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历史档案》，2022年第1期

摘要：乾嘉之际海宁举人周广业出任广德州复初书院山长，留下一部手稿《广德书院试题考生录》。手稿真实地记录了清代地方书院山长的课试日常，包括每月课试生童的基本情况、院课评语以及主持书院课试的工作心得等内容，为深入研究清代地方书院提供了第一手的宝贵资料。周氏书院山长的经历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是清代中下层士人治生出路的真切反映。正是他们，贯彻执行清廷的科举取士政策与标准，实质性地指导着生童的科举之路，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人材，从而构成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稳定中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环。

关键词：乾嘉时期 周广业 广德书院试题考生录 山长 课试

清代地方书院具有明显的官学特征。清初至雍正时期，清廷对地方书院实行笼络与限制并行政策，雍正以后积极发展书院，故地方督抚、府州县官员纷纷致力于创设书院。乾隆元年（1736），诏令各省书院开设讲席，令督抚、学臣悉心采访聘任，不拘本省邻省，亦不论已仕未仕，但择品行方正、学问博通、素为士林推重者为之。主讲席者，即为院长，或称山长。这一诏令，成为此后地方书院聘任教职的基本政策。山长为一院之首，掌教诸生，是书院的核心人物。关于清代书院，既往研究多从书院制度上进行描述，近来有学者或利用《清代书院课艺总集》等资料从书院的考试、知识结构等方面来分析清代书院内部的课试情况，或利用私人日记对晚清地方书院教育进行个案剖析。然而受制于文献性质的局限，既有成果对清代书院的日常课试实态始终缺乏深入内部的细致研究。乾嘉时期安徽广德复初书院山长周广业存留的一份工作笔记手稿———《广德书院试题考生录》，为管窥清代地方书院日常运作情况提供了一份珍贵的样本。本文利用这份工作手稿作为基本史料，探讨清代科举制度、士子举业与地方书院日常课试实态。

一、周广业与《广德书院试题考生录》

周广业（１７３０—１７９８），字勤补，号耕厓，杭州府海宁州人。十岁丧父，其弟成业方六岁，因此幼学时期即需维持门庭，上奉孀母，下抚幼弟，弱冠授徒于家，以供饘粥。在长期的生计压迫下，周氏科举之路坎坷崎岖。乾隆十六年（１７５１）中秀才，直到乾隆三十三年才中乡试副榜。乾隆四十八年中举，时年已５４岁，接连甲辰、丁未两科会试不售，遂绝意场闱，杜门著书。周氏的科举经历，可以说是清代甚至是传统时代社会中下层士人一边操持家庭生计、一边苦攻举业的典型。

同时，周广业也是乾嘉时期一位勤于学问、精于考据的学者。乾隆四十六年，周氏撰成《孟子四考》一书刊行，后收于《皇清经解续编》。南汇吴省钦称其“朴学覃思，言必有征”；而乾嘉时期的重臣———嘉庆帝师、安徽巡抚朱珪，亦对其赞誉有加，说“海宁周君耕厓，博学嗜古，兼综诸家，于孟氏之学致力尤邃”，“予深有以敬周君学力之勤，后之学者欲于孟氏之学有所津逮焉，舍是书何以哉”。乾隆五十七年，朱珪到任皖抚后，即聘周广业出任广德州复初书院山长。复初书院，原系明代嘉靖年间著名阳明学者邹守益创办的讲学场所，清代移址重建，仍其旧名。周氏奔赴异乡，执掌复初书院，为广德地方培养人材、科举兴盛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尤其可贵的是，周广业将其担任复初书院山长期间的日常工作，作了细心的记录，留下一份工作手稿。这份手稿，现藏于上海图书馆，题名《广德书院试题考生录》（简称《考生录》）。封面题签系后人拟定，正文为周氏本人亲笔手迹，全１册，原书长宽２２．５ｃｍ×１６．２ｃｍ，格口边鱼尾，首页右下端有“景郑藏本”印章，总８８页。根据“景郑藏本”印章，可知此手稿原为苏州著名藏书家潘景郑“宝山楼”藏本。

