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满 | 明清时期的林业经济与山区社会——福建永泰契约文书研究

摘 要 主要依据福建永泰县的现存契约文书，考察明清时期的林业经济与山区社会。在永泰县的山区开发进程中，土著家族依据里甲户籍与赋役制度，控制了当地的山林资源，而外来移民则通过租借山场，发展多元化的林业经济。由于土客之间的矛盾冲突，促使当地民众聚众自保，形成了庄、寨合一的山区聚落形态。随着外来移民的在地化，家族与村社组织普遍发展，形成了乡、族结合的社会文化传统。

关键词 明清时期；林业经济；山区开发；契约文书；福建永泰

作 者 郑振满，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厦门大学历史学

前言

明清时期，由于林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全国各地陆续进入了山区开发的高潮，导致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与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以往的相关研究，大多依据官方史料与文人记述，难以深入揭示林业经济的发展机制与山区社会的演变趋势。近年来，在安徽、贵州、浙江、福建等地发现了大量山林契约文书，开辟了山区开发史研究的新领域。本文主要依据福建永泰县现存的山林契约文书，提出明清时期山区开发史研究的若干议题，以期抛砖引玉，推进学术对话与交流。

永泰县地处福建中部的戴云山脉，始建县于唐永泰元年（765），宋崇宁元年（1102）改名永福，至1914年改回原名，至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是闽中地区最为古老的山区县之一。境内地貌以中低山地为主，森林覆盖率高达70%以上，为福建省重点林区。自2016年以来，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与永泰县古村落保护办公室合作，在当地开展现存民间历史文献的收集与研究，已收集契约文书近30000件、各种账本1000多册、族谱100多部，还有为数众多的碑刻、书信、诉讼档案等历史文献资料。这些民间历史文献大多形成于明清时期，至今仍保存于当地村民家中，具有良好的“归户性”和“归物性”，可以较为系统地反映明清以来的山区开发进程。

永泰县现存的山林契约文书，主要涉及山林的产权关系与经营方式，以及山区的生态环境、聚落形态与社会文化传统。这些契约文书的形成过程，与明清时期的山区开发密切相关。因此，本文拟首先考察明清时期的林业经济与山区开发，再依次探讨山林的产权关系与经营方式、山区的聚落形态与社会整合、家族与村社的仪式传统。当然，本文的目的在于提出问题，而不是全面论述山区开发的历史进程。

一、林业经济与山区开发

福建历史上的森林资源，最初大多是原始森林，宋以后逐渐形成人工林。淳熙《三山志》记载：“始州户籍衰少，耘锄所至，甫迩城邑。穹林巨涧，茂林深翳，小离人迹，皆虎豹猿猱之墟。”这就是说，在福州设治之初，离城郊不远就是原始森林。到了明代中叶，福建各地出现了大量的人工林，自然生态环境已经完全改观。万历《邵武府志》记载：

杉，旧本地少种者……近三四十年来，郡人种杉，弥满冈阜。公、私屋宇悉用之，皆取诸本土而足，且可转贩，以供下四府宫室之用。盖骎骎乎与延、建之杉等矣。郡人之所谓货，此其最重者也。

邵武府地处闽江上游的富屯溪流域，为福建西部较为偏远的山区。明代中叶，邵武府开始“种杉”，不仅可以满足本地公、私建筑之需，而且可以供应福建沿海地区的“下四府”，成为当地最为重要的输出商品。这种以商品生产为特征的林业经济，在当时的闽江流域应是普遍现象，故有“与延（平）建（宁）之杉等”的说法。

明清之际，福建杉木已运销江浙、广东等地，甚至远销海外。计六奇《明季北略》记载：

福建延、汀、邵、建四府，出产杉木。其地木商，将木沿溪放至洪塘、南台、宁波等处发卖。外载杉木，内装丝绵，驾海出洋。每赁兴化府大海船一只，价至八十余两，其取利不赀。

计六奇生存于明末清初，其关注重点为福建海商势力。其实，当时在福建内陆的客家地区，木材贸易也相当繁盛。据康熙《宁化县志》记载：“先时徽贾买山，连筏数千，为捆运入瓜步，其价不赀。近皆本邑木商自运，价大减于前，然宁土之食此利者多矣。”另据清人杨澜《临汀汇考》记述，汀江流域的木材主要销往广东，“潮州商来，计山论值，运至水滨，泛筏而下。县中沿流乡村，多以此致富”。清代浙江宁波、绍兴一带的木材商人，聚居于福州南台一带，于乾隆年间创建了“安澜会馆”，立碑记云：“（浙江）材木之用，半取给于闽。每岁乡人以海船载木出五虎门，由海道转运，遍于两浙。故台江之中洲，吾乡人之为木商者咸集焉。”乾隆年间刊印的《闽政领要》，对福建木材运销江浙有如下记述：

建宁木植，多在深山通涧之处。秋冬砍伐，俟春水涨发，由溪顺流而下。木客于南台收买，扎排海运江浙售卖，内地各处多资利用。而福防厅之商税，又全借木料以充数也。

除了作为建筑材料的木材之外，福建各地还有大量的茶、竹、笋、纸、蓝靛、茶油、桐油等山区特产，常年运销各地。清末编撰的《闽县乡土志》记载：

八闽物产，以茶、木、纸为大宗，皆非产自福州也。然巨商大贾，其营运所集，必以福州为的。故出南门数里，则转移之众，已肩属于道。江潮一涨，其待输运之舰，帆樯尤林立焉。虽不足较量川蜀之旺，而亦一大商场也。

