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历史研究》2008年第6期。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众多学者为中国社会史学科的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投入到这个领域中来。如果说社会史研究是这30年来发展最迅猛、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贡献也最大的学科,恐怕并无太多疑义。而以中国古代史作为一个学科而论,在社会史领域中最投入、最活跃、取得成果也最多的,似属明清史。社会史已成为目前中国史学界的热门学科,其实更多地就体现在明清史研究之中。本文即准备从明清社会史的研究入手,在对这30年社会史研究成果作简单回顾的基础上,谈谈笔者对这个学科的一些想法,粗浅不当之处在所难免,还请方家指正。

一
    关于社会史与传统史学的区别,笔者在《新”“旧”夹击之下的中国社会史》一文中有所讨论,此不详述。¹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和与外界数十年的封闭隔绝,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史学界对于社会史的理解,经历了一个艰辛的探索过程。例如社会史研究强调“目光向下”,促使研究者将目光投向下层,投向民众,关注诸多从未进入过史家视野的社会群体。但是这也容易使人以为社会史只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一门以社会群体、社会生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专史,以为社会史就等同于社会生活史、生活方式史、社会行为史。再如社会史研究注重扩大史料搜寻的范围,重视汲取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也容易使人简单地以为社会史研究就是对诸如口述、人类学田野工作等新方法的引进,甚至以为没有这些,就做不成社会史。明清史尤其是清史的年代距今较近,相关资料易于搜寻,田野调查与口述言谈工作都易于开展,这便是社会史在明清史研究领域能够大行其道的原因之一。
有关《什么是社会史”的疑问,虽然迄今为止仍然没有统一的答案,但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已经倾向于认为,社会史是一种运用新方法、从新角度对历史加以解释的史学研究范式。30年来社会史研究的成就,已经对这一理解提供了重要的证据。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每一个新研究领域的扩展、每一种新研究方法的引入,都带来史学视角的转换和观念上的进步与更新。我们可以明清社会史在这30年获得重大成果的几个领域,即人口、家庭、宗族、社会结构等社会史的基础问题为例,对此予以说明。
改革开放以后现实的人口问题,引起学界对中国历史人口越来越多的关注。历史人口学作为一门新学科,随之被引入中国史学界并引起学者的重视和运用的兴趣。这门新学科的开辟,是以计算机技术在史学研究上的应用以及历史人口统计学的发展为前提的,这不仅使很多传统史学方法难以处理和运用的资料,例如在各图书馆、档案馆堆积如山的明清时期的户籍册、土地册和族谱等,得以成为研究人口问题的重要依据,也使相关研究在所获结论的准确性、可靠性上较前跨越了一大步。尤为重要的是,计量史学的运用,使史学研究的重点从上层转入底层、从政治史转向经济史和民间生活史成为可行。同时也让人们发现,史学的研究方法并不仅限于一种,它还存在着更多的途径,这其中就包括社会科学方法进入史学这种典型的人文学科的可能性。
婚姻、家庭和家族等本是人类学的传统课题,我国社会史从人类学中汲取营养,也是从这几个题目起步的。由于相关史料非常缺乏,仅有的或凌乱难稽,或为空泛之谈,很多学者便着力于对族谱、碑帖、契约文书、诉讼文书、乡规民约、账本等民间文书的搜寻,以此为据撰写了大量论文和著作,取得了累累硕果。有些史学家不满足于对文书的求索而更进一步,效法人类学家走出书斋去做“田野”,到某个村落或城镇去研究个案,建立模型。近十多年来,田野调查已经成为学者特别是研究明清时期及以后的学者最为热衷的、运用也最为广泛的研究手段,并最终促成了历史人类学在社会史学界的盛行。历史学家不仅从田野获取了大量流散于民间的珍贵的地方史料,也通过田野,熟悉了人类学“向下研究”的视角,并将其运用到对历史的解释之中。人类学对史学的启示还不仅如此,更重要的还是人类学家那种以田野作业的方式,与活人面对面的接触和交流,以及对活生生的“人”的行为与文化的一整套观察方法,使史家体会到书本与生活间的差距,越来越自觉地关注“人”及其与之相关联的一切。同时,通过“现实”的了解,引发了对历史更深层的认识与反思。说人类学是社会史学者吸取养分最多的学科,应该是不为过的。