《考生录》翔实记录了周广业执掌复初书院期间书院的日常课试情况，时间起于乾隆五十八年二月二十日，讫于嘉庆二年（1797）九月十八日，前后计５年时间，内容是复初书院历次课试的开课时间、生童人数、试题、课试成绩排名，原始地再现了复初书院课试的实态场景。

二、复初书院课试内容：“四书题”与“诗题”

乾隆九年议准：“书院肄业士子，令院长择其资禀优异者，将经学、史学、治术诸书，留心讲贯，以其余功兼及对偶声律之学。其资质难强者，且先令攻八股，穷究专经，然后徐及余经，以及史学、治术、对偶声律。”尽管地方书院皆有立志高远的人才培养目标，实则以科举考试为办学的落脚点，因此被后世诟病为“科举的附庸”。事实上，清代地方书院本为官学之补充，书院课业以科举为重自是题中之义，课试内容自然紧贴乡、会试命题规制展开。周广业订立《复初书院条约》九条，前三条曰立志，曰敦本，曰立诚，中四条具体阐述“读书”“文体”“诗律”和“课艺”，后二条说明发榜和院规，可见其中五条与科举课试紧密相关。复初书院规模较小，据（乾隆）《广德州志》所绘“复初书院图”可知书院正堂不过六间，每年在院生童人数平均二三十人左右。

清代书院以考课为重，规定每月课试两次，实际上并不固定，每月一至三次皆有。作为书院山长，周广业的主要职责是课试生童，培训生童举业，提高科举应试水平。复初书院课试主要分州课（官课、会课）、院课二种。根据清廷统一规定，每月课试以八股文为主，或论或策或表或判，酌量兼试，兼长者酌赏。院课试题必由书院山长亲出，州课按规定由州县官主之。然据《考生录》记载，周广业亦参与广德州每月常规性的州课考卷批改。《考生录》中的“试题名录”对每次复初书院课试考题皆有翔实记载，唯于一年一度的州考，周广业仅记录生童等第名次，并没有州课考题。由于州考关系到复初书院的生童能否通过考试进入广德州学，极有可能是出于回避，周广业不能直接参与课试，嘉庆元年六月初四日、嘉庆二年二月二十八日的州考情况可为明证。

复初书院以“四书题”和“诗题”为主要课试内容。《复初书院条约》规定，课艺逢上半月每期书文一篇，经文一篇，诗一首；下半月每期书文一篇，诗一首，默经三百许字。《考生录》总共记录５１次课试，这里将其中明确标明为“院课”的１７次试题，按照“四书题”和“诗题”整理制成表１。

从表１可以看到，复初书院院课考题绝大多数围绕《论语》命题。在上述３４道“四书题”中，《论语》题占约８０％，《孟子》题约１２％，《大学》《中庸》题合占约８％。《论语》题具体出题情况是，６次出自《论语·子张》，５次出自《论语·学而》，４次出自《论语·公冶长》，其余出题范围分布则较为零散和平均。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课试的重点在于引导生童务本修身，敦行孝道，理解求学问道之法，兼及人物品评。

表１复初书院生童院课四书题

“经题”和“默写”并不经常出现在复初书院的课试当中。纵观周广业所出试题，仅乾隆五十八年出过两次“经题”，其后４年间再无相关记录。乾隆五十八年六月初四日院课是周广业出任院长后的第五次课试，当日到课生员９人，童生１６人，此次课试不仅有常规的“四书题”和“诗题”，还有“经题”。生员经题为“博闻强识而让”，童生经题则为“敦善行而不怠”，皆出自《礼记·曲礼上》“博闻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谓之君子”一句。同年七月初四日，考《礼记·礼器》，生员经题为“忠信礼之本也，至无文不行”，童生经题为“白受采”。颇有意思的是，在经题下，周广业从《孟子·万章》内新出一题“夫义路也，礼门也”，并特别说明“《条约》本系经文，有不愿作经文者，作此题”。同样，默写经文亦只乾隆五十八年考过３次，分别是“儒有席上之珍至其近人有如此者”“三公中阶之前至此明诸侯之尊卑也”和“玉不琢不成器至壮甚威也”，皆出自《礼记》。经题和默写，经常以“短晷”、“初集”被免。不难看出，书院课试内容对经题似乎不如四书题重视。

