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北经济与社会变迁

（一）近代西北的农业与乡村经济

关于农村经济问题，以前学界少有关注西北内陆地区。黄正林（陕西师范大学）的《抗战时期甘肃的农业改良与推广》则重点考察了抗战时期甘肃的农业。他认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重视和加强西北地区的经济建设，成为甘肃农业发展的契机。尤其是 1941 年国民政府农贷以原来“救济农村”为中心转变为以“国民经济建设”为中心后，把增加粮食生产作为复兴农村经济的主要方面，把农业改良与推广作为增加农业生产的途径之一，各种农业改良与推广机构普遍建立起来，形成了以省农业改进所为中心，农林部和中央农产促进委员会督导、省农业推广委员会领导和县农业推广所（中心）具体负责，由农会和合作社与农家相联系，形成了比较缜密的农业改良与推广系统。农业改良与推广的内容繁杂，主要在小麦、棉花的试验与推广、砂田的改良、农作物病虫害的防治和肥料的试验等方面做出了成就。农业改良时间短、经费投入不足、农民农业技术知识不足，则是造成农业改良与推广绩效不足的主要原因。

周亚（山西大学）的《集体化时期现代农业的规划与建设》，以山西为中心，考察了 1958—1979年中国的园田化建设。大跃进时期为园田化建设的第一个阶段，以农田水利化和土地平整等基本建设为主要特征；1964 年开始的“农业学大寨”时期是园田化的第二个阶段，除水利化之外，机械化、电气化、化肥化步伐加快。他认为园田化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积极实践，也是集体化时期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必然选择，其在粮食增产、节水灌溉、水土保持、土壤改良和农业技术推广诸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由于受特殊政治环境的影响，也出现很多脱离实际的做法，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他最后认为，园田化是我国盆地、平原区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集体化时期的园田化实践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

温艳（陕西师范大学）的《自然灾害与农村经济变动》则以 1928－1931 年陕甘大旱灾为例，考察了灾荒与西北社会经济的互动关系。她认为民国时期灾荒对农村经济的打击沉重，尤其对农业生产的打击更是毁灭性的，加重了民众的贫困程度，也使得灾后重建变得更加困难。灾期农村市场出现了粮食价格的上涨和农具、土地价格的下降两个明显的趋势。她认为民国时期由于连续灾害的打击，导致土地与人的维系纽带变得非常松散。灾荒也是导致自耕农减少、佃农雇农增加、灾期农村阶级构成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

勉卫忠（青海师范大学）的《近代民间商贸与青海农业生产领域的扩大》讨探了近代青海地区民间贸易的自由，商人们求富的种种活动不仅促进了粮食产量的扩大与商品化程度加深，而且农作物种植不断多样化，农户家庭养殖业也不断扩大，农民家庭农业经营领域的扩大致使农民家庭生产活动具有了商品生产性质，导致了他们家庭生产劳动方式开始发生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

工合运动是抗战时期的一种新型乡村手工业组织，长期以来引起学者的关注，但是对西北的工合则关注不够。尚季芳（西北师范大学）的《论战时工合运动与西北社会变迁》则考察了抗战时期工合在西北的开展情况，认为工合在教育、医疗卫生、妇女解放等方面也作出了不菲的成绩，为西北社会的民生与民主建设奠定了一定基础。

毛光远（甘肃民族师范学院）的《国民政府战时羊毛统制政策在甘肃民族地区推行绩效考评》，以甘肃夏河为例，考察了国民政府的羊毛统制政策在民族地区推行情况，认为国民政府统制政策对夏河藏区羊毛外销和畜牧业近代化起了助推作用，但是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严重影响了藏区社会经济发展和羊毛统制工作的绩效。

（二）土地、水利与水患

20 纪 90 年代以来，学界对明清至民国时期关中地区经济社会开展研究并产生了一些重要成果。胡英泽（山西大学）的《清代关中土地问题初探》力图探讨清代关中地区的经济社会的历史本相。他认为明清时期，无论是商人还是平民，仍是把购买土地视为生产收益、资本投资的重要对象，在土地利益的驱动下，出现了土地买卖、兼并的现象，土地分配趋于集中。地权流动频繁，仍然出现了一些占地八九百亩、出身平民的大地主，其经营方式则多采取租佃形式。对于“关中模式”强调“超经济强制”因素，尤其是“权势”的影响。他认为“，权势”是中国历史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有权力就有“权势”，“以权致富”“、按权分配”仅仅反映了关中经济社会的一个面向，并非关中经济社会的全貌。

