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空间·认同：明清徽州家谱中的村图

文| 祝 虻、叶 佩

明清徽州是一个典型的宗族社会，姓氏各异、支派不同的宗族在两朝近六百年的时间里纂修了大量的谱牒，流传至今仍有两千余种。这些家谱大多体例完备，内容详实，且载有多篇不同种类的图像。大体而言，谱中图像包罗人物、坟茔、建筑与村落四类内容，它们与文字一同构成了宗族书写的自身历史。其中绘制村落者，即本文所论之村图，在家谱中被冠以基图、基址图、阳宅图等名称。这些村图主要是从宗族视角出发，记载村落的人文居住信息，其篇幅一般较大，并非存在于所有家谱当中。它们多采用传统地图的绘制之法，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徽派版画的影响。同时，在直观上，谱中村图与方志、鱼鳞图册等文本中的图像亦有着类似之处。在此情形下，村图与现代意义上的村落地理图有着较大的区别，并不能科学、精准地反映村落的地理信息，也正因此，使得家谱所载的这些村图具有了图像之外的意义，而对于这些村图本身样态与存在目的的分析，则可成为认识徽州宗族自身历史书写的一种辅助。但就研究现状而言，张国标、张秀玉与鲍国强等人对家谱所载村图有所论述，观察的样本数量与研究角度均较为有限。有鉴于此，本文在广泛搜集家谱所载村图的基础上，直观展现村图所绘内容，并尝试对其存在意义进行分析，祈请方家指正。

一、村图的概况

（一）村图的分布

徽州家谱对于村图的收录，肇始于何时，已无从考证，但从现存宋元时期家谱来看，确定无此类图像的存在。入明之后，村图已经开始出现于徽州家谱当中，并逐渐成为家谱中的专篇。至清朝时，村图的存在便更为普遍，远胜于明代。笔者在检索近七百种家谱之后，发现其中共有六十种家谱载有村图，总计逾两百幅，特将具体分布情况摘列如下：

表一  明清徽州家谱刊载村图数量略表

由上表可知，在村图入谱时间上，较早者为明景泰二年（1451）程孟所纂《新安程氏诸谱会通》，载村图一幅，村图名为《新安六邑程氏所居之图》；最晚者当是宣统三年绩溪县周鼎编纂的《仙石周氏宗谱》，载村图一幅，名为《仙石图》。就数量而言，各谱中所载村图篇幅不一，至多可达二十余幅，其中原因在于家谱类型的不同。在编纂支谱时，纂修者多选刊本支始迁村落图及本支现居各村之图；若编纂会通谱、统宗谱等统谱时，则不仅刊载本姓始迁发祥之村落图，还会尽量将同宗各支所居之村落图刊载于谱中。就地域分布情况而言，徽州一府六县均有涉及，其中徽州府计6部家谱12幅村图，歙县计13部家谱35幅村图，休宁计9部家谱26幅村图，祁门计14部家谱64幅村图，绩溪计4部家谱29幅村图，黟县计2部家谱11幅村图，婺源计12部家谱66幅村图，总计共有60部家谱243幅村图。

（二）村图入谱的体例

至于村图入谱之体例，由于村图并非是私家修谱兴起之时的必然之篇，故而未有固定的体例。而且在现存载有村图的家谱凡例当中，多是总论谱中图像之设置，少有直言村图体例者。在这种情况下，仅能从这些村图的存在状态中总结相关体例。尽管未有定制，但这些体例仍有着一定的规律。首先是村图的位置，在上述五十余部家谱中，村图存在位置并不固定，大部分家谱均将之放置于谱前，如明程国维修《新安程氏宗谱》共四卷，村图位于卷二之首，又如清代光绪年间《南关许氏惇叙堂宗谱》共有十卷，村图便被列入卷一。对于这种编次安排，《婺南云川王氏世谱》中有所论及：

错杂无章，非著作体。今汇编八卷，首以明良图，宦达代兴，志我王之盛也。盛之系来已久，故次以统宗图，此其远耳。近自云祖始迁，承先启后者，彬彬崛起，迄今云蒸霞蔚，兴也勃焉，故于本宗图加详。然人杰为地灵之券，故阳址图次之。阳址之胜也，祠实汇其菁，故宗祠图次之。祠萃祖灵，墓妥先魄，故墓图次之。于是乎耆髦出翰墨鲜矣，故以本宗闻人及翰纪终焉。

