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代的社会流动性到底有多大 |
|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 梁庚尧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7-01-05 |
【编者按】梁庚尧，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精于中国社会史和宋史研究。本文选自《宋代科举社会》（东方出版中心，2017年1月）第九讲“社会流动及其局限”。
旧门第消失与新士人兴起
科举制度配合上印刷术的推广应用与教育机会的普遍增加，促成了唐、宋之间社会形态的转变。这一个转变表现在宋代社会上，便是统治阶层社会纵向流动的加速。以往政权由少数世家大族长期垄断的情形不再存在，科举出身的士人取而代之成为政治的核心，而他们往往是骤盛忽衰，不容易再形成以往门第那种可以延续好几百年的政治力量。和科举制度影响及社会纵向流动这一个课题同样重要而且相互关联的，还有科举制度对家族组织的影响。构成中古门第的世家大族，外则借地望、谱系来维系，内则凭礼法、经学而传家，并且以九品中正制度来延续其政治地位；宋代新兴士人的家族组织，则与科举制度的影响不能脱离关系。关于这一点，已有学者以专文提出深具启发性的看法；本书虽然也触及科举制度对家族组织影响的某些方面，如第七讲所论及的义学，但是未能专就这一个问题作整体性的讨论。
早在民国二十九年（1940），钱穆在《国史大纲》第四十一章《社会自由讲学之再兴起》中，已经指出唐代中叶以后，中国有两项很大的变迁，一项是南北经济文化的转移，另一项是社会上贵族门第的逐渐衰落。并且进一步认为门第衰落之后，社会上的新形象主要有三点：一是学术文化传播更广泛，二是政治权解放更普遍，三是社会阶级更消融。而在政治权解放更普遍这一点中，他讲“以前参预政治活动的，大体上为几个门第氏族所传袭，现在渐渐转换得更快，超迁得更速，真真的白衣公卿，成为常事”。1950年，钱穆在《中国社会演变》一文中，将唐代以后具有上述特色的社会，命名为“科举的社会”，并且说：“这一种社会，从唐代已开始，到宋代始定型。这一种社会的中心力量完全寄托在科举制度上。”这篇文章，后来收入钱穆的一本小书《国史新论》中。
在钱穆写《中国社会演变》一文的三年前，学术界开始以统计的方式来探讨宋代社会的上下阶层之间的纵向流动。这一个研究方向首先出现于美国，美国宋史研究的奠基人柯睿格（E. A. Kracke, Jr.）在1947年发表的“Family Vs. Merit in Chines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under the Empire”一文中，运用南宋《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和《宝祐四年登科录》两份进士录取名单，统计这两榜进士中所谓“新血”的比例。然后在1950年，日本学者周藤吉之在《宋代官僚制と大土地所有》一书中，也用同样的资料，作了更加广泛的统计。钱穆的学生孙国栋在1959年，于香港发表《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一文，运用《新唐书》、《旧唐书》及《宋史》列传人物的家世资料，比较中唐以后和北宋时期人物出身背景的差异。1971年，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研究生陈义彦，将他硕士论文的一部分写成《以布衣入仕情形分析北宋布衣阶层的社会流动》一文发表，统计《宋史》列传中北宋人物的出身背景。1977年，他的硕士论文《北宋统治阶层社会流动之研究》出版。他们的研究成果，大体上都印证了钱穆在《国史大纲》中的看法。
