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明代达官包括达军及其家眷数十万。从碑铭中所见达官婚姻资料，结合档案和实录的记载，通过三名达官家庭的婚姻，从婚姻关系的角度，解读明代达官杂居中原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揭示归附达官进入中原后婚姻关系及其变化。

【英文标题】On the Marriage Relationship of the High Rank Officers Seen from the Inscriptions in Ming Dynasty

 达官是指元亡之后，归附明朝内迁的故元官员，及永乐之后自愿内迁的蒙古、女真等部落首领，被安置于卫所，任职或带俸优养的武官。① 明朝内迁的这些归附人，官兵家眷人众数十万，如此庞大的群体，被安置卫所之后，相关信息在官方文献中逐渐消失，即使偶见有载，也是史料零散，不得要领。故而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初期的归附和安置问题上②，之后的情况多不得而知。
    明朝继元而立，多民族杂居，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状况并没有因改朝换代而改变，加之洪武、永乐之后南迁的北方各族移民（即达官、达军）络绎不绝，与统治民族的关系和受汉文化濡染变化的问题依然存在。为了解归附达官移居中原后的变化，笔者以碑铭、谱牒为主，结合卫所选簿及实录的记载，从婚姻关系的角度，考察归附达官入明之后的变化历程。
    一　达官婚姻关系
    笔者根据达官婚姻碑铭以及其他文献的记载，选取诸辈信息较为完整的三家为例，注籍卫所达官两家，寄籍达官一家。所谓注籍卫所者，是指洪武归附编伍卫所的达官；寄籍者，是指永乐之后，自愿归来寄居卫所的带俸达官。两者虽都在卫所，但由于最初安置政策的差异，前者为世代为伍的职业军人，后者则只是卫所代管，优养带俸而已。③ 身份不同，所处的环境和管理方式均有所区别，故两类达官皆选取实例。此外，注籍卫所者与汉族官军编制一处，相互影响比相对聚居的寄籍达官要大得多，所以军籍达官选取两例。所选三家除有职业身份的考虑外，还都曾因功封爵，后代均移住京师，文献记载相对丰富，有助于问题的深入研究。
    （一）会宁伯李南哥后代婚姻
    李南哥后代的婚姻除碑铭外，还有谱牒的补充，在三例中最为翔实，时间贯穿明朝始终，最为完整。
    据《会宁伯李公（南哥）墓志铭》：会宁伯李南哥，西宁人，洪武率众归附，授职西宁州同知，后改西宁卫指挥佥事。娶王氏，生二男：长英，袭职，功封会宁伯；次雄，锦衣卫千户。女三人：长适指挥班贵；次适汪福；次赘壻薛某。孙男三人：长文，陕西行都指挥使，功封高阳伯；次武；次（昶），袭职。孙女三人。④
    李南哥子孙中，碑铭只提到三个女儿的婚姻关系。其中次婿汪福，据乾隆《西宁府新志》卷二四《官师·武职土司附》，为南木哥侄。南木哥洪武四年（1371）归附，为西宁卫土官指挥佥事。⑤ 长婿班贵、三婿薛某身份不详，但可参照李文家的联姻情况。李文是李南哥孙辈，其父观音保，与李英是叔伯兄弟⑥。《锦衣卫都指挥使李公（观音保）同室太夫人郭氏墓表》中提到，观音保之父名都尔苏，有弟二：纳木喀（李南哥）和嘉勒灿。洪武初归附，皆居西宁。观音保原配郭氏，是西宁人；无女，孙女六人，已婚三人分别适庄浪卫（治今甘肃永登县）指挥使鲁鉴、西宁卫（治今青海西宁市）指挥使祈瑛和陈云。⑦ 除陈云情况不详外，从观音保到其孙婿，联姻都在附近卫所。李南哥其他两婿，当也不出西宁和附近卫所。
    分析李南哥墓志铭传递的信息，首先，是他归附后的安置任用。李南哥降明后，就地授职西宁知州，后改置西宁卫，授土官指挥⑧。洪武初，甘青一带“北拒蒙古，南捍诸番，俾不得相合”，故惟置卫所。当地故元官兵归附者，均入卫所，称“土官”、“土军”。明以“土官与汉官参治”镇守西北边疆。这些谓之“土官”者，与西南土司性质不同，一方面授职管束所属官军及其家口，同时也率部“与汉军一体操练，整饬营伍”，“一应军机重务，悉听总督、镇巡等官节制调动”⑨。这里土官除管领对象是属部、属民，与西南土司类似外，其余制度与汉族武官并无本质差异。到第二代李英袭职调往京师后，李南哥两子遂皆注籍锦衣卫，性质又为之一变。考之《锦衣卫选簿》，李南哥第七代“李化龙”条下有“比中一等”⑩ 的字样。明朝武官子弟袭职，须经比试一关，即考比刀剑骑术等，通过者称“比中”，即可袭职。同在锦衣卫的寄籍达官子弟袭职，便无比试程序，选簿在其名下记注“达官不比”。李化龙“比中一等”表明，李南哥的后代，制度上均属卫籍武官，与卫所汉官无异。换言之，李南哥洪武归附，虽授职就地管领属民，但属世职军役的范畴。
    其次，李南哥的卫籍身份，直接影响到后代的职业和婚姻关系。明朝都司卫所是独立于省府之外的军事社会体系，李南哥授职卫所，遂使其后代长期局限于男任卫所职，女嫁卫所官的范围中。正如碑铭所示，其祖孙三代的职业和婚姻都在卫所之中。
    李南哥之后，李英袭职。其后的联姻资料以嫡子李昶一支为例。由于世袭祖职的缘故，这一支保留的资料相对多些。
