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档案史料观念的近代确立——从明清内阁大库档案谈起

文| 王霞

编者按

在古代中国，档案是治理国家、维护统治的工具，其封闭性极强，带有强烈官方意识形态。古代史官亦极为重视档案史料的编修与运用。随着西方史学在近代的传入，档案的重要性愈来愈为史家重视，而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的发现更是推动了史家对其形成全面认识。“旧档无用”论遭到贬斥，史家们逐渐确立起以公文文书为主体的档案史料范围，揭示了档案史料的原始记录性特征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基础地位。

摘要

中国自古便有保存与运用档案的传统。古代史官在编史修志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档案史料为主体，兼及其他史料的多元史料观念。不过，古代档案史料的运用主体及范围相对狭窄，缺乏系统、全面的理论探讨。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的传入，特别是借“兰克史学”的传播，档案史料越发被近代史家重视。在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与运用中，史家们逐渐确立了以公文文书为主体的档案史料范围；从史料分类角度，揭示了档案史料的原始记录性特征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基础地位；从价值论角度，贬斥了“旧档无用”论，重新认识了档案史料的价值。

关键词

档案；史料观；档案史料观念；明清内阁大库档案

作者简介

王霞，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9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

基金项目

本文系天津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资助“他者入史：民国时期西方统计知识的传入及其在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应用”（项目号：2020YJSB117）阶段性成果。

文章来源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学刊》2022年总第27卷，第193-207页。

史学研究无疑是以史料为基础的，史料是记录过去信息的载体，档案是过往历史所遗留下来的重要证据。档案史料具有原始性、客观性、系统性等特点，深受史学工作者的青睐，并逐渐形成了良性的档史互动关系。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有关“档案”问题牵涉档案学、史料学、文献学甚至是史学史等多门学科，关于“档案”定义问题，又多有重叠与相异之处，且“档案”定义问题，档案学界内部也众说纷纭，并未完全统一。故此，有必要对本文所指“档案史料观念”作以解释，即史家在选择与运用档案史料过程中所形成的对此类史料的总的看法和基本观点。具体而言，它关涉的问题包括：档案史料的定义、性质、特点、价值，以及档案史料与其他史料关系等问题。

史学史领域对档案史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从新史料的接受与认识角度，论述档案史料的价值；其二则是分散于史家史学思想的个案研究中，侧重对史家史料观的挖掘。目前，从近代史学转型视域下，对史家档案史料观念及其确立问题的研究，相对薄弱，缺乏系统性梳理。关于近代史家档案史料观念总体性研究成果不多。丁华强、周谧《近代史家有关档案史料的新思想述略》一文，从档案史料的范围、学术价值和功能、档案史料的搜集、辨伪、校勘、整理等方面对罗振玉、王国维、梁启超、陈垣、傅斯年、顾颉刚等几位史家的档案史料思想作以总结和评析。苏全有、王海波于《对中国近代档案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一文中，回顾了名人与档案研究现状，涉及了罗振玉、罗尔纲、毛坤、蔡元培、盛宣怀、章太炎、张学良等人的档案思想。上述文章对了解目前学术研究进展颇有启发与帮助，但其囊括的史家范围有限，且多从档案学视角出发，缺乏史学史学科视角的考察，故此，本文将选取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史料为媒介，探究史家对档案这类史料的近代理解。

一、古代档案史料观念溯源

在传统社会，档案是治理国家、维护统治的工具，带有强烈的官方意识形态。它是统治者权力与威慑力的象征，长期以来大多封存于“石室金匮”，秘而不发。朱希祖曾言：“档案保存于祖庙之守藏，与国之大宝器同掌于天府，则视档案亦如国之重宝尊之至、重之至也。”可见，档案在古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档案除了具有统治权力的象征性意义外，还是文献载体的重要形式。我国自古便有保存与运用档案的传统，但因其常被束之高阁，就连学士大夫们都罕有窥其美富者，而一般有志研究之士，则更是难以窥其秘也，常给人一种神秘之感。但是，因档案史料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它是记录历史的真实凭证，古代史官，向来重视档案史料的保存与运用，在修史著述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认识与基本共识。