在美国的中国史学界，同样是科举时代的社会流动研究，除了宋代之外，还有何炳棣对于明清时期的研究，他在1950年代运用这一个时期的进士登科名录、举人与贡生的名簿同年齿录及生员题名录，分析近四万名人物的三代祖先，也认为从明到清平民向上流动的机会虽然渐减，但是就整个明清时期来讲，仍然有相当程度的流动性。他的专书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明清社会史论》），出版于1962年。一直要到1980年代，这样的看法才受到美国学者郝若贝（Robert M. Hartwell）和他的学生韩明士（Robert P. Hymes）的挑战。
上述有关唐宋社会流动的研究指出，尽管在盛唐时期，科举考试制度已经成为政府取士的重要途径，但是在中晚唐，门第势力在政治上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据孙国栋的统计，《旧唐书》所载从唐肃宗到唐代末年之间的人物，大约有将近十分之七出自名族和公卿子弟，出身于寒素者不及七分之一，如果以宰辅的家世作比较，两者的比例更加悬殊（80%∶7%）；经过唐末五代的大乱，唐代的官宦大族受到很大的摧残，从此脱离了政治的核心，到北宋时期，政治上活跃的已是另外一群新兴的士人。《宋史》列传中的一千多位北宋人物，源出于唐代大族的只有十姓三十二人，这些人物的家世，在唐末五代或则已经式微，与寒贱无异，或则流移外地，失其故业。而宋代政治人物的家世背景，在构成上已和唐代大不相同。据陈义彦的统计，《宋史》列传中的北宋人物，出身于高官家庭的不过四分之一左右，而出身于布衣的则超过二分之一，而且随着时间的演进，时代愈晚，布衣出身的比例也愈高；以宰辅的出身来作统计，情况也大体相似。而布衣官员入仕的途径，在北宋初期以科举出身的约占三分之一，在北宋中期已超过四分之三，到北宋晚期更超过五分之四。科举制度所造成的影响，十分明显。柯睿格则指出，南宋绍兴十八年（1148）和宝祐四年（1256）两榜登科录中的进士，祖宗三代都不曾仕宦的进士，也都要超过一半以上。
上述的统计，说明到了宋代，世家大族已经无法再像唐代以前一样垄断仕途，仕宦之家再也不容易世代保持仕宦的身份，除非子孙能够世代不断地在科举考试中表现优异；而布衣入仕的途径则宽广了很多，他们只要能在科举考试中表现才能，就有机会进入仕途，甚至擢升高官。这也就是说，宋代统治阶层的流动性，要比唐代高了很多。
不过所谓社会流动的加速，是就和唐代比较而言，单就宋代本身来讲，社会流动仍然有其局限。第一，宋代入仕之途中仍然存在着恩荫的制度，高官子弟、亲属甚至门客可以恩荫入仕。第二，随着人口的增加与士人阶层的扩大，科举考试竞争愈来愈激烈，即使进士登第最多的一次将近一千人，就考生比例来看，机会也是相当小的，要想在考试中出众，必须花很长的时间作准备，不事营生。在这种情况下，富贵之家的子弟比较占优势。第三，上述有关统计，都是以父亲、祖父、曾祖等嫡系祖先的仕宦情形作依据，然而嫡系祖先未曾仕宦，未必没有其他血亲或姻亲仕宦，这些血亲或姻亲的经历如果能对一个人的前程发生影响，那么上述所谓布衣出身的意义便要大打折扣。这也就是郝若贝在“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 750-1550”一文中，韩明士在研究宋代江西抚州的专书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 Chou, Chiang 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中，提出有异于柯睿格、何炳棣说法的重要理由；韩明士甚至从家族背景与婚姻关系，去分析包括具官员、士人身份者及不具此等身份者在内的地方精英，认为宋代没有社会纵向流动可言。上面所提及的三项因素，后面还会再讨论。
尽管有这些局限，科举考试在宋代确实提供了一个公开竞争的场地，宋代的社会也确实和唐代不同。当时人对社会特色的变化，有敏锐的感受。郑樵《通志•氏族略序》说：
