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大量文献表明，清代福建内地和台湾都存在“讼师唆讼”的现象，讼师唆讼是闽省内地和闽省台地共同的社会问题。讼师只是与律师似是而非的一种职业，他的成分是“士类”，其智商越高，对社会的危害性越大。官代书则是得到官方认可、遵守官方规定的司法程序、协助官方维持司法秩序、按官方规定的标准收费以自养的“一种职业”。若论“现代律师制度之雏型”，官代书制度更近。

【英文摘要】Plenty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show that legal pettifoggers and pettifoggery were a social problem in Fujian and Taiwan in the Qing Dynasty. Pettifoggers, as specious lawyers, were some scholars, whose ability was in proportion to the harm they did to the society. There was another kind of government-approved professionals called guandaishu. They helped the officials to maintain legal order and charged according to official standard. Thus guandaishu is closer to the rudimentary form of modern lawyers.

【关 键 词】清代/闽省内地/闽省台地/讼师/官代书/社会问题the Qing Dynasty/Fujian/Taiwan/legal pettifogger/guandaishu/social problem

【英文标题】Legal Pettifoggers and Pettifoggery: a Social Problem in Fujian and Taiwan in the Qing Dynasty

 一
    “讼师唆讼”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在宋代福建文献里已见报告。
    宋代闽人陈淳《上傅寺丞论民俗书》记：“此间民俗，大概质朴畏谨。然其间亦有奸雄健讼，为善良之梗、使不获安息者。在民师帅，不可以不知。盖缘一种人，长于词理，熟公门事体浅深，识案分人物高下，专教人词讼，……凡有词讼者必倚之为盟主，谓之主人头。皆于影下教唆，或小事妆为大事，或无伤损妆为几丧性命，或一词实而妆九虚以夹之，或一事切而妆九不切以文之。承行之吏亦乐其人为鹰犬，而其人亦乐于挟村人之财与之对分。此词讼之所以日繁一日，听讼之所以徒为虚劳，而良善者之所以虚被其扰也。前政赵寺丞知其然，当听讼时灼见有此等人，便严得惩断，其在士类者则善处之自讼斋，穷年不与归。人因畏其戢，不敢健讼，次年所引词状日不到三十纸，今词状日几至三四百者，亦以故事未经举行故也。宜申严约束，如有此等人出入公门、隐匿司房，为词人盟主者，门卒案例同坐，若其人非士类，则依条重行科断，在士类者则循旧例，处之自讼斋，穷年使读《论语》、《小学》之书，是乃以善治之之道。如此则健讼者无复敢恣为希妄而肆行教唆，然后人之以词讼来者，必皆其事之不可已而情不可伪，听讼自可常清明、讼狱自可常简少之。”[1] 陈淳在朱熹的门生里有“会问”之誉和“漳州陈淳”[2] 之称，他在这里记录的“长于词理，熟公门事体浅深，识案分人物高下，专教人词讼”之人及其“于影下教唆，或小事妆为大事，或无伤损妆为几丧性命，或一词实而妆九虚以挟之，或一事切而妆九不切以文之。承行之吏亦乐其人为鹰犬，而其人亦乐于挟村人之财与之对分”之行径，乃是通常所谓“讼师”和“讼师伎俩”，记录的讼师唆讼这种情形乃是当时福建漳属之龙溪、龙岩、漳浦、长泰各县之情形。
