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山大学的民间历史文献与现代中国学术传统 |
| 来源：社会史 作者： 社会史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20-05-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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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程焕文教授为《民间历史文献整理概论》所作序言。
民间历史文献，顾名思义，是一个与官方历史文献相对的概念，既非正史、别史、杂史、野史、稗史等官方纂修或文人学士撰著的文献，亦非皇帝起居注、官府文书等官方档案材料，而是历史上民众在日常生活中自然形成和使用的文字记录和文献资料，包括记录家族历史的家谱、族谱，记录生产关系的契约文书、账本簿记，反映社会活动的碑刻文字、乡规民约、戏曲唱本，反映社会关系的诉讼文书、信函书札，反映民间信仰的宗教科仪书、经文、善书，反映个人生活的日记，以及民众日常生活所用的通书、药方、杂书等。
因为民间历史文献源自民众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的沉淀和积累，因此民间历史文献又具有先天的俗的特性，属于地地道道的俗文献。民间历史文献之俗有四：一是记录的人员俗，记录者和记录的对象是生活在基层的士农工商，甚至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五花八门各色人等，大多是不起眼的“俗人”；二是记录的内容俗，大则买田卖地分家，小则柴米油盐酱醋茶，都是司空见惯的民众日常生活“俗事”；三是记录的文字俗，记录者不避俗名俗字，创作者亦俗语连篇，大多是民众通俗易懂或者喜闻乐见的“俗文”；四是记录的形式俗，文字有形态没章法，文本有格式没形制，纸张有大小没定制，尽其在我，随遇而安，虽世代相传，但时常随意收放，甚至任凭烟熏虫蛀鼠噬，大多是不起眼的“俗品”。因为很俗，所以民间历史文献具有原始性和真实性的本质特性，是珍贵的一手研究材料；因为很俗，所以民间历史文献在古代难入正统鸿儒硕学的法眼，自然登不上学术的大雅之堂，被忽视是常态，被待见是稀罕。
历史进入20世纪后，西学东渐的影响日益广泛与深刻。随着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特别是敦煌遗书、殷墟甲骨与秦汉简策的发现，民间历史文献开始受到学界重视，成为学术研究的新材料、新领域和新方向。在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中，中山大学自创办之初就举起了倡导民间历史文献调查、收集、整理和研究的大旗，奠定了中山大学现代中国学术的根基，开辟了现代中国学术的新天地，进而形成了中山大学的百年学术传统，影响广泛而深远。
1 20世纪初期的开创奠基
1924年2月9日，孙中山大元帅发布训令，将原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广东公立法科大学、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三校合并，改为国立广东大学[1]；6月9日任命邹鲁（1885-1954）为首任校长。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1926年初，戴季陶（1891-1949）担任中山大学校长，随即着手中山大学的改组，先是聘请从北京大学南下广州的朱家骅（1893－1963）担任国立广东大学矿物地质系教授、系主任，接着于6月建立国立中山大学委员会，聘朱家骅为筹备委员。8月17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将国立广东大学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2]，以纪念孙中山；同日，国立中山大学委员会正式成立，朱家骅任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代理校务委员长。其后，因戴季陶无暇顾及校务，中山大学校务由朱家骅主持，长达3年余。1927年6月，中山大学改回校长制，戴季陶任校长，朱家骅任副校长；10月国民政府大学院大学委员会成立，朱家骅以副校长身份成为大学委员会当然委员，参与大学院中央研究院的筹备工作。1930年9月，朱家骅任校长，12月转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1926-1930年间，朱家骅主持中山大学校务，中山大学的现代学科建设日新月异，由此奠定了中山大学在现代中国学术转型与建设中的根基和地位。
1.1 朱家骅与中山大学现代中国学术建设
朱家骅在中山大学任职期间，1927年9月创办享誉中国的两广地质调查所，并亲任所长，1929年4月创办中国第一个地理系，先后网罗了一大批海内外的著名地质学家和地理学家，培养了我国第一代地质学和地理学人才。与此同时，朱家骅高度重视人文社会科学建设，采取一系列措施改变了中山大学文科的面貌。
1.1.1广泛延揽现代中国学术人才
朱家骅先后从海内外聘请傅斯年和顾颉刚来校任教。在傅斯年和顾颉刚的感召下，一时间北京大学研究院国学门、清华国学研究院、厦门大学国学研究的学人纷至沓来，开启了中山大学现代中国学术人才的第一次大规模集聚，学科建设顿时生机勃勃。
1926年冬，朱家骅聘请在德国柏林大学学习比较语言学的傅斯年（1896-1950）回国担任国立中山大学教授、文学院长，兼任中国文学系主任和史学系主任，开启了广泛延揽人才的序幕。1927年，傅斯年在中山大学创立语言历史研究所并任所长。1928年初，傅斯年受蔡元培先生之聘筹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年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成立，傅斯年任专职研究员兼所长，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并任主编。1929年春，历史语言研究所从广州迁往北平，傅斯年转任北京大学教授，在中山大学任教3年。
1927年3月，朱家骅聘请著名图书馆学家、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馆长杜定友（1898-1967）回粤担任中山大学图书馆主任。杜定友于1929年9月返回上海，复任交通大学图书馆主任，在中山大学首次任职两年半。
1927年4月，经傅斯年推荐，朱家骅聘请厦门大学顾颉刚（1893-1980）担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兼图书馆古籍部主任。1928年9月，傅斯年受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任，11月顾颉刚代理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主任，主编《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至1929年5月赴京担任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历史系教授，在中山大学任职两年余。
1927年夏，经顾颉刚推荐，朱家骅聘请国立东南大学商承祚（1902-1991）讲师来校担任史学系和筹备中的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教授。1928年12月14日，语言历史研究所成立考古学会，商承祚任主席。1929年，顾颉刚教授离校后，商承祚教授继任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代主任。至1930年7月离校，商承祚教授在中山大学首次任教3年。
1927年夏，经顾颉刚推荐，朱家骅聘请厦大国学研究院容肇祖（1897-1994）任中山大学预科国文教员兼哲学系中国哲学史讲师。容肇祖到校后与顾颉刚、钟敬文等于1927年冬发起成立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创办《民间文艺》(后改为《民俗》周刊)等刊物。1928年10月，容肇祖继钟敬文担任《民俗》周刊主编。1929年，容肇祖任中山大学民俗学会主席，中山大学迅速成为全国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研究的中心。1930年秋，容肇祖离开中山大学受聘到岭南大学任国文系副教授，在中山大学任教3年。
1927年夏，经顾颉刚推荐，朱家骅聘请黄仲琴（1884-1942）任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教授，兼档案整理室主任。1930年，黄仲琴转任岭南大学教授，在中山大学任职3年。
1927年秋，经顾颉刚推荐，朱家骅聘请钟敬文（1903-2002）任中山大学中文系助教，教授预科国文，其后协助顾颉刚成立我国第一个民俗学研究组织——民俗学会，创办民俗学讲习班，编辑《民间文艺》《民俗》周刊及民俗学丛书，1928年夏因故离职，首次在中山大学任职约1年。
经过一系列人才延揽，中山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面貌发生显著变化。1928年初朱家骅副校长说，中山大学“文科原无丝毫成绩凭借，现在几乎是个全部的新建设，聘到了几位负时誉的教员，或者可以继北大当年在此一科的趋向和贡献，一年以后，在风气和成绩上，当可以比上当年之有‘学海堂’”[3]。
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从1927年8月筹备到1930年11月停办，傅斯年、顾颉刚、商承祚先后担任研究所主任，研究所下设立事务委员会、出版物审查委员会，相继成立民俗学会（组）（主任容肇祖、何思敬）、考古学会（组）（主任商承祚）、语言学会（组）（主任闻宥）、历史学会（组）（主任沈刚伯）和档案整理室（主任黄仲琴），由此开创了中山大学现代中国学术的基本格局，奠定了中山大学现代中国学术的发展道路和学术传统。