黄土高原作为我国的缺水区域，水资源利用很早就呈现出紧张的态势。近年来，学界对黄土高原的“用水”问题，进行了长时期的关注，但很少对黄土高原的水患进行研究。治水是国家权力介入乡村的一种途径。李大海（陕西师范大学）的《明清时期的州县边界与地方水灾》，对华州（县）、华阴数百年来因边界地区水灾所引发的历次纠纷进行了研究，他以为，由于华州、华阴交界地区水灾隐患的难以消除，使得双方的政区边界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形成过程。最终被“选择”作为边界标志的方山河，其实最初并不具有政区意义上的判定标准。随着华州、华阴两地由于行政区隶属的不同而形成不同利益群体的矛盾日益尖锐，方山河从最初作为地方社会修挖的一项水利工程，逐渐开始承担起“划分”两地不同行政区域的作用，并最终成为左右当地水灾纠纷历史进程的重要影响因素。李嘎（山西大学）的《旱域水潦：明清黄土高原的城市水患与拒水之策》一文，对明清时期山西 12 座城市的水环境行了考察，认为黄土高原地区城镇频繁发生的水患严重影响着城区民众的日常生活。其在表现形式上可以分为两类，一为城外洪水之患，二即城内积水之灾。他考察认为降水量的多寡与城市水患的轻重并无高度的相关性，而城市下垫面的优劣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潘春辉（西北师范大学）的《水官与基层社会治理》以河西走廊为例，探讨了清代地方水利管理人员与地区水利及国家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郑然（陕西师范大学）的《从“修水地”看陕甘宁边区的水利建设》考察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以修水地为主的水利建设的问题。

张莉（陕西师范大学）的《新疆大海子水库扩建的争议》则考察了 1954- 1957 年间对扩建新疆大海子水库的诸多争议，认为在扩建大海子水库的过程中，各方更多考虑到政治、经济和外交因素，忽视了其生态影响。潘威的《1776 年以来黄河上中游汛期径流量变化同步性研究》，考察了 1776 年以来，黄河中下游的汛期径流量，认为目前黄河上中游径流量变化的一致性开始于 19 世纪中期，并不完全是建国后黄河干流大型水利工程进行统一调节的结果。

（三）城镇与商业贸易

近年来，西北的城镇和商业贸易也愈来愈受到学术界关注。但是对于城镇的数量却缺乏确切的记录。张萍（陕西师范大学）的《清代关中县城商业发展与商铺数量之考察》，在考察了清代关中州县城镇商业发展表现形式、清代关中城镇市场空间格局后，根据宣统《陕西全省财政说明书》的捐税记录，估算出了关中一些州县级城市的商铺数量介于 30—400 家之间，一般平均在 100 家左右，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关中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杜常顺（青海师范大学）的《民族贸易与西北地区城镇的发展》探讨了在特定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作用下形成的民族贸易与西北城镇兴起的关系。他认为，在西北区域历史发展过程中，民族贸易产生了多方面的经济与社会效应，其中西北地区城镇的历史就与民族贸易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诸多城镇的兴起和发展，民族贸易起到显著的推助作用。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学术性研究非常活跃，我国学术界对“鸦片”、“鸦片种植”与社会的关系较多关注，但对鸦片种植、运销等商品性经济活动的影响关注甚少。刘景纯（陕西师范大学）的《近代西北鸦片种植与城镇市场的短暂繁荣》，认为 1840 年以后，鸦片作为商品性经济作物，大量种植及其销售、贩运等活动，晚清至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城乡普遍出现商业经济活动的活跃，并进而带动了其他相关行业包括社会娱乐行业的兴盛。但由于商品比较单一，且每年一度的收烟、售烟和集中消费的季节性较强，这样的兴盛带有很强的季节性。随着烟商的大规模离开和各种与割烟有关的劳动力的撤离，各级城镇又往往恢复到往日的平静。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明代盐业已有较多研究，但对明代灵州盐业的研究却尚嫌薄弱。展龙（河南大学）的《明代灵州盐业管理与运营机制研究》，着重对明代灵州盐业管理机制的运作、盐池的额课、盐引行销方式、行盐地方的变化等重要问题进行考察，认为灵州盐业在明代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不仅生产规模明显扩大，而且形成了一套完备、灵活的盐业管理运营机制。一是设立陕西灵州盐课司及固原、萌城盐引批验所管理灵州盐务；二是规定灵州盐池额课，但因西北军事及地方所需；三是不断调整灵州盐引的行销方式，大体经历了纳粮中盐、纳马中盐、纳银中盐三个鲜明阶段；四是适当调整灵盐的行盐区域，将行销市场逐步扩大至延安等府。这些管理机制的推行，保证了灵州盐业的正常运营和发展，对于保障西北军事、地方需要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西北金融

