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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我国传统的《四库全书总目》分类法，可将敦煌文献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分。由于经部、子部、集部的文献大多有传世本可以参照，而史部文献除个别传世史籍的抄本残卷外，绝大部分都是未经前人加工改造的原始档案，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是研究中古时期历史文化的第一手资料。对其进行辑佚、分类、校录、研究，提供系统完备的敦煌文献校录本，以方便学界使用，是敦煌学界的责任和义务。

敦煌文献整理研究的必要性

材料的搜集与整理是研究的第一步，只有经过认真整理、辨别的材料，才能真正发挥其研究价值。由于敦煌文献基本上都是写本时代的材料，其文字还没有定型，书手写作的随意性很大，而敦煌史部文献大都是民间书手所写，有些人甚至文化水平很低，所写契约、社文书、账簿、书信等文书中，俗字、别字、错字较多，给使用者造成了很多麻烦。因此，敦煌学研究可以说就是从文献校录整理开始的。

敦煌文献的特殊性导致了对其利用的困难，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从客观的研究条件来说，敦煌文献数量巨大，阅读不易。目前统计有近七万个流水号，主要收藏在中、英、法、俄、日等十几个国家的几十个图书馆、博物馆中，有些甚至还在私人手中，学者们基本上无法看全所有敦煌文献。现在，各家馆藏的敦煌文献陆续影印出版，使研究者有了接触图版的机会，但各家馆藏多按流水号记录，编排杂乱，甚至混入一些伪造文献和非敦煌地区出土的文献。所出图版也都是按照各国、各地馆藏的流水号编排，未经整理。皇皇200余册，研究者要全部通读也非易事，且影印本价格昂贵，一般研究者无力购买，即便是一些图书馆也很难全部购买。另一方面，从敦煌文献本身的情况来说，学界认为研读敦煌文献有四大障碍：一是敦煌写本多俗字，辨认不易；二是敦煌文书多俗语词，理解不易；三是敦煌卷子多为佛教文献，领会不易；四是敦煌写本有许多殊异于后世刻本的书写特点，把握不易。这些障碍客观上束缚了研究者对敦煌文献的利用，也限制了敦煌文献研究价值的发挥。

鉴于上述情况，按比较合理的分类体系重新编排，编纂一部集大成的敦煌文献总集，做成像标点本“二十四史”那样的“定本”，帮助读者冲破敦煌写卷的束缚和限制，使其不再受残卷、俗字、讹字等情况的困扰，为其创造更好的研究条件和文本保障，使敦煌文献成为各个学科都可以使用的材料，是敦煌文献整理研究者的殷切心愿。

敦煌史部文献整理研究之现状

敦煌文献发现后，我国学者及时开展了校录整理，如刘复《敦煌掇琐》、陶希圣《唐户籍簿丛辑》、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等，都是当时的代表成果。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学者们开始有意识地进行敦煌历史文献的分类校录工作，其中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敦煌资料》第一辑，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1～5辑）为代表。还有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郝春文主编《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日本学者池田温的《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山本达郎等学者编著的《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史料集》（5卷）、俄国学者丘古耶夫斯基的《敦煌汉文文书》等，都是同时期敦煌历史文献校录整理的典范之作。

　　但是，不必讳言，由于各方面原因，前人的整理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由于受当时敦煌文献公布数量的限制，前人能见到的材料有限，也没有条件对全部敦煌文献进行普查，已出版的分类录校本所收文献并不全面。其次，以往敦煌史部文献的整理者以历史学者为主，对语言文字学界的研究成果吸取不足。甚至对于有些语言文字学者的批评与商榷意见，历史学界也不够重视，未能及时充分吸收，在一些校录中仍然沿用前人的误录、误释，造成对敦煌文献理解的障碍。如敦煌文献中常作为人名出现的“”字，前人多将其录作“毛”或“屯”，这就直接影响了对敦煌姓名文化的理解。最后，在校录原卷时，有较多的校改、校补。其中有些改、补是正确的，但也有不少改、补意见是由于不了解当时的语言文字习惯造成的，这样会对读者造成一定的误导。甚至有些径改、径补，破坏了敦煌文献的原貌，使研究者不能通过录文了解原卷的实际情况，导致一些校录本可资利用的价值打了折扣。