其一，古代史官极为重视档案史料的编修与运用。在传统社会政治生活中，史官扮演着重要角色，负责记录与收集，包括档案史料在内的各种资料，用以为国家治理提供历史与理论依据。自商周时代，经史官之手，大量的诰誓、册命、记注类档案得以保存于王室与各诸侯国，史官利用档案编史修志，早已司空见惯。孔子编《春秋》，为了保证所记历史的真实，他还特意命弟子寻找《周史记》，据传“得百十二国宝书”后才动笔。孔子之后，历代正史编纂都重视档案史料的采摘与运用。唐设立史馆，收集档案，编修国史，颁行了《诸司应送史馆事例》，规定将全国各主要机关的公文文书，择捡重要内容录送史馆，史馆工作人员分类兼司抄录，以供史官利用。诸司报送史馆的公文文书主要涉及，军事、政治、外交、法律、祥瑞天灾等方面内容。这样一来，极大地保证了档案史料的保存量及全面性。唐代编年体的《唐历》、纪传体的《唐书》和《国史》还有各类官修类书《艺文类聚》《通典》《北唐书钞》等都参考利用了档案史料。唐代史家刘知幾更是提出了“制册章表书”，他说：“凡为史者，宜于表志之外，更立一书。若人主之制、册、诰、令，群臣之章、表、移、檄，收之纪传，悉入书部，题为制册章表书。”也就是说，刘知幾主张将纪传中的君主所发布的制、册、诰、诏等公文分类收录起来，另立一“书”体，其有着公文档案史料汇编性质。足见，当时人对档案史料的重视。至于清代，朝廷纂修实录，必须依据档案，《清世祖实录》中说：“爰开史局，选辟儒臣，发秘府之藏，检诸司之牍……萃一代成书。”不过，档案史料的运用范围相对狭窄，主要集中在编史修志领域，如历朝的实录、起居注、圣训等。

造成这种局限性的原因在于，古代社会档案具有明显的阶级性，是官方控制和垄断的政府行为，反映着统治阶层的意识，而史官是档案史料使用的主体，一般官员没有机会接触和利用档案，往往只有国史馆参修的史官，以及皇帝钦定的总裁官、副总裁官才有机会阅读，而私家修史利用档案史料的机会不多。虽然晚清出现了档案史料向私家修史的流动，如龚自珍利用参修国史的机会，编修《蒙古图志》；蒋良骐、王先谦同样也是利用参修国史之机，不断抄录史馆中所见的公文奏报、实录、官书等资料著《东华录》。但是，这些毕竟是少数，档案史料仅限于官方掌握，使用主体狭小，相应地，运用范围也同样狭窄。

其二，古代史官在编史修志活动中，偏爱档案长编的运用。随着社会发展，统治机构逐渐健全与细化，所保存之历代公文案牒逐年堆积、数量急剧增加。唐代便制定了档案定期销毁制度，每三年定期拣除一次。明清两代更有蕉园焚档制度。明代修实录搞成后，草稿必焚于蕉园，清代承袭。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保存的旧藏奏折便有记录，“所有满字、汉字、蒙古字恭阅本、各项稿本及红绫、黄绫废页，应遵照成案，在蕉园敬谨焚化”。还有记载，“查库内恭存朱批红本、历年存积，木格已满……臣等谨拟通盘详查，将所有经过多年潮湿、霉烂之副本检出，派员运往空闲之处焚化，以清库储”。