但也有少量家谱将村图谱中其他位置，如清嘉庆年间《清华胡氏文敏公宗谱》十卷，村图位于卷三，同治年间《安徽方氏宗谱》的卷末囊括了各派基迹图。

其次是多幅村图间的位置关系，从上表当中可知，有相当一部分家谱中包含数幅村图，对于这些村图，家谱作者也有所考量，其中核心精神便是按照迁徙顺序进行安排，以明代万历年间《休宁范氏族谱》为例，谱中共刊有村图八幅，首先以休宁县域为范围总绘所有的居住村落，形成《同邑各村总图》，再将各村基址于《同邑各村总图》之后“分图以纪之”。并且范涞对各村之图的排序作了明确规定：“图先祖居博村，次汊口、次林塘、次油潭、次合干、次闵口、次瑶关，皆以迁之先后为序，仍以祖居为宗，定道途之远迩云。”清代宣统年间《韩溪程氏梅山支谱》亦以此顺序刊刻村图，“吾族自南宋始迁韩溪，后析为盘谷，又析而为芳春、为晓湖，岂非以聚族之故，而日以蕃欤。然阡陌相通，炊烟相接，鸡犬之声相闻，分而四之，亦可合而一之。”于是先列《四村总基之图》于村图之首，再分列韩溪、盘谷、芳春、晓湖四村之图于后。此外，徽州黄氏多从黄墩（篁墩）迁出，故《新安黄氏横槎重修大宗谱》便依次刊载《黄墩基墓图》、《左田基墓图》、《横槎溪西基址》、《溪东基址》、《福亭重槎基址》等图。

最后则是村图本身的规模，上述家谱所载村图篇幅大小不一，多为两幅半页，清代乾隆年间《新安黃氏橫槎重修大宗谱》刊载的《橫槎西溪基图》、《溪东基图》等，清代光绪年间绩溪《梧川汪氏宗谱》所载《考溪阳宅图》、《梧川阳宅图》均为两幅半页。此外，最小者为清代《重修汪氏统谱纂要》刊刻汪氏先祖迁居里居图中《十四府君讳中元公迁大畈鳙溪里居图》与《承信郎讳得钧公世住西市包山里居图》等皆为四分之一版面的小图。最大者当属明崇祯年间《休宁戴氏族谱》所载《隆阜村居之图》。此村图共由十幅半页组成，连缀成一幅完整展现隆阜村居情形的长卷。同时，这些村图当中少有孤立的存在，多数会配有相关景物图像，并辅以景诗与图说，以形成相应的体系，“宅图则著八景，而诗附焉。”这些景物图像大都被放置于村图之后，如清代光绪年间《善和程氏仁山门支修宗谱》于村图后载有“村居图记”一文，附刊“宝峰五桂”、“日山晓晴”、“月山晚霁”、“和溪桃浪”、“梧冈书院”等十幅景观图，各配景诗一首，后又有“和溪十景记”一文。景图后又列“志山”、“志水”，“志居”、“志宅”各一篇，十景诗歌逾几十首。清代金锦荣纂修《瓯山金氏眉公支谱》也于村图后附刊“鹤山初晓”、“象鼻松涛”、“料原烟雨”等瓯山八景图。至于这些图说、景诗，则多是为解释村图而生，“各村居址虽列图，而剪棘拓基，纉绪肻构，舆夫今昔风俗，名贤叙述，有非图之所能括者，以是说而存之。”

二、村图所涵盖的图像内容

作为直接展示宗族所在村落状况的图像，明清徽州家谱村图中包含了大量内容，直接反映了所在村落的自然与人文地理状况。其中，人文地理内容占据了大半，是村图所要反映的主要内容。同时，由于上述村图性质不同，篇幅各异，其中图像所含内容自然也就有所差异。但由于徽州区域内部自然地理条件较为单一，且明清时期徽人生活并不复杂，在此情况下，在二百余幅村图中，亦有着相当程度的雷同内容。此外，由于明清时期徽人有着续修家谱的习俗，使得上述所列家谱村图部分为同一宗族所为，而相应村图也有着内容的变化。

（一）村图中的自然地理内容

明清时期徽州村落选址大多依河流而展开，且为山地所环抱，其中既有现实的生产、生活与安全的原因，还有风水之说的影响。于此背景下，村图展现的自然地理情境便主要是山丘与河流。就上文所列村图而言，其中山的设置较为统一，多是以环状呈现，但河流的行状则较为复杂，有环状、曲线与直线三种。同时，在部分村图中，山丘会被虚化处置，但河流却不会，《永春戴氏宗谱》所载《姚村阳宅地图》即为其中一例。而在另一些村图中，则还会标出距离村落较远的山峦，例如《休宁范氏族谱》所载《博村祖居图》中就有休宁县名山松萝山与齐云山。于山水之外，多数村图中还有着树木的存在，这些树木多位于四周山丘之上，展现出郁郁葱葱之态。在村落当中，例如河流水口与祠堂后方等位置也会有一些块状的树林，其中缘由在于明清时徽人多会于这些位置培植树木，以为风水林。在这些之外，有些村图当中还会少量包含一些山中瀑布、河道沙洲等自然景观。同时，还应看到，由于宗族的需要，使得村图绘制者并不会采用固定的比例尺，以真实描述村落自然环境，而是对相关内容的面积占比进行安排，导致相关内容的的大小、长度和位置对比均与实际情况有着一定的差别。

