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拉达克、清朝、康济鼐、颇罗鼐、多语种文书
作者简介：孔令伟，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暨历史学系双联项目博士候选人。
拉达克地区位处喜马拉雅山脉西缘以及喀喇昆仑（Karakoram）山脉南麓，东邻阿克塞钦（Aksa Chin），北毗巴勒提斯坦（Baltistan），西通查谟克什米尔(Jammu-Kashmir)，就地理位置而言为南亚与中亚之间重要的交通渠道。七世纪以降由于吐蕃对西域的经略，拉达克北部的喀喇昆仑山口和苏盖提（Suget）山口成为西藏高原通往塔里木盆地乃至于葱岭以西地区的重要交通路线之一[①]。而由于地缘与文化关系的接近，西藏与拉达克在历史时期持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互动与交往。[②]至十八世纪上半叶，随着准噶尔汗国兴起在中央欧亚地区（Central Eurasia）所造成巨大的地缘政治影响，清廷更是积极通过西藏地方政府与拉达克王国建立联系，藉此进一步建立起横跨欧亚大陆的情报网络。十八世纪来自拉达克的情报文书曾对清朝的边疆政策乃至于地理认知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为清代中国认识当时印度、伊朗、中亚乃至于俄罗斯提供了即时的动态信息。[③]由是观之，拉达克、西藏地方与清廷中央三者之间情报文书的传递与翻译过程，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本文通过考察拉达克与清廷之间以藏、蒙、满文所撰写的往返信件，重点分析该多语种文书传递与翻译过程，藉此梳理清朝欧亚情报网在喜马拉雅地区西部一线的发展、运作与延伸。
一、前言
十七世纪后期，由于准噶尔兴起在中央欧亚地区所造成复杂的地缘政治变化，清朝随之积极地展开相关情报侦探工作。至十八世纪二十年代，随着清军“驱准保藏”的军事行动，清代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的关系得到巩固。与此同时，清廷更得以通过以西藏地方政府进一步与位处喜马拉雅地区西缘的拉达克王国进行联系，并开始通过拉达克王室搜集准噶尔相关情报。关于清廷通过拉达克搜集准噶尔一事，由于当时事属机密，现存拉达克与西藏方面之藏文传世文献着墨不多。意大利藏学家伯戴克（Luciano Petech）较早通过《清实录》等汉文官书梳理拉达克与清廷之间的情报传递[④]，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近年来随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系统性的整理与开放，尤其是《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⑤]与《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⑥]等相关档案的出版工作，研究者们方得以进一步探索拉达克与清廷之间具体的往来关系。[⑦]
整体来说，先行研究的贡献主要在于利用满、汉文档案补充过去清史研究中关于清廷与拉达克关系的研究空白，然而在相关藏文乃至于蒙古文历史档案的解读与分析方面，则仍有待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实际上，拉达克经由西藏地方传递往清廷中央的情报文书，最初是由拉达克方面以藏文书写随后经由阿里地区寄往拉萨，并由康济鼐、颇罗鼐等通晓蒙古语文的藏地政治精英将拉达克寄来的藏文书信，笔译或口译为蒙古语文，再由清廷驻藏官员译为满文，最终以奏折的形式上呈清廷中央。至于清廷发往给拉达克的信息则同样通过西藏地方的联络管道进行传递，至于文书的传播次序则相反为满文—蒙古文—藏文。[⑧]由此可见，就拉达克与清廷间情报文书的传递而言，相关满文档案的形成，准确的来说是在驻藏官员与清廷之间的联系环节中所产生，至于驻藏官员与藏地政治精英则主要使用蒙古语文交流，而西藏地方与拉达克的文书往来则通行藏文。
根据以上的梳理，可知现存满文档案中关于拉达克情报信息的记载，实际上转译自蒙古文，而蒙古文最初由译自藏文。因此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而言，满文档案中关于拉达克情报的记载自然十分重要，但也仅是拉达克情报信息传递的环节之一；与此同时，藏文与蒙古文书也在清朝欧亚情报网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换句话说，研究拉达克与清廷之间的情报传递，除了满文档案外，同样应该关注相关藏文、蒙古文历史档案，方能贴近历史时期拉达克与清廷文书交流之实况。除了在史料学上穷尽史源并尽可能拓展多语种史料外，本文亦思考如何在方法论上整合清史、民族史、藏学以及蒙古学的问题意识与研究范式，不仅从清廷的角度去看拉达克，同时也试图从现存史料中的吉光片羽，反观拉达克又是如何看待清廷。依循以上思路，本文以下重点解读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北故宫博物院以及西藏自治区档案馆之汉文、藏文、蒙古文、满文历史档案，以期对拉达克与清廷间情报文书的传译过程进行更为全面的历史学分析。
二、作为和硕特汗廷遗产的蒙古语文与藏地政治精英
十七世纪下半叶至十八世纪间，蒙古语文在西藏政治圈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并具体反映在当时不少藏地政治精英通晓蒙古语文的历史事实上。究其原因，这个特殊的历史现象与1642—1717年间和硕特汗廷在西藏与青海地区所形成的蒙藏联合政权有关。[⑨]即便在1655年固始汗薨逝后，和硕特人在卫藏地区实际的政治影响相对有所收缩，然而出于实际的政教目的，此后卫藏精英仍不乏学习蒙古文字者。如1687年第悉·桑杰嘉措（བདེ་སྲིད་སངས་རྒྱས་རྒ་མཚོ་1653-1705）编撰之《度量法式·育明辨心》（ཆ་ཚད་ཀྱི་དཔེ་རིས་དཔྱོད་ལྡན་ཡིད་གསོས་）中，便提供了蒙古文阿礼嘎礼字（ཨ་ལི་ཀ་ལི་）的标准写法，并在左侧用墨笔标注“蒙古文字”（མོང་ཁོལ་ཀྱི་ཡི་གེ་）；至于对应藏文ཅ་ཆ་ཇ་与ཞ་ཟ་འ་这两组藏文的蒙古文阿礼嘎礼字，则于右侧用朱笔题为“随行六字”（ཕྱིས་འབྱུང་ཡི་གེ་འབྲུ་དྲུག་）。[⑩]这也反映出十七世纪后期藏地知识人学习使用蒙古文字进行书写的需求。即使在1717年和硕特汗廷覆亡后，藏地精英仍保持着使用蒙古语文的习惯直到十八世纪末。如乾隆五十七年（1792）多仁·丹增班珠尔（རྡོ་རིངས་བསྟན་འཛིན་དཔལ་འབྱོར་1760-？）进京觐见乾隆帝时，二人曾经以蒙古语进行对话，对此《多仁班智达传》有很生动的第一人称描述：