当时福州的外销商品，主要是来自福建各地的山区特产，尤其是闽江上游生产的茶、木、纸等。当然，除了这些外销商品之外，福建沿海各地同样需要各种山区商品，如木材、燃料、油料、纸张、果品等日常生活必需品。在清末编撰的《侯官县乡土志》中，详细记录了福州郊区运销山区商品的各种集市，这些显然都是为当地居民服务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明清以来福建沿海市镇与商品经济的发展，为福建各地的山区开发提供了内在动力。

明中叶以后，随着林业经济的商品化，大量外来移民进入福建各地山区，形成了山区开发的高潮。万历《永福县志》记载：

邑居万山之中，地之平旷者不得什一。……至于引水不及之处，则漳、泉、延、汀之民种菁种蔗，伐山采木，其利乃倍于田。久之，穷冈邃谷，无非客民。客民黠而为党，辚轹土民。岁祲，揭竿为变者皆客民也。

这种因外来移民进入山区而导致的社会动乱，在明代后期的东南山区非常普遍。以往的相关研究，通常把这些“客民”视为破产农民，即“流民”或“棚民”。实际上，当时的许多客民可能并非破产农民，而是追逐财富的经济性移民。至于土客矛盾的根源，主要在于当时的户籍和赋役制度。万历《永福县志》记载：

又考邑之田，其占于异县之民者十有二三，则黄籍之户口，固不尽为邑人；而漳、泉、延、汀之幸民流布三谷，生齿凌杂，实皆邑之户口，而不登邑之黄籍。在彼邑为亡命，在此邑为宾萌，由童而白首，由身而累世，曾不闻县官之有庸调，此何以异于鹿豕哉！

这里论及的“黄籍”，即黄册，是明代征派赋役的主要依据。由于外来移民不在黄册之中，因而也不承担当地的赋役，这是土著族群难以忍受的现状。不过，从现存的族谱、契约文书看，明代有不少外来移民已在永泰入籍，并承担当地的赋税和劳役。到了清代，由于实行“粮户归宗”制度，外来移民的入籍条件相当宽松，因赋役不均而导致的土客矛盾也就逐渐淡化了。

明清时期福建的山区开发，主要是由市场利益驱动的，因而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在永泰现存的族谱、账本和契约文书中，可以看到许多因经营山林而致富的案例，其中既有外来移民，也有土著家族。那么，当地民众如何共同开发山区资源、实现合作共赢，这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二、山林产权与经营方式

在永泰历史上，似乎从未对山林产权实行有效登记，因而山税负担也极为轻微。万历《永福县志》未记录唐宋时期的山地，仅记录元代有“山园五顷九十一亩五分”，而明代原额“官民田园山塘地通共二千六十四顷六十七亩”，无具体山地数字。在乾隆《永福县志》中，对山地仍无专项记录，仅在“杂税”类中记录了“山税银一十五两三钱六分五厘”。这说明，明清时期并无官方的山地管理档案，其产权制度是在民间自发形成的。

在永泰同安张氏的族谱中，收录了一幅《第十甲辅弼山场》地形图，并附有文字说明，论述其山场产权的由来。兹摘引如下：

前明里有长，董土田之赋，征收催解，以供徭役，动费繁重，故税山皆属焉。吾族自明如金公顶第十甲里长，向金公继之。至本朝，叔理、叔德公犹相踵办理，粮纳张永发户下。以此凡第十甲辅弼之山场，悉属我族掌管。

圣祖仁皇帝薄征平赋，山税亦得从轻。原张永发户下粮额九十四两一钱八分八厘（内我族驮赔各姓并本族绝丁粮应十四两五钱一分六厘七毛四丝）。惟甲下茶山下陈姓匀纳六丁，将西方茶山下中心崙、官庄坪、起元堂一派之山付陈朝弼樵采，递年应纳税银五分（今内檀、余两姓收纳）；又甲下后坑陈姓匀纳六丁，将西方上漈至泮水隔一派之山付陈樵采，再匀二丁，准做税银。康熙三十八年，将永发地丁苗米钱粮除甲下匀挂并我族礼房、御房、书房、数房匀分各挂办理外，更存小造山税银五钱八分，仍纳张永发户下。前系七阄轮纳，今通族公办。其应掌十甲辅弼税山四至，图具于后可考。

大造山酒税现应一两二钱，系十甲里长轮当，吾族逢辛年办纳。（一甲余国光，二甲林铭、张应麟，三甲黄朝珣，四甲卢正裔，五甲张月洲，六甲檀御香、檀全盛，七甲陈宗裔，八甲范公兴，九甲吴廷震、陈家应，十甲张永发）

山租岁无定额，前系七阄轮收，今归通族公收。

上述地图与附加说明，应为清人记述，但具体年代不明。其要点在于，张氏家族对“第十甲辅弼山场”的支配权，来自于当地的里甲组织。由于张氏祖先担任“第十甲里长”，所以拥有对当地“税山”的支配权。在这里，山地的产权分配是以承担里甲赋役为依据的。同样的道理，第十甲中的“茶山下陈姓”和“后坑陈姓”，也都是因为分摊人丁税而获得对特定山场的支配权。至于“大造”和“小造”，可能前者是明代里甲系统分摊的山税，而后者则是清代加派的杂税。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依据里甲户籍和赋役负担而形成的山地产权，实际上是一种共有产权，对当地乡族组织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明中叶以降，永泰民间的山地买卖日益频繁，形成了错综复杂的产权关系。例如，嵩口镇漈头村林氏家族现存一组清乾隆年间的合同或合约，记录了当地张、曾、蔡、林、陈等姓长达数百年的山场交易和合股经营。兹抄录其中两份文书，考察山地产权的交易过程与经营管理方式。其一：

