、课税最恶之厘金，乃以绵绵延延，至今弗替”，而要阐明“厘金之宜裁”，则“要必原始要终，察其事情变迁”。正是因为接续这种问题意识，才出现了罗玉东的巨著《中国厘金史》。另一个代表性事例则是庚子赔款问题。这项赔款在民国时期继续执行，波及财政乃至文化教育等方面，故而备受社会关注。但一般性的介绍大多浅显，而汤象龙推出的关于晚清外债的系统研究，使得庚子赔款的特性及其危害得到了深刻揭示。诸如此类的例子不一而足，充分表明了清代经济史研究得以兴起的社会基础。

清史研究对建设新中国的贡献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时期，随着中国共产党的不断壮大，争取革命胜利，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为一个越来越近的目标。与此相应，结合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历史演变，向广大人民阐明建设新中国、新社会的历史必然性，也是一项愈发迫切的任务。对于历史研究的这种重要功能，中国共产党人还在延安时期便已有了深刻意识。1941年，毛泽东就强调，党内现时必须加以纠正的一大缺点，就是“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因此，“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由于这里所说的近百年以晚清时期为主，所以毛泽东的这个说法，自然意味着清史在这种系统研究中将占据一个重要位置。事实也证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发展起来的清史研究，不仅形成了一个区别于民国时期清史研究的架构，更是为建设新中国和新社会这一观念的深入人心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种清史架构服务于社会重建的首要贡献，体现在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论的具体阐发上。本来，在大革命失败后激发的社会史大论战中，“两半”概念便已初步成型。不过，当时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还只局限在知识界的范围内。1939年，毛泽东强调，“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相继出版，都深入揭示了晚清以降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性质，也有力论证了近代以来中国革命以反帝反封建为基本前提的历史使命。这些著述系统解释了近代中国的社会形态演变过程，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社会革命观与社会发展观，对全国民众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开端的晚清史，不仅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更是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史研究服务于社会重建的另一个重要贡献，体现在对太平天国等农民战争的革命意义的发掘上。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清史学界虽然曾对太平天国运动给出过一些正面评价，但并未特别看重其历史地位和意义。毛泽东则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强调，包括太平天国在内的许多农民起义，“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而他对农民战争的这种评价，又是与其论述开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农民游击战争”的正确性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揭示农民战争的重要意义，也是理解现实革命斗争的重要一环。这就不难理解，在革命胜利后不久，太平天国运动就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1951年1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纪念太平天国革命百周年”的社论，称太平天国运动是旧式农民战争“发展到的最高峰”。1954年，胡绳在讨论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时，正式提出“三次革命高潮”的说法，并认为“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中第一次革命运动的高涨”。太平天国研究的这股热潮，在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成为“五朵金花”之一的过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最后，清史研究对于资本主义萌芽论所提供的支撑，对于理解新中国的社会发展道路，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资本主义萌芽”的提法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最初出现时，并未引起太多注意。1955年1月9日，邓拓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一文，根据18世纪上半叶农产品商品化的程度、城市和工商业的发达等方面的史实，论证了中国“处在封建社会开始分解、从封建经济体系内部生长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正在萌芽的时期”。由于该文的发表引发了讨论资本主义萌芽的热潮，说清史是这股热潮的起点并不为过。而基于历史内容和史料的丰富性，清史也为论证资本主义萌芽提供了最为有力的支撑。同时，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并不只是一个历史课题，还是一个社会认识问题。在“五种社会形态论”被确立为社会发展基本框架的前提下，通过对资本主义萌芽论的论证，可以合理地解释中国何以能够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发展道路。就此而言，对中国历史上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其实深刻体现了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现实努力。同时，这种研究也意味着对中国内部能动性的重视，从而有力反驳了自黑格尔以来流行于西方的中国社会长期停滞论。

清史研究与改革开放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