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此近古之制，以绳天下，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者也。所以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
取士不问家世，正是宋代科举考试制度所显现的特色，家世背景不能影响考官的评审。和这项特色同时存在的现象，是仕宦家族想要长期保持兴盛并不容易。袁采《袁氏世范》卷一《子弟贪缪勿使仕宦》：
士大夫试历数乡曲，三十年前宦族，今能自存者，仅有几家。
同书卷中《世事更变皆天理》：
世事多更变，乃天理如此，今世人往往见目前稍稍乐盛，以为此生无足虑，不旋踵而破坏者多矣。
盛衰无常，正是宋代纵向社会流动加速的写照。
出身于布衣的官宦，主要来自于哪一类家庭？根据陈义彦运用《宋史》列传所作的统计，最多的是士人家庭。由于“业儒”已经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理想，所以确实有许多家庭世代以士人为业，他们可能有祖先在经营产业富裕之后，开始重视子孙的教育；也可能有祖先曾经入仕，而子孙在科场失利，却仍然力求进取；也有些出身贫寒的士人家庭，虽然生活艰苦却依旧要保持士人的身份。其中许多士人家庭，可能同时拥有一些田产，田租的收入是支持他们读书的经济来源。南宋初年，胡寅（1098—1156）曾说建宁府“读且耕者十家而五六”（胡寅《斐然集》卷二一《建州重修学记》）。不过除了士农兼业的家庭外，工商之家转而为士的情形也逐渐多见。北宋晚期，苏辙（1039—1112）就讲：“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苏辙《栾城集》卷二一《上皇帝书》）南宋晚期，欧阳守道更说：“古之士由农出，农之气习淳良，后之士杂出于工商异类矣，又降而下有出于吏胥游末矣。”（《巽斋文集》卷五《回包宏斋书》）北宋末年的宰相李邦彦（?—1130），父亲便是银工；南宋宁宗时的宰相京镗（1138—1200），则出身于经营盐铺的家庭。这一类的例子也许不多见，却也正是“取士不问家世”的最好说明。
荫补、财富与亲缘的影响
(一)荫补
荫补也称为恩荫或奏荐，凡是宗亲国戚，文武官员的子孙、亲属甚至门客，都有机会获授官职。这一项制度在汉、唐都有，宋代也继续沿用。恩荫授官的时机，比较常见的有在皇帝生日的时候，称为圣节荫补；有在三年一次的郊祀或明堂大礼的时候，称为大礼荫补或郊祀荫补，这是最主要的一种；有在中高级文武官员致仕的时候，称为致仕荫补；后妃、宗室、中高级文武官员去世之前，也可以遗表向朝廷奏荐，称为遗表荫补；下级官员也享有这项权利，中下级官员如果因为作战、捕盗而死亡，同样可以奏荐，称为死事荫补。荫补的对象包括兄弟、子孙、异姓亲属，高官甚至可以荫补门客、医人。每人荫补的人数也没有一定，多的可以到一二十人，譬如宋真宗时代的宰相王旦死后，“录其子、弟、侄、外孙、门人、故吏，授官者十数人”（《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十“天禧元年九月己酉”）。宋初名将曹彬死后，亲族、门客、亲校有二十余人获得授官。
荫补得官由于家世背景，和经由科举考试凭借能力竞争得官有所不同。宋代官员中，以荫补得官的人数占了相当的比例，当时人也不断批评荫补的冗滥。宋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在他上呈给皇帝的改革建议中，“抑侥幸”一项就说：
自真宗皇帝以太平之乐，与臣下共庆，恩意渐广，大两省至知杂御史以上，每遇南郊，并圣节，各奏子充京官，少卿监奏一子充试衔，其正郎带职员外郎，并诸路提点刑狱以上差遣者，每遇南郊，奏一子充斋郎。其大两省等官，既得奏子充京官，明异于庶僚，大示区别，复更每岁奏荐，积成冗官。假有任学士以上官，经二十年者，则一家兄弟子孙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升朝，此滥进之极也。（《范文正公集•政府奏议》上《答手诏条陈十事》）
