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研究作为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数十年来的中国历史研究中，向来是一个在学术创新方面颇为活跃的研究领域。2013 年初，刘凤云以《理论和方法的推陈出新： 清史研究三十年》（《史学月刊》2013 年第1 期）为题颇为精准地概括了近三十年来清史研究的这一特色。她从经济史研究的范式转换、“新史学”大旗下社会史和文化史的日渐兴盛、“新清史”引入和中西对话以及政治史重新思考与出发四个方面论述了三十年来清史研究的发展大势和特色。若以较长的历史视角来观察，2013 年清史研究应该就是上述大势和特色的延展，算不上有什么特别，但其展现的厚度、深度和新意，仍大有可表之处。

一、大事、大会与大著

2013 年6 月7 日，清史学界最为重要的学者之一、著名历史学家李文海教授不幸离世，稍后《光明日报》刊发了他生前写的最后一篇论文《〈聊斋志异〉所描绘的官场百态》（2013 年6月19 日），而《史学月刊》则推出了他生前思索当前史学研究的访谈（李文海、李光伟《史学要关注现实，尊重历史———李文海教授访谈录》， 《史学月刊》2013 年第7 期），提出历史研究应该“关注现实，转变文风，尊重历史，追求信史”，并针对现实问题，特别指出应进一步加强灾荒史研究。

在当年公布的“2013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名单”中，有两项清史项目获得立项，分别是夏明方主持的“清代灾荒纪年暨信息集成数据库建设”和王日根主持的“清代海疆政策与开发研究”。另外，戴建兵主持的“明清华北地区府县历史文化研究与专题数据库建设”和王世华主持的“六百年徽商资料整理与研究”等课题也与清史关系紧密。

2013年海内外召开的清史研究方面的会议依然不少，比较有特色的是，会议主题较多地集中在史料文献方面。6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举办的“典籍·社会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34届年会”所提交的论文差不多一半是有关清史的，主题主要有四库学研究、清代文献学分支学科研究、清代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和清史研究四个方面。7 月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主办的“首届国际满文文献学术研讨会”，就满文文献在清史研究中的独特价值展开了研讨，并达成共识。此外，“地方档案与文献研究”学术研讨会（西华大学，3月）、“新发现黄天道帛书与写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6月）和“广州十三行文献研究暨博物馆建设”（广州大学、广州档案馆，9月）等会议也都将主题聚焦于清史史料的发掘、整理与研究。

港台和大陆召开的一些国际会议则多围绕较新的主题探究中国内部以及与周边、全球的互动。“东亚秩序和近代中国”（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11月）围绕近代的东亚朝贡体系等议题展开讨论，从而加深了对朝贡体系及近代东亚与中国的思想、外交、贸易等方面的理解。“艺术中的互动： 东亚与欧洲，1600—1800”（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2月）国际学术研讨会旨在以物质文化史的视角，从艺术入手探讨中外交流史和全球史。“十八世纪中国边疆与内地”工作坊（台北中研院，11月）主要就边疆开发、内地与边疆的商贸往来等议题展开了探讨。而“明清中国与日本”学术研讨会（香港中文大学，12月）则围绕明清中国与江户和明治日本的文化交流展开讨论。此外，台北中研院主办的“明清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也有相当多的论文就清代历史的诸多方法进行了讨论。

中国大陆举行的一些并非以清史为题的研讨会很多也与清史研究关系密切，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办的“传统中国社会与明清时代”学术研讨会（5月），通过对以清代为主的社会史诸方面内容的研讨，来庆贺著名清史学家冯尔康教授的八十华诞。“明清时期的国家与麻城地方社会”学术工作坊（湖北麻城市、中山大学、湖北大学，5月）则以实地田野考察和学术研讨相结合的方式推进了人类学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和地方史研究的深入开展。

承续近几年的势头，2013 年亦出版了不少的清史方面的论著，而其中若干重要的外文论著的翻译出版颇受瞩目，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徐泓译注，联经出版有限公司）无疑是重中之重，而汇集日本众多名家力作的《明清时代史的基本问题》（森正夫等编，周绍泉、栾成显译，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亦深受关注。另外还有孔飞力的《现代中国的起源》（陈兼、陈之宏译，三联书店）和罗威廉的《中国最后的帝国──大清王朝》（李仁渊、张远译，台湾大学出版中心）等等。这些著作在学界早已很有影响，不过中文版的出版无疑对中文学界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深具意义。而新版的著作中，也有不少颇具创意和新意的重要之作，这里仅就一些综合性的重要著作略举一二，比如汪荣祖《明清史丛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朱维铮《近代学术导论》（中西书局）和南炳文《明清考史录》（人民出版社）等等。

二、社会文化史

清史研究由于各种官私史料相对丰富，以往的研究积累也比较丰厚，加上正处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期，故而向来是历史研究中在新理论、新方法的践行上颇为活跃的领域，2013年的研究也不例外。受近年来在国际史学界影响甚巨的“新文化史”（社会文化史）的影响，2013 年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来探究清史的研究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也展现了较高的研究水准，故于此首先给予概述。另外，一些主题上属于社会史或文化史的研究也一并于此加以介绍。

意象、记忆与文化建构受新文化史及人类学的影响，意象、记忆与文化建构近年来颇受学者关注。韩瑞（Eric Hayot）的《假想的“满大人”：同情、现代性与中国疼痛》（江苏人民出版社），别具匠心，通过对小说、医案、游记、照片、绘画的解读，揭示出西方同情与人道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这种西方式对华“同情”的来龙去脉，并力图通过这些分析展现出关于“中国”的整体印象。周大鸣、李静玮《地方社会孕育的习俗传说———以明清湘潭食槟榔起源故事为例》（《民俗研究》2013 年第2 期），探讨了在明清时期湘潭食俗传习的社会背景以及槟榔被接受的过程等问题。朱和双《缅铃与云南：重拾一个“内部东方主义”的神话》（《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十四卷）解构了处于华夏文化圈边界关于“缅铃”的传闻。陈春声《在礼法正统与政治现实之间———鲁王在金门活动及相关历史记忆的研究》（《闽台文化研究》2013 年第1 期）考察了从明清之际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一长时段内鲁王在金门的活动被形塑的过程以及被赋予的不同的象征意义。陈忠纯《近代国人对郑成功形象的塑造与精神的传承———以报刊文献中的郑成功传记为中心》（《台湾研究集刊》2013 年第5 期）探讨了晚清以降郑成功形象的建构。

书籍史主要探讨。书籍的印刷出版、销售传播、接受阅读在这一过程中，同样伴随着知识的生产、传播与接受，故而书籍史往往与知识社会史密切相连。张瑞龙《论十九世纪上半期理学在知识界的状况》（《清史研究》2013 年第1 期）考察了理学书籍的刊印、销售与士人对理学在知识界状况的评论和观感等。元青《晚清汉英、英汉双语词典编纂出版的兴起与发展》（《近代史研究》2013 年第1 期）注意到词典编纂呈现的是当时中西文化交流、传教士的宗教热情、知识分子对西学知识的渴求等文化样貌。董丽敏、周敏《危机语境中的知识、媒介与文化转型———对晚清中国知识生产的一种考察》（《上海大学学报》2013 年第4 期）注意到晚清印刷出版充分发挥了知识生产中枢的功能，有力地推动了知识、文化与社会之间回应性关系的重建。关诗佩《翻译政治及汉学知识的生产： 威妥玛与英国外交部的中国学生译员计划（1843—1870）》（《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一本，第三分）考察了威妥玛在英国外交部的中国学生译员计划中改革课程、编制教材、招聘译员、参与教学工作，以及改善考试模式等活动。章清《晚清中国西学书籍的流通———略论〈万国公法〉及“公法”的“知识复制”》（《中华文史论丛》2013 年第3 期）结合《万国公法》及“公法”的“知识复制”，揭示了晚清西学书籍在流通上所展现的特质。值得指出的是，时间作为一种知识和观念的历史，亦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湛晓白的《时间的社会文化史：近代中国时间制度与观念变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首次专门、系统地以“时间”为主题，从社会文化史角度较为完整地勾勒了近代时间制度和时间观念变迁的整体面貌。

