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史理论探讨中，人们把整体性和整体化观点当做社会史区别于其他形式的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强调在社会史研究中贯彻整体意识。但如何理解社会史的整体性?社会史研究怎样体现整体性?这些都还没有在理论上得到系统的阐释。许多社会史著作还在以传统的叙述史模式描述新开发的“社会史”课题，在经验方面，对研究对象的整体联系性缺少一种合理的“社会学想象”（Sociological imagination），不能从研究对象中概括抽象出一般性模式，看到隐藏在社会现象下面的潜流;在观念方面，既少考虑社会行为和社会制度的复杂多样性，又忽视了社会行动之间广泛的关系和联系。大量以社会史为题的研究仍旧循着由历史事件的结局回溯到史料中去寻找直观原因的分析途径，还不能说是一种“由史学家提出问题的史学”[①]。

一

整体性问题在社会史的研究中具有宏观统摄意义。然而，学者们各自对社会史的对象、性质的看法不同，他们对社会史研究整体性的认识也还没有取得共识。他们的观点可以概括成以下几个类型和层次。

第一，社会史的整体性就是历史的整体性。认为社会史就是通史，以整个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社会史的整体性就是从整体上全面反映人类社会的历史。陈旭麓、张静如两位先生是这方面的代表。

第二，强调社会史学科的整体性和统一性。认为社会史是与传统的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史学分支学科并列的一个新学科。这种观点把社会“看做一个单一的整体”，社会的整体性决定了社会史学科内部的整体性和统一性[②]。冯尔康先生主张社会史研究“历史上的人们的群体生活和生活方式”，强调“社会史研究的诸客体，在其内部，是以社会性联系起来的，因而能够统一在一起”[③]。乔志强先生比较系统地阐述了社会史学科的整体性。他首先提出:社会史是“社会的历史”。内容包括社会构成、社会生活和社会功能三个方面的历史[④]。这三个方面的历史是“有顺序的、有因果联系的、逐步深化的，只有全部了解某一历史上的社会的这三个方面，才算对某一社会有了完整的、深层的、有机的认识，而不是支离破碎、一鳞半爪的知识散屑”[⑤]。继《中国近代社会史》以后，乔先生明确提出建立“整体社会史”的“3+1模式”，即“社会构成史、社会生活史、社会制度和社会功能史三个部分的历史，加上整体社会变迁的历史概括。”

第三，注重从实际研究课题中表现社会史的整体性，强调社会史研究的具体对象———研究课题的整体性。多年来，中国社会史在专题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出版了大量专题研究著作，内容包括人口史、移民史、婚姻家庭史、妇女史、社会结构史、商人、绅士和知识分子史、城市史以及农村史等。许多优秀的社会史著作，都是在对研究专题有较好整体把握下完成的。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史专题研究取得的成功使得一些人相信，大量专题研究成果累积到一定程度，整体的社会史就会得到表现。甚至认为作为整体的社会史是什么，这已经是个不值得浪费笔墨去阐述的问题[⑥]。这种观点实际上将社会史限定在大量零散课题的研究上，放弃了对社会史的整体把握。

第四，认为社会史的整体性反映为一套综合的、从总体上看待和分析历史的方法与视角。常宗虎认为年鉴派“总体史的向往”主要意义在于方法的革新[⑦]。赵世瑜借鉴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范畴，认为“社会史不仅是一种新的史学范式，而且应该是一种综合的、整体的研究”。他与第一种观点的差别之处在于强调社会史的“新视角”、“新范式”意义[⑧]。实际上他们在承认社会史有一个笼统的、界限模糊的、无所不包的“人类社会”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同时，并不认为存在一个与政治、经济、文化相对独立的“社会”作为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张佩国基于相似的理由提出打破学科本位的局限，以多学科的一体化整合改进社会史的编史学方法，“以宽广的学术视野透视全方位的社会历史进程”[⑨]。

二

上述各种观点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新史学理论模式的影响。但是，人们对于新史学范式的理解多侧重于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方面，对新史学关于历史整体性的见解还缺乏足够的注意。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新史学的误解。