1.1.2 大力建设中国南方最大的图书馆
1926年，中山大学图书馆仅有中文书45,706册，西文书3,799册，藏书匮乏，远不能满足教学和研究之需要[4]。为此，朱家骅提出“本校图书馆之最大目的，在为中国南方最大之一刊物保存所”的宏伟发展目标，并于1927年3月聘请著名图书馆学家杜定友来校担任图书馆主任，广征人才，增加经费，从事改良编制，扩大规模[5]。
1927年4月，顾颉刚自厦门大学来到广州，担任国立中山大学史学系教授。其时，1927年1月从厦门大学来中山大学的鲁迅正担任文学系主任兼学校教务主任。鲁迅与顾颉刚在厦门大学时即非常不和，二人到中山大学以后更是水火不容，无法共事。朱家骅乃慧眼识人和爱才惜才之人，于是请顾颉刚协同图书馆主任杜定友搜购各种书籍，以尽量避免与鲁迅发生正面冲突。1927年4月30日，顾颉刚完成《国立广州中山大学购求图书计划书》，朱家骅将顾颉刚起草的计划书上报广州政治分会，并促使该计划于1927年上半年获得批准施行[6]。由此开启了中山大学图书馆大规模馆藏建设和民间历史文献收集的序幕。
1.2 顾颉刚的现代图书馆藏书观
1927年4月30日，顾颉刚遵照朱家骅的嘱托完成《国立广州中山大学购求图书计划书》（《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其后顾颉刚亲自实施该计划，因此该计划书乃成为中山大学建校初期图书馆馆藏建设的指针，不仅为中山大学现代中国学术的建设奠定了基础，而且亦成为其后近百年间中山大学图书馆馆藏发展的遵循，并为全国知名学术图书馆所借鉴参考。
在应聘来中山大学任教前，顾颉刚并未从事过图书馆工作，但作为一位在全国颇有影响的教授，顾颉刚对新式图书馆如何满足现代中国学术建设之需要有着十分深刻的亲身体会和高度认识，并通过《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他的现代图书馆藏书观。正如杜定友在阅读顾颉刚的计划书后所言：“顾先生虽不是专门研究图书馆学的人，但是他所说的，没有一句不合于图书馆学原理，没有一事不合于图书馆的范围。而且不尚空论，把实际的计划和各类书籍购求之必要，详述无遗，尤令人钦佩！”[7]顾颉刚的现代图书馆藏书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2.1图书馆应该打破两千年来的正统藏书观念
在顾颉刚看来，“以前人收集图书，目光所注，至为狭隘。例如西汉《七略》不收当代律令，清代《四库》不收释、道二藏及府县志等。他们只是一个‘圣道’和‘古文’的传统的观念，以为惟有宣传古代的道德、政治、文学的书是有价值的，于是不赅不备的‘经、史、子、集’四名就笼罩了书籍的全体，大家觉得必要合于经史子集中的某一类的方有被收藏的资格（至多也只有因版本的古而收藏些小说、戏本之类）。私人的书斋是这般，公家的图书馆也是这般。学者看得见的，无论到哪里，总是这几部书，即使版本上有些不同”。因此，顾颉刚认为“这种正统正宗的观念，现在应该打破的了”[8]。
1.2.2 图书馆应该改变沿袭正统藏书观念的现状
顾颉刚认为：“中国各地设立图书馆，已有二十余年的历史。但当初开办时，大都以书院改建，而书院的藏书则正统派的气息非常浓重，他们只看见圣道所在的经和羽翼圣道的子史文集，看不见一般人的知识上的需要和一般人生活的最亲切的记载。所以各地的图书馆虽则设立很多，但除了几份新书和报纸之外，差不多和民众不能发生关系，所有的经史子集，不过摆着看样而已。说经史子集足以研究古学罢，这极普通的版子，极门面的几部书，实在说不上供研究的参考。——说得上供研究古学的参考的，只有一个京师图书馆，因为这是内阁大库的藏书，而又加上敦煌发见的卷子，确有许多新材料。你想一个图书馆既以古书为主体，而所藏的书还不够研究古学之用，岂不是太有名而无实了呢？”[9]
1.2.3 图书馆应该顺应收集新材料的潮流开辟新路径
顾颉刚认为：“近年来，藏书的风气确是渐渐地改变了。例如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里，于普通书籍之外，更蒐罗明、清的题本和报销册等十余万件，历代的碑碣拓本和佛像照片一万数千种。故宫博物院的图书馆分为两部，一是图书部，一是文献部；文献部中，如图画、照片、墨迹、档案以及各种表示宫廷历史的器物都陈列在内。孔德学校的图书馆，广收民众文艺作品，如弹词、大鼓书、剧本、小说等，不下一万种。京师图书馆里，最为学者仰望的，不在《四库全书》，也不在宋、元本书，而在数千种的敦煌写卷和数千种的明、清两代的地方志，因为上一项是直接的材料，下一项尚是二等的记述。北京图书馆中书籍不多，当事者又是浮夸哗世的人，却因在北京较有学问之空气中，也知道听从他人的主张，从事征集家谱。以上所说，都是北京一方面的。因为北京的学术坛坫之中，腐旧分子尚不多，所以会得顺应潮流，开辟出许多条新路，打破二千年来的藏书的传统观念。图书馆中有了新的收藏，自然易于引起学者研究新的题目。”[8]
1.2.4 图书馆馆藏建设的宗旨是搜集研究材料
顾颉刚认为新图书馆馆藏建设的根本在于收集现代学术研究所需要的研究材料，“我们只要能够用了材料的观念去看图书，能够用了搜集材料的观念去看图书馆的事业，我们现在真不知道有多少新的工作可做”。因此，在《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中言“总括我们的购书的宗旨，只是‘搜集材料’一句话”[8] 。
“搜集材料”的关键在于全面完整和兼收并蓄。顾颉刚认为：“以前人看图书是载圣人之道的，读书是要学做圣人，至下也是文人，所以藏书的目的是要劝人取它做道德和文章的标准的。现在我们的目的是在增进知识了，我们要把记载自然界和社会的材料一齐收来，无论什么东西，只要我们认为是一种材料就可以收下，不但要好的，而且要坏的。这没有什么奇怪，研究动植物的人，不但要采集翠鸟奇花，并且要采集毒蛇恶草，态度正和我们一样。所以然之故，只为不把这些材料作为崇拜的偶像，也不把这些材料作为抚弄的玩物，而只要把它作为知识的对象，使得普通人可以得到常识，专门家也可以致力研究。这一个态度的改变，是从奄奄无生气的，和民众不发生关系的图书馆改作活泼泼的，供给许多材料来解决现代发生的各种问题的图书馆的大关键。凡是不了解这个意义的，看见了我们的新工作，一定要发出许多非笑。但等到将来新图书馆成功之后，他们也就可以渐渐地认识我们的工作的意义了。”[8]
只有以搜集新材料为宗旨，以新观点整理新材料研究新学问，图书馆才有生命。顾颉刚认为“总括我们的购书的宗旨，只是‘搜集材料’一句话。我们既不复以占星术的眼光整理天文事实，不复以点金术的眼光整理物质事实，不复以灵方论植物，以堪舆为地理，即不应以传统下来之文书及其价值为研究中国语言、历史、民俗等等之范围。新的学问，靠新的材料。一科学之成立，靠一学科事件之搜集。我们要以新观点所支配之材料搜集，成就研究本国各问题之科学化，既以助成新时代之基础建设，并使我们的图书馆成为一个有生命的图书馆。”[8]
1.3 顾颉刚的历史文献购求观
《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将应该购置的图书分为经史子集及丛书、档案、地方志、家族志、社会事件之记载、个人生活之记载、账簿、中国汉族以外各民族之文籍、基督教会出版之书籍及译本书、宗教及迷信书、民众文学书、旧艺术书、教育书、古存简籍、著述稿本、实物之图像16类。顾颉刚坦言：“以上所分十六类只为购求图书时定出几种目标，并不是看做图书馆里的正当的分类。”[8]也就是说，这种分类纯粹是为了购求图书和搜集资料的方便而确定的分类。杜定友坦言：“我拜读了顾先生的《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之后，心中十二分的佩服。他这《计划书》的篇幅，虽是很短，但是含义甚深，计划周密。所要说的，都说过了。我对于他的计划，不敢赘一辞。他拟的十六大类，已经把所有的材料，包括殆尽，更不容有所添减。我只是以图书馆学的眼光，来读这篇文章，觉得它非常的有价值，有意义；值得我们图书馆学的人注意。”[7]
纵观《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所列16类应该购置的图书并不涉及图书馆普通书刊的购求，以今日观念来看，完全是一种“大古籍观”，其要在为现代中国学术全面搜集各种历史材料。按照今日“图书馆里的正当的分类”，这些所需的研究材料大致可以分为普通古籍、特种古籍、机关档案、历史文物、民间文献五类，从中亦可见顾颉刚所“定出几种目标”的不同。
1.3.1 普通古籍——搜集完全
在《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所列应该购置的16类图书中，有2类属于普通古籍范畴，即第1类经史子集及丛书和第3类地方志。对这两类普通古籍的购求，顾颉刚确定的目标是“搜集完全”。关于经史子集及丛书，顾颉刚认为“此类书为各处图书馆所同有，本校亦当完全具备之，”且“不得不搜集完全”，“其需用较繁之书，例如《十三经注疏》及《二十四史》等，应多够数部，以便观览”[8]。关于地方志，顾颉刚认为地方志中“关于户口、钱粮、物产、风俗、宗教等事实均有较丰富、较有系统的记载。我们若要知道各地方的实在状况及民众生活，这是一种重要的参考资料。”所以“我们应当把各地的各时代的志书都买来，以免所得的材料有偏畸与某一时代的弊病” [8]。
1.3.2 特种古籍——竭力搜罗
在《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所列应该购置的16类图书中，有3类属于特种古籍的范畴，即第8类中国汉族以外各民族之文籍，第9类基督教会出版之书籍及译本书和第15类著述稿本。对于这三类特种古籍的购求，顾颉刚确定的目标是“竭力搜罗”。
关于中国汉族以外各民族之文籍，顾颉刚认为“中华民国内，汉族外还有好些小民族，各有他们的文化，但我们要看他们的文籍却极困难，有许多人还没有知道他们的字体是怎样的，是直行抑是横行。我们对于国内民族的隔膜，比了对于外国还厉害。”所以，“凡满、蒙、回、藏、侗等民族之书籍、经卷、公文、金石文字拓片，及记载其语言、历史之书等，”“我们要竭力去搜罗”[8]。