这一视角亦被不少学者用来探讨围绕科举的相关议题，曹南屏《坊肆、名家与士子：晚清出版市场上的科举畅销书》（《史林》2013年第5期）探讨了科举考试用书对晚清中下层读书人群体的阅读世界与知识世界的形塑问题；他还在《清末科举改制后的科举考试与新学传播》（《学术月刊》2013 年7 期）中，从官方的角度考察了科举改制后的新书销售与知识传播。孙青《引渡“新知”的特殊津梁———清末射策新学选本初探》（《近代史研究》2013 年第5期）考察了适应科举考试改革而产生的新学选本对晚清普通士人的影响。

概念史。近年来，多有学者从概念的演变出发，考察概念背后的社会文化变迁。王玉玲《清末知识分子的“新中国”构想》（《清史研究》2013 年第4 期）揭示不同时期“新中国”具体内涵以及同时期相关表述的不同特性。桑兵《康梁并称的缘起与流变》（《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2 期）考察了康梁这一代名词背后的缘起、适用领域及流变。

文韬《“艺术”内涵的近代衍化———文化交流向度的语词考察》（《近代史研究》2013 年第1 期）聚焦于康有为等人在中西语境中对“艺术”的不同界定及其反映的新语词本土化过程的中西文化互动。黄克武《晚清社会学的翻译———以严复与章炳麟的译作为例》（《亚洲概念史研究》，三联书店）旨在描绘严复和章太炎译介社会学的过程、成果及其相互关系，具体讨论了“社会”对译society 及其进入中国的过程。李育民《晚清时期国体观的变化试探》（《人文杂志》2013年第6期）探讨了晚清“国体”这一概念变化背后的政治文化意义。李恭忠《晚清的“共和”表述》（《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1期）关注晚清“Republic /共和”概念的输入与接受，认为这既是知识领域的跨文化互动问题，也是政治领域的现实行动选择问题。

物质与图像文化史物质文化史亦是文化史研究的可能走向之一，但以往学者们对物质文化的探讨仍大多停留于物本身，较少深入探讨与物相关的社会文化面向，不过本年度则出现了一些新的探讨，邹振环《康熙朝贡狮与利类思的〈狮子说〉》（《安徽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一文利用了学界未加注意的《狮子说》等资料，对康熙时期贡狮活动与《狮子说》的关系、《狮子说》介绍的有关狮子的动物学内容及其输入的西方狮文化进行了探讨。席会东的《河图、河患与河臣———台北故宫藏于成龙〈江南黄河图〉与康熙中期河政》（《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3年第4期）和《晚清黄河改道与河政变革———以“黄河改道图”的绘制运用为中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3年第3期），利用图画来探究河道变迁和河政变革。赖毓芝（《清宫对欧洲自然史图像的再制：以乾隆朝〈兽谱〉为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80卷，2013年6月)以《兽谱》为中心，透过档案检视其制作过程，及其反映的全球史面向。

学术与思想史。关于清代的学术和思想，王汎森做了全面的探讨，《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联经出版有限公司）通过系列论文向读者展示了思想史研究的新视角，表明思想像微血管般交织在生活世界、交织在社会的各个角落的历史。汉宋之学在清代的发展一直是梳理清代学术脉络的重心所在，陈居渊的《汉学更新运动研究———清代学术新论》（凤凰出版社）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18 世纪至19 世纪，学术界存在一场汉学更新运动。王惠荣《学人游幕与晚清汉学》（《安徽史学》2013 年第4 期）关注学者在幕府中专门从事学术活动及对汉学发展的重要影响。张循《“君子行礼，不求变俗”：清代考据学的社会性格》（《清史研究》2013年第1期）认为考据学本身的封闭性，为清代士人的“道”保留了一个相对独立、超越的空间。漆永祥《乾嘉考据学新论》（《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指出，汉学、宋学的分野并非壁垒分明地显现在乾嘉学者身上，其所倡导的“实事求是”之学也并不意味着他们消极避世的态度。陆胤《经古学统与经世诉求———张之洞创建广雅书院的学派背景》（《清史研究》2013年第2期）探讨了道咸以降两种路向不同的汉宋折衷论及乾嘉汉学正统在近代语境下的调适与衍变。

同时对于理学在现实层面的重要性，亦有研究给予了关注。高翔《讲理易代之际抉择传统：文化冲突与清初社会重建》（《中国社会科学（英文）》2013年第2期）探究了明清鼎革之际，清初理学力图重建中国社会伦理道德秩序，并借机恢复自己在意识形态中的独尊地位的历史。朱昌荣《程朱理学官僚与清初社会重建———基于学术思想史与社会史结合的考察》（《历史研究》2013年第4期）结合学术思想史与社会史，探讨程朱理学在明清社会变革之际发挥的功用。严寿澂《略论清初江南理学之风———以陆桴亭、陈确庵为例》（《史林》2013 年第2期）从个案研究入手，对清代理学衰微、实学兴起的观点做了重新审视。

而关于晚清思想的变革，刘涛《晚清民初“个人—家—国—天下”体系之变》（复旦大学出版社）以清末民初“个人—家—国—天下”体系的变动入手探究了清末的思想观念及其演变。张勇（《“道德”与“革命”——— 〈新民丛报〉与〈民报〉时期梁任公与章太炎的“道德”交涉》《中国学术》2013年第33辑）探讨了二十世纪初年中国新知识界，在面临革命时代共同的道德困境时，所作出的极为相似的因应选择。彭春凌（《章太炎在台湾与明治日本思想的初遇———兼论戊戌后康、章政治主张之异同》《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5期）则发现康有为、章太炎的政治主张实际上“同”大于“异”，二人均未逾越儒学“一统”与“革命”的两项价值。

明末清初三大家的思想也是学者们热衷讨论的议题，王汎森《〈明夷待访录〉〈题辞〉中的十二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四本，第三分）以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题辞》中的“十二运”为研究对象，讨论了其来源以及对黄宗羲政治立场的影响。戴景贤《王船山学术思想总纲与其道器论之发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从宏观和微观的不同角度探究了王夫之学术思想总纲和道器论。华林甫《顾炎武地理考据得失论———纪念顾炎武诞辰四百周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3年第4期）以《日知录》为主，论证了顾炎武在沿革地理上的见解的学术价值。

史学活动也是学术史重要组成部分，这方面既有《太平天国史学述论》（吴善中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这样传统而颇见功力的研究，也出现了新的探索。陈永明《乾隆〈贰臣传〉立传原则平议》（《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四本，第四分）注意到《贰臣传》中吴惟华、梁清标及张端三传明显违背了乾隆既定的立传原则。阚红柳《清末钦定正史考论》（《学术研究》2013 年第8 期）从学术史和政治史结合的视角出发，探讨和总结钦定正史行为与王朝政治统治间的微妙关系。

科举与教育艾尔曼（Benjamin A．Elman）的《中国帝制晚期的科举制度与精英教育》

（Civil Examinations and Meritocracy in Late Imperial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通过出色的综合和分析向我们展现了前工业社会内部的流动态势。林上洪的《清代科举人物师承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通过细致梳理清代科举人物师承、教育和考试的状貌，分析了师承与科举成绩和社会流动的关系。关晓红《清季科举改章与停废科举》（《近代史研究》2013 年第1期）考察了从戊戌变法时期改革科举到科举最终被废除之间变革及其与学堂制的并存发展的复杂面向。徐佳贵《废科举、兴学堂与晚清地方士子———以林骏＜颇宜茨室日记＞ 为例的考察》（《近代史研究》2013 年第4 期）通过个案考察了某些地方士子对科举和学堂态度的转变历程。邹振环《浅析清华学校早期的英语教学》（《史林》2013年第3期）对清华学校的早期英语教学进行了分析。韩策《师乎？生乎？留学生教习在京师大学堂进士馆的境遇》（《清华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考察了京师大学堂进士馆中的教学及其问题。