    孙本文教授尝谓：“社会问题就是社会全体或一部分人的共同生活或进步发生障碍的问题。”又谓：“社会问题就是共同生活或社会进步发生障碍的问题。”① 以此衡之，讼师唆讼既“为善良之梗、使不获安息”，亦即“共同生活或社会进步发生障碍”，当然是典型的社会问题。
    有官府才有官方的司法实践，才有讼师借以图利的官司。在清代福建，随着清廷在台湾建府置县、设官立衙，讼师活动很快蔓延入台，讼师唆讼遂成为闽省内地和闽省台地共同的社会问题。
    闽省内地和闽省台地，事事相同，连社会问题也有共同性。兹辑录有关清代闽省内地和闽省台地讼师唆讼的社会问题的报告。
    清代康熙年间，王廷抡在福建汀州知府任上(王廷抡于康熙三十四年即1695年“由户部郎中出知”[3] 福建汀州)有闽省之民“好争健讼”和闽省“汀属”各县讼师“唆讼而网利”的报告。王廷抡《临汀考言》记：“闽省风俗浇漓，小民好争健讼，而汀属之劣衿势恶，皆借刀笔以谋生。恃此护符专以唆讼而网利。更有宁化、清流两邑之流棍，半皆驾舟于南台、上杭、永定。两县之奸徒，又多贸易于省会。此辈熟识衙门，惯能顶名包告，与讼师串通一线，指臂相连，辄敢遇事生风，便得于中诈骗。每有山僻乡愚，偶以一日之微嫌希图捏词以嫁祸，或因情词妄诞府县未经准理者，或因审出真情已经薄惩反坐者，或因自知理屈难以取胜未经控府告县者，一遇若辈扛帮，无不堕其奸术。内有讼师之簸弄，外有包棍之引接，遂饰小忿为大冤，或翻旧案为新题，口角争端动云捆锁吊拷，地界接壤指称挖冢抛骸，田土之交易未清便言霸占，钱债之利息不楚捏告诈赃，或将衙役装头，或列绅衿作证，牵连妇女，罗织无辜，海市蜃楼，但冀目前之一准，含沙射影，不管日后之虚诬。……更可异者，此等讼师奸棍，专一出入衙门，把持官役，稍不遂意，即捏无影私投递匿名。”[4] (P196-197)
    蓝鼎元《月湖先生传》则语涉清代康熙年间(“月湖先生”名陈汝咸，于康熙三十五年即1696年出宰福建漳浦)“闽南剧邑”漳浦县之“词讼”和“讼师”，略谓：“浦故闽南剧邑也，多词讼。……先生正己率物，劝民亲逊，惩讼师，听断明决，莫之能欺，由是公庭肃然。”[5] (P127)陈瑸(康熙四十九年即1710年任台厦道)和蓝鼎元(康熙六十年即1721年随军入台)在康熙年间分别有“台俗健讼”和“台地讼师最多”的报告。陈瑸《台夏亢旸修省示》谓：“台俗健讼”[6] (P25)；蓝鼎元《与吴观察论台事宜书》则谓：“台地讼师最多，故民皆健讼，宜严反坐之法，听讼时平心霁色，使村哑期艾，咸得自达其情。得情时，铁面霜严，使狡猾财势俱无所施其巧。凡平空架害，审系虚诬，不可姑息，势必将原告反坐，登时研究讼师姓名，飞拿严讯，责逐过水，递回原籍，取本县收管，回文存案。”[5] (P46)康熙《台湾县志》亦记：“讼师者，黠民也。台多刁讼，其弊多讼师主也。盖村民何知？惟讼师一力担承，故讼遂不可止。欲使民相安于无事者，亟除讼师之害，则几矣。”[7] (P60)
    清代同治年间成书的《福建省例》所收乾隆至同治各朝福建政务条例也有关于闽省讼师活动的报告，其中乾、嘉年间的报告如：“乾隆三十八年正月，蒙臬司广牌：照得闽省俗悍民刁，喜争健讼，遇有些小微嫌，辄敢以伪作真，将无为有，任刁妄之讼师，捉影捕风，架词捏控。……似此恶习相沿，守斯土者若果廉能良吏，即当时刻留心察访，一有风闻，严拿究治，到案立分虚实，情直者急为申理，其诬捏者按律反坐，并穷究讼师及唆使之人，尽法处治，庶愚顽知警，或可稍挽颓风。”