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从考古看中国》，中华书局，2022年。

20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震动世界，大批不同于后世刻本的古写本文献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自那以后，吐鲁番文书、黑水城文献、宋元以来契约文书、明清档案等写本文献陆续公之于世，写本文献重新回到了世人的视域之中，并与刻本文献比肩而立，互相补充，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宝贵文化遗产的两翼。

何谓写本文献？写本文献主要有哪些重大发现？它在中华文明的传承中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让我们一起走进写本文献的世界。

写本文献是指用软笔或硬笔书写在纸张上的古籍或文字资料。在宋代版刻流行以前，中华文明的传承曾长期依赖于写本文献；宋代以后，写本文献仍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作用。近一个多世纪以来，随着以敦煌文献为代表的写本文献的大量发现和刊布，写本文献越来越被人们所关注；与之相适应，一门崭新的学问——写本文献学——也正在孕育和催生之中。

古代文献传承载体的演进

依据记录文字的方法及载体的进化，我国古代文献的传承大体可分为铭刻、写本、印本三个大类。铭刻是指用刀凿或硬笔在甲骨、铜器、陶器、碑石上刻写，传世的文字资料包括甲骨文、金文、陶文及石刻文字等；写本是指用毛笔或硬笔蘸墨或朱砂在竹、木、帛、纸等材料上抄写的文献，按其载体不同，又可分为简帛和纸本两类，前者学术界习惯称之为简牍帛书，而把写本文献归属于纸写本文献；印本是指采用雕版印刷或活字印刷的文献。其中写本文献承前启后，在中华文明的传承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商周前后，铭刻是古代文明书面传播的主要方式。但由于用作铭刻的材料或珍贵难得，或笨重不便，加之契刻费时，所以文字使用的范围非常有限。如甲骨文主要是商王朝的占卜记录，金文主要是作器者的族名、先人名号及史官的记事文字，陶文主要是工匠名号或题记，石刻文字主要是纪念性碑铭（东汉晚期起才有所谓石经）。这些文字资料的主要目的不在于流通、阅读，并非真正的书籍，所以铭刻还不能作为我国古代书籍流传的一个阶段。

春秋以后，竹简、木牍、缣帛逐渐取代铭刻成为书写材料的主体，写作方式也从契刻变为手写，毛笔成为主要的书写工具，书写较以前大为便利，文字使用的范围有所扩大，从而产生了真正意义的书籍。但“缣贵而简重”，仍不便于普及使用。大约西汉时期，我们的祖先发明了造纸技术。东汉和帝永元、元兴年间（89—105），蔡伦又对造纸术加以改进，“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由于纸张薄软轻灵的特质，便于书写、携带和保存，而且原料易得、价格低廉，于是“莫不从用焉”。魏晋时期，纸书渐多，但官府公牍仍以简册为主。东晋安帝元兴元年（402），权臣桓玄下令“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从此纸张取代其他文字载体，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于是书籍的流传从简帛时期迈向纸写本时期。

纸墨的普及，促进了浮雕印章和石碑拓印的流行，也为雕版印刷术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唐咸通九年（868）的《金刚经》刻本（S.P2号）是现存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印刷品。雕刻版面需要大量的人工和材料，但雕版完成后一经开印，就显示出效率高、印刷量大的优越性，所以印刷术的发明对书籍传播而言是一场革命。但早期的印刷品主要用于雕刻历书、医书、韵书、佛经等实用图书。五代时期后唐宰相冯道受命印制“九经”，开大规范印刷儒家经典的先河。宋代以后，印本进一步取代写本成为古代文献传布的主流，书籍的装帧也从卷轴变为册叶，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写本文献大观

如上所说，从东汉到五代，继简帛之后，写本文献流行了1000多年，是这一时期中华文明传承的主要载体。但由于宋代以后印本流行，写本古书风光不再；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早期的古写本也日渐湮没无闻。正如池田温先生所说：“相对于写本，刊本的优势地位是决定性的。因此进入印刷时代后，写本书籍几乎全被废弃了。”

清末以来，国内外的科学家和探险者曾先后在甘肃、新疆、陕西一带发现了一些早期的写本文献，包括西汉文、景时期（前179—前142）的古地图，晋代的《战国策》《三国志》写本，等等，但数量都很有限。

1900年6月22日，敦煌藏经洞被打开，人们从中发现了大批唐代前后的写本文献，震动了整个世界。民国以后，又有吐鲁番文书、黑水城文献、宋元以来契约文书、明清档案等众多写本文献陆续公之于世，辉耀世界，写本文献的数量一下充盈起来，写本文献才又重新回到世人的视域之中。于是，写本文献开始和刻本文献比肩而立，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宝贵文化遗产的两翼，互相补充。下面我们拟按主体抄写时间的先后，把最为重要的写本文献资料做一番梳理。

