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完两遍由冷东、梁承邺和潘剑芬主编的《广州十三行天宝行海外珍稀文献汇编》（下简称《汇编》）的清样本，冥冥中忆起利用罕见史料研究历史的往事，记忆犹新。那是1958年夏天，我在中山大学历史系读本科一年级时，正是全国工、农、商、学、兵在毛主席号召和领导指挥下，掀起全国大炼钢铁、“大跃进”的高潮。当时个个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豪言壮语，满怀信心，誓要在十五年内超过英国。

此时，66岁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亦不甘示弱，在北京国家级的报纸发表题为《关于厚今薄古问题——致北京大学历史系师生的一封信》宏文，号召全国历史学界同仁也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于短时期内在资料占有上超过陈寅恪老师：“就如我们今天在钢铁生产等方面十五年内要超过英国一样，在史学研究方面，我们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这话我就当陈寅恪的面也可以说。‘当仁不让于师’，陈寅恪办到的，我们掌握马列主义的人为什么还办不到？我才不相信，一切权威，我们都必须努力超过他。” 

记忆里我们经常看到陈寅恪老师在中山大学东南区1号前那条白水泥小道来回散步，他是中山大学唯一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今院士）和三位一级教授之一。

光阴荏苒。现在屈指一数，60年过去了，我们一代、两代以研究历史为饭碗的同仁，还是没有超过陈寅恪老师。所以，2008年春天，98岁高寿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著名教授何兹全深有感慨地说：“陈寅恪先生是三百年甚至一千年乃得一见的学术大师”，“自古至今，再无第三人可与之匹敌……历史上的司马迁也罢，班固、陈寿、司马光及其助手刘恕、刘攽与范祖禹也罢，直到十二世纪的郑樵，十八世纪的赵翼、钱大昕、王鸣盛、全祖望、章学诚、阮元与洪颐暄兄弟等等，都不能与陈寅恪、傅斯年相比肩”。 

1999年，著名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周一良也说：“其天才与学力，在今天还没有人能够超过。”

真是可谓大师仙去再无大师！

为什么我们在资料占有上超不过陈老师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陈老师占有大批1000多年前各种古文字或死文字记录下来的第一手资料。大家知道陈老师于1902年到日本，后又于1910年到欧洲、美国先后留学16年，专攻中亚、南亚和我国西部各民族的古文字，学会和掌握了梵文、巴利文、波斯文、突厥文、回纥文、吐火罗文、印地文、巴扎儿文、朝鲜文、蒙文、满文、藏文、西夏文；加上不在话下的德文、法文、日文、英文等17种文字。而且由于他留学是“只求知识，不求学位”，所以用大量的精力在欧美国家的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私人书屋等浏览这些古文字或死文字记载的古文献并大量抄录（当时未有复印、影印、打印等手段），然后带回清华大学研读，并始终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去结合国内的中文史料，努力进行南北朝隋唐史的研究，撰写出版了《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元白诗笺证稿》，发表50多篇论文，极富原创性地提出著名的“关陇集团”学说，指出“关陇集团积极实施民族融合政策，扩展至山东继之全中国，而形成隋唐中央集权帝国气壮山河的泱泱大国，屹立于世界之林”。陈老师还计划以此中华民族大融合为指导思想编写一部《中国通史》和一部《中国历史的教训》，奉献给全国人民，可惜由于时代和个人原因，未能如愿以偿。从上述可见，陈寅恪老师研究历史之所以取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独特重大成就，就是得益于他有能力收集到大量各种古文字或死文字的档案文献第一手资料。难怪当年傅斯年评价陈寅恪，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学就是史料学”。不无道理。

以上我用1000多字回顾陈寅恪老师以独有罕见的古文献资料研究南北朝隋唐史的事例，无非是说明第一手史料，特别是珍稀档案史料是研究历史的根基，舍此就无从进行历史学术研究，所谓“巧妇难成无米之炊”。《广州十三行天宝行海外珍稀文献汇编》，就是一批流落在英国国家档案馆和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机构的，关于广州十三行之一的天宝行原汁原味的第一手历史档案文献资料，弥足珍贵。这批文献共计150余件，其中包括：1817—1837年天宝行的印章画押9件（另有附件1件）；1812—1837年的天宝行直接贸易档案文献18件（另有附件4件）；1810—1837年天宝行参与十三行管理与贸易档案文献62件（另有附件6件）；1766—1885年的前后时代相关档案文献60件。这批首次发掘和首次影印出版的档案文献，对于进一步深化广州十三行特别天宝行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我们重新检阅之前研究出版有关天宝行的论著，就算是天宝行行主梁经国的第四代孙梁嘉彬所著的《广东十三行考》，也未曾利用过这批文献。所以这批档案文献的出版，对于天宝行的创立、商行地址、商行与外商贸易运作、商行与清朝官府的关系、商行与外商的关系等等问题，都会提供新的史料证据，有些文献还具填补空白的价值。略举几例如下，以见一斑。