立合同张瑞忠、曾学等，但瑞忠祖于嘉靖、万历、天启、崇祯年间，买得张大浚税山数号，坐落消洋四围；又买曾应周等山场物业，系在消洋内等处。曾海户丁曾应周原买柯文灿山场，亦在消洋等处，后曾家出卖过半，姑念亲属，与曾对半管业纳税，历掌无益。至乾隆七年，缘曾海户丁曾又贤兄弟将消洋山场卖在曾学、蔡天生管业，又有毛公拨、张瑞忠七年时将曾家祖上卖契缴与曾、蔡为业，有契可据。将此所缴之山充出，曾、蔡亦有一半，但张瑞忠、张伯玉、张昂弟亦有一半，原有张大浚、曾家有卖契可据。自今以后，凡消洋、漈头、佳洋、长岭坑、歇坪四围等处山场，或在张契内，或在曾、蔡契内，统为公众通仝掌管，向后张家不得藉有古契多山言说等情。倘外人批种、造坟、起盖，其山价、花彩、山租等项，张家应半，曾、蔡共应一半。如张、曾、蔡三姓自种自造，不得言说批礼。若有关碍，不得私批，不得私造；空山无碍，三姓相议仝安，以免争执。要凭合同管业，永无异说。今欲有凭，公立合同弍纸，各执一纸，永远为照。

其山税，张家应纳五分，曾、蔡应纳五分，共一钱，纳在柯文灿名下，系月洲张聿昭代收。倘外人侵占山场，公仝出头，不得推脱。再照。

画押弟学琛

蔡天生 曾学

乾隆柒年拾弍月　日立合同张瑞忠

张伯玉

张昂弟

在见宗弟张其昌

中人吴荣玉

这份合同涉及“消洋、漈头、佳洋、长岭坑、歇坪四围等处山场”，其产权原属于张大浚、柯文灿，于嘉靖至崇祯年间陆续卖给张瑞忠、曾又贤二人的祖先，由张、曾二姓“对半管业纳税”。至乾隆七年（1742），曾又贤兄弟将祖传山场卖给曾学与蔡天生，遂由张、曾、蔡三姓共同管理这些山场。由于这些山场的产权多次转手，形成了各种“古契”，容易引起纠纷，因而在新业主之间必须重新签订合同，确认各自的权益。与此同时，在合同中也规定了这些山场的管理、利用、收益、纳税等相关条款。由于这些山场是三姓共有的，所以相关业主可以无偿利用，即所谓“三姓自种自造，不得言说批礼”。如果出租给外人耕种，或是转让给外人建屋、造坟，其收益由三姓按份均分。此外，这些山场虽然经历多次转卖，其产权并未正式过户，而是仍然在原业主名下纳税，由“月洲张聿昭代收”。这种产权不过户和“代收”山税的做法，在永泰契约文书中相当常见，可能是当地山林交易中的普遍惯例。

自乾隆七年（1742）之后，上述山场的权益又历经瓜分和转让，形成了更为复杂的产权关系。兹抄录这组文书之二：

立合约字林、张、陈等，为共置税山以杜混争事。缘万历间张朝统与曾学、蔡天生契买张大浚、曾应周税山数号，坐落廿玖都消洋地方等处。当时未分界址，三姓议立合同，开作四分，曾、蔡共应贰分，张家自应贰分。后因朝统之孙瑞忠将己分之山胎当张聿昭，无银取赎，劝你胞叔伯玉、彩玉、弟昂官即瑞志各出银赎回。叔侄又立约字，将此贰分之山开作四分，伯玉、彩玉共应一分，瑞志应一分，瑞忠自应贰分。至乾隆八年，瑞志一分之山又开四小分，统卖林伯齐、林向瑞、林景珠永远管业。又乾隆十年，瑞忠贰分之山又开四小分，忠子厚楚、厚成抽出贰小分，卖与陈文教、文闢管业。又叁拾贰年，忠子厚楚更有二小分，再卖与林伯齐永远为业。又五拾年，伯玉、彩玉一分，你子盛光兄弟仝卖张于吉，永为己业。至四十壹年，伯齐买瑞志四小分之贰，抽出壹小分分卖陈正明掌管。齐尚存厚楚下贰分、瑞志下一小分。前后买者、卖者、分卖者，俱已载明矣。但因原契并合同夹带曾、蔡山业，未曾缴出，尚存忠子收执。诚恐生端，故议立约字，以免争占。其山税，朝统下载五分，递年照契内付张大浚子孙收纳。山内各置桐、茶、杉、松、杂木，并在前起盖、造坟，各业各管。或坟傍、或屋边四围有碍之处，约人等不得占造、强砍，任听造主培留遮荫风水。自议之后，其山永不许转卖别人纳税。如有桐、楂、杉、松、杂木转卖别人，及山底卖他开掘栽种，不许卖他起盖、造坟。凡耕山者纳租，收租者纳税，即有转卖树木、开掘栽种，契内要载明山租，收回照分均分。山内无碍之处，各人自造自盖，毋容相议。或别人批造，各主同议，批礼照分均分，不得私批等情。如有此情，系约人签词呈官。自约之后，庶无争占。可今欲有凭，立合约各执为照。