[8] (P905-906)“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十六日，奉总督闽浙部堂钟批两本司会详：……讼师最为民害。地方偶遇鼠牙雀角，本无讼心，若辈从中唆耸，或以是为非，或以少架大，蜃楼海市，尽掩真情，百计千方，包告包准，因而勾通书役，设法捺延，且复牵累无辜，故为朦混。甚至拖延日久，两造之气早平，而若辈之谋益肆。其害不可枚举。”[8] (P1118)“(乾隆五十九年)十一月初三日，奉护巡抚部院姚宪札：照得闽省民情刁悍，讼狱繁多，皆由讼棍教唆，以致捏情混控。或雀角微嫌，架捏大题。或砌款妄告，罗织多人。或由争殴而混称凶杀。或遇命盗而牵控无辜。田土未明，动称纠党抢割；山场互控，辄指毁坟灭尸。或畏罪而使妇女出头。或避审而饰情越诉。甚至审结之案，冀图翻异。批驳之词，改情复控。惟图幸准一时，不知坐诬严例。总缘无赖讼师，倚恃刀笔，逞其刁唆之能，遂其诈骗之计。卒之两造受累，而讼师逍遥事外，实堪痛恨。……闽省民多好讼，皆出一班讼棍遇事教唆，各属代书贪钱兜揽，遂至积习相沿，成为风气。……等因，奉此。本司等会查得闽省民情剽悍，刁讼成风，往往砌款妄告，罗织多人。惟思幸准一时，不顾水落石出。总由轻听讼师唆哄，遂得逞其刀笔，以遂诈骗之计。”[8] (P963-969)“(嘉庆十年六月二十九日)福建按察使司韩为严禁图诈之恶习以安民业事。照得……闽省奸伪百端，诈欺迭出：或诬称窝赌、或捏告宿娼、或妄板通盗消赃择肥而噬、或混指毁坟占葬遇善而欺。甚至以路毙之尸居为奇货，抬移图诈，倾陷平民。一经报官，胥差则攘臂而兴，讼师则含沙欲射。”[8] (P989)
    陈盛韶《问俗录》记有道光年间闽省仙游县和“漳南”即漳属各县讼师唆讼的情形，如：“仙游代书不解作词，惟终日守官戳。别有讼师作词，称曰师傅，又曰制堂。一案投门或千余金，或数百金，约定不贰。案内人用费尽向渠说，初不知有主人翁。间有先不约定，零星花用，以少报多，与书差三七、四六分费，而案益纠葛不清。甫闻县令访拿即惶然鼠匿兔奔。见官时，中无主张，俯首喘息，推原其故。仙邑教读，修金俭薄，诸生贫不自安。民富而怯，以钱为胆，虽自信理直，必思托人贿赂，才敢登堂。故利欲熏心，入兹孽障，非真有刀笔伎俩，不过笔头上骗钱生涯而已。然士习日坏，人心风俗之大忧也。余于书院一月两课，亲为讲画，待以优礼。而讯案究出师傅，必严加戒斥，使之敛迹。要非褫革数衿，恐不能断厥根株也。”[9] (P77-78)“漳南尸亲控案，非索命实索钱也。控主使党众者钱薮也。控首凶下手者，必富于钱，或为新婚、为书生、为独子，视若掌珠者也。真凶转从末减，甚至防其自首，不书其名。有钱无命可，有命无钱不可，至无钱无命，拖延日久。本邑讼棍与住京讼师相为推挽，顺风航海，七日达天津，三日至都门，遂成京控。奏交大府，委员络绎至矣。委员之廉能者为上；恬静寡欲而短于才者次之；有欲有为者又次之；至借宪札为居奇张本，假公馆为行乐之地，论公事，痴人说梦，造谣言，蜂虿有毒，斯下矣。乡蛮不畏官法而惧京控。原告起程，消息潜通，西赴粤，南渡台，而官署尚不及知。会营围拿，积日累月，兵费数千，凶犯难获，即使全获解省，尸亲刁狡，抗不结服。奏限迫促，讯官亦为所难，不得已听民相习于调和。而原告得意，京控滋多，地方官益疲惫矣。夫治漳之难有二：曰械斗，曰盗贼。然械斗之祸甚于盗贼，京控之祸又甚于械斗。盗贼害及一身一家，械斗害及乡里，京控更累及官长。治械斗之法多端，其要不外于清。清而不能治者有矣，不清未有能治者也；治盗贼之法多端，其要不外于严。不严而不治者势也，严未有不能治者也。至于京控，惟勤厘积案，以清其源，情虚反坐，以塞其流，慎重委员，以澄其风波。若命盗延搁未久，非命盗而属田土婚姻细故辄敢京控者，尤必严究讼师，以断其根株。则治矣。”[9] (P88-89)