（二）村图中的人文地理内容

在明清徽州家谱所载村图当中，人文地理内容是图像绘制的重心，占据了图像的主要版面。这些内容包罗万象，主要有村落建筑、附属设施，以及相应的人群活动。村图绘制者会依据宗族需要和村落特点而在内容上有所增减，使得每幅村图记载的人文信息各有侧重，从而鲜明地展现出不同村落的特点。总体分析上述村图，可将相关人文地理内容制成下表：

表二  村图人文地理内容简要摘录表

  在上表所括之外，村图中还较为普遍的标示出了村落的具体位置信息，即画图方位、村落四至、界碑与附近他姓村名等。在上表所列各种内容当中，有些为各村图共有之物，如祠、田、道路等，有些则是各村图中的独有之物，如榨便仅存在于《永春戴氏宗谱》所载《姚村阳宅地图》中，水碓也只是为《仙石周氏宗谱》卷二《仙石周氏村图》所录。同时，同一类型的建筑在不同村图中的有着多样的表现，就信仰建筑而言，除祠堂外，村图中还有着各种代表不同信仰的庙观，具体情况如下：

表三  明清徽州家谱村图中庙观类建筑简要摘录表

从上表所录庙宇可知，在村图中，有些庙观多有出现，如社庙、关帝庙、文昌阁等。另有如汪王殿、汪王庙、汪公庙等庙宇，虽然名称不同，但实际上却是共同崇拜汪华之所。这些较为普遍的庙宇实际上是明清徽州地域范围内主要信仰世界的直观展示，万历《歙志·风土》一节所载可为印证，“乡之有社祭先啬祝丰年，此农事耳，大都以社稷为主，其次则程忠壮、汪忠烈，是皆生为本乡英杰，殁为本乡明神。又次则关公，海内皆祀之，邑中亦多为之祠。至张许二帝，与周翊应侯，诸凡敕赐庙额，列之祀典宜也。”当然也存在着偶然出现的庙名，例如晏公庙，其供奉者是平定风浪的水神，明代江西地面多有供奉。又如史卞庙，祭祀的则是“史侯孙德，卞侯项胜……宋嘉定二年封助灵，史将军助顺，卞将军湻祐”。这些从属于某几个村落的庙宇则是地域范围内村落独享信仰的展现。

（三）村图中的内容变动

由于明清徽州宗族有着续修家谱的传统，部分续修而成的谱牒，会直接继承原有之村图，也存在着与旧谱不同的村图。而在变化之中，村图图像内容亦有所变更。这种变动是村落社会变迁的直观反映，更是宗族实力变化的缩影。同时，也可从中窥探出村图绘制重心的变更。在上述村图选取两个实例，以资佐证。

1.新安左田黄氏左田村图

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祁门黄世徇编纂《左田黄氏孟宗谱》，谱载《左田图》、《伊坑尚源图》、《东庄霞坞图》等村图，之后黄茂待等又于清乾隆十七年（1752）修成《新安黄氏横槎重修大宗谱》，内有《左田基墓图》、《东庄上左田霞坞阳基图》等村图。相去近两百年，左田、霞坞两村落实际上发生了一些变化，并在村图当中有所展现，试以霞坞一地予以说明：

图1  东庄霞坞图

图2  霞坞图

霞坞“去左田一里许，旧名下坞，黄氏旧庄在焉，自县尉公九传至文载公，雅好幽静，爱此山明水秀，卜居其地”，霞坞因景色绝美而得名，“川原幽邃，㠋峰森罗，前有两溪会合，水色日光，上下荡漾，绚烂如霞，故名霞坞云。”对比上述两图，在地形与村落位置上两者并无太大差异，但在图像内容上，后者较前者有着明显的增加，其中清晰可见者如静堂，亦政堂，致和堂，溪滩庄基，文魁楼，关帝庙，台阁，新护馆，宗公墓等。同时，较之于图1，图2对于村落风水的展现更为突出。