之所以出现这一情况，主要与乾隆帝日益强化律诗题，不断降低“经文”题的科举政策和考试内容改革，以及明代中期以来的科举专经传统紧密攸关。乾隆二十一年谕，乡试，第一场止试以四书文三篇，第二场经文四篇，第三场策五道，其论、表、判概行删省。二十二年谕，会试第二场经文四篇外，原加试表文一道，改易为五言八韵唐律一首。二十三年又奏准，乡、会试，头场出四书三题之后，仍从《御纂性理精义》中加出性理论一题，“以一论抵四经艺”。四十七年谕，有云：“盖诗题系朕所命，且律句谨严，难以揣摩。又若头场诗文既不中选，则二、三场虽经文策问间有可取，亦不准复为呈荐。”又议定，将二场律诗移至头场试艺后，性理论一道移至二场经文后。五十年议准，二场论题复旧，《性理》《孝经》间出。五十二年议准，乡、会试二场经文，酌改每经各出一题，惟士子专习一经奉行已久，若改用五经考试，以致不谙解题，难以取中。自明岁戊申乡试为始，乡、会试五科之内，以次考毕五经；再于乡、会试裁去论一篇，此后即为定例。可见，乾嘉时期清廷通过不断改革科举政策和考试内容，增加五言八韵诗题和性理题，减少经题数量；在地方书院教育方面，提倡士子经明行修，主张兼通经学、史学、治术、对偶、声律诸学，努力纠矫明代中后期以来士人举子仅知应试，专治一经，而并不旁通他经之弊。但是，明代中期降至清代科举专经的传统，积重难返。在现实的科举考试和书院教育实践中，难以完全做到士子遍通五经的地步，而且不同地区、不同层级的书院差别甚大。显然，广德复初书院对经艺的要求就并非很高，课试内容全然是以“四书题”为主，且课试考题主要出自《论语》，遑论兼及经史等更高要求。

乾嘉时期，科举考试制度领域中一个引人注意的变化是出现“诗题”。乾隆二十五年议准，教官月课时，一体限韵课诗。乾隆二十七年又规定，诗题出题应当注明：“赋得某句，旁注得某字五言八韵，遗漏舛错者议处。”在乾隆帝看来，康乾盛世的局面似可媲美于唐朝，因此在科举考试领域恢复诗题。特别是乾隆四十七年将二场排律诗移置头场试艺后，其性理论一道移置二场经文后。这样，乾隆中期以来乡、会试第一场是四书题和诗题，诗题地位超越于经文题、策问之上，一旦诗题不中，二、三场考得再好亦无用。商衍鎏所谓乾嘉以来地方书院所课者不外四书文、试帖诗，可谓切中肯綮。因此，复初书院院课时的第二道试题即为“诗题”，亦就不难理解了。

表２ 复初书院生童院课诗题

上表为周广业明确记录“院课”的１７次课试中所出“诗题”的汇总，诗题主要以五言八韵和五言六韵为主，兼有律诗、绝句要求，偶尔也会出现“不拘体、不限韵”的自由发挥型考题。周广业本人在诗歌方面具有较高修养，幼年即能模仿其父周璟之诗，根据社会生活场景作出应景诗句，周璟称赞其“可教也”。成年后周广业在作诗方面颇多心得，著有《蓬庐诗钞》２２卷。周广业所出诗题，一方面遵照清廷科举取士规定标准和要求，另一方面又极具鲜明的个人主观色彩，体现出命题者的趣旨与偏好。周广业诗题题材出于自然社会生活者占大半比重，例如“白石榴”“凤仙”“寒梅”“早雁”等属时令风物，“云”“雨”“风”“雪”等属自然现象，“端午”“长至”“南至”则为四时节令，此类诗题讲求得法自然，不饰矫揉，依照出题内容，可知多数皆周广业耳闻目睹之事与物。第二类诗题题材带有明显的教化意味，如“学犹种树”“君子比德于玉”“人情以为田”“规矩方负之至”之类，皆旨在启迪士子思考修身养性与为学之道，折射出命题者的个体价值观念和生活旨趣。就此意义而言，周广业所出“诗题”其实是其本人的精神世界与周遭环境关系的映照，也给生童习诗提供了取法自然的途径。