乾隆五十壹年正月　日立合约字林向宝（画押）

仝约张于吉（画押）

陈文教（画押）

林向瑞（画押）

林珍清（画押）

陈正明（画押）

代字蔡仲书（画押）

这份合约与上引合同密切相关，也是关于同一山场的权益分配，但只涉及其中属于张姓的一半权益。乾隆七年（1742），张瑞忠将自己的山场权益抵押给张聿昭，后来由其叔伯玉、彩玉和弟瑞志出钱赎回，其产权则分为四份，即瑞忠二份、瑞志一份、伯玉和彩玉合一份。乾隆八年（1743），张瑞志将自己的一份产权分为四份，卖给了林伯齐、向瑞、景珠。乾隆十年（1745），张瑞忠将自己的二份产权分为四小份，而其子厚楚、厚成将其中二小份卖给了陈文教、文闢。乾隆三十二年（1767），张厚楚又将其余二小份卖给了林伯齐。乾隆四十一年（1776），林伯齐将买来的张瑞志四分之一产权卖给了陈正明，而自己则保留了另外的四分之一。乾隆五十年（1785），张盛光兄弟将父辈伯玉、彩玉的一份产权卖给了张于吉。到此为止，原来由张、曾、蔡三姓共有的山场，又增加了林、陈二姓山主，即这些山场已经是五姓共有。当然，这五姓山主的权益是不平等的，各自都有不同的股份。不仅如此，在每一姓内部也会出现不同的山主，而每一山主也有各自的股份。有趣的是，尽管这些山主的股份都很明确，但这些山场却始终“未分界址”，只能共同管理和利用。据合约规定，如各姓业主在山内已有栽种树木或盖屋、造坟，则“各管各业”；如将树木转卖别人，或将山地租给别人种树，则必须收取山租，其收益“照份均分”。此外，经过所有业主同意，可以把山地转让给外人盖屋、造坟，但不得“转卖别人纳税”。在这里，“纳税”被视为一种权利，也就是产权的凭证。

明清时期永泰的山场，大多由土著家族支配，其经营管理也由家族组织主导。这些山场的经营方式，一般都是出租取利，很少直接开发利用。在土著家族中，通常都有专人负责山场的经营管理，也有统一的规章制度。例如，嵩口镇月洲张氏家族规定：“凡批承起盖、造坟、耕种、做菰者，俱系值年之人给批。若炭、窑以及木料之批，乃众房公给。其安批俱用刻板印就，照批誊载分明，以杜弊窦。倘私用白纸书写者，即属谋批假捏，不准行用，违者呈究。”清代后期，月洲张氏有如下统一印制的《山批》：

给山批。月洲（空缺）祖遗税山，坐址本邑廿九都，内有壹号在（空缺）地方，土名（空缺）。今议批与（空缺）前去（空缺）随批交足，界内（空缺）听从照批（空缺）倘有关碍，则不得藉批强（空缺）并不许私行转手别人等情，递年约纳（空缺）租（空缺），付张家值年轮收。纳租之日，务以收票为凭；如无收票，即属欠租。至界外山场杂木，听张从便管业，毋得侵占滋弊。今欲有凭，给安批壹纸，付执为照。

计开各项条例于后：……

（空缺）年（空缺）月（空缺）日给山批月洲（空缺）

月洲张氏是永泰著名的世家大族，拥有为数众多的山场，许多外来移民都向张氏租山种树。我们在嵩口一带的山村中，发现了不少这种雕版印刷的《山批》和《收票》等。在上引《山批》中，详细开列了各种山地的开发、利用方式，如盖屋、造坟、种树、做菰、烧炭、烧窑，砍伐杂木制作农具、渔具等，每一类利用方式都有具体的租赁条款。从中可以看出，张氏的山场经营主要是定期出租，到期就必须收回或换批，不允许私相授受或永久租佃。其租期因不同用途而异，如开山种树以“木去”为限，如砍树做菰以“菰树朽败”为限，如烧炭、烧窑、伐木制作农具、渔具等则通常是以一年为限。当然，如果租给外人建房居住或造坟安葬，可能必须长期租佃，但山主一般也要保留“山底”，不得轻易出让山地产权。

结 语

本文主要依据福建永泰县的现存契约文书，结合地方志、族谱等相关历史文献，考察了明清以来的林业经济与山区开发进程、山林的产权关系与经营方式，以及土客矛盾对山区聚落形态和社会组织的影响。笔者认为，明清时期林业经济的快速发展，推进了福建山区的开发进程。在此过程中，土著家族利用里甲系统，控制了当地的山林资源，而外来移民则通过租借山场，发展多元化的林业经济。由于里甲户籍与赋役制度的制约，土著族群与外来移民的社会地位不平等，导致了土客族群之间的矛盾冲突，促成了地方社会的军事化。当地民众为了聚众自保，大量建造山寨和土堡，形成了庄、寨合一的山区聚落形态。随着外来移民的在地化，家族与村社组织普遍发展，形成了乡、族结合的社会文化传统。

清代有些私有化程度较高的山场，其经营方式较为灵活，如山主直接参与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尽可能提高山场的经济效益。如下引租山契约：