2.祁门桃源洪氏桃源村图

在清代乾隆五十三年洪士衔等所编修的《官源洪氏总谱》中刊有《桃源基图》一幅，之后光绪二十六年洪钊等重修《祁门桃源洪氏宗谱》中则载有桃源《梓墅村图》一幅，两幅村图虽图名不同，但实际所画为同一村落。实际上，乾隆谱中所载村图的内容就已然较为丰富，其中仅冠以堂名的建筑就有惇睦堂、慈养堂、仁孝堂、丕承堂、慎徽堂，另有社郎第、中宪第、秋官第、褒封第、鸿胪第与右史第这六处官宦居所，还标出南山书舍、青友书舍、赤山书舍、石塘书舍、松涛书舍等书院建筑。在此基础上，《梓墅村图》中又添加了衍庆堂、碧筠堂、四世博士、仕郎第、下南桥、梓墅里、紫台、奎楼、大紫台旧址、社庙、放生河等内容。并且对其中一些内容的相对位置做出了改变，如代表村落龙脉的“龙山”，以及宗族祠堂惇睦堂等，但较为遗憾的是，谱中未对这种改变做出相关的说明。

三、村图中的空间结构

在自然环境与宗法、科举等文化的共同影响下，明清时期的徽州村落空间本身具有一定独特样态。如此样态在村图中亦有所反映，使得观看者能够大致得知村落的空间布局。但村图毕竟不是村落的空间效果图，在空间结构方面，村图中的样貌与实际情况并非完全一致。这种情况并非是明清徽州编谱者的创造，而是中国古代地图的一种通例。实际上，为服务于宗族对于村落历史与现实的记载，村图的中的空间结构明显偏向于与宗族相关的内容，并在空间等级与空间边界上有着突出的表现。

（一）村图中的空间等级

通观上述村图可以明确看到图中存在着空间等级区别，其目的就是为了强化宗族主体效果，彰显宗族对于村落的控制。这种等级区别主要是以规模与位置两个手段展现出来的，就规模而言，通过对自然与人文地理因子间相对规模的处理，可以在村图中直观看到那些内容的重要性。在自然地理因子上，为了彰显宗族所在村落的风水与人文，在村图中，相关因子的空间规模便会相应变大，“斯图也，聚族而居，保世滋大。襟山带水，萃浙流灵秀之钟成；艮归坤耀，婺宿光辉之兆奕。禩诒谋迭，衍数村衡宇相依，既选胜以搜奇，八景之观备矣，复星罗而基布，众美之列具焉。”以《韩楚二溪汪氏宗谱》所载《柯里居址基局图》为例进行说明，谱中《图考》有言：

柯里山龙自上楚溪佛岭过峡起祖开帐，东行至张坑青龙坞之左，黄沙坑薛家岭之右，中落脉前行至梅树坞头，又东上至下坑坞头，起木星高峰踴躍，南行里许，起天葩主星，卓旉五萼，左敛右舒，下为村基。

在这种观念下，其村图便是如此之样貌：

图3  柯里居址基局图

而在人文地理因子上，相应的规模对比同样存在，以祠堂为例，在村图当中，祠堂为必收的建筑，部分村图当中还会绘制村中所有的祠堂，如清婺源《査氏族谱》所载《查村住宅图》中则有孝思堂、光裕堂、清立堂等七座祠堂，清祁门《善和仁山门程氏支谱》所载《善和村图》中就刊有敬义堂、大宪伯、光裕堂、笃本堂、静乐公祠、长史祠、逸儒祠、善公祠，至公祠、修吉堂等十余处祠堂。尽管徽州宗族祠堂本身规模较为宏大，但在村图当中，它们的规制被进一步的突出，特别是在高度上，完全盖过了其他建筑，成为全图的视觉重心。以《赤桥村基八景全图》为例进行说明：

图 4  赤桥村基八景全图

在图中，一眼望去便可得知其祠堂之宏伟，且在目视之下，为村内最高，但实际并非如此。村中的制高点当属图右下角的“东皋塔”，据《祁门县志》载“东皋塔在赤溪口，方楷等倡建，巍峩宏丽，为一方胜观”。此塔身原为5层，后于万历间增建为7层，至今犹在。在祠堂之外，墓地同样是村图意图凸显的存在，同样在上图中，可见方氏赤桥始迁祖智詠公之墓，且其与山丘间的规模对比差异明显。

在规模对比差异之外，村图还会通过位置设定的方式展现村落等级，主要的设定模式是一种同心圆式的。多数居图会在图像正中安置宗祠，且相较于其他建筑绘制的格外精细，“里居首重宗祠”，自然成为村图空间的中心，比较典型的如明代《休宁范氏族谱》所载《闵口村居图》和清代《西递明经胡氏壬派宗谱》所载《西递村图》等。但并非所有宗族祠堂都是坐落于村落中轴线上，在此情况下，有些村图尽管会服从于宗祠的具体位置，但仍然会在图上将祠堂的方位向中心靠拢，如下图所示：

图5  仙石周氏村图

一旦确立了宗祠的中心位置之后，村图绘制者便会依赖宗祠安排其他的村落信息，一般而言，宗祠四周以民居环绕，外层再绘以墓地、田产，最外层则是村落的自然景物，最终形成了如下同心圆式的空间位置等级结构：