性别与群体史性别史方面，王鸿泰《美人相伴———明清文人的美色品赏与情艺生活的经营》（《新史学》2013年第2期）即考察了女色介入的文人文化生活，以及二者通过对话所激发的文化内涵。Yanning Wang 《幻想与现实：中华帝国晚期女性书写的行旅诗》（Reverie and Reality: Poetry on Travel by Late Imperial Chinese Women，Lexington Books）关注中华帝国晚期丰富的女性文学文化，认为当时的许多女性渴望像男性一样旅行，而诗歌可能是她们对梦境的描绘也可能确实是她们亲身旅行的体验。柯惠铃《隳礼之教：清末画报的妇女图像———以1900 年后出版的画报为主的讨论》（《南开学报》2013 年第3期）关注画报构造出的“公众”范畴对女性闺阃私密空间的消解，及由此引动颠覆性别角色、性别秩序的可能。秦方《晚清女学的视觉呈现———以天津画报为中心的考察》（《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1期）以晚清时期天津的几份画报为例，探讨近代女学视觉展现的议题。侯淑娟《妓女的重生： 近代中国济良所的个案研究》（《中正历史学刊》2013年第16期）考察了京师济良所对中国妓院、妓女乃至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而Michelle T. King 的《生死之间：十九世纪中国的杀女婴》（Between Birth and Death: FemaleInfanticid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利用大量的中外文献，用符号和文化分析的方法探究了十九世纪中国溺杀女婴的现象。

士绅群体亦多被学者们关注。2013年有两部有分量的英文著作翻译出版。沈艾娣《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赵妍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以19、20世纪之交的一位山西绅士刘大鹏（号梦醒子）的日记为核心史料，描绘出其人作为儒者、孝子、商人、议政者、农民的不同身份状态下的人生境况，以及士人的时代焦虑与困境。罗威廉《救世陈宏谋与18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以清代中期上层官僚陈宏谋（1696—1771）作为对象，考察了雍正乾隆时期的“盛世”及其成因，进而探索正统精英的思想状况。赵景达等人主编的多卷本《东亚知识人》（《東アジアの知識人》，有志舍）第一卷《传统与近代社会》和第二卷《近代国家的形成》探究了近代东亚世界中中日韩越等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取向差异与互动。对该群体的考察的论文亦不少。桂涛对清初士人对清朝复杂的心态和认识做了细致的探讨（《“元初—清初”的历史想象与清初北方士人对清朝入主的认识———以孙奇逢为中心的考察》，《清史研究》2013 年第3 期；《以“甲申”为原点的明清之际———清初河南、河北士人与江南士人对清朝的认识差异》，《史林》2013 年第2 期）。常修铭《乾隆朝底层读书人生活探析———以疯人逆词案为中心的讨论》（《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十四卷）以乾隆朝疯人逆词案中的底层读书人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上层精英如何建构控制管理底层社会的论述等问题。马俊亚《被妖魔化的群体———清中期江南基层社会中的“刁生劣监”》（《清华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解构了把“刁生劣监”基本等同于乡村恶棍这种历史叙述，分析了这种叙述背后隐藏的政治意图及社会因素。

清遗民作为一个特别的士绅群体，受到了不少关注。林志宏《民国乃敌国也：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遗民》（中华书局）重新检视清遗民在从帝制到共和的政治转型期的理念认同与心理变化、行为动机。赖钰匀《端方死事补证———兼论端方之死对清代遗民圈之影响》（《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3期）厘清了端方之死的一些细节，考察了清遗民群体透过纪念端方的文字与活动表达的声音和心情。

此外，也有研究对海盗等群体给予了关注。王日根（《清嘉庆时期海盗投首问题初探》《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探讨海盗的投首及政府的应对，刘平（《嘉庆时期的浙江海盗与政府对策》，《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则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考察海盗滋生的原因。周育民《漕运水手行帮兴起的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3 年第1 期）对漕运水手做了探讨。

日常生活与基层社会关于日常生活，巫仁恕的《优游坊厢：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闲消费与空间变迁》（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尝试将“空间”的观念带入到消费研究的领域，并且由城市空间出发，探讨明清城市内休闲消费活动如何改变空间结构，进而分析现象背后所反映的社会关系与权力纠纷。范金民《“苏样”、“苏意”：明清苏州领潮流》（《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考察了明后期至清中期绵延的苏州风尚及背后隐藏的苏州人刻意控制时尚的话语权。葛涛《照相与确立自我对象化之间的社会关联———以近代中国个人照与集体照为中心》（《学术月刊》2013年6期）考察了近代个人照和集体照对自我意识和集体意识的形塑。蓝勇《清代长江救生红船的公益性与官办体系的衰败》（《学术研究》2013年2期）通过对清末救生红船公益制度的弊坏探究当时的社会风气。李长莉《晚清洋货流行与市民运动兴起———从义和团到抵制美货运动》（《社会科学》2013年第11期）考察了从不认可义和团销毁洋货到1905年商民们采取市场手段“文明抵制”洋货这一历程中民权意识的觉醒。

婚姻家庭是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毛立平《清代下层妇女与娘家的关系———以南部县档案为中心的研究》（《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21卷，2013年6月）通过对124件清代四川省南部县衙门档案中妇女案件的分析，讨论了下层家庭出嫁女与娘家的日常往来及其对女性婚姻造成的影响。宫宝利《谣谚对清代家庭关系与矛盾的凝练》（《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3期）利用谣谚讨论婚姻家庭。

宗教与民间信仰亦是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内容，受到历史人类学、新文化史的影响，学者们的考察方法也日益多元。曹新宇《明清民间教门的地方化：鲜为人知的黄天道历史》（《清史研究》2013年第2期）对黄天道在华北乡村社会的源流、影响等问题进行探讨。罗检秋《清末民初宗教迷信话语的形成》（《河北学刊》2013年5期）关注“宗教”、“迷信”概念在近代被赋予的新内涵。祝平一《辟妄醒迷：明清之际的天主教与“迷信”之建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四本，第四分）认为“迷信”一词在中国的诞生与转化，折射出天主教论述中宗教与理性逐渐对立的历史过程，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对信仰世界的认知。张瑞龙、黄一农《天理教起义与闰八月不祥之说析探》（《历史研究》2013年第1期）深入探讨了“闰八月不祥”谶言背后有关天文、历法等知识的参与状况以及其与重大历史事件之间的关联和互动。汪欢、王元林（《明清时期宗三信仰的起源与流变》《安徽史学》2013 年5期）探讨了明清时期的宗三信仰；冯尔康（《雍乾时期天主教徒的宗教情结》《安徽史学》2013年第4期；《雍乾禁教中天主教的传播与信众》《安徽史学》2013年第1期）关注雍乾时期的禁教问题；徐跃（《从排诋佛教到提倡佛教———以清末民初张謇为主的讨论》《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2期）考察了张謇从排诋佛教到提倡佛教的态度变化及背后的社会因素。

宗族是个早受注目的研究对象，作为清代基层社会的基本组织，学界仍有相当的关注，常建华主编的《宋以来的宗族形态与社会变迁》（天津人民出版社）分章探讨了宋以来，特别是明清晋中、豫北、沧州、宝坻、万载和湘乡等地宗族发展状况及其所展现的社会变迁。《宋以后宗族的形成及地域比较》（人民出版社）则对宗族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理论性问题做了探讨。王日根、仲兆宏《明清以来苏闽宗族祠堂比较研究》（《安徽史学》2013年第3期）探讨了苏闽两地宗族祠堂建设中的共性和差异。

而另一些研究则对基层社会的乡土意识和组织控制情况展开了探讨，佐藤仁史（《近代中国134の郷土意識：清末民初江南の在地指導層と地域社会》，研文出版）以江南为中心，探究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在近代转型过程中乡土意识的生成与影响。陈瑞探讨了明清时期徽州保甲的职能（《明清时徽州保甲组织的职能发挥及其影响因素》《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十四卷），闫鸣《门牌保甲与清代基层社会控制———以清代门牌原件为中心的考察》（《南京大学学报》2013年2期）探讨了清代的门牌保甲这一在户籍制度、保甲体系以及日常生活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的制度。许博《塑造河名、构建水权———以清代“石羊河”名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3年第1期）则探讨了清代羊河及其支流的名称演变，以及概念演变背后的话语权力。赵旭东《平常的日子与非常的控制———一次晚清乡村危机及其社会结构的再思考》（《民俗研究》2013年3期）通过对山东省潍坊市南仲寨村石碑所做的调查探讨了晚清乡村的社会结构。