    李昶，李英子，为第三代。据《都督佥事李公（昶）墓志铭》：李昶原配为胡氏，另有侧室陈氏和董氏。子男十三人：长瑁，太学生；次巩，举进士，晋尚宝司丞；次珊、璠、玙、珵、琦、璘、珂、珮、瓘、瑞、瑢，皆未载婚姻情况。“女二人：长适广义伯吴琮子英镇，次适指挥子张锐”。(11) 李昶二女均嫁武官之家。长婿之父广义伯吴琮是寄籍达官、恭顺侯吴允诚之孙(12)。吴琮卒，镇袭祖职锦衣卫指挥使(13)；次婿张锐情况不详，但以昶居京师判断，也应不出在京卫所。
    李巩，李昶子，为第四代。李氏自第四代开始介入文职领域，婚姻也因此出现变化。李巩成化辛丑（1481）科进士，任尚宝司丞，娶营州卫正千户许谅女，生男二：长李宁袭锦衣卫祖职，历功都指挥佥事(14)，娶周实；次李寅，庠生。侧室生四子：国子生定；庠生宜；以及宠和真，婚姻不详。女一，适伏羌伯毛锐次子锦衣卫百户毛济。李巩虽为文官，其一女仍联姻武官之家。李巩岳父是营州正千户；一女所嫁锦衣卫百户毛济，则联姻的是甘州（今甘肃张掖）望族伏羌伯毛氏之家。毛氏曾祖哈剌歹，洪武初归附，编伍卫所，至毛忠历功升至都督同知，镇守甘肃，封爵伏羌伯。(15) 李宁的联姻尤需注意。李宁所娶周实，是“重庆大长公主孙女之妣姑”(16)。考重庆大长公主，与宪宗同出英宗妃周氏(17)，既为英宗之女，又为宪宗亲姊妹。其子周贤，荫授锦衣卫正千户，升指挥佥事管事(18)，李宁与之同卫，遂得机缘结得皇戚之姻。李宁无子，惟孙女二人，“长聘西宁卫掌印指挥张缙子张世爵，次尚未择聘”(19)。
    李宁无嗣，第六代李崇文以亲侄袭指挥使职。李崇文原配是锦衣卫都指挥孙锦女，侧室支氏，金吾卫指挥支镛女，依然娶妻武官之家。有子一人名光先，袭祖职，先娶刘氏，宁晋伯刘斌女（宁晋伯封主刘聚，是太监刘永诚之侄）；(20) 继娶潘氏，武骧卫百户潘震女。女二：长适豹韬卫指挥王晋，次适山东都司佥书署都指挥佥事谷子奇。孙男一，李化龙，娶许忠节公曾孙女。孙女二：长适锦衣卫千户王遇，次聘于锦衣卫管卫事指挥佥事继祖长男弘道。(21) 第六代子孙婚姻最详，也最具特色，不仅仍以武官家庭为主，又与太监之亲联姻，更有娶名宦之女者。
    以下就李英迁居北京后，诸代有婚姻记载者(22) 列图如下。
    
    图1
    图1显示，李氏家族婚姻，无论一辈始于西宁，还是三辈移居京师之后，均以卫所内为主，唯婚姻地域前后有别。根据所涉卫所分布看，呈西宁和京师两个婚姻地域圈。西宁是土官李南哥之势力所在，婚姻自然不出甘青根本之地，即使后代移居京师，亦未完全抛弃这个传统，若李氏第三、第四、第五代皆有一女嫁广义伯、伏羌伯及西宁卫指挥之家。此外，据乾隆《鲁氏家谱》，庄浪大姓鲁氏也是李氏姻亲之家。鲁氏祖脱欢，洪武三年（1370）率部归明，注籍庄浪卫（今甘肃永登），授指挥使职，管领所部土军、土民及余丁舍人，守御河西。鲁氏后代保障河西颇有建树，任都督，充参将、总兵官者多人，分守庄浪、西宁，甚而镇守甘肃、延绥，“河西巨室，推鲁氏为最”(23)。鲁家第二到第四代皆娶李氏为妻。家谱“内传”载：二世祖都督巩卜失加，原配李氏夫人，湟中（在今西宁市南）会宁伯李公（李南哥）某女；三世祖都督鲁贤（又名鲁失加），元配李夫人，湟中会宁伯李英女；四世祖都督鲁鉴，元配李夫人，湟中高阳伯李文长女。鲁家也与伏羌伯毛氏联姻，六世祖都督鲁经，娶毛氏，即张掖伏羌伯毛屯纲女。(24) 可见，西北婚姻圈，实际是西宁会宁伯李氏与凉州广义伯吴氏、张掖伏羌伯毛氏及庄浪都督鲁氏等甘青望族间的联姻，可谓门当户对。诸氏通过联姻结势，又成为朝廷倚重的地方势力。故李氏后代移居京师者仍维系这种联姻传统。
    但是移居京师的李南哥后代，随着生活环境、教育以及接触群体的变化，在维系传统的同时，联姻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从上图第三代李昶和第六代李崇文子孙婚姻涉及卫所地域看，除一西宁卫和山东都司较远外，锦衣卫、金吾卫、豹韬卫、武骧卫等都属亲军卫，营州卫也临近京城(25)。显示自李英之后，其后代在京师，以卫所为主形成的新婚姻圈。
    新婚姻圈不仅是地域的变化，由于京师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特点，为李氏子孙提高文化素质，扩大交往范围，建立更高层次的婚姻社会关系创造了条件。
    自第三代李昶，“更用儒术崛起”(26)。李巩科举中的，授尚宝司丞，涉足文职，渐入文官领域，遂始有李宁娶周实，结婚皇亲戚畹。第七代李光先，万历癸未（1583）科武进士(27)，娶宁晋伯女，与宦官联上亲属。宁晋伯刘聚以叔父御马太监刘永成得授封晋职。第八代李化龙又娶许氏，成为江西按察司副使许逵曾孙婿。许逵，河南固始（今河南太康县）人，正德三年（1508）进士，十四年（1519）宁王朱宸濠南昌谋反，被执不屈而死。因死事勋烈，“谥曰忠节”，分别建祠江西之南昌和山东之武定，“有司岁祀”(28) 以为旌表。逵死，子许瑒荫注锦衣卫职。瑒以父丧“日夜号泣，六年而后就荫”，亦以孝称。(29) 这样一个儒家传统道德楷模的家庭，也以达官李化龙为乘龙快婿。此外，李光先之女所嫁千户王遇，为今江西德安县人，身家虽不辉煌，但其父王之化是嘉靖武进士，历推锦衣卫“南镇抚司并本卫堂上佥书”(30)，也非一般武夫。
