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朱曦林博士的《纶扉宦梦：黄景昉与晚明政局》一书是系统研究崇祯阁臣黄景昉及其著作的首出之作。本文从主要内容、文献运用、写作视角、突出贡献及不足之处，多角度、全方面地对该书进行了详尽评介。作者强调，该书通过对黄景昉仕宦经历的梳理考论，厘清补正了明清之际诸多史事，在晚明政治文化视角下，宏观视野与微观考察相结合，深化了对晚明政治史的研究。尤其对黄景昉重要著作《国史唯疑》《宦梦录》的深入研究，更是本书最值得称道的贡献之一。

作者简介

杨艳秋，1971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明清史。

文章来源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23年第3期，第106-110页。

黄景昉，字可远，又字太穉，号东崖，福建晋江人。其自言“十九载翰苑隆恩，十五月纶扉殊遇”，于天启五年（1625）登第踏上仕途，直至崇祯十五年（1642）六月，以第二名点用入阁，崇祯十六年九月致仕，仕宦生涯贯穿了崇祯一朝，是“崇祯五十相”中少有的得以“克保令名”者。他几乎亲历或参与了崇祯朝几乎所有的重大政治事件，如枚卜阁臣、己巳之变、温体仁秉政、推知改选、召回监视内臣、庚辰特科、黄道周之狱、壬午枚卜、议处白广恩、刘宗周削籍、薛周勒缢等等，都在他的视野和载录之下，他的视角，或许是对晚明政局的最好注解。

朱曦林博士对黄景昉的研究始于十二年前，2011年底，他选定《黄景昉及其著作研究》作为其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至此笔耕不辍，致力于黄景昉与晚明史事、文献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有代表性、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十年磨剑，终促成新著《纶扉宦梦：黄景昉与晚明政局》的出版。这部专著以崇祯阁臣黄景昉为中心，展现了晚明纷繁丛脞的时局及其为挽救时艰所作的努力，为我们深入了解黄景昉及其著述，深刻认识晚明政局的演进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一、系统梳理黄氏家族的发展，从社会流动和人际网络的视角，动态呈现出一个地域科举家族的形成过程。晋江檗谷黄氏是福建文学家族和泉州科举世家，晚近有关福建地域文化的研究论著中已经关注到黄景昉家族，对其八世祖黄克复、高祖黄润一系作过简要的介绍，但囿于文献记载，对其家族的形成发展研究尚未展开。曦林博士则充分利用了稀见文献《檗谷黄氏家谱》，对檗谷黄氏家族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呈现了一个文化家族（科举家族）的形成过程。

从作者的梳理中可以看到，黄氏一族最初是以治田网鱼、铸铁器为生，至正统末年，七世祖黄容入赘泉郡富人余氏移居郡城后，随着家族经济的改善，才从八世祖黄克复开始走上读书科考之路。经过两代人的努力，黄润遂中式正德十六年（1521）进士，自此完成了家族转型，确立了“家世业儒”的传统。作者在第一章《檗谷黄氏家族与黄景昉的早年经历》的讨论中，特别注重两个问题，第一是在明代科举史视域中，考察黄氏家族本经的选择及其原因。第二是关注科举家族形成的内在文化因素。

关于第一个问题，在明代一经取士的政策下，家族对本经的选择原本就受到多方面的影响。晋江在明代科举中本即以《易》闻名，檗谷黄氏家族最初也由于黄克复受业于蔡清，选择以《易》为本经，其子黄润即以此科考登第。然而，自从与惠安张氏联姻后，从黄润之子伯敬兼习《诗》开始，黄氏一族多改习《诗》经，黄润一系此后五人登科、两人登第，几乎都是以《诗》为本经。作者敏锐地观察到，家族成员对于本经的选择，除了受学术传统影响外，也由于联姻后领域的扩大而发生转变，因此作者认为：“对于科举家族来说，姻亲的选择，除了门第相当外，与自身家学传承之旨趣也密切相关，而通过家学与联姻的互动，对于家族科第的延续及人际网络的扩展，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第24页）