也有一些领域,虽然在我国也被归入社会史的范畴,引用许多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却与西方有关该领域的解释与观念并不相同,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妇女史与社会性别史。这个领域近年来虽然在我国已经颇为热门,但基本上没有脱离对婚姻家庭以及社会群体研究的类型。尽管与传统婚姻史研究大多着眼于制度层面相比已经有了本质上的变化,例志更关注下层百姓的婚姻行为与形态,更注重对民间文书的采集与整理,大量引入计量史学的数据分析方法等等,但与当下西方概念中的妇女史、社会性别史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不相干的两回事。须知西方妇女史学科的创立,有其特定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且与“后现代”思潮紧紧相关。“后现代”不相信宏大叙事,不相信对整体历史的描写,否认史料和文本的单一性,他们所谓的妇女史,是对传统史学的一种解构、一种颠覆,是边缘挑战权力中心的一场革命。尽管“后现代”的理念在我国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的研究中迄今仍体现得不明显、不充分,也不为很多学者所接受,但“后现代”思潮的被引进,被我国学界所了解和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却应该归功于妇女史与社会性别史。如今方兴未艾的“新城市史学”与传统的城市史研究相比,也有类似的情况存在。像这样能够从最初的互不相干到最后的互相熟悉、理解,乃至建立起一个交流对话的平台，从而对双方学术的发展都起到促进作用,我认为就已经足够了。因为任何研究领域都有自己特定的学术源流和学术背景,也都受到研究者本人特定的历史、文化和民族背景的制约,不可强求一律,而且,这种不一致,也正是学术研究的宗旨所在。社会史的研究也是如此。
很多学者强调过,社会史的特点在于“新”,新时期开始的这30年,西方自年鉴学派崛起以来在史学观念与方法上的一系列创新与变革,就这样以“新史学”的名义闯入中国史学界,被新一代学者认可、接受,并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之中。它正在一个接一个地占领阵地,史学全部领域的更新,恐怕已经指日可待了。
二
30年的时间不算短暂,即使作再简单的回顾也可以看到,社会史是在超越重重困境的过程中不断发展起来的。如今社会史研究在中国风头正劲,人们展望社会史研究的前景,更多使用的是两个关键词:一是“加强”,加强与其他学科的对话,加强跨学科的研究;二是“深化”,主要是深化对某个领域的研究,等等,体现了一个欣欣向荣的新学科的蓬勃风貌。然而热闹的背后,也有诸多困惑存在。越是热门的学科,面临的困惑往往越多,甚至隐藏的危机也越深,这恐怕也是个客观规律。这里所谓的危机,指的是在新理论、新观念和新方法令人眼花缭乱地、源源不断地涌入的时候,史学研究所要求的一些基本功正在悄然消失。这里说的基本功,简言之就是建立在文献史料之上的一套严格的辨伪、批判和考证的功夫,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对历史的解释。这个问题并不仅仅存在于社会史中,而且在明清史、特别是清史研究中普遍存在。也许因时代距今毕竟较近,也许因留存至今的文献与档案太丰富、清史研究的领域太宽阔、与现实的联系也太紧密之故,近年来治清史的趋向,是越来越宜粗不宜细了。只重视大理论、大问题的研究方法,在当下的清史研究中已然成为主流,甚至那些故意隐讳或歪曲史实的清代官方文献,在清亡百年之后竟然也被一些人尊为信史,被不加分辨地征引,导致出现一些颇为荒谬的结论。而类似这样的问题,在明清社会史研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其原因除了近年来学术界风气日甚一日的浮躁喧嚣之外,也是由社会史的特点决定的。有些学者把这个新领域当成一种捷径,以为做社会史,可以不必再像传统的史家那样矻矻不倦地认真读书,那样坐冷板凳下苦功夫笨功夫,只要从国外搬来一些新理论,再征引一些史料,就可以敷衍出数篇学术论文乃至学术专著。这种种现象的出现,令人颇感忧虑。
所谓“考证史学”,无论新也好,旧也好,在2”世纪曾几度被提倡,又几度被排斥、被否定,本文对此无意进行任何评价,这里提出的问题只是,即使实证史学已经被其他史学理论、史学范式所取代,但重视文献史料的收集整理、重视考订史料的真伪,作为史学研究最基础性的第一步工作,是不是仍然值得肯定、值得坚持呢?如果不重视史家这第一步的基本功,以后的一切理论、一切方法便都将进退失据,长此以往,史是否还能叫史,而不至成为头重脚轻没有根底的空谈呢?