    可见，自李昶以“儒术崛起”之后，子女重文教。不仅子巩举进士，孙辈李寅、李定、李宜，凡适龄者，皆为国子生、庠生；长孙李宁袭武职，未载学业，但其弟皆入学校，他当然也不例外。自李昶以后，学校教育应该是后代诸辈的必由经历。如此就能解释，李昶之后不断出现的与文臣、权贵家庭的联姻现象。
    （二）恭顺伯吴允诚三代婚姻
    恭顺伯吴允诚后代的婚姻也有类似上述李氏的特点。吴允诚，蒙古人，旧名把都帖木儿，原居甘肃塞外塔沟地方，故元任职平章。永乐三年（1405）率妻子及部落来归，授右军都督佥事，使领所部居凉州耕牧，十年（1412）晋封恭顺伯。(31) 吴允诚有三子：答兰、管者、克勤。长子答兰后更名吴克忠，袭父爵；管者以己之功，受封广义伯；吴克勤功升左都督，土木之役与兄吴克忠战死沙场。(32) 另有三女有婚姻关系。长适右军都督柴别里革。柴别里革，柴秉诚之子。柴秉诚旧名伦都儿灰，与吴允诚从塔滩率部众来归，授后军都督佥事。(33) 次适都指挥杨完者秃。杨完者秃，吴允诚部将保住之子。保住亦永乐三年随吴允诚一起来归，授陕西行都司都指挥佥事，赐姓名杨效诚。(34) 三女入宫为太宗皇帝妃。(35)
    孙辈七人：吴瑾，克忠子，袭侯爵，配会宁伯李英之女(36)；吴璘，指挥使；吴瑛；吴玘，管者子，袭广义伯；吴琰；吴琮，吴克勤子，以从兄吴玘卒无嗣，袭广义伯爵；孙女一，为宣宗皇帝妃。(37)
    吴氏三代婚姻列图如下：(38)
    
    图2
    吴允诚后代的婚姻，依据的是杨荣和李贤所撰吴允诚、吴瑾神道碑的资料。
    如前，两通神道碑铭揭示了吴允诚子孙三代的婚姻特点。
    第一，吴氏成人子孙皆在卫所优养带俸，故三代婚姻亦主要在卫所之内，但又有部落内联姻结势的特点。吴允诚以一子二女结婚同道归附的首领柴秉诚（伦都儿灰）和杨效诚（保住）。这与其众是安置凉州而非当地土著有关，故相与联姻，相互扶助。对内迁部落来说，婚姻是加强内聚的有效手段，这与土著巨姓地域间的联姻结势多少有些差异。但自第三代吴瑾娶会宁伯李英女，吴琮子吴镇娶李昶女（见李氏婚姻图第四代），与地方望族也联为姻娅。
    吴氏婚姻图呈现的是三代的婚姻关系，第四代之后有无类似京师李氏越出卫所，扩大婚姻社会关系的情况，就现有的资料还无法得知。但与西宁李氏相同，吴氏后代也有移居京师的经历。永乐十七年（1419），吴允诚子孙率部众内徙京师，带俸优养于锦衣、保定和定州卫所，生活环境的变化势必影响婚姻关系。况且吴氏后代功名显赫，恭顺伯吴允诚三子，除广义伯吴管者传二代绝嗣外，其他两子传袭不绝：吴克忠后代世袭恭顺侯(39)，直至明亡；都督吴克勤后代吴琮曾借袭广义伯爵，虽仅一代，但后嗣仍袭祖职锦衣卫指挥，亦终明而止(40)。吴氏子孙后代有掌都督府事者，有充总兵官镇守一方者，有明“番将握兵”(41) 即自吴瑾和吴琮始。在门当户对的婚姻传统下，受社会发展影响，吴氏后代的婚姻关系，会比李氏后代还要丰富多彩，这是显而易见的。
    第二，吴氏还有与皇室结亲的特点。有明皇室的婚嫁向以维护集权统治为主旨，明初朱氏推行利用宗室“联姻文武勋贵，中外配合”(42)，意图以血缘和裙带关系达到屏藩帝室的目的。永乐初吴允诚率部附明，被安置于“凉州耕牧”(43)。凉州为河西走廊东端重镇，今谓之武威。其地“山川险要，土田沃野”，有明不仅视为“河西之根本”，还是“秦陇之襟要”(44)。吴允诚曾为前朝平章，在西部也有影响，自他附明后，“降附者益众，边境日安”(45)。故在永乐抚缉东、西两翼，集中精力应对正面鞑靼的战略中，成祖与宣宗先后娶吴氏两女，是欲以其影响和实力发挥镇守边塞，安抚地方的作用。
    不过，政治联姻向来是双赢的结果。与皇室结亲，无异于与大明统治者联合。第二代吴克忠袭爵恭顺伯，未久无功又晋侯，沾的就是皇亲光。而吴允诚二子（吴克忠、吴克勤）一孙（吴瑾）也为报效明王朝而捐躯。吴氏与皇亲的密切关系，自然会为其后代在上层社会扩大联姻创造条件。
    （三）怀柔伯施聚三代婚姻
    施聚，山后人，《明史》本传谓“其先沙漠人”(46)，归附后落籍通州。父黑厮，洪武降附，靖难之役累功升至金吾右卫指挥使。永乐七年（1409）施聚袭职，天顺元年（1457）以镇辽功受封怀柔伯。(47) 施聚祖孙三代婚姻如图3所示(48)：
    
    图3
    施氏三代婚姻亦具有前述达官联姻的特点：
    1.婚嫁以武官为主，依图所示一目了然。
    2.嫁娶婚家门当户对的特点更为鲜明。仅以身份清楚者论，施聚长婿金吾右卫指挥佥事宋山，《金吾右卫选簿》记为：山后人，始祖名宋成，入卫时间不详。宋山，成化二十年（1484）袭指挥职，选簿显示为卫籍达官；(49) 次婿锦衣卫指挥佥事杨玺，大兴人，为英宗女崇德长公主之子。(50) 父杨伟，驸马都尉，是兴济伯杨善之孙。(51) 长孙婿燕山右卫指挥使陆忠，属寄籍达官。原名五十六，天顺赐姓改名陆忠。(52) 次孙婿燕山前卫指挥使彭晟，顺天府人。入卫始祖彭朵罗歹，洪武二十一年（1388）编入军伍，靖难之役功升指挥使，彭晟袭职为第四代。(53) 施聚之妻李氏也非细民，出“通州三河县夏店之巨家”，其侄、外甥任指挥诸职者多有人在。(54) 据碑铭所记，施聚诸子未能袭职者，亦“俱娶名家”(55)。
    梳理上述婚姻，施氏联姻有公主，有亲军卫(56) 武官，还有京师地方大族，皆在天子脚下，这是施氏联姻门当户对的地域原因。