1吐鲁番文书

吐鲁番文书指19世纪末以来在新疆吐鲁番地区晋唐古墓葬群中所发现的写本文献，分藏于中、德、英、俄、日、美等国的公私藏书机构，总数达50000号左右，但现已刊布的仅一万多件。

吐鲁番文书的抄写时代主要为晋、前凉、北凉、高昌及唐西州时期，文书内容包括官府函件、簿籍、契约、案卷、衣物疏、墓志、四部古籍、佛经等，多姿多彩，数量庞大，是魏晋六朝纸本文献的主要实物遗存。其中西晋元康六年（296）的《诸佛要集经》残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纸本文献。

2敦煌文献

敦煌文献主要指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唐代前后的手写本和少数刻本文献，现主要收藏在英国国家图书馆（总数17000余号）、法国国家图书馆（总数7000余号）、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总数19870号）、中国国家图书馆（总数16579号）及日本、印度、德国、美国等国家，总数约70000号（其中少部分为非汉文文献）。

敦煌文献的抄写时代上起魏晋六朝，下迄宋初，前后跨越600多年，而以唐五代为主体，前承吐鲁番文书，后接宋元以后刻本及写本文献，是唐五代纸本文献的主要实物遗存。敦煌文献的内容几乎牵涉到中国古代的所有学科，是当时社会的百科全书。

３黑水城文献

黑水城文献是指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发现的纸质写本、刻本文献，总数达20000号左右，主要收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英国国家图书馆和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等单位。

黑水城文献前承敦煌文献，其抄写、刻印年代为北宋、辽、金、西夏、元、北元时期，以西夏文和汉文文献为主，内容涉及传统四部书、佛经、道经以及契约文书、官方档案等，是研究中国五代、辽、宋、金、元时期特别是西夏王朝的珍贵资料。

４宋元以来契约文书

宋元以来契约文书是指近一个世纪以来陆续发现的宋至民国时期的以手写为主的地方契约文书，包括土地文书、赋役文书、商业文书、社会文书、人身买卖与主仆关系文书、诉讼文书、教育文书及民俗文书等，是了解当时当地赋役、财产、婚姻、家庭、身份等社会经济情况的最可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这些文书大量散布于民间，仅有一小部分被各地的图书馆、博物馆与研究机构征集收藏。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徽州契约文书，总数在100万件以上。敦煌文献的抄写时代最晚至北宋初年，而宋元以来地方契约文书的抄写时代为宋、元、明、清、民国时期，二者时间先后相承，内容互补，反映了唐五代至民国以来写本文献的完整序列。

５明清档案

明清档案是指明清宫廷和各级政府部门的档案，包括内阁大库档案、军机处档案、内务府档案、宗人府档案、国史馆档案、清宫中各处档案、清各部院衙门档案及各地方衙门档案等。宋元以来契约文书主要属于私文书，明清档案则属于官文书，二者在内容上正好可以互补。

据调查，现存的明清档案约有2000万件之巨，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就有1000万件，包括皇帝的诏令、臣下的奏章、各衙署来往的文移、各衙署的公务记载及汇编存查的档册等，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刑名、外交、民族、宗教、农业、商贸、交通、天文气象以及宫廷生活、皇族事务等，不仅是研究明清历史的可靠的原始史料，而且它的形式、文字、装潢等都具有一定的观赏性和收藏价值，具有文献和文物的双重特性。

除了上述大宗的写本文献外，国内外公私藏书机构还收藏有不少宋元以来的通俗小说、戏曲写本，也应该纳入写本文献研究的序列。

此外，宋代以来留存著作的稿本、信札、日记，汉字文化圈内日本、韩国、越南等国保存的大量唐代以来的汉文写本文献，也都属于写本文献的范围。宋以来名人信札、日记写本数量也不少。

“汉字文化圈”的发轫可上溯至简帛时期，但其形成则主要是在纸本书写阶段。中华典籍通过抄写、传习等不同方式传播到异域，并成为周边国家文化记忆的共同组成部分。日本、韩国、越南等国保存的众多六朝以来纸质汉文写本文献，便是上述历史进程的最好见证。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以写本文献为传播媒介的文化交流并非单向的。早在北宋元祐六年（1091），宋朝政府就通过使节向高丽访求图书128种，称：“虽有卷第不足者，亦须传写附来。”其中不乏诸如南齐《文苑》一百卷、唐代《文馆词林》一千卷这样卷帙浩繁的佚著。中土缺佚的《说苑》卷二十《反质》篇便是通过此种途径从高丽访求到的珍贵文献（今人在敦煌遗书中发现有时代更早的《说苑·反质》唐写本，不仅证实了高丽传本的文献价值，也可对其做进一步校正。有趣的是，与此同时，北宋官方颁赠给周边国家的书籍已经转变为以《开宝藏》、监本经疏等为代表的印本。

至于宋元以来一些据刻本影写或传抄的古书，版本学中称为抄本，如汲古阁毛氏影宋抄本、《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虽然也属写本文献，但不少方面沿袭了刻本书的特点，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写本的风貌，故此不详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