受限于存储空间狭小、保存条件不佳，档案损毁、焚烧的现象，屡见不鲜。为了协调公文文件保存与修史编志需要的问题，清代采取编制档案长编的方式，处理此类问题。清朝国家机关不仅保存公文原件，而且将部分原件抄写副本，按照时间顺序，年月相系，以类相从，可以说“清朝的编年体汇抄档册，为官方修史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纂修实录、方略、会典等各种史籍都要利用这种档册”，甚至“乾隆朝之后，国史馆在修撰国史列传中，还专门先汇抄《长编总档》作为准备工作”，有清一代逐渐发展为清国史馆中一项定期开展的常规性工作。国史馆馆臣先将搜集来的史料分类集成长编，并详叙事由，最后汇为总档，这种将档案原件按年月相系，摘叙事由，形成资料汇编的方式，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档案原件过多、散漫无序的问题。可以说，档案长编是介于公文文书原件与实录之间的一种转手史料。一般而言，清朝官修史学在编史修志中，档案长编的利用要高于档案原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八千麻袋事件”中，诸多红本、题目、谕旨等原件被视为“废纸”，称斤变卖的不幸遭遇。

清朝官方史学极为重视档案史料的编辑与使用，不过一般所利用的并非档案原件，而是档案长编。与中国不同，西方史学界，以兰克为代表，青睐于遍访欧洲档案库、找寻最原始的一手资料。兰克钟爱档案，经常表达阅读档案所带来的快乐。汤普森说，兰克坚信“判定历史真相的最好办法就是利用原始资料，特别是档案材料”。兰克的诸多宏著，如《拉丁和条顿民族史》《德意志诸强国和君主同盟》，不仅利用本国所存档案，还遍访荷兰、奥地利等国的档案。兰克走遍了欧洲各大档案馆，“不仅研究法国的档案，而且研究意大利、德国、比利时、英国和西班牙的档案”，史料的丰富性与真实性，使得兰克的著作赢得了好评，极大地影响了欧洲的史学研究风气。

由此不难看出，东西方形成了不同的档案史料观念。在古代中国，它是权力与权威的象征。有清一代就连士大夫们都难以窥其美富者，甚者无故查看档案会被处以刑罚。中国古代档案史料具有较强的封闭性。而欧洲国家则不同，经历了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特别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史学家们对档案产生了浓厚兴趣，以兰克为代表，更是将对档案史料的热情推向高潮，史家们呼吁开放档案馆，供其来馆查阅与研读档案资料。

其三，古代史官在编史修志中，以档案史料为主体，兼及他种史料。刘知幾提出“制册章表书”，着力将与君王有关的政令、公文汇编保存。与纪、传、表等史书体裁相比肩，可见，他对公文文书类档案史料的重视。还有像《明实录》的纂修，《明实录》多据《起居注》《日历》之类有关皇帝日常言行与工作记录来完成的。除此之外，还采像《钦录簿》类档案史料的汇编以及原始档案文册。这两类史料在《明实录》的《进实录表》中有所区别，依据《起居注》《日历》等史官转手编纂的注有“兰台记注之文”，而采原始文书公文内容，则注为“百司之记”或“官府之文书”，还有便是，采“世家之藏”“耳目之闻见”所集的稗官野史、民间传说等史料，保证了古代史著史料来源的多样化。

二、近代档案史料观念的确立

20世纪是新史料的大发现时代，包括内阁大库档案在内的四大新史料的发现，助力传统史学的转型，成为一时代之“关键词”。可以说，新史料的发现与研究，成为沟通东西学界的桥梁，激发了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学者提出将汉学中心夺回中国的想法。正如陈寅恪所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此“预流”成为了继“新史学”之后的新潮流。不过，发现新史料、认识新史料，并最终运用新史料，是有着一个曲折过程的。