    3.施氏三代婚姻也具有鲜明的民族内联姻特点。施聚长婿宋山，孙婿陆忠、彭晟皆来自达官之家。
    施氏三代婚姻京师特点突出，这与家居通州有关。施氏为沙漠移民，与西宁李氏不同，没有土著关系可以依靠，故通过联结亲军武官及地方大姓，在京师一带形成了门当户对的社会关系。
    二　达官婚姻的阶段特点
    婚姻是达官融入明朝主流社会的重要纽带。但达官与明朝文武官员家庭的婚姻不是一蹴而成的，毕竟其中还有文化差异的障碍。总括前述达官婚姻，联姻的纽带就有由“内”及“外”渐进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也就是说，先由卫所或民族内结亲，逐渐发展到突破卫所和民族局限的多元婚姻关系。考察分析这一发展过程，可以从婚姻的角度，看出达官进入中原后，文化渐变的历史脉络。
    （一）局限于卫所和民族内的婚姻特点
    前期达官婚姻主要局限在卫所和民族之内，前述达官前三代婚姻都有这个特点。就西宁卫（湟中）李南哥与张掖毛忠、庄浪卫鲁巩卜失加、凉州吴允诚间的子孙嫁娶而言，地域上虽凸显为西北大姓的政治联姻，但诸氏皆非汉族，实际还是民族内婚姻的体现。上述达官的第二代移居京师后，如吴允诚之孙吴瑾娶会宁伯李英之女，李南哥孙李昶女嫁广义伯吴琮子吴镇，虽然仍可以说是政治联姻的延续，但在异地京师，同族结亲的意义，远远超过政治联姻的作用。施聚子孙的婚姻最具说服力。施聚家居京师通州，深处明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带，从入卫始祖黑厮以战功升指挥使，到施聚已官至镇守辽东，封怀柔伯的地位。无论家庭地位还是京师环境，为其子孙提供的择婚空间，都比李南哥后代广阔，但仍有一女、两孙女嫁与达官。显然，施氏在子女择婚中，民族情结仍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吴允诚更是如此，除一女和一孙女为皇妃外，余皆属民族内婚姻。
    这一现象颇与朝廷的规定不合。明初朱元璋曾明令禁止蒙古、色目人相互婚姻。万历《明会典》婚姻律条就有“蒙古、色目人士既居中国，许与中国人家结婚姻，不许与本类自相嫁娶。违者男女两家抄没入官为奴婢。其色目、钦察自相婚姻不在此限”的规定。(57) 也就是说，为防范蒙古与色目人在明朝内部联姻结势，明初以法律的形式禁绝其自相嫁娶，违者惩处严厉。但事实却与之大相径庭，如何解释这个现象？
    据早出的正德《明会典》卷一四一“蒙古色目人婚姻”条，在“凡蒙古、色目人听与中国人为婚姻”条下，还有“务要两厢情愿”一句。这就是说，“蒙古、色目人听与中国人婚姻”，也强调“两厢情愿”，当然“两厢情愿”考虑的应该是汉族的态度。蒙古、色目人“不许与本类自相嫁娶”的规定出自洪武五年（1372）(58)，时值明与北元交战尤酣，民族矛盾白热化之际，严禁归附的异族自相嫁娶，符合明朝政治军事形势的需要。朱元璋颁令时，是否就有“两厢情愿”的考虑，已不得而知。不管正德《会典》“两厢情愿”为谁考虑，有一点是肯定的，汉族与蒙古、色目人婚姻有不情愿的问题。归附人为亡国之民，汉人不愿与之结亲合情合理，律**调“两厢情愿”，说明蒙古、色目人与汉人结婚，即使是考虑汉人的意愿也不能强迫。遂使达官自相嫁娶的现象普遍存在。
    笔者认为，前期包括蒙古、色目人在内的达官婚姻自相嫁娶现象突出，也是民族文化使然，即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和语言差异，甚至民族情感等都可能妨碍联姻。丘浚在其成化修成的《大学衍义补》中提到：永乐之前归明的蒙古、色目人，散处诸州，多已更易姓名，杂处民间，已不易于识别。(59) 永乐之前的归附人，指的就是洪武时期的归附者。在丘浚眼中，这部分人到成化（1465—1487）时，已无明显外在民族特征。施聚子女正生活于成化前后，既然外部特征已与汉族无异，与汉人联姻应该没有障碍，但却仍与达官联姻不断。原因可能就在更深层的文化认同上。
    达官局限于卫所和民族内的婚姻究竟持续了多久？变化始于何时？解决这个问题，对我们了解达官融入明朝社会的过程非常必要。从李南哥完整的后代婚姻看，变化是从第三代以后开始的，那么第三代到第四代对应的时间段，就是我们判断变化时期的依据。见表1。
    
    按：1.为能更好揭示民族内互相嫁娶持续的时间或开始变化时段，除前述三位达官的五位后代外，又补充了五位达官。按归附时间洪武（卫籍）列在前，凡5人；永乐之后归附的寄籍达官继后，凡5人，寄籍归附延续时间很久，本表以归附最多的永乐和宣德为例，前者选择3人，后者2人。
    2.李南哥和吴允诚名下收入2子，是因皆有爵位传袭。
    3.“在职时间”项下，小括号中是在任总计年限；诸辈姓名项下的“辈”，是以袭职论。明代武职袭职，与血缘相继的“代”有时并不完全等同。
    4.本表据《明实录》和卫所《选簿》达官袭职时间制作。
