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摆脱历史发展的怪圈——关于清朝历史定位的补充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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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6-06-29 |
通观秦汉以迄清朝的中国古代史，总看到有两个怪圈——反复发生的北方异族入侵中原和农民起义导致的社会经济崩溃，社会发展长期停滞不前，历代王朝均未摆脱，而最后一个王朝——清朝却未予重蹈。前此，笔者曾著《关于清朝历史定位的思考》，论述清朝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贡献，于此再以解读两个怪圈为题，以抒前文未尽之意。
秦汉以降，中国古代社会一直为民族矛盾、民族战争所困扰，并且成了改朝换代的一种主要方式。两千年来，与汉族相邻居住的中国北方，你未唱罢我登场，争先恐后地兴起过许多少数民族，其主要者，最初是匈奴、羌族，尔后是五胡十六国，再后又是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满族，先后建立了自己的政权，铁骑南下，将中原汉族王朝轰到江南，偏安一隅。或者还消灭中原汉族王朝而混一天下。长城以北，山海、嘉峪关外，地广人稀，生态环境远较中原地区恶劣，社会发展阶段也较内地落后，为何代代不绝的冒出了这么多民族，而且还敢长驱直入，与经济文化更为发达的中原汉族王朝争雄称长。笔者觉得，除了远迁中亚的个别民族外，其他多数民族的基因应该相同，其所以民族名称不同，只是因为生存地区过于广袤，各族群长期不相往来，从而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称呼。由于所处地区不是草原沙漠，就是森林，游牧、渔猎便成了他们的主要生产方式，出于生存本能，需要以朝贡或边境互市形式用自己生产之马匹、牛羊、山参、夜明珠、海东青之类换取内地粮食、布匹、铁锅、器皿等生活必需产品。而中原汉族政权强大时，往往以军事方式开疆拓土，封狼居胥，勒碑燕然，使得他们无法以互市或入贡换取赏赐形式，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而在中原汉族王朝发生内乱或衰弱时，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则带领控弦之士数十万，进军中原富庶地区，尽情攫取所需物品。以此之故，两千年来，中原地区，就时间长度而言，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几乎是各占其半。少数民族入居中原固然为中华民族的发展输入了新的血液，有利于汉族和周边少数民族融合，但是，不可否认，不过几百年便会发生一次大的民族战争和王朝更迭也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原来一望无际的农耕之地区脱纵横，茄鼓悲鸣，成了狐兔追逐、名王宵猎之处，人口锐减，赤地千里，经济崩溃，使得中国社会陷入了发展、倒退、停滞、恢复、再发展的怪圈，社会进步缓慢。与此相反，清朝时期尤其是乾隆帝统一全国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大一统的形势下，广袤的中国三北成了最为宁谧、统治最为巩固的地区。推导其原因，一是统一全国之后，在大力改善满汉关系的同时，对于西北、漠北、东北等地少数民族，大力提高其政治地位，对予其上层头人，分别封予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各种头衔，吸收他们参与国家政务管理。并由皇室带头，推行双向和亲政策，其中，科尔沁蒙古在皇太极、顺治两朝，还几乎成了清朝皇室选聘皇后的专业户。彼此之间，互为翁婿甥舅，哪里还会发生战争。二是关心民生，兴修水利，劝垦田地，经常派遣农业生产能手指导他们改良耕作技术，推广优良品种，不遗余力。发生灾荒，又从速赈济银两、粮食、布匹、牛羊等生活必需品，不稍迟缓，有关活动几是史不绝书。三是将其作为自己子民，不稍歧视且全力保护。外敌入侵，则组织抵抗。内地动乱，又以其为依靠力量，调兵入关，平定叛乱。以此，东北地区的索伦、赫哲、鄂温克、鄂伦春、锡伯、漠北蒙古三部、漠西蒙古各部对中央政权的向心力空前增长，影响所及，十八世纪下半叶，旅居国外一个多世纪的土尔扈特部也不远万里，历尽千难万险，回到祖国怀抱。这样情况下，少数民族头人和其部众，对中央政权感恩戴德尚恐不及，哪里会想到发动叛乱，取代清朝。而且，由于国内各民族长期在共同地域上共同生活，守望相助，形成了命运共同体，在西方列强入侵之际，便遭到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抵抗。虽然入侵者船坚炮利，并且屡屡得手，但因四亿人民以血肉之躯拼死抗争，始终未让入侵者沾到过多的便宜。与此相反，在西方殖民者发现美洲新大陆时，土著印第安人不下数百万。为了占领该地，入侵者对当地土著进行了野蛮的屠杀。仅因印第安人当时尚处于部落发展阶段，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入侵者得以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使得这个曾经创造灿烂文化的种群几遭灭绝。相较之下，我们既为中国古代反复发生的民族战争和对社会的破坏而感到痛惜，为印第安人的悲惨下场而唏嘘不已，同时，也更为赞赏清朝政府的民族政策。正是由于清朝政府的多方努力，才使中华民族最后形成，并发展壮大，具有了足够抵御外敌入侵的能力。就此而言，清朝政府功不可没。