从庆历年间以后，政府虽然不断对荫补制度有种种的限制，使荫补得官不再像以前那样容易，但是这一项制度的影响仍大。北宋皇祐二年（1050），当时人说每三年以荫及其他横恩而得官者不下千余人；南宋隆兴元年（1163），当时人也说三年一郊，以父兄而任官者达数千人。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十四《嘉定四选总数条》载有宋宁宗嘉定六年（1213）官员数，官员总数共28,864员，其中尚书左选辖京朝官2,392员，包括有出身者975员，以各种名目荫补者1,383员，以其他身份补官者34员；侍郎左选辖选人17,006员，包括有出身者4,325员，恩科5,065员，童子科60员，奏荐6,366员，宗子该恩者560员，以其他身份候选者613员。尚书右选与侍郎右选所辖为武臣，暂时不加以统计。尚书左选所辖京朝官中，有出身者仅占40.8%，而出身荫补者则高达57.8%；侍郎左选所辖选人中，有出身、出身恩科、童子科者合占55.6%，而出于奏荐、宗子该恩者高达40.7%；京朝官、选人两项合计，出自于科举者占53.7%，出自于荫补、奏荐者占42.8%。在文臣中，荫补所占比例已经如此之高，而在武臣中，荫补所占的比例可能还要更高，荫补的影响的确不能忽视。
但是据陈义彦有关《宋史》列传北宋人物入仕途径的统计，以荫补入仕者只占总人数的16.6%，其中约十分之七出身高官家庭，约四分之一出身中官家庭，两者合计已超过95%。而黄宽重在《南宋两浙路社会流动的考察》一文中，利用南宋、元初的文集、金石、方志、进士题名录、馆阁录等资料，搜集到南宋两浙路5,644人的资料，其中已仕者4,406人，出身于进士者占76.7%，而以荫补入仕者则仅占3.8%，这两项统计给人的印象，都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的资料有很大的差距。
这种差距可能的解释是，由荫补入仕的人虽然数量很多，但是其中表现出色，有机会擢升到中、高层官员而能加载正史列传或其他史料中的，却为数有限。也就是说，他们在才华、表现与升迁机会上，均远不如出身于科举的官员，荫补制度虽然保障了他们入仕的机会，却不保障他们升迁的机会。事实上，不仅不予以保障，而且予以诸多限制，例如对于无出身人（包括荫补在内）规定不得任台职，也不授以馆职。文臣京官的升迁，科举出身者是隔级迁转，而荫补者只能逐级迁转。选人除京官，有出身者也较无出身者官阶为高。相对而言，制度的规定显然使得官员无论家庭背景，由科举入仕者要较由荫补入仕者在升迁上为有利，来自平民阶层的官员，他们只能以科举出身，不因家庭背景而在制度上减少了往上发展的竞争机会。在这种情况之下，要想在宦途有所发展，官宦子弟仍然必须参与科举考试的竞争，事实上也的确有不少官宦子弟如此，或者参加州郡解试，或者在荫补后再参加锁厅试。据陈义彦的统计，《宋史》列传中北宋人物出身于高官家庭的，约有十分之三是以科举入仕，近45%是以荫补入仕；出身于中官家庭的，则约有二分之一是以科举入仕，将近十分之三是以荫补入仕。可见即使是高官子弟，也有不少不凭特权踏入仕途；而中层官员子弟以科举进身的比例，已超过了荫补。中层官员子弟能荫补的官位低，导致他们在升迁上要比获得荫补的高官子弟更为困难，或许也是载入《宋史》列传的中官子弟有较多是以科举出身的原因。
(二)财富
家庭的经济能力对于士人参加科举考试的成败，也有很大的影响。富有的家庭比较能够支持子弟接受较好的教育，也比较能够让他们心无旁骛，专心准备考试；甚至比较方便在考试中运用金钱来舞弊，譬如雇人代笔或买通办理考试事务的人员。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富家子弟在科举考试中显然比较占优势。
一般认为，官户，也就是品官之家，是社会上最富裕的阶层，原因在于他们在某种程度之内，享有免除差役及科敷的特权，税、役负担既轻，财富累积自然容易。富与贵结合在一起，即使官宦子弟不享受荫补的特权，他们参加科举考试，及第的机会也会大得多，因而阻塞了其他人上进之途。
