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清档案数量庞大，内容丰富。 明清档案研究，对于完善档案学理论、促进明清历史的研究、揭示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丰富内涵，具有重大意义。 我国对明清档案的研究经历了几个阶段，研究视野逐渐开阔，在明清档案编纂、辨伪、标准化等方面研究成果倍出。 展望未来，我们需要在明清档案研究的内涵、范围、方法及编纂研究方面不断拓展，以期进一步推动明清档案研究的发展。

[关键词]明清档案 学术研究/Archive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Academic research

Abstract: The quantity and content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rchives is massive and rich, the research of these archives has the great significance to improve the archives theory, promot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istory researches, and promulgate the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social change. The research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rchives has experienced several stages, the research vision widened gradually, we have the great achievement in archive compiling, archives appraisal and the management standardization. looking forward to the future, we need to develop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rchive research’s study connotation, the field, the method and compilling, to further promot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rchives researches.

明清两朝，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它历时五百多年，上衔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辉煌，下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开端，给后人留下很多历史疑问，如何钩沉索隐，探寻历史，这就需借助于被学术界誉为 20 世纪中国三大文献发现之一的“明清档案”文献资源。 因此，研究明清档案，对于促进明清历史的研究、揭示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丰富内涵，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

学界对明清档案的研究最早开始于 20 世纪 20年代。 清朝末年，皇权日益式微，档案在被大量毁坏的同时也开始流落到社会上，一些学者购买后占为己有，进行了一些比较浅显的研究。 罗振玉根据自己购买的八千麻袋档案， 编成 《史料丛刊初编》十册。 后又留下一部分，编印了《大库史料目录》六编、《明季史料拾零》六种、《清史料拾零》二十六种、《史料丛编》二集、《清太祖实录稿》三种。 1922 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从北洋政府手中接收了部分大内档案，整理后编印了《清九朝京省报销册目录》、《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明清史料》 等等。 另外，1929 年成立的故宫文献馆也做了一些研究整理工作。 故宫文献馆根据接收及征集的明清档案，整理编印了 《文献丛编》、《掌故丛编》、《史料旬刊》、《清代文字狱档》等史料汇编，写了一些介绍和研究文章。 总之，1949 年以前，对明清档案的研究，始终处于分散的混乱状态。

新中国成立后，对明清档案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其前身──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故宫档案馆，先后组织力量，在 50年代末先后编印出版了 《中法战争》、《辛亥革命》、《义和团档案史料》、《戊戌变法档案史料》、《洋务运动》。另外，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研编委员会从 1952年起，花了十几年的时间进行大量研究，于 1965 年经中华书局出版了 《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1－15编）。 这一时期十分值得一提的是罗尔纲先生出版的专著《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对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的订正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但随之而起的文革风暴，使国内的明清档案研究趋于销声匿迹，明清档案研究进入了低潮时期。

文革阴霾散去后，明清档案研究重新回归学者和研究机构的案前。 1978 年创刊的《清代档案史料丛编》， 刊印发表过一些明清档案。 1981 年创刊的《历史档案 》 杂志， 间或也有一些明清档案刊布 。1985 年 10 月，一史馆在北京举办了第一届“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共收集论文 83 篇。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继续编纂公布了大量的档案史料，同时还对满文老档进行了研究，出版了《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 一些地方档案机构也加入了档案编纂公布的队伍中，如四川省档案馆的《四川教案与义和团》。 一些研究机构和学者还出版了一些带有学术研究性质的档案史料出版物，如辽宁大学历史系的《重译满文老档》及《汉译满文旧档》、社科院历史所的《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王明伦的专著《反洋教文书揭帖》、陈锡棋主编的《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 一些学者也发表了一些相关的研究论文，如刘耿生的《雍正对文书档案制度的改革》、秦国经的《明清档案的价值和作用》。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明清档案研究在国内再度升温，形成持续的明清档案研究热风。 1992 年 6月，一史馆在北京主办了“明清档案工作专业标准研讨审定会”， 审议通过了 《清代档案主题词表》、《 明清档案著录细则 》、 《 明清档案缩微号编制规则》、《明清档案档号编制规则》。 继第一届“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学术研讨会” 召开之后， 一史馆在1995 年和 2006 年又成功举办了两届研讨会， 来自日本、韩国等国的海外学者以及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地的学者共同与会，交流研讨，予明清档案研究以有力的推动。 这期间，各个档案馆的编纂工作继续大力推进，编纂公布的各种具有学术性质的出版物共有 70 余部。 同时，一些专门的明清档案研究新作竞相亮采， 主要有倪道善的 《明清档案概论》、周雪恒的《中国档案事业史———明清档案编》、栾成显的《明代黄册研究》、李仕根的《四川清代档案研究》、秦国经的《明清档案学》。 其它的论著也涉及到明清档案的研究，如宝音德力根的《明清档案与蒙古史研究》、艾永明的《清朝文官制度》、冯尔康的《清史史料学》、单士元的《故宫史话》。 除此之外，大量研究明清档案的论文如潮而涌， 如韦庆远的《明清档案与顺治朝的吏治 》、雷荣广的 《明清档案整理中应予注意的几个问题》、刘耿生的《“麦克马洪线”与档案版本阴谋》。