笔者拟以一些具体情况为例,来探讨史学基本功在明清社会史研究中是否还有必要存在的问题。
首言计量史学。前面说过,近几十年兴起的历史人口学,使大量以传统史学方法难以运用的资料纳入史料范围,不仅拓宽了史学研究的视野,在所获结论的准确性、可靠性上,也较前跨越了一大步。但这种研究方法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以最被历史人口学家重视的户口登记册为例。首先,户口册都与人口编审制度直接相关,必须了解它用于何种目的,才能判断它的可靠程度。譬如当户口登记主要是用来征收赋役的时候,与此无关的人口诸如女子、老人和儿童就被忽略;由丁差改为征银之后,登记册中原来比比皆是的有关人丁残疾的状况就不再得见。另如为数不少的人丁因避税而被有意隐匿,具体进行登记的人员也会因粗疏、不负责任而出现各种错误,都会影响到所获结论的质量。总之,无论户口册登记的人口情况有多么完整详细,也无论它的卷帙有多么浩繁,只要我们不了解它所记录人群的特定身份和背景,以及在这个背景之下特定的人口行为,那么这些按年月按人户记录的千篇一律的出生、死亡、嫁娶时间等统计资料,其价值就只能囿于人口统计学的有限范围之内,而无法对历史上的具体现象、具体人口作出任何有意义的解释。近十多年来,因没有把握住特定人群的人口行为,仅仅根据对户口册的统计而得出错误结论的例子,已经屡见不鲜,这充分提醒我们,仅仅依靠对人口记录作计量统计的方法研究历史人口问题,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对相关的历史背景有所了解,并对文献资料下一番搜剔剖析、爬梳比勘的功夫,作为对人口记录的解释、补充和参照,只有这样,才有望获得一些有意义的、令人信服的成果。
次言人类学与田野调查。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对人类学方法的借鉴之中。对所研究对象做实地调查,到某个村落或城镇去研究个案,建立模型,这种被人类学家称为“田野工作”的做法,在近十年社会史学界最为时髦也最为人推崇,也取得了累累硕果。其中尤以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华南地区的学者起步早,与外界交流多,成就斐然,目前已发展成为一个以历史人类学为研究特色的“华南学派”,研究地域也已越过华南而伸展到西南、华北甚至更远。也许因为这个学派在社会史学科的影响较大,成绩较为出色,以至于在学界产生一种误解,以为历史人类学就是社会史的代名词,甚至以为凡是无法做田野的地域和朝代,就无法做社会史,乃至成为一些研究中国中古和更早期历史的学者对社会史望而却步的原因之一。
事实上,所谓“历史人类学”,更多的还是属于人类学范畴而非史学,它是人类学家借鉴、汲取史学研究方法的产物。有人类学家指出,田野调查固然是人类学研究方法的特色,但不是说人类学就是田野调查,研究像汉人社会这样复杂的社会,仅仅依靠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是不足的,必须与历史研究方法相结合,才可以了解研究对象的来源,他们和周围的群体的关系,他们现存的社会文化现象的发展轨迹。即使对那些没有文字的民族,也可能从历代汉文文献或其他文字的记载中找到他们的信息。由于这些记载陈陈相因,多系从耳食得来,如果不用史家那套考证比勘的功夫,很难辨别高下真伪。这还仅是就表层而言的,人类学借鉴史学的更深层意义,诸如通过史学来弥补人类学和其他学科对时间层面的忽略,通过“过去”的观察来理解现在,以进行古今之间的对话交流等,期望达到对研究对象进行纵向与横向、时间与空间,或者说现状与历史的研究相结合的目的,这是中国人类学家对自己提出的目标,也理应受到社会史学界的重视。
我曾有过十多年从事田野工作的体验,从中得到的收获与教训甚多。也正因如此,对于历史学家而言,在田野背后所需花费的案头功夫才更感重要和迫切。毕竟史料学、目录学和校勘学都是史家治史的基础,是史学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特色和标志。对于某个特定时代历史的把握,更应该是史家之所长。坚持扬长避短而不是简单地对其他学科加以模仿,不仅对社会史研究有所裨益,也是对人类学等其他学科的贡献。尽管如今各学科的分野已经越来越不明显,但在人类学家宣称“中国人类学者将田野调查与历史研究的方法相结合,是对世界人类学的贡献”的时候,历史学家是否应该也照这样从自身的角度,思考一下诸如史学的田野与人类学的田野是否具有不同之处、田野工作在史学研究中究竟应该占据何种地位等问题呢?如今已有人提出批评,说有些历史学家在田野实践里对于文献没有足够的重视,甚至还没有意识到这里也有与文献考据相仿的一套技巧,这对史学家既是一种批评,更是一个提醒。再者,史学毕竟与人类学不同,以观察现实为主的田野与研究过去为主的历史也毕竟是两个门类,只能互相借鉴而不可互相替代。因此,在大量田野工作无法伸展的领域如何拓展收集、运用史料的途径,才更是史家应该着力之处。
