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帆

作者简介

李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国史学科评议组成员兼秘书长、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历史专委会委员、国家统编高中历史教科书主编之一；德国海德堡大学、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客座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与教学工作。代表性学术著作有《刘师培与中西学术》《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清学史著述之研究》《古今中西交汇处的近代学术》《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等，在海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中、英、日文论文百余篇。

本文为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专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届学科评议组（中国史组）“中国史研究的传承与发展”笔谈之十一。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史研究是学界一个不大不小的热点，相关著述一再问世，讨论的问题也越发宽泛，触角深入到很多领域，似已成为清季民国之后的第二个高峰。尤其是对清代学术史的研究，无论研究深度还是广度，较之以往均有较大突破，成绩斐然。但尽管如此，该领域仍存不少完善空间及需深入反思之处，甚至某种程度上已出现研究瓶颈，制约着下一步的顺利发展。所以，总结清代学术史的研究进展，分析其利弊得失，显然颇有必要。

一

学术史在中国出现得不是很早，基本上是近代的产物。有学者认为二十四史中的《儒林传》以及《明儒学案》之类的书都属于学术史的范畴，然以今日标准而言，这些著述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史。真正的学术史研究兴起于清季，盛行了数十年，一直延续到民国年间，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王国维、罗振玉、胡适、钱穆等学者为之做了大量工作。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以“学术史”命名的著作就不多了。此后直至20世纪80年代，学术史研究长期不景气。一直到改革开放后的第二个十年，即进入90年代以后，学术史再度引发学界的关注，从而活跃起来，成了学界热点之一。

在学术史研究的这波热潮中，既有纵论中国学术发展历程的多卷本通史性著作问世，如李学勤主编《中国学术史》、张立文主编《中国学术通史》、张岂之主编《中国学术思想编年》等，又有通论中国传统学术史的单卷本著述如卢钟锋《中国传统学术史》、陈祖武《中国学案史》等，还有一系列专论一朝一代学术发展历程的断代学术史问世。体裁上自以章节体为主，但继承传统又有出新的学案体著述也不乏佳作，如杨向奎主编《新编清儒学案》、张岂之等主编《民国学案》等。可以说，通过这些著作和相关论文的系统研究，中国学术史的大体框架已基本构建起来，一些重要论题也得到了初步解决。特别是某些时段的学术史相对更受重视，所取得的研究成就也更显著些，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就是如此。

清季民国之时，学术史最早引发学界关注之际，清代学术史即是学界研讨的重点，章太炎的《訄书·清儒》《清代学术之系统》，刘师培的《近儒学术统系论》《清儒得失论》《近代汉学变迁论》，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近世之学术》《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胡适的《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罗振玉的《本朝学术源流概略》，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等，都是这方面的名作，对于奠定清代学术史研究的学术根基起了巨大作用。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探讨清代学术史的著作出版或再版，使清代学术史研究再现辉煌，如陈祖武《清代学术源流》，陈祖武等《乾嘉学派研究》，陈祖武、朱彤窗《乾嘉学术编年》，王俊义《清代学术探研录》，胡楚生《清代学术史研究》及《续编》，黄爱平《朴学与清代社会》，陈居渊《汉学更新运动研究——清代学术新论》，林存阳《清初三礼学》，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陈其泰《清代公羊学》，黄开国《清代今文经学新论》，罗检秋《嘉庆以来汉学传统的衍变与传承》《近代诸子学与文化思潮》，程尔奇《晚清汉学研究》，汤志钧《近代经学与政治》，陆益军《道光时代汉学研究》，朱维铮《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刘巍《中国学术之近代命运》，桑兵、关晓红主编《先因后创与不破不立：近代中国学术流派研究》，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王先明《近代新学——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嬗变与重构》，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李帆《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清学史著述之研究》，张勇《梁启超与晚清“今文学”运动——以梁著清学史三种为中心的研究》，等等。此外还有大量的学术论文问世。与此同时，与清代学术史相关的资料整理工作也取得很大成就，清代主要学者的著作基本都有整理本问世，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胡渭、阎若璩、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阮元、凌廷堪、焦循、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龚自珍、魏源、戴望、陈醴等；清季民国交替之际的主要学者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罗振玉、王国维、廖平、皮锡瑞等的著作更受重视，有多种不同版本的整理本问世；一些新的学术史文献也被发现和整理，如柴德赓《清代学术史讲义》，松崎鹤雄等译注的罗振玉《清朝学术源流概略》等。所有这些，都为清代学术史研究向更深广处开掘，产出更多高精尖成果，奠定了非常重要的文献基础。与此同时，一些基金项目也对清代学术史研究进行资助，如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项目《清史·朴学志》《清史·类传·学术》以及各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项目等。不过，相较其他领域，清代学术史研究方面的学术交流不是十分活跃，围绕徽学、湘学、蜀学、扬州学派等清代地域学术展开的研讨交流活动相对多些，针对清代整体学术演进所开展的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交流活动稍显沉寂。