近代史家对档案的全面认识，皆因于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的发现。所谓内阁档案，也称为“大内档案”，是指清政府于康熙九年（1670）起开始存放于紫禁城内阁大库内的档案。宣统元年（1909）醇亲王载沣摄政期间，要查阅清初摄政典礼相关的档案，因档案编目混乱且长久未经整理，没有查到，便认为内阁大库中的档案多为“残破无用者”，应当废弃。此时，张之洞便派学部管事罗振玉到内阁大库一探究竟。他在《集蓼编》中对内阁大库所藏情况作了最早介绍。罗振玉认为，大库乃明代文渊阁旧址，保存了不少珍贵的公文、典籍，“私意此重要史稿，不应毁弃”，上书张之洞罢焚。王国维更是对大库所藏重要公文，如乾隆朝以前黄本、题本的证史、考史之价值多加赞许。王国维认为内阁大库，“尚有明末国初之重要公文书籍矣，有关史争者，不胜枚举，其可贵比之所藏宋元本书，或且过之”。虽然罗、王二人皆注意到了内阁大库档案的史料价值，但当时大部分人仍将目光聚焦于宋版书籍之上，甚至李盛铎将部分散落的大内档案转手于史语所时仍要求，“大库档案中如检得宋版书籍残页，须交还。”与此不同的是，史料价值同样极高的各类档案，如“列朝之硃谕、敕谕，内外臣工之黄本、题本、奏本，外藩属国之表章，历科殿试之大卷，其他三百年间档册、文移”，却多被视为“废纸”，按斤称卖，也就有了所谓的“八千麻袋事件”。不过，借此契机，秘而不宣、束之高阁的档案，开始走进了近代史家们的视野。

相同的史料，命运截然不同，这就说明不同的史家有着不同的史料观念，史家的史料观在史学研究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不同的史料观，会导致不同的史料处理方式。近代史家们在整理明清内阁大库档案中，对档案史料的定义、地位、价值等相关问题形成了一定的共识，也产生了一定的讨论，推动了档案史料观念的近代初形成。

其一，确立了以公文文书为主体的档案史料范围，但对档案史料外延问题认识尚待深化。史家们首先需要回答的便是何为档案史料，档案史料的内核与外延是什么的问题。前清遗老蒋彝潜说：“档案是什么？档案应该包括诏令、图书、奏章、告示、会典、方略、报销册、则例、统计表、货物之出入表册，及一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公文、公报。”陈恭禄在《近代中国史史料评论》一文中，也因一时间无法准确地详述出档案的定义，只好洋洋洒洒地罗列了数种，如“皇帝或太后谕旨，大臣奏疏、咨文、布告、外交官往来照会公文等”。上述所列，“凡此乃公文档案”。与蒋、陈二人洋洋洒洒地泛论不同，直接参与明清内阁大库档案整理与利用的学人们给出了更为具体的界定。吴晗给出的理解是，“档案只是史料中的一种，它的原意应是专指公家的文书簿牍”。持相同观点的还有杨鸿烈，他说：“数千年以来的史籍，都以记述国家政府和公共事务的部分为最大多数，所以公共机关的文件就成为一种最重要的史料，我们中国近代人士所说的档案即属于此种性质”。杨鸿烈也将公共机关的公文案牍视为档案。

由此可见，史家们对档案史料定义的认识并不统一，甚至因认识不清多采取罗列的方式泛泛列举，但其中也有一二交集可寻。参与过明清内阁大库档案整理的史家们，已形成基本共识，即将历代公文文书视为档案史料的主体。这一点与民国时期行政档案学派的观点基本一致。以周连宽、殷钟麟、毛坤等人为代表的行政档案学派，共识性地认为，“文件是档案的前身，档案是由文件转化而来的”。所不同的是，有些学人对于实录、会典、起居注等是否归入档案史料范畴提出了异议，形成了讨论。

孟森认为，档案在未整理前为档案，“整理后则为史书、起居注等之稿本也”。罗家伦说：“《东华录》可以说是一部‘半官方’并且介于档案和编年著作之间”的史料汇编。单士魁肯定了档案乃原始资料，在历史研究上极有价值。同时，他也指出实录虽多依据档案编成，但一经人转手加工，其本身的完整性与原始性一定程度上则被破坏了。他说：“实录虽然是以档案为依据编写的，但经编者加工取舍，已失去档案内容本身所具有的完整性。”这里，单士魁将档案史料与实录作以区分。他认为经后人转手编纂的实录，并非档案。特别是，有些官书既是档案又是史籍，多有交叉，难以界定。所以，我国档案，特别是古代档案，它的呈现形式、制造主体、内容是极为丰富且多样的，有些独立出现，有些则是与史籍、文物相结合，存在一定的交叉。由此可知，近代史家一般将公共机关的公文文书视为档案史料的主体，但是其外延问题，如档案史料与官书以及其他史料之界限与区别等问题，尚待深入。

