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新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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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5-12-04 |
穆盛博（Micah S. Muscolino），男，1977年生，美国加利福尼亚人。研究方向是近代中国环境史。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毕业，历任加州圣玛丽学院助理教授、乔治城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现任英国牛津大学历史系教授兼默顿学院导师。2009年出版环境史专著《近代中国的渔业战争和环境变化》(Fishing Wars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本书填补中国环境史民国时期的空白。近年来，穆盛博的研究内容是“抗战时期华北环境史” 。
▲《近代中国的渔业战争和环境变化》
2012—2013学年，当我作为访问副教授在哈佛大学任教的时候，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请我负责组织名为“亚洲的环境”系列研讨班。这些新的研讨班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来邀请一些最著名的中国环境史家，请他们来讨论中国过去和现在的环境困境之间的复杂关系。
这些学者当然没有让我们失望。马立博（RobertMarks）的讲座介绍了他自己对于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最新综述，这种综述工作是必不可少的。濮德培（PeterPerdue）的演讲对这个领域的发展和现状作了非常精深的回顾，刘翠溶则提交了一篇信息量很大的论文，讨论台湾气候变迁和水资源的历史。
更为让人兴奋的是，当我在下一年回到乔治城大学之后，“亚洲的环境”系列研讨班并没有因此而终结。2013—2014学年，在波士顿学院张玲教授的主持下，这些研讨班得以继续举办。为了配合这个系列研讨班，费正清中心的主任们目前还计划在2014—2015学年组织两场东亚环境史的工作坊。
此外，“历史和经济研究中心”（该中心由哈佛和剑桥合作创办）的能源史研究计划与麻省理工学院的“历史、能源和环境”研究小组在今年早些时候合作举办了一场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会议“亚洲和新能源史”，他们也计划在不久的将来举办类似的研讨班。多亏了这些研讨班、工作坊提供的支持与知名度，中国环境史这个分支学科在过去20年里的发展应该说是不断加快的。
但是尽管有巨大的潜力，中国环境史的发展还是面临着很多挑战。我有时候觉得，这个问题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大多数中国史学家似乎并不是那么关心环境史。去年哈佛“亚洲的环境”研讨班有好几场的出席率很低，讨论也很冷清，这个事实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与此同时，虽然有关中国当代环境困境及其全球意义的评论很多，但是它们几乎都毫不例外地，没有足够认真地思考中国历史上的环境转型在今天的遗产这个问题。
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值得我们兴奋的理由。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历史中的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在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已经有一批真正有天赋的年轻学者选择将他们的时间和努力投入到这个领域。帝制晚期帝国边疆的生态变迁，环境和族群的问题，人类和动物之间的互动关系、疾病史、能源史，外国专家在转变现代中国对于自然的理解这一过程中的作用，以及水利这个持久不衰的重要议题，都成为了近来相关专著、论文和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
相对于帝制时期的生态变迁，20世纪中国环境史所受到的关注要少很多。不过一些有天赋的博士生们正在从事令人激动的相关研究，他们中有好几位也参加了这次论坛。他们的研究会对当前研究的不均衡发展有很好的调整。
最为重要的是环境史在中国的诞生。在2005年，马立博还可以宣称在中国不存在环境史这个学科（这一点或多或少还是比较准确的）。今天这个论断就不能说是符合事实了。近年来中国的学者对于环境史的兴趣已经有非常大的发展，环境史也被广泛看作是“最热门的”学科之一。
2013年10月24日到26日，在台湾“国立”东华大学举办的第二届东亚环境史大会，再次展示了中国的环境史家们从事的引人入胜的研究。韩昭庆的杰作《荒漠水系三角洲：中国环境史的区域研究》是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贡献之一。她努力合享有盛誉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和英文学界的环境史研究这两个领域的观点，这一点使得她的著作显得尤为重要。
相比于我们的中国史同仁们有的时候表现出来的漠不关心，总体而言环境史家反而更能意识到中国环境史的重要性，也迫切希望对此有更多的了解。研究北美、欧洲、中东和其他地区的环境史家们都知道，在过去的两千年里，中国的人口都占到世界人口的25%到40%之多。
他们知道，虽然在18世纪到20世纪之间，有过短暂的“分流”，中国长久以来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他们也知道，考虑到中国的人口和经济份量，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地球环境而言，中国环境发生的变化一直是将来也都会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我们如何能激发大家对中国环境史有更大的兴趣，如何能尽可能地获得更大的读者群呢？对于这个问题，尽管没有十足的信心能给出一个好的答案，我还是愿意尝试一下，在这里提出三个可能的发展方向。
首先，我们应当要说服中国史同行们认识到，有关中国史的一切，是的，所有一切，都有环境因素在里面。我们可以做更多的工作来强调环境是如何限制人类活动的，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发生的各种事件是如何改变环境的，历史参与者们对于环境的考虑是如何影响他们行动的。
自然总是以这种或那种的形式在历史中存在的。它如何能改变我们对于中国史的标准叙述呢？本人现在快要完成的中国抗战和内战（1946—1949）环境史研究，关注1938年国民党军队对黄河进行的战略性改道及其对豫东地区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正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第二点，考虑到人们普遍意识到中国对于全球环境具有重要意义，现在是时候该我们进行能够创造理论的环境史研究了，而不是像过去一样，继续用中国的历史经验来验证和证实其他领域产生的理论。希望我们提出的理论视野也能够被研究世界其他地区的环境史家们所接受、应用和修正。
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考虑到那些研究当今中国环境问题的专家们很少回头看看过去，我们应该更加努力地向前看，努力解释复杂的历史进程是如何使得中国环境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思考如何完成这个任务，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这样才能彰显出我们这个学科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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