第一，9件天宝行的签字画押和中、英文的公、私章，实是填补以往研究的空白。例如天宝行商馆地址，因为两次火烧十三行，实在难证行址确在何处。梁嘉彬著《广东十三行考》时只在重建的十八甫街道夹角画一圈，表示天宝行地址大概于此而已。曾昭璇教授在《广州十三行商馆的历史地理》一文也是泛指天宝行地址在回澜桥。现在出版的天宝行于道光十七年（1837年）三月初二日写给怡和洋行大班渣甸的一封信函（见本书第一编第9件文献），有“经亲友推却至回澜街行业一间刻下又难变卖”记载，证实天宝行行址是在回澜街，填补行址的空白。

第二，天宝行也有商欠。以前研究天宝行的论著，少有论述天宝行商欠之事。现在出版的第三编第37件文献的附件《天宝行等行商商欠清单（时间不详）》，记有天宝行商欠数：“天宝行商人梁经国欠 咭唎国公司及港脚夷账共银六千九百十二两零具限一年清还。”此说明天宝行也有商欠。

第三，天宝行等行商代清政府执行管理外商的实证。研究十三行商代政府管理外商
时，多是以清政府公布的法令文件为依据。现在本书收入于第三编的天宝行参与的行商致函外商有关管理事项信函以及外商致函天宝行等行商的信函，实证十三行商实施了清政府“以商制夷”的措施。例如《天宝行因外商搭建篷遮等事宜参与致函英国大班（1810年）》中，签名的行商有11人，即：怡和行伍浩官、东生行刘章官、达成行倪榜官、会隆行郑侣官、丽泉行潘昆水官、福隆行邓贤官、西成行黎六官、同泰行麦蟠官、天宝行梁经官、万源行李发官、东兴行谢鳌官。而《英国大班因搭建篷遮事宜致函天宝行等行商（1810年）》，签名有4人，即：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大班嗌  、叭喱、喇佛、   。

第四，记录一家新的广州十三行行商“德源行”。在道光十年（1830年）十二月初三日粤海关监督中祥发给十三行总商伍元华的谕令文中有“兹查德源行商人谭翰勳”记录。这是过去研究十三行的论著中没有人提到的新行商成员。但谕令中没有说明谭翰勳德源行的具体情形，有待学者作为新课题开展研究。

以上四例仅是我初步发现本《汇编》文献的一些史料价值，其实在150余件文献中还有很多值得研究广州十三行的学人仔细阅读、认真钻研和科学利用的，从而把研究广州十三行特别是天宝行推上一个新台阶。在这方面，《汇编》的编者们已经作出贡献和范例。他们在发掘、整理和编辑过程中对文献都作出了初步的研究，对每件文献均标出了年、月、日，又以“中文提要”形式介绍每件文献的主要内容；以“注释”形式表明发件人、收件人的中、英文姓名及其职务；并附录“英文提要”。此本身就是一件花大力气和长时间的研究工作，为方便读者特别是研究广州十三行的同仁利用《汇编》文献提供了极大方便。这份功德无量的艰辛劳动是功不可没的，我们作为读者和利用者应该衷心感谢他们。英国物理学家牛顿说过：“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比前人更高，看得更远。”我相信，后来研究广州十三行的青年学者站在《汇编》主编和编者的肩膀上，将会创造更多更好的学术硕果，为深入研究广州十三行做出更大贡献。

说到利用《汇编》文献深化研究广州十三行，还应提高到举世公认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宽度和高度上来进行。因为广州十三行就是清代前期（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海上丝绸之路高度发展的产物。历史是社会现实的基础，也是社会未来发展的启示。所谓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当前我们国家正在大力实施建设“一带一路”，而“一带一路”建设植根于丝绸之路的历史土壤。

于此可见，《汇编》的出版，不仅有助于广州十三行载体的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究的意义，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国家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现实意义。实在可喜可贺！

是为序。

 

黄启臣

2018年11月

于中山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