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关明清中国的英语学术研究中，江南地区虽然没有被学者们当作一个专门学术领域，它却一直占据中国史的中心地位。结果是，学者们或是把江南视作赖以观察中国的缩影，或者是他们研究其他问题或选题时的一个个案，但没有视之为一个单独不同的学术领域。对于社会经济史学者来说，江南是中国历史诸多发展，如萌芽状态的近代性或资本主义的缩影，它的经济社会变化堪称检验马克斯·韦伯、施坚雅等西方学者理论模式是否适用于解释中国历史的试金石。在文化史学者眼中，江南引发他们对记忆和思念等课题的学术激情，是他们剖析文化权力、文人心态、炫富风气、品味制造的切入点。江南作为跨学科研究的舞台，不仅吸引着文学史家、历史学家、艺术史家，还有历史社会学家或人类学家。对于历史学者来说，江南是一面功能多样的镜子，折射出工业化的失败、本土化经济发展等中国历史经验的不同侧面，反映了历史上发生的不同事件的互动和关联，展示出中国历史发展中众多灾难性事件及随之而来的冲击。

江南让美国的明清之际历史和晚清史学者从新的视角审视记忆、消费、身份焦虑、早期近代性以及社会文化演变等重大学术问题，当然赢得了他们青睐。但是，在过去二十年中，许多18世纪中国史研究者因为“新清史”的冲击转而关注北京的朝廷和边疆地区，对（18世纪）江南地区兴趣减退。其实，康乾时代江南地区值得研究的课题随处可见，如它与清帝国全国性市场的整合、中央集权进一步强化对它的打击的影响、它与北京朝廷不断变化的关系。相对而言，近年来学界对19世纪的江南一直热情不减，他们对太平天国时期江南地区发生的战争、破坏和重建做过深入讨论。至于上海在鸦片战争后作为通商口岸的发展，在太平天国战后的崛起及其与其他江南城市衰落的关系，在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初叶的繁荣更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重点。

在过去三十年中，美国历史学经历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同样影响着那里的中国史研究，包括江南历史研究的学术走向。20世纪70年代及以前，学者关注的是现代化问题，社会史领域则是80年代的学界新宠。90年代以来出现的文化史转向在21世纪初期对美国明清史的研究者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研究选题的变化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上。社会史推动历史学者重视社会内部出现，但又在重大政治事件冲击之外的变化，如土地租佃制度、商业和资本主义、地方社团、反叛和民变。文化史转向鼓励学者们关注性别、历史记忆、物质文化、身体史和出版史。2000年以来，美国史学界对帝国主义、边疆问题、少数族裔认同变迁高涨的研究热情直接推动了目前仍然蒸蒸日上的“新清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此外，近年来异军突起的全球史也影响着明清历史的研究走向，另一方面，彭慕兰的《大分流》展示了明清中国史，特别是江南史在全球史研究中的重要性。

过去几十年中美国学界有关江南历史的研究成果是本文讨论的对象。我将提及施坚雅中心城市理论模式和80年代社会史转向对江南史研究的影响，以及在1970年代以来经济史学者中曾一度热烈讨论的有关中国经济发展的规模和性质的研究。但是，本文的中心是文化史转向冲击下江南史研究出现的下列新趋势：（1）空间和社会；（2）江南地区的妇女和家庭；（3）书籍、物质和文化权威。除此而外，近年来对中国宗教、地方社会、慈善、科举、饮食习惯和烹调手法及其在后世的影响、思想史、科学及医疗史的研究，都有关于江南的讨论，值得对江南历史感兴趣的学者予以重视。

20世纪后半期，有三大理论资源推动了美国明清研究者关注城市空间和城乡差异问题，它们分别是马克斯·韦伯的中国城市的理论、牟复礼的中国城市跨时间稳定性和停滞性的框架、人类学者施坚雅的中心城市模式。研究者们借助这些理论，运用城市格局和区域地理学的方法分析国家、社会、市场三者互动，揭示跨越不同时期的历史变化的内在机制。在中国历史上，城市通常是指有城墙保护的，地方官僚机构和中央政府所任命官员居住并行使统治功能的政治中心。牟复礼就是因为传统中国城市相对固定的政治功能，特别强调其千篇一律、僵化不变的一面。

但是，施坚雅持相反的观点，他认为许多城市地处区域交通网络的枢纽，不仅是政治中心，更是地方商业的龙头老大，自然会因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不断呈现新的面貌，而不是停滞不前。无论学术界在中国城市史研究中存在多么大的分歧，江南地区城市都为验证各自理论假说的正确与否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这些材料使得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学者得以探讨中国历史上的城市化、城乡关系、市民社会存在与否以及公共空间等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社会史的崛起、施坚雅中心城市模式的启发和罗威廉两卷本汉口研究专著的刺激，城市研究蔚然成风，江南城市也受到很多学者的特别关注。