立承字陈兰国，今因少山耕作，就在山主弟萃国、寿国处承出山场一全派，坐址廿九都佳洋水尾地方土名墘塆，上至圳，下至坑，左至田，右至坑，四至明白，承来用力耕作，开掘栽种。三面言议，时值山租钱六千文正，其钱即日交讫。其山场付兄开掘栽种，其桐、蒲长成之日，兄与弟对半均分。其山刬㔇，系耕主自刬，如是无刬，付弟管回。其耕年期，言约一十二年。限满之日，付弟管回，兄不敢藉承霸占之理。今欲有凭，立承字一纸为照。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　日，立承字兄兰国（画押）

这是一份家族内部的租山契约，租期为十二年。佃户租山种树，除交纳租金之外，在树木长成之后还要与山主“对半均分”。因此，山主对生产过程也有监管之权，如发现佃户并未依约“刬㔇”，即可收回自管。此外，有的山主并不出租山场，而是自行经营林木生产与销售。如下引契约：

立出泊杉木批字人吴长远，自己续置民秋竹坪土名白马案杉木山一片……今将四至内杉木出泊与泰森源号，当日面议杉木价番四十四元正。其山四至倘有来历不明，不涉客人之事，山主自己出头料理清楚。至于杉木自泊之后，任凭客人随时登山砍伐。此係先商后定，各无反悔。恐口无凭，敬立批字为照。

光绪辛卯年八月　日，立出泊杉木字人 吴长远

说谕人 詹位奴

何际朗

亲手的书

这是一份包买杉木的契约，出包人既是山主，也是杉木的所有者。由于山主直接经营杉木的生产和销售，可以获得更高的经济收益，这无疑比寄生性的出租取利更具有积极意义。

在永泰现存的山林契约文书中，还有大量利用山林抵押借贷的契约，其经济意义值得深入探讨。一般认为，传统社会的抵押借贷属于高利贷，可能导致普通生产者的经济条件恶化。然而，在很多情况下，山林的抵押借贷都是短期借贷，而且借贷者并未失去山林的经营权。因此，我们或可把此类抵押借贷视为山区特有的融资手段，有助于促进商品经济和多种经营。由于此类契约甚多，情况较为复杂，容当另文讨论。

三、聚落形态与社会整合

明清时期，永泰山区经常发生社会动乱，而地方官府无力及时弹压，逼使民间聚众自保。这种地方军事化的发展态势，导致永泰山区形成了各种“堡”“寨”“庄”之类的聚居形态，同时也促成了土、客族群的社会整合，推进了家族与村社组织的发展。

明代永泰的社会动乱，大多导源于土、客矛盾，与山区开发密切相关。万历《永福县志》记载：

（嘉靖）四十年，漳人王凤以种菁失利，因聚众据二十八都为乱，不旬日遂至数千人。……又明年，刘巡抚等遣将灭之，而西北诸都残毁萧然。

（万历）十七年正月，汀人丘满聚众据陈山为乱。知县陈思谟请于巡抚赵参鲁，遣把总王子龙灭之。

（万历）十八年，烽洋、小姑、西林、赤皮、赤水诸处菁贼会盟为乱。而烽洋贼曹子贵、包二等先发，建旗杀掠，屯于大峬之碕头。知县陈思谟与邑人典仪张仕朝等乘其未会，率乡兵灭之。

为了平息外来移民引起的社会动乱，地方官府在武力镇压之后，开始逼使客民入籍，促成了外来移民的在地化。如万历年间平定客民丘满、曹子贵之乱后，“令里宰举山谷中种菁客民籍记之，使相觉察。于是相率治生业，不敢为乱”。由于外来移民登记入籍，纳入了当地的里甲系统，自然有助于土客融合，缓和社会矛盾。不过，当时仍有大量的外来移民陆续进入永泰山区，土客冲突仍然难以平息。一旦时局不稳，官府无力弹压，动乱在所难免。例如，“明季山寇窃发，有菁贼黄士华者，劫掠乡村，擒徐氏一族老幼”。在此情况下，建立山寨或土堡，甚至组织乡兵，武装自卫，成为永泰民间应对乱世的普遍生存策略。

清初安定之后，普通民众逐渐回归日常生活状态，但仍然注重聚众自保，致力于建造具有军事防卫功能的堡、寨。例如，梧桐陈氏家族的六世祖朝历，明清之际避乱于螺园寨，“及清主大定之后，散寨归田，仍鸠通族，筑立土堡于坂中之野，以卫身家，以便力农”。这种为便于农耕而建的土堡，已经演变为日常聚落形态，不同于明代为避乱而建的山寨。与此同时，许多原来就在村中的山寨，陆续改建为住宅。例如，永泰珠峰村现存如下《合约》：

立合约珠峰谢众等，承祖遗有寨基壹座，坐址隔坵前墩。今见天时大旱，各乡俱已造寨以防不测，吾家亦宜协同修整。奈贫富不齐，不能均应。通族相议，间有不能者，将此寨付有能之人，作拾捌股，前去修理基址，筑墙盖屋。太平之世，永远住居；乱漓之日，通族均匀逃命，不许十八股人等借约霸占。至太平之日，不能者复当归家，不敢借众霸居。今欲有凭，公立合约一纸付十八股之人收照。