    吴子光《与当事书》谓：“昔人谓访拿讼师，昉于子产之治郑。台地此风尤盛。翻百余年之旧案以为冤甚复盆，联数十辈之姓名以为事出公论。树空中之楼阁，笔快于刀；起平地之风波，身都是胆。豪恶中有犯此者，重则详褫情斥，次则书其名字于街弹碑，以为蠹民害政者戒。”[10] (P72)《与当事书》作年不详，所记闽省台地讼师“蠹民害政”当是吴子光在台生活的嘉、咸、同、光年间所见情形。
    《福建省例》又记：“同治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奉巡抚部院王宪牌：……闽省素称海滨邹鲁，迩来人心不古，俗染浇漓，好勇斗狠，习以为常。睚眦微嫌，动辄构讼，上控之案，往往有起衅本微，而蔓引株连，频年不结，或假命图诈，而长篇累牍，罗织多人。而真正命盗重案，被控者确有主名，被获者十无一二，匪徒无所顾忌，而抢劫之案愈多。讼师肆其诪张，而狙诈之风愈甚。……健讼之风，各省皆有，而闽省似为尤甚。”[8] (P1032-1036)“同治十年九月初二日，奉巡抚部院王宪牌：……闽省民情强悍，好讼成风。本部院下车之始，即以清讼为先，曾经酌定事宜八条，通饬遵办在案。迄今日久，每览各属词讼月报，繁简不一，而刁告健讼者依然如故。皆由积惯讼棍主唆教诱，添改情节，架捏谎词，平地生波，含沙射影。乡愚受其播弄，失业废时；良善被其株连，倾家荡产。诟伪百出，变幻多端。而造为鹬蚌之持，若辈享渔人之利，或号制堂名目，或作死人牙行，一经其手，欲罢不能。此狱讼之所以繁兴，清理殊非易易也。”[8] (P1041)
    唐赞袞《台阳见闻录》记：“台北词讼，借命图诈者最多。往往有刁生劣监，充当保家，意在噬肥。从中唆使，平空架害。”[11] (P73-74)《台阳见闻录》是光绪年间唐赞袞在“署理台澎道兼按察使衔、福建补用台南府知府”任上的作品。
    1925年，董作宾教授在福建协和大学(校址在福州)任教期间，曾收集文字和口碑资料成《闽俗琐闻》一文，其中记曰：“一种讼棍吾乡谓之‘牙骨’，似地痞流氓而善舞刀笔，虽官府亦惮之而莫如之何也。闻福州有之。群目之为‘罗汉’。此辈在清时皆有功名，终日欺诈乡愚，不事他业。闻闽人盛传之罗汉故事有二：一为城内旧有药店曰‘大德春’者，悬市招曰‘大德春药店’。罗汉某一日持状恐吓之，谓‘汝真大胆，“大德”，今天子也，汝乃公然悬招曰“大德”，“春药店”，乃诬圣天子开店卖春药耶？’主人恐，贿数百金，碎招，事乃寝。一为一家有兄弟二人，兄早死，有寡嫂在堂，弟某有子六人，以长子嗣乃兄。六子后皆擢高第，某榜其门曰‘六子科甲’。所谓罗汉者来贺之，曰‘君六子皆贵，至可庆，然亦难乎为君嫂矣，君兄之鬼不其馁乎？’某大悟，急卸其匾，酬以重金，使勿宣扬。”[12] 他所记福州讼师的故事，一发生于光绪年间，另一发生的时间则当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除科举制度前的清代某年。
    二
    王廷抡《临汀考言》记录了讼师唆讼的典型个案。兹选其三例并略加分析。
    1. 福建上杭丘娄上、丘品上、王章等讼师团伙唆讼图利案
    据《临汀考言》记载：“审看得丘娄上即丘联奎，心同鬼蜮，恶比豺狼，与丘品上即丘世恭及王章等，俱滥厕武庠，不啻如傅翼之虎，并丘赴如之朋此作奸，同恶相济，皆愍不畏死之棍徒也。缘娄上向恃衣顶为护符，借保歇为垄断，以品上之刀笔为腹心，以王章之攻讦为臂指，以丘赴如之渔猎城乡为爪牙，平日之狠狈相依，魍魑呈伎，起灭词讼，诈骗乡愚，遇事生风，逢人即噬，贻害民生，匪朝伊夕。而娄上之恶迹多端，尤为道路所侧目者。宪台犀照所及，无奸不烛。于康熙三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以拿究讼师等事，檄饬密拿审据解报。遵查娄上、品上二犯于未奉军令饬拿之先，有上杭县民曾荣兰者，木匠谋生，曾为监生林瀚之父林宗玉盖造土楼。