第二个问题，作者注意到，檗谷黄氏家族自七世祖黄克复开始，就形成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学术传授的传统，并由黄润发扬光大。黄润致仕归乡后，不仅自己“读书手不释卷”，在家族内部也要求子侄辈“勤学敏读”以承志业，形成长辈倾囊讲授、子弟辈肆力于学的家族传统，这一传统甚至到黄景昉子侄辈依然延续，正如作者所说：“黄氏家族内部的讲习教育和学术传授，为子弟辈的举业之路和家族学术的传承提供了助力和保障。”（第21页）

同时，作者在梳理檗谷黄氏家族发展史过程中，也注重从人际网络的视角，考察黄景昉的交游圈。作者在梳理黄景昉早年经历的过程中发现，除了家族间的通婚外，家族长辈的同窗、社友关系也是拓展乡里人际网络的重要一环，并以黄凤翔、吴龙徵、骆日升、何乔远为例，指出：“借助上一辈的同窗之谊和社集之交，黄氏家族的人际网络也在代际间承续，黄景昉兄弟受到乡里耆宿、仕宦的关注和赏识，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祖父黄国彦、外祖谢吉卿同窗社集的交游圈和在郡县中的世家名望。”（第37页）并且，作者还通过对黄景昉《瓯安馆诗集》《鹿鸠咏》《宦梦录》等著作的文本细读，全面地梳理了黄景昉的人际网络，从第四章《黄景昉交游考论》中即可看出，这些交游网络贯穿了黄景昉人生经历的各个时期，也覆盖了从举业科考、宦途迁转、荐举选用人才、退隐乡里等的各个方面，正如作者在总结时所指出：“从宏观的视角来看，黄景昉从举业科考，到京中宦海，再到鼎革后的维系乡里，均不乏业师前辈、友朋同道的护持、提携和襄助，在他‘政治的人生’中，黄氏家族及其个人奠基乡里的人际网络在不同时期都曾起到重要的作用。”（第37页）

二、在全面搜集文献基础上，重视史料的整理和考证，系统地呈现黄景昉的人生经历。黄景昉的一生，既经历了明清之际的鼎革变迁，也从编修到阁臣几乎亲历了天启、崇祯两朝的政局嬗变，在“盘水氂缨”的政治氛围中，曲谨将顺地渡过了十九载的仕宦岁月，是五十相中少数能全身而退者，《明史》对此曾评价道：“庄烈帝在位仅十七年，辅相至五十余人。其克保令名者，数人而已。”但在过往的研究当中，涉及黄景昉的生平时多以介绍性的梳理为主，所依据的也不外乎《明史》《石匮书后集》及方志等书的本传，且各书相互沿袭，讹误遗漏在所难免。本书对黄景昉生平的呈现，首先建立在系统搜集黄景昉文献的基础上。据作者的考察，现存关于黄景昉生平的记载，以《檗谷黄氏家谱·景昉公传》最为详实，本书即以《家谱》本传为中心，充分利用黄氏的自述著作《宦梦录》《馆阁旧事》，结合其《瓯安馆诗集》《鹿鸠咏》《屏居十二课》等存世著作的内容，广泛参考《明史》《明史稿》《国榷》《石匮书后集》《崇祯实录》《崇祯长编》《春明梦余录》《山书》《三垣笔记》《烈皇小识》《三朝野记》《闽书》《福建通志》《泉州府志》《晋江县志》等官书、私史、笔记、方志及时人的文集、日记、书札等文献，细致考证还原了黄景昉从早年读书科考、中年通籍仕宦到晚年易代退隐的人生经历，并着重展现其天启、崇祯、南明三个时期的仕宦生涯。

其次，本书另一个值得称道之处，是作者非常注重对细节考辩。作者对黄景昉仕宦经历的考证，主要围绕史馆履新、主考湖广、丁艰家居、讲筵获识、职掌詹翰、纶扉岁月等六个阶段展开，并关注到此前研究中忽视的问题。如黄景昉与复社诸人的关系此前罕有提及，事实上黄景昉不仅与被复社中人“崇为宗主”的阁臣何吾驺、文震孟关系密切，也与东林、复社推重的阁臣钱士升多有往来，深得三人器赏，作者在考证后就指出，他得以在翰林院编修任上迅速迁转詹事府左中允，即与钱、何、文三人的力荐有关，甚至黄景昉都说：“前辈编、简须十三四年始转宫坊……既转坊，则不复濡滞，大约十八年可望三品矣。余历编修十一年，升中允，计各衙门，未有十年甫转官者。”