向后墙屋倒坏之曰，其寨基在众。未坏之时，仍付十八股永远住居（画押）。

应股计开于后：

克圣应一股，克达应一股，克敦、昌文共应一股，君聘、昌哲、克锋共应一股。

克贺、克贤共应一股，君日、君美、克瑜共应一股，君瑫、君丽共应一股，荣祖应叁股。

昌琰应一股，克著、克金、克志、克理共应一股，克春应一股，克殷应伍股。

乾隆拾叁年戊辰岁弍月初一日，夹合约弍纸，各执一纸为照。

维伍（画押）克直、荣景、君询（画押）君瑾（画押）克诚（画押）克大（画押）君拔（画押）克自（画押）克珪（画押）克位、克善（画押）柯士（画押）君宝（画押）君凌（画押）克绥（画押）克特、君茂（画押）惟春（画押）君安（画押）昌玮（画押）、昌陆（画押）

代字：陈文若（画押）

这是一份改建山寨为住宅的合约，由谢氏族人授权给“十八股”有力者“前去修理基址，筑墙盖屋”。山寨重建之后，平常可供“十八股”出资者居住，而战乱时则允许全体族人进寨避难。这种庄、寨合一的建筑形式，满足了避难与安居的双重需求，逐渐成为永泰山区常见的聚落形态。

晚清至民国时期，永泰山区再次面临大规模的社会动乱，促成了各地修建寨堡的高潮。例如，嵩口镇漈头村的陈、林、曾、蔡等家族，于咸丰三年签订如下合约：

立合约陈、林、曾、蔡四姓，承前手有旧寨地一全座，坐址廿九都漈头地方，土名寨头。今因世代久远，旧寨屋、寨基废坏，致因遭逢寇乱，人心畏惧。各姓会议，鸠集修正寨堡，题钱并题工，以为石木匠之费用。预先议约，其寨内之樫 应开拾分，左右统共拾橺。左溪头边第一橺，系林姓向宝公下应分管业；第二橺、第三橺、第四橺，俱属陈姓伯成公下应分管业；第五橺系蔡姓天生公下应分管业；右溪尾边五橺，俱属曾姓崇宇公下应分管业。应开分额，各应分明，自约之后，各业各管，免致后来争论。倘遇乱世，男女入寨之日，照份额住居，毋得争长较短，致伤和气。其首尾寨楼街路、四围路、衕门路、外埕、后埕，公仝通行管业。如平世出寨之日，更宜守己安分，各业各管，毋得混争，所议是实。本寨之地，在前各姓所有契据合约，检讨未获，向后取出，不堪行用。万望一寨和气，协力同心，齿借唇以不寒，尾因首而相应，防守必严，聊以固吾圉。今欲有凭，立合约四纸一样，各执为照。夹立四纸各执为照。

咸丰三年七月　日立合约字曾习芹

仝弟习诗

侄有弼

仝约陈华智、华心、华春

蔡章甫

曾有才抄

代字公见王孟华

这一四姓合约的重点，在于建寨的目的是为了避乱，而平时各姓则分开居住，另有住宅。从合约中可以看出，当地原来已有“旧寨”，四姓都是继承了祖先遗留的相关权益，可见这一合作建寨的模式由来已久。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公共建筑的相关股份或权益，在共有者之间可以典卖、租借或转让，从而不断改变其社会内涵。例如，漈头村曾、林二姓有如下契约：

立典卖字曾习芹等，与陈、林、曾、蔡四姓仝建堡寨全座，坐址廿九都漈头地方土名寨头。合约内系曾家应半分，实右溪尾边五橺，内抽出右边第三樫一橺前后二樫，上至椽瓦，下至地基磉石，四围板壁门㮼俱全，其首尾寨楼街路、四围路、衕门路、外埕、后埕公仝通行管业，并右边寨墙外余地，凭寨内屋樫直出之地，任听起筑牛栏、粪厕。更约或重造，长阔有剩余之地，照樫额通匀，亦公仝管业。今因乏用，托中将此送卖与林礼基处住居管业。三面言议，时值价厝樫地价钱一十六千文正，其钱即日收讫。其寨樫及余地，亦付钱主前去封锁，住居管业，听从其便。在先并无重典交加不明等情，如有此情系卖主出头支当，不涉买主之事。其年期，言约二十八年限；限满之日，备钱照契字面取赎；如未赎，照旧管业。递年应纳寨地租钱八文，付月洲张家收。其原契据并合约字夹带，不便缴付。今欲有凭，立典卖字一纸为照。内改“因”字一字，多写“弍用”弍字，再照。（画押）

咸丰三年十二月　日立典卖字曾习芹（画押）

仝弟　习诗（画押）

侄　有弼（画押）

在见蔡光昭（画押）

中见刘庐荫（画押）

执笔侄有才（画押）

在这一契约中，曾姓通过典卖的形式，将本族拥有的“寨樫及余地”转让给林姓，实际上也就是退出了合作建寨的共同体。当然，如果在约定的28年回赎期之后，曾姓可以原价赎回相关产业，则可以回归原有的共同体。

明清时期永泰山区的堡、寨、庄之类的聚落形态，都可以视为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社会整合形式。就其社会内涵而言，不外乎聚族而居与多姓混居两种模式。至于每一时期、每一社区的具体聚落形态，则端视当地的族群文化传统与社会整合方式，不可一概而论。

四、家族与村社仪式传统

自明清以来，永泰各地山区普遍形成了家族与村社组织，我们可以统称为“乡族”组织。这些乡族组织的共同特点，就是通过每年定期的仪式活动，维持乡族成员的身份认同与互动关系。在此试以嵩口镇漈头村的相关契约文书为例，考察当地乡族组织的形成过程与仪式传统。

