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眼光向下的历史研究新取向，包括《南部档案》《巴县档案》《淡新档案》《循化厅档案》《龙泉司法档案》在内的地方档案进入了学者的眼球，这些史料扩大了史学研究内容，丰富了研究视角，对它们的整理与研究有助于通过个案来认识全局。本文拟对2018年学界利用清代地方档案在政治史、经济史、法律史、社会史的成果作一概述，以期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借鉴。

一、学术会议与档案整理

（一）学术会议

2018 年 5 月 19 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与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合举办了“清代政治史研究学术工作坊”。工作坊正式开始前专门举行了曲阜师范大学“孔府档案研究中心”启动仪式，本次工作坊的主题是“清至民国地方档案中的政治与法律实践”，主要探讨了孔府档案的整理、开发问题及孔府与地域社会的关系。

6月26日，吉林师范大学举办了“清代文献（档案、家谱）整理与研究研讨会”，来自英国、日本、中国大陆、台湾的近40名满学、清史学者参加了此会，此会的重点在讨论满文档案，内容涉及八旗制度、民族关系及萨满教，利用满文档案与满文文献是近年来研究的趋势。

8月22—24日，辽宁大学中国档案文化研究中心举办了“历史档案保护与整理高端论坛暨第二届全国民族档案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的10余所高校及档案界的30余位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此历史学者外，档案学的学者近年也非常重视历史档案的整理和保护。档案学的学者更多的是高新技术、档案开放的角度来思考，与本主题相关的论题有：陈子丹《近三十年云南民族档案学科建设的回顾与思考》、赵彦昌《改革开放以来东北地区清代档案编纂研究》、瞿智琳《贵州省档案文献编研现状研究》、冯学伟《山西青杨湾任氏文书的归户性研究》、李义敏《鱼鳞图册整理的方法——以浙江鱼鳞图册为例》。

9月7号至9号，“中国法律史学会2018年年会暨中华法文化与法治中国建设研讨会”在徐州召开，与本主题相关的论文有：张翅《南陵司法档案的特点与价值》、富童《清代悯囚制度研究：以清代地方档案为视角》。

9月15日、16日，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举办了“第七届中国古文书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本会主要讨论文书格式，涉及简帛、吐鲁番文书、徽州文书、黑水城汉文文献、南部档案及巴县档案，与本主题相关的文章有：冯金忠《中国古文书视阈下黑水城汉文文献》、凌鹏《咸丰朝巴县木洞镇附近的诉讼与社会》、吴佩林《论清代州县衙门诉讼文书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以<南部档案>中的“点名单”为例》。

10月10日至12日，广州大典研究中心举办了“地方文献保护与整理出版研讨会”，与其他的会议重在利用档案文献进行研究不同，本次会议的重点在于收集整理与地方文献的保护与出版，新进整理的《广州大典》、《荆楚文库》、《湖湘文库》、《衢州文献集成》、《中原文化大典》、《朔方文库》、《巴渝文库》、《福建文献汇编》、《西樵历史文化文献丛书》及其他文献都在本次会议上得到了展示。

10月20日至21日，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在黄山市举办了“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世界各地的100名学者围绕徽州传统文化、徽州商人与海外贸易、徽州区域社会治理及徽州文书格式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与本主题相关的论文有伍跃《档案文书所见地方社会的政治轨迹——基于费孝通“双轨政治说”的思考》、姜修宪《<孔府档案>所见官中及其相关问题述论》、臼井佐知子《为了清代地域社会比较研究的一个试论——透过诉讼相关文书所见的个工人地域社会侧面》、刘伯山《民间文书档案整理的新模式》。

11月3至4日，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研究所举办“多元视域下的近世法律与中国社会——暨第三届近代法律与社会转型学术研讨会”，就法律案例、清末民初司法变革、法律与地方秩序进行了探讨，与本主题相关的论文为：张小也《区域社会史与法制史》、龙圣《地方档案与社会史研究》、梁勇《清末审判厅的建立与州县行政变革——以重庆为例》、吴佩林及白莎莎《从<南部档案>看清代州县的生员诉讼》。