图6  村图中的空间位置等级

当然，由于徽州区域内地形特性，其村落布局往往呈现出，“山田交半，顾平岗土阜，胥可筑屋中夹，平原颇开朗”的样态。这对于村图的空间位置自然会造成影响，故而上述同心圆式等级样貌并不完全是村图绘制者的创造，也是村落现实状况的一种反映。但将其与规模等级相结合，自然能够明显看出，村图绘制者对于村落中宗族因子的强化。

（二）村图中的空间边界

在上述村图当中，还可窥得村落的空间边界，与空间等级结构相同，这种边界同样带有明确的宗族色彩。尽管在徽州文人笔下，徽州宗族均是聚族而居，村落内都是只有一个宗族，“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一杂姓搀入者，其风最为近古。”但就实际情况而言，明清时期徽州村落内宗族杂处的情况并不鲜见，如此一来，此时的徽州村落便可被自然分为单族村落与多族村落。这两种类型的村落在村图中的样貌有所不同，尤其是在空间边界上，表现较为明显。对于单族村落而言，主要的边界在于标示自身村落的区域范围，由于明清时期中国，并不存在村一级行政单位，故而在村图中，只能通过两种手段来确定村落的边界。一是标示村落内外主要景观，以内部景观标示村落存在，外部景观位置则作为村落边界，例如《磻溪汪氏家谱》卷1《城源基图》以汪王祠即敦伦堂、慎徽祠、统公祠、香泉井、荫宅塘、蓄福塘、培元碣、石牛潭、养生潭、龙山石笋、桃木岭石洞、来龙山岚山路、鹏完书屋、水口石狮等地标绘制出了自身的村落边界：

图7  城源基图

二是借用税业边界标示村落的边界，这一方式在《韩楚二溪汪氏家乘》中有着明确的表现，尤其是《侯潭村居图考》附有《弘治中村基地图合文》一幅，相当清晰：

图8  弘治中村基地图合文

图内文字则是直录税业之由来与大小，图后还附有每块地的税业文书，特将部分内容迻录如下：“三都湘潭汪善、汪以彰、汪以江、汪以本等共标承祖并众存脉受计五号坐落三都三保，土名侯潭，流水经历系藏字一百九十四号，汪得辛名目，计地七亩七分七厘。一百九十五号，汪凯叔名目，内一半计田地二亩八分六厘三毛。”

   而对于宗族杂居的多族村落，谱中村图所标示的空间边界便由村落边界转变为了宗族居住边界。先以明代休宁范氏所居油潭、汊口两村为例，以为说明，这两个村落皆为范氏与他姓联姻后因特殊原因衍生的村落。油潭村为“观察长支十八世孙茂公赘油潭徐氏，乃自祖舍迁居”，“村之同居有黄、程、许、吴、陈、师诸姓。范之居又东邻于黄，南抵古路渠，亦与黄为界”，这些姓氏宗族所居建筑部分在村图中有所展现。汊口村始迁祖范震出博村派，其父范琏“配端明学士程珌之姐”，后英年早逝，程氏携子震遂依外家居汊口，其后子姓繁衍，遂形成汊口范氏宗族。汊口村图以范氏“寿传堂”为构图中心，分布着程、黄、孙，汪，赵，谢等他姓住房。

图9  油潭村居图

图10  汊口村居图

再以《檀岭王氏宗谱》所载檀岭王氏的肇基之地“王村上阳基全图”为例：

图11  王村上阳基全图

图中以王氏宗族为中心视角，在记录王氏村落信息的基础上，尤其注意对王姓和李姓的地理范围、产业信息进行明确记载。王、李两姓的祠堂、坟墓、甚至荒地“土埂为界”都有确切记录。王、李两姓渊源颇深，早在元初，王氏先祖回公由婺源迁居此地时，此地名为“李村”，“历四世名望渐隆，人遂称为王和李村”，后因回公葬于宅后，遂于明初即改名为“王村上”。从上述变化可知在此村落中，王氏宗族的势力一直处于上升状态，但其并非是初始定居者，故而在村图中王氏会明确展示他族信息，以区分其与本族的边界。