在国际上，出于多种因素，中国学术史的研究并非热点所在，清代学术史相对被重视些，但研究成果亦不丰厚。美国学界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以华人学者居多，代表作如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等，在国内同行中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此外，艾尔曼的《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也对中国学界影响较大。日本学者的著作比较集中在乾嘉学术思想和晚清学术思想的研讨上，如滨口富士雄《清代考据学之思想史的研究》、桥本高胜《戴震哲学研究》、冈田武彦《戴震与日本古学派的思想》、青木晦藏《伊藤仁斋和戴东原》、坂出祥伸《焦循的学问》、高田淳《辛亥革命和章炳麟的齐物哲学》、嵯峨隆《近代中国的革命幻影——刘师培的思想与生涯》等，由于日本从事学术史研究的学者多属哲学学科，故相对重视学术思想史或哲学思想史的探讨，特色鲜明。大体而言，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力量和成果主要集中在国内，国际化倾向并不明显。

综观这一时期研究清代学术史的论著，处在前沿的学术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开新。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钱穆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奠定了清代学术史的研究根基，特别是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树立了研究典范。今人的研究则在继承他们的基础上，有了更多创新。一方面，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钱穆等集中探讨过的问题，如清代学术的由来、政治环境变化对清代学术的影响、考据学的发展阶段、考据学的派别问题等，今人都在继续探讨，而且得出了更多更合乎历史实际的结论。另一方面，今人的研究内容较之前人大大扩展了，所谓“清代学术”在今人那里的范围更宽，所涉地域、学者、流派更广，所以相应的论著也更多样纷繁。

第二，注重研究范式的归纳总结。经过百余年来的发展，清代学术史的研究范式大体已构建起来。今人很重视归纳总结这些范式，有学者曾归纳出几个基本范式，如章太炎的“反满说”、梁启超与胡适的“理学反动说”、钱穆的“每转益进说”、侯外庐的“早期启蒙说”等。另外，以“遗老”立场书写清代学术史的罗振玉等人的作品，也被视为研究的一种类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第三，个案研究更为丰富。清代学术史的核心问题前人已做过不少探讨，但个案相对集中，如探讨吴派、皖派、扬州学派、常州学派的学术，研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惠栋、戴震、阮元等最主要的学者的贡献。今人研究的视野则开阔得多，不仅探讨的学术流派、学术地域、学术命题扩展丰富了许多，而且学者个案的研究极大扩展，清代前中期的主流学者多被分别研究，问题探讨愈发细致；对晚清学者的深入细致的个案研讨则是近些年来的一大亮点，在继续重点研讨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等学者的基础上，刘师培、廖平、皮锡瑞等一批以往研究相对薄弱的学者受到更大关注，涌现出一系列专门成果，如李帆《刘师培与中西学术》、陈德述等《廖平学术思想研究》、吴仰湘《皮锡瑞的经学成就与经学思想》等。此外，清季民初的学术转型问题成为一个探讨的热点，相关成果层出不穷。