新史学范式一方面是发展了一种综合的、整体研究历史的方法和视角;另一重要方面是研究领域的全面拓展，是研究对象的全面调整。对于后一方面，我们理解得还很不够。勒高夫说新史学“所要求的是史学全部领域的更新”，其中也包括了历史研究的对象从传统史学所关注的政治人物和历史事件转移到能够显示一个社会的总体性特征的经济、社会等现象上来。“新史学已经从三个方面显示了其特征:它提出了新的研究问题，提出了改革史学传统领域的新方法，特别是提出了史学领域中的新的研究对象”[⑩]。新史学站在与传统的注重伟人活动的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等叙事史学的对立面，呼吁研究群体的、复数的人的历史。

新史学从历史整体性的高度来对待他们开拓的新领域和新对象。他们关于社会史研究整体性的思考包含了以下几个相互联系的层次。

首先，新史学强调历史的整体性，要写“总体史”。所谓“总体史”，指的是一种综合地、全面地反映全部人类社会历史的史学模式。年鉴派第一代领导人费弗尔主张研究“全体部分构成的历史”。他所关心的是人类的全部活动，是“属于人类，取决于人类，服务于人类的一切，是表达人类，说明人类的存在、活动、爱好和方式的一切”[⑪]。布洛赫也宣称:“经济和社会史其实是不存在的，只有作为整体而存在的历史。就其定义而言，历史就是整个社会的历史。”[⑫]但是，随着新史学的发展和社会科学对历史研究影响的深入，年鉴学派第二代领导人布罗代尔对“总体史”(Ｔｏｔ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的理解已经有了发展，总体史“不是对历史做事无巨细的叙述，而是强调在人类的不同探求领域之间的关联”[⑬]。他以《腓力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两部巨著实践了年鉴派的总体史构想。布罗代尔“将资本主义、它的进程以及它的资财与手段和世界总体历史联系在一起”。他解释说:“所谓总体，指的是一个统一体，它在15至18世纪之间浮现并逐渐地令人们感受到它对于人类整个生活、对于世界上一切社会、一切经济和一切文明所产生的影响。”[⑭]英国著名史学家霍布斯鲍姆也在社会联系的层面上理解整体史。他说:“社会的历史和人类社会一样，要么是某种类型的社会和它们可能的关系，要么是从整体考虑的人类的一般发展。”[⑮]

其次，新史学所谓的整体，决非一种笼统的、界限模糊、漫无边际的东西。他们把社会看成一个整体，是有着明确边界的、内部有多种社会构成要素的、多重层次组成的、结构丰富的统一体。布罗代尔的总体史企图揭示从地理环境、生态到经济、社会、文化、科技和政治趋势之间的联系，包括“众多活生生的实在的总和”。著名的“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三时段理论，就是以此为认识基础发展而成的。他把总体上的社会称作“集合的集合”，他认为，“我们在社会这个大集合中划分几个集合完全是件平常的事，其中最为人熟知的集合:首先自然是经济;社会阶梯或社会框架;政治、文化。这些集合各自又可分解成几个集合并依此类推”[⑯]。霍布斯鲍姆在劳工史研究中贯彻了总体史思想。他认为:劳工史是社会史的一部分。而劳工史也是多层次的历史，它包括各个方面:工人和工人运动、普通工人与工人领袖、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层次。“这些层次的历史无论在实际上还是在分析时都是一个整体，他们在过去某一过程中一起运动，并以某种特殊方式变化”。他特别提到，在分析时，政治层次不能简单地并入社会和经济层次[⑰]。这些观点落实到具体的经验研究上，就要求在研究中能够把具体的研究对象和课题当做一个结构完整的整体，从整体上把握。与前述“总体史”相比，这里所谓“整体”，是在另一个相对低的层次上的整体，是构成庞大社会结构框架的具体组成部分。