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因荣兰趁食粤东，其妻陈氏向宗玉索取工赀，不与。遂手持毒草登门，图赖扭结之顷，破其裙襕。林瀚之母给以银、裙而去，此妇女息争之微意。乃瀚父宗玉，意其恐吓而来，其所带之草未必果毒，夺而食之，于二十八日中毒殒命。二十九日，林瀚即遣伊叔林周云赴县与娄上备陈始末，烦其呈报丁忧。讵娄上即萌诈骗之心，令周云归语林瀚，必得面为商榷。林瀚于次年正月初二日往县，娄上唆其控雪父冤。瀚以伊父之死，虽属非命，实系误伤，不欲兴词构讼。无如娄上之黎丘善幻，先差丘赴如至荣兰家中取其所与银、裙，借称林瀚强奸陈氏之确据，主使荣兰具控，而荣兰亦不敢以虚词诬告。于是商之品上，先捏乡约具词禀报人命，继唆荣兰出名告林瀚以强奸、陷父，迫之以不得不告之势。林瀚无奈，遂以逼杀父命事词控县。又因逼献稍迟，复敢捏写匿名，令丘赴如讦林瀚以陷父非命。原、被两造，皆主于娄上之家，彼此告词皆出于娄上之主裁而成于品上之刀笔。于二月初二、初六等日，两次诈骗银五十两始为之呈报丁忧。而林瀚见其欲壑难填，诈骗无休，遂以真命实告。事赴前抚宪告准奉批，臬司提讯，转饬卑府审报。遵即审提原案，细加研鞫，而荣兰既供强奸是假，林瀚亦称人命非真，复加跟究，始将娄上、品上唆告情由，和盘托出。”[4] (P282-283)
    本案“原、被两造”即原告、被告双方本“不欲兴词构讼”、“不敢以虚词诬告”，但丘娄上等采取了一连串的“讼师伎俩”：先是唆使林瀚为原告，控曾荣兰妻陈氏“逼杀(林瀚)父命”，林瀚不从；继到曾荣兰家中“取其所与银、裙”即非法取证，“主使荣兰具控”林瀚“强奸陈氏”，荣兰亦不从；“于是商之品上，先捏乡约具词禀报人命”即盗用乡约的名义向官府报告命案(据明清乡约制度之“里老(耆老)听讼”的受案范围原则，乡约受案的性质限于民事，“奸盗、诈伪、人命重事，方许赴官陈告”[13])，“继唆荣兰出名告林瀚强奸、陷父”，造成林瀚“不得不告之势”；林瀚出于无奈，“遂以逼杀父命事”提起诉讼；“又因逼献稍迟”即林瀚被迫向丘品上等献金稍迟，丘品上等以匿名信和实名举报的方式，“讦林瀚以陷父非命”。如此这般，两面唆讼，而“原、被两造，皆主于娄上之家，彼此告词皆出于娄上之主裁而成于品上之刀笔”，丘娄上等从中图利，吃完原告吃被告。
    在此一案例里，丘娄上、丘品上、王章等结为讼师团伙，实施唆讼诈财的犯罪活动，情节相当恶劣。据审讯结果，此一讼师团伙还有其他犯罪事实：“娄上更于三十四年间主使卢攀先以强奸孀女诬控林足满，遂。以受贿灭伦罗织房族林元云等叔侄五人，指称□情关索，勒诈元云等五人，每人出钱三十五两一钱，共骗银一百七十五两四钱，俱系娄上婪诈□□。亦(另)据本犯招承，又于三十四年六月间与王章捏造匿名揭帖，首告生员丘洪基，波及其父丘生初并弟丘岳永，指称料理完结，勒诈丘岳永银六十二两。内据丘玉来供证，王章分得银十两，娄上招认自得银五十二两，亦供分与王章银十两以上。各案赃私审据、被害附证，各供历历如绘。”[4] (P283)清代福建官府对丘娄上讼师团伙“分别重责枷号，仍追丘娄上诈骗林瀚银五十两入官充饷，其林元云告发丘娄上赃银一百七十五两四钱，丘岳永控告丘娄上婪赃五十二两，王章得银十两，俱应照数原追给主收领。”[4] (P283-284)“枷号”是清代刑律的一种附加刑和替代刑，清初规定枷重25斤，1812年后规定为35斤。[14] (P69-70)
    2. 福建宁化县讼师伊志远唆讼案
    《临汀考言》记：“查伊志远原系宁化县学生员，借青衿为护符，每每挟制县令，起灭词讼，败检偷闲，难以枚举。即其康熙三十一年间，有居民伍德年老失跌，受伤身死。志远因见其子伍松乡愚殷实，希图趁机诈骗，遂以弑父为题嘱令乡约首报。而宗房邻佑，俱为伍松辩冤保结。前令吴晟于讯取各供之顷，志远因欲壑未填，恐其当堂审释，诈骗无由，遂尔肆横县庭，掀翻公案。及该学教谕赴县戒饬，复敢咆哮无状，殴役詈官。且乃父伊天祥，自恃国学，呜锣聚众，号召亡命之徒，勒令铺户闭门罢市。”[4] (P284-285)本案涉案人员伊天详、伊志远父子分别系国子监生员(监生或贡生)和县学生员，犯罪事实的特点是生员把持官府、武断乡曲并教唆词讼，情节亦相当恶劣。