2000 年， 清代内阁秘本档中有关 17 世纪在华西洋传教士档案，荣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纪记忆工程名录”；2001 年，清代玉牒档案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2002 年，清代秘密立储档案列入“世纪记忆工程名录”；2005 年， 清代金榜档案又列入“世纪记忆工程名录”。 随着明清档案文化遗产价值的风采再现，对明清档案的关注和研究也必将与时俱进。

二

从上述明清档案研究概况中， 我们可以看出，明清档案研究已为学人所关注， 研究成果蔚为大观，主要着意于以下几个方面：

1.形成了明清档案学。 学者们对明清档案制度的发展、变革及其原因进行探析，并研究明清档案的管理、开发利用的理论与方法，逐渐促成了有关明清档案的专门学问。 秦国经的专著《明清档案学》是一部明清档案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作者吸收了很多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明清档案产生的渊源和历史背景进了分析，论述了国家机关文书档案制度的形成及其发展、明清档案的分布与馆藏，并对明清档案进行了分类研究， 揭示了 18 类档案的信息内涵，还对一些重要的史实进行了专题研究，如“同治皇帝医案”、“光绪与慈禧太后脉案”、“清代外国史臣觐见皇帝的礼节”等，澄清了一些历史事实。 另一个方面，秦国经对明清档案的管理工作进行了比较细致的研究，阐述了明清档案工作的内容、指导原则及方法。

2.重视对明清档案编纂公布的研究 ，编纂工作成绩斐然。 对明清档案的编纂公布，是学界对明清档案研究的起点，编纂成就十分显著。 第一，编纂数量巨大。 目前，已经出版的明清档案史料编纂物达到了 230 余部，编纂公布的明清档案史料达 100 多万件。 第二，编纂模式多元化。 不仅有中央档案部门、地方档案部门为主体的编纂研究力量，一些民间团体和个人也加入到了明清档案的编纂研究队伍中去。 第三，编纂选题丰富。 不仅公布出版了一些明清王朝档案汇编，更重要的是根据当时的研究热点和研究方向编纂了一些学术价值较高的具有专题研究性质的明清档案出版物，以及一些名人的家书、家谱、日记等。 第四，通过编纂，不仅彰显了明清档案的文化价值， 促进了明清档案的开发利用，而且形成了丰富的档案文献编纂思想。

3.重视对明清档案的辨伪研究 ，其辨伪理论促进了档案学的分支体系———档案鉴辨学的形成，进一步完善了档案学的研究体系。 在战乱的年代，档案几经流转、命运坎坷，因此造成了鱼龙混杂，真假掺合的局面， 这就为档案的辨伪提出了要求，一些历史学家和档案学家对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进行考订、鉴别， 成果十分突出。 罗尔纲在长期的学术研中， 对太平天国的档案文献进行了鉴辨，他从太平天国档案的书写惯例、笔迹字体、文献来源以及事理分析等角度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订，纠正了很多太平天国的伪误档案， 如 《江南春梦庵笔记》、《太平天国敕谕》、《李秀诚自述》等。 中国人民大学的刘耿生教授经过大量细致的研究， 考订了《石达开日记》、《御香缥缈录》、《慈禧太后圣谕》等。

4.重视对明清档案管理的标准化研究 ，强调管理方法的科学化。 明清档案不仅数量多、分布广，且程式复杂、用语晦涩、稿本多样、多有残缺，为了便于利用，必须用一种统一的标准对明清档案进行规范化的分类、立卷、编目整理，档案界对此进行了大量的讨论和研究，制定了《清代档案主题词表》、《清代档案分类表》、《清代档案著录细则》、《清代档案整理规则》等，使明清档案现代化、标准化管理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