抗战时期，西北金融业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国家金融势力的进入以及沿海地区一些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设立，使西北各省的金融业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对此学术界也给予关注。张天政（宁夏大学）的《西京银行公会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金融监管》对西京银行公会在抗战时期协助政府实施金融监管及引起的金融制度变迁加以探讨。他认为银行公会协助国民政府执行战时金融政策、法规、制度，切实督促会员行及钱庄业遵行，促使金融安全、平稳发展，引起社会经济管理及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动，对于控制商业投资，防止商人囤积居奇，防止金融风险，限制高利贷，引导资金投入抗战需要的经济建设事业，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及经济转型，控制区域物价上涨，增强大后方抗战实力，发挥了独特作用。李晓英（西北师范大学）的《强制性变迁主导下的兰州近代金融业》考察了 1906－1945 年兰州的金融业，认为：伴随着鸦片战争后中国从沿海到内地先后被纳入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兰州城市中心市场地位的功能也日渐突出，兰州传统金融制度开始出现变迁，经过北洋军阀时期的乱象丛生、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到 1939 年以后兰州金融业的大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兰州乃至整个西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她认为由于兰州近代金融业是在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性变迁，因此它所带来的发展是十分有限的，而且所持续的时间也不长久。耿磊（南开大学）的《朱理治与陕甘宁边区的金融业》研究了 1941－1943 年间，朱治理担任边区银行行长期间对边区金融业的贡献。

二、社会转型与生态环境

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形势严峻，已经引起了各界的关注。本次研讨会中，学者立足于研究历史时期西北的生态环境变迁时，给予西北环境的现实反思和人文关怀。李并成（西北师范大学）的《明清以来西北干旱地区土地开发中出现的生态问题的反思》对明清以来西北地区土地开发中出现的主要生态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明清以来的生态环境问题直接影响到了今天绿洲建设和生态环境状况，应当汲取历史经验教训，全力推进西北干旱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

艾冲（陕西师范大学）的《论明清时期榆林地区农垦开拓与水土流失问题》考察了明清时期神木、府谷的农垦状况后，认为榆林地区的水土流失日趋严重，主要是明清时期农垦范围的日益扩大，导致天然森林、灌木和草坡遭受破坏。此种环境退化反过来深刻地影响着该地人民晚近的生产与生活质量。孟文科（西安工业大学）的《生计开发、环境变迁与定居农耕社会的形成》，考察了清代秦巴山区移民从游垦、狩猎与山货开发的生计方式到逐渐形成了定居的农耕方式的过程。

沙州卫是明代在甘肃西北边外建立的羁縻诸卫之一，其中对明代沙州卫内迁附明的问题形成了内迁甘肃南山，并成为裕固族族源之一的这样一种传统认识，但是学者提出了新的看法。周松（河南大学）的《明代沙洲卫内迁新论》，利用《明实录》，结合《武职选簿》资料，对明代沙州卫内迁安置问题重新进行了考证，质疑了传统沙州卫内迁留居河西走廊的观点，提出自沙州—河西走廊—山东—南直隶的多次迁徙的看法。通过分析内迁沙州卫部众在明朝的活动，指出内迁沙州卫部众并非今天裕固族的族源之一。

新疆地区的生态环境近年来也越来越得到学界关注。谢丽（华南农业大学）的《民国和田绿洲的人口压力、社会对策及其生态效应分析》就和田绿洲的生态独特性、人口增长造成的压力以及社会应对进行了研究，认为和田绿洲相对稳定的灌溉农业条件，为人类社会提供了较适宜的发展空间。但其绿洲面积相对狭小、生态平衡系统脆弱。民国时期和田地区人口规模快速扩大，加重了绿洲人口的压力，社会民生困难重重。为此和田地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对策试图缓解经济窘困。这些对策一定程度地增加了就业，维持了社会基本稳定，但并没有根本解决失业问题，并带来了耕地大面积撂荒的生态环境劣化现象。