又如关于刘宗周革职的记载，既往研究中对阁臣申救的细节少有着笔，本书则根据《宦梦录》的记载作了补充，还原了其中的细节，指出刘宗周得最终革职免咎，在于阁臣召对后的留批面奏，时任阁臣的周延儒、黄景昉等人向崇祯皇帝强调：“刘某罪自难辞，念已老，律有七十以上收赎之条，伏望圣恩免其刑部拟罪。”最终在阁臣的面救之下，刘宗周得以“革职为民”。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分析认为，崇祯皇帝对于刘宗周、姜埰、熊开元等人的严惩，不仅仅是受“二十四气”之说的影响，更是由于厌恶大臣结党：“不论是黄道周之狱，或是请宽刘宗周之事，申救者愈多、愈激烈，受罚者亦愈多愈重。刘宗周非有黄景昉‘封还诏书’之举，处罚必重于此前的‘黄道周之狱’，而崇祯皇帝深疑朋党之说即为此事潜在原因。”（第98页）

再次，本书还对《明史·黄景昉传》的记载进行了逐一疏证。如对黄景昉疏请恢复庶吉士考选、厘正起居注体不为崇祯皇帝采纳的说法，作者结合黄景昉的自述，指出其疏请恢复庶吉士考选与召还刘同升、赵士春等为同一奏疏。赵士春、刘同升虽没有当即复职，但在同年五月蒋德璟所开送的《起废单》中已经注明“词臣刘同升、赵士春现候回奏”，至九月时先后以原官复职；恢复庶吉士考选一事也经御旨同意后，在崇祯十五年九月下令恢复旧例，并于崇祯十六癸未科新进士中考选庶吉士。所以《明史》“皆不报”的说法并不准确。而关于黄景昉致仕经缘由，各书的记载虽然都提及其谏诤违忤崇祯皇帝之事，但对具体情况则语焉不详。本书以黄景昉的自述为中心，对黄景昉从“始失上意”，到“上疑已深，词厉意猜，非复如平日温蔼气象”，再到“以日为岁”“谋去益决”，最终在得知谕允乞休后“睹水木清疏，爽然如释重负”的情形，作了细致的梳理，呈现了在崇祯皇帝乾纲独断下，阁臣仄逼的处境，即使期许对时局有所匡救，但也只能将顺事上，一旦圣意转移，则仅能选择乞休求去。

此外，黄景昉在致仕后虽然渡过近20年的易代余生，但具体的情形如何，此前罕见提及。本书通过对《瓯安馆诗集》《屏居十二课》《夜问九章》等书的梳理，考察其交游，辨析其经历，为我们呈现了一位胜朝旧辅在清初“一举足则阖门受祸”的政治环境中，“或鼓或罢，或泣或歌，时以诗酒笑骂倒行之”的局促处境和隐微心境，为易代之际史事的研究增添了信而有征的个案。

三、全面爬梳黄景昉著作的存佚，考述存世各书的版本及史料价值，将其重要著作的研究推向了新高度。黄景昉的《国史唯疑》自问世以来，由于该书所具有的史料价值，一直受到学界关注，但对黄景昉的著述情况、著作的存佚情况则少有关注。据作者考察，黄景昉一生著述丰赡，总数有百万言之多，可考知书名者约有34种，但这些著作在其生前因谋刻未果，儿孙辈又未能传其志业，在其病逝后散佚殆尽，虽经其弟子辈努力搜寻，也仅得数种而已，存世至今的更是屈指可数。作者在全面爬梳海内外藏书目录及数据库的基础上，对黄景昉著作的存佚情况进行了系统的搜集整理，并逐一介绍了这些存世著作的版本、史料价值，这些成果主要体现在本书第四章“黄景昉见存著作考述”，同时附录三“黄景昉存世著作及其馆藏地”还将各书的馆藏地、版本逐一罗列，以便于研究者按图索骥的查阅。此外，在附录四中，作者还以《瓯安馆诗集》为校本，对孤本的黄景昉早年诗集《鹿鸠咏》抄本作了细致校勘整理。