11月17日、18日，曲阜师范大学、《清史研究》编辑部与孔子博物馆共同举办了“第四届地方档案与文献研究学术研讨会”，会议由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开大学、四川大学等校的130余名学者参加。与会人员围绕孔府档案、南部档案、巴县档案、冕宁档案、叙永厅档案、循化厅档案、鄱阳湖区文书、石仓契约、太行山文书及其他地方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专门讨论地方档案的文章有32篇，涉及历史学、档案学、法学、经济学等学科，有力的推动了地方档案与文献的研究。

11月24日至26日，厦门大学举办了“第十届民间历史文献论坛”，有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和民俗学背景的数十名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讨论的民间文献涉及清水江文书、巴县档案、南部档案、鄱阳湖文书、碑刻、族谱、账簿、商业文书、道教科仪文献等等，反映了利用民间文献进行历史研究的新进展。与本主题相关的文章有：刘诗古《明中叶以降渔船户的生计与水域社会治理——基于鄱阳湖区渔民历史文书的谈论》、梁勇《清代公局委员与官僚行政——以重庆为例》、苟德仪《清代州县承发房与司法诉讼——基于<南部档案>中33卷诉讼案件的考察》。

12月7至9号，南开大学举办“首届南开中国史前沿论坛——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史学的回顾与前瞻”会议，会议的主题是总结中国史学的研究路径，探寻新世纪中国史研究的问题与新的研究方向。多数学者总结了自己的学术理路，杜正贞教授的发言提纲为《州县司法档案研究的反思：个案的问题和意义》，她总结了学界对州县司法档案研究的批评，关于个案研究的意义，她认为州县的历史、一个个个案都有其独立的价值，它们是长期的历史过程、大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共同塑造的结果，因此个案研究须与更大范围和更长时段的历史过程结合。卞利教授评论到州县研究须注意制度规定与实际运行的结合、局部与整体的结合。

（二）档案整理

1月份，赵焕林主编的《黑图档》（乾隆朝部来档，全46册）在线装书局出版，本书收入乾隆元年至六十年部来档案169卷，多数是满文档案，少数是满汉合璧。正文44册，汉文目录2册，全46册。同月，郭秋萍主编的《哈尔滨犹太人档案文献汇编》（甲编·全15册）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内容主要来源于从未面世的犹太宗教公会的历史档案，主要内容包括哈尔滨犹太人户籍履历、户籍档案、遗址遗迹遗存、社会机构章程、犹太宗教公会会议记录、家庭登记等九部分内容。西藏自治区档案局编纂的《清代西藏地方档案文献选编》（全8册）于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全书精选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档案1522件，以原件藏文影印、附汉译文的形式出版，时间自崇德八年起宣统三年止，涵盖整个清代历史时期。内容举凡西藏政体政务、法律法规、驿站交通、民生贸易、赋税钱法等具细毕载。

3月份，沈阳市档案馆编辑的《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奉天的侵略活动档案汇编》（全5册）在沈阳出版社出版，本书从沈阳县公署档案中精心筛选出239卷,进行全文扫描,书中一部分内容反映了清末日本在奉天地区的侵略活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的《中琉历史关系档案（道光朝九、道光朝十、道光朝十一）》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本书收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阁、军机处、宫中、内务府等全宗中有关中琉历史关系的档案。

4月份，扬州市档案馆、扬州大学合编《清宫扬州御档续编》（全6册）在广陵书社出版，收录了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代有关扬州的奏折和舆图,按照年代顺序编排，共计1600多件。近年来，学界加大了对巴县档案的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了《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全16册），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于2015年出版社《清代巴县档案整理初编 司法卷 乾隆朝》，又于2018年出版了《清代巴县档案整理初编 司法卷》的《道光朝》和《嘉庆朝》卷。