关于基督教会出版之书籍及译本书，顾颉刚认为：“基督教会在中国，这四百余年是极盛时代。除宗教以外，西洋的科学和政治思想的输入，先前也借它为媒介。”“凡各新旧基督教会出版书籍，如各种方言之新旧约、宗教学书、历史书、科学书、定期刊物、报告等……现在也应当蒐集来。”“中国之有西文译书，始于教会，其后乃有非教会之译本……今亦一律收集。”[8]
关于著述稿本，顾颉刚认为：“学者生计贫困的多，往往竭一生之力，作成几部好书，终于无力刊出。”所以，“凡未刊之著述稿，已刊著述之原稿、改稿、印刷样本等”应当搜集，择优印行[8]。
1.3.3 机关档案——中大贮藏
在《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所列应该购置的16类图书中，第2类即为档案，包括诏令、实录、国书、奏章、告示、会典、方略、则例、报销册、统计表、货物出口入口表册，及一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公文、公报。之所以把档案列为第2类，是因为“档案里不但保存政治的史料，亦且保存许多民众的史料”，从中可以“了解以前的农民、工人、商人、妇女、奴婢、僧、道们的生活”[8]。也就是说，在顾颉刚眼中，档案是研究民众生活状态的重要材料，而不仅仅是政治史料。对于档案的购求，顾颉刚确立的目标是在中山大学设立南部诸省机关档案贮藏中心。对“中国人以前只看重道德的政治论而不看重实际的政治事业，所以逞臆妄谈的政论得永远保存于藏书之中，而实际的政治记载却除了几部极简单的史书之外差不多完全失去了”；“以前各机关的案卷，每过若干年是要烧毁一次的。北京国立图书馆里，找不到十种政府机关的公报，更不必说全份的档案。历史博物馆承受了清内阁大库的档案，却忍心把它卖给纸厂做还魂纸。历史观念的缺乏，使得中国丧失了若干万件宝贵的政治史料”，顾颉刚“思之痛心” [8]。顾颉刚认为：“档案里不但保存政治的史料，亦且保存许多民众的史料。”“我们要了解以前的农民、工人、商人、妇女、奴婢、僧、道们的生活，经史子集里是很少记载的，档案里却可以搜集到许多，因为他们都生存与国家的法律之下，从他们与法律关系上，可以辑出他们的生活状态。”因此，顾颉刚提出：“本校为中国南部诸省的最高学府，窃意南部诸省各机关积存的文件凡是现在行政不需用的，都可请他们送到本校来贮藏，一来免得销毁，二来集中在本校之后，凡是要研究南部诸省的政治和社会的便可得到一个工作的所在了。”[8]
1.3.4 历史文物——多事搜罗
在《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所列应该购置的16类图书中，有2类属于历史文物范畴，即第14类古存简籍和第16类实物之图像。对于这两类历史文物的购求，顾颉刚确定的目标是“多事搜罗”。鉴于“三十年来，古迹发现甚多，使得史学界中起了一个新学派”，顾颉刚认为，中山大学为公共机关在古存简籍收集方面，“凡商代甲骨，周、秦、汉竹木简，汉、魏以下石径，六朝以下写本书，宋、元及明清初刻本书等”，“理应多事搜罗，避免私家散失之病。将来经费充裕，更应组织旅行队，从事发掘” [8]。实物之图像包括有记载性的图画、照片、金石拓本、留声片、影戏片、幻灯片及模型等。顾颉刚认为“此类物品为直接的记载，比较文字的记载为正确，以前的人号称左图右史，其实他们只有书而没有图。现在我们不但要收藏图，并且要把图的范围扩大，使得我们要知道一个人或一件东西时，他的原来的形状与音声都可以给我们知道。”[8]
1.3.5民间文献——多方征求
在《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所列应该购置的16类图书中，有8类属于民间文献的范畴，占据16类应该购置图书的一半类目，包括：“中国的社会基础”的第4类家族志、“性质与价值和档案相同”的第5类社会事件之记载、“个人最亲切的记载”的第6类个人生活之记载、“可以知道那时那地那一阶段的生活程度和生活方法”的第7类账簿、“民众文化的核心”的第10类宗教及迷信书、“民众的心声”的第11类民众文学书、以前人“只限于名人的著述”的第12类旧艺术书、“凡是受过教育的人个个用它，但是个个瞧不起它”的第13类教育书。由此可见，顾颉刚对民间文献之重视。对于不同类别的民间文献，顾颉刚提出了多方征求的目标。
（1）家族志——登报征求、悬赏征求、向人借钞和实地调查。家族志包括家谱、族规、家训、祖先图、世德记、氏姓考等。顾颉刚认为“中国的社会基础，建筑在家庭上面，以家族为社会的单位。自科第、仕宦、选举（民国以来）、婚姻，以至词讼、械斗，皆与家族有很深的关系；而置义田，设义庄，济弱扶贫，使大家族不至离散，亦为经济上的重要事实。家谱等即为记载此类事实之专书。又民族的迁徙，年寿的长短，结婚的早晚，生殖的多寡，种性的智慧等问题，也可在家谱里钩索出来。只因以前史家不太注重此等材料，所以和中国历史关系最密切的家族制度竟无法研究。”[8]鉴于“近数十年来，……大家族制度已日呈衰落之象，恐怕再过数十年这制度也就消灭了，”顾颉刚提出：“我们对于家族的记载应当趁现在时候赶紧收集。”至于“穷乡僻壤，聚族而居，往往若干村中只有一姓，一县中一族有若干万人。这种家族固然团结力很强，但怕他们没有家谱，这有赖于我们的实地调查了。”[8]鉴于“家谱等书，为书肆所不收，甚难购觅。我们应当登报征求。但家谱往往印刷甚少，每房限制发给一部，续修之谱竣事，原谱即需缴回销毁，故即悬赏征求，以恐未必能得到多少。我们应于出资购取之外，更向人借钞，务使力所能及的不致失之交臂才好”[8]。
（2）社会事件之记载与个人生活之记载——出资购取。社会事件之记载，包括报纸、杂志、报告、传单、章程、纪念册、人名录，某一时间之专记等。“此类书的性质与价值，和档案相同，不过档案为政府机关之记载，此类书为社会机关之记载而已。”“以前的旧报，人家还有藏起来的，应出资购取。惟报纸质脆易碎，如何可以保存永久，有待研究。”[8]个人生活之记载包括日记、笔记、手札、讣闻、哀启、寿文、挽诗、传文、节孝录等，其中“日记、手札等是个人最亲切的记载。寿文、挽诗等固然很多是虚伪的，但即此虚伪的状态也是一种可以研究的材料。”[8]
（3）账簿——登报征求与上门请求。账簿包括商店之取货单、营业簿、货价单，工厂之物料簿、工资簿、田主之收租簿、完粮簿，公共机关之征信录，家庭和废人的伙食簿、杂用簿，以及婚丧喜庆的用餐簿、礼物簿等。“收集账簿有数项用处。第一，可以知道那时那地的物价和工价。第二，可以知道那时那地的工业出产品及货品的销售状况。第三，可以知道那时那地那一阶段的生活程度和生活方法，及其和风俗、宗教的关系。”“收集账簿并不困难，旧家及老店往往积存有一二百年的账簿，只要买着一批就可以得到许多材料。但是这类东西是书摊子里绝对没有的，非得亲自上门去请求转让不可。我们或者先登报征求一下，再托人去访问。”[8]
（4）宗教及迷信书——民间搜罗。宗教及迷信书包括佛书、道书、善书、神道志、神像、符咒、卜莁书、星相书、堪舆书等。“这一类书，是民众文化的核心，我们要知道民众的思想法则和生活法则，便不能不对这一类书加以研究。” “释、道二藏搜罗佛书、道书固多，但民间流行的俗陋刻本也多没有收入，我们应当亲自到民间去搜罗。”“卜莁书、星相书、堪舆诸书，种类亦甚复杂，只因从来不曾有人做过系统的编录，所以我们不容易知道它们的派别。现在我们一切都要买来，使得具有研究宗教学和民俗学兴趣的人可以作专门研究。”[8]
（5）民间文学书——书坊购买、小摊购买、登报征集和全份抄写。民众文学书包括小说、故事、戏本、弹词、鼓词、摊簧、杂曲、歌谣、宝卷、诙谐文等。“此类书是民众的心声，但一向为士流所鄙薄。其实士流文学莫不承民众文学而来。诗、词、曲、小说皆然。一成了士流文学，便傲然与民众隔绝，而文学也单剩了一些粗糙。民间文学固然粗糙，或至秽亵，但却有热烈的情感，又敢于表现，无论如何总是壮健的。我们要了解民众的生活、语言、想象、情感、艺术，我们要了解士流文学的来源，这些东西便是最好的材料。”“民众文学在现在时候，正如百家典籍在汉初一样，是一个青黄不接的时期。我们若不趁他未灭时赶速收集，必有许多好的作品从此失传之虑。”“要搜集此类书，上海的石印书坊是一个大宝库，各地的小摊子上也有许多唱本（例如广州、潮州均有一千种，北京的有一千多种，厦门约有五百种）。歌谣和故事，刻出来的很少，我们应当登报征集。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八年来征集的结果，有歌谣二万首，故事数千则，我们也可以把这些东西抄写一个全份。”[8]
（6）旧艺术书和教育书——全面搜集。旧艺术书包括艺书、乐谱、棋谱、法帖、画谱、图案、花谱、游戏书等。“以前人搜罗此类书，只限于名人的著述，或者他们眼中看作高雅的，例如乐谱，只取古琴谱而不取胡琴谱之类。我们现在应当废除这种成见。”[8]教育书包括旧式儿童读本、科举用书、历年新式教科书、各学校讲义、课艺、试卷、报单、文凭等。“这一类书，凡是受过教育的人个个用它，但是个个瞧不起它，因此从来不曾结集过。别种人犹可说，研究教育学及教育史的人也想不到收聚，这是很可怪的。例如以前读书人的思想，单取他们称道弗衰的《四书》、《五经》来看是看不出来的，但取《神童诗》一看便非常明白了，因为这本浅陋的小书正是二千年来读书人求名、求利、求漂亮、求舒服的思想的结晶。又如《大题文府》、《试帖三万首》等科举书，固然庸陋恶劣的气息逼人，但‘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这种东西害过多少人？害得人怎么样？’这种历史上的大问题也应该研究的。至于新式课本，和现代青年有密切的关系，它的编制如何，是否适用，是极紧要的问题，决不能由它随便生长，贻误青年。我们搜集在一块，也可以供教育家的研究而防止新教育的腐化。”[8]
1.4 顾颉刚的历史文献购求与整理实践
从现代图书馆馆藏建设观念出发，顾颉刚详细提出各类历史文献的搜集方法与目标，并“希望把各方面的材料都粗粗搜集完备”，于是提出“分为十二期，每期六万元，于十年内完成”的长远规划。其时6万元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但他认为：“实在说起来，以中国这样大，又这样古的一个国家，用了这些钱来搜集这些材料，只能说过省，不能说过奢。” [9]
1927年5月16日，朱家骅决定派顾颉刚赴江浙一带搜购图书，并赴上海访蔡元培和吴稚晖，请两位先生担任中山大学委员会委员。由此顾颉刚启动了中山大学历史文献的购求。