第四，注重与思想史、思潮史、社会史、制度史等的交叉融合。作为知识史的重要一环，学术史向来与思想史、思潮史密不可分。如果说思想是“浪花”，学术便是思想浪花下面深深的“海水”，两者处在不同层面，但也不能截然分离，王元化先生所倡导的，追求有思想的学术或有学术的思想，一直为学者努力的目标。实际上，梁启超、钱穆的清代学术史名著同时也是清代学术思想史或学术思潮史著作。今人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少也是学术史与思想史或思潮史的融合。同时，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学术史不仅要研究学者精神层面的结晶，也要研究许多物质层面、制度层面的事物，即学术传承、学术环境、学术制度、学术组织等，都在研讨的范围之内，所以社会史、制度史等和学术史的交叉融合也是近年来的一个亮点。在这方面，清代学术史的研究也不例外，学术制度史、学术社会史的新成果一再问世，在学术界产生了良好反响。

二

清代学术史的既有研究成果已然非常丰厚，这为后续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也为学术开新带来一定困难。应该说，在清季民国学人所奠定之根基上，现有研究在拓展深化方面成绩显著，但开新就意味着不能仅是“接着讲”，而是要实现继承传统基础上的新的突破，这是难点所在。

就学术定位而言，清代学术是集中国古典学术之大成的学术，其中的晚清学术又是汇中西学术于一炉的学术。这就要求清代学术史的研究者需具备中国古典学术的基本素养，并在此基础上通晓近代以来学科体系化的西学。这两方面兼长自是很高的要求，相对而言具备中国古典学术的根基和修养更为繁难，因我们已长期身处西方式的近代学科体系中，对于自身的学术传统和丰厚底蕴反而有所陌生。质言之，中国传统学术的特色是以人统学，文史哲不分泾渭，遑论自然与人文、社会之界限，治学者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士不可以不弘毅，视学问为身心家国一体之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乃求学、治学的目标阶梯。这样的学术，研究主体和研究对象之间的界限并非全然分明，常常主客不分、学用一体，和西方学术主客分离、“为学术而学术”的传统差异甚大。尽管梁启超说清代考据学具有西方式的科学精神，但恐怕仍是形似而非神似，似是而非。实际上，以人统学、主客不分的中国传统学术讲求的是通人之学，而以学统学、主客分离的西方近代学术讲求的是专家之学。集中国古典学术之大成的清代学术，自然也在通人之学的范畴中，要充分了解和认识它，可能更为关键的是把握住其以人统学的特色，如学术传承中学缘关系、血缘关系、地缘关系是为要素，而非专业化的学科分类；而研究清代学术史的今人，却是在西式学科分类体系下所受的教育，乃专家之学的训练，以此研究古学系统中的清代学术，难免有枘凿之处。张之洞曾有言：“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这是研治学用兼长之中国学问的典型经验之谈，也是真正贴近中国学问本体的切肤之论，西式学科分类体系下训练出的今之学人，恐难依此而做。一方面，清晰的学科边界意识使得学者们“专家”意识颇强；另一方面，森严的学科壁垒也使得学者们局限于现代文、史、哲各学科中，欠缺跨越小学、经学、史学、理学的学术训练。以“专家”之身从事“通人”之学，确也勉为其难，但做清代学术史研究，又不能不具备“通人”素养。所以，打破学科壁垒，补上小学、经学等学术短板，以“了解之同情”心态与清人处同一立场，竭力接近清人学术本相，恐怕是实现清代学术史研究新突破的一个关键。至于研治交汇了中西学术的晚清学术史，则又需在中西之间出入，抓住其从古典走向近代的过渡性特点，把握好古典学术和近代学科之间的辩证关系。两者皆需有志者挣脱现有学科体系的诸般束缚，下一番艰苦卓绝的功夫。