【皇帝】最后特地召见我问道：“尔懂汉话和蒙古话么？”回禀说：“除会些汉语词外，不明白意思。蒙古语说得不太好[⑪]。”皇帝从轿中摆摆手，说道：“库尔库、库尔库，恩德耶！”[⑫]就如同藏语说“可怜、可怜，到这来！”[⑬]
由此可见，即便和硕特汗廷消亡数十年后，直到十八世纪末以丹增班珠尔为代表的藏地贵族仍通晓蒙古语文。
关于十七世纪下半叶藏地政治精英通晓蒙古语文的历史现象，可以追溯至丹增班珠尔的叔祖父、同属于噶锡(དགའ་བཞི་)氏族的康济鼐（ཁང་ཆེན་ནས་?-1727）执政时期。康济鼐原为拉藏汗麾下将领，并受命总管阿里军务。也正因为与和硕特汗廷的紧密关系，藏文史料中经常以其蒙古文称号“戴青巴图鲁”（蒙古文dayičingbaγatur；藏文དའི་ཆིང་བཱ་དུར་）称呼康济鼐。根据现存清代档案，康济鼐也能通过蒙古文书信与清廷沟通，由此可见作为和硕特汗廷遗产的蒙古语文对于十八世纪清廷中央与西藏地方的交往，发挥过相当的影响。
在与清廷的交往过程中，康济鼐曾提供关于拉达克的关键情报，这点可以在清代档案中获得验证。由于康济鼐在阿里地区所掌握的地缘网络与政治势力，他不仅得以掌握于临近的拉达克政局动态，其本人与拉达克王室亦保持着友好关系。据雍正二年（1724）年羹尧奏称“又查拉达克汗系协助康济鼐效力之人”[⑭]，又雍正七年（1728）驻藏副都统马喇会同内阁学士僧格寄给拉达克国王尼玛纳木扎尔（ཉི་མ་རྣམ་རྒྱལ་1694-1729年在位）的一份咨文称“昔日，康济鼐尔等二人乃为挚友，康济鼐将尔之懿行奏闻圣主，故而大皇帝施恩于尔”[⑮]。由此可见康济鼐与拉达克王室的交情匪浅，并从而成为清廷沟通拉达克的重要渠道。
三、康济鼐与拉达克情报网的建立
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驱准保藏”行动中，拉达克曾协同康济鼐向清军提供准噶尔情报，拉达克国王尼玛纳木扎尔并随后于雍正二年（1724）派遣使者与达赖喇嘛使团一同前往北京，与清廷正式建立双边联系。清廷内部也因此就是否加封拉达克王一事展开缜密的讨论，而雍正二年七月间清廷在年羹尧的建议下，暂时搁置了加封拉达克王一案。[⑯]然而随着雍正三年（1725）三月间年羹尧在“夕惕朝乾”一案中获罪遭贬，川陕总督一职改由奋威将军岳钟琪署理。岳钟琪在执掌西北军务后，又开始重新讨论是否加封拉达克王一事。雍正三年十一月川陕总督岳钟琪奏称：
今据游击王刚秉称康济鼐差人至今尚未到陕，但喇荡罕情愿请封与否之处，必问康济鼐，定知实情。今王刚随钦差进藏，臣欲作自己意见写书一封，付王刚带去，问取康济鼐回音……【朱批】汝此意见甚好，朕亦面谕王刚矣。⑰
在这封奏折中，岳钟琪再次提及拉达克王是否愿意向清廷请封一事，并且强调决议此事“必问康济鼐”。为此岳钟琪派遣了一位名为王刚的关键人物，随同雍正帝派遣的钦差鄂齐一同进藏。为了向康济鼐打听拉达克王的请封意愿，这位王刚不仅曾将岳钟琪的密信带往西藏转给康济鼐，雍正帝甚至曾亲自面授机宜，可见对于清廷而言事关重大。那么这位曾在岳钟琪手下担任游击的王刚，究竟何许人也？
实际上，此人即曾任陕西固原提督的樊廷（?-1738）。根据清史馆传稿《樊廷列传》称“樊廷，武威人，康熙中随父智亮流寓四川，入永甯协行伍，军名王刚。随征乌蒙及青海、西藏，积功补千总。雍正初，迭迁漳腊守备、陕西兴汉游击、庄浪參將、洮岷州副將。六年進肅州縂兵；七年奏复姓名。”[⑱]又据《内阁大库档》乾隆三年（1738）樊廷病逝后鄂尔泰题请追赠本，樊廷曾于雍正三年至四年间担任陕西兴汉镇标游击，并于雍正四年至五年间庄浪营参将。[⑲]由此可见，这位雍正三年年末被雍正帝与岳钟琪秘密派往西藏联系康济鼐的王刚，也正是后来成为清朝一方封疆大吏的樊廷。
樊廷在随同钦差鄂齐入藏的过程中，曾经进行过详细的日程记录以及情报调查工作。樊廷于雍正四年（1726）四月初三由打箭炉出发，经里塘、巴塘一路入藏；五月初四抵达乍丫（察雅）、乂木多（昌都）；六月二十二日抵达拉萨；最终在七月初七抵达后藏。樊廷在前后藏调查西藏政局情况与人心向背后，于八月初三自前藏返回内地，途经成都最终在同年十一月初六抵达西安，向岳钟琪报告在藏所获情报。[⑳]樊廷此次入藏的主要任务，便是代岳钟琪向康济鼐打听拉达克王是否愿意向清廷请封一事。岳钟琪也随即在雍正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将樊廷所获情资上奏雍正帝：
窃臣前具奏拉荡罕封号一事，于参将王刚进藏时，臣密令与康济鼐闲话之际，作己意探问去后，今据王刚秉称住藏之日，与康济鼐闲坐叙话，因说及拉荡罕从前效力并问其驻牧地方。[21]
根据岳鈡琪的指示，樊廷佯装私下与康济鼐闲聊，实际上是为了暗中打听拉达克对于请封一事的可能性。虽然清廷最终因为考量拉达克对莫卧儿帝国的顾忌而暂缓加封拉达克王一事[22]，然而樊廷的入藏之行却也促成了清廷对拉达克进一步的认识，同时也逐步确立了清廷通过以康济鼐为首的藏地政治精英收取拉达克情报的边疆策略。
除了通过派遣边将亲信入藏打探情报外，由于地理环境的阻隔，清廷更多地是通过文书往返从康济鼐处获得拉达克相关情报。在樊廷抵达西安不久后，岳钟琪在雍正四年十二月间又收到了康济鼐寄来的蒙古文书信，并随即向雍正帝上奏：
窃臣十二月初五日，行至汉中府属地方，接康济鼐蒙古字来文一角，随即译出，内称驻劄阿里克地方噶布锡鼐[23]于今年七月内接臈档罕[24]处信息，併土克城办事人马克拉木巴、盆楚克拉布坦所送书信，俱于今年八月内到藏……上聞所有康濟鼐原文，誠恐番譯舛錯，理合一并恭呈睿覽……【朱批】原文留中……[25]
通过这份奏折，可以发现当时来自拉达克的情报文书，首先寄往临近的阿里地区，并经康济鼐之兄阿里总管喀锡鼐转发至拉萨，随后由康济鼐方面译为蒙古文寄给负责清朝西北军务的岳钟琪，最终岳钟琪将汉译文连同康济鼐寄来之蒙古文原件一并上奏雍正帝。由此可见，结合利用蒙古语文以及与拉达克相善这两个条件，自康熙五十九年清军“驱准保藏”军事行动以降，逐步形成了以下的情报网络：拉达克（尼玛纳木扎尔）—阿里（喀锡鼐）—拉萨（康济鼐）—川陕（岳钟琪等清军将领）—北京（雍正帝）。而这个情报网络，又有三点特征。第一，康济鼐等阿里出身之政治领袖在拉达克与清廷间扮演着重要的中介角色。其次，除了樊廷等密探通过进藏亲身打听而来的口传情报外，从藏地寄来的情报文书也通过奏折制度成为清廷对拉达克重要的信息渠道。第三，蒙古语文在藏地以及清廷之间的信息传递钟，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如康济鼐向清廷方面寄信传递拉达克情报时，使用的文字为蒙古文而非藏文。这点显示出十八世纪时，作为和硕特汗廷遗产的蒙古语文对于以康济鼐为首的藏地政治精英，尤其是在与内地的交往过程中，具有非常特殊的地位。