其二，揭示了档案史料之特性及地位，认为档案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相较于其他史料，近代史家普遍认为，档案史料具有原始记录性特点，它是人类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原始记录，是最为逼近于史实的原料，是历史研究的第一手材料，也被称为原始史料，抑或是直接史料。

由于近代史料观念之革新，史料范围被无限放大，在西方整合下的近代历史研究法，“奠基于原始史料与转手史料的划分此疆彼界”。民国史家受其影响，多从史料分类角度，论述档案史料的特性，为其寻找合适的位置。

以梁启超的相关撰述为代表。正如有些学者所说，“真正以史料为对象进行专科的研究，大约还只是20世纪以来逐步发生的事。较早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的是梁启超”。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设“说史料”一节，将史料细化为“文字记载”与“文字记载以外”两种类型，“文字记载”中“关系史迹之文件”部分，肯定了档案与函牍类史料价值，即“旧史纪、志两门，取材十九出档案”，同时呼吁“善为史者，于此等资料，断不肯轻易放过”。梁氏开“史料学”研究之先河，可谓影响甚大。他关于档案史料的一些论断，业已成为学界研究认识档案史料的出发点，后世学者多以此为基础和前提，展开论述。

蔡元培将史料分为直接材料与间接材料，档案则是直接史料，他说：“假如民国初年，修清史者知道史学的要求……则这些大库档案，正该由他们调去整理的，然而他们不做。我们希望我们这次的档案整理，开些以后注重直接史料的风气。”傅斯年将史料分为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官家记载与民间记载、本国记载与外国记载等十类。他将档案公文等视为直接材料，并补充说道：“不先对间接材料有一番细工夫，这些直接材料之意义和位置，是不知道的。”还有人说：“档案系指官署案卷而言，为直接史料资源，史家每多重视”。蒋廷黻将史料分为两种，一种是原料，一种则为次料，“原料是在事的人关于所在的事所写的文书或记录；次料是事外的人的撰著”。他将档案史料视为重要原料，从其选取的外交资料来看，他凭借语言优势，不仅关注国内档案，同一事件涉及多国者，还多征用外国档案。与上述学者均将档案史料视为直接史料或原始史料不同的是李则纲。李则纲也选择将史料分为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两种。他认为，“历史的残迹可供史家直接探索者”乃直接史料，如历史遗迹、碑刻等。而诸般文字史料，如历代史部书籍、与史事有关的子集各部，以及“关系史迹的公文档案”等，皆是间接史料。

其三，“旧档无用”说的否定与档案史料价值的重新认识。从价值论角度讲，档案具有工具价值与信息价值双重价值。文字记录的产生是人类为了弥补其自身在信息记忆方面弱点而选择的，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档案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字记录，具有工具性与信息性双重属性。所谓工具性是指，它是信息记录的工具，主要体现在即时性地参与社会治理与国家管理过程的始终。随着时间推移，档案的工具性价值逐渐隐退，信息性价值随之凸显。所谓信息价值是指，档案自身蕴含着社会运演所赋予的历史信息与文化价值。档案信息价值的谈起，才是档案史料价值彰显的起点。