三、复初书院生童课业水平与排名

如所周知，清代地方书院课卷原件十分罕见，且多集中在晚清。这一客观情况的存在，令后世难以知悉清代地方书院课试的批改与品评内幕。然而，引人瞩目的是，《考生录》保存有“院课评语”一篇文字，独立存在。这是周广业执掌复初书院期间批改生童课试的评语，主要是针对书院课试生童答试是否切题、制文布局运辞得当与否及文意气魄等方面作评。与一般课艺总集收录的优秀诗文根本不同的是，“院课评语”能够真切反映出书院生童的实际课试水平，评语有好有坏，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真实性。这些评语有助于了解乾嘉时期地方书院山长如何针对生童课试中出现的具体问题进行指导和意见反馈。不过遗憾的是，这篇“院课评语”没有明确的日期时间，令人难以确定这是一次院课评语，还是若干次院课评语的汇总；而且评语中隐去了生童姓名，以致无法确定评语与生童个体的对应关系。因此，这里只能从整体上探讨周广业如何指导书院生童撰写科举制文。

“院课评语”４７条，各条评语顺序应是当时周广业评判生童课卷的次序。按照等第将评语分成“上”“中”“下”三等，分别为２５条、１７条和５条。根据周广业书写格式，一条评语即针对一份课卷。评语或做总体性评价，或则针对“四书题”和“诗题”分别点评。限于篇幅，这里每等选择５例进行分析。

表３院课评语

如表所示，“上等”评语旨在点明其可取之处，夸赞语气强烈。所列第一条为“上等”最优者评语，所谓“处处有下文在，目送手挥，无一滞笔，而措词洁雅，静气逼人，此为学卷至优之候”者，是对结构清晰、逻辑严密、文采斐然的优秀答卷的充分肯定。至于其他各条所示，皆能根据答卷的优点给出富有针对性的评价。总结“上等”评语，可知一篇优秀的举业时文应具备以下要素：题义搜抉无遗、制局停匀、上下联贯、扼言不烦、数典切贴、理明词达，而出色的诗作能使人读之如“一泓清水”。

“中等”评语的特点是较为平实，没有异常突出的称赞之意，既指出答卷生童的可取之处，又指明瑕疵所在。周广业用语平和，多用“虽不尽醇”“稍嫌未达”“惜未”“稍觉”“大致不失”一类语词，可见出他对中等考生的鼓励态度，传递出一种期待更佳的讯号，能够给处在中间水平的生童起到有效的鼓励和积极促进作用。

“下等”评语在所有评语中占比最少，仅５条而已。周广业对此类试卷的批评毫不留情，完全不同于“中等”评语的用语，有时难掩改卷者的失望之意。周广业注重“义理”与“辞章”的完美结合，提醒这些考生注意破题与解题，着意指导他们改进和提高遣词造句、文字表达方面的能力。比如，最后一条评语：“全未深入理窟，未能中肯，语欠清切，少中肯处。”充分传达出周广业批改此卷时内心的感受，四句评语皆为否定，可见失望之极。

清代地方书院，一般依据入学考试成绩将生童分为“超等”“特等”“一等”三等，其后则由每次课试成绩重新排名。“等第”划分实际上与学额挂钩，直接反应到书院的管理当中，则是列于末等与附课的生童很可能无法获得膏火补贴。周广业掌院期间，复初书院的生员主要分为“超等生员”“特等生员”，偶尔列出“一等生”；童生主要分为“超等童”“特等童”“一等童”，偶尔出现“附超等童”“附一等童”“不列等童”，或者简单标记为“附童”。《考生录》记录下每一位参加过课试的考生姓名，以及历次课试结束后的生童排名，可以看到书院生童个体在科举道路上鲜活的发展路径。以其中一个名曰乐九成的童生为例，整理其课试与排名情况如下：