如前所述，康济鼐对于蒙古语文乃至于文化的浸淫，与和硕特汗廷的遗产有关，而这点也反映在其属民的蒙古成分。和硕特汗廷灭亡后，拉藏汗在拉萨留下数百名来自青海的属民，这些人最终在清廷的同意下由康济鼐收编。雍正五年（1727）六月十八日康济鼐为阿尔布巴（ང་ཕོད་པ་?-1728）等人所害后[26]，清廷因现实的统治考量，决议将这些滞留卫藏的原拉藏汗属民送回青海[27]，然而作为和硕特汗廷遗产的蒙古语文却仍持续活跃于西藏的政治舞台上。
四、颇罗鼐与拉达克情报文书的传译
康济鼐被害后，拉达克与清廷之间情报文书的传译不仅没有彻底中断，反而随着在雍正六年（1728）下半由颇罗鼐（ཕོ་ལྷ་ནས་1689-1747）掌握西藏政务后，进一步得到巩固。雍正八年至九年（1730-1731）间，拉达克发生王位继承之争，拉达克王尼玛纳木扎尔的长子德中纳木扎尔依靠以颇罗鼐为首的阿里藏军势力逼退继母与异母弟，终得顺利继承王位。拉达克新王与颇罗鼐之间的友好关系，又进一步地巩固了清廷与拉达克之间的情报联系。[28]不仅如此，相较于康济鼐时期，颇罗鼐执政以后拉达克情报文书的传递渠道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不同于康济鼐通过年羹尧、岳钟琪等担任川陕总督的汉人将领向清廷传递拉达克情报，颇罗鼐则多半经由马喇、青保等驻藏大臣与清廷交流拉达克情报，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何以现存满文档案中拉达克情报相关记载集中出现在雍正九年以后。[29]
颇罗鼐通过驻藏大臣向清廷输送拉达克情报一事，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驻藏大臣职能的提升。然而与康济鼐相同的是，颇罗鼐主要仍是通过蒙古语文与驻藏大臣进行沟通，这点与他曾在和硕特汗廷中任职有关。颇罗鼐早年因长于文墨又富辩才，曾被拉藏汗任命为金字使者（གསེར་ཡིག་བ་），执掌秘书、文告等事宜。对此《颇罗鼐》传载：
就这样，颇罗鼐凭着超凡的才能与过人的机智，勤勉地担任遵照人主拉藏汗的旨意行事的金字使者。他既聪慧又亲切，秉性高洁无瑕，拉藏汗因而大悦，封颇罗鼐以必闍赤台吉的称号。[30]
颇罗鼐因曾担任拉藏汗秘书，因而获得了“必闍赤台吉”（སྦི་ཆའི་ཆི་ཐའི་ཇི་）[31]的蒙古语头衔。正因颇罗鼐通晓蒙古语文，他在与清廷之间的沟通同样也是经由蒙古语文。[32]雍正五年（1727）康济鼐遇害后，阿尔布巴等卫藏势力与颇罗鼐所率领之阿里藏军展开一系列军事斗争。雍正六年（1728）五月，西藏三大寺僧人曾试图居中调停、弭平战祸，并为此事求见当时代表清廷驻藏的副都统马喇与内阁学士僧格，对此岳钟琪在雍正六年六月的奏折中载道：
六月二十八日，据驻防藏地参将颜清如秉称：“五月初八日，有西藏卜勒奔、塞喇、噶尔旦三大寺院[33]喇嘛，赴二位大人上恳求伊等情愿赴后藏与颇罗鼐二家复行说和，停兵侯旨之语。二位大人即依允，所回随番译彝文一角附交喇嘛等，于十一日自藏持赴颇罗鼐处……[34]
由此可见，在雍正六年平定阿尔布巴之乱前，清廷驻藏官员曾通过三大寺僧人转交一份用“彝文”翻译的书信给颇罗鼐，而此处所谓的“彝文”指的正是蒙古文。而自阿尔布巴之乱平定后，清廷任命颇罗鼐综理藏务，西藏局势逐步恢复稳定，而清廷与拉达克之间的情报线路又再次获得发展。如前所述，雍正八年至九年间，德中纳木扎尔通过以颇罗鼐为首的阿里藏军的威势，顺利逼退政敌继承拉达克王位，此后颇罗鼐与德中纳木扎尔遂得以比照康济鼐与尼玛纳木扎的前例，为清廷翻译、传递大量来自拉达克的情报文书。
这些来自拉达克的情报所涉及的地理范围甚广，主要由拉达克人获取自往来于中亚、叶尔羌与印度的穆斯林商团，内容以准噶尔的政治、军事、外交情况为核心，又牵涉当时中亚、印度、俄罗斯等地动态。这些来自拉达克的情报内容传达至清廷后，以满文奏折的形式被集中发往军机处，从而今日得以被相对集中地保存在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中，不啻为考察十八世纪欧亚大陆史的重要史料。关于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中所保存之十八世纪拉达克情报文书的具体内容与历史意义，笔者业有专论；[35]然而就探讨拉达克与清廷间的情报传译而言，尤其是藏文、蒙古文与满文等多语种文书间的传译过程，仍有进一步的推进空间。
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来说，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数量相对丰富，主要反映出驻藏大臣与清廷之间的联系过程，然而这仅是清朝拉达克情报情报网的环节之一。至于要具体分析拉达克、颇罗鼐与驻藏大臣之间的信息往来，则不能不关注对应的藏文以及蒙古文历史档案原件。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清代奏折制度的运作模式，官员在上奏翻译文件时，时常附上原文文书作为奏折附件，如前述雍正四年十二月间岳钟琪上奏康济鼐寄来蒙古文书信之汉译内容的同时，亦称“上聞所有康濟鼐原文，誠恐番譯舛錯，理合一并恭呈睿覽”；雍正帝则在此句旁书朱批“原文留中”[36]。除了康济鼐等人根据拉达克藏文书信所翻译的蒙古文书外，拉达克王寄给颇罗鼐等人的藏文书信原件，也曾辗转经由驻藏大臣作为满文奏折的附件发往清廷。这些作为满文奏折附件的藏文与蒙古文文书的原件，在满文奏折的抄录誊写过程中与录副奏折被一并归档，从而被保存在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之中。
这些分别由拉达克统治者书写的藏文信件以及颇罗鼐等藏地政治精英所翻译的蒙古文书，对于研究拉达克与清廷情报文书传译过程来说，无疑是严格意义上的第一手史料。除此之外，这些以藏文、蒙古文书写的历史档案，也充分体现出历史时期清代中国在内地与藏地紧密团结的基础之上，进一步达成与拉达克的友好交流。由此可见，对清代档案中所保存的拉达克藏文书信原件以及相关之蒙古文翻译文书进行史源发掘与直接研究，对于推进清史、蒙藏学乃至于拉达克研究无疑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然而困难的是，这些原本作为奏折附件与满文录副一并归档的拉达克藏文文书原件，由于某些历史原因被拆散打乱。如何在数以万计的档案中找到原本对应的拉达克藏文书信、蒙古文翻译以及满文奏折，成为今天深入研究清廷与拉达克关系的重大难点。