5.重视明清历史档案为史学研究服务 ，形成二者良好的互动关系。 我国从古代就形成了利用档案编纂史书的传统，这也是档案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途径。 一方面，档案是研究历史最重要、最可靠的素材，上述的很多专题研究性质的明清档案出版物，就是为配合明清史的研究而著。 另一方面，明清史的研究也为明清档案研究指出了方向，加快了明清档案研究的步伐。 明清史学研究和明清档案研究工作本就是一对孪生兄弟，二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随着清史研究项目的进一步加快，明清档案的研究工作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三

综观明清档案研究，尽管成绩斐然，但不足之处也非常明显。

就内容而言，主要集中在对明清档案本身的研究上，即就档案研究档案，显示出研究视野的局限性。 同时研究中雷同现象与人云亦云、就地徘徊现象严重，缺乏高屋建瓴的透视和剖析。 档案是历史的缩影，因此，对明清档案的研究，不应只停留在对档案本身的关注和剖析上， 还应以档案为坐标中心，将其置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进行研究，把握档案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探寻档案所反映的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 透过档案的窗口，去审视整体的社会，是明清档案研究者应当加强之处。

就研究范围而言，主要集中在明清中央王朝档案上，地方档案研究不足。 山东曲阜档案、民间契约文书、徽商档案、晋商档案是建国后发现的份量较重、有影响的明清民间档案，学者们也曾有过一些研究，但与明清王朝档案研究相比，无论是从研究的深度还是广度来讲，都尚有欠缺。 现有的著述多属于档案公布性质的研究，如《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徽州文书类目》、《晋商史料全览》等等。 事实上，这些档案有很多值得我们研究的地方，诸如明清民间档案的形成与分布规律、 抢救活记忆———口述档案的补充、民间档案的开发利用等方面尚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就编纂研究而言，编纂的力度与现代化程度尚需加强。 明清档案数量庞大、内容丰富，现存约有1000 多万件， 经过编纂公布的约有 100 多万件，仅十分之一不足，明清档案编纂开发利用工作今后仍是我们研究的重点。 在新的形式下，传统的档案编纂形式显得比较薄弱和滞后，一方面仅依靠档案部门的力量不可能在短期内对如此庞大的明清档案完成整理开发工作；另一方面，传统编纂提供利用方式不能适应信息时代人们对档案及时、 快速、准确利用的需求。 因此，对于如何结合其他社会力量共同研究明清档案，如何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提高编纂效率等方面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就研究方法而言，尚未形成体系。 史学界对明清档案的研究方法是采用传统史料学派的实证方法，从档案史料中发现历史、解构历史、再现历史。如对戊戌变法的研究，就是从浩如烟海的档案史料中钩沉掘隐，理清戊戌变法的来龙去脉，再现当时的历史原貌。 档案界对明清档案的研究还没有摸索出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 近来，运用各种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的多维研究，是各个学科关注的一个热点。 这对档案界是一个很好的启示，我们可借助政治学、社会学、目录学、文献学、鉴辨学、书法艺术、文献修护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明清档案进行多角度审视，并在对这些方法进行科学整合的基础上，多层面地剖析明清档案及其相关问题。 如运用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方法，以补充档案文字资料之不足；运用鉴辨学的方法及原理，对来源复杂的明清档案开展鉴辨等等。 目前，这些方法的运用偶有涉及，也基本上是简单的模仿，仅当作一种操作技能，生硬地套用，缺乏对其内涵的真正领会，故而在研究中不能够得心应手，无法洞穿研究对象的真正内涵。 事实上，各种方法的选用和移植，需和档案学科融会贯通， 才能推动明清档案研究进一步发展。

目前，国内明清档案研究方兴未艾，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明清档案多有遗失在国外，台湾地区也保存有大量的明清档案，这种档案的分散性给研究带来了很大的不便之处，而国外和台湾地区同我们研究档案的思路和方法有很大的区别，所以我们要加强交流， 共同促进明清档案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 总之，明清档案研究在内容上需要进一步拓展，提升明清档案研究的内涵，真正地体现明清档案社会记忆的功能，给现实借鉴以有益的启示。 在方法上，需要多学科的综合研究，避免孤立、封闭地研究，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明清档案研究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取得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