9月份，吴忠良、赵洪祥主编《清代伯都讷满汉文档案选辑》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内容为满文或满汉合璧档，以及与其内容关联密切的少数汉文档，以伯都讷副都统衙门或伯都讷旗务承办处，与吉林将军衙门或吉林全省旗务处、以及及其辖下各机构间往来的公文书为主，涉及到了军事、官制、人事、财政、旗人生计、民人管理、教育等方面的问题。

10月，南通市档案馆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百年大生企业号信：清光绪三十三—三十四年》（上、下册），收录了1907年至1908年间，大生纱厂致大生驻沪事务所的信函，共415号。

12月，福建省档案馆出版了《福建侨批档案文献汇编：第一辑》（全二十五册），内容大概分为政策规章、注册登记、业务管理、调查统计及稽查督查等五类，为系统认识清末以来国内外侨批业的发展脉络、批局运营发展历程、政府对侨批国内外业务运营的监督管理提供了原始档案资料。

除了一些已整理出版的档案外，还有一些档案在整理中。四川大学赵艾东教授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英美涉藏档案文献整理与研究”获得批准，该项研究将推动英美涉藏档案文献的收集、整理。同时获得批准的档案整理重大项目有“广州十三行中外档案文献整理与研究”及“英国藏怡和、太古集团糖业档案资料整理与研究”，与地方档案整理研究的一般项目有“《孔府档案》所见孔府与清代社会变动研究”及“晚清民国时期潮海关档案文献整理与研究”。

二、研究概览

2018年在大量清代地方档案文献获得整理出版的同时，学界也利用地方档案出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以下分述之：

（一）政治史  

张建斌新著《端方档案阅读与研究》（现代教育出版社，2018年）就端方档案的形成与价值、端方的人际交往及选取具体事件为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端方。吴佩林、万海荞《清代州县官任期“三年一任”说质疑》（《清华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一文认为清代政书没有实授知县任期的直接记载，现有的三年之说主要受外官大计和历俸制度的影响，而且清代知县的任期大多数不满三年。吴佩林、王楚强《从文书制度看清代州县书吏对衙门的控制》（《湖北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一文从文书角度来讨论书吏对衙门的控制，书吏在司法领域通过呈状、契约、叙供、结状等司法文书控制案件的受理时间与审判结果，在税收领域控制赋役全书、串票等赋税册籍的制作保管，书吏通过文书控制衙门是清代州县制度设计与实际运行共同作用的结果。吴佩林《有序与无序之间：清代州县衙门的分房与串房》（《四川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一文发现按房归档的衙门档案存在串房的情况，即档案卷面写某房，而里面却为另一房；卷面为某一案由，里面装的为两个或多个不同事件；一案案件散布在几个卷宗；一张状纸上写有两个房名；及按房职能当属某房，却归档他房等等，他认为原因有多种，当时的档案归卷就存在串房隐患；后人对档案的不当整理，案情性质前后发生变化，一事两案，内部功能的划分，衙门各房案件混争都有可能。吴佩林和张加培《清代州县衙门中的官媒》（《历史档案》2018年第3期）一文认为官媒为清代州县的常设衙役，官媒在管押涉讼妇女、承办涉讼妇女的婚姻择配、为涉讼妇女验身验伤、伴送押解女犯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亦存在诸如虐待管押妇女、透拿勒索被押人财物、逼妇卖奸谋利等问题。裴丹青《清代州县的“省务”运作》（《历史教学问题》2018年第1期）认为州县与行省间的禀详和札牌仅为清代上下级衙门正常运转的载体，州县省友在使费基础上请托司、院书吏对州县省务的运作才是州县和行省间行政运作的实况和常态，这种非正式运作一定程度上起到简化行政程序、提高行政效率的作用。王楚强《清代州县低成本治理》（西华师范大学2018年硕士论文）以成本为视角，从州县经费来源、制度设计理念及运行模式等方面归纳清代州县低成本治理的运行特点。林勃《清朝典史研究》（西华师范大学2018年硕士论文）以南部档案为中心，从清代典史的设置选拔、收入舆服、职权地位等方面对典史群体进行了探讨。林勃《清代州县印信制度浅析》（《六盘水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描述了南部县知县印信的接收、启用、封开、更改、移交等过程，他认为南部县的印信制度严格遵循相关的制度规定。