　　虽然存在以上问题，但前人在艰苦条件下的开创工作仍然值得敬佩，这些成果也是后来者进行校录工作的基础。随着敦煌文献图版的影印出版及部分写卷彩图的公布，学界进一步提出了对录文准确性和文献收集全面性的要求。当务之急是对敦煌文献进行全面普查，在此基础上进行分类、辨伪、定名、缀合、汇校，形成高质量、集大成的敦煌史部文献汇校本，为学界提供一部像“二十四史”、《资治通鉴》那样权威实用的定本，让敦煌文献走出敦煌学的圈子，真正融入学术界，才能使敦煌文献对整个学术研究发挥更大价值。

敦煌史部文献整理研究

需要推陈出新

鉴于已有整理本目前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新的整理校录应该有以下几方面的突破：一是要力争在搜集文献的全面性上做足功夫。目前各国、各单位所藏敦煌文献已基本公布，有了比较全面、清晰的图版本，国际敦煌项目（IDP）和法国国家图书馆网站也公布了一部分彩图，几乎能够掌握全部的敦煌文献。研究者要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在资料收集的全面性方面尽最大努力。二是题解中要对每件文书基本情况给予概要说明，包括文献的状貌、内容、存佚、刊布、著录以及定名定年的依据，等等。对于前人已定名、定年、缀合的，题解中应予以介绍，并说明从之或不从的理由。这样一册在手，相关文献的基本信息和研究状况及学术史就全部掌握了。三是要尽量保证录文的准确性。录文的基本要求和宗旨是忠实于原卷，客观真实地反映原卷的状貌与内容，使研究者能够放心地使用，省去检阅原卷之繁。除个别收藏信息不明或未公布的文献外，所有辑录的文献都应该以原卷的图版为准，有彩图的文献尽量核对彩图。对一些文字清晰但暂时不认识或无法释读的，要采取照描其形的处理方式，不予臆测，留待今后释读。当原卷有漏写时，如所漏写的文字不影响文意，则不予臆补，即不做无理由的校补、校改，避免以己意误导读者。如确需补充校改，则应在校记中说明理由，并规定固定的符号标记，使读者知道原卷的状貌。另外，敦煌文献内容庞杂，有些内容暂时读不懂也是难免的，遇到这种情况也应以保存原卷为主，不应对原卷内容进行臆测。四是校录中要尽量吸收文献学、语言文字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成果。如对相关俗字、缺字、漏字及漫漶者，应仔细考订，尽量吸收汉语史研究的成绩，作出谨慎的选择。五是校记要精审。在撰写校记时，既要有自己的辨析、比勘，体现校录者的认知和见解，又要掌握学术研究的脉络，充分吸收前人整理研究的成果，厘清前人的贡献和已做出的成绩。

　　敦煌文献校录整理所取得的成绩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这些经验也大多是前人已经指出的，后来者只是在实践的过程中进一步加深了认识，有些也是在整理的过程中慢慢摸索出来的。

　　需要指出的是，敦煌吐鲁番文书整理研究中的一些经验也适用于一般的古籍整理。比如敦煌文献中常遇到的俗字问题，一般古籍也会遇到，在雕版印刷发明之前，文籍流传均靠手抄，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俗字，即便是宋元以后的刻本也有大量俗字，有些古籍的讹误和异文需要通过俗字的分析才能理解。另外，对于校改、校补的审慎态度，古籍整理与敦煌文献整理也是一致的，如一些古籍在其他版本都缺某字，唯独四库本不缺，大体都是四库馆臣妄补，已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也是应当引以为戒的。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2018年02月06日 11版）

作者简介：刘进宝，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敦煌史部文献整理研究”负责人、浙江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