值得强调的是，本书对黄景昉研究最值得称道的贡献之一，就是对其重要著作《国史唯疑》《宦梦录》的深入研究。《国史唯疑》一书对于明史研究价值现已无需多言，笔者也曾撰文考察过《国史唯疑》双云堂本的传藏情况，对该书的研究情况较为熟悉。既往关于《国史唯疑》的研究大多是以介绍和评述为主，对该书本身则尚乏专门的研究，这也是笔者此前深感遗憾之处。本书对《国史唯疑》的研究，首先在建立在全面掌握存世版本的基础上，对从全祖望、傅以礼、孟森到熊德基一直存在争论的十二卷本《国史唯疑》是否为足本的问题进行了考证澄清。作者通过综合对比包括黄景昉副本“高兆本”、全祖望所见“双云堂本”、傅以礼所见“周星诒校本”在内的多种早期抄本，结合黄景昉易代后的生活经历和《宦梦录》的体例内容，参考明清之际史家张岱、温睿临著作中关于《国史唯疑》的记载，提出“十二卷本的《国史唯疑》应为足本，并非所谓的‘节抄本’”的结论。（第280-281页）其次，作者通过对《国史唯疑》记载的逐条爬梳，系统考察了该书的史源情况，指出该书的史源主要包括明代历朝实录、万历官修“国史”、历代正史、儒家经典、诏令、奏疏、私史、文集、笔记、方志、碑文、墓志和黄景昉本人的亲见亲闻。再次，作者非常重视从思想史、史学史和社会史相结合的角度，考察黄景撰著《国史唯疑》的原则与方法，强调由于“其深受史学考证之风的影响”（第297页），在著作中表现出“详考证，存阙疑”的撰著方法和“据实而论，不擅褒贬”的撰著原则。最后，作者指出，黄景昉深受正德、嘉靖以降兴起的经世思潮和明季史以经世思潮的影响，特别重视历史经验教训对当世的实际作用，他撰著《国史唯疑》的重要目的就是想从本朝过往经验中探求挽救时局之道，是士大夫面对晚明危局的经世之作，所以他除了着眼于制度设计之优劣、官员选择任用之法外，在扬忠斥逆、奖掖能臣、推重礼制、重视士风、究心军事等方面关注尤多。

而对于黄景昉《宦梦录》的整理和研究，则可以说作者有开创之功。《宦梦录》一书自成书以来只有抄本行世，并且流传鲜稀，书中舛误缺漏之处颇多，此前学界罕有关注。作者对该书的研究建立在文献的深度整理基础上，2018年由作者整理点校的《宦梦录》就得到了国家古籍整理专项经费的资助，并于2022年与《馆阁旧事》合刊由中华书局出版，列入“元明笔记史料丛刊”系列，为学界提供了一个可资征引使用的优秀整理本。据作者考察，《宦梦录》记述的时间“始乙卯，讫癸未”，是黄景昉从乡试中举到辞官退隐的29年间所见所闻及立朝为政的自述，书中的主要内容则以其立朝19年间的事迹为主。黄景昉撰写《宦梦录》的动因，一方面是缘于“甲申之变”的刺激，在《序文》他就说“越岁春，忽国变闻，意皇甚，忽忽无生。稍间，收召魂魄，因追叙余平生交游”，另一方面则是担心此前谨守的馆阁纶扉之密，随着甲申鼎革，“失今辍笔，后世何闻”。可见，《宦梦录》是黄景昉有感于甲申之变的震动而追叙往事之作，但也因为上述的原因，在成书后他不愿将之示人，甚至回顾毕生著作时也未提及该书，直至乾隆年间，私人藏书目录和《泉州府志》《晋江县志》中才见著录该书。由于该书在流传不广，现已知存世的《宦梦录》也仅有两种抄本。