西北地区的生态环境变化既影响到西北地区的社会经济，也对黄河下游地区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田家怡（滨州学院）的《试析明清以来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变迁对黄河三角洲的影响》，则从区域与区域生态环境变迁的耦合作用视角，提出了西北生态环境变迁对黄河三角洲造成的重要影响。认为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变迁影响黄河三角洲的形成与发育，致使黄河尾闾河道萎缩和河床抬高，造成黄河三角洲土壤盐渍化，引起植被演替，从而佐证了西北地区与黄河三角洲生态环境变迁之间的因果关系。

近年来，学者对城市环境日益关注，但是对城市绿地却鲜有研究。牛淑贞（内蒙古大学）的《清至民国时期归绥城市绿地研究》对自清代乾隆时期到民国时期归绥（现呼和浩特市）的城市绿地进行研究，认为在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植树造林观念影响下，归绥城市绿地呈现出不同的面貌，逐渐形成了由花园、公园、林地、林场、苗圃、行道树以及沿河绿带等不同类型的绿地共同构成的绿色环境体系。它不仅对归绥城的生态环境和空间景观产生了一定的优化作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归绥城以往荒寒的城市形象。

三、西北经济与可持续发展

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学者对当代经济转型也多有关注。刘明（陕西师范大学）的《西北贫困农村地区经济金融状况田野调查报告》通过对西北贫困农村地区金融状况实地调查后，认为农村金融机构过高估计农村金融风险，对农村潜在经济机会估计不足。关系型融资在民间借贷与正规金融借贷中产生完全不同效果，在前者降低了信贷风险，在后者却成为寻求金融租金的温床，农村金融存在“逆向选择”问题，即贷款投放对象向有实力的基层干部或者农村暴发户集中，结果产生马太效应和加剧农村贫富两极分化。

方兰（陕西师范大学）的《对黄土高原东部地区农业水政策效应的调查与思考》，对陕西北部延川县和清涧县、山西南部运城地区平陆县、永济市和芮城县的部分村庄进行调研后，认为由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基础不同，导致各地在农业用水制度、水利基础设施、耕作制度、惠农政策效应及农村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情况也存在较大的地域差异，尤其在灌溉水的利用方面，显示出陕北和晋南地区迥然不同的特点。针对调研地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对该地区实行进一步合理的农业耕作制度、科学有效地利用水资源以及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等方面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区域差异衡量是区域经济发展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经济差异衡量也备受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范帅邦（清华大学）的《西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区域经济差异衡量指标分析》，认为地方政府高度重视 GDP 指标，人为造成 GDP 高于一切的假象，误导中央政府进行大幅度倾向性投资、迫使地方政府进行超负荷开发。区域经济差异衡量指标需要重新建构，要由以 GDP 为中心转变为以人均收入为中心，结合加权人均 GDP，并引入相应的多元的经济社会指标，构建综合的科学的区域差异评价指标体系。

除了上述论文外，侯甬坚（陕西师范大学）以《如何着眼于长远和未来：钱学森部分论著思考》为题，谈到作为科学工作者，如何在具体工作和思考中，担负对自然和人类命运负责的神圣使命，践行社会赋予的职责。刘继华（兰州大学）的《19 世纪后期基督教传播史考述》则对基督教进入青海的时间进行了考证，认为基督教进入青海的确切时间是 1879 年，同时对早期基督教进入青海后的活动进行了考察，认为 20 世纪上半叶内地会传教士与青海穆斯林的关系处于敌友之间。

此次学术会议除了大会发言与分组讨论，在黄正林教授主持下，大会还进行了两个小时的自由发言，与会学者就西北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方法，资料引用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曹幸穗（中国农业博物馆研究院）就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方法和视角发表了意见、王小嘉（中国社科院）和俞晖（江西省社科院）就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视角，以及史料运用等发表了真知灼见。李令福（陕西师范大学）就关中地区水资源及其利用问题提出了建议。杜常顺、张天政就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存在的问题作了发言。胡英泽、段金生等就经济史研究中的资料选择、档案引用、民间资料挖掘等发表了看法。

总之，对近代西北的农业与乡村社会、城镇与商业贸易、金融、社会转型中的环境问题，以及当前西部大开发中，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现状和生态问题进行了深入和热烈的探讨。学者对于西北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生态环境予以深切关注，并能够对症下药，体现对西北社会的人文关怀。本次研讨会是学术界就西北社会经济与社会变迁的一次有深度的专题研讨，不仅深入交流了西北社会经济史和社会发展的最新成果，也对拓宽西北社会经济研究拓展视野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为未来进一步研究西北社会经济史提供思路和启示，有助于推动西北社会经济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