问题也许不能一概而论，官宦子弟在科举考试中的优势固然存在，但是富贵有时候不见得就是一项优势，善于运用财富固然可以支持子弟读书应举，不善于运用也会造成子弟习于游乐放荡，甚至破坏家业。《袁氏世范》卷二《兴废有定理》：
起家之人见所作事无不如意，以为智术巧妙如此，不知其命分偶然，志气洋洋，贪多图得。又自以为独能久远，不可破坏，岂不为造物者所窃笑。盖其破坏之人或已生于其家，曰子曰孙，朝夕环立于其侧者，皆他日为父祖破坏生事之人，恨其父祖目不及见耳。前辈有建第宅，宴工匠于东庑曰：此造宅之人。宴子弟于西庑曰：此卖宅之人。后果如其言。
宋人所谓“起家”，常指入仕而言。袁采（1140—1190）观察到士大夫开创仕宦之业，却不旋踵因子孙不肖而破坏。何以官宦子孙常多不肖？他在同书卷一《子弟常宜关防》条有一段观察：
子孙有过，为父祖者多不自知，贵官尤甚。盖子孙有过，多掩蔽父祖之耳目。外人知之，窃笑而已，不使其父祖知之。至于乡曲贵宦，人之进见有时，称道盛德之不暇，岂敢言其子孙之非。况又自以子孙为贤，而以人言为诬，故子孙有弥天之过，而父祖不知也。间有家训稍严，而母氏犹有庇其子之恶，不使其父知之。
他认为是由于贵宦之家对于子孙失之于放纵溺爱，别人对他们也只是奉承，而不敢有所规劝。
这样教养出来的官宦子弟，自然不可能凭能力在科举考试中与别人竞争。北宋晚年，毕仲游（1047—1121）指出以荫补入仕的公卿子弟大多庸劣，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而公卿大夫所任之子弟，虽有贤者，而骄骜愚懵，未知字书之如何而从政者亦甚众。虽其父兄不自言，以情占之，岂能不以为愧而且幸哉。（毕仲游《西台集》卷四《官冗议》）
就是因为他们本性庸劣，无法在科举考试中与人竞争，所以才需要依靠荫补入仕。而这种情况也说明，官宦家庭拥有财富，却不一定能够培养出优秀的子弟。
况且官宦家庭未必都称得上富有，经济环境较差，甚至贫困的，也为数不少。而富裕的家庭，又不限于官宦，业农、业商也同样可以致富。许多地主、商人，在家计丰足之后，往往开始注意子弟的教育，培养子弟入仕，前面讲私学的兴盛时，就提到了一些例子。也有一些富家是农儒兼业，经过好几代的努力，才有人通过考试，踏入仕途。这种情形，固然说明了财富的影响力，但是就他们的家庭背景来讲，对官宦阶层却不能不说是注入了新的成分。
这些富有家庭自然也有庸劣子弟，他们没有荫补的特权，可是渴望求得科名，于是有考试舞弊的情形。咸淳六年（1270）黄震在绍兴府发布了一篇《又晓谕假手代笔榜》，其中说道：
士、农、工、商，各有一业，元不相干。为士者多贫，虽至仕宦，尚苦困乏。惟为农、工、商贾而富者最为可庆，最当知足。盖人若不曾读书，虽田连阡陌，家赀巨万，亦只与耕种负贩者同是一等齐民，而乃得高堂大厦，华衣美食，百人作劳，一身安享。不惟一等齐民不能及之，虽贵而为士，至于仕宦，禄赐有限，忧责无穷，亦岂能及之？富室若不知足，又当何人知足？近来风俗不美，富室间不安分，更欲挥金捐财，假手代笔，攘窃士人科第，盗取朝廷官爵，败乱官箴，赚误百姓。（《黄氏日抄》卷七八）
从黄震的榜文看，这些雇人代笔的富家主要是从事农、工、商贾之业的家庭，而非官宦之家，他们以金钱的力量使士人愿意代他们作答，从而通过考试，获得官位。这种情形，同样说明了财富的影响力，所采用的手段虽然不正当，但是同样不得不认为是对官宦阶层注入了新的成分。
财富的影响力已如上述，但是科举考试究竟有一套严密的制度，单凭财富并不能发生作用，舍舞弊的途径而不论，还必须配合上教育、子弟的才华与努力，以及机运（朝廷政策与考官因素）。在这种情况之下，富家并不能够垄断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贫穷的士人也有很多的机会，黄震在榜文中说：“为士者多贫，虽至仕宦，尚苦困乏。”正说明了这种状况。南宋文人洪迈在《夷坚志》里讲了一个陈尧咨的故事，陈尧咨由于家贫，不愿花钱从浦城县到建宁府城去参加解试，心里很犹豫，于是到邻近的护学祠中留宿求梦，当晚梦见一个独脚鬼，跳跃前进，且行且歌，说：“有官便有妻，有妻便有钱，有钱便有田。”