顾颉刚1927年5月17日离粤，22日到达上海，10月13日回到广州，前后在江浙一带采购图书约5个月。顾颉刚曾这样记述5个月的图书采购情形：“到了江浙之后，努力购书，杭州、苏州、上海、绍兴、宁波、嘉兴、南京、松江各地的书贾和旧家都纷纷来接洽，使我户限为穿。我对于他们的来固然欢迎得很，但我与他们之间总觉得有一层隔膜：就是我志在为图书馆购书，而他们则只懂得正统派的藏书。他们心目中以为可藏的只有这几部，所以送来的书重复太多，一也。我所要的材料，他们以为不应买，所以不肯（实在也不会）替我去搜集，使得我不能完全达到我的计划，二也。因为这缘故，所买的仍以经史子集为多。其他如杂志日报、家谱、帐薄、日记、公文、职员录，……等等，虽是亲到旧家及小书摊上去寻得了多少，但仍不能适合原来预定的数目，惟有地方志，是因商务印书馆和外国图书馆的收买，他们已懂得搜求了（二十年前是不知道有这一回事的），所以这一项买到很多。还有医卜星相的书，从前虽不入藏书家的收藏范围，但因有特种人的信仰，这类专家往往有很丰富的收藏范围，所以也居然买到了许多秘本。至于民众文学书，上海滩上石印小本的势力遐被全国，我也买了一个全份。碑帖虽无大宗收藏，但旧家总积存着许多，又有专做营业的碑帖铺，所以也觅得了不少。”“这样做了五个月（从五月中到十月中），第一期的六万元尚未用完，而学校已连电促归。总计买到的书约有十一万余册，碑帖约有三万张。” [9]共计花费“大洋五万六千八百七十九元六角零一厘，毫洋七百廿二元”[10]。
回到广州后，顾颉刚与傅斯年、商承祚、容肇祖、闻宥、沈刚伯、何思敬等共同筹办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1928年1月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正式成立，下设常务委员会和出版物审查委员会，“为研究便利起见”，专门设立了民俗学会（1927年11月成立）、考古学会、历史学会、语言学会等4个学会[11]。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成立以后，整理顾颉刚所购11万余册图书和3万余张碑帖便是各学会的主要任务。
起初，因“图书馆书库狭小，不敷收藏”，1928年“年假中，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的房屋初布置好，本校教职员亦较有空间，所以便把这一百二十余板箱的书搬到这个研究所内打开，作第一度的整理。后来又因书籍太多，教职员各为本职冗忙” [10]，学校图书馆决定在“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三楼特设旧书整理部一所（估计房屋一十二间），专为整理是项书籍，并与该所以研究之便利” [12]。
这批图书和碑帖的初期整理工作始于1928年1月12日。起初，“除由图书馆调来一二人，及招任二三书记而外，余皆请各科教职员帮同办理。开学后，各科教职员皆回本科，留下者只共三四人，一时人手顿感缺少；加以当时亟想于最短期内整理完竣，所以不得不想法增多职员”，学校乃于1928年3月开始招收临时书记13人，加上原有职员，图书馆共计安排了19位职员参加旧书整理部的工作。当时，各类图书的分类与编目整理工作均由中山大学的著名教授和学者担纲，其中“善本书及目录书由马太玄先生担任，丛书经学由陈钝、罗常培二先生担任，哲学及宗教由容肇祖先生担任，教育学由蒋经三担任，社会科学由李一非先生担任，金文拓本及古物由商承祚先生担任，金石书及碑帖由黄仲琴先生担任，自然及应用科学由刘朝阳先生担任，语言文字学由丁山先生担任，文学及一般艺术由徐信符、钟敬文、陈德芸、余永梁、夏廷棫五先生担任，历史由陈功甫先生担任，地理由陈锡襄先生担任，杂书由顾颉刚、杨振声二先生担任”，因此图书的整理工作进展顺利。与此同时，还采用了边整理边开放利用的办法，在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三楼第十号房设立了参考室，制定了《旧书整理部暂行借阅图书条例》，将初步整理完毕的图书供师生利用[12]。
当时碑帖的整理工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分别朝代登记于簿，同时装入封套”；二是“分类编目，其手续与书籍同样”。另外，尚有技术员1人担任碑帖之裱装及修理事宜。据统计，当时所藏碑帖共计33,999张，到1928年底时已登记者17,618张（其中，南北朝104张、隋唐1,397张、宋1,680张、辽金71张、元464张、明1,455张、清7,921张，民国726张、无年号1,449张，已登记而未分朝代者2,352张，已装裱成本者183册），未登记者16,391张[12]。
总的来看，在将近1年内，旧书整理部完成了图书和碑帖的大部分初步整理工作，所以顾颉刚在1928年12月10日说：“到现在，整理工作已作成了一大部了，各类书目可逐期在周刊上发表了。”[9]根据顾颉刚的安排，黄仲琴和胡鋈稜先后在《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第1-7卷（1928-1929年）各期发表了有关碑帖的提要与目录，包括黄仲琴撰《唐碑提要》、胡鋈稜撰《本部所藏秦汉碑刻提要》、黄仲琴编《本部所藏碑帖目录》、胡鋈稜编《本馆所藏碑帖目录》等。
1928年，在整理从江浙购回图书的同时，顾颉刚还派人赴北京孔德学院抄录蒙古车王府曲本，先后抄得1494种，其中戏曲836种，曲艺658种[13]。由此开创中山大学戏曲资料收集、整理与研究的先河。
在完成第一批历史文献购求之后，顾颉刚有意继续购求，但因为返校后教学研究工作繁重，加上时局变化，后续计划无法完成。顾颉刚曾言：“回到广州之后，为本校功课牵制，不能继续工作。自从共产党暴动之后，本校经费大受打击，亦不容继续购求。所以江浙一带的书肆虽常有信来，告我以某种某种的好书为他们访得了，但我也无法答复。” [9]尽管如此，顾颉刚在1928年12月10日仍然呼吁：“我们酷盼本校仍然依照去年的计划，继续购求大宗书籍，使得中山大学的图书馆确能成为中国全国的模范图书馆！我们更盼各地的图书馆能够传染了我们的‘轶出藏书家的藏书范围’的风气，把近在手边的材料多多收拾，不要任他烂灭！如果各地图书馆都能给我们同情，中华民国的史料，以及各地方的志书材料，便都不会失去了！”[9]
1928年11月傅斯年离校后，顾颉刚于11月25日继任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主任。1929年2月25日，顾颉刚请假2月北行，5月25日续假2月，其后离开中山大学。顾颉刚北上后，商承祚代理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主任，在1929年提出“拓全两粤碑碣”，“至他省碑碣亦应尽力购拓之”和“搜罗考古书籍拓本照片” 之计划[11]。
杜定友曾言：“我相信若是我们能够依着顾先生的计划，去搜罗古籍。本着上述数点，去打破传统观念，扩大图书馆范围，实行科学的管理。这非但于中大图书馆前途有无限的发展，即于中国图书馆界也有重大的贡献。”[7]诚然如是，在1927-1929年间，顾颉刚的《购求中国计划书》为中山大学的学科发展和图书馆发展奠定了基础，所搜得的11万余册图书和3万余张碑帖不仅为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准备了丰富的图书资料，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山大学图书馆藏书，使馆藏从1926年的约5万册迅速攀升到1928年冬的21.5万册[5]，一跃成为当时国内不多见的藏书丰富的大学图书馆。
杜定友把《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作为中山大学图书馆丛书之一予以付印，并言：“我们的宗旨，非但要把它作为购书根据；而且希望这本小书能够在中国图书馆学上发生重大影响，以助中国图书馆事业之发展。”[7]诚然如是，以后《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一直为图书馆界所尊崇。1981年，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曾言：“《购求中国计划书》印刷不多。”“我一直宝藏到现在。我从事图书馆古籍采访事将五十年，即循此途径为收购目标。颇得文史学者的称便。”“我服膺先生之说，经常注意到正统以外的图书资料的搜求，亦略有所得。”[14]
2 20世纪中期的起承转合
1926-1930年间，由于朱家骅的远见卓识，傅斯年和顾颉刚的引领开拓，商承祚、容肇祖、何思敬、闻宥、沈刚伯、黄仲琴等的纷至沓来，以及杜定友的鼎力襄助，中山大学现代中国学术和民间历史文献建设，一时间风生水起，热火朝天，其后又因为这批学人相继离开，各奔东西，人气渐散而趋于平缓。
20世纪30年代是中山大学迅速崛起的时代。1931年，中山大学改文科、法科、理科、农科、医科为学院，学科规模迅速扩大；1932年，中山大学从文明路迁至石牌新校址，校园规模跃居全国之最；1935年，中山大学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一起同时设立研究院，开始招收研究生，成为全国成立研究院的三所高校之一，由此，中山大学成为中国顶尖的国立大学。然而，由于现代中国学术研究的普及，且中山大学着力于多学科全面发展，中山大学的现代中国学术研究已难现从前的波澜壮阔。
抗日战争期间，中山大学西迁云南，后辗转粤北，现代中国学术研究虽薪火不灭，但亦无重大建树，惟在民间历史文献的发现上有可圈可点之处。岑家梧(1912-1966)在深入西南民族调查后，在《西南民族文化论丛》上发表《水书与水家来源》一文，成为贵州水书发现与研究之嚆矢。
继1930年前后中山大学现代中国学术人才的第一次大规模聚散之后，1950年前后，中山大学在战后复员、学校合并和院系调整中又出现了现代中国学术人才的第二次大规模聚散，完成了现代中国学术研究的起承转合。
2.1 战后中山大学现代中国学术人才的重新聚集
抗战胜利后，中山大学文学院在复院中于1946年成立我国第一个语言学系，1947年成立历史学研究所，1948年创办人类学系，在原有的哲学系、中文系、史学系、语言历史研究所、文科研究所基础上颇有发展，现代中国学术人才亦开始重新聚集。