西方社会史研究历来就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具体的研究对象，“以分析具体结构为基础”[⑱]，对具体课题进行结构的、长时段分析，这既符合他们的总体史目标，又是在经验研究上落实整体性原则的需要。勒高夫说:“任何形式的新史学及那些标有局部研究字样的著作……事实上都是总体史的尝试。”[⑲]在具体研究课题中贯彻整体性思想，是西方社会史取得一大批标志性的杰出成果的保证。当他们面对具体课题的时候，他们相信马克·布洛赫的整体史观念:“无论什么性质的社会，一切事物都是互相制约、互相联系的，政治、经济的结构与信仰及思想最基本、最微妙的反映都概莫能外。”[⑳]布罗代尔也说:“在考察社会问题时，‘结构’是指社会现实和群众之间形成的一种有机的、严密的和相当稳定的关系。对我们历史学家说来，结构无疑是建筑和构架，但更是十分耐久的实在。有些结构因长期存在而成为世代相传、连绵不绝的恒在因素:它们左右着历史长河的流速，另有一些结构较快的分化瓦解。但所有的结构全都具有促进和阻碍社会发展的作用。”[21]从布洛赫到布罗代尔，学术思想上既有传承又有明显的发展。

注重通过专题研究整体地透视社会现象，使年鉴学派的社会史研究常常得出其他研究者意想不到的结论。布洛赫的《封建社会》就是一部从整体上研究欧洲封建社会历史的名作。该书第一部分的副标题是“依附关系的发展”，考察了9世纪开始的封建君主和封臣之间等级制度的形成及其联系纽带。第二部分“社会阶级和政治组织”则主要探讨封建制度的变化:采邑变成了可以被封臣出售或遗赠的财产;封臣的军事义务和庄园的劳役都可以用货币来代替。中世纪的欧洲越来越根据地产和阶级来组织，而不是根据个人之间等级制的相互依赖网络来组织。“布洛赫像采用了一种Ｘ射线，或者说一系列Ｘ射线来透视封建社会，以显示它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以及能动的张力是如何改变它的”[22]。在家庭史研究方面，安德烈·比尔基埃等人主持撰写的《家庭史》，“对历史和地理遥远的一些社会中家庭组织所具有的形式进行了整体研究”，得出与传统观点完全不同的新结论:“人们再也不会相信家庭是从最古老的形式开始沿着惟一的一条线向其他形式演变的了。相反，人类强大的创造精神早已经将几乎所有的家庭组织形式设想出来并且摆在桌面上了。”[23]

第三，新史学的整体观把社会看成是一个内部包括多种结构要素的、相互联系的、相互影响的、多层次的统一体。既为宏观、综合的总体史研究提供了思想前提，产生出像《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这样的鸿篇巨著;又给各种专题的、微观社会历史研究的发展扫清了道路。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史学开辟了越来越多的史学研究领域:人口史、家庭史、婚姻史、妇女史、性史、日常生活史、乡村史、城市史、心态史、集体记忆史等等，新的社会史专题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的地区和村庄进入了新史学家的学术视野，微观史学成为新的潮流。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一书“就是对这种从宏观历史到微观历史和从结构到经验与生活方式过渡的一个例子”[24]。作者“最贴近地观察基本细胞，或者说是观察构成该村庄大分子的原子”。发现蒙塔尤政治、信仰和感情上的“‘地质性’和观念性的大型结构”[25]。从总体史和宏观研究转向集中研究微观史的过程，也是新史学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的过程。“微观史家志存高远，虽不敢称从一粒尘埃看到了整个世界，但也必声称从局部数据中得出一般性结论”[26]。所以，新史学可以宣称“新史学所表现的是整体的、总体的历史，它所要求的是史学全部领域的更新”[27]。随着新史学研究领域的扩展，一方面，历史的研究领域被分割成小块，出现所谓的“微型历史”;另一方面，政治、经济、文化现象重新得到重视，“在这个过程中，历史学力图成为全面的、整体的史学”。“文化和经济现象受到了应有的重视;撰写权力史的目的并不在于其本身，而是在于揭示它与一个社会和一种文化之整体演变的关系”[28]。

可以说，年鉴派史学无论在哪个层次上，从最宏观的总体史到区域社会史，从跨越数个世纪、概括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到一般社会群体的集体记忆史，一直到闯入普通人私生活“围墙内”的私生活史和微观社会史，研究的对象都是整体性的。“社会的历史”存在于整体社会之中，并且服务于整体社会。安德烈·比尔基埃总结说：“年鉴学派观念的更为深刻之处，是将历史研究建立在一种从多种范围研究社会现实的观念之上，社会现实的每一个范围，或者更确切地说每一个层次，都既表现着其特定的历史，同时也通过一种连接模式而与其他层次相结合，从而显示了一个社会的运动”[29]。