    表中10位达官的第三、四辈袭职时间，以洪武归附者看，第三辈袭职底限成化年间3人、弘治年间2人，第四辈袭职底限弘治年间3人、嘉靖年间2人。这个数据显示，洪武归附的达官后代，婚姻变化孕育在成化、弘治之际，显现在弘治、嘉靖之时。这个变化历程若以居中的弘治（1488—1505）算，距离先祖归附明朝，已过去了130多年。这说明注籍卫所的达官，走出卫所和民族婚姻的局限，经历了100多年漫长的过程。永乐以后归附的寄籍达官情况复杂。因归来时间差距较大，第三、四辈的袭职底限拉不开距离，无法作规律性判断。但注籍达官在卫所与汉官接触密切，跨出卫所和民族内联姻还经历130多年，而对永乐之后从草原和山林深处迁来，带有鲜明民族特征，又有聚族优养待遇的寄籍达官来说，这个变化过程可能还要漫长。
    需要指出的是，达官前三代婚姻，联姻的主要是卫所和本族武官家庭，虽然这个婚姻圈子比较狭窄，影响与主流社会的广泛联系，但在明前期武官地位高于文官的政治背景下，达官前三代勇武尚存，凭借屡立战功均能获得高官厚禄，受到圈内的认可和尊重，所以也能为后代奠定良好的发展基础。
    （二）突破卫所民族圈的婚姻特点
    弘治、嘉靖之际，达官婚姻出现了突破卫所、民族局限的变化。其变化特点，主要有以下二点：
    一是，达官结亲不拘武官之家。即如李氏从第三代“更用儒术崛起”后，李宁娶周实，李光先娶宁晋伯女，李化龙娶许氏，联姻家庭都不是武职世家，是向仕宦群体靠近。
    要注意的是这个变化是在明中后期，武官地位下降的背景下出现的。究其原因，明朝中期以后，以文官任武职，或兼管卫所事，改变了都司卫所封闭的状况，文武官员接触密切，促进相互了解；此外，也有对达官素养的认可。
    我们注意到，弘、嘉之际出现的达官与汉官婚姻，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不像前期是以达官嫁女，而是汉官女嫁达官之家。这很重要，在以三从四德为道德准则的封建社会，女子嫁入夫家，要以服从丈夫为天职，汉官嫁女到达官家，自然就要依从夫家习俗。皇亲、官宦肯将自家女儿和孙女，嫁与达官家庭，绝非是要异化自己，在没有与武官联姻结势需求的形势下，除非对达官家庭及其本人的素养有相当的认可，否则联姻不可能实现。
    达官后代出生中原，通过耳濡目染和学校教育，儒化程度不断加深。前已论及者不再重复，再补充镇国将军韩斌子孙的例子。韩斌，山后兴州人(70)，其先洪武末归附，注籍卫所。斌父韩春，靖难之役功升指挥使。韩斌为第三代，正统袭职，曾充副总兵镇守辽东。弘治十一年（1498）卒。韩斌有七子，长子韩辅，袭定远中卫指挥使，后充总兵官镇守辽东；余除两子无具体记载外，韩辙，知建昌府；韩轼，习兵策；韩轮，太学生；韩辂，庠生；嫡孙韩玺以武举袭职，充总兵官镇守辽东，皆有良好的教育。(71) 正规学校既有国法纲常教育，更有文武智能训练，是科举为官的必由之路。故而教育为达官后代奠定了发展的基础。中国“华夷之辨”向以文化衡量，夷入夏，则夏之；夏入夷，则夷之，标准就是看你接受哪种文化。达官后代生于中原，长于中原，学成于中原，与汉官子弟无异，故皇亲、名宦之流才肯将亲女嫁与其中优秀者。
    达官联姻不拘武官之家，也与后代职业的变化有关。达官三代之后因子孙教育良好，为走出卫所谋求其他职业创造了条件；加之达官后代人口不断增多，而世袭祖职只有一子，也迫使庶子庶孙谋求他业。如李昶子李巩任尚宝司丞，韩斌子韩辙知建昌府之类，乃谋走仕途者；也有若焦礼庶孙焦俊，贸迁有无作商贩者(72)；还有如李昶孙李完，耕读在家隐居乡里者(73) 等。达官子弟卫所外择业，不仅是因袭职有限，明后期武官地位下降，也是促使达官后代随势调整谋生手段的原因。达官职业的多样，势必推动婚姻圈的多元化。
    二是，达官婚姻中，门当户对是始终不变的特点。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中，联姻是家族政治地位的风向标，也是增益其政治社会地位的工具。(74) 前述达官婚姻范围无论是在卫所内，还是卫所外，都不出文武官宦之家。这就使达官能通过联姻跻身明朝上层社会，结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攸关集团。成化之后吴瑾掌右军、吴琮镇宁夏，独掌一方兵权，不能说与关联利益集团无关系。以上所述均是获得一定地位的达官，一般中下级达官及达军的婚姻，自然不能与之相比，但也有与自己相当的联姻家庭。只是地位低下的达官和达军，由于没有太多政治背景，与汉族军民的联姻可能更容易。
    碑铭于社会生活信息反映得最为具体细微，明代达官碑铭与《选簿》和《实录》资料的互证，提供了鲜为人知的归附达官婚姻关系实例。婚姻关系揭示的不只是联姻问题，通过婚姻连缀起来的达官史事，还呈现了达官入明之后的政治历程，以及民族间杂居交融的历史发展脉络。诚然，三家达官子孙的婚姻，反映的只是部分达官的情况，但却揭开了明初归附达官后续社会生活的真实侧面。这个事实说明，明朝继辽金元之后，依然处于多民族交流汇聚的历史浪潮中，不仅因元朝形成的民族融合态势得以继续深化，还因又有数十万以归附人为群体特征的北方移民再度进入中原，又开始了新一波民族杂居交融的历程。唯与辽金元不同的是，明朝的北方移民带有归降者的身份，这就使其变化过程因政治的因素变得更为复杂。
    本文修改承蒙有关专家的指点，特在此表达诚挚谢意。
    收稿日期：2009年8月25日
    注释：