在上述这两种空间边界之外，部分村图还会绘制一些特殊的内容，以成为带有独特目的的边界。如上述范氏家谱所载村图中会标示佃仆居住的地点，其目的便是区分“小姓”与“名族”空间。再如在同治《方氏宗谱》所载《营前基图》中有着“方圤郑碑”之所，它是方、郑两姓纠纷的产物。在康熙年间方、郑两姓为争夺这座坟茔的属权而讼于官府，历十余年而未结。谱中载有雍正年间结讼详文，文称方氏族人方玙九控告郑氏郑敬保于祁门县府衙，对于这座坟地，方氏“指称系虚堆”，郑氏“指称系祖塚”。官府为辨明事实而前往实地勘验，却遭遇“郑姓齐集多人，持刀执斧不容前往”，未能分辨虚实。最终，于雍正元年由陈氏族人陈大任、陈李英等分别为“中见人”和“立还文约人”立卖地契和签署文约，议定方氏将“空圤一所，上下左右方圆共计地八尺，埋石为界，凭中立契，出卖与郑”，并强调“其余山地郑姓不得管业，如违，听自方姓同身等赉文鸣官理论”。方氏将这一信息绘入村图，显然是为了标示出自身对此产业的占有，以展现其族与郑氏宗族间的产权边界。

四、图像记忆与宗族认同

由上述内容可知，明清徽州家谱所载村图并非是对村落的准确刻画，而是为了服务于宗族某些需要而对村落样貌的选择性描绘。在此情形下，观看村图时，观者并不能准确知晓村落的具体状况，但却可以得到与生活在此地宗族有关的图像知识。由于明清时期徽州家谱的保管手段，使得能够阅读家谱的主要是本族后裔。同时，家谱并不是一个定期更新之物，尽管明代嘉万年间之后，徽人常有续修之举，但其中间隔多在数十年。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谱中村图便会成为宗族族人关于村落历史的唯一图像记忆，对于这一点，清乾隆年间《新安黄氏橫槎重修大宗谱》有言，“时际会修统宗谱牒，敬将基图详绘，俾后知其形胜，识其故迹。”之后光绪年间修成的《绩溪县南关许氏惇叙堂宗谱》中也有着类似的言语，“使散居四方之子孙，展阅斯图，如游其地，而登斯堂焉。今得志仁侄绘之为最明，而家顺侄附绘横塘村图，岂非以横塘为父母桑梓之地，见横塘之一树一石皆有情乎，绘之亦固其宜家。”至于宗族需要，其实在谱中也已有所论及，同样是乾隆年间成谱的《歙西傅溪徐氏族谱》载：“俾览者如身在其间，而恭敬之思亦油然以生，未必非教孝之一助也。”光绪年间汪昌礼主修《环溪汪氏宗谱》中说的更为详细：

朝崇祀灵，爽赫如日星，所以绵庶裔而昌，厥宗者端有在也。后之人分派虽繁，迁支虽远，亦孰无桑梓本原之念哉。意睹河洛者思禹功，然则睹启治之图者，盖思我祖宗之所由缔造于前者何如，又盖思我后人所以奠居所以而继承与后者当何如也。

这些言论无不表现出对于宗族而言，村图就是巩固宗族认同的重要手段之一。实际上，从上述情况来看，村图中不仅有着有关宗族的历史记忆，也包含了较为直观的宗族边界。正是这两点，使得村图能够有效承担上述宗族主体赋予的任务，成为宗族认同的重要支撑。

（一）图像中的历史记忆

在上述村图当中，存在着对于宗族祖先创建或定居村落的描述，族人通过它们将会获得宗族早期历史记忆，这是巩固宗族认同的核心记忆。特别是在图像之后，存有解释图中内容的图说等文字，更是可以令观者强化这种记忆。其中的村落由来一节，作用较为明显，如《新安黄氏横槎重修大宗谱·上降金竹埠阳宅图记》中有言：

我族自横槎溪西二十五世祖希尧公绍居溪东，发祥昌大，甲第蝉联，绵绵绳绳，人文蔚起。勅赐南津北宅，名地闻望，历古及今。传至四十世祖温奴公徙居潘坑大塘源，宣德七年间转卜择居于上降金竹埠，见此处龙山秀丽，峭石耸朝，形如灵龟负卦，世居此焉。坐壬向丙兼亥巳三分左右，癸艮二水发源，右有庚辛二水直拱青龙，金星横列，白虎先峰绕回河水，如绅丁出，可为万世安宅矣。历今十有余代，世界择相承，丁粮颇茂，虽曰宗祖在天之默佑，亦地脉钟灵之兆羡也。

又如清《新安武口派梅田王氏支谱》刊有《梅田基址之图》和《里梅田村基图》各一幅，其于图前配有“村基图引”一篇，详细解释了两村基址的由来：

七世祖士崇公由武口迁梅田外村，剪棘锄茆，运石構木，筑垣墉营，栋宇而家居焉。不数传而子孙藩衍，厥族斯兴。迄明季，二十六世祖廷祥公再迁梅田源内，有书可读，有田可耕，对宇望衡，共敦亲睦，雍然有太古风，是二村也。岂敢上擬，双溪祖居，四世同堂，五贤继起，为发祥望族。然披图考据，觉水绕山环，峰回气聚，毓秀钟奇于斯，可卜将见，人文蔚起，科甲蝉联，继双溪而大振家声，能无望于后人乎。