由于对研究对象的不同见解，国内学者对整体社会史的看法存在着分歧。常建华先生指出，“历史哲学和通史的整体性或总体观，也只是社会史研究中的一定层次”。承认社会史研究“需要从整体上把握社会面貌”，但是，他又认为社会史的整体性只是“主要体现于区域史的特点”。[30]常宗虎、赵世瑜等对总体史的理解是建立在一种含义模糊的、囊括了人类生活的全部内容的“社会”概念上。所谓整体史，只是一种企图“五花八门，无所不包”的总体史。认为“作为总体史的社会史这一目标的实现，在相当程度上就体现在其区域史的成就上”。社会史研究的整体性也只体现在“研究的角度是立足于整体的和综合的”。

三

纵观几年来学者们对“整体社会史”的批评意见，我们发现在社会史的整体性问题上还存在另外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首先，这些批评反映了一种直观、机械地理解社会和社会整体的思维方式，它把社会理解为一个由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具体方面的叠加实体，社会整体就是无数个具体方面的总和。换句话说，社会和社会整体可以划分出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具体的方面，以这些具体方面为对象的历史的研究，就是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按照这种思维逻辑，社会的历史或者整体社会的历史当然就是这样的许多方面的历史的总和。常宗虎就解释说，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社会经验……“所有这些方面，再加上无数尚未被提出的种种被限定的社会的相容与总和构成了‘社会’的全部方面，即完整的‘社会’概念”。如果再看看他为社会史开列的“把握人类社会历史全貌”的课题名单，我们就会对类似见解心领神会。我们不仅同意这样一种“五花八门，无所不包”的总体史的向往根本无法实现的判断;我们也同意这种探索“史学的细枝末节”的研究，最后必将“发展为选题无限碎化，多元膨胀和追求新奇”;而且，可以断定，无论怎样的综合分析，这样的社会史也“不会引起对人类历史的全方位、深层次的体察”。

把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解读成类似拼图游戏一样的无数史学分支细枝末节的加和总计，这是对年鉴史学革命意义的抹煞。

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1]。世界上没有纯粹的政治人、经济人、文化人……当然也不存在没有社会意义的政治活动、经济活动和文化活动。在历史的学科总框架中，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法律史、民族史等等，之所以较早取得了独立学科的地位，不是由于它们相互之间以及它们和社会之间天然的相互隔离，可以从“社会生活”或者任何其他什么词头限定的“生活”中“离析出来”;而是由于它们所反映的历史事象具有最直观、最易于区分、最容易并且适合用叙事的编史学方法去体现的特点。人们把它们这样区分出来，加以这样的表现形式，仅仅是人类为了认识自身历史所做出的一种选择。社会史所要揭示的社会事实常常隐藏在众多社会表象背后，不仅难以发现，而且用传统的叙事手段根本就无法表达。

其次，我们以往的论述对社会史研究对象的表述还存在容易混淆和不甚完整的地方，影响了人们对社会整体以及社会史的理解。比如，简单地把“社会”作广义和狭义的区分，说社会史研究的“社会生活”是“不属于人类生活历史中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社会生活”的提法就还需要作进一步深入的说明。

美国社会学家英克尔斯曾经指出：“即使经济和政治制度已经成了专门的、独立的学科内容，它们仍继续是社会学调查的对象。这并不是多余的，也不是学术上的霸道。任何制度和社会过程与任何别的制度和过程发生联系的方面，是它的作为行动的连锁“系统”的性质。因此我们可以说，社会学所研究的，是社会行动的体系和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的体系”。他认为社会学注意的核心是社会关系。社会史描述人类关系、社会模式、风俗习惯以及其他重要的制度的历史，它和社会学的关注中心在某些重要方面是一致的”。[32]