    ① 达官是明朝对洪武和永乐以后降附和自愿内迁的少数民族官员，被安置卫所授以武职者的称呼。“达官”一称的使用始于永乐时期，是由泛称塞外部落首领“鞑官”之谓演化而来。永乐时期由于大量塞外鞑靼、女真、哈密等部落首领自愿内迁，被安置于卫所优养，原为泛称的“鞑官”，遂成为这些内迁各族官员的专称。在明朝卫所《选簿》中，永乐及其后内迁的各族官员皆记注为“达官”，以与卫所中世代为军的武官区别。洪武期间降附的故元蒙古等各族官员，注籍卫所是为职业军人，与上述“达官”无论身份还是待遇皆不相同。但因有非汉民族的背景，永乐之后的实录中有时也称他们为“鞑官”或“达官”，不过这类情况并不多。尽管明朝文献中，洪武和永乐之后的“达官”概念并不完全相同，但所指为非汉族官员这一点是一致的。本文达官范围即取后者，包括一切洪武和永乐之后归附的各族官员。
    ② 国外有Henry. Serruys: The Mongols in China during The Hung-Wu Period(1368－1968), Bruxelles Juillet, 1959, Bruges, Imprimerie Sainte-Catherine, S. A和他的Sino-Jürced During The Yung-lo Period(1404－1424), Wies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59；［日］江嶋寿雄：《明代清初の女直史研究》，江嶋先生米寿记念著作集出版委员会编，东京，中国书店，1999年；国内主要有王雄：《明洪武时期对蒙古人众的招抚和安置》，《内蒙古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蔡家艺：《关于明朝辖境内的蒙古人》，《蒙古史研究》1993年第4辑；邸富生：《试论明朝初期居住在内地的蒙古人》，《民族研究》1996年第3期。
    ③ 关于达官身份区别及其安置政策差异，见拙著《安乐州住坐三万卫带俸达官考》，《燕京学报》新20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论〈三万卫选簿〉中的军籍女真》，《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5期。
    ④ ［明］金幼孜：《金文靖集》卷九《会宁伯李公（南哥）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7年，第829—830页。
    ⑤ 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55册，兰州，兰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65页。
    ⑥ 《明史·李英传》，高阳伯李文是李英从子。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4年，第4276页。
    ⑦ ［明］倪谦：《倪文僖集》卷二六《锦衣卫都指挥使李公（观音保）同室太夫人郭氏墓表》，《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5册，第507—508页。
    ⑧ 《明太宗实录》卷二六，永乐元年十二月庚寅条，“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第483页。又，其子李英也有称“土官”的记载。洪熙元年十月“升陕西行都司都指挥同知土官李英为右军都督府左都督”（《明宣宗实录》卷一○，第265页）。
    ⑨ 《明史》卷三三○《西域二》，第8549页。
    ⑩ 中国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编：《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49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60页。
    (11) 程敏政：《篁墩文集》卷四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2—1253册，第119页。按：碑文称“吴琮子英镇”，其中“英”字当为衍字（《锦衣卫选簿》“指挥使吴继禄”条下，《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49册，第453页）。
    (12) 《明宪宗实录》卷一一○，成化八年十一月己酉条，第2150页。
    (13) 《明孝宗实录》卷一○二，弘治八年七月己丑条，第1864页。
    (14) 《锦衣卫选簿》“镇抚司带俸指挥使”条下，《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49册，第467页。
    (15) 《明史》卷一五六《毛忠传》，第4279—4280页。
    (16) ［明］高显撰：《降母神祠庙记》，载王继光《安多藏区土司家族谱辑录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32页。
