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官上任

清代地方官及其政治生态

丛书：新史学译丛

[日]山本英史 著  魏郁欣 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3.7

关于本书

科举过关的儒生精英们在获知即将独挑大梁、肩负知县重任的时候，往往会参照官箴书，这是因为上面记载了赴任必须注意的事项。部分知县之后会有自己的政务纪录，即公牍。本书利用官箴书和公牍等史料，尝试探讨赴任知县与任职地的老百姓及其他重要人士之间建立起了何种关系，或是他们必须建立起何种关系，通过对于其中的人际关系网络的描绘，理解知县在地方的处境及清代的地方统治如何通过知县来实现。

关于作者

山本英史，1950年生于日本滋贺县。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科学研究科博士，庆应义塾大学荣誉教授，现任南开大学讲座教授、日本东洋文库研究部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清史、中国近代社会史。著有《清代中国の地域支配》《郷役と溺女——近代中国郷村管理史研究》等，主编《中国近世法制史料読解ハンドブック》等。

目录

第一章赴任的知县

——自官箴书看清代县衙的职场环境/001

前言/001

一、何谓知县/009

二、筮仕——赴任前的注意事项/022

三、莅任——赴任时的注意事项/034

四、待人——构筑人际关系的注意事项/054

结语/070

第二章待士法的展开

——与地方实力派人物的相处之道/072

前言/072

一、关于《治谱》/074

二、《治谱》所传达的“待人法”/076

三、待士法的渊源/088

四、清代官箴书对于待士法的继承/094

结语/100

第三章“衙蠹”的意义

——清初的胥役与地方统治/104

前言/104

一、顺治题本与“衙蠹”/106

二、执政者眼里的“衙蠹”/108

三、“衙蠹”的具体行为/113

四、剔蠹与纵蠹/121

五、剔蠹的问题/124

结语/128

第四章地方官的民众认识

——公牍中的“良民”与“恶民”/130

前言/130

一、公牍谳语类中的“民”/134

二、公牍告示类中的“民”/140

三、公牍详文类中的“民”/151

结语/157

第五章清初浙江沿海地方的秩序重建/159

前言/159

一、迁界令的实施与浙江/161

二、迁界令的放宽与浙江/167

三、放宽迁界令后的秩序重建/171

四、迁界令解除后的秩序重建/179

结语/190

第六章健讼的认识与实际状态

——清初江西吉安府的情况/193

前言/193

一、地域与史料/195

二、江西地方官的健讼认识/200

三、判牍所见的诉讼实际状态/207

四、认识与实际状态之间/220

结语/229

第七章卸任的知县/231

前言/231

一、《福惠全书·升迁部·总论》的垂训/233

二、攀辕卧辙与窒户坏砖/237

三、彰显德政的实际状态/243

结语/251

附录清代的公牍及其利用/254

后记/284

中文版序

中国老百姓非常喜欢“福”“禄“寿”这三个字。听说，“福”“禄”“寿”各自代表着“多子多福”“升官发财”“长生不老”的意思，是老百姓的三大愿望。

其中，姑且不论“福”和“寿”，能否获得“禄”则是看他们自己的造化。因此，只要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话，任何人都能因科举合格而当上官僚。

话虽如此，对他们来说，当上官僚决非最终目标。一旦当上官僚，他们就得扮演理想的“父母官”，同时还得成为实际具备行政能力的“能吏”。为了将来幸福的乡绅生活，他们的官途上绝对不能留下任何污点。

不过，他们过去埋头准备应考，并无与人打交道的经验。他们自然而然地得向有经验的人们请教。虽说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有类似的情况，不过，透过完整书籍的形式来详述相关忠告或诀窍的现象乃是中国的一大特征，在世界其他地方极为罕见。

本书正是以这类书籍为史料，通过外国人的观点来分析传统中国官僚们的心理和行动。多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这次中文版得以付梓。对此，衷心感谢各位的帮助。我希望本中文版可以广泛地引起中国读者们的兴趣。

又，我还要向翻译者魏郁欣女士表示谢意。她不辞辛劳地翻译本书。多亏她的帮助，出版工作进展得分外顺利。

山本英史

2018年盛夏

后 记

笔者出身于滋贺县草津市。话虽如此，早在10岁那一年，便离乡背井，来到关东后，也过了五十五个年头，如今，实在是羞于启齿称自己原是关西人。不过，有的时候，在包含味觉的种种方面，还是会强烈感受到自己身上流着关西人的血液。滋贺，尤其是曾为东海道、中山道大本营的草津，自古以来就深受京都文化的影响，生活方式这个部分也是崇尚着“京风”。因此，所谓“京都的茶泡饭”（当主人提议“请吃个茶泡饭吧”，看似想要挽留客人的时候，这其实指的是“你差不多可以给我回家了”的意思）里的客套话与内心话之间的鸿沟，对外地人来说，往往是一个相当棘手的变化球，相较之下，笔者大多时候能够挥棒成功。只是，即便如此，还是有许多笔者难以理解的事情，就算是现在，也是依旧如此。

