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和性质尽管在学术界还存在分歧，但社会史研究历史上的社会，举凡社会结构、社会阶层、人口、社会变迁、社会问题、社会整合和社区等等，都在社会史研究的视野之内，这应是没有争议的。问题在于，我们应当如何运用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理论、观点和方法，使社会史研究更加深入、扎实。历史学界对社会史研究倾注了不少心血，而社会学界对社会史则关注不够。社会学界要研究现当代的重大社会问题，其精力一时似乎还难以顾及社会史研究领域的一些问题。但对社会学界来说，社会史绝不是可有可无的研究领域，从长远来看，社会史研究的每一项成果都会给社会学研究带来有益的启示。没有社会史的社会学学科体系是残缺的、不完整的。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无论是历史学界还是社会学界，在进行社会史研究的过程中，都要对彼此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有足够的了解。学术研究最忌一知半解，最忌主观武断、妄下结论。

笔者多年来致力于区域社会史研究，徽州、淮河流域和江西赣南等区域，都是笔者接触的重要区域。之所以选择这些区域作为研究重点，一是囿于宏观研究资料的匮乏，二是想在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者中间架起一座理解与沟通的桥梁，争取两大学科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历史学注重对区域的考察与研究，而社会学研究则注重对社区个案的调查与分析，社区毕竟是社会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是地域化的社会，是洞察社会的窗口，社会研究是社会研究的具体化。由于社区是一个相对完整和独立意义上的社会单位，因此它更能够反映人类社会的一般特征。当然，作为社区应具备的地域、人口、区位、结构、社会心理等要素，不仅在当代社区研究中十分重要，在历史社区研究中也不可或缺。在对历史学和社会学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学习中，笔者深切感到，研究历史上的社区，了解和掌握社会学理论极为重要。正因为如此，笔者才将历史上的徽州作为历史社区这一命题大胆地提出来。徽州无论是行政还是自然的疆界都符合社区理论中社区边界的划分，明清徽州一府六县社区的边界是明确的(即徽州府辖歙县、休宁、黟县、祁门、婺源和绩溪县)，文化是共同的、相通的。即使是在今天，作为行政区划的徽州已经不复存在(歙县、休宁、黔县、祁门隶属于黄山市管辖。仅有黄山市徽州区尚沿用徽州之名，但已无实际意义)，但在已经划入安徽省宣州市的绩溪县和江西省的婺源县人们的心目中，徽州仍是他们心理上难以割舍的精神社区。因此，徽州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典型社区应是不成问题的。而由于徽州自宋元以迄明清时期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与变迁，特别是徽商、徽州宗族和新安理学等对徽州社会、经济与文化的作用和影响，使徽州可以称之为中华帝国后期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典型区域。所以，说徽州特别是明清时期的徽州是社会史研究的典型区域，亦是没有问题的。

徽州社会属典型的山区社会类型，境内高山纵横，峰峦叠嶂。除少数几条河流与外界相通以外，基本上是处于“山限壤隔”[①]的状态，而且“地险而不夷，土刚而不化”[②]。山区盛产林木、茶叶等经济作物，粮食生产则不能自给，所谓“徽州介万山中，地狭人稠，耕获三不赡一，即丰年亦仰食江楚十居六七，勿论饥岁也。”[③]“岁概田所入，不足供通邑十分之四，乃并力作于山，收麻蓝粟麦佐所不给，而以其杉桐之入易鱼稻于饶(州)。”[④]尤其是明代中叶以降徽州人口远远超过当地土地所能负荷的情况下，终于迫使徽州人大量向外迁徙，形成“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⑤]的局面。偏僻的徽州也从此融入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洪流之中。正如胡适之在致绩溪县志馆胡某的信函中所云：“县志应注重邑人移徙经商的分布与历史，县志不可但见小绩溪，而不看见那更重要的‘大绩溪’。若无那大绩溪，小绩溪早已不成个局面。”[⑥]与绩溪一样，徽州同样存在一个小徽州和大徽州的问题，这实际上是徽州社区的延伸和拓展。

明代中叶以来徽州所出现的这种人口大规模流动，不仅影响了徽州社区的社会变迁与经济发展，而且由于徽州人摆脱人口压力的主要措施是外出经商和科举入仕，直接促进了徽州与外界的交往，形成了开放的格局。大批文人墨客带着对徽州文化的追求与向往来到徽州，吟诗作画，给本已底蕴丰厚的徽州文化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东南沿海最发达地区的流氓无赖乃至娼妓追随富甲一方的徽商来到徽州，他们“强凌众暴，妒富欺贫”[⑦]，“纳吏猴冠，虎翼为暴”[⑧]，则又直接导致了徽州一部分人社会心态的变化。