近年来，学者们还从空间视角探讨江南历史，就下列问题展开争论。江南作为一个特定的空间，它的边界究竟在哪里？江南应不应该包括扬州？鸦片战争后开埠的港口城市上海究竟是江南城市，还是与之完全不同的异类，或明清江南城市的还魂再现，还是它的现代再现呢？“江南”、“长江下游地区”、“长江三角洲”这三个概念是否指的是同一对象？他们三者有无差别？江南指的是一个具体的地方（place）吗？如果是，它的范围是固定不变还是经常伸缩的？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它的范围是什么，又如何随时代的不同而改变？江南是否可以看作是一个产生符号资本（symbolic capital）的观念、标识或品牌？如果是，它的内在脉络是什么？如果它是一个符号，它象征什么？它符号资本的来源在哪里？江南的内涵是随着时代变化而相应改变吗？不同研究方法和视角会对这些问题给出不同的答案。

许多经济史和社会史学者认为“江南”指江苏和浙江两省境内长江以南太湖附近的七至八个府。它们形成相对自成一体的市场体系、生态圈和方言区。施坚雅根据自己的社会区域空间理论并根据自然地理格局把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市场系统，其中之一是长江下游大区（the lower Yangzi macroregion）。它横跨长江以北和以南的部分地区，包括今天的浙江、江苏，并向西扩展包括江西、安徽的一部分。施坚雅书中的长江下游区域只包括江苏和浙江的一部分地区，这体现于书中的相关地图。它没有江苏最北部和浙江最南部地区。按照他的理论，太湖附近的几个府，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江南，是长江下游大区的中心地带，距离这几个府较远且多山的区域是它的边缘地带。施坚雅所划分的长江下游地区的中心和边缘地区反映了19世纪下半叶该地区的历史发展。这不仅是因为他的结论基于这个时段该地区的有关材料，还因为远离太湖地区的城市确实在这个时段衰落下去了。扬州就是一个例证，它在19世纪中后期因运河系统的废弛而走向没落。

1980年代，当黄宗智和伊懋可两位中国史学者分别用“内卷化”理论或“高水平均衡陷阱”模式解释中国近代化的失败时，施坚雅却有点类似高扬中国中心观的柯文，试图从中国内部寻找其变化的动力。他对帝国和民族国家这类宏大叙事没有兴趣，他的研究重心是中国内部的不同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形成和运行机制，以及其中经济生活和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他的理论为讨论城市、城市空间、城市和内陆地区关系提供了理论框架，对1980年代和1990年代早期的美国中国史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一影响在90年代初出版的论文集《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收录的五篇讨论杭州、苏州（两篇）、扬州、上海的论文中随处可见。这个论文集似乎以江南的地理范围为标准选取论文，对施坚雅强调的长江下游大区范围内的苏州、杭州格外重视，让人意外的是把上海和扬州纳入江南城市讨论，令人迷惑的是没有关于南京的研究。这些论文讨论了空间和社会问题，国家和市场的关系，这显然是从施坚雅理论中汲取了研究灵感。这些论文强调城市空间和格局的变动、商品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推动着江南城市的发展，揭示了江南城市发展的内在动力，展示了明清时期江南社会生机勃勃的历史风貌。施坚雅的影响在最近的学术研究中仍然可以看到，薛涌发表的有关浙江地区农家肥收集的论文是一个例证。该文关注的不是江南城市在社会互动中扮演的舞台作用 ，而是市场网络和交通系统在江南地区城乡互动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地区整合和农业生产效率在江南经济发展和商业增长中发挥的作用。

施坚雅的理论还对彭慕兰《大分流》有所影响。彭书的主题是长江三角洲和英国的经济发展的比较研究，书中使用了施坚雅的区域经济视角的模式，但富有创意地将其和全球史的分析框架结合起来。全球史作为一个领域，直到新世纪初期才初步成型。The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世界史杂志》直到2006年才创刊。彭慕兰的著作出版于2000年，代表该领域的前沿成果。他的书和他后来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一职说明了中国史研究在美国史学界日益增长的影响。彭慕兰否认西方崛起是其内在独特优势的产物，捐弃已有的中西比较模式，另辟蹊径，通过分析江南和英国两个19世纪初世界上最发达经济体的异同来探讨中国和西方在19世纪差距形成的原因，反驳通行的黄宗智和伊懋可分别用上述内卷化、高水平均衡陷阱模式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彭慕兰书后附录有关材料说明他所使用的“江南”一词指的是苏南和浙江北部吴语占主导地位的地区，他在这方面受李伯重和其他学者的影响。但其正文部分则同时使用一般意义上的江南、地理概念上的长三角和施坚雅意义上的长江下游大区等概念，这说明，在他看来，这三个有关江南的地理概念没有太大的差异。