    (17) 《明史》卷一一三《后妃一》，第3518页；卷一二一《公主》，第3671页。
    (18) 《明孝宗实录》卷一九九，弘治十六年五月癸未条，第3691页。
    (19) 本段未注出处者，均见［明］高显撰《降母神祠庙记》，第32页。
    (20) 《明宪宗实录》卷一二七，成化十年四月癸亥条，第2416页。
    (21) 本段未注出处者，均见［明］王家屏撰《明故诰封昭毅将军锦衣卫指挥使守村李公暨配孙淑人合葬墓志铭》，《安多藏区土司家族谱辑录研究》，第34页。
    (22) 依据墓志铭中记载的子女婚姻，只有嫡子一系及女儿的信息。达官其他子孙，因墓志铭略不载，暂时无法展开讨论。
    (23) 王继光：《安多藏区土司家族谱辑录研究》，第100、52页。
    (24) 乾隆《鲁氏家谱》，见王继光：《安多藏区土司家族谱辑录研究》，第123、124页。
    (25) 营州卫属大宁都司。营州有左右中前后五卫，李昶之妻不明确为哪卫，但五卫分别在顺义、蓟县、平谷、三河、香河县，均顺天府辖区。
    (26) ［明］高显撰：《降母神祠庙记》，第32页。
    (27) 顺治《李氏世袭宗谱》，见《安多藏区土司家族谱辑录研究》，第35页。
    (28) 《明世宗实录》卷三，正德十六年六月甲辰条，第146页；［明］陆釴：《许忠节公祠记》，见乾隆《山东通志》卷三五，《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39—541册，第700页。
    (29) 《明史》卷二八九《许逵传》，第7431页。
    (30) 《锦衣卫选簿》“副千户王遇”条下，《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49册，第189页。
    (31) 《明太宗实录》卷一八七，永乐十五年四月己卯条，第2000页。
    (32) 《明史》卷一五六《吴允诚传》，第4270页。
    (33) 《明史》卷一五六《吴允诚传》，第4270页；《明太宗实录》卷四四，永乐三年七月癸卯条，第692页。
    (34) 《明太宗实录》卷四四，永乐三年七月癸卯条，第692页。
    (35) ［明］杨荣撰：《明故恭顺伯吴公（允诚）神道碑》，［清］张澍辑录，周鹏飞、段宪文点校：《凉州府志备考》卷八《艺文志》，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年，第752页。
    (36) ［明］李贤：《古穰集》卷一○《恭顺侯追封凉国公谥忠壮吴公（瑾）神道碑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39—541册，第700页。
    (37) ［清］张澍辑录：《凉州府志备考》卷八《艺文志》，第753页。
    (38) 根据吴允诚两婿皆择于同道将领，其子答兰（吴克忠）所娶杨氏，很有可能也是杨效诚之女。
    (39) 按：洪熙元年（1425）因“迤北征进功进封恭顺伯吴克忠为恭顺侯。（《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庚申条，第3497页）这只是晋侯原因之一，据《明史·吴克忠传》称：“洪熙元年以戚里恩，克忠进侯”（卷一五六，第4270页），说明还有与皇室联姻关系的因素。
    (40) 《锦衣卫选簿》“指挥使吴继禄”条下，《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49册，第453页。
    (41) ［明］王世贞撰，魏连科点校：《弇山堂别集》卷九“番将握兵”，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67页。
    (42) 魏连科：《明代宗室婚姻制度述略》，《文史》第32辑，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73页。
    (43) 《明史》卷一五六《吴允诚传》，第4269页。
    (44) ［明］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六三《陕西十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990页。
    (45) 《明史》卷一五六《吴允诚传》，第4269页。
    (46) 《明史》卷一七四，第4634页。
    (47) 《明英宗实录》卷三四四，天顺六年九月丙午条，第6961页。
    (48) 示图据［明］王容撰《明怀柔伯施公（聚）墓志铭》、《明故怀柔伯夫人李氏合葬志》（皆见《文物春秋》2008年第1期）所制。
    (49) “指挥使宋勋”条《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50册，第543页。按，其九代之后皆有“比中”字样。
    (50) 《明武宗实录》卷七二，正德六年二月乙未条，第1587页。
    (51) 《明武宗实录》卷九四，正德七年十一月戊子条，第1997页。