民国行政档案学派曾流行“旧档无用”说。所谓“旧档无用”一说，是以甘乃光为代表的民国档案行政学派，基于档案工具价值丧失的一种认识。这一认识不是事实性判断，而是一种价值判断。事实判断是为了追求终极答案，而价值判断因评价标准、评价尺度、评价主体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一方面，这里的“无用”是指档案的工具价值即参与社会治理与国家管理的控制职能的隐退。换言之，档案收藏年代越发久远，也就与现实的国家行政管理脱离越远，其价值自然减弱。档案工具价值的隐去，绝不意味着档案信息价值的“无用”。另一方面，从治史角度讲，档案由公文文书转化为历史资料，即档案史料之时，档案史料承载的信息（信息价值）可佐助修史，但修史后部分档案原件或副件会被焚毁，档案原件所承载的信息，经修改后转移至实录、会典等不同的文献载体之上。从这个层面讲，“无用”是对如内阁大库所藏红本、题本等公文承载形式的否定，也并非对档案所传递历史信息价值的否定。综上所述，旧档并非无用，它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常为历代史家所用，所谓的“无用”或被“摒弃”的是其工具价值及其原有的承载形式。

在史学研究中，档案史料价值，是档案信息价值的具体体现。档案史料价值，是指各类档案史料能否满足史家对史学研究课题的需要。档案史料能否满足史学研究课题，满足程度的高下，一方面取决于历史研究课题提出了怎样的史料需求；另一方面还取决于档案史料是否具有解决某个具体历史研究课题的功能。不同的历史研究课题，对档案史料依赖程度也不尽相同，同一历史研究课题，档案史料与其他史料孰重孰轻，其价值大小的评价自然也有偏差。那么，档案史料价值评价的标尺，又是什么呢？这要从各色历史研究课题中找寻一个共同的需求。探求历史的真相，追求历史的真实是所有史学研究的共同目标和出发点。因此，真实是历史研究的基本需要，档案史料能否满足这一需要，是其价值评定的标尺。在这个基础上，不同研究课题，不同的史料需求，史料也各有其不同的价值。据此，我们将档案史料价值分为基本价值与特有价值两个层面。基本价值判断的标尺是真实，特有价值判定的标准是依据具体历史研究课题的需求而定。

对史料真实性的要求，早已成为史家的自觉追求和基本共识。近代以来的新史学最鲜明的特征之一便是科学性，“求真”是科学的本质。而档案具有较强的原始性与记实性，这与史学求真本质与传统相一致。档案本身特有的原始记录性，使它相较于其他史料而言，更具真实性。从档案的形成来看，档案是由公文文书转化而来的，公文文书是形成者在从事具体生产、生活以及政务处理等活动中直接形成的，而非人们事后编写的，它保留了该活动发生、发展的全过程以及形成者的基本认知。从档案的承载形式来看，它保留了形成者，参与活动的历史真迹，如各诸司所保存的红本、题本等，这些档案都是文件原稿甚至是手稿，它是最为真实与直接的历史凭证。特别是有些保存完整、系统的全宗档案，它保留了档案文件之间的历史联系，自身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有机整体，能够系统地反映着历史活动的情况，还原真实的历史面貌。

档案史料的特有价值，是指档案史料具有某种特殊的属性或功能能够满足使用者的某种需求，进而产生一种良性的互动与积极的效应。档案史料的特有价值，随着史家主体、研究课题转变，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就研究课题而言，同样面对内阁大库档案，蒋廷黻注意挖掘军机处档案，偏重外交史料的搜集；章太炎着意清建国初期史实信息辑考；汤象龙、梁方仲等人则关注清中后期社会经济相关资料；朱希祖将注意力放在清代升平署戏曲档案资料搜集上。这就说明，因特定历史问题的解读需要，档案史料的侧重也有所不同，档案史料价值也自然有所变化。