乾隆五十八年二月二十日入院考，特等附课童生第一名；

六月初四日院课，超等童生第一名；六月二十四日课，超等童生第一名；

七月十四日官课，特等童生第五名；

九月初四日课，超等新进儒生第一名；

乾隆六十年四月二十四日院课，特等生员第三名；

五月初四日院课，进超等生员第四名；

六月二十四日课，超等生员第三名。

可见，乾隆五十八年二月乐九成以附课童生身份参加复初书院入院考试，半年间进步迅速，并于当年岁试成功取得入泮资格，因尚未入学，故周广业称其为超等新进儒生。乾隆五十九年复初书院的课试记录中没有乐九成的名字，当是在学泮读书，直至乾隆六十年乐九成以生员身份回到复初书院，从特等生员进为超等生员。然而，在嘉庆元年六月初四日的州考中，乐九成未被录取，六月十八日乐九成又返回书院参加月课，排超等生员第一名，继续为科考做准备。

由于书院课试排名的作用非常重要，因此生员之间竞争十分激烈。兹以乾隆六十年两次院课为例，以窥一斑：

五月二十四日院课，排名超等生为王芑、张桐珪，特等生为吴铭、濮阳钧。

六月初四日院课，排名超等生为王锟、王文琴、吴铭，特等生为张桐珪、王芑、濮阳钧、沈宗栻。

王芑、张桐珪二人，五月下旬课试时还是超生第一名、第二名，到六月初四日院课后，已降为特等生第一名、第二名，可见平均每月两次的课试给生童带来巨大的竞争压力和紧迫感。

周广业在《考生录》第一页用朱笔作注：“凡入院后登科者用○，入泮者用△，补廪者用。”按照其所作标记考察复初书院五年内生童的考试情况，可知生员登科者有李宾（乙卯解元）、沈上青（甲寅副榜）、陈让熊、夏曰校、濮阳烊、骆熊６人；童生领院批入泮者有沈超、王锟、沈炳荣、王晋、吴元槐、乐九成、章储俊、濮阳琬、刘惟蔡、方炳勋、施亮采、乐凤鸣、韦文焕、陈让熊、李芬、濮阳烊、方汝宁１７人；补廪生有吴丙南、吴铭、戈溱、赵桐源、方汝宁５人。

质言之，清代地方书院山长最主要的日常工作内容就是出卷、批改、点评，再根据生童每次课试成绩对生童进行等第排名；而通过一轮又一轮的课试训练与指导，提高生童科考应试能力，正是保障和决定生童岁试、州考成功与否的唯一途径。

四、书院教育的困境与山长的心得

每次岁试、州考后，周广业会对生童在考课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做出及时总结与检讨。这一反思行为皆从书院教育实践中得来，与院规一类的一般性条约有着根本性的差异。例如，生童考试失利，不思进取，动辄更名；生童未能按时参加课试，考纪散漫；书院受当政者意志的左右，经营状态时好时坏等。这些问题都是周广业所担忧的现实问题，有些问题他有能力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有些问题则令他深感无能为力。

其一，令周广业深感头痛的问题是许多考生会在考试失利后更改名字。如乾隆五十八年九月岁试结束，休沐者众多，初四日日课，生员７人，童生６人。出人意料的是，课试童生６人中竟有４人更改名字：

超等童：王焜、濮阳庸（原名阳春）、王芑（原名晋）。

特等童：陈吕、陈模（原名焕）、张炳文（原名应埙）。

因此，周广业在《考生录》中特别指出这种“小试一失利，辄更其名”的现象。实际上，此次应课的６名童生，王焜因病未能参加岁试，陈吕则因周广业不允未参加岁试，其余４位皆因参加广德州岁试不中而改用新名，以致于周氏不得不在排定等第之时特地以小字备注该生原名，附于新改名之后。传统科举时代，场闱讲究风水玄学，其中姓名迷信即是典型的一种，因此明清时期考试失利改名的现象非常盛行。如《制艺科琐记》记载，明代吴江人袁黄，初名表，万历丁丑下第后梦袁黄作会元，遂改名黄。这些科场传说尤为士人所迷信。周广业曾戏占一绝，讥嘲这一社会现象：“相角帽角本些微，蕉麻谁知梦境非。莫讶欧公红勒帛，刘辉依旧是刘几。”在周广业看来，考生若不能提高制艺水平，即使更名亦不能改变课试结果。