一方面，中山大学原有的教授继续发挥引领作用。朱谦之(1899-1972)，1932年8月起在中山大学任教授，历任历史系主任、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研究院文科研究所主任、历史学部主任等职，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转职北京大学哲学系，在中山大学任教30年，学术研究达到高峰，成为中山大学现代中国学术的学术带头人。杨成志（1902-1991），1928年起在史学系任教，1935年任研究院秘书长、文科研究所和人类学部主任。1946年中山大学取消研究院，1947年成立历史学研究所，下设历史学部和人类学部，杨成志兼任人类学部主任。1948年8月，杨成志以人类学部为基础创办人类学系，并任系主任。詹安泰（1902-1967），1938年受聘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研究院文科研究所、中国语言文字部指导教授，抗战胜利后曾任中文系主任，直至终老。
另一方面，中山大学延揽了一批颇有学术影响的教授，由此，中山大学现代中国学术基础重新得以加强。王力（1900-1986），1946年6月受聘文学院院长，创办中国第一个语言学系，后任岭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52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任语言学系主任，至1954年随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并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调任北京大学教授时，在中山大学任职8年。刘节（1901-1977），1946年被聘为历史学系教授，1956年被评为二级教授，曾任历史系主任和古物馆主任，在中山大学终老。戴裔煊（1908-1988），1946年入历史系，先后任副教授和教授。陈锡祺（1912-2007），1946年调入历史系任教授，直至终老。岑仲勉（1886-1961），1948年7月被聘为历史系教授，1956年被评为二级教授，直至终老。王季思（1906-1996），1948年任中文系教授，直至终老。方孝岳（1897-1973），1948年任中文系教授。商承祚（1902-1991），1948年任语言学系教授，直至终老。蒋相泽（1916-2006），1951年任历史系副教授，直至终老。
2.2 战后岭南大学现代中国学术人才的聚集
1948年8月，时任南开大学教务长和政治经济学院院长的陈序经（1903-1967），应岭南大学董事会聘请，出任岭南大学校长，由此开启了陈序经在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新的事业。1952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陈序经任历史系教授，1956年被评为一级教授，任中山大学副校长，1962年转任暨南大学校长，在中山大学任职长达14年之久。犹如当年朱家骅主持中山大学校务，陈序经在担任岭南大学校长期间广泛延揽人才，一时间岭南大学精英云集，学术地位迅速攀升，形成与中山大学比翼双飞之势。
在现代中国学术方面，陈序经以个人的影响力聘请了一批顶尖的教授。1949年聘请史学家陈寅恪（1890-1969）任岭南大学教授，聘请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研究员、代理所长梁方仲（1908－1970）任岭南大学经济系教授、系主任，聘请中山大学语言学系主任王力任岭南大学语言学系主任。陈寅恪、梁方仲和王力的到来，加上自1927年起即在岭南大学国文系任教的冼玉清（1895-1965）、1946年7月受聘岭南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兼主任的容庚(1894-1983)，岭南大学的现代中国学术之地位迅速飙升至全国举足轻重的地位。
2.3 中山大学与岭南大学的文脉融合与人才聚散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山大学文理院系与岭南大学文理院系合并，组成新的中山大学，中山大学的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教育学院调出，组建华南工学院、华南农学院、华南医学院、华南师范学院，由此开始了中山大学与岭南大学现代中国学术队伍的融合与离析。
一方面，中山大学现代中国学术的多个团队被整体调出。1952年，中山大学哲学系并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系主任朱谦之教授率师生共19 人转赴北大，仅留下罗克汀、刘嵘等部分教师组建哲学教研室，负责全校马克思主义哲学公共课的教学工作。1952年，人类学系由人类学系主任杨成志教授率领调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1953年7月第二次院系调整后，中山大学的财经、政法各系分别调至武汉大学、中南财经学院、中南政法学院等院校。1954年，全国惟一的中山大学语言系调整到北京大学，语言系主任王力教授带领全系师生48人整体迁出。
另一方面，中山大学又调入了一些新人。比如，1953年，杨荣国（1907-1978）随湖南大学历史系调入中山大学历史系，任历史系中国史教研组主任，1956年任历史学系主任；1960年中山大学复办哲学系，杨荣国任系主任。再如，1953年，董每戡（1907-1980）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
在经历两次院系调整之后，历史系有陈序经、陈寅恪、梁方仲、岑仲勉、董家遵、刘节等教授，中文系有容庚、商承祚、冼玉清、詹安泰、方孝岳、王季思、董每戡等教授，中山大学的现代中国学术研究仍然保持着十分雄厚的实力。尽管如此，由于其后政治运动不断，学术研究受到冲击，民间历史文献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多处于停滞状态。
1950年代，在徽州文书开始在市面销售时，研究明代田赋制度的梁方仲教授通过屯溪古籍书店为学校购得鱼鳞册等徽州文书近百册，开创了中山大学徽州文书收集和研究的先河。
1960年代初，梁方仲教授的研究生叶显恩（1937-）深入徽州屯溪、歙县、祁门、休宁、黟县等地进行社会调查，研究徽州佃仆制度。1980年代初叶显恩厚积薄发，发表一系列研究成果，为80年代兴起的徽州历史文化（“徽学”）研究高潮奠定了基础。
3 21世纪的继承弘扬
改革开放后，中山大学在继承和弘扬民间历史文献收集、整理和研究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现代中国学术研究日新月异，成果十分丰硕。
3.1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
1983年，中山大学成立中国古文献研究所，成为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属的18个重点研究所之一。前后4位古文献所主任王起（季思）（1983-1990）、刘烈茂（1991-2000）、麦耘（2000-2003）、黄仕忠（2003-）在古文献整理与研究上一脉相承，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就。
王季思主编的《全元戏曲》(全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凝聚了老中青三代人的力量，成为继《全唐诗》《全宋词》后我国元代戏曲文献的集大成之作。
刘烈茂主任率领苏寰中、郭精锐、陈伟武、黄仕忠等全力整理顾颉刚于1928年派人从孔德学院抄录回来的车王府曲本，相继出版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包括：刘烈茂、苏寰中、郭精锐主编《车王府曲本精华（综合卷）》（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1993年），刘烈茂、苏寰中、郭精锐主编《车王府曲本精华（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卷）》（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1993年），刘烈茂、苏寰中、郭精锐主编《车王府曲本精华（隋唐宋卷）》（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1993年），刘烈茂、苏寰中、郭精锐主编《车王府曲本精华（宋卷）》（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1991年），刘烈茂、苏寰中、郭精锐主编《车王府曲本精华（元明卷）》（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1992年），刘烈茂、苏寰中、郭精锐主编《车王府曲本精华（明清卷）》（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1992年），苏寰中、郭精锐、陈伟武校点《车王府曲本·封神榜》 (全三册，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2年)，刘烈茂、郭精锐主编《清车王府钞藏曲本·子弟书集》(上、下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等，把车王府曲本的整理和研究推上了一个高台阶。