    3. 宁化县生员伊奎唆讼图利案
    《临汀考言》记：“审得伊奎行同狐鼠，恶甚豺狼。因其厕身庠序，辄敢倚恃护符，工刀笔以谋生，视县庭为垄断，包揽词讼，是非每致混淆。恐吓乡愚，道路为之侧目。其横行无忌流毒地方已非一日，真愍不畏死之棍徒也。康熙三十五年正月间，因朱取杀死曾上材以致曾提等移尸抄抢朱姓一案，有朱章、朱献以无辜被告牵连赴县具控。奎即甜诱至家、款留安歇，欲为两姓处和，即图于中攫利。后因曾姓告府，和议不果，未得遂其所欲，于是多方恐吓、百计指骗。而乃朱章、朱献虑其勾引曾姓，波害无辜，不觉堕其术中。先向朱取亲支勒派多金，复将取父赡田尽行变卖，其得银一百二十两，朱取、朱献两次亲交与伊奎，取受又向朱姓通族派银四十两，亦系章、献二人同交。又于朱献亲房另派五十金，尽饱其腹，而伊奎之狼贪无厌，犹为不足，至闺三月内，机乘该县招解之时，借称救全朱取为词，立逼朱胜先将取妻朱氏抑勒改嫁，假称孀妇，诓骗石城县曹其新，得财礼银二十四两，又将朱取之妹，逼勒原订之曾走娶去，得银一十六两。至五月间起解赴省，又将朱姓通族之里长户纪资当与吴庭辉，得银四十两，前后通共银二百九十两，除在县候审饭食及解审途中往返盘费共用银八十两之外，余银二百一十两实系伊奎入己。朱取明知诈骗，因身系囹圄，不敢轻举，是以饮泣吞声，直至恩诏覃敷减等发落，例应追给烧埋，佥妻发遣，始将前后情由控县通详。蒙饬卑府究拟招报，先据该县关提朱氏到官，同朱取佥解到府。查流徒人犯例应依限发遣。当经讯取确供附卷外，随即照例起解去后，而平日之被害冤民孔果等二十名以势衿诈骗等事、范佛宝以究骗究害事、贾泰瑞以含冤事、雷运行以掣骗坑命事，各沥冤情，佥控县庭，复据该县详报前来。……以及三十年间，机乘窃盗，伊素被人殴死，亲将伊素邻居挨门勒诈，孔巢等一十六家，赃银多寡不等，惟丘忠、潘金宝、张广、张遴等四人拂献触威，被其捏词诬控，以致乡约地邻，累毙多命，冤民泣诉至此，俱各抢天呼地，恨不敢寝其皮而食其肉也。若夫贾泰瑞之佃户伍禾修砍田边树木，与奎弟伊挑口角，倚恃衿势恐吓送官，勒献银谷，兄弟烹分。其视乡民为鱼肉，任其饕餮者已可既见矣。”[4] (P280-281)
    伊奎“倚恃衿恶”，起灭词讼，涉案多起，被害者包括朱姓通族、乡约地邻、孔巢等20名、范佛宝等多人以及朱取之妻、妹，其中“累毙多命”，朱取之妻被迫以“孀妇”改嫁；诈财340两，其中包括朱取之父的赡田、朱姓通族之“里长户纪资”。伊奎的犯罪事实相当恶劣、对社会危害特别严重。福建官府审判时认定，伊奎一案合依律绞，“但事在康熙三十六年七月十九日昧爽以前，似得邀恩授宥”，故予以“重责枷号”，“所得赃银照追给主”。[4] (P281)
    三
    现在来讨论讼师的危害性和官代书制度的合理性。
    从上述报告(包括典型案例报告)已经可以看到讼师对社会的严重危害。讼师“多粗知文义、刁劣之徒”。讼师的“士类”成分，应当引起研究者的注意。王廷抡谓“汀属之劣衿势恶，皆借刀笔以谋生。恃此护符以唆讼而网利”，陈盛韶称“余于书院一月两课，亲为讲画，待以优礼。……要非褫革数衿，恐不触断厥根株也”，董作宾记录的口碑亦指讼师“在清时皆有功名”。同陈盛韶一样，徐宗干于道光年间在台湾兵备道任上“一月中有两日亲驻书院”，其“隐衷”也在于在学生徒“暗中主谋”唆讼滋事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徐宗干曰：“至于课试生童，一月中有两日亲驻书院，与教官同饭。厅、县各员颇有不必如此之论，不知其中实有隐衷。宋富弼云：凶险之徒，设法以羁縻之。台郡健讼好斗，及易滋事端，往往有粗知文义刁劣之徒，暗中主谋，又无实迹可按，借此牢笼。”[15] (P80)