在徽州社区组织与群体中，宗族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它是徽州人日常生活的主要依靠。徽州社会实际上正是由这些形形色色的众多宗族组织所组成的集团。“徽俗士夫巨室多处于乡。每一村落聚族而居，不杂他姓。其间社则有屋，宗则有祠。支派有谱，源流难以混淆；主仆攸分，冠裳不容倒置。此则徽俗迥异于别郡者也。”[⑨]在徽州社会和宗族内部，各等级和阶层之间，“如竹之节，如树之枝，从下至上，等级森严”[⑩]。虽然在社会变迁与社会整合过程中，部分阶级和阶层在经济与政治地位上出现了一些升降变化，但徽州社会和宗族则坚决拒绝承认，“重别臧获之等，即其人盛赀厚富、行作吏者，终不得列于辈流。”[⑪]宗族在徽州社会、经济等事务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宗族对徽州人生产、生活乃至精神世界上所产生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

徽商“藉怀轻赀，遍游都会。因地有无以通贸易，视时丰歉以计屈伸。诡而海岛，罕而沙漠，足迹几半禹内。”[⑫]长江流域甚至有所谓“无徽不成镇”[⑬]之誉。但无论走到哪里，徽州社区的归属感和自豪感总是被徽州人带到那里，遍布全国通都大邑的新安会馆(或称徽州会馆，或徽州府人与宁国府人联合创建的徽宁会馆等)，就是徽州旅外人士的主要聚会场所。徽州人正是靠着这样一种社区归属，把旅外徽人联系起来，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一个大的网络。清康熙年间，旅居汉口的徽商为拓宽新安会馆的道路并开辟新码头，“以便坐贾行商之出入”，与当地土著居民发生矛盾和冲突，被迫诉诸官司，先后“兴讼六载，破资巨万，不能成事，以致力竭资耗”。但他们并未气馁和妥协，直至40余年之后的雍正十一年，才最终赢得了诉讼，结果不仅拓宽了会馆道路，开辟了新安码头，而且“兼建魁星楼一座，为汉镇巨观”[⑭]。汉口徽商与其说是为利益而战，还不如说是为徽州人的荣誉而战。徽州已经成为在乡和旅外所有徽州人心目中的有形或者无形的社区。

徽州自宋以来，人文鹊起，号称“东南邹鲁”。由朱熹所开创的新安理学是徽州社区尤其是宗族社区的精神支柱。社区的教育文化、人生仪礼无不以朱子思想为宗，“新安自南迁后，人物之多，文学之盛，称于天下。当其时，自井邑田野，以至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其学所本，则一以郡先师子朱子为归。凡六经传注、诸子百氏之书，非经朱子论定者，父兄不以为教、子弟不以为学也。是以朱子之学虽行天下，而讲之熟、说之详、守之固，则惟新安之士为然，故四方谓‘东南邹鲁’。”[⑮]“士大夫家丧祭遵文公朱子家礼，不用浮屠。”[⑯]朱子的影响遍及徽州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个人以朱子所注四书五经作为科举考试的敲门砖，宗族以朱子理学思想统一宗族成员的意志，官府则以朱子思想相标榜，以维护统治者的利益。朱子思想的确已成为徽州社区居民的指导思想。

以上我们利用社会学和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对明清徽州历史社区发展状况作了简单的描述。应当说，徽州历史社区的研究还只是刚刚起步。从徽州历史社区的初步研究来看，社会学者与历史学者在社会史研究的诸多领域，是完全可以对话的，关键是要消除隔膜，互相尊重，彼此宽容。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把社会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①]弘治《徽州府志》卷一《地理一·风俗》。

[②]弘治《徽州府志》卷一《地理一·形胜》。

[③]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

[④]光绪《婺源县志》卷三《风俗》。

[⑤] (明)王世贞:州山人四部稿》卷六一《赠程君五十叙》。

[⑥]《绩溪县志馆第一次报告书·胡适之先生致胡编纂函》。

[⑦] (清)廖腾:《海阳纪略》卷上《覆汪舟次太守》。

[⑧] (明)傅岩:《歙纪》卷九《纪谳语》。

[⑨] (清)程庭:《春帆纪程》。

[⑩]隆庆《(祁门)文堂乡约家法》。

[⑪]康熙《徽州府志》卷二《舆地志下·风俗》。

[⑫]万历《休宁县志》卷一《舆地志·风俗》。

[⑬]民国《歙县志》卷一《舆地志·风土》。

[⑭]乾隆《重修古歙东门许氏宗谱·观察蘧园公事实》。

[⑮]道光《休宁县志》卷一《疆域志·风俗》。

[⑯]乾隆《绩溪县志》卷一《方舆志·风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