黄仕忠主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继续整理戏曲文献的基础上，在全球开展中国戏曲文献的收集和合作研究，并在陈永正教授指导下，全力开展岭南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陈永正主编的《全粤诗》（自2008年起由岭南美术出版社陆续出版，迄今已出版24册）与《粤诗人汇传》（全4册，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成为全国独一无二的地方诗歌集大成之作。黄仕忠团队还陆续整理出版了《光孝寺志》、《丹霞山志》（别传寺）、《华峰山志》（海门寺）、《禺峡山志》（飞来寺）、《鼎湖山志》（庆云寺）、《阴那山志》（灵光寺）、《曹溪通志》（南华寺）等岭南名寺志，以及《清初岭南佛门史料丛刊》。
3.2 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
2001年，中山大学成立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2004年被列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陈春声、刘志伟相继担任中心主任，在传统乡村社会、族群与区域文化、民间信仰与宗教文化等领域开展与海内外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合作研究，自2003年起编辑出版《历史人类学学刊》，在民间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和研究上成就斐然。
2000年10月，张应强到清水江下游进行学术考察，促成中山大学与锦屏县于2001年签订合作协议，成立契约征集机构，征集、整理清水江文书，开启了清水江文书的大规模收集、整理和研究序幕。2002年3月，陈春声、刘志伟、张应强邀请海内外学者专程到锦屏县进行学术考察，探讨清水江民间文书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从此锦屏县清水江文书进入大规模发现阶段[15]。2006年，贵州省发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锦屏文书抢救保护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黔府办发〔2006〕112号），清水江流域各县开始大规模征集清水江文书，各县档案馆入藏总数20余万件。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中心亦收集清水江文书约1万件。2007年起，张应强等陆续整理出版《清水江文书》(第一辑，共13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清水江文书》(第二辑，共10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清水江文书》(第三辑，共10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共计收录清水江文书约1.5万份。2011-2016年间，张应强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把清水江文书研究推上了新的高度。
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十分重视广东民间文献的收集整理，先后收集潮州文书（方志、侨批）实物600多册件和数字版广东侨批10余万册件，刘志伟、谢湜、于薇等在潮汕侨批数据库建设和数字人文研究开发上创新颇多。刘志伟和陈玉环主编的《叶名琛档案：两广督府衙门档案残牍》（全8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亦是广东官府档案整理的优秀成果。
3.3 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2002年，中山大学成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2004年被列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点开展传统戏曲、口传文艺与民俗、非物质遗产调查保护等领域的研究，康保成、宋俊华先后担任中心主任，2007年创办《文化遗产》季刊。学科带头人黄天骥、叶春生、康保成、欧阳光、高小康、刘晓春等在中国古代戏曲、皮影戏、岭南濒危剧种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突出。同时，还编辑出版我国首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报告》（2001-2010），2010年起草《关于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草案）的修改意见》，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3.4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荔波水书研究基地
2005年10月，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与荔波县档案馆合作，在荔波水书藏馆设立中山大学荔波水书研究基地。周大鸣、张振江等多次率师生赴贵州三都、荔波等地进行田野调查，开展水族和水书研究。张振江主编的《荔波水尧水族—贵州荔波水尧乡调查与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荔波永康水族—贵州荔波永康乡调查与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与姚福祥合著的《水书与水族地方社会》（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继1940年代中山大学岑家梧发表《水书与水家来源》一文开创贵州水书研究先河之后，重新确立了中山大学在水书和水族研究中的学术地位。
3.5 中山大学图书馆
为全力支持学校人文社会学科研究，中山大学图书馆继承顾颉刚开创的民间历史文献收集、整理和研究传统，在新世纪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组织架构上，一方面全面改变学校图书馆与院系资料室貌似一体实则各自为政、彼此封锁资源的格局，2004年取消院系资料室，将资料和人员全部收回学校图书馆，实行学校图书馆总馆与校区图书馆一体化的新的总分馆制。另一方面，改变长期以来历史文献分散典藏、多头管理格局，2008年将古籍部、报刊部等进行合并，成立新的特藏部，整合分散在各馆各部门的中文古籍、碑帖字画、影印古籍、民国书报刊、西文古籍等文献，集中管理，统一服务。
3.5.1历史文献的收集
在历史文献收集上，通过多种途径，先后收集了一批贵州水书、徽州文书、潮汕侨批、碑帖拓片以及西文古籍。2006年，程焕文在随人类学系周大鸣主任率领的田野调查团队赴黔南水族考察后，特向学校申请，获批60万元的水书购买专款，其后分3批从私人手中购得贵州水书2,000多册，成为贵州以外公藏机构收藏水书较多的图书馆之一。自2010年起，在黄达人、许宁生、罗俊3任校长，许家瑞、李善民两位副校长，陈春声、刘志伟、程美宝3位教授大力支持下，程焕文、林明、张琦、王蕾等图书馆同仁多次赴黄山收集徽州文书，累计使用专项经费购得徽州文书40余万册件，迅速使中山大学的徽州文书藏量超过目前已知公共机构藏量50%。在最近10年间，图书馆通过与广东省博物馆、丹霞山管理委员会合作，捶拓了丹霞山区域的全部摩崖石刻，获得了全套丹霞山石刻拓片，亦通过零星购买收集潮汕侨批1,000余件。此外，通过专项经费从欧美购买了16-19世纪西文古籍、手稿等约4万册件，成为国内收藏西文古籍最多的图书馆之一。
3.5.2历史文献的整理
由于专业人才匮乏，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历史文献曾长期没有做全面整理。2000年后，在整合资源建立特藏部的同时，一方面调配一批博硕士青年馆员充实历史文献队伍，另一方面从海内外延聘退休的资深历史文献整理与保护专家，采用传帮带方式，在实践中培养一代新人。于是，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历史文献整理与保护日新月异，在20年间重新回到全国图书馆历史文献整理一流水平行列。21世纪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历史文献整理经历了碑帖拓片整理、中文古籍整理和徽州文书整理3个发展阶段。（1）碑帖拓片的整理[4]。1998年，程焕文出任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后，鉴于顾颉刚赴江浙购买的3万多件碑帖拓片历经战乱，多次辗转，颇多损毁，于是四处奔走，呼吁筹款抢救整理。
2000年，黄达人校长为碑帖抢救整理筹措到30万元人民币捐款，图书馆启动“中山大学图书馆馆藏碑帖抢救整理计划”。2001年，美国岭南基金会批准提供12.5万美元（约合100万元人民币）捐款，支持中山大学图书馆馆藏碑帖的整理与数字化。这两笔捐赠款项在当年几乎相当于图书馆全年购书经费一半，可谓数目巨大。因为这“第一桶金”，图书馆的历史文献整理工作才得以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壮大。其时中山大学图书馆没有碑帖整理专门人才，只好从馆员中安排2人专门从事碑帖整理工作。鉴于70年前收集的碑帖破损严重，2001年选派2人赴上海图书馆学习古籍与碑帖修复技术，2002年派遣图书馆副馆长林明赴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Universityof Texas at Austin）图书馆学信息学研究生院古籍保护与保存中心访问进修1年，专攻西文古籍的修复与保护技术，是为我国图书馆界派员赴外国研习古籍修复与保护之开端。