（二）经济史

姜修宪《孔府档案所见明清以来衍圣公府的经济活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01-03）认为衍圣公府的经济活动以田产为主，同时经营商业和金融放贷。衍圣公府派人经营长途贸易，在运河要津设立堆栈，在庄园内设立集市，衍圣公还利用进京朝觐之便沿途贩卖。梁勇《清末四川经征局的设置与州县财政改革》（《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考察了巴县经征局的运作实态，认为它产生于晚清州县拥有一定财权及地方督抚希望通过新设专门的税收征收机构来加强税收征收力度的大背景，四川经征局的设置，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省级财政统筹和各类税收的稽征，削弱了州县的财权。娄敏《“有限”与“无限”之间：摊还规则的偿债逻辑》（《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2期）认为摊还在清代民国的借贷关系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生存伦理是迫使债权人准许摊还与忍受损失的道德压力，信用资本是部分债务人拒绝摊还与承诺清偿债务的根本原因，摊还规则的实践过程体现了“暂时性”有限责任与“永久性”无限责任的有机结合。苟德仪《明清州县工房研究的几个问题》（《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认为工房的源头可溯至北齐的士曹，历经变迁，至明清时普遍设置。从相关文献记载看，工房在衙署中居于大堂前甬道的左或右侧。工房书吏分典吏、经书、清书名目，数量因州县事务繁简以及该房职能的变化而不同。金生杨《丁宝桢与南阆盐务改革》（《中国盐文化》第10辑）认为丁宝桢对南阆盐务改革的着力点在于保证厘金收入，在此过程中，多次与灶户盐贩协商厘金税率，指定了严密的章程，其取得的效果恰是整顿盐务，将偷漏、私吞盐厘的利益收归官府。谢佳元《清代南部县盐务管理研究》（西华师范大学2018年硕士论文）从知县、县丞、盐差及盐厘首事等群体在盐务管理中的角色来解析县域盐务管理制度。张亮《晚清童试经费摊派及办考赔累》（《学术研究》2018年第7期）认为清代童试各级办考需用不同，经费筹集方式各异，且规制文本与实际操作有明显出入。钟莉《清末盐斤加价与官商博弈——以四川南部县为中心》（《盐业史盐斤》2018年第4期）以县级政府的盐斤加价实例认为，盐课加征和盐厘加征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历次盐斤加价的方案在中央与地方督抚、地方督抚与各州县、州县官府与民众之间来回进行着讨价还价，在这些博弈的过程中，盐斤加价在加价钱额、征收方式上都得到调适。