其二，令周广业感到烦恼的是参加课试的生童人数时常不足。乾隆五十八年，复初书院进行了１２次课试，每次到课生员分别是１８人、１３人、１４人、９人、９人、１０人、６人、９人、７人、４人、７人、７人，童生分别是２３人、１６人、１７人、１９人、１６人、１６人、１２人、１８人、６人、４人、５人、４人，平均总人数２２人。乾隆六十年，书院总计１０次课试，每次到课生员分别是９人、１０人、８人、４人、７人、６人、５人、４人、４人、４人，童生分别是１６人、２０人、１２人、１１人、６人、２０人、１１人、１７人、１７人、１７人，平均总人数２０人。从年平均数角度来看，到课总人数差别不是很大，但平均权值会遮蔽问题中的真实差异性。

乾隆五十八年，总体上每次参加课试的人数都较高，但因九月份以后的４次课试出勤率过低，拉低了总体水平。然而，值得注意的现象则是生员人数明显减少。乾隆六十年，出勤到课人数似乎并不过低，实际上是因为该年附课生大量增加才得以大致维持了一个稍稳定的水平。四月初二日，“一等童”下有不列等童５人、附童１人；十月二十六日，“一等童”下附课１人；十一月初六日，“特等童”“一等童”各附课１人；十一月十六日，“超等童”“特等童”各附课１人。因此，除去附课生童，复初书院本院实在生童参与课试的情况并不乐观。乾隆六十年十月二十六日课试结束后，周广业在笔记中对书院教育、地方人材、生童应试实务方面进行了初步检讨，语词恳切。其中的核心问题是到课人数减少，且课试不遵考规考纪。针对书院面临的这一现状，周广业委婉地从考生的角度寻找解释原因，一是克期稍促，二是阴雨不止。他在表示充分理解的同时强调生童不能养成缺课的习惯，要求书院生童应按时参加课试，重视课试纪律，提高月课出勤率。

周广业将乾隆六十年书院课试情况与他初到书院时的情形进行了比较，称当初书院人才济济，生童勤勤恳恳，而今需鼓励和劝诫生童端正态度，勉力参加课试。为提高实际课试出勤率，周广业强调课期将近，诸生童当互相知会，晨集候题，做到“辰集酉散”，不能按时课试需要提前履行请假手续。如果实在因病无法前来课试，应当提前一天禀明监考老师请假，备注清楚，方便以后清查，而且只有一次机会。如果经常旷违课试，则将对该生童名次做出递降处分。如果遇到特殊情况，书院会更改课试时间，另行择日补课。

清代地方书院除在册生童外，也会有“附课生童”来书院参加课试。周广业对“附课生童”持来者不拒的态度，但他强调书院异于家塾，不可以将“附课生童”开列在榜，而是将其暂列于名单之后，“暂附附课之末”。针对附课生童，周广业的做法是：“如果课无间断，又得连列优等，可望援补；若有不过偶尔乘兴，不复应点，即名相除。并此后再有不见禀明擅入者，不得概给复初书院卷面，其中显著者亦不列榜，著为成例。”可知，周广业根据“附课生童”的出勤情况与课试等级，对“附课生童”实行区别对待。第一种情形，能够连续稳定出席书院常规课试，且连续获得课试成绩优等者，有望获补为正式生童。在这里，出勤率显然比课试成绩还要重要。第二种情形，若经常缺席，偶尔参加书院课试，课试成绩不合格者予以除名。此外，周广业还规定，若没有事先禀明，擅入书院的“附课生童”，一概不得给予书院课试试卷，即使课试成绩显著，亦不得列名于榜。周广业的这一规定，无疑包含着对书院在册生童科考利益的保护之意。

其三，课试纪律问题。据《考生录》记载，复初书院生童不遵守书院课试纪律的情况主要表现在不能按时参加课试、课试期间作弊等方面。因此，周广业强调“辰集酉散”的重要性：“再课期□□□集，不许灯抄，复因两文一诗未可草率，类弛其禁，迨短晷减去次艺，则自辰至酉值可就章。近则日高始到，昏莫未休，甚至有四鼓方散者，成何事体？”所谓“灯抄”，即入夜后继续答卷。清代地方州县书院课试规定不能灯抄，也叫“不继烛”。事实上，要在一个白天内完成“两文一诗”的试题作答，时间比较紧张，压力不小，但秋冬短晷减去次艺，这样留给生童答题的时间其实还是比较充裕。因此周广业认为“自辰至酉值可就章”，然而由于不少考生课期当日到院领卷时迟到，交卷时间自然推延，有的甚至直到夜间四鼓才答毕课卷，这令周广业大为不满，直斥“成何事体”。故而周广业要求书院生童必须严格遵守书院课期时间规章，提早做好准备，按时领卷，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课卷，从而保证书院课试质量。