从2003年春季起，启动人才引进特别程序，聘请古籍整理专家、原辽宁省图书馆副馆长韩锡铎和古籍修复专家、原上海图书馆古籍修复部副主任潘美娣担任中山大学图书馆全职特聘专家，聘请字画装裱技师李景文到馆任职，一边参加古籍与碑帖修复整理工作，一边以传帮带方式培训古籍与碑帖修复整理人才。2004年，中山大学图书馆总馆改扩建工程竣工后，在特藏部设立专门的古籍修复室。其后以引进特殊技术人才方式，先后招聘古籍碑帖修补技工多人，聘请碑帖鉴定整理专家、原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施安昌为特聘专家，指导碑帖鉴定整理工作。在李庆涛、钟稚鸥两位馆员退休后，成立专门的碑帖整理小组，王蕾博士任组长，丁春华博士和李卓硕士共襄其事，十年磨一剑，王蕾、丁春华、李卓已经成为碑帖整理的专门人才。
与此同时，积极开展与国际古籍修复与保护界的交流合作，先后从美国、德国、荷兰等国家的多个古籍修复保护机构聘请多批国际知名的古籍修复与保护专家来中山大学访问讲学，连年免费开办面向全国（包括港澳）为期2周至1个月的各类古籍保存与保护的专业培训班，受训馆员近两百人次，既为中山大学图书馆和全国各地图书馆培养了一批西文古籍修复与保护的专门人才，又开创了我国古籍修复与保护中西结合的先河。因此，中山大学图书馆亦成为我国西文古籍修复与保护的唯一教育培训基地。
顾颉刚收集的3万多件碑帖拓片在到校后曾进行过初步整理，装入专用纸封套，并按序号捆扎，其后鲜有启封，部分因虫蛀而损坏，部分因浸水而霉变结巴。碑帖整理工作十分艰巨。首先是开封，依照碑帖登记本逐一清点，然后以脱酸纸板分夹，依照类别置于碑帖专柜之中保管。凡破损严重者，则依次修复托表。在此基础上再进行编目整理。碑帖整理小组根据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主编的《中国机读目录格式(中文拓片部分)》《中国文献编目规则(中文拓片部分)》，以及北京大学图书馆金石拓片著录事项，拟订中山大学图书馆石刻拓本著录项目，制定“拓本编目工作单”，著录项目包括题名项、刻石项、版本项、附记项等。
2003年，中山大学图书馆购置近百万元的碑帖拓片数字化专用设备，包括：普通平面数字扫描仪2台，大幅面数字扫描仪（120cm×200cm） 1台，大幅面真空吸附台（120cm×200cm）1张等，开始馆藏碑帖拓片的数字化工作。
迄今为止，碑帖整理小组已经完成多个系列的碑帖整理工作任务，一批颇有特色的中山大学图书馆馆藏碑帖即将影印出版。
（2）中文古籍的整理。因为馆藏碑帖整理计划的实施，在文化部启动全国古籍保护计划之前，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历史文献整理与保护工作已渐次展开，且颇有生气，因此在21世纪全国古籍保护事业发展中，中山大学图书馆独占先机。2008年4月，中山大学图书馆成为经国务院批准文化部确定的第一批51个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之一。2009年12月，经文化部批准，中山大学图书馆等12家古籍收藏单位被确定为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中山大学图书馆作为全国高等学校独一无二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承担高校系统和华南地区古籍修复的组织、策划、指导和实施工作，并与其他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共同承担国家珍贵古籍的修复任务[4]。
在中文古籍编目上，已经出版《中山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中山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增订本）》（上下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中山大学图书馆藏域外汉籍珍本丛刊书志》（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广州大典>海外珍稀文献书志》（王蕾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和《清代版刻图录》（全九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中山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图录》亦将由中华书局于2020年出版。
在中文古籍的编辑出版上，中山大学图书馆作为主要编纂单位，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等兄弟单位密切合作，编辑出版了一系列大型历史文献丛书。
自2005年起，参与广州市重大文化工程项目《广州大典》的编辑出版工作，通过10年努力，2015年4月共同完成《广州大典》一期工程（共520册，大16开本，每册约850页，分经、史、子、集、丛五部，收录海内外中文古籍约4046种，广州出版社出版）。目前正在承担《广州大典》二期工程“民国文献”的编辑整理工作。
自2006年起，在历史系桑兵教授策划下，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合作，历时10年完成国家清史编纂工程项目《清代稿钞本》的编纂出版任务，已出版《清代稿钞本》（1-8辑，每辑50册，每册约1,000页，共计400册，收录稿钞本3,000多种，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2013年）。在此基础上，继续编纂出版《民国稿钞本》（1-2辑，每辑50册，每册约1,000页，共计100巨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2018年）。
此外，还编辑出版《中山大学图书馆藏域外汉籍珍本丛刊》（20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美国政府解密档案美国驻广州领事馆领事报告（1790-1906）》（25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这些大型历史文献的编纂出版，将中山大学图书馆的珍藏古籍化身千百，传之海内外，有力地促进了历史文化的传承和研究。
（3）徽州文书的整理。2011年，在中山大学图书馆购入第二批徽州文书使其收藏量超过10万册件时，图书馆和历史人类学中心采用分别招聘协同合作方式，招聘7位研究助理，在图书馆成立由特藏部主任王蕾负责的徽州文书整理工作室。其时参与徽州文书整理规划和具体工作的有历史人类学中心刘志伟、谢湜和图书馆程焕文、周纯、倪莉、王蕾、申斌、谢小燕、马振、吴国良、李梦霞、叶湄、薛玉。
徽州文书整理工作室成立后，图书馆和历史人类学中心积极开展徽州文书整理研究。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规划设置“民间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作为教育部基地重大课题立项。图书馆程焕文、周纯、王蕾等组成团队，2011年4月，成功申请教育部“211工程”三期建设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项目预研项目“泛在知识环境下的特色资源服务研究——以徽学文献研究为例”（2012年4月通过验收结项），开展徽州文书数字化平台建设。2012年，王蕾成功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徽州文书分类法与元数据标准设计研究”（2012-2015），开展徽州文书分类法与元数据标准设计研究。徽州文书整理亦被学校列入985工程建设项目，在经费上给予了有力的支持。由此，徽州文书的整理工作全面铺开。
2018年，图书馆获得学校200万元人民币专项经费支持，开始大规模的徽州文书数字化工作，目前已经扫描徽州文书约20万册件。
自2011年图书馆成立徽州文书整理工作室和徽州文书整理小组后，年青的叶湄、马振、吴国良、薛玉在特藏部王蕾主任的率领下，兢兢业业，从一件一件徽州文书清点登记开始，一步一步地熟悉徽州文书，然后开始徽州文书的编目和数字化工作。经过近10年的徽州文书整理实践和学习研究，这批年轻人已经成为徽州文书整理与研究的新生力量，假以时日，必将有更大的成就。
4 《民间历史文献整理概论》的价值
2019年底，徽州文书团队在多年徽州文书整理实践基础上，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合力完成《民间历史文献整理概论》，把徽州文书的整理提高到了学术高度。《民间历史文献整理概论》分绪论、收集与典藏、民间历史文献分类、编目著录与元数据规范、民间历史文献保护与修复、民间历史文献数字化加工与管理、民间历史文献数据库建设与数字人文导向，共计七章，全面阐述从民间历史文献的理论、历史，到民间历史文献的收集、典藏、整理，再到民间历史文献的保护、修复，直至民间历史文献的数据库与数字人文建设的全过程，是迄今最为全面、最为系统的民间历史文献学著作。
该著著者是一批青年才俊，王蕾、韩宇、叶湄、申斌、吴国良、马振、薛玉7位撰著者都是“80后”，他们从学习民间历史文献到整理和研究民间历史文献，基本上只有10年左右。近10年来，他们不闻城市的喧嚣，不屑学术的浮躁，不受名利的诱惑，埋头徽州文书，专心致志地整理研究，终于成就了这本著作，真可谓：十年磨一剑，丹心铸华章。因为著者团队十年如一日埋头徽州文书的整理，因此，这本著作不是学院派那种理论说教或者宏大叙事，而是实践者的真知灼见。