漈头村原是明代卫所屯田之地，据说原有十八姓居民。清康熙、雍正年间，陆续有来自南边永春县的林、陈二姓人家迁居本村，到清末本村主要居民为林、陈、曾、蔡四姓，如今大多数居民为林、陈二姓，另有几户曾姓人家，蔡姓已不见踪影。我们在漈头村收集了林、陈二姓家族的3000多份契约文书，可以较为系统地再现清初以来的家族与村社发展史。

漈头林氏始迁祖永盛，原籍永春蓬壶高丽山，于康熙年间迁居永泰佳洋里，离漈头村不远。至其孙献宝，自佳洋迁居漈头，是为本村开基祖。林氏族人来永泰之初，仍年年回乡祭祖，并未脱离原乡的家族组织。如林永盛，“不忘祖德，年年中元、除夕必归，祭祀祖先不失”；其子伯齐，“敬宗尊祖之念倍切，而岁时伏腊无不归祭致诚。复置新墘厝以栖祖先，买新墘隔及大泉佃田以为祀事之资”。到伯齐之子献宝，开始致力于在永泰创建家族组织。乾隆五十二年（1787），林献宝为四子分家析产，首先提留了其父母、自己夫妻及其弟向国夫妻的祭田，还设置了专门用于纳税和“本厝堂上夜持灯点火”的田产。这些未经分析的公共财产，后来成为家族发展的经济基础。从清中期至民国年间，林氏每一代族人都有祭产，每年都要举办相关的祭祖仪式。例如，光绪六年（1880）的林氏《慈房阄书》有如下《议规》：

一、议向宝公祭典，若轮到本房者，付长、二、三房耕收均分，以下年分再轮到本房者付四、五、六房耕收均分。

一、议伯齐公祭典，若轮到本房者，付四、五、六房耕收均分，以下年分再轮到本房者付长、二、三房耕收均分。

一、议景登公祭典，凡轮到本房者，付义、行两房均收，再到者付慈、孝两房均收，又再到者付爱、敬两房均收，以后仿此。

一、议凡历代祖考妣忌辰牲醴银纸，并年节、月半、神社、清明，以及完粮当年户书办席，俱随景登公当祭者办理。

一、议珍杰公、礼基公公抽祭典，庚辰、辛巳两年留为公积，以为珍杰公、礼基公造坟安葬之费。若无造坟安葬，即将青客墘、长洛墘、小山垅、坤山洋、大路下、长垅头、新洋宅、圣君垅尾、陈情国根租等项，自辛巳年起，付义、行、慈、孝、爱、敬六房照序轮收。

一、议礼基公灵柩，公议实定于辛巳年内择吉安葬，不得迟延，亦不得阻挠。

这是林礼基派下六大房在分家时议定的规矩，涉及祭产管理、祭祖祀神、完粮纳税、丧葬礼仪等家族公共事务。我们可以看到，在林氏家族的这一支派中，每一代直系祖先都有“祭典”，而每一年都要定期举办各种祭祖活动，这就使派下子孙始终维持认同感与凝聚力。到了清末，漈头林氏与佳洋林氏族人合作，共同创建了始迁祖祠堂，形成了跨村落的宗族。其合作建祠契约如下：

立合据字林礼言、林礼定、林占义、林义茂、林辉义五房等，于光绪拾伍年拾壹月仝买回族侄意义归还原祖来永始基厝地壹座，坐址永邑二十九都佳阳本乡水尾厝仔，坐午向子；又花台上土记壹穴，坐丁向癸。时意即立归还厝契并缴原契付族众，将地开田，将土公建佳阳林氏宗祠，任五房子孙照昭穆进竖牌主香火，安奉祖先，春秋祭祀，利益发祥。即日裒多益寡，言祖永盛公派下出钱陆拾陆仟文正，定祖凤仪公派下出钱叁拾捌仟文正，占祖景珠公派下出钱贰佰陆拾仟文正，茂祖景著公派下出钱贰佰陆拾仟文正，辉祖景雅公派下出钱壹拾壹仟文正，统共钱陆佰叁拾伍仟文正。合众建祠，应用尚未完美，厥后照五房家道捐资，肯成堂构。其厝地、田公族管业，其佳阳税山张先定卖契壹纸（税印）、林伯实卖契壹纸、尽契壹纸、张志朝吴文郎合约字壹纸，共成肆纸，俱交永盛子孙义崇收存；其意义归还厝契壹纸（税印）、昌迟卖契壹纸（税印）、礼泰卖契壹纸（税印）、契尾壹纸，共成肆纸，俱交景著子孙琨义收存。公用之日，各宜向出。立据之后，毋得违规。伏愿承先启后，长发其祥。今欲有凭，夹立合据字伍纸，各执壹纸，永远为照。

光绪拾陆年正月吉日立合据字林礼言（画押）

仝立据  林礼定（画押）

林占义（画押）

林义茂（画押）

林辉义（篆章）

在见陈平国（画押）

秉笔林传珪（画押）

这一合约的意义，主要在于五大房共同集资建祠，以便“五房子孙照昭穆进竖牌主香火，安奉祖先，春秋祭祀”。在这里，建祠的地基虽是“原祖来永始基厝地”，但早已归私人所有，可见原来并不存在共同的祭祖仪式。通过此次合作建祠和共同祭祖，实际上也就创建了跨村落的合同式宗族。