从学术格局、境界和体验上贴近清人学术之本相，只是研究清代学术史的必要前提。要想撰述好清代学术史，还需明了清代学术史论述与清代学术史本体之间的差异，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清代学术史和清代学术史论述是历史运动本体和历史记述两者的关系，两者既有密切联系，也有差别，不能简单等同。现有的成形的清代学术史论述自有其产生的背景、经过和内容，与中国近代知识与制度转型的具体进程密切相关。在现实层面上，它是一百多年来学术的运动过程所积累的研究成果的总和。在理论方面，它是有别于清代学术史的本体的认知”。这样的表述，实际上是提示研究者要在清代学术史的历史书写层面多下功夫。重要的历史现象一旦出现，就会有对它的相关议论同时面世，集中国古典学术之大成的清代学术自然也不例外。有清一代，学术从业者本身和他人对于本朝学术自始至终都不乏议论和叙述，这些议论和叙述实际上构成了清代学术史的“前史”，对于清代学术史话语体系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如被誉为清代学术史论述的典型和源头之一的阮元《儒林传稿》，就是其中的代表。尽管清代学术史论述有别于清代学术史本体，但梳理清楚清代学术史论述的源头、相关语境、演进历程及其与晚清以来中国知识、制度转型的关联，进而厘清清代学术史话语体系的建构关键，形成“后见之明”，以此为基础所撰就的清代学术史著述，庶几可更近于清代学术史本体。这样的研究，实际上是在清代学术史的历史书写层面所做的，应是突破现有研究瓶颈的一个关键。换句话说，此为既有的清代学术史论述的“史源学”。现今的清代学术史研究，应在阮元《儒林传稿》之类的原始论述基础上前推后延，用“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精神与态度穷尽清代学术史论述的“史源”，再以此为根基，引入个体生命体验，书写出这一代人的“清代学术史”。之所以如此，盖因学术史以历史上的学者为研究对象，研究学术史者则为今之学人，今之学人自身的学术历程具有生命体验的意义，以此去体会古之学者，等于主体对主体，会生“同情之了解”，更何况中国传统学术的特色乃以人统学，与个体生命体验往往分不开。以“史源学”为本，基于个体生命体验所写出的清代学术史著述，应会成为贴近清代学术史本相之作，也是学术史的一代佳作。

除此之外，要实现清代学术史研究的突破，恐怕还需在前提预设层面多做些工作。在这方面，概念史视角与方法的引入是非常必要的。多年来，学术界在研究清代学术史时不太注意相关概念的谨严性，习惯于约定俗成、不言自明的思维方式，以至于有些学术讨论未在同一话语层面展开，如“清代学术”本指有清一代的全部学术，但学界时有以“清学”指代“清代学术”的现象，“清学”固然可作为“清代学术”的简称，但它更多是指一种以考据见长的学术形态，可与汉学、宋学并列。再如“经学”“汉学”“考据学”“朴学”一类名称，也是治清代学术史时常用的概念，但清人所言“经学”所指为何，是否将古文经学、今文经学都包含在内？是否与“汉学”为同等概念？清人之“考据”“考证”之学是否可与“朴学”同等视之？类似问题与概念，应属清代学术史研究的前提预设，不界定清楚，各由自身逻辑或喜好用之，可能会导致很大的理解偏差，使学术对话难以持久。而概念史的研究，恰可弥补此不足。概念史依托于两个前提：“一是历史沉淀于特定概念，并在概念中得到表述和阐释；二是这些概念本身有着自己的历史，走过不同的历史时期。”讲求的是概念在历史语境中生成，在历史过程中不断被表述和阐释，并非静态之物。实际上，清代学术史的上述核心概念即是如此。若能在撰著清代学术史时，首先以概念史的视角、方法厘清核心概念本义及其流变，再书写学术史本体，从而让学界同行和读者能明确知晓全书的前提预设，准确把握作者意旨，庶几可令相关学术讨论真正处在一个平台之上，避免鸡同鸭讲的弊端，使该领域的研究工作真正获得实质性的进展与突破。

当然，作为一个相对繁难的学术领域，清代学术史研究既需要深厚的学术根基和开阔的学术视野，又需要“板凳一坐十年冷”的精神与意志。要研究好它，当今学者可能还欠缺一些必要的古典学术训练，知识结构上也不完整，这需要采取专门措施予以培养和完善。与此同时，也要创造条件，既在课题立项、经费投入等方面予以专门支持，为研究者解除后顾之忧，又要打造超脱功利、不计得失的学术氛围，使研究者有开创名山事业之心，真正坐稳冷板凳，长期刻苦钻研。如此，定能在前人基础上取得突破性的成就。

[原文刊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