    (52) 《明英宗实录》卷二八四，天顺元年十一月戊寅条，第6092—6093页。
    (53) 《燕山前卫选簿》“指挥使彭禄”条，《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52册，第12页。
    (54) ［明］王容撰：《明故怀柔伯夫人李氏合葬志》，《文物春秋》2008年第1期。
    (55) ［明］王容撰：《明怀柔伯施公墓志铭》，《文物春秋》2008年第1期。
    (56) 按图中所涉金吾左、右、腾骧右、燕山前、右以及锦衣卫，都属亲军卫。亲军职随侍、扈从和护卫皇城等。
    (57) ［明］申时行等修：万历《明会典》卷二○《婚姻》，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8年，第135页；又据正德《明会典》，色目、钦察人自相婚姻不限，是因长相丑陋，恐“中国人不愿与回回钦察为婚姻”的缘故（卷一四一《明律》，《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18册，第416页）。
    (58) 万历《明会典》卷二○《婚姻》，第135页。
    (59) ［明］丘浚撰，林冠群、周济夫点校：《大学衍义补》卷一四四《驭夷狄》，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年，第1254页。
    (60) 《锦衣卫选簿》“指挥使李光先”条，《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49册，第460页。
    (61) ［明］倪谦：《倪文僖集》卷二六《锦衣卫都指挥使李公同室太夫人郭氏墓表》，《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5册，第508页。
    (62) 李镛袭职前成化四年已授百户职，故在职时间起始不以袭职时算。见乾隆《西宁府新志》卷二四《官师·土司附》，《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55册，第365页。
    (63) 第三代为施荣，袭父爵不及二年亦卒。故将第四代移前。
    (64) 据《金吾右卫选簿》（“署指挥使戚世宰”条，《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50册，第544页）曲列儿，金山人。金山，即今吉林双辽县东北，东辽河以北之地。
    (65) 吴成，原名买驴，辽阳人，也有称“山后人”。洪武二十一年携家归附，初为永平卫总旗，永乐赐今姓名。太宗、仁宗、宣宗朝战功卓著，先封伯，再升侯（《明史》卷一五六，第4272—4273页）。
    (66) 吴琮，吴克勤庶子，土木之役吴克勤战死，琮授职正千户。景泰七年广义伯吴玘卒，无子嗣，琮以从弟袭封广义伯（《明英宗实录》卷一九一，景泰元年四月辛卯条，第3961页；卷二九五，天顺二年九月丁亥条，第6286页）。吴琮袭爵前已有任职，故以有职算起。
    (67) 里察儿，山后人，永乐七年来降，升副千户。三辈王禹功升正千户，四辈王鉴升指挥佥事（《保定左卫选簿》“指挥佥事王永昌”条，《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68册，第267页）。
    (68) 和勇原名脱脱孛罗，和宁王阿鲁台孙。宣德九年阿鲁台被杀，其子阿卜只俺款塞南附，明朝授职，赐第京师。卒后子脱脱孛罗袭职带俸卫所。天顺赐今名，后晋封靖安伯，成化十年卒。子孙承袭锦衣卫指挥使，凡四辈，嘉靖无嗣而绝（《明史》卷一五六，第4282页；《锦衣卫选簿》“优养妇女一口”，《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49册，第478页）。
    (69) 把剌把秃系迤北达子，来降后，钦除百户于锦衣卫镇抚司带俸。至三辈亦撒历功升至指挥佥事（《锦衣卫选簿》“指挥佥事闻宣”条，《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49册，第391页）。
    (70) 兴州治今河北承德市滦河镇西南，元朝属上都路。
    (71) 韩斌相关史事见［明］费宏撰《明故镇国将军辽东副总兵韩公神道碑》，《费宏集》（吴长庚、费正忠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661页。
    (72) 《明孝宗实录》卷一六六，弘治十三年九月癸酉条，第3023页。
    (73) 乾隆《西宁府新志》卷二七《献征·人物》，《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55册，第395页。
    (74) 萧启庆：《元代几个汉军世家的仕宦与婚姻——元代统治菁英研究之二》，氏著《蒙元史新探》，台北，允辰文化出版，1994年，第3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