漈头村历史上的村社组织，主要是各种以神庙为中心的“社”，如“大王社”“尊王社”“圣母社”“善社”，等等。其组织形式，一般是自由组合、按份集资、轮流承办。如下引契约：

立付字潘茂元，于前年间在大坂击鼓尊王、白马大王两社，鸠集十六人，充积有众钱，置有田业，递年轮流庆赏元宵，当收办席。元今因力微，不能支理当办，送缴与林景祥处。入户当年，照序轮流当办，时即收回在原充积钱一千二百文正，其钱即日收讫。其众置产业，付祥前去照序轮流支理。自缴之后，付林永为己业，不敢生端之理。今欲有凭，立付字一纸为照。

嘉庆二年十二月　日立付字潘茂元（画押）

代字　曾习安（画押）

上述契约表明，在嘉庆二年（1797）以前，漈头村已有以“大坂击鼓尊王”和“白马大王”的名义组织的两个“社”，其成员共有16人，每人出资1200文，购买了相关田产，每年轮流管理田产，并办理“庆赏元宵”仪式。立契人潘茂元，可能是上述二社的早期成员，甚至是发起人，但因无力“支理当办”，把相关资格转让给林景祥。由此看来，当时二社的财力相当有限，而举办仪式费用甚多，以致“支理当办”成为沉重负担。那么，林景祥为何愿意接替潘氏呢？较为合理的解释，应是林氏作为定居不久的外来移民，加入二社并承办元宵仪式活动，有助于其尽快融入当地社会。在多数情况下，此类成员资格可以带来经济收益，因而也被视为私人产业，可以自由买卖。如下引《卖元宵契》：

立卖元宵契蔡春吉，应的福兴宫、大王公元宵三十股应的一股，鸠集置有根面全田一号，坐址廿九都漈头地方，土名对面墘。庆赏正月初六元宵，并二月十四寿旦，系吉应的一股。今因乏用，托中送卖与曾子瑞处为业。三面言议，时值价钱二千六百文正，其钱即日收讫。其元宵田，即付曾前去改名换姓，登席、办席、轮值耕作、庆赏元宵、寿旦，听从其便。此元宵系己额，与别无干，在先并无重典他人及交加不明等情。如有此情，系蔡出头支当，不涉曾之事。自卖之后，蔡不敢生端异言。内改千、席两字。今欲有凭，立卖元宵契一纸为照。

同治十年十二月　日立卖元宵契蔡春吉（画押）

在见中叔　光善（画押）

代字　王明华（画押）

这一契约的交易对象，实际上是“元宵田”的股份，其格式、条款无异于其他田产买卖契约。不过，由于获得该股份之后可以参加村中福兴宫、大王公的“庆赏元宵”和神明“寿旦”庆典，其社会意义也就超过了经济意义。

漈头村早期的“社”，可能主要是屯田军户的仪式团体，其相关仪式活动反映了屯军群体的社会文化传统。林姓、陈姓等清代迁入的外来移民，通过参加这些社团组织和仪式活动，无疑有助于改善社区关系，加快融入当地社会的进程。到了晚清、民国时期，甚至出现了陈姓、林姓族人发起和主导的“社”，表明这些移民群体开始形成自己的仪式传统。如下引《卖断善社契》：

立卖断善社契陈诗学，己手于前年间阄集有善社一社，社友七人，鸠集七股，公积钱谷，买置田、山等业，递年轮贮、生息、耕管、收租、办粮、办席、登席，典祀广泽尊圣王二月念二日偕圣母八月廿二日庆祝寿辰，庇佑发祥。今因乏用，托中将此自己一股送卖断与林义崇处，永远为实业。三面言议，时值价钱六千文正，其钱即日交讫。其善社一股，并社内所有钱谷、田、山、产业等项，即统付林钱主前去，递年轮值贮积钱谷、生息、耕管、收租、办粮、办席，会友登席，庆祝圣王、圣母寿辰，永绥吉劭，永远管业，任从其便。此善社系陈己手阄集己业，与别无干，在先并【无】重张典挂他人及交加来历不明等情。如有此情，系陈卖主出头支当，不涉林钱主之事。兹卖断之后，价经【收】足，永付林永远管业，陈永不得言说生端滋事等情。今欲有凭，立卖断善社契一纸永付为照。

光绪十三年正月　日立卖断善社契陈诗学（画押） 

在见弟　诗典（画押）

中见　吴玉妹

上述“善社”的发起人陈诗学，为漈头陈氏的第七代族人，即清代永春移民的后裔。此社奉祀的“广泽尊王”和“圣母”，起源于泉州府南安县，显然是永春移民带来的原乡神明。最初加入此社的七位“社友”，应该都是永春移民的后裔，接替陈诗学入社的林义崇也同样如此。这种由永春移民群体主导的村社组织，反映了当地社会结构与仪式传统的转型。

在今天的漈头村，已经看不到当年契约文书中记载的庙宇、神明和仪式活动。在近年新建的村庙振辉宫中，奉祀的主神是张公、章公、萧公三圣君，此外还有泰山尊王、福德正神等，这些都是当地土著族群普遍信奉的神明。每年农历正月初六，村民们都聚集在村庙振辉宫中，请道士做仪式后，抬着神轿和乩童游遍全村。这种游神仪式与周边地区大致相同，可见原来的移民群体已经完全在地化了。当然，自20世纪以来当地经历的社会重组与文化转型过程，我们所知甚少，还有待于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