社会史不仅关注传统史学学科没有关注过的“剩余”的东西，还包括历史上的各种社会制度以及由这些制度复合建构的社会关系体系，包括大量的隐藏在经济、政治、文化事象背后的潜在的内容。社会史研究的内容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传统史学学科的研究对象存在着交叉，但它们之间并不重叠。“人们的社会关系一般说来表现为‘无形而有质’的状态，它并不呈现为刚性的实体。这正是它难于用感性经验直观把握的本体特性。既然它普遍客观地存在，就必然有其表现，从其表现来说，它又是‘有形也有质’。只不过形质之间并不表现为直接的统一”[33]。这就是社会史的研究对象与其他史学分支的研究对象交叉存在的形式，也是它与其他史学分支学科的研究对象的区别所在。

社会史探求的不是连续性的历史事件，不是史料直观呈现的事实表象，而是众多现象背后的深层结构。我们主张研究社会史要“把人类历史中的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相对区分出来”，这也是史学家在研究中观念地构建社会关系的联系的过程。这种在研究过程中重建掩盖在社会表象背后的关系实在的方法，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英克尔斯提醒读者，社会关系尤其是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即使在社会学的教科书中也“并不是立即就能看出的”。为此，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告诫社会学家必须充分发挥“社会学想象”。新史学要求史学家“建构研究对象”，建立社会事实之间的联系，其方法论准则是一致的。史学家向史料提问，建构起历史研究对象之间的联系，使之成为一个结构完整的整体，成为社会史区别于以往任何叙事史学的主要特征。霍布斯鲍姆认为:“历史学家无法将自己局限于简单的事实研究和叙述，他从一开始就得构建模式，以便将零星分散的材料纳入统一的系统之中，否则它们只不过同奇闻轶事相差无几。这种模式的标准是，或者说应该是其各部分可以连为一体，能够揭示特殊社会状况下集体行为的性质及其界限。”[34]以心态史研究为例，心态史不是个人的思想观念或心理活动的铺陈描写，而是强调集体的态度;强调那些未被言明的看法;强调特定文化中的常识系统;强调信仰体系的结构。“史学家用‘心态结构’、‘世界观’等词语以指明心理整体的一系列严密相关的特征，这一心理整体是在当时的人们没有察觉的情况下强加给他们的”[35]。这种“心态结构”类似于现象学家们所强调的“真实的社会建构”（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心态史研究要发现这些建构，就得采用类似于米歇尔·福柯在《事物的秩序》中使用的“知识考古学”方法。首先设想一个在其中每一部分都依赖于其他部分的信仰体系，以便于历史学家对某一特定时刻的心态进行静态描述。但是，这个体系又不是虚构的东西，它是客观存在，只是人们用常规的方法无法看到而已。福柯的《疯癫与文明》一书使用这种方法研究西方人关于疯癫和性欲观念的变化，批评了各种贫乏的“真实”概念，认为它们忽略了想象的事实。心态史学家菲利普·阿利埃斯称福柯为“最杰出的史学家”。

第三，社会在整体上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社会是在一定的文化、地域基础上由人们彼此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形成的共同体。社会也是一个关系共同体，排除了人们之间的相互交往和相互关系就没有共同体的存在。马克思说:“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为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36]如果不把这里的“生产关系”作形而上学的理解，我们可以说社会就是由人们之间的相互交往构建起来的、相互联系的关系体系。正如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说的:“社会……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37]这种关系是在人的活动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因而会随着人的活动的发展变化而变化;任何人的活动又都是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的活动，必然受到整体的社会关系的限制。这样的社会关系体系是一个开放的有机系统，是一个整体的存在。“社会有机体的整体性不仅表现为其空间网络的整体性，更重要的是表现为社会的质的整体性……社会要素或部分之间、部分与社会系统整体之间在质上相互规定，因而在整体中有着个体的印记，个体中有着整体”[38]。这是我们坚持社会史整体性的思想前提，也是在具体的社会史研究中贯彻整体性原则的指针。

第四，新史学开创的史学研究范式，是对传统历史学的“事件叙述”编史学方法的一场革命。新史学把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引进社会史研究，发展出综合的、整体把握和分析社会的方法论体系，社会史的整体研究才得以实现。但是，综合的、整体的方法将对包括社会史在内的所有史学学科的发展带来革命性的变革。新经济史、新政治史，包括在20世纪末重新在年鉴学派的研究中受到重视的“人物”、“事件”的历史，都打上了年鉴史学的烙印。社会史研究在方法上倚重新史学范式，并不意味着新史学就等于社会史。这也是应该引起注意的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