三、档案史料观念近代确立的成因分析

20世纪初，西方科学主义思潮席卷中国，包括史学界在内，无不言必称科学，史学科学化随之产生。以实证主义为代表的科学主义在中国蔚成风气，治学讲究科学方法，强调研究注重证据，明清档案作为研究近世史的第一手原始史料，必然御此风气之下，受到学术界普遍关注。史家们高度重视档案的史料价值，认为档案史料，可以补史之缺，纠史之误，有助于史学研究的深化和新领域的开拓。近代史家们基于内阁大库档案史料的整理与运用，对档案这类史料的定义、特性、价值等问题，有了一定的认识，甚至自觉承担起将明清内阁大库档案介绍给国际汉学界的责任，足见近代史家们对档案史料的重视。这种认识的深化与转变，基于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档案关系一时代之学术盛衰，中外各国无不重视。利用档案史料研究历史古已有之，但在西方预设下重新审视则肇起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它的重要性被反复致意，特别是北京大学、故宫博物院、清华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等民国时期重要的学术研究机构对其的整理与利用，大大提升了时人对档案史料的关注与重视。学者们能以全新眼光重新“看见”以往不被重视的材料，从某种意义来说，得益于史学观念特别是五四之后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的传入。可以说，西方史学在传统史学蜕变过程中，对形塑中国史学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大量繁富的舶来品中，兰克、伯伦汉、朗格诺瓦的史学论著，为改造中国史学注入了西方元素。特别是钟情于档案史料的兰克，更是对档案史料观念的流传起到推动的作用。

1908年出版的《世界名人传略》对兰克生平有过介绍，“兰克Ranke生于一七九五年，卒一八八六年德国史学家，初习神学、古文学。……所注意者，尤在史学，著书论条顿种人、罗马种人在宗教改革时代之情形……期间尝奉命往奥国之维也纳，意大利之腓尼基、罗马诸地，考其金匮石室之藏，于是闻见亦多……”。这里的金匮石室便是指档案保存之所。兰克常往还与各国档案保存之所，足见其对档案史料搜集的用力之深。而最早论及兰克史料观的当为嘤鸣在《戊午周报》（第37期，1919年1月26日）发表的《历史研究法之三阶级》（原文乃箕作元八）一文，他说“利用古文书为治史之材料，盖亦自兰克始也”。这一遍访欧洲，搜集档案资料的任务，始于兰克，师承兰克的魏泽克和威次接续其后。魏泽克的学生伯伦汉乃兰克再传弟子，受其师魏泽克之托于1876年始前往罗马、布拉格、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地遍查神圣罗马帝国的议会档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档案史料认识，祖述师说撰有《史学方法论》一书。该书在民国时期颇为流行，时人评价道：“德人柏尔亥莫氏（Bernhenim）及法人塞奴朴氏（Ch.Seignobos）之言史法，其精密尤非吾国前人所及……”，“近年欧美各国关于历史方法之著作日多，而大抵均奉此二书为指导”。伯伦汉的档案史料观念随着《史学方法论》的流行而渐被世人关注，影响了一代中国学人。

其二，新史学思潮的兴起及其史料观念变革。20世纪之初，梁启超高举新史学大旗，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以全新眼光重审传统史学，勾勒新史学蓝图。梁启超更新了史学观念，规范了史学概念、扩充了研究内容，扩大了史料范围。

区别于一家一姓的王朝旧史，新史学“叙述人群之进化”，进而探寻人类历史发展的“公理公例”。新史学使单数“人”之隐退，重新明确了研究对象，即不局于一时、一地甚至一国，而是“合人类全体”，进行整体综合考量。具体操作上，不再以政治、伦理为中心，而以展示社会经济、学术思想、风俗习惯为目标。在治史选用的材料上，也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徐中舒说：“因为历史观念的变迁，我们选择史料的标准，也跟着改变了不少，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史料，乃关于社会全体的多方面的记录”，这既包括地下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也包括地上的各类传世文献。可以说，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没有可靠与充实的史料支撑，也就不可能有历史研究的新成果。现代史家们受新史观的影响，要求突破仅从正史中寻找史料的传统方法，扩大史料范围，建立多元立体的史料体系。

新的治史思想，促使史料观的革新,新的史料观平等地审视各类史料，重视各种史料的运用。基于此，深受欧美史学思潮影响的现代学者，有意识地主动发掘各类新的史料，如考古资料、文书档案、田野遗迹等都被纳入了史家视野中。面对着史料的极速扩充与增长，区分史料种类与价值，各类史料比勘互证，成为了史家们的首要工作。