如前所述，顾颉刚《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虽然在民间历史文献的分类和收集方法的阐述上十分周详，“没有一句不合于图书馆学原理，没有一事不合于图书馆的范围”，以致图书馆学大家杜定友“对于他的计划，不敢赘一辞” [7]，但顾颉刚毕竟是以研究者角度去审视民间历史文献的收集和分类，“对图书资料的真知灼见正是从他对历史科学的博大精深的研究中得来的”[14]，因此，顾颉刚侧重的是学术研究资料收集的便利，并非图书馆学的专门研究。《民间历史文献整理概论》在继承顾颉刚有关民间历史文献分类和收集理论的基础上，把历史文献学和图书馆学有机结合，进一步总结过去民间历史文献收集和分类的理论和实践，提出了尊重文献现状、保持文献群的完整性和归户性、客观对待不同文献的民间文献收集基本原则，以及田野收集、征集购买、捐赠和交换的民间历史文献收集方法。民间历史文献与其他历史文献最大的不同，在于民间历史文献是扎根乡土的原始文献，不像通行的著述和印本那样有着比较完整的可考的文献信息，一旦离开扎根的乡土，往往难以辨别出处，倘若散落各处，更是难以归聚。因此，在民间历史文献收集上，坚持尊重文献现状、保持文献群的完整性和归户性、客观对待不同文献3项基本原则，具有“培土护根”作用，至关重要。只有这样，才能使图书馆收集的民间历史文献可以追根溯源，为学者研究民间历史文献保持原始性、真实性和完整性，做到民间历史文献背井离乡后仍可落叶归根，从而避免学术研究的不必要考索和迷失。这3项基本原则对民间历史文献的数字人文揭示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民间历史文献的时空构建和可视化揭示中，如果没有这些原始的历史地理信息，要开展民间历史文献的数字人文研究也是不可想象的。
民间历史文献的典藏亦大异于普通书刊的典藏。《民间历史文献整理概论》在总结21世纪以来中山大学图书馆民间历史文献典藏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制定清点标准、编号、登记、包装、庋藏和数据管理的民间历史文献典藏流程，并且对典藏流程的各个环节及其方法，以及民间历史文献的修复、保存和保护，都做了巨细无遗的阐述。这是迄今为止有关民间历史文献典藏流程和保护的最详尽描述和规范，既严格地遵循了民间历史文献收集的3个基本原则，保持了民间历史文献原始性的延续，又为全国民间历史文献的典藏和保护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标准规范。
在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经历一百多年的发展，已经达到近乎极致的今天，民间历史文献的分类仍然处在各说各话、五花八门的状态。《民间历史文献整理概论》在全面梳理各种民间历史文献分类方法的基础上，提出民间历史文献分类法编制的原则，并且以徽州文书为例，从分类标准、设计思路、编制流程3个方面详细阐述了构建民间历史文献分类法的方法。在此基础上，《民间历史文献整理概论》将中山大学同仁经过反复研究和实践的成果——《中山大学民间历史文献分类体系》毫无保留地和盘托出。该《分类体系》包括12个一级类目、74个二级类目和143个三级类目的分类体系主表，分类法标记、分类体系标记和特殊性标记的标记制度，以及时代复分表和地区复分表的通用分类表，并且对12个一级类目进行了详细的说明。该《分类体系》是以徽州文书为主体的民间历史文献分类法的集大成与创新之作，可以作为全国徽州文书分类的规范。
《民间历史文献整理概论》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着眼于民间历史文献的未来。因此，在民间历史文献传统整理方法的基础上，着力阐述民间历史文献的编目著录与元数据规范、数字化加工与管理、数据库建设与数字人文导向，以全新的数字时代发展眼光开拓民间历史文献的未来。
元数据规范是民间历史文献数据库建设的首要关键。各民间历史文献收藏机构为了建立相关数据库，各自制定过自用的不同类型的元数据方案，虽各有千秋，但没有一致公认的元数据方案，当然更没有民间历史文献元数据的国家标准。《民间历史文献整理概论》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详细阐述了民间历史文献描述型元数据的设计思路与方法，制定了描述型元数据规范和元数据著录规则，对于各类民间历史文献元数据的著录亦逐一用实例予以展示，具有极强的可视性和可操作性。这个描述型元数据规范和元数据著录规则可以作为通用的规范与规则在全国广泛推广使用。
近20年来，各地各类相关机构建立了不少民间历史文献数据库，但在数字化方面并无统一规范。《民间历史文献整理概论》从数字化技术不断发展变化的角度，提出民间历史文献数字化的基本原则，各类民间文献数字化的加工标准、格式体系和数字数据的管理，堪称民间历史文献数字化的实践操作指南。在此基础上，该著阐述民间历史文献数据库建设的基本理念和发展现状，提出以数字人文为导向的民间历史文献数据库建设思路，展现了民间历史文献在数字时代的美好未来。
《民间历史文献整理概论》是一本面向民间历史文献实践的学术著作，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是这本著作的主旋律。一方面，该著把中山大学民间历史文献收集、整理、研究和数字化的实践成果从专业和学术的角度予以归纳、总结和提升，并公诸于世，以供大家参考、借鉴、学习；另一方面，该著也是王蕾在资讯管理学院为古籍整理方向专业硕士和本科生开设民间历史文献整理课程的教材蓝本，对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具有显著的功效，受到学生的普遍好评。
从传播的层面来看，历史文献大致可以分为：流布地面的官方文献、扎根大地的民间文献和深埋地下的考古资料3类。从文献学角度看，有关“流布地面的官方文献”的文献学著述历史悠久，洋洋大观；有关“深埋地下的考古资料”的金石学、考古学、博物馆学等著述亦层出不穷，不胜枚举；而有关“扎根大地的民间文献”的文献学著述凤毛麟角，屈指可数。《民间历史文献整理概论》恰逢其时地填补了我国文献学中的民间历史文献学空白，不仅将为21世纪民间历史文献的整理和数字人文建设提供普遍适用的学术工具，而且将为民间历史文献学的建立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 参考文献[1]孙中山.给廖仲恺的指令(1924年2月9日) 给邹鲁的训令(1924年2月9日) [M]//.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9卷. 北京:中华书局, 1986:452.[2]黄义祥.中山大学史稿（1924-1949） [M].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9:109.[3]朱家骅启事[N]. 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28-02-27(增刊).[4]程焕文.中山大学图书馆馆藏碑帖的整理与保护[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62-71.[5]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概览[M].广州: 培英印务公司,1928:1.[6]国立中山大学规程.国立中山大学开学纪念册[M].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出版部, 1927, 3: 29.[7]杜定友.《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书后[M]//.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杜定友文集. 第20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2:24-39.[8]顾颉刚.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M].文献.第八辑,1981:18-25.[9]顾颉刚.卷头语[J].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 1929,6(1-4):1-2.[10]顾颉刚.顾颉刚日记 [M].第二卷.台北: 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7:106.[11]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概览[M]. 1930, 1: 11.[12]蒋经三.旧书整理部一年来办理之经过[J].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 1929,6(1-4):5-14.[13]黄仕忠.车王府曲本收藏源流考[J].文化艺术研究,2008(1):139-162.[14]顾廷龙.介绍顾颉刚先生撰《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兼述他对图书馆事业的贡献[M].文献.第八辑,1981:26-29.[15]张应强.清水江文书的收集、整理与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2. 作者简介：程焕文，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教授，文献与文化遗产管理部主任，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FLA）管理委员会执行委员。
本文经《图书馆论坛》授权发布。原文系程焕文教授为《民间历史文献整理概论》所作序言，略有修改。
链接：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44.1306.G2.20200403.1532.002.html?v=MTQ2Nzd3OU16bVJuNmo1N1QzZmxxV00wQ0xMN1I3cWRaK1pyRnlubVVyN01KRmc9TVQ3TVlyRzRITkhNcTQ5R1pPc1B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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