谢国桢先生对晚明史籍曾做过精辟的评价，认为当时撰著者“家期马班，人各操觚，但凭传闻，遂至舛讹”，要准确反映明季史事“须合观数人所著之书，而后得其全”“凡数书所记略同，且由身历目验者，其说较确”。作者对《宦梦录》的研究，不仅梳理考证了该书的撰写动因、成书时间、流传收藏、存世版本，利用书中的记载呈现黄景昉的仕宦经历，尤为重要的是对该书史料价值的辩证，澄清全祖望对该书价值的偏颇认识。书中选取了崇祯十三年庚辰科殿试与“庚辰特用”、黄道周坐赃遣戍、孙承宗殉难未得恩恤、赵光抃之戮、冯铨之于明季、分票与“阁揭”、崇祯十五年御前考选、郑三俊与吴昌时议调、王汉之卒等崇祯时期重要人物、事件、制度进行疏证。如关于“阁揭”，作者就以《宦梦录》的记载为基础，结合其他阁臣的自述和典制的记载，对“阁揭”的使用、署名等方式进行辩正，并作解释：“‘阁揭’为内阁‘下之达上’的‘密疏’，需要‘文渊阁印’的‘钤封’，而‘文渊阁印’常态下由内阁首辅掌控，所以‘阁揭’例署首辅之名。但在首辅不直阁的情况下，则轮序由次辅属拟‘阁揭’，亦需以‘文渊阁印’为题识，因而‘文渊阁印’仅能在内阁中使用，但所上‘阁揭’仍然要首列首辅。《宦梦录》所记‘阁揭’为黄景昉直阁所亲历，当亦可信。”（第343页）其他事例，作者同样是通过将《宦梦录》的记载与《明史》《国榷》《春明梦馀录》《三垣笔记》《玉堂荟记》《恸馀杂记》等官私文献进行对比，在经过对不同例证的辩证后，作者指出：“（《宦梦录》）关于明季史事的记载多不见于其他史书，而见于其他史书的记载，所记则更为准确且详备，特别是在补明季史事之缺载、揭明季史事之隐讳、述明季史事之未详等方面，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第357页）同时，作者在回应全祖望对该书的批评时也强调：“黄景昉受明中期以降‘实证史学’风气的影响，对待史事大体能采取客观的态度，而全祖望对《宦梦录》的指斥，多与吴甡有关，本书对此已作了辨证。全氏盛赞《三垣笔记》而诋斥《宦梦录》，但李清的记述却与《宦梦录》多有相互印证之处，究其缘由实因全氏有意为吴甡辩白，亦其‘性本偏激’所致。”（第357页）

四、在晚明政治文化视角下，宏观视野与微观考察相结合，深化了对晚明政治史的研究。这是曦林博士的新书带给学术界的一个重要贡献。嘉靖、万历以降，明王朝内忧外患不断加深，内阁倾轧，朋党相争，宦官乱政，朝政腐败，加之后金兴起不时侵扰，社会危机日趋深重。到了崇祯时期，败亡之相进一步显现，“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场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吿，流寇蔓延”，为挽救王朝危局，崇祯皇帝“厉精求治，宵旰靡宁”，在“焦心求治”的心态驱使下，短短的17年间，先后任用阁臣多达50人，然而这种“锐意更始”，却未能改变内外交讧的时局，并最终随着甲申之变而殉国覆灭。关于晚明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

孟森先生曾说过：“明亡之征兆，至万历而定。”要全面认识晚明政局嬗变，必须置于明代历史的发展脉络进行考察。本书对崇祯朝政局的研究，并非孤立的进行考察，而是从嘉靖“大礼议”以来庙堂政治变迁视野下进行整体考量，指出：“崇祯朝的政治生态，既有承续自嘉靖‘大礼议’以降中枢政治变迁的格局，亦有因内忧外患及崇祯皇帝个人性格形成的政治文化。”（第1页）同时，在宏观把握的基础上，作者也非常重视微观考察，本书以黄景昉的视角，从其经历的时局变迁和内阁制度演变的角度，探讨黄景昉在翰林院、詹事府到内阁的不同时期，如何在崇祯朝的政治氛围中，践行“有补国是”的个人理想，达到其力所能及的施政边界。

以上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本书第二章“晚明政局演进与黄景昉的仕宦生涯”和第三章“崇祯朝政治文化与黄景昉的为政思想”。在第二章中，作者对黄景昉仕宦生涯考证，不仅是为了还原其人生历程，也借此反映了他所经历的晚明政局演进中的诸多重要政治事件。本书着重梳理的魏忠贤乱政、己巳之变、温体仁秉政、推知改选、庚辰特科、黄道周之狱、刘宗周削籍、壬午枚卜、薛周勒缢等，都是对晚明政局产生重要影响的事件，同时作者还进一步考察了这些事件背后鲜为人知的隐微。比如关于庚辰特用，该科原本是崇祯皇帝认为“年来资格畛域，抑坏人才，考选屡奉旨举贡兼收，究竟不遵，非祖宗破格用人至意”，所以在庚辰科殿试之后，令“就教贡士并试过岁贡生共二百六十三人，俱着于六部司属、都、通、太常寺各司属及推、知正官通行察阙，依次填补。此系特用，后不为例”。本书以黄景昉经历的视角，指出崇祯皇帝对待特用诸人时存在“不欲人议及”的微妙态度，在特用诸人请求请谒庙、立碑时，虽然面对廷臣的异议，崇祯皇帝不发阁臣改票，御批议行，但此后庚辰特用诸人奏疏中自诩“荣均及第”时，则遭到崇祯皇帝的删削。