幸运的是，笔者2015年8月间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进行调查时，发现了一份以藏文草书（འཁྱུག་ཡིག་）书写的藏文书信。这份藏文文书原文本身无署作者、收信人以及年月，然而收藏文书的信封上以满文标注《拉达克德中纳木扎尔给贝勒颇罗鼐的行文》（ladakidejungnamjal.beilepolonai de unggihetanggūtbithe:）[37]，据笔者考证，与军机处满文录副档中雍正十一年十一月十五《驻藏大臣青保奏闻颇罗鼐所得准噶尔信息折》[38]具有对应关系，并首先利用这组藏文、满文档案的部分内容进行相关研究。[39]这组拉达克藏文书信以及满文奏折，是国际学术界最早发现也是目前唯一一组公布的清代拉达克藏文文书及其对应的满文奏折，不仅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同时也是体现清代内地、卫藏、阿里与拉达克之间友好交流与信息沟通的关键证据，对于研究清代多元一体国家格局下的边疆政策具有突破意义。有鉴于是，本文在此首先对这组拉达克情报文书的藏、满文全文进行汉译，并介绍其相关历史背景。进而在比较拉达克藏文情报文书原件与满文奏折译本的基础上，对拉达克与清廷情报文书的传译过程进行系统梳理。
如前所述，随着1730年代初随着颇罗鼐综理西藏事务及其与德中纳木扎尔的友好关系，雍正九年（1731）前后清廷又得以继续通过拉达克对准噶尔进行情报搜集。雍正十年（1732），喀尔喀多罗郡王策凌（čering, ?-1750）于额尔德尼召击败准噶尔部队，噶尔丹策凌率残部逃回准噶尔本部，清朝方面称光显寺大捷。在噶尔丹策凌撤回准噶尔后，清廷曾于雍正十一年（1733）初曾通过驻藏大臣青保指示颇罗鼐，佯装己意将清军于额尔德尼召击溃噶尔丹策凌的消息透露给拉达克王德中纳木扎尔，目的在于通过拉达克人向来自叶尔羌与喀什噶尔等地的穆斯林商团宣传准噶尔人败逃的消息，用以打击其威信。[40]为此青保除了将雍正帝的上谕译为蒙古文交予颇罗鼐外，并且曾与其就此事当面进行商量。颇罗鼐对此回秉称：
将大皇帝赐教之谕旨充作鄙意，写为藏文，派遣鄙人信赖之达尔罕宰桑以及驻阿里统兵之长官额尔克朝克图连同礼品一并赍往德中纳木扎尔后，将德中纳木扎尔属下行商之好回子遣至叶尔羌、喀什噶尔，复从该处将此消息送到阿克苏、库车、布哈拉、撒马尔罕、辟展、哈萨克、布鲁特等地回子直至准噶尔边界处所有之回子。亦将此消息传至巴扎汗处。[41]
由颇罗鼐的回禀可见，为了在中亚各地乃至于印度莫卧儿帝国处，散播清军光显寺大捷的情报，雍正十一年上半颇罗鼐曾将雍正帝的上谕改写为藏文书信，随即派遣两位名为达尔罕宰桑与额尔克朝克图的亲信将该信送往拉达克王德中纳木扎尔处，而德中纳木扎尔也随后在同年十一月前后向颇罗鼐回复一封藏文信件，这份藏文文书的原件也正是前述今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拉达克德中纳木扎尔给贝勒颇罗鼐的行文》[42]。颇罗鼐在接到德中纳木扎尔的藏文信后，又译为蒙古文转交予驻藏大臣青保，最终又译为满文并以满文奏折的形式上呈清廷。[43]以下根据对应之藏、满文版本，将《拉达克德中纳木扎尔给贝勒颇罗鼐的行文》全文翻译如下，并将藏、满文原文转写附录文末：
【朱批】雍正十一年十二月十日所奏中，称谨依旨而行，将此移交予蒙古衙门，咨交丕雅图与常宜，又应准之处，将应行料理者具即办理。
【奏折】奏。奴才青保等谨奏。为密奏闻事。雍正十一年十一月十一，贝勒颇罗鼐将寄来拉达克之德中纳木扎尔所得消息之书信，呈交给奴才。将其大略译看后，贝勒呈请明鉴。[44]“贝勒先前遣来额克朝克图、达尔汉宰桑二人，小人即派人前往叶尔羌。在喀尔喀之地大皇帝军队征讨准噶尔之兵，准噶尔部队败北后，遁投游牧地，随其势力衰微，如今叶尔羌、哈萨克、和硕特、土尔扈特人等乘此机缘，理当报复，日后对两造足有大益。叶尔羌之诺颜喀本宰桑闻此密告，捕获内地探子，解送至准噶尔。噶尔丹策零道：‘汝拉达克之人携来货物，前来打探叶尔羌之消息，将实情招告，若不告来，处死。’告曰：‘我二人为协噶[45]人，随回子一同前来叶尔羌等地做买卖被俘，被送往此地，绝非为打探消息而来之人。又卫、藏、阿里等地皆弘扬黄教，众生安乐。图白忒之骑兵，较从前更勤于操练，哨卡、后卫现已巩固，除此之外，我等再无可禀告之语。望您知悉。’噶尔丹策零将我等二人交付予一宰桑后，令其看守。两月过去，毋让见人，此后反倒给予盘缠遣回。我等二人在时，据闻对俄罗斯方面增添哨卡，又遣去使者甚多。我等二人获告去年准噶尔之部队在喀尔喀地方败溃，有人如此说道；又有人云，自从策旺阿喇布坦亡殁，诸边人等皆随之起兵，如何处之，未可断定，忧惧非常。又一日见到苏尔杂[46]告曰：内地军队业已进逼，此后又复逼近，准噶尔无法固定游牧地。据说今年八月分兵两路。又据一为准噶尔还俗喇嘛之人所告，此次行军二路之兵，若可则与内地军队交战，不可则遣去盗窃牲口。又进兵哈萨克，不知胜负。叶尔羌等诸人，与准噶尔不睦，皆称日后大皇帝之军队必定击败准噶尔。此二人与叶尔羌行商之哈瓦伊伯克一同于九月终前来，即刻将此消息书写后呈报。”[47]为此，将拉达克之德中纳木扎尔寄与颇罗鼐之藏文书信翻译，谨为密奏。雍正十一年十一月十五，都统青保、副都统马喇、卿苗寿[48]、总兵官臣周起凤。
根据这份藏文《拉达克德中纳木扎尔给贝勒颇罗鼐的行文》及其对应满文奏折，可以将十八世纪三〇年代以后，拉达克与清廷之间的情报传译过程主要划分为三个环节：一、拉达克王与颇罗鼐等藏地政治精英间的藏文书信往返；二、颇罗鼐等藏地政治精英与清廷驻藏大臣之间的蒙古语文沟通；三、驻藏大臣与清廷中央之间的满文公文往返。而这三个分别以藏、蒙、满文为媒介所共同构筑而成的拉达克与清廷情报文书传递网络，正反映出清朝多元一体的大一统国家格局。
五、结语
拉达克情报网与清朝多元一体的大一统国家格局，有着紧密关联，这点具体体现在满、蒙、藏文多语种情报文书的信息交流以及边疆安全的巩固上。除了清廷中央政府的军机处档案外，近来出版之《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蒙满文档案精选》[49]所收录的历史档案亦可验证此关键进程。乾隆十一年（1746）驻藏大臣衙门为赏赐拉达克王事以蒙古文行咨郡王颇罗鼐，根据咨文的内容，可知清廷对拉达克的赏赐文书，系由理藩院拟定满文，并经由乾隆帝御览修改，复由内阁蒙古堂译为蒙古文与藏文，最终经由颇罗鼐转交拉达克王。[50]由此足见，清廷在与拉达克进行联系时，其文书曾先后经过理藩院、皇帝本人与内阁三方进行修订与翻译，从而形成满、蒙、藏文三种语文的版本，这也显示出清廷在处理与拉达克关系时曾十分重视满、蒙、藏文多语种文书并具有一套系统性的文书对应处理机制。