再言口述史。当今的口述史学者提倡“大家来做口述史”,几乎将其作为一个口号,但如果将口述史作为“史”来要求,却不是人人都能胜任的,因为在找被访者交谈再做录音的背后,非要有一套完整的理论支撑和严格的学术规范不可。与民俗学家、人类学家不同的是,史家做口述时,无论从上至下还是从下至上,他们更感兴趣和更愿选择的,总是那些有文字记载的人群,研究明清时期的学者无疑更是如此,这就具备了以流动的口述与稳定的文献相参证的条件。史家讲究文献与文献之间的校勘辨误,其实将口述与文献二者互参,在做法上是一样的,这不仅可以纠正被访者有意或无意的记忆失误,更为重要的是还可以以文献为据,来分辨哪些是被访者在此基础上有意虚构出来的东西,而对这种虚构本身的研究,包括被访者何以要进行虚构,在这种虚构之后又隐藏着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与社会心态等等,往往是研究者最感兴味、研究也最有价值之处。所以,对于口述而言,文献是必不可少的基础和参照物。
以稳定与流动相参照,只体现了文献作用的一个方面,以“点”与“面”相参照,恐怕是文献更重要的功能。口述的对象是一个个的个人,他(或她)所谈的经历与往事,不可能与他生活的大背景毫无关联,也不可能互无影响。例如老北京人对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一事,无不具有异乎寻常的深刻记忆,但旗人后裔与汉人和回民对此的述说,却存在很大差异,如果我们不了解那个特定时代的历史背景,不了解清朝统治者的少数民族身份和生活于八旗社会中的旗人特点,对这些差异就无法理解和做出正确的解释,而对于这种大的历史背景的把握,又不可能离开当时的文字记录。总之,当我们把以个人为主的口述看作是“点”,将文献记载的历史背景看作是“面”时,置于大事件之中的小角色的感受,才会变得饶有兴味和深具学术价值。所以我认为,这是文献之于口述史的不可替代的功用。
问题在于,目前从事口述史的相当一批年轻学者,还未能意识到史学基本功对于口述史的重要,面对浩如烟海的古籍,也没有进行艰苦烦琐的爬梳考据的耐心和准备。举例来说,有一位口述史学者在研究某个名人之死的题目时,也曾下工夫寻找并采访过多人,结果是有好几个人都自称是目击者,所说的时间、地点、经过却都不一样。这本是做口述经常会遇到的情况,但由此便得出口述不可靠的结论,就未免失之于简单武断。因为访谈做到这一步,仅仅是整个研究的开始,就像查阅文献时看到对一个人、一个事件有多种不同记载的情况一样,正是史家拿出擅长的校勘、比对、辨伪一套功夫的时候,或通过文献,或通过田野实践,或通过反复多次的深度访谈,对这几人的口述进行认真的考证,才应该是这项工作的主体。也只有这样,才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史学研究,这样做的口述史才具有学术价值。
三
史学在中国有十分悠久的传统,有自己成熟的理论和方法。20世纪初史学大师创立的“新史学”,正是在中国传统史学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新理论、新方法而做出的开拓性尝试。只要看看梁启超对于打破政治史一统天下的局面、研究全体民众的历史的提倡,顾颉刚有关“打破民族
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和“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等四个以“疑古”为基础的呼吁,乃至以考证严密著称的陈垣在《西域妇女华化先导》等文章中对妇女问题的注意,即可看出前辈学者留给我们的遗产之珍贵和丰富。试问,回顾近百年史学发展的历史,我们今天究竟继承了多少前辈值得珍视的成果,又究竟在他们取得的成绩上进步了多少呢?
当今的史学界,在开放程度上与30年前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各种新概念、新理论、新方法层出不穷,中国学者所理解的社会史,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呈现出“陈旧”之势。西方学界近年新崛起的文化史,不是已经宣称自己对于社会史,是一种反动了么。仅仅了解和熟悉这些,就已经让人应接不暇了。面对这样的态势,究竟有多少人还肯于孜孜苦练史学那些基本功,还耐烦去做一天写不了几个字的考据,已经构成对社会史以及整个中国史学界的最大挑战。
人类学家鉴于中国研究资源的丰富,提出人类学“本土”化的问题。同样主要是从西方引进的社会史研究又何尝不是如此?这是否应该或者可以成为社会史未来的走向,是我斗胆提出来却无法解答的问题。

1、参见定宜庄:《“新”“旧”夹击之下的中国社会史》,《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