城市、市镇与乡村城市史方面，张慧芝从近代转型的视角对清代直隶地区的城市变迁做了探讨（《天子脚下与殖民阴影：清代直隶地区的城市》，上海三联书店），廖慧怡《移民、殖民城市与现代化过程———清代与日据下的近代台北城市发展历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3年第2期）论述了清代及日据时期台北的城市是如何被形塑、改变的，并对城市现代化中的殖民性进行了反思。何一民、赵淑亮《清代民国时期西藏城市数量规模的变化及制约发展的原因》（《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讨论了清代及民国西藏城市的发展状况。周武《近代口岸社会再认识———晚清上海城市社会变迁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2013年第2期）通过对上海的开埠、人群活动及城市现代性的考察，检视了近代口岸社会的复杂性及其特质。李强、马陵合《近代皖北交通中心的变迁》（《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2期）考察了近代以来皖北交通中心迁移到蚌埠的过程及原因。

市镇方面，吴滔《清代广东梅菉镇的空间结构与社会组织》（《清史研究》2013年第2期）勾勒了明中叶以来梅菉市场演变的基本脉络，探讨了该镇空间格局的形成过程和社会权力结构的演化轨迹。张萍《山原互动：明清秦岭北麓经济发展与市镇体系的形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探究了明清秦岭北麓的市镇的发育程度与特点。游欢孙《从市场到区划：清至民国江南市镇区域变迁———以盛泽镇为例》（《学术月刊》2013年第9期）考察了清至民国盛泽镇区域的形成与变迁。

关于乡村社会，史维东《中国乡村的基督教：1860—1900年江西省的冲突和适应》（吴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则从乡村教案入手，探讨了基督教在中国乡村地区的生存、发展及其在地方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姚春敏（《清代华北乡村“社首”初探———以山西泽州碑刻资料为中心》，《清史研究》2013年第1期）考察了清代华北乡村社首的选举、职能等相关情况。

灾害、环境、医疗与科技灾害环境、疾病医疗是近年来不断兴起的新兴研究领域，这方面出现了不少颇有新意的论著。关于灾荒与救荒，李嘎在《旱域水潦：明清黄土高原的城市水患与拒水之策———基于山西10 座典型城市的考察》（《史林》2013年第5期）考察了城市与水患所构成的“界面”上的州县官、僚属、士绅、民众多方构建起的“关系网络”。朱浒《辛亥革命时期的江皖大水与华洋义赈会》（《清史研究》2013年第2期）讨论了辛亥革命时期华洋义赈会在江皖水灾后的作用。章永乐《清朝荒政中的“地方性正义”问题》（《思想战线》2013年第4期）引入了Jon Elster “地方性正义”理论，试图探讨清代荒政中的资源非平均分配问题。而就环境，邹逸麟主编的《明清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城镇地理与环境研究》中有不少论文对清代江南地区的环境特别是水环境做了探讨。余新忠《清代城市水环境问题探析：兼论相关史料的解读与运用》（《历史研究》2013年第6期）对清代城市水环境的基本状况做了颇为清晰而有说服力的考察，并进而探讨了相关史料的解读和利用。

疾病医疗史的研究，本年度出版了梁其姿极具分量的名著《麻风：一种疾病的医疗社会史》（朱慧颖译，商务印书馆），该著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梳理了典籍中关于麻风的记载，进而追踪了该疾病与中国社会、政治领域的关系，宗教传统和不断演化的医学话语，并把其放入殖民主义、现代性等背景中进行反思。胡成的《医疗、卫生与世界之中国（1820—1937）》（科学出版社）则以新的理念和方法，在跨国史及跨文化史的视野之下，讲述了一些关于近代中国社会如何面对健康与疾病、生与死的故事。蔡郁苹《梅毒·妓女·山归来：十七—十八世纪东亚贸易文化交流之一环》（《成大历史学报》第四十四号，2013年）通过考察梅毒、妓女与土茯苓的关系，试图重建一个传播疾病和医疗信息交流之贸易网络。陈明《“医药反求之于东夷”———朝天使与燕行使旅程中的医事交往》（《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十四卷）梳理了燕行录系列资料中“朝天使”“燕行使”在中国的医事活动，及其背后反映的文化心态及东亚文化格局。张嘉凤（《黄帝不能察其幼小：宋清之间小儿医的自我认同与社会定位》《新史学》24卷1期）考察了宋至清医界普遍流行的小儿难治与小儿医学最难的论述，以及这种论述背后小儿医的社会定位与自我认同。此外还有佳宏伟《十九世纪后期厦门港埠的疾病与社会———基于〈海关医报〉的分析》（《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十四卷）和单丽《1820 年赣南周边霍乱重疫区的形成与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3年第2期）等。

关于科技史，白馥兰从方法论上对该研究的学术史和学术取向做了一个颇有见地的思考，探讨了技术和伦理、技术和性别主体以及技术和治国之道，并以此阐明这种重要的设定和实践如何形塑日常经验的样貌、官方意识形态、科技本身以及技术主体（Technology，Gender and History in Imperial China: Great transformations reconsidered，Routledge）。戴丽娟《从徐家汇博物院到震旦博物院：法国耶稣会士在近代中国的自然史研究活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四本，第二分）考察了近代法国耶稣会士在上海建立的博物院发展的两个重要阶段，试图回溯这个科学机构之历史面貌。

三、政治、军事与外交史

政治、军事与外交作为国之大事，向来受到研究者的关注，虽然近年来随着社会文化史的不断兴起，热度似乎有所减弱，不过实际上，任何研究似乎都无法离开政治制度的探究，一方面很多其他方面的研究关涉到政治史，甚至是以政治史为问题意识的，另一方面，相当多的这方面的研究，也不再单纯探究政治外交，而是与社会、文化、法律等问题结合在一起。因此若综合来看，这方面的研究数量仍相当可观，只是这里只能将较为典型的研究列举如下。

政治变革。社会转型时期政治制度的变革向来为历史研究者所关注，具体到有清一代，则是对清初和晚清两个时间段的关注。关于明清易代之际的变革，不少海外名家从多方面探讨了17世纪危机（董建中编：《清史译丛》第十一辑（中国与十七世纪危机），商务印书馆）。赵轶峰《明清庙堂政治的差异》（《安徽史学》2013年第5期）对明清庙堂政治差异作了比较，Harry Miller 则考察了国家与士绅间的对抗对清初满族统治者建立控制权的影响（State versus Gentry inEarly Qing Dynasty China，1644—1699，Palgrave Macmillan）。与此相比，学者们对晚清政治的讨论则较为丰富。罗志田《革命的形成：清季十年的转折（下）》（《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6期）从宏观的视野对清末的政治变革及其困难做了颇有见地的论说。李卫华的《清末制度变革与督抚报刊管理权限的变化》（《厦门大学学报》2013年3期）探讨了清廷对督抚管理报刊行政权的分权、制约和界定。吴昱的《权衡与平衡：清末驿弊与改革方案的选择》（《南京邮电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围绕清末裁驿置邮进行了研究。连振斌的《锡良与奉天的旗制变通》（《满族研究》2013年第3期）论述了清末新政期间，旗人总督锡良对辖下的奉天进行的旗制改革。王传武《清末民初新宁的地方自治及其影响（1909—1914 年）》（《学术研究》2013年第11期）具体考察了咸同以后新宁士绅在地方自治中地位的变化过程。

社会转型时期大抵都涉及到“现代性”（或称“近代性”）的问题，有些研究对此作了省思，王鸿志《变差为缺与裁旧立新：清季直省实业、交通行政制度嬗递考察———以添置劝业道为中心》（《学术研究》2013年第9期）透视了清季外官改制期间各种矛盾冲突下直省实业、交通行政制度流衍转承的脉络以及现代化复杂面相；金泽璟《清末奉天警察制度的建立与地方行政》（《清史研究》2013年第3期）通过对清末奉天警察制度建立的考察，反思了警察制度研究中的现代化认识。