    作为清代地方官员，王廷抡、陈盛韶和徐宗干都认定讼师群体的“士类”成分；清廷对此亦早有警觉。据康熙《台湾县志》，清顺治九年(1652)，“上命礼部颁行直省各府、州、县刊刻学宫，俾知遵守”的《卧碑文》规定：“生员当爱身忍性，凡有司官衙门不可轻入。即有切己之事，止许家人代告，不许干与他人词讼，他人亦不许牵连生员作证。”[7] (P80)随带言之，董作宾《闽俗琐记》记福州民众对于讼师“群目之为‘罗汉’”，“罗汉”一称是拟音、还是拟义？一时未得查考其详。但是，福州方言有“破事秀才”一语指称讼师，“破事秀才”之称反映的也是讼师的“士类”成分。
    作为一个群体，讼师的主要成分是“士类”。质言之，讼师乃是一个具有较高智商的群体。讼师的智商越高，其对社会的危害性也就越大。
    日本学者夫马进教授指出：“现在，中国把相当于日本的辩护士职业称之为律师。在论述律师制度时，经常有人指出，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类似律师的讼师，然而，律师是国家公认的，而与此相反，讼师则是国家所禁止的，因此实质上讼师只是与律师似是而非的一种职业。”[16] (P390)在我看来，官代书才是类似律师的一种职业，官代书制度则是现代律师制度的雏型。
    《福建省例》谓“闽省民多好讼，皆出一班讼棍遇事教唆，各属代书贪钱兜揽，遂至积习相沿，成为风气”，陈盛韶则记“仙游代书不解作词，惟终日守官戳。别有讼师作词”。在清代官方的司法实践中，讼师的非法活动是官方严禁的，而官代书则经官方认可。王廷抡《谕代书曹人凤》谓：“照得汀属民情好争健讼。一有小忿，并不控县候审，动辄捏词越告。刁健之风，深可痛恨。屡经给示晓谕外，今照时届仲秋，农事已毕，例应开期放告，诚恐日久生奸，不无仍前妄渎，合再严饬：嗣后代写状词，事无巨细，必要讯明事情真切、有无告县、该县曾否审结、如何偏向，务用原颁式状方详据实直书，钤盖关记，令其依限赴告，以凭阅夺。尔代书仍将告状之人或本人亲来、或烦人同来、或自己带有状稿，俱要查明姓名、置立号簿、逐件登记。写毕之时，于证不确，以及未经控县、即(及)虽经控县而尚未审结或已经审结而案断无错、原无冤屈者，尔当婉为劝解，令其回家安业，仰体本府爱民无讼之意。尔不许一概代写，或将远年旧事混开旧今字样或事本理屈而添改情节、或见证无人而捏造姓名、或未经告县而指称县告莫何、或告县未审而借口县审蔽冤、或县审公平而混称蠹役朦蔽及将豪强砌入、衙役装头、希图耸听者，一经讯供歼错，除不准外，定将本告人及该代书一并重责；即或串供投递一时朦混诳准及至解审情虚者，除将本犯按律反坐外，仍将代书重责枷号。至于真正负冤之人，自当即为代写亦不得故意留难、任情需索，察出定行重处不贷。”[4] (P365)
    《福建省例》所收《条款状式刊入省例》谓：“本部院志在禁遏刁风，先颁简明状式。经云：易则易知简则易从。凡愚夫愚妇略知文义，即能照式书写，代书无从多索银钱，讼棍难以巧施伎俩，于民甚便。饬大小各衙门一体责令官代书照式填写，倘敢不遵，即行枷责斥革外，合亟出示通谕。……俾闾阎小民，略知文义者，即堪照式书写，可不必求倩讼师，则奸民虽有唆使惑民之术，亦无所用其伎俩。其为禁遏刁风，有裨于风俗人心，实属无微不至，自应亟刊省例，通行大小衙门，一体责成官代书照式遵循，永为定法。至填写呈状，代书用戳，其应需纸纸、笔墨、饭食一项，在所不免。……奉护巡抚部院姚批：如详刊入省例，通行各属遵照，至代书填写呈状用戳，并需用纸张、笔墨、饭食等项，院、司、道准其受钱三十文，其府、州、厅、县准受钱二十文，毋许额外多索，如违究处。”[8] (P969-970)