清廷与拉达克的双向联系中，作为藏地政治精英与清廷驻藏官员共同语言的蒙古语文，无疑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通过蒙古文文书从拉达克所传递而来的情报信息，也深刻地影响了清朝的边疆决策。乾隆二十年（1755）阿睦尔萨纳背叛清朝后，[51]清廷也曾通过阿里藏军向拉达克收取阿睦尔萨纳的相关情报。藏历鼠年（1756）四月底，阿里地方两位第巴曾派遣亲信探听阿睦尔萨纳信息，这份藏文报告被摘译为蒙古文书送至驻藏大臣衙门，内称“拉达克人及喀齐商人言：在蒙古地方，因达瓦齐诺颜与阿穆尔撒纳二人不和、多行诡计，图什墨勒[52]皆不从。”[53]通过拉达克与中亚穆斯林商人，阿里第巴曾获取准噶尔内部矛盾的情况，并以蒙古文文书的形式传递给拉萨的驻藏大臣。可以合理推测的是，这些类似的边疆情报很可能也曾被驻藏大臣译为满文并以奏折的形式上呈清廷。
随着十八世纪五〇年代末准噶尔的覆灭以及大小和卓的平定，清廷对于拉达克情报的需求有所转变。乾隆二十四年（1759）九月上谕“今将军等奏报，霍集占等逃入巴达克山，被伊部落人等擒获，俟其献出时，再行降旨。嗣后拉达克汗处，不必遣人探信，着官保等传谕知之，仍赐拉达克汗缎二端。”[54]乾隆帝的这份上谕也被翻译成蒙古文，由驻藏大臣官保以及西藏摄政第六世第穆呼图克图（དེ་མོ་ཧོ་ཐོག་ཐུ་ངག་དབང་འཇམ་དཔལ་བདེ་ལེགས་རྒྱ་མཚོ་ 1722-1777）共同遣使通告拉达克王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地已全部纳入清朝版图，将来不必再派人打探消息。[55]此后拉达克与清廷间虽仍有文书往来直至十八世纪六〇年代，然而拉达克方面来文却逐步改用波斯文取代藏文，而清廷与拉达克情报文书的传递规模也发生了本质上的收缩。[56]
综合以上所述，拉达克与清廷情报文书的传译，始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驱逐保藏”以降，并在康济鼐综理藏务时期逐步形成以下的传递路线：拉达克（尼玛纳木扎尔）—阿里（喀锡鼐）—拉萨（康济鼐）—川陕（年羹尧、岳钟琪）—北京（雍正帝）。而这个情报网络的基础在于藏、蒙、满文等多语种文书之间的传递与翻译。从拉达克到拉萨一路，以藏文书信为主；从拉萨到川陕一路，以蒙古文翻译文书为主；至于川陕与北京之间，则以满汉文奏折为主。
雍正五年（1727）康济鼐遇害后，拉达克与清廷之间的情报交流并没有完全停止。雍正六年（1728）以后颇罗鼐接替康济鼐，成为清廷与拉达克二者重要的中间人。与康济鼐相同，颇罗鼐继承了十八世纪藏地贵族使用蒙古语文的传统，进而得以与代表清廷的驻藏官员相对顺畅地进行交流，而驻藏大臣的职能也因此得以提升，从而使得拉达克情报文书的传译过程转变如下：拉达克（德中纳木扎尔）—阿里（珠尔墨特策卜登）—拉萨（颇罗鼐）—驻藏大臣（马喇、青保等人）—北京（雍正帝）。换句话说，就拉达克情报的传译过程而言，拉萨的驻藏大臣逐步取代了川陕总督，这一方面体现了清朝在西藏的统治获得巩固；另一方面拉萨取代川陕成为清朝直接处理拉达克情报的信息节点，也体现出清朝拉达克情报网在行政效能与地理距离上的推进。而清代国家对拉达克情报网的积极支持，也随着对准噶尔的战略以及对西域的经营，得以一直持续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大小和卓之乱平定前夕。
附录：雍正十一年（1733）《拉达克德中纳木扎尔给贝勒颇罗鼐的行文》(满文信封题名ladakidejungnamjal.beilepolonai de unggihetanggūtbithe:)
一、藏文原件转录[57]
1. ༅ ལགས།
2. སྔོན་དུ་ཨེར་ཁོ་ཚོ་ཐུ་དང་།དར་རྒན་ཇ་སང་གཉིས་ཡོངས་པའི་དོན་སྐོར་ཡར་གིན་དུ་གཏང་པ།ཁར་ཁ་
3. ཕྱོགས་སུ་༧གོང་མ་ཆེན་པོའི་དཔུང་ཆེན་གི་རྫོང་འགར་འཕམས་ཤིང་།འཕྲོས་རང་ཡུལ་དུ་བྲོས་པས་གཤེད་མོ་མེད་པར་སོང་བ་
4. དསྒོས་ཡར་གིན་ཁ་སགཁོ་ཤོད།ཐོར་ཁོད་རིས་གཤེད་མོ་བཏོན་ནས་ངོ་ལོགནང་ཞིག་བྱས་ན་ལ་དགས་མི་དབང་
5. བཅས་ཀྱི་རིམ་བཞིན་གོང་མའི་སྙན་དུ་ཕུལ་བའི་འདི་ཕྱི་གཉིས་ཐད་དུ་གཏམ་དོན་ཡོང་ཚུལ་གང་འདིའི་བཤད་
6. འདུག་པ།ཡར་གིན་གྱི་མཁར་དཔོན་ཁ་སྤུན་ཇ་སང་གི་ཐོས་ནས་དྲི་བ་དང་།རྒྱ་ནག་པའི་ས་ཉུལ་ཡིན་ཡོད་
7. འགྲོ་བས་སོག་ཡུལ་དུ་བཟུང་ནས་བཀལ་བཏང་།དགའ་ལྡན་ཚེ་རིངས་ནས་ཁྱོད་ལ་དགས་ནོར་སླངས་ནས་ཡར་
8. གིན་དུ་ཉུལ་མ་ལ་ཡོངས་པ་ཡིན་སོགས་དྲི་བ་མང་བ་དང་།སྐད་ཆ་དྲང་པོར་བཤོད།མ་བཤད་ན་འཁྱིད་རྡུངས་བཏང་དེ་9. ནས་ཀྱང་མ་བཤད་ན་གསད་རྒྱུ་ཡིན་ཟེར་ལབ་འདུགདེ་ལན་དབུས་གཙང་མངའ་རིས་རྣམས་སུ་ཞྭ་སེར་གྱི་བསྟན་
10. པ་དར་པོ།སེར་སྐྱ་དམངས་བདེ་ཞིང་སྐྱིད་པ།བོད་ཀྱི་དམག་མི་རྣམས་རྟ་དམག་སྒྲིགས་པའི་སྔར་དང་མི་འདྲ་
11. བའི་སོ་འོན་སེང་དམག་སོགས་གྲ་འགྲིག་པ་འདུག་འཚིས།ངེད་གཉིས་ཤེལ་ཁར།ཡར་གིན་སོགས་སུ་ཧོར་ཚོང་
12. པའི་ཟླ་བོར་ཡོངས་པ།སོག་ཡུལ་དུ་བགལ་བ་ལས་ས་ཉུལ་བ་མིན་གཞན་སྐད་ཆ་བཤད་རྒྱུ་ནི་མེད་པས་
13. གསད་བཅད་ཅི་གནང་ཀྱང་ཁྱེད་སྐུ་དབང་བཙན་བྱས་འདུག་པ་དང་།དེ་ནས་ཇ་སང་གི་གཅིག་གི་རྩར་ཟླ་བ་གཉིས་མི་དང་
14. ཐུག་མ་བཅུག་པའི་བཞགལམ་ཆས་སྤྲད་ནས་ཕྱིར་སློགདེའི་རིང་ཨོ་རུ་སུ་ཕྱོགས་ལ་སོ་པ་ཡང་གཏོང་།ཕོ་ཉ་