据说某一位是地道京都人的老师在年轻的时候，曾在软式棒球的比赛中打出了一个内野高飞球，结果被同为地道京都人的前辈热心地纠正说：这种打法一点也不像京都人。究竟要怎么打内野高飞球，才会像京都人呢？这种连地道京都人都无法理解的事情，仍然存在于京都。自悠久历史的传统中所培养出来的京都，其一字一句或是一举一动都有着特别的含义。然而，京都的历史也不过1200多年。在中国，比京都历史更为漫长的都市比比皆是。而成长于该地的人们的一字一句或是一举一动里，自然也隐含着外地人（特别是外国人）难以理解的部分。京都的“宇治茶泡饭”就已经相当棘手了，想必中国的“茉莉花茶泡饭”更是道高一尺吧。

传统中国的人们里，颇为费解的乃是官僚、知识分子的内心话，要从他们的著作来探索其“真实的情感”，绝非一件容易的事情。自古以来，中国的官僚、知识分子纷纷将大量的书籍流传至后世。不管是称作正史的王朝历史，或是称作地方志的地域概况，甚至是名为日记的个人记录，皆是如此。不过，他们不只是单纯将其记录下来而已，甚至还特地刻板印刷。想必这是为了透过正式的记录，将王朝、地域、个人的各种理想模样流传至后世吧。因此，他们并非原封不动地记录曾经发生的事实，而是一方面，对于想要流传至后世的事情，大肆强调、夸大其作为模范的一面，另一方面，对于不想流传于后世的事情，则是极尽所能地隐瞒、扭曲、捏造。中国史研究必须使用他们所遗留下来的文献作为史料，那么，若是我们无法充分地洞察这种史料性质的话，是无法进行中国史研究的。

作为史料，本书所活用的官箴书乃是“以科举合格后，被授予官职的新手知县为对象，提醒他们在实际执政现场，该注意哪些职务方面的规范，并且提供了不少如何实践这些规范的实用忠告”。不过，我们无法否认：这类书籍也是作者为了正当化自身的官僚生涯，所作的一种记录。其内容多是“自吹自擂”，也就是作者如何在缜密的考量下，成功地自复杂的官僚世界全身而退，也许是出自这个缘故，其中有着不少场面话。“官箴”的原意指的是官僚的道德规范，也就是说，典型官箴书的内容多偏向“何谓理想的官僚”。不过，基本上，这些内容多半基于儒家经典，对读者来说，乃是自幼就听到厌烦的训示，我们实在难以想象他们到了这个时候还要透过官箴书，再次汲取这些老调重弹的知识。特别受到新手知县好评的官箴书（实际上应该不太多）往往极力排除这种官僚道德规范，并且详细记录了与官僚相处的行为模式以及与人际关系的建构相关的实用信息。但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很难从这些官箴书里找到读者真正想要知道的“内幕消息”或是“失败的经验之谈”。就算是提到如何建构人际关系的篇章，其内容多半还是华而不实的乌托邦，对读者而言，这绝非他们真正想要知道的活生生、血淋淋的现实世界。

本书所活用的另一种史料乃是“公牍”。官僚将担任职务时实际撰写的公文书进行整理，并且出版成书，即为所谓公牍，就此看来，这与作者基于某种意图所作成的其他书籍，性质较为不同。对日后即将亲自撰写公文书的众多读者而言，相较于官箴书，反倒是公牍更加有用。好比说学生在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往往想要知道何种程度的论文才能合格，为了理解其中的判断基准，相较于那些教人如何写出“理想的毕业论文”的书籍，前辈们过去所提交的毕业论文更加有用，这是一样的道理。公牍的刊行可说是出自这种需求。不过，公牍也同样是作者为了正当化自身的官僚生涯所作的书籍。中国的地方政治往往建立在文书的一来一往这个基础上，即使是官僚生涯短暂如昙花一现的地方官，其撰写的公文书也是浩瀚如繁星，要将这些公文书一网打尽，全数收录于一本公牍里是不可能的，因此，作者在整理公牍的时候，可说是基于某种意图进行了取舍。尤其是提出自身判断，并且寻求上司裁可的谳语或是详文，其中理应有不少被驳回的案件，但是，这种文书几乎未收录于出版成书的公牍里。因此，公牍仅收录了作者引以为豪的公文书而已，结果就是将作者塑造成了卓越不凡的人物。