制度及其运作。对典章制度的关注一直是清代政治史研究的传统，2013年有数种专著问世。伍跃《中国的捐纳制度与社会》（江苏人民出版社）揭示了捐纳对于社会流动的重要作用，展示了捐纳候补官缺的丰富内容和候补官“就职难”的实态。王云红的《清代流放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从制度层面颇为深入和清晰地呈现了这一制度的方方面面。刘凤云的《权力运行的轨迹：17—18 世纪中国的官僚政治》（党建读物出版社）围绕着官员选任等清代官僚政治制度的诸多方面，探讨了清代权力运行的过程与官僚政治中的合理因素以及制度缺陷。迟云飞的《清末预备立宪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清政府的层面对预备立宪进行了全面系统而且深入的研究。论文方面，许静《明清经筵制度特点研究》（《聊城大学学报》2013年2期) 阐述了明清经筵制度不同于宋代的诸多特点；强光美、陈鹏《清代请安折初探》（《历史档案》2013年第3期）注意到请安折在清代奏折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杜家骥《明清两代宫廷之差异初探》（《北京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对明清两朝的宫廷制度进行了比较研究；他的《清朝满蒙联姻中的“备指额驸”续谈》（《烟台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探讨了清朝联姻蒙古的指婚制度的发展变化过程。周琼《乾隆朝粥赈制度研究》（《清史研究》2013年第4期）对乾隆朝粥赈制度的完善及其措施、成效等进行了探讨。吴琦、王玲《一种有效的应急机制：清代的漕粮截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1期）对漕粮截拨制度做了探讨。

对于地方社会的制度和权力运作，斯蒂芬·R．麦金农的《中华帝国晚期的权力与政治：袁世凯在北京与天津1901—1908》（牛秋实、于英红译，天津人民出版社）通过梳理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期间和在北京从1901年到1908年作为一位政府高级官员期间的活动，展示了清末地方的政治和权力运作。黄忠鑫《清代前期徽州图甲制的调整——以都图文书＜黟县花户晰户总簿录＞为中心的考察》（《清史研究》2013年第2期）对图甲调整的社会背景、运作过程、调整后“图”的实际形态进行了考察。胡恒《清代甘肃分征佐贰与州县分辖》（《史学月刊》2013年第3期）对甘肃分征佐贰这一颇具地方特色的行政实践作了梳理。鲁西奇、徐斌《明清时期江汉平原里甲制度的实行及其变革》（《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四本，第一分）以江汉平原诸州县为中心，讨论了里甲制在这一区域的实践与变革。段自成《论清代乡约职能演变的复杂性》（《求是学刊》2013年2期）探讨了清代乡约的职能演变呈现出的地域性和多样性及其原因。徐跃《清末庙产兴学政策方针与地方的运作——以清末四川叙永厅为个案》（《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3期）通过梳理四川叙永厅清末学务档案，力图探讨“庙产兴学”活动在地方运作的具体情形。

个案性研究。从事件和人物等个案入手来探究政治史，在当前的研究中分量较重，其中以政治事件为考察中心的文章大多是对以往结论的反思。梁洪生《重评清初“驱棚”——兼论运用地方性史料对清史研究的检讨》（《社会科学》2013年5期）通过深入利用顺治及康熙朝修成的方志，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对平定三藩之乱中清军“驱棚”行为进行重新理解和评价。刘凤云在《雍正朝清理地方钱粮亏空研究——兼论官僚政治中的利益关系》（《历史研究》2013年第2期）中提出要重视政治过程的分析，并将其视为认识官僚政治的又一路径。夏春涛《洪秀全登极暨金田起义时间考释》（《安徽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提示我们洪秀全登极暨金田起义的时间实则都是一个过程，并非具体发生在某一天。李永胜《摄政王载沣罢免袁世凯事件新论》（《历史研究》2013年第2期）认为载沣拟议将袁世凯处死或审讯治罪等说法不合情理。孙宏云《清末预备立宪中的外方因素：有贺长雄一脉》（《历史研究》2013年第5期）认为有贺长雄对清政府筹备立宪提出较为系统的建议，核心即是建立“责任内阁制”。尚小明《论袁世凯策划民元“北京兵变”说之不能成立》（《史学集刊》2013年1期）认为袁世凯被视为民元“北京兵变”的主谋之说没有可信史料支持。沈洁《从贵林之死看辛壬之际的种族与政治》（《史林》2013年第4期）通过对辛壬之际旗人贵林之死的真正起因和具体过程的事实考辨，来揭示由种族革命抵达政治革命的道路中种种政治与种族的复杂关系。杜丽红《宣统年间鄂黑两省“移难民实边”始末》（《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5期）重建了鄂黑两省移难民实边的历史过程，进而窥视晚清政治运作的方式。这些对看似已成定论的重新阐发的文章，除了跟研究者们在无疑处有疑的思维方式有关，也大多得益于对旧史料的细致梳理与考辨以及对其他相关外文资料的运用。

也有很多的研究是围绕着具体的人物展开的，戴海斌《“上海中外官绅”与“东南互保”》（《中华文史论丛》2013年2期）关注“东南互保”这一事件中，诸如盛宣怀等拥有不同身份背景、关系松散的各色人物的行事轨迹和心路历程。而在《宗方小太郎与近代中国》（《中山大学学报》2013年4期）中，戴海斌介绍了“宗方小太郎关系文书”的基本内容及宗方和晚清政治的关系。贾小叶《“康党”与戊戌时期变法派官绅的关系离合》（《中山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认为“康党”与其他变法派官绅的关系离合对戊戌维新的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茅海建《康有为一派对陈宝箴父子政治态度的误解与夸张》（《社会科学》2013年8 期）考察了康有为一派对陈宝箴父子态度前后的变化及原因；《张之洞、康有为的初识与上海强学会、〈强学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1期）则细致梳理了张之洞和康有为的交谊，并分析了导致二人政治反目的起因。姜鸣《左宗棠入军机的台前幕后》（《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4期）通过研究左宗棠入值军机处的境遇，以展示左宗棠的性格和形象，揭示晚清官场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汪荣祖（《闽南生态环境与郑成功的复明活动》《闽台文化研究》2013年第1期）讨论了郑成功反清复明运动对闽南沿岸环境与人文的破坏，以及闽南人的反应。虞和平、陈君静（《陈兰彬与中国维护出国华工权利的起始》《安徽大学学报》2013年4期）则关注陈兰彬为维护出国华工权利采取的实质性行动。这种从人物入手讨论其背后较为宏大的政治叙事背景的方法，或许也可看做是对传统政治人物与事件研究的方法论上的推进。

由于史料所限，人物研究仍大多停留在对上层人物的探讨和评判上，但亦有学者转换研究视角，或是从小处着眼探讨帝王的某一具体行为（常建华《雍正帝打击太监魏珠原因新探——魏珠其人其事考》，《清史研究》2013年第3期），或是与学术热点海洋史相结合考察帝王的海洋思想（松浦章《清初皇帝的海洋思想》，《国家航海》2013年第5辑），或是对传统视域中的皇室关系进行解构（乔治忠、孔永红： 《康熙帝与孝庄太皇太后政治关系的解构》， 《齐鲁学刊》2013年第2期）。

军事。这方面也有若干重要著作问世，特别是数部有关太平天国运动的著作出版，值得关注。Ulrich Theobald 从整体上探究了清代一系列军事行动中的财政和后勤保障的运作机制。（War Finance and Logis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梅尔清（Tobie Meyer-Fong）的《浩劫之后：太平天国战争与19 世纪中国》（What Remains: Coming to Terms with Civil War in19th Century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则以独特视角对19 世纪中国人的战时和战后体验和日常生活做了出色的研究。史蒂芬·普拉特（Stephen R．Platt)的《太平天国之秋》（黄中宪译，卫城出版公司）以曾国藩和洪仁玕为讨论轴心，着力探究英美各国在外交和军事上对太平天国战争的影响。菊地秀明则从社会、宗教和军事等多重角度比较深入地探讨定都南京之前的太平天国运动（《金田から南京へ──太平天国初期史研究》，汲古书院）。另外也有学者对八旗制度等问题做了一定的研究。王刚《清初苏州八旗驻防探析》（《清史研究》2013年第2期）考察了苏州八旗驻防设立、裁撤的背景与经过。罗晓良《浅析康熙中叶清廷对江南的控制和八旗的作用》（《史林》2013年第4期）具体考察了处理杭州禁教事件时八旗官员的作用。鲁靖康（《清代新疆遣勇考》，《清史研究》2013年第4期）论述了与清代新疆遣勇相关的一系列问题。苏小东（《晚清海军护商护侨实践及其得失》，《安徽史学》2013年第1期）探究了晚清海军护商护侨行动的作用、意义等内容。滕德永（《清末新政期间列强对中国军火市场的争夺》，《军事历史研究》2013年1期）探讨了清末新政期间列强对中国军火市场的争夺及清政府应对机制的缺乏。于逢春（《中国疆域底定视域下的西洋火器之海上传入及使用》，《江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11期）则关注明清时期西洋火器从海上传入、在各种军事活动中的作用以及军事技术上跟西方的差距。