    《谕代书曹人凤》和《条款状式刊入省例》表现了清代福建官府对于官代书制度的规划和规定。其具体事项包括：允许各属各府设置代书，颁给官戳，称“官代书”；允许官代书向当事人收取书状费用，收费标准由官府确定；官代书代写状词，不许一概代写，遇证据不足、越级控告、已审结无误者，当婉为劝解；应用原颁式状、据实直书、钤盖关记，并告知当事人依限赴告。
    “讼师只是与律师似是而非的一种职业。”官代书则是得到官方认可、遵守官方规定的司法程序、协助官方维持司法秩序、按官方规定的标准收费以自养的“一种职业”。若论“现代律师制度之雏型”，官代书制度庶几近之。
    注释：
    ①参见孙本文：《现代中国社会问题》，转引自《社会学概论》编写组：《社会学概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8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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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王廷抡. 临汀考言[M]. 康熙朝刻本. 四库未收书辑刊：第8辑第21册.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5]蓝鼎元. 鹿洲全集：上册[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

   [6]陈瑸. 陈清端公文选[M]. 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116种. 台北：台湾大通书局.

   [7](康熙)台湾县志[M]. 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103种. 台北：台湾大通书局.

   [8]福建省例[M]. 台湾文献丛刊史料：第199种，下册. 台北：台湾大通书局.

   [9]陈盛韶. 问俗录[M].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

   [10]吴子光. 台湾纪事[M]. 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36种. 台北：台湾大通书局.

   [11]唐赞袞. 台阳见闻录[M]. 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30种. 台北：台湾大通书局.

   [12]董作宾. 闽俗琐闻[J]. 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1卷第2号，1927-11-08.

   [13]汪毅夫. 明清乡约制度与闽台乡土社会[A]. 闽台区域社会研究[M]. 厦门：鹭江出版社，2004.

   [14][美]D·布迪，C·英里斯. 中华帝国的法律[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15]徐宗干. 斯未信斋文编[M]. 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87种. 台北：台湾大通书局.

   [16][日]夫马进. 明清时期的讼师与诉讼制度[A]. 滋贺秀三，等. 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M].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