史家们区分原始史料与转手史料，实质上，就是指出了“不同史料的不同的价值”，在史学研究中，发现直接史料抑或是一手史料是极为重要的，因其鲜少经人篡改，保留着相对真实的历史信息，因此受到史家们的追捧。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史料多被近代史家誉为原始史料或直接史料，就是因为它保留了大量的题本、红本等原始公文文书，保留了大量连贯、真实的历史信息，还原了历史事件发生的场景。另外，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史料，体量庞大，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如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保留了内务府档案、军机处档案、宫中档案、内阁大库档案等。禹贡学会，搜集了大量清季光宣两朝大宗档案，这些档案史料，多为首次公开，扩大了史料来源，为新史学研究内容的拓展，提供了不竭动力。

其三，史家主体的变化，也是档案史料观念变化的主要原因。历史学是一门主客观兼具的学问，它的进步得益于研究者知识水平及思想观念的不断提高。新文化运动以来，深受现代史学洗礼的新式学人对西方学术有了更为直观且全面的了解，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有着留学欧美的背景。与新史学初期，经日本转手取法不同，欧美留学生多专攻人文学科，甚至是史学专业，他们经过西方现代学术思想的熏陶与洗礼，已基本具备了一定的学术素养与技能，如傅斯年、姚从吾、蒋廷黻、罗家伦等，就将留学所得积极向国内学人介绍。

曾留学德国的傅斯年，在史语所成立伊始，便着手收购李盛铎手中的内阁大库档案。他曾致信蔡元培，主张将内阁大库档案收归史语所，并一直致力于将内阁大库档案介绍给国际学术界。每次有外国学人来所参观，傅斯年随行时，就会用流利地英语介绍内阁大库所藏档案情况，“傅斯年先生协外国人来午门城上工作室参观，参观文件时皆由傅先生用英语逐件解释之，外人甚感兴趣，操笔速记，唯恐有遗漏”。不仅如此，傅斯年还努力促成我国参加国际史学大会，在傅斯年的极力斡旋之下，推举了学术威望极高的胡适，参与在苏黎世举办的世界历史学大会。会上胡适介绍了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等新发现史料的情况。蒋廷黻曾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攻中国近代外交史，较早地注意到奏章、外交照会、蓝皮书等公文档案。其出版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便是他努力搜罗史料的结晶。他留学期间，遍访欧洲几大档案库，先后造访莫斯科、英国伦敦、德国柏林档案馆，搜罗关于中国近代外交档案史料。不仅如此，回国后就职于清华大学，常利用自己空闲时间到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抄阅军机处档案，挖掘中外相关档案，对近代外交史研究有拓荒之功。与蒋廷黻相识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罗家伦，先后撰有《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计划》《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等文，大力宣扬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档案史料的基础作用。这些史家们之所以对档案史料颇为关注，与其留学经历不无关系。以罗家伦与蒋廷黻就读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为例，该校为历史系学生开设历史研究法一科，“主要内容是教授学生怎样判别、利用史料，如第一手史料、第二手史料等”。经过长期的严格训练，蒋廷黻等人对档案史料的感知，自然不一般。

综上所述，我国自古便有保存与运用档案的传统。不过，与西方史学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古代中国档案史料具有较强的封闭性，缺乏系统、全面的理论梳理。西方国家则不同，经历了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特别是以兰克为代表，将档案史料的热情推向高潮。欧洲史学界对档案史料的热爱与追捧，也随着国门的被迫打开传入中国，借此，明清内阁大库的发现，档案史料引起世人的关注。近代史家们在对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与研究中，进行了有益探讨，第一次从理论的高度，对档案史料这类原始资料，进行了理论建构。在此过程中，史家们逐渐确定了以公文文书为主体的档案史料范围；重新发掘了档案史料的价值；揭示了档案史料的原始记录性特征，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基础地位。这些认识，都为我们今天学人使用档案，提供了理论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