外交与国际关系。这方面本年度中外有多种著作问世，上田信立足海洋和国际交流所写的明清史断代史，首先就非常值得关注（《海与帝国：明清时代》，高莹莹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松浦章从朝鲜赴京使节、双方对海上漂流和商贸船只处理等方面探讨了明清中朝交涉史（《近世中国朝鮮交渉史の研究》，思文阁出版社）。刘杰、川岛真则考察了明治以来的中日关系（《対立と共存の歴史認識——日中関係150 年》，汲古书院）。Matthew W．Mosca 从全球史的角度探究了清代中印关系，认为清朝处理中印关系经历从边疆政策到外交政策的转变，并探析了亚洲地理政治的演变（ 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 The Question of In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opolitics in Qing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赵刚（Gang Zhao）则探究了康雍乾时期开放海禁的经历以及海上往来的兴盛（The Qing Opening to the Ocean: Chinese Maritime Policies，1684—1757，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Erik Ringmar则以“自由的野蛮”为题，探究了1860 年英法联军烧毁圆明园事件（Liberal Barbarism: The European Destruction of the Palace of the Emperor of China，Palgrave Macmillan，2013）。另外村上卫和崛地明的著作（《海の近代中国： 福建人の活動とイギリス·清朝》，名古屋大学出版会）《明治日本と中国米──輸出解禁をめぐる日中交渉》，也是这方面值得关注的著作。而从外交和全球史角度对澳门的研究，在2013年结出硕果。徐素琴的《晚清中葡澳门水界争端探微》（岳麓书社）以晚清中葡澳门水界为研究对象，厘清了中葡澳门水界争端始末，探讨了其背后的政治与文化意涵。此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四种相关著作，程美宝《把世界带进中国：从澳门出发的中国近代史》探讨16—20 世纪初数百年间，在全球海洋贸易体系中角色举足轻重的澳门，对周边地区以至中国整体发挥的示范作用与辐射效应。周湘、李爱丽等人讨论了在清朝澳门的特定时空背景下，不同文化间的关系存在着不可渗透性（《蚝镜映西潮：屏蔽与缓冲中的清代澳门中西交流》）。另外还有许平、陆意等的《澳门纪事：18、19 世纪三个法国人的中国观察》、臧小华的《陆海交接处：早期世界贸易体系中的澳门》等。

论文方面，尤淑君《接待俄使之异：论清朝对俄政策的变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3年第3期）探讨了顺康雍乾四朝的对俄政策的不断转变影响到接待俄国使者的礼仪问题。马蔚云《俄国对华政策的演变与中东铁路的修筑》（《俄罗斯学刊》2013年第2期）则认为攫取中东铁路的权益是俄国推行远东政策的必然产物。陈景彦（《东靖民间谍案考析》，《历史研究》2013年第3期）通过对东靖民间谍案的考察，探析了日本在近代对外扩张过程中的谍报战略。张晓刚、国宇（《“壬午军变”前后的中日两国对朝策略》，《武汉大学学报》2013 年第2期) 考察了“壬午军变”前后的中日两国对朝策略及三边关系的变动。

通过对重要人物活动的考察，透视中外关系，也是学者们经常采用的方法。林发钦（《帝国斜阳：荷兰使臣德胜使华考述》《澳门理工学报》2013年第1期）考察了乾隆五十九年荷兰使节访华一事及其在中荷关系史上的意义。孙卫国（《纪晓岚与洪良浩初晤略考》，《学术研究》2013年第4期）通过纪昀与洪良浩的交往展示乾嘉学派与朝鲜实学派的关系。陈尚胜（《徐寿朋与近代中韩关系转型》，《历史研究》2013年第3期）则从徐寿朋的活动中透视中韩关系如何从传统朝贡体制向近代条约体制转型。戴东阳（《近代中日同盟思想的表与里——以宫岛诚一郎为例》，《史学月刊》2013年第12期）关注活跃于日本幕末政坛、明治维新后拥护新政府的官僚宫岛诚一郎在中日外交中的角色和作用。

从中外活动中具体事件入手分析其背后的关系发展、权力博弈，亦是考察中外关系的一种方式。黄修志《“书籍外交”：明清时期朝鲜的“书籍辨诬”述论》（《史林》2013年第6期）提出了“书籍外交”这一概念，认为书籍辩诬背后隐藏的是明清王朝在两国关系中话语权和主导权的掌控，以及朝鲜对王权正统的焦虑和对宗藩秩序的诉求。郭海燕《巨文岛事件与甲午战争前中日关系之变化》（《文史哲》2013年4期）考察了围绕巨文岛事件展开的中日外交的较量以及对东亚国际关系的影响。王来特《日本信牌事件与康熙的对日交涉策略》（《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5期）从日本信牌事件涉及的关键概念出发，分析了康熙皇帝的对日乃至整个对外交涉策略的模式。

关于外交条约的签订、条约反映的外交关系以及修约等问题，屈文生《早期中英条约的翻译问题》（《历史研究》2013年第6期）利用新近发现资料，论述早期中英关系构建中的语言障碍和条约翻译问题，以及条约翻译对于早期中英关系的重要性。李育民《晚清时期条约关系观念的演变》（《历史研究》2013年第5期）探讨了清政府条约关系观念的演变，从而旁及讨论晚清时期中外关系的转型。此外，相关的论文还有陈童敏《1902 年中英议修商约中的米谷转运出口谈判》（《学术研究》2013年第4期）和权赫秀《朝贡与条约的紧张关系——以欧美列强与日本对中韩朝贡关系的态度变化为中心》（《聊城大学学报》2013年第6 期）等。

此外，还有学者从观念史的角度入手，深化中外相互认识的探讨。手代木有儿探讨了晚清知识人对西方的认识、体验和文明观（《清末中国の西洋体験と文明観》，汲古书院，2013 年）。辛德勇（《从晚清北欧行记看中国人对北欧各国的认识》，《中华文史论丛》2013年第2 期）以晚清中国人撰写的有关北欧地区的旅行记为主，考察了中国人对北欧各国的认识。阎国栋（《遥远的记忆与诱人的传闻——17 世纪中期前俄国的中国形象》，《俄罗斯研究》2013 年3期）选取了若干主题词或形象套语来解读17 世纪中期前中国在俄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及背后反映的外交信息。陈国保（《越南使臣对晚清中国社会的观察与评论》《史学月刊》2013 年第10 期）则从“入华行纪”入手讨论越南使臣对晚清中国社会的认识。

四、经济与法律史

财政赋税财政、赋税方面，范金民的《赋税甲天下：明清江南社会经济探析》（三联书店）以独到的视角，从赋役问题入手，探析了江南社会经济的诸多问题。倪玉平《清朝嘉道财政与社会》（商务印书馆）认为嘉道时期的清朝财政支出规模保持着缓慢扩张的态势，收支相抵后一般仍出现盈余，进而反驳了“道光萧条”说。陈桦《清初的私征私派》（《求是学刊》2013年第3期）探讨了清初私征私派现象及其背后的地方财政问题。赵思渊《道光朝苏州荒政之演变：丰备义仓的成立及其与赋税问题的关系》（《清史研究》2013年第2期）认为道光时期地方政府与不同的绅士集团之间的互动关系，受到赋税问题与荒政运作的深刻影响。周健《道咸之际的地丁银制度——以湖北各州县收支结构为中心的考察》（《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4期）从湖北各州县地丁银收支入手，考察了道咸时期的地丁银制度。丰若非《清代北部边疆榷关税收分配考察——以杀虎口、张家口和归化城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3年3期）主要对杀虎口、张家口和归化城实征关税之分配作出梳理。吴昌稳（《清末新政时期协饷制度的危局与末路》，《广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关注清末新政时期协饷制度遇到的困难和挑战。