（三）法律史

杜正贞新著《近代山区社会的习惯、契约和权利——龙泉司法档案的社会史研究》（中华书局，2018年）是法律史、社会史研究方面的力作，本书分为上编近代法律变革与宗族、中编地方司法档案中的家庭与女性和下编晚清民国诉讼中的契约与产权，透过龙泉档案、契约、法典政书及族谱等文献，作者研究了继承、祭田、契约产权等问题，反映了近代司法与地方的关系及民众观念的变迁。生员为中证在清代律例中是严厉禁止的，而陈慧萍《从南部县档案看清代地方的生员中证》（《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发现清代南部县存在大量以生员为中证的现象。她认为地方官员通过借助生员在乡村社会中的权威地位和文化角色来实现对地方社会的有效治理，而生员们也希求通过参与司法获得社会权威，二者的共同利益最终使生员为证此条律例沦为具法。汪雄涛《清代州县讼事中的国家与个人——以巴县档案为中心》（《法学研究》2018年第5期）认为清代州县讼事是“压制型诉讼”，表现为国家面对诉讼无力应对，个人在争讼过程中举步维艰，纠纷解决停留在一个较低的限度。“压制型诉讼”的提出，有助于深刻理解传统中国的纠纷与秩序。曾令健《晚清州县司法中的 “官批民调”》（《当代法学》2018年第3期）认为“官批民调”是一种普遍现象，案件性质主要涉及户婚、田土、钱债等纠纷。处理方式有亲族调处、自行和调、保甲调处、乡绅调处、中人调处等。帝制晚期 “官批民调”的运行逻辑，是官僚体系有意识地、制度化地将纠纷阻挡在衙门之外，并坚定地将纠纷推回基层社会，而民间调处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乡土社会的生存逻辑，并成为民众之一有限选择。周琳、唐悦：《秦氏的悲情与野心——乾隆末年一桩离婚案中的底层妇女》（《法律史评论》第11卷）通过巴县档案中秦氏与徐以仁的缠讼来展现妇女的诉讼策略与悲情命运。惠科《晚清重庆华洋诉讼与地方司法初探——以巴县档案为中心的考察》（《西南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分析巴县档案中的华洋诉讼，通过钱债、偷窃诉讼案件的分析，他认为知县审断的特点为依照律例审断、关照民间自我调解和受西方力量的挑战。王丹《清政府对蒙古地区民族宗教刑事法律调整思想及现代启示——以清代土默特司法档案为中心》（《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18年02期）关注清政府对蒙古地区实行“民族隔离”的刑事法律调整，她认为这种方法无法从根本上缓解民族关系紧张状态，但在具体土默特地区涉蒙案件审判中因地制宜，实现了灵活性与原则性相统一，避免了民族冲突。苏日娜《清代阿拉善和硕特旗蒙古文司法档案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2018年硕士论文）主要研究了清代阿拉善和硕特旗蒙古文法律文书的文字运用、文书结构、文书顺序和从社会历史不同角度研究清代阿拉善和硕特旗司法文书的内容。

（四）社会史

杨品优《科举会社、州县官绅与区域社会——清代民国江西宾兴会的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一书以清代民国江西宾兴会样本，分析了其从一个助**演变为参与地方行政事务的机构，反映了嘉道以后近代地方行政组织的特点及其变迁。孙明《局绅的生涯与人生意态——以清末四川团练局绅为重点》（《北京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认为清末四川公局的“局绅”在乡里首人、公局绅粮、委员等多个办公职位上“迁转”，呈现职业化的态势，形成相对稳定的绅首群体，发展出一种居乡不离乡、为公不为私的人生选择和价值准则。他的《清末四川乡职身份良贱之两歧——以团保首人为重点》（《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2期）一文研究乡职身份，乡职一方面是役，另一方面其又是乡里负责群体，这一尴尬处境使其处于良贱两歧的状态。绅民有明确的身份意识，其对于乡职处于迎拒之间。孙明《乡里首人的“刁劣”污名与风俗之坏》（《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2期）认为乡里首人“刁劣”形象被夸大，“劣”的形象，并非官方“一厢情愿”，而是在官、绅、民以及首人之间的社会互动中动态地塑造出来的。在历史的勾连中，首人“刁劣”与风俗之坏互为因果，共同表征了王朝的末世。周琳《殴斗的逻辑——乾隆至同治时期重庆的脚夫组织》（《清史研究》2018年第3期）考察了乾隆至同治时期重庆脚夫组织的演变历程及其暴力行为方式的由来，她认为暴力并非内生于脚夫组织的行为方式，而是在市场复杂化、地方官府不能有效治理、服务于市场时的适应性策略。刘熠《虚实之间：晚清私塾与学堂之争》（《江苏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认为百姓对清末私塾与学堂的差别有一个过程，清末私塾与学堂的对立，既是实际存在的，也有被构建、想象的层面。这一被构建的对立，开启了随后半个世纪对私塾的整饬。他的《转变中的官府：清末四川整饬私塾与晚清改革》（《学术研究》2018年第9期）认为晚清官方对私塾总体上经历了从“无为”到“有为”的转变，民间的自主性与活力渐被忽视，改良私塾越来越往加强官力一途上走，甄别、填表、演说、传习、调查等新式行政手段被引入。在这一过程中，地方自主性逐渐丧失，上峰指定的政策脱离州县实际，导致州县在运行中粉饰敷衍。谢佳元《清代盐厘首事初探——以南部县为中心》（《中国盐文化》第10辑）认为盐厘首事数量很庞大，由士绅和灶民担任。其任务为抽收盐厘、稽查私盐、批解盐厘。由于首事包办盐厘，其挪用私抽盐厘的情况比较严重。