另一方面，晚间答卷，考生容易作弊。课试抄袭者，专门利用晚上进行作弊，或夹带纸条，或请人翻递，等到夜晚擅揭封条、开门接纳、相聚誊抄，故晚到生童，即使没有作弊，亦易受作弊者牵连。这是书院课试规定不许“灯抄”的主要原因之一。针对那些故意拖延、惯于作弊的考生，周广业斥责此种行径实乃自欺欺人，他说：“更有喜抄袭者，尤利于卜夜，莫可遮人耳目，其中如能读旧文，偶遇对题，或一时不能出其范围，虽无□，尚可原恕。但此若竟带纸藏隐处，或择人翻递，入夜分即擅揭封条，开门接纳，相聚誊抄，此种自欺□可叹。”

总之，为保证书院课试能够顺利进行，周广业规定参加课试的生童唯有遵守书院“辰集酉散”这一课试时间规定，强调即使是乡居路远的考生亦不应超过辰牌。周广业还规定若考生故意拖延时间，更深尚未缴卷者，守院院夫需禀告监院，并在卷面上填注“灯抄”字样；一旦发现这种情况，即便是佳作亦作废卷论。

嘉庆元年六月初四日州考结束，周广业对自己三年来的山长讲席工作进行了一次阶段性概括与总结：

余自癸丑主讲于此，初甚踊跃，生童云集。夏间池荷开至四五百朵，门人䜩赏。值岁试，王文琴、乐九成俱领院批，入泮者六人，可谓盛矣。至甲寅二月至桐，主人有延课（至）暑之请，余力辞非便，拂其意，久始开馆。次日，署州瞿牧至，大主人□入都，雀角者即以赏荷为口实，院事日益颓废，盛衰真转烛也。乙卯，主人复来，未暖席有常德之行，继之者明公也。今年，余初迟迟，又以事阻，四月方抵桐。值诸生将赴岁试，闭门无复人迹者一月余，复经雨连绵，甚为闹人。六月，和校州牧取额若干，录之，视往年又不同天！六月十三日书。

不难看出，周广业主持复初书院期间，书院发展情况递年衰颓。第一年，主讲者积极踊跃，生童云集，师生之间谈学问经，氛围融洽，岁试成绩突出，可谓盛矣；次年，广德州知州易人，院事日益颓废，盛衰转烛；第三年情况依然未有好转。第四年，即嘉庆元年，周广业消极心生，又以事阻，四月方抵广德，适值诸生将赴岁试，加以经雨连绵，情绪低落，六月考校取额若干，遂有“视往年又不同天”之感。复初一院之境况，又岂非清代乾嘉时期地方书院之缩影？！

五、结语

周广业《广德书院试题考生录》揭明，乾嘉以降清代地方书院的主要功能是对地方生童进行科举课试训练，书院山长主要职能是每月课试出题，课试题目主要是“四书题”和“诗题”，并根据考生课试情况判别优劣，品评等第与名次。这构成了清代地方书院山长课试的日常生活世界。周广业执掌复初书院期间，根据清廷科举取士制度与政策的改革与变化，切实践行国家规定和要求，组织课试，使得广德地方一时人才蔚兴，科名兴盛。清代中后期正是有一批像周广业这样的书院山长，积极参与到地方书院的科举教育活动之中，默默为科举取仕、人才培养添砖加瓦。这或许是清代地方书院最重要的价值所在。同时，也应注意到乾嘉时期地方书院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比如书院经费缺乏、生童数额不足、课业唯科举为务，以及书院运营受到地方学政、训导以及州县官个体仕途迁转的人事关系的影响等。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周广业执掌时期的广德复初书院，可谓清代地方书院命运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