那么，官箴书与公牍是否毫无作为史料的价值呢？想来未必如此。当时的官僚、知识分子在自身所处的政治环境里，打着什么如意算盘，并且和周遭的人们建构了何种关系，或者是他们认为应该要建构何种关系呢？在理解这些问题时，官箴书与公牍皆为珍贵的史料，其特有的记载里，尚有其他史料无法取代的部分。尽管官僚、知识分子如此拼命地使用一些冠冕堂皇的理论来粉饰自己的言辞，但是，有的时候，他们的言辞里还是会不小心透露了自己的真心话，粉饰过后的言辞里，也有可能隐含着肺腑之言，当然，要找出这些肺腑之言，乃是难上加难，但是，一旦发现的话，当下的喜悦可说是难以言喻。这就好像是滋贺县人在京都人们难以理解的一字一句或是一举一动当中，总算看穿了什么是“客套话”，什么是“内心话”，其中的乐趣正和这种喜悦极为类似。本书正是透过官箴书与公牍，尝试获得这种“小确幸”。

接着，将针对本书各章的构成以及旧稿的出处，进行说明。

第一章《赴任的知县——自官箴书看清代县衙的职场环境》针对赴任后的知县首先面临的职场环境，进行了全面的俯瞰，主要以2003年以来所作的多次相关报告为底稿，不过，基本上还是新写的文章。

与其说本章是研究论文，不如将其想成是总括本书整体的概论。另外，其中亦收进了《官箴より見た地方官の民衆認識——明清時代を中心にして》（收入《大阪市立大学东洋史论丛》别集特别号《文献資料学の新たな可能性②》，2007）的部分内容。

第二章《待士法的展开——与地方实力派人物的相处之道》基本上也是新写的文章，不过，以《明末清初における地方官の赴任環境》（《史潮》新45号，1999）为底稿，并且收进了《伝統中国の官僚道德規範とその変容》（收入山本正身编《アジアにおける“知の伝達”の伝統と系譜》，东京，庆应义塾大学言语文化研究所，2012）的部分内容。

第三章《“衙蠹”的意义——清初的胥役与地方统治》出自同名论文（收入细谷良夫编《清朝史研究の新たなる地平》，东京，山川出版社，2008）。

第四章《地方官的民众认识——公牍中的“良民”与“恶民”》出自《公牘の中の“良き民”と“恶しき民”——清代康熙年間の事例を中心にして》（收入山本英史编《アジアの文人が見た民衆とその文化》，东京，庆应义塾大学言语文化研究所，2010）。

第五章《清初浙江沿海地方的秩序重建》出自《清初における浙江沿海地方の秩序形成と地方統治官》（收入山本英史编《近世の海域世界と地方統治》，东京，汲古书院，2010）。

第六章《健讼的认识与实际状态——清初江西吉安府的情况》出自同名论文（收入大岛立子编《宋—清代の法と地域社会》，东京，东洋文库，2006）。

第七章《卸任的知县》则是以笔者在中国的口头报告《从地方官的“表演”论明清统治的实态》（收入陈支平、万明主编《明朝在中国史上的位置》，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为底稿，不过，基本上还是新写的文章。

最后的附录《清代的公牍及其利用》出自同名论文（收入大岛立子编《前近代中国の法と社会——成果と課題》，东京，东洋文库，2009）。

透过以上各章的检讨，浮现在我们面前的乃是官僚们的场面话与真心话之间显著乖离的状况。自诩为“民之父母”的他们为了圆滑地进行地方行政，在人际关系方面投注了极大的心力，其中包括迎合上司、向胥役虚张声势、与乡绅妥协等，至于“视民如子”中的民，只要他们不是“奸民”，无损官僚自身地域统治的安定性的话，官僚们往往会对其视而不见。如果清朝对人民的统治是由这种官僚们对于各自地域的统治所累积而成的话，那么，官僚们所进行的地域统治里，自然而然地隐约可见王朝国家对人民进行统治的实际状态吧。

最后涉及一些私事，请各位见谅，其实笔者即将在明年三月自任教届满二十九年的庆应义塾大学退休。不过，目前仍然是每天被原稿追着跑的状况，几乎毫无闲暇去回顾自己的研究生活。收录于本书的论文多半是近十年来的成果，这么看来，笔者对于清朝地域统治的相关研究，也可说是告一段落了。回想起来，早在四十二年前，刚刚进入研究所硕士课程的时候，课堂上所阅读的史料正是《福惠全书》。此后，就与这本书结下了不解之缘，直至今日。

本书得以刊行，除了去年东洋文库所编辑的一项研究成果《中国近世の規範と秩序》之外，还多亏了研文出版社的山本实先生。对于笔者啰唆至极的种种要求，山本实先生仍旧欣然允诺，对此衷心感谢。

山本英史

2015年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