除了利用档案进行具体的研究外，值得注意的是，档案学的学者赵彦昌近年来对清代档案的编纂沿革和研究状况进行了概述。《建国后明清档案编纂沿革考》（《兰台世界》2018年第1期）一文考证了建国后明清档案编纂的发展沿革，根据档案编纂的成果将其按时间分为四个阶段，然后列举了每个阶段档案编纂的成果及特点。随着明清档案编纂工作的大力开展，他认为需要制定相应的规范标准，这样才能出版更多更优质的明清档案编纂成果。《巴县档案整理与研究述评》（载赵彦昌主编：《中国档案研究》第五辑，辽宁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97-121页。）一文首先简述了巴县档案的来源、数量及刊布情况，然后从司法、工商业、官绅与社会治安、民事生活、啯噜匪、民风民俗等方面归纳了对巴县档案的研究。该文对我们明了巴县档案的研究有重要意义，但仍有一些遗漏。《改革开放以来东北地区清代档案编纂研究》（《辽宁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一文统计了改革开放以来东北各档案馆整理出版的46部400余册清代档案，从编纂的类型、编纂方法等方面对这些档案进行了分类研究，他认为多馆合作整理和将整理成果电子化应该成为日后档案编纂的趋势。

三、结语

综上所述，学界在2018年清代地方档案整理与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首先地方档案得到大量出版，2018年出版的地方档案约计有10余种，档案语种有汉文、满文、蒙古文及藏文，地域涉及内陆扬州、四川、福建沿海及东北、西藏等边疆地区，内容的地域特色较强。在这一潮流的指引下，相关地域文献整理与交流也日益增多，《清水江文书》《鄱阳湖区文书》《徽州文书》里面也收集了一定量的档案文件，档案学的学者召集会议对地域性的文献如《广州大典》《荆楚文库》《湖湘文库》《巴渝文库》等进行交流。

其次，在研究议题和方法上，一些利用地方档案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地方档案与文献研究升温的同时，档案材料的地方性与结论的普遍性有着矛盾，内容“碎片化”和结论“同质化”受到了部分学者的批评，而杜正贞《近代山区社会的习惯、契约和权利——龙泉司法档案的社会史研究》一书利用龙泉司法档案，在结合小区域和大历史及历史演变过程方面，为走出碎片化困难提供了一个范例。在州县行政方面，房科体系及行政机构演变得到了进一步阐释。吴佩林梳理了清代房的设置，苟德仪重点研究工房，房科体系进一步明晰。梁勇注意到了清末经征局等财政新机构的设立及意义，杨品优梳理了江西宾兴局从助**演变为地方行政机构的这个过程。一般学者认为清代知县任期为三年，而吴佩林根据档案资料实证，认为清代知县的任期绝大多数不足三年。

最后，为档案文书整理提供了借鉴。一些档案经过整理，人为打乱了档案排序，档案的辑录和整理丢失了一些信息。吴佩林梳理了清代地方档案中串房的情况，认为存在归档、案情变化及衙门内部分工混争等原因，为档案整理及出版提供了经验。

尽管清代地方档案的整理与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仍有不足。地方档案的出版力度应加强，整理的同时应尽可能的保存档案的原貌。在研究的过程中缺乏理论思考，存在着“碎片化”和“同质化”的困境，解决这些问题有赖于今后努力。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南部县衙档案整理与研究》（11&ZD093）的阶段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