彭慕兰认为，19世纪工业革命之前，也就是大分流发生前，江南和英国发展轨迹并没有明显差别，英国的成功并不是其内部具有独有的先进制度和技术，而是取决于一些偶然性因素，如新大陆的资源和便捷的煤矿供应。他利用了大量统计资料，特别是根据现有学术成果和其他相关文献整理出的有关数据。这些资料使他能够深入分析江南地区的商业、农业生产率、前工业化的手工业在该地区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彭的《大分流》引起中国史和全球史学者的注意，他们对其架构、史料和结论予以热烈的讨论。该书正如经济史学者万志英所言，对经济学者的影响尤其巨大。它说明研究江南这个中国最发达区域的经济发展必将推动全球范围的比较史研究，引发对所谓欧洲工业现代化的历史必然性的进一步反思。

1990年代和新世纪初期，随着文化史研究的迅速崛起，空间和地方性研究领域新方法和新视角层出不穷。与过去的研究者不同，文化史学者不再把目光投向某个地方的商业意义或政治角色及其变化，或自然地理特征及影响，而是着力于影响一个地方所具有的各种意义建构的各种历史因素如文人互动、艺术风格、个人交往、历史记忆、群体认同等。按照杨念群和其他文化史学者的观点，江南与其说是一个地理概念，不如说是文化或记忆的建构，或一个品牌 （brand）。

当多数学者从上述视角探讨苏州、杭州、南京这类让当时人羡慕的大都市或长江三角洲地区集镇的地方营造（place making）时，有些学者发现在江南以外的地区，盛清时代的人们开始用江南这个招牌改善自己的经济文化形象，重建地方认同。这种倾向不难理解。当社会进入动荡危机时代，江南就变成一种多重文化意义和历史记忆的载体。它代表着因王朝更迭而灰飞烟灭的文明世界，或在现代文明冲击下奄奄一息的古老生活方式。它变成繁荣、奢华甚至醉生梦死的同义词，甚至可以用来形容太平盛世中出现的各种文化现象。在江南认同和形象的建构中，江北、苏北和江南对比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容忽略的，人们常以前者的闭塞、粗鄙、落后来反衬后者的繁盛、时尚、开通。一个地方如果和江南这个形象联系起来，首先让人们想到的是富足优雅的生活、底蕴深厚的传统，或许还有点繁华将逝的忧虑和伤感。例如，明清之际，许多文人墨客一到南京、扬州，就常常在当地名胜和历史遗迹前流连忘返，伤今怀古，感慨伴随王朝兴衰而来的浩劫和劫后余生的幸运。

至于扬州，它凭借北通京师、南连江南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在18世纪更大范围的政治和商业整合的背景下发展迅速，被人视为一座江南城市，但是，它的这种地位转瞬即逝。到19世纪中后期，扬州这座因大运河而跻身商业文化中心的城市，随着传统运河交通系统的衰落，迅速蜕变为普通的内地小城。扬州的经济实力过去就从未惠及周边地区，到19世纪以后，如安东篱所指出的，也不足以支撑它的城市发展，当然也不再和江南都市等量齐观。此外，江南在清代还成为富庶繁荣的代名词，某些北方省份的城镇为了显示自己经济成就和商业繁荣，常贯之以“小江南”或“小苏州”之称。康乾时期的山东济宁就因为商业发展为时人称作“小江南”，孙竞昊就此问题有专文讨论，读者可以参考。

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历史书写中，江南都是一个文化建构，它与北方政治形成巨大反差：它在朝廷之外自成一体，不受朝廷直接控制。即便朝廷流落迁移至此，也会被南方的文采风流与绮靡淫佚彻底改变。盛清时代，当拿来和清帝国广大的内亚疆域放在一起比较之时，江南也会被当成“汉人中国”的象征。这样的江南具有与朝廷分庭抗礼的文化权威，是文人文化或汉人价值观的典范所在。盛清时代，在（阳刚的）朝廷眼里，江南具有潜在的危险性，并且腐化奢靡，脂粉味十足，是朝廷威慑、拉拢和降服的对象。

本文作者：梅尔清（Tobie Meyer-Fong)，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译者：赵刚。

（注释从略。原文总字数为19000余字，完整版见《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第20期，商务印书馆2022年10月版。）

来源： 江南社会历史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