15. གདོས་ཆེ་བ་ཞིག་གཏང་སོང་ཟེར།དམངས་མ་རྣམས་ལ་ན་ནིང་ཁར་ཁའི་ལུང་པར་རྫོང་འགར་རུས་འཕམས་འདུག་
16. མི་རེ་གཉིས་ལ་ལབ་པར།ལ་ལ་ཇུས་འདྲ་མཉམ་བྱུང་ཚུལ།ལ་ལས་ཧོང་ཐའི་ཇི་གཤགས་སྔས་མཐའ་ཐམས་ཅད་དགྲ་
17. ཡིན་ད་གག་ཐུག་འདུག་པས་ག་འདྲ་མཐོང་ཡོང་མི་བཤེས་འདུག་ཟེར་བསེམས་སྦྱོང་སྣང་བྱེད།ཉིན་གཅིག་སྲས་
18. སྭུར་ས་ནས་རྒྱ་དམག་གི་སྔར་ལས་ཉེ་བར་བཅར་འདོད་པ་དང་།ད་ནས་ཀྱང་ཉེ་བར་བཅར་ནས་བྷོ་རུས་སྤྲད་ན་སོག་ཡུལ་
19. དུ་མི་ཚུགས་འདྲ་གསུང་ངེས་ཡིན་འདུགདམག་ཆེན་ཁག་གཉིས་འདི་ལོ་ཟླ་བ་བརྒྱད་པའི་ནང་དུབ་ཐོན་སོང་ཟེར་བར་སྦྱོང་
20. འགར་བཙུན་ལོག་ག་པ་གཅིག་ནས་རྒྱ་དམག་ཁག་གཉིས་ལ་ཐབས་ནུས་ན་དང་།དེ་མིན་རྟ་ཁལ་བརྐུ་བར་བཏང་
21. སོང་ཞིང་།ཁ་སག་ལ་དམག་གཏང་བ་རྒྱལ་འཕམས་མ་ཐོས།ཡར་གིན་སོགས་མི་དམངས་སྦྱོང་འགར་པར་ཞེན་ཤོར་
22. ཞིང་།ཕུགས་གོང་མའི་དམག་རྒྱལ་བར་ཐག་ཆོད་ལྟ་བུ་ཟེར་མཆིས་པས།འདི་ཁའི་མི་གཉིས་པོ་ཡར་གིན་གྱི་
23. ཚོང་པ་ཧ་ཝས་སྦིག་ཟེར་བའི་ཚོང་པ་ཐོར་བུ་དང་བཅས་ཟླ་༩་མཇུག་ལ་འབྱོར་འཕྲལ་གནས་ཚུལ་དུ་ཕུལ་ལགས།
二、满文奏折转写[58]
(362-a)。hūwaliyasuntobijuwanemucianiyajorgonbiyaijuwande wesimbuhede.heseginggurehesongkoiobusehe.erebemonggojurgande afabufipiyatu, cangi de bitheyabubu. jai yabubuci acara badegemuyabubuicihiyaciacarangge be uthaiicihiyakini. (362-b) wesimburengge. ahacingboo seiginggulemewesimburengge. narhūšamedonjibumewesimburejalin. hūwaliyasuntobijuwanemucianiya,omšonbiyaijuwan emu de. beilepholonai.ladakidejungnamjalibahamejige bejasihabithe be, aha mendealibuha be murušemeubaliyambufituwaci.beilegenggiyen de aliburengge.beilenenemeerkecokto.darhanjaisangjuweniyalmabe takūrafiisinjihamanggi.buyabi yerkim de niyalmatakūrafi.kalkai bade ambaejenicooha. jun gar icooha be dailafi.jungar icoohagidabufi.nukte be (363-a) baimeburulaha. hūsunmohoho be dahame neyerkim.hasakhūsot, torgūtiurse. ere nashūn be tuwame.kimun be gaiciacambi.amagainenggijuweergideambulatusaombisemenarhūsamealahabe yerkimi noyan k’abunjaisangdonjifi.dorgimejigegaireniyalmasemejafafi. jungar de benebuhede. g’aldancering. siladakihūdašarajaka be gajifi.yerkimimejigegaimejiheniyalma.yargiyan babe ala. aikaalarakūoci. wambi. serede.alaranggemenijuwenofisihar.yerkimijergibade hoiseiemgisasahūdašamejihebejafafiubadebenjihe.umaimejigegaimejiheniyalma waka jai wei. tsang.aribaigubcisuwayanšajin be badarambume. gerenergenggejirgame bi.tubetimoringgacoohabe urebume.nenehecifuluumesi(363-b) kicemekarunfiyanjibe akdulame bi.erecitulgiyen. mendealaragisunakū. wajibesuwesambisemealahade. g’aldancering.menijuweniyalma be. emu jaisang de afabufituwakiyabume.juwebiyaofiniyalma deacabuhakū.amalaelemanggakunesunbufiamasiunggihe.menijuweniyalmabisirefonde.orosergide karunnonggime.gelielcin be labdukaniunggihesembi.menijuweniyalmadulekeaniyajungar icooha.kalkai bade gidabuhasemealahade, ememunggeadali oho semegisurembi, ememuurseigisurerengge.tshewangrabtanakūoho ci.gerenujaniursegemudain oho be dahame.adarameojoro be boljociojorakūsemeambulagelembisembi.geliemu inenggi de surtsa be acafialarangge.dorgicoohahancijihebi.erecigelihancijici.