与反复发生的民族战争导致的王朝更迭、经济破坏一样，秦汉以后，农民起义、推翻旧王朝，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旋律。秦朝统一全国后，封建国家异常强大，予智予雄，人莫予毒，经济剥削之外，还要被压迫主体——农民承担难以承受的徭役负担。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广大农民再也无法忍受：一样都是爷娘生的，凭什麽你们称孤道寡，作威作福，而我们却啼饥号寒，求生无门。“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被迫斩木为兵，揭竿而起，将旧王朝打个稀巴烂。于是，在焚烧阿房宫的熊熊火光中，被压迫阶级度过了自己“盛大的节日。”这种反抗，完全合理。但是，农民血液中流淌的最原始的平等、平均思想使得这种反抗只破不立，一方面是对社会原有秩序的疯狂报复和尽情破坏，一方面是为了实现“王侯将相”的个人目的，在推翻旧王朝之后自相厮杀。更为可怕的是，长期战争所导致的物质生产停止又使社会经济进入灾难状态。四面楚歌声中，缺衣少食的双方将士不由地想起了当年与父母妻子儿女团聚一起耕凿而食时的幸福情景。但是，因为社会存在的最重要的基础——社会经济已经遭到严重破坏，新的王朝建立后，所面临的是，海内户口锐减，“十不存一。”“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更为可悲的是，这种情况竟是一再上演，反复发生。农民起义，统治者、地主阶级固然受到了严厉的惩罚，“天街踏尽公卿骨”，然而，胜利者在“历史的火车头”上也没有看到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而是“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整个社会好像害了一场大病，喘息呻吟。往往需要经过百十来年的休养生息，人口总量和经济发展水平才能达到起义发生之前的程度。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这是中国古代社会进步缓慢甚至长期停滞不前的一个主要原因。和中国历代王朝一样，在经过二百余年的统治之后，面对民主革命浪潮，上个世纪之初，清朝也走到了自己统治的尽头。在经过短暂较量之后，清朝统治者自觉力量不敌，主动退位，宣统逊国。中华民国顺利地接管了全国政权。如果按照前此农民起义、人民革命旧有套路，革命党人和清朝政权之间岂不要打上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拉锯战。白骨蔽野，血流成河，经济凋敝。果真如此，那将又是中华民族的一场浩劫。即使革命党获取最后胜利，将被战争破坏了的社会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至少还要再花上几十年时间。然而，就在敌对双方互相交战之时，清朝政府审时度势，竟然宣布放弃政权，让位民国。一时之间，双方正面战场即刻偃旗息鼓，京师、外地社会秩序安然，经济不但没有受到破坏，反而不断发展。尔后数年间，虽然短暂上演过洪宪帝制、张勋复辟等历史闹剧，但是，由于推翻帝制，共和思想深入人心，和一些人指责抱怨这场革命只推翻了一个皇帝，其他所有方面都未变革相反，中国社会进入了发展变革的快车道。民国建立不过五六年，新文化运动兴起，德赛二先生为知识界所广泛认同。尔后，五四运动爆发，无产阶级队伍壮大，走上中国政治舞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革命有了新的领导力量。可见，正是由于清朝政府选择了正确的方式退出历史舞台，才使中国社会避免重蹈前此历朝发展怪圈，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同样，也正是和平交权，才为此后进行的波澜壮阔的全民抗日、救亡图存，争取中华民族彻底解放、最终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保存了民族元气。行文至此，笔者还想说几句与此相关的题外话：对于历史上反派人物和势力在历史发展中起到的积极作用，决不应脸谱化，一概否定。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打开了中美交往的大门，改变了世界格局。基辛格、黎德寿、德格勒、曼德拉分别以实现越南停战、南非民族和解而获得了诺贝尔奖金。在这里，笔者无意为已经去世一个世纪的隆裕太后向什麽机构请赏，但是，对于他们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关键时刻做出的顺乎历史发展之举，说上几句公道话，总不算过分之举吧。
多年以来，世人学界论及清朝历史，总是反复提及入关前几次进关掳掠，入关初统一全国过程中残酷镇压反清武装斗争，嘉定三屠、扬州十日，推行圈地、投充、逃人法、剃发、易衣冠五大败政。全国统治确立后，对内滥兴文字狱，打击反清思想，对外闭关锁国，虚骄自大 。后期政治腐败，在抗击西方列强入侵时，屡屡失败，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等问题。这些，皆属史实，笔者无意为之回护。但是，也要看到，清朝在维护国家统一、增进民族团结、推动社会进步等方面也做出过重要贡献。与此同时，又通过自己努力和理智决策，没有重蹈中国历史上反复发生的两个怪圈，也是两个大大的亮点。就此而言，在中国历代王朝中，清朝虽然时代居后，而且还是以少数民族为主体所建立的一个王朝，但是，就其历史定位而言，却远在历代王朝之上，是一个贡献最大的封建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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