由于徽州地区内部地狭人稠，村落更迭并不少见，以《新安名族志》成书的公元1551年为基点，歙县1699年的村庄存有率为62.25%，到1827年为58.94%，休宁县1551年存有的村庄到1699年则还有59.6%，到1827年为59.6%，绩溪县到1699年则还有82.14%的村落存有，到1827年为78.57%。在此情况下，宗族离开祖居地定居的情况常有发生，在前述一些家谱中，为保证族人对于祖源地的记忆，还会特地制作那些村落的村图。清代《潜川汪氏惇祠溯源家谱》中便载有《歙西汪村遗基图》一幅，图中以汪村遗基房屋为构图中心，屋旁有社。村后为西村、仇家塘、十里桥等地，屋前邻汪边村、大亩堨两地。此图非常鲜明地界定了汪村遗基的地理位置和范围，并于图后解释了汪村的历史渊源：“汪村遗基，在今歙西二十一都滚繍乡状元里，南近大亩堨，北连汪边村。基地之名昔呼寺堨，唐尚书礼部郎中琦公，建中初由歙州登源始来居此，岁久族蕃，遂姓其地曰汪村。今有汪村边者，即邻乡也。”并于其中直言绘图目的，“爰志图录以昭前烈，启发后昆当顾唐业志重，而思继承之难，尚其慎之。”《檀岭王氏宗谱》中所刊的《伦祥公迁居南邑阳基图》，同样也是描绘祖源村落。王氏于基图中标出已经无存的伦祥公老宅基所在地，并以其为构图中心，绘制王氏、束姓、胡姓、徐姓、杨姓等各族产业分布，可见此处王氏还有大量族田。图后载文曰“右为伦祥公迁居之地，属南邑上东乡，束家田湖左。近道光中叶，已有数十丁，人财并盛，产业日增，田地、山塌、钱漕完纳银至数拾两。”可惜后来此处王氏“迨迭遭兵燹，屋毁丁逃，今仅存善宝父子二人，其产业界址均未详细开报，姑载其阴阳二基图说，以志大略云尔。”

在村落由来之外，这种祖先历史记忆还会包括村图所包含的一些宗族设施，其中典型者便是祠堂与墓地。这种记忆则会支撑起宗族族人有关的宗族延续的认识，进而服务于宗族认同。在祠堂方面，由于在村图中存在着明确以祠堂为中心的空间等级，配合谱中相关记载，族人能够较为轻易地获得关于祠堂的历史记忆。对于墓地而言，情况稍有不同，由于其处于图像的边缘，使得相关历史记忆的获取依赖于图后的解说。对此，以《新安大程村程氏支谱》中的《大程村图》为例，此图明确标出了村落四周的祖墓，并随之进行了相应的介绍：

其村西塘塝坞有名浪沙行者，盖宁二公墓，乃迁岑山诚公，绍槐塘上府后派祐公之本生父也。其村西北西山湾有名虎形者，则豫六世祖考祖妣暨高祖考静宇公之墓，墓田及柿坞岭山业向为族人弋售，豫用资赎，复付本支本祠保护。有名栗木山者，豫五世祖汝新公之墓。又村东北裹田坑有名新虎形者，豫曾祖考仕美公暨继配曾祖妣两叶夫人之墓。虽属豫祖，诸墓适因绘图，故并为附记，俾我子孙敬守。

此图中还收录了宗族祖先在村落中的一些营建，同样会成为宗族族人相关记忆的由来：

伏念本村山川胜概为乡邑所称，而先府君手泽心力多萃于此，如培植村脉树木，累叠水口雨壩，于亭子桥达路伐石甃治，俾作康庄。每遇夏日，则设茗蕣道旁，以酌行者。仙姑洞口曩栽桃花，百本儼有武陵蹊径，村内各精蓝并多捨施金钱助其香火。今缘绘图谱首，重为披览，不胜感悼。

（二）图像中的宗族边界

纵观上述村图，从中可以两类边界，它们共同构成了图像中的宗族边界。首先是宗族派别边界，在上述那些具有多张且按照迁徙顺序安排的家谱当中，这些村图一起构成了宗族的迁徙历史，也形成了宗族在徽州区域内的派别边界。在此之外，其族人虽然迁居他地，但在派别上仍然从属于这些村落。典型者如前述休宁范氏，其宗族的迁徙边界便是博村、汊口、林塘、油潭、合干、闵口和瑶关，而韩溪梅山程氏则韩溪、盘古、芳春和晓湖。而在有些村落内部则又通过标示祠堂或家庙的方式来展现村内的派别边界，在《査氏族谱》卷首《查村住宅图》中绘出了康熙三年始建，祭祀査氏始祖南唐观察使文徵公的“孝义祠”、祭祀査氏宋龙图阁待制道公的“孝子祠”、康熙七年建祭祀廷椿公的“文德堂”等二十座家庙。从这些家庙的设置中，可以直接看出宗族内部的派别边界。这种派别边界的确定实际上是为了服务于宗族的整体认同，对此明代徽人程孟说的较为明白：