又如关于黄道周之狱，是崇祯朝历时多年才最终解决的政治事件。此事本因黄道周上疏弹劾杨嗣昌、陈新甲夺情而起，但此后因魏炤乘票拟解学龙举荐黄道周的疏奏称“结党标榜，欺侮君父，屡旨训诫，毫不省改”，而最终酿成政治事件。在此过程中，崇祯皇帝对施救黄道周者均视为“党邪乱政”，甚至欲处道周以死罪。作者结合黄景昉的经历，对黄道周之狱的整个过程作了细致梳理，反映出崇祯皇帝、阁臣、廷臣、言官在不同时期的态度以及阁臣在将顺下所能发挥匡救作用，同时也指出崇祯皇帝“恩威自出，恶臣下矫之为名”的自圣心态。（第86-95页）

本书第三章是对第二章的深化，作者指出：“崇祯一朝的中枢政治态势，承续自嘉靖以降内阁与皇权关系的根本转变，阁臣从士大夫群体拥护的领袖沦为皇权的附庸，对上意一味的揣摩逢迎，已使之难以担负起‘天下治乱，系于宰辅’的职责。”（第132页）同时，作者认为崇祯皇帝“急于求治”的心态在即位之初已然肇始，并随着时局的日渐深重而愈发凸显，而阁臣的辅政空间由于延续着“后张居正时代”的“将顺调和”，在崇祯皇帝乾纲独断之下，进一步趋于逼仄，此后又在温体仁的引导下，使“揣摩逢迎以善保名位”和标榜“孤执不欺”成为阁臣辅政的主要方式。对此作者总结道：“阁臣的职权空间，既需秉呈上意，又不时受到内廷宦官的掣肘制约，在明季的中枢体制格局中几乎呈现出虚空状态，甚至于‘看详章奏，平驳诸司’之职，至此时亦难以有效发挥。最终，在崇祯皇帝‘焦心求治，操切擿抉’的情况下，随着皇权的进一步强化，不仅阁权空间遭到挤压以至于‘被完全压扁’，同时也造成阁臣‘各顾身家’。”（第152页）在以上对崇祯朝中枢政治嬗变的宏观梳理后，作者从微观着手，围绕黄景昉的事君思想、辅政实践，细致考察了黄景昉在“意向倐移，扞格恒生”的崇祯朝政局中，如何在有限施政空间上达到其所能做到的边界，并最终指出：“在明季的政治生态中，黄景昉虽力求秉持其事君之道，但在朝期间仍然是以‘将顺迎合’为主。上述的辅政实践也是在崇祯皇帝的俯允下才得以渐次施行，而一旦有所违忤，即遭切责，并‘失上意’。……黄景昉的仕宦经历、辅政实践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崇祯朝阁臣在施政空间上所能达到的边界。”（第162-163页）

当然，本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作者虽然关注到檗谷黄氏家族的文学成就和黄景昉在晚明文坛中的重要地位，但并未展开讨论，对从黄景昉诗集中反映出来的文学交游情况与其在明清之际政坛中的活动密切相关，只作了参引，未再做深入研究。有些处理还不够准确，如刘宗周，并不是非有黄景昉“封还诏书”之举，而只是“遗意”而已。但这无疑是一部非常优秀的著作，作为系统研究黄景昉及其著作的首出之作，本书的出版不仅全面提高了黄景昉相关研究的深度，且如作者所言：以黄景昉作为“第一视角”，通过对其仕宦经历的梳理考论，在厘清补正明清之际诸多史事的同时，进一步呈现了晚明的时局和政治文化。必将进一步深化学界对晚明政局的认识，推进明清之际政治史、制度史和史学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