有关政府各项经费问题，毛亦可《清初山东东路驿站经费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2期）着眼于清初山东东路驿站经费。刘伟、刘魁《晚清州县的办公经费与公费改革》（《安徽史学》2013年第3期）考察了晚清州县的办公经费及公费改革中遇到的问题。陈先松《北洋海防经费收数考述（1875—1894）》（《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四本，第三分）和《修建颐和园挪用“海防经费”史料解读》（《历史研究》2013年第2期）主要利用新刊资料，揭示了北洋海防经费每笔进款的数额及二十年的总收数，并阐述每笔收数背后的筹措历程。

商人与商业关于商人，燕红忠、李凤《清代的牙商及其经营特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1期）考察了清代牙商的类别划分，牙商群体的构成及牙佣状况。高馨《康乾之际扬州盐官、盐商与书院》（《求索》2013年第3期）考察了盐官、盐商对扬州的文化建设。黄敬斌《明清江南的铺户当官与官商关系——基于碑刻资料的考察》（《史学月刊》2013 年第10期）对以往学者将明代的铺户当官、召商或佥商制度视为一种商人承担的徭役的观点提出质疑。

关于商业，徐晓望、徐思远《论明清闽粤海洋文化与台湾海洋经济的形成》（《福州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探讨闽粤海洋文化对台湾海洋经济的影响。林正芳《水圳经济学——从〈宜兰厅管内埤圳调查书〉看清代宜兰的社会经济》（《闽台文化研究》2013年第4期）以《宜兰厅管内埤圳调查书》为主要资料，考察了台湾宜兰的社会经济。陈伟明、付勇《近代澳门城市商业经济管理（1840—1911）》（《历史档案》2013年第2期）对近代澳门城市管理的手段、特点以及历史作用作了探析。刘道胜《明清徽州的民间资产生息与经济互助》（《史学月刊》2013年第12期）对徽州的民间资产生息现象及其社会背景进行了考察。赫晓琳《燕行使关于康乾时期中国东北商业之印象》（《史学月刊》2013年第6期）考察了燕行使对清代康乾时期中国东北市镇的商业景象以及东北客商的印象。潘一萍《家族企业委托代理关系中激励约束机制分析——以山西票号为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3期）对山西票号治理结构及委托代理关系中激励约束机制进行了分析。王强《近代外国在华企业商业情报活动初探——以英美烟公司为中心的考察》（《社会科学辑刊》2013年1期）揭示了外国企业如何通过情报活动适应近代中国复杂的商业和社会环境。

市场、贸易及其他对于市场，学者们不再纠结市场发展水平，更加注重对市场的具体考察。古田和子等人对清代民国中国市场秩序的特征做了探究，认为中国的市场秩序存在自由竞争的同时也有很深的人际关系成分（古田和子编：《中国の市場秩序：17 世紀から20 世紀前半を中心に》，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杨煜达《滇铜、汉铜与清代中期的汉口铜市场》（《清史研究》2013年第2期）立足汉口铜与云南铜的关系，对清代商铜市场的运行做出新的探讨。侯鹏《晚清浙江厘金制度与地方商品市场》（《清史研究》2013年第1期）从浙江厘金制度入手，更为细化地呈现出地方商品市场的形态与变化。张民服、吴志远《清代中原地区牲畜市场研究》（《郑州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围绕清代中原地区牲畜市场进行考察。章毅、李婉琨《受限制的市场化：近代浙南五谷会研究》（《社会科学》2013年9期）探讨了基层会社在近代的演变实态以及“市场化”与传统中国社会的关系。王玉茹、罗畅《清代粮价数据质量研究——以长江流域为中心》（《清史研究》2013年第1期）、穆崟臣《道光年间山东麦价季节变动的初步考察》（《中国农史》2013年第3期）等探讨了粮价问题。

贸易方面，既有学者关注具体的中外之间的贸易状况，亦有学者从宏观上考察晚清贸易的变革。焦鹏《清初中日贸易格局演变与乍浦港之兴起》（《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十四卷）注意到把中日两国贸易格局的变化及对东南沿海港口的影响与两国各自的政治经济背景相比照。荆晓燕《清康熙开海后中国对日贸易重心北移原因初探》（《社会科学辑刊》2013年第2期）考察了康熙帝解除海禁之后，中国对日贸易重心从福建北移到江浙的原因及影响。毛立坤《日货称雄中国市场的先声：晚清上海煤炭贸易初探》（《史学月刊》2013年2期）对日货依靠价廉称雄中国市场等几个传统观点进行了反思。王明前《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外贸体制演变研究（1820—1850年）》（《福建论坛》2013年第10 期）讨论行商制度的合理性问题。王尔敏（《晚清之通商论与商贸经营之变革》，《辅仁历史学报》第三十期）则考察了晚清通商思想的转变及商贸经营的变革。费志杰、文双发（《试析海关监督在近代华洋军火贸易中的重要角色——以盛宣怀为例》，《史林》2013年第6期）对晚清海关监督于华洋军火贸易中的角色作用进行探讨。吴松弟、杨敬敏《近代中国开埠通商的时空考察》（《史林》2013 年第3期）分析了不同时期、不同口岸中外对开埠通商的态度变化，以及从中反映出各方利益的冲突和调整。

此外，张明《清至民国时期皖南官田、学田和义田地权的双层分化考察》（《安徽史学》2013年2期）对近代皖南官田、学田和义田类公田的地权状况予以考察。

法律。法律史是近年来学者较多关注的领域，本年度就有五部著作（包含译著）问世。吴佩林《清代县域民事纠纷与法律秩序考察》（中华书局）主要通过利用各种地方档案等资料，对清代县域（基层社会与县衙）民事纠纷及法律秩序进行了细致的实证研究。魏道明（《秩序与情感的冲突：解读清代的亲属相犯案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研究在归纳总结一千余例清代亲属相犯案件起因的基础上，概括分析了导致亲属相犯频频发生的一般原因。魏淑民《清代乾隆朝省级司法实践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围绕各省级司法机构，以命盗重案为脉络，剖析清代督抚处理案件的态度与作为。闵冬芳（《〈大清律辑注〉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就沈之奇及其所著《大清律辑注》展开研究。卜正民等人的《杀千刀：中西视野下的凌迟处死》（张光润等译，商务印书馆）则将凌迟这一“东方”酷刑置于更为长久的世界刑罚史中考察。

法律制度的研究多围绕制度运行、效果进行。茆巍《清代司法检验制度中的洗冤与检骨》（《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7期），从司法检验中的检骨图、格入手，探讨了中国身体认识的发展被不断完善的过程。张田田《论清代秋审“签商”》（《清史研究》2013年第1期） 从“签商”的角度考察会审的实际运作、效果，并进而探析了清代秋审制度的性质、目标及功能。吴佩林《清代地方社会的诉讼实态》（《清史研究》2013年第4期）关注清代诉讼实态存在“健讼”与“无讼”两种对立表达，并从史料来源与分析视角的不同的角度来加以分析。魏顺光《清代坟产争讼中的“民间调处”——以巴县档案为中心的考察》（《江汉论坛》2013年4期）考察了清代“民间调处”的具体程序、官民互动及其与乡村秩序的构建之间的关联。柏桦《清代的上控、直诉与京控》（《史学集刊》2013年第2期）从审理程序及量刑定罪方面展开论述，重新认识京控与叩阍的问题。

晚清律例修订与实施。晚清围绕律例修订的冲突矛盾多为学者们关注，史洪智《清末修订法律大臣的政治困境》（《史学月刊》2013年第1期）注重对制约修律进程的政情变动，特别是清廷内部派系分歧、社会舆论导向等外部因素进行论述。张世明《再论清末变法修律改革肇端于废除领事裁判权》（《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年3期）对废除领事裁判权不能被当做是清末修律的直接原因的说法提出了批评。李启成《清末比附援引与罪刑法定存废之争——以〈刑律草案签注〉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1期）关注清末关于废除比附援引制度的争论。李欣荣《辛亥前夕的“无夫奸”论争与政党政治萌芽》（《学术研究》2013年第9期）探讨了“无夫奸”论争的象征意义及其影响以及背后意涵。李欣荣《清末“国事犯”观念的引进、论辩与实践》（《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6期）关注“国事犯”理论渗入后，对《大清律例》的影响，以及法制转变上的困难。此外，王宏斌《两次鸦片战争期间禁烟的困境——以“重治吸食”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13年第1期）从刑法学的视角考察了两次鸦片战争之间禁烟政策的执行以及《查禁鸦片烟章程》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五、边疆民族史