孟因搜辑世忠事实，会通谱书，尝至绩溪之仁里，休宁之率滨，又道经黟南，至祁之善和，婺源之环溪，浮梁之景德等处。山川道里，目睹而心存，颇识其一二，因以布置为图，犹恨未得尽美，一日好事者以郡志见示，于是互相参考，立定成格，于善绘之士写之，填以族氏所居之名，于以见吾程姓之蕃盛也。虽然六邑程姓同出一源，分泒年深，住居地远，至有闻名而莫识其处者兹焉。开卷一览，即能知之曰某处属某县也，某人出某处也，他日相逢，问而及之，岂有不相亲爱，而敦族谊者乎。此图于谱不无补也。

其次是村落的空间边界，明清时期的徽州宗族强调自身聚族而居，村庄名字与“望族”姓氏紧密相连，成为类似“郡望”的宗族“望族性”符号，如棠樾鲍氏、大阜吕氏、雄村曹氏、五城黄氏、环山余氏、善和程氏、月潭朱氏等，“吾乡巨姓必标其所居之地以自名”。这种状态已被明清时期徽人所认同，村落名称成为当时徽人辨别自身宗族的标志，“相逢哪用通姓名，但问高居何处村”。但村落名称常有变化，它并不能成为宗族认同的有效工具，而村图中所标示的空间边界则能够有效规避这一点，进而服务于族人的宗族认同。而将其中标出的边界与村落的地理位置相匹配，更能准确的标示出宗族对于村落的控制，以《西递明经胡氏壬派宗谱》为例，谱中先是绘有西递村图，后又有对其村落位置及宗族存在的记载：

西递离城十五里，居邑之东乡，自石山至幕虞数十里之中为以大邨落。其东为杨梅岭，其南为陆公山，其西为奢公山，其北为松树山，山皆环拱，高不抗云。水二派，迁仓之水发源于邦坞，后库之水发源于酥祥坞，涧澜双引皆向西。来人夸山水之钟灵，堪称桃源之胜壤也。自北宋皇祐间五世祖士良公由婺来黟，遗荣访道，占形望势，爰筑室于仁山，燕子贻孙遂移家福地，是□□□蕃衍，瓜瓞联延，建祠宇于邨中，曰敬爱堂，奉支祖仕亨公神像，祠乙辛向，对汉耳之峰，收西来之水。

而当韩楚二溪汪氏等宗族使用税业来标示村落空间边界时，宗族对于村落的控制则就具备了法理的依据，这是此种方法带来的优势，“弓口纪：治鄙经野，辨其广东西输南北，一览周知，明晰浍分侵者，以正匿者，以明此疆彼界，有脊有伦，按图而索，考覆维精，袛承先业，万古如新，作弓口纪。”在如此体系之下，宗族依托村落可以明确展现出自身的空间边界，进而令族人获得清晰的认同边界。

五、余  论

尽管在数量庞大的明清徽州家谱中，设有村图者并不算多，但它们的存在却对于宗族有着强化自身认同的作用，进而使得有限的图像具备重要意义。在宗族主导之下，村图并非是族人所居村落的准确反映，而是描述宗族存在的直观图像。通过绘制内容与空间结构，观看的族人能够获得关于宗族所在村落的图像记忆。这种图像记忆，包含了历史记忆与宗族边界，与从口耳相传与文字表述而得的记忆一起，成为族人宗族认同的有效支撑点。而这种支撑效用本身正是村图绘制者们需要实现的目的，只是他们并未以此种方式言说罢了。实际上，在明清徽州家谱中，其他图像与村图同样有着类似的功能。但对比村图，描述人物的祖容像、展现坟茔与祠堂的祠图和墓图更多地是强化宗族的历史记忆，于宗族边界而言，则未有太多地显现。如此一来，既有村图便有着其自身的特殊之处。尽管如此，零散分布与数量有限的状态仍然会对村图在整体上作用于宗族认同的功能产生影响。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是多样的，其中既有村落乃是宗族族人居住之所的原因，亦和宗族实力、宗族与村落关系、村图篇幅等因素相关。此外，不应忽略，村图本身并不会完全超脱于村落之外，对于村图内容本身及其相应的变化，同样也能部分展现徽州村落本身的状态与变动。考察这些状况，同样能够解说长时段内明清徽州村落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状态，以及宗族在其中的作用与地位。

[原文发表于《形象史学》2021年夏之卷（总第十八辑），注释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