(364-a) jun gar nukte de toktorakūombi. ere aniyajakūnbiyadejuwanjugūnicoohalahasembi.gelijungar i lama amala bai niyalma oho emu niyalmaialarangge. ere coohalahajuwejugūnicooha.mutecidorgicoohabe afambi.muterakūociulha be hūlhakisemeunggihesembi.gelihasak de coohalahabi.etehegidabuhabe sarkū.yerkimijergigerenurse.jun gar barucihakū.amagainenggi deambaejenicooha de.jun gar urunakūgidabumbisemegisurendumbisembi. erejuweniyalmayerkimihūdašarahawai beg sere niyalmaisasauyunbiyaimanashūn de isinjimeuthai ere mejigebe bithearafialibuhasehebi. uttuofi.ladakidejungnamjal. (364-b) polonai deunggihe de tanggūtbithe besuwaliyameginggulemenarhūšamedonjibumewesimbuhe. hūwaliyasuntobijuwanemucianiya.omšonbiyaitofohon.gūsa be kadalara amban. ambancingboomeirenijanggin amban mala.alihahafan amban miyoošeo.tsungbingguwan.amban jeokifung.
[①]王小甫：《七、八世纪之交吐蕃入西域之路》[A]，收入田余庆主编《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74-85页。
[②] Luciano Petech, The kingdom of Ladakh: c. 950-1842 A.D., Rome:Istituto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Oriente, 1977.
[③]孔令伟：《1724-1768年间拉达克、西藏、与清廷间的欧亚情报网——以清代中国对莫卧儿帝国的认识起源为核心》[J]，《清史研究》2018年第2期。孔令伟：《拉达克与清朝欧亚情报网的建立》[N]，《读书》2017年7期新刊。
[④] Luciano Petech, The kingdom of Ladakh: c. 950-1842 A.D., pp. 71-85.
[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Z]，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⑦]孔令伟：《拉达克与清朝对准噶尔与中亚的情报搜集——以军机处满、藏文档案为中心》[A]，《帝国与族群：第二届清朝与内亚工作坊会议论文集》[C]，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2016年8月20日。齐光：《清朝的准噶尔情报收取与西藏王公颇罗鼐家族》[J]，《中国边疆民族研究》2016年第10辑。孔令伟：《1724-1768年间拉达克、西藏、与清廷间的欧亚情报网——以清代中国对莫卧儿帝国的认识起源为核心》[J]，《清史研究》2018年第2期。陈柱：《“驱准保藏”与清朝和拉达克的最初关系》[J]，《中国藏学》2019年第1期。
[⑧]孔令伟：《1724-1768年间拉达克、西藏、与清廷间的欧亚情报网——以清代中国对莫卧儿帝国的认识起源为核心》[J]，第36-37页。
[⑨]关于和硕特汗廷在西藏与青海的统治，参：乌云毕力格：《略论和硕特汗廷对西蔵的统治》[J]，《西北史地》，1988年第3期。乌云毕力格：《论和硕特汗廷在青海的统治体制》[J]，《民族研究》，1989年第1期。
[⑩] Christoph Cüppers, Leonard W. J. van der Kuijp, Ulrich Pagel,&DobisTseringGyal eds., Handbook of Tibetan Iconometry: A Guide to theArts of the 17th Century, Leiden: Brill, 2012, Pl. 272, 120 recto, pp. 293.
[⑪]此处应作ཐེབས་ཆག་，排印本作ཐེབ་ཆགས་。
[⑫]藏文原文作ཁུར་ཁུ་ཁུར་ཁུ་ཨེན་རྡེ་ཡེར་，即蒙古语kӧgerüküikӧgerüküiende ire之音写。
[⑬]藏文原文: དེའི་མཇུག་ཏུ་ཁོ་བོ་ལ་ཆེད་གཉེར་གྱིས་གཟིགས་ནས་ཁྱོད་ཀྱི་རྒྱ་སྐད་དང་སོག་སྐད་ཨེ་ཤེས་གསུངས་པར།རྒྱ་སྐད་ཀྱི་མིང་ཁ་ཤས་ལས་གོ་དོན་འབྱོར་པ་མི་ཤེས་ཤིང་།སོག་སྐད་ཐེབ་ཆགས་ཤེས་ཚུལ་ཞུས་པ་ན།ཁུར་ཁུ་ཁུར་ཁུ་ཨེན་རྡེ་ཡེར་ཞེས་ཕེབས་བྱམས་ནང་ནས་ཕྱག་ཡུག་ཡུག་གནང་བར་བོད་སྐད་ལྟར་ན་སྙིང་རྗེ་སྙིང་རྗེ་འདིར་ཤོག་ཅེས་གསུང་རྒྱུ་ཡིན་འདུག。Rdo ring pa bstan 'dzindpal 'byor,Dga' bzhiba'imi rabskyibyungbabrjod pa zol med gtamgyirolmo, khrengtu'u: sikhron mi rigsdpeskrunkhang, pp. 934-935. 此处译文系参考汤池安汉译修改而成。多仁·丹津班珠尔著、汤池安译，《多仁班智达传——噶锡世家纪实》[Z]，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5，第415页。
[⑭]满文原文：“gelibaicaci. ladakhanserengge. k’angjinai deaisilamefaššahaniyalma”。故宫博物院编：《年羹尧专辑奏折》[Z]，台北：故宫博物院，1971，中册，第589页。
[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Z]，合肥：黄山书社，1998，第1705页.