满蒙问题无疑是清代边疆民族问题最为重要的议题，中见立夫则以其出色的语言能力和厚重的考证功夫梳理了近代诸多“满蒙问题”的历史由来和实质（《「満蒙問題」の歴史的構図》，东京大学出版会）。齐光《大清帝国时期蒙古的政治与社会：以阿拉善和硕特部研究为中心》（复旦大学出版社）探讨了康雍时期西北几个地方政权的活动及清朝的方针政策，较详细地论述了清朝时期外藩蒙古的政治与社会的具体面貌。周学军（《旧土尔扈特蒙古卓哩克图汗史实稽考》《西部蒙古论坛》2013年4期）对旧土尔扈特蒙古部落扎萨克卓哩克图汗的相关史实进行了考证。刘小萌（《旗籍朝鲜人安氏的家世与家事》《清史研究》2013年第4 期）通过对旗籍朝鲜人安氏的家世和家事的细致考证，为我们认识清代满洲贵族家庭内部的主奴关系、八旗内部的多民族关系、旗人与民人的关系乃至中朝（韩）关系等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祁美琴、崔灿（《包衣身份再辨》，《清史研究》2013年第1期) 考察了“包衣”、“阿哈”、“包衣阿哈”、“家人”这些词汇的语义与语法，以及“语汇”背后的身份涵义和群体特征。章健（《满族汉化：对新清史族群视角的质疑》，《深圳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还针对西方“新清史”的观点，对满族汉化问题做了论述。

有关其他民族和边疆的移民、开发与治理，也有一些成果问世。Jodi L．Weinstein 通过对十八世纪贵州仲家群体的探讨，展现了地方社会对清朝扩张的抵抗（ Empire and Identity in Guizhou:Local Resistance to Qing Expansi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徐毅的《绥服远人——清帝国治理广西的教化策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重构并探析了政府治理广西过程中所采用的教化策略。王田《从内陆边疆到民族地方：杂谷脑河流域的市场演化与族群互动》（商务印书馆）通过清代以来川西北杂谷脑河流域市场体系的演变过程梳理，呈现了这一过程中族群接触与互动的生动故事。祁美琴、褚宏霞《清代嘉道时期新疆移民落籍方式初探》（《西域研究》2013年第2期）探讨了嘉道时期新疆移民的落籍过程、途径以及影响。郭军连《清代招抚索伦部族入旗考论》（《满族研究》2013年第4期）通过清代黑龙江地区驻防体制对索伦部族入旗问题进行了研究。任玉雪《清代吉林将军双城地区的身份制度与旗界、民界（1815—1911 年）——兼论东北地区的封禁政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3年第3期）考察了旗、民身份制度，旗界、民界，以及身份制度背景下的地理空间边界演变。李智君《战时清政府对海峡西岸移民社会的控制——以台湾林爽文事件中的福建漳州府为例》（《厦门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认为清政府通过控制漳州天地会组织、补齐粮食市场缺口和提防军人等措施控制漳州社会。唐晓涛《客商与地方土著的冲突与调适——清初至太平天国前浔州府社会面貌探讨》（《厦门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考察了18世纪广西浔州府河谷地带因应两广米粮贸易而迅速开发过程中的土客冲突和调适。此外还有乌云毕力格主编的《满文档案与清代边疆和民族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另外，关于边疆问题的研究还有张永攀（《1895年中英“藏哲勘界”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3年第4期）对疆域分界的探讨，刘锦《边境纠纷与清朝借助达赖喇嘛处理青海蒙古事务的开端》（《清史研究》2013年第1期）对边疆危机的关注。学者们对边疆问题的考察日渐多元化，交通、法律、灾荒措施等问题也常和边疆开发相联系，呈现了清代边疆问题的多个面向，这方面的研究有王启明《清代新疆冰岭道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3年第1期）、关康《理藩院题本中的蒙古发遣案例研究——兼论清前期蒙古地区司法调适的原则及其内地化问题》（《清史研究》2013年第4期），和阿利亚·艾尼瓦尔《清代新疆对灾荒的勘灾审户制度研究》（《历史教学》2013年第2期）等。海疆问题方面，刘俊珂（《清前期海疆治策之检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3年第2期）整体考察了清前期海疆治理政策的利弊得失。鲁延召（《明清时期广东海防“分路”问题探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3 年第2期）关注明清广东的海防的“分路”特征。陈跃（《晚清新疆与台湾建省之比较研究》，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3年第3期）在新疆与台湾的建省背景、过程、方式和结果进行比较研究。

六、若干思考

毫无疑问，以上的概述不可能全面完整，不过从中亦可看到，2013年的清史研究成果颇为丰硕，从译著和史料的出版，新著的迭出到论文的大量涌现，似都不难让人感受到学术的兴盛。纵观本年度的研究，笔者认为有以下特点和值得思考之处：

第一，没有明显的学术热点，不过社会文化史的研究相对突出。2013年对于清史来说，似乎并无特别的纪念性事件，可能与此有关，当年并未出现像2012年那样明显的学术热点： 对晚清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关注与针对“新清史”的讨论（陈支平、刘婷玉：《2012年清史研究述评》，《清史研究》2013年第4期），相反，这些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关于“新清史”的讨论总体上呈沉寂之势，尽管相关的问题意识在不少的论著中均有体现，但直接探讨的论著较少。与此同时，随着“新文化史”、“全球史”等国际史学思潮影响的日渐加深，从社会文化史和全球史的视角出发的研究不断增多，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最为丰硕。不少传统的议题，由于作者采用了社会文化史等新的视角和研究方法，也就往往被看作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比如陈春声的论文《在礼法正统与政治现实之间——鲁王在金门活动及相关历史记忆的研究》即为典型的例子。另外，法律史和中外关系等方面，也出现了若干值得注意的小热点，比如有关传统法制理念和实践的研究，围绕澳门的中外关系史研究等。

第二，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比较盛行。虽然我们在概述时，基本仍按照传统的政治、经济、外交、社会和文化等分类来进行，但在实际的操作中，我们深切地感到，这样的分类概述常常遇到归类难以取舍的困难，因为相当多的研究，多为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归入很多类别中，似乎都可以。这一方面反映出目前研究的新的态势，另一方面似乎也提醒我们，是否有必要重新思考所应采取的概述框架。

第三，研究论题变小，泛泛而论的研究见少。概观现有研究，传统那种议题宏大、资料稀疏、放言空论的研究相对较少，而个案性的研究则明显增多。出现一些视野开阔、问题意识强烈、能够以小见大的成果，比如刘小萌的《旗籍朝鲜人安氏的家世与家事》和茅海建《张之洞、康有为的初识与上海强学会、〈强学报〉》等等。

第四，对史料发掘、认识和运用的水平渐显提升。就笔者的体会，相较于国内以往的研究，当前研究不仅利用史料的范围和数量大大增加，大量的地方档案、民间文献以及传说与口述被发掘利用，而且在史料的运用上，也渐趋不再像以往绝大多数研究那样抽离其具体语境直接为自己的需要服务，而开始越来越关注史料的语境以及文本背后的意涵，强调对史料深入细致地解读和利用。有多篇论文在探究具体问题的同时，也在方法论上对史料的解读和利用提出了思考。比如梁洪生的《重评清初“驱棚”——兼论运用地方性史料对清史研究的检讨》和余新忠的《清代城市水环境问题探析：兼论相关史料的解读与运用》等等。

第五，国内的原创性研究还有待加强。本年度出版的著作，虽然有像《明清社会史论》、救世》等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其多为海外著作的翻译出版，国内学者新著作数量虽然不少，但非常有分量的成果似乎仍然偏少。不可否认，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也不乏低水平重复平庸之作。这些无疑都有待相关的研究者增强责任感、使命感，不断努力，在国际学术发展的脉络中，保持自我，不断推陈出新，实现清史研究的新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