[⑯]孔令伟：《1724-1768年间拉达克、西藏、与清廷间的欧亚情报网——以清代中国对莫卧儿帝国的认识起源为核心》[J]，第30-31页。
[⑰]故宫博物院编：《宫中档雍正朝奏折》[Z]，台北：故宫博物院，1978，第5辑，第405页。
⑱故宫博物院藏：清史馆档传稿传包，《臣工列传·樊廷列传》[Z]，文献编号：701005962-5。
[⑲]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内阁大库档》[Z]，档案号：070312。
[⑳]故宫博物院编：《宫中档雍正朝奏摺》[Z]，台北：故宫博物院，第6辑，第854页。
[21]故宫博物院编：《宫中档雍正朝奏摺》[Z]，台北：故宫博物院，第6辑，第856页。
[22]孔令伟：《1724-1768年间拉达克、西藏、与清廷间的欧亚情报网——以清代中国对莫卧儿帝国的认识起源为核心》[J]，第30-32页。
[23]即康济鼐之兄喀锡鼐·色布登喇什（དགའ་བཞི་ནས་ཚེ་བརྟན་བཀྲ་ཤིས་），时任阿里总管。
[24]即拉达克汗之异写。
[25]故宫博物院编：《宫中档雍正朝奏摺》[Z]，台北：故宫博物院，第7辑，第134页。
[26]故宫博物院编：《宫中档雍正朝奏摺》[Z]，台北：故宫博物院，第26辑，第724页。
[27]故宫博物院编：《宫中档雍正朝奏摺》[Z]，台北：故宫博物院，第8辑，第750页。
[28]孔令伟：《1724-1768年间拉达克、西藏、与清廷间的欧亚情报网——以清代中国对莫卧儿帝国的认识起源为核心》[J]，第35-36页。
[29]孔令伟：《1724-1768年间拉达克、西藏、与清廷间的欧亚情报网——以清代中国对莫卧儿帝国的认识起源为核心》[J]，第37页
[30]藏文原文：དེ་ལྟར་སྙིང་སྟོབས་ཀྱི་མཐུ་ཕུལ་དུ་བྱུང་ཞིང་།མཁྱེན་རབ་ཀྱི་རྩལ་ཡོངས་སུ་རྫོགས་པའི་སྒོ་ནས་མིའི་བདག་པོ་ལྷ་བཟང་ཁང་གིས་ཇི་ལྟར་བསྒོ་བའི་གསེར་ཡིག་གི་ཞམ་རིང་ལ་བརྟུན་པ་བསྐྱེད་ཅིང་།ཡིད་གཞུངས་པ། གློ་བ་ཉེ་བ། ལྷག་པའི་བསམ་པ་རྨ་མེད་པའི་ངང་ཚུལ་བརྟེན་ནས་ལྷ་བཟང་ཁང་དགྱེས་པ་རབ་ཀྱི་རྩེར་སོན་ཏེ།སྦི་ཆའི་ཆི་ཐའི་ཇི་ཞེས་བྱ་བའི་མཚན་སྙན་གྱི་དྲིལ་བསྒྲགས་ཤིང་།།Mdomkharbatshe ring dbangrgyal, Midbangrtogsbrjod, khrengtu'u: sikhron mi rigs dpeskrunkhang, 1981, pp. 214。多卡夏仲·策仁旺杰著，汤池安译：《颇罗鼐传》[Z]，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第109-114页。
[31]即蒙古语“秘书、文书官”（bičigeči）之音写。
[32]齐光：《清朝的准噶尔情报收取与西藏王公颇罗鼐家族》[J]，第95页。
[33]即哲蚌（འབྲས་སྤུངས་）、色拉（སེ་ར་）与甘丹（དགའ་ལྡན་）寺。
[34]故宫博物院编：《宫中档雍正朝奏摺》[Z]，台北：故宫博物院，第10辑，第717页。
[35]孔令伟：《1724-1768年间拉达克、西藏、与清廷间的欧亚情报网——以清代中国对莫卧儿帝国的认识起源为核心》[J]，《清史研究》2018年第2期。
[36]参本文第5页注释7。
[3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Z]，折件，无年月，档案号：03-0173-0945-001。
[3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Z]，第2册，第362-364页。
[39]孔令伟：《1724-1768年间拉达克、西藏、与清廷间的欧亚情报网——以清代中国对莫卧儿帝国的认识起源为核心》[J]，第39-42页。
[40]齐光：《清朝的准噶尔情报收取与西藏王公颇罗鼐家族》[J]，第99-102页。
[41]满文原文：ambaejenitacibumeunggiheheseibithe be.menigūninobume. tanggūt i bithearafi. meniakdaradarhanjaisang. jai ari de coohabe kadalametehedarugaerkecoktusebetucibufibeleksuwaliyame. dejungnamjal detakūrameunggifi. dejungnamjalifejergihūdašameyaburesainhoidzsebetucibufi.yarkim. hasihar de isibumetakūrafi. tederi ci geliaksu. kūce. buhar. samarhan.pijan. hasak. burutijergibacihoidz. jun gar iujan de bisirehoidzsedeisitala.ere mejige be isibukini. bajahan de inuulame ere mejige be isibukini.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Z]，第2册，第18页。
[4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Z]，折件，无年月，档案号：03-0173-0945-001。
[4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Z]，第2册，第362-364页。
[44]以下内容为藏文信件内容，此前内容为满文奏折描述事由所加。
[45]协噶（藏文ཤེལ་མཁར་满文sihar），拉达克境内城市，在今日印度列城南方15公里。
[46]苏尔杂，拉藏汗之子，为准噶尔掳作人质，清廷曾顾虑噶尔丹策凌利用其作为干预藏事的借口，相关考证参：乌兰巴根：《准清争夺西藏的余韵：召地立汗问题》[J]，《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2018年第9辑。
[47]藏文信件内容到此为止。
[48]时任大理寺卿。
[49]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编：《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蒙满文档案精选》[Z]，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18。
[50]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编：《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蒙满文档案精选》[Z]，第4册，第295-296页。
[51]相关研究参：承志：《阿睦尔萨纳“叛乱”始末考（上）》，《追手門学院大学国際教養学部紀要》，2015年第8期。
[52]准噶尔官职，蒙古文tüšimel意为“大臣、长官”。乾隆御制诗《蕃甲行》旁注“噶尔丹策凌于其诸宰桑中择四人为图什墨。图什墨者，大臣之称也。”弘历，《御制诗文十全集·再定准噶尔》[Z]，卷7，第3页，武英殿聚珍本。
[53]蒙古文原文：ladak-un ulus. k’ači-yinqudalduγčin-ukeleküüge. mongγoloron-a dawači noyan ba. amur šanaγ-a quyaγulanülüǰokilduquoblanolankigsentula.tüšimelčömes-e daγaqu.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编：《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蒙满文档案精选》[Z]，第5册，第357页。
[54]《清高宗实录》[Z]，北京：中华书局，1986，卷597，第662页。
[55]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编：《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蒙满文档案精选》[Z]，第4册，第29-30页。
[56]孔令伟：《1724-1768年间拉达克、西藏、与清廷间的欧亚情报网——以清代中国对莫卧儿帝国的认识起源为核心》[J]，第45-47。
[5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Z]，折件，无年月，档案号：03-0173-0945-001。
[5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Z]，第2册，第362-364页。
来源：《中国藏学》2019年第3期（因微信排版有技术误差，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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