陈尧咨醒来，决意到府城应考，结果果然通过解试，并且一举登科。这个故事所显示的贫士仕宦之后的经济境遇，虽然和黄震所讲不同，但是两项资料都说明了一些士人在及第之前，经济情况并不是很好。他们家境艰困却仍然不顾一切地投身于科举竞争，显然是因为科举考试在竞争上尽管激烈，可是对于贫士来讲，仍然充满了无穷的机会与希望。事实上，宋代官宦出身于贫士家庭的不乏其人，其中有些甚至考中了状元。这种情形，说明了财富的影响力固然很大，但是并没有决定性的作用。
(三)亲缘
除了父亲、祖父、曾祖父等嫡系亲属外，其他如兄弟、伯叔、母舅等血亲或姻亲，对于入仕的机会也会发生影响。以荫补来说，不仅父祖可以提供荫补的机会，其他亲属也可以提供荫补的机会，但是关系如果比较疏远，官阶也就会有差别。例如知枢密院事至同知枢密院事，可以荫子为承奉郎、孙及期亲为承务郎，都属于京官低阶，而大功以下及异姓亲只能荫为登仕郎，则只是选人低阶了。在经济或教育上，其他亲属也可以提供助力，但是这种助力究竟也有其限度，和支持自己家庭的子弟读书应举不可能没有差别。而且前面讨论到荫补与财富影响力的限度也仍然存在，不论其他亲属提供如何的帮助，父祖是否重视教育，本人的才能、努力与机运，仍然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亲属的助力只能配合这些因素发生作用。
宋代福州登科士人的家族关系，提供了在科举考试中亲属影响力只是助缘的一个地区性群体案例。统计《淳熙三山志》所载登科名录中的家族关系资料，可以看出，从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榜到南宋绍定五年（1232）榜，约二百五十年间，福州包括进士、诸科、文举特奏名、武举、武举特奏名、太学释褐、八行在内的3,400多名登科者中，约有三分之一的登科者具有家族登科背景（家族中包括直系亲属、旁系亲属及兄弟关系在内，具有两个以上的登科者），也就是仍有约三分之二的机会可供家族中尚未有人登科的士人去竞争。至于竞争那具有家族登科背景的三分之一名额的，则有三百多个家族，并非少数家族在垄断。这三百多个家族，大多数的登科人数都只在两至五人之间，而又以两人、三人为常见，六人以上的并不多，其中陆氏和潘氏家族有多达二十余人登科，可以说是十分罕见。但是以潘氏家族为例，在北宋时开始有族人登科，到了南宋，至少有分居在长乐和闽县的五个支系在科第上有所表现，前后断续包含八个世代。这五个支系，其中有些关系已经疏远，甚至无法追溯远祖的关系；关系比较亲近的几个支系，到南宋末年也已超出五服之外，把各个支系所有登科者视为整体的表现来衡量，是否适宜，有待考虑。进一步看，那些有较多族人登科的家族，同一个家族的各个支派，不同的辈分，甚至同一家中的父子兄弟，在举业上的成功或挫折也会有很大的不同，在应举中屡经挫折的情形并不乏见。就算是科第名族如潘氏，情况也是一样。而且那些没有家族科第背景的士人为登第而长期奋斗的历程，同样见于具有家族科第背景的士人的身上，往往困苦力学，屡遭挫折，然后登科。这种情况下，实在很难认为亲属关系可以对士人登科发挥什么直接的作用，不论家族背景为何，参加科举考试的士人都必须面对竞争。竞争强烈推动了福州教育的扩张，也促使家族中的长辈重视子弟或族人的教育。从许多例子看，家族的助力，无论是士人己身这一边，或母亲、妻子这一边，其实都发挥在教育上。然而即使重视教育也未必就能使子弟或族人顺利登科，士人在举业中屡经挫折、长期奋斗、有成有败，所说明的是个人在才智、努力与机运上的差异所发生的作用。
再看看福州以外的一些个别例子。明州官宦楼、汪两家有密切的婚姻关系，楼钥的父亲楼璩（?—1182）娶了汪大猷的姊姊，汪大猷的妻子则是楼钥堂伯父的女儿。楼璩在南宋初年由于家境清寒，曾经与家人寄居于汪大猷家中。袁燮记载楼钥少年时生活、读书的情形：
家素清贫，重以建炎之祸，先庐故物，一簪不留。兖公（按：楼璩赠兖国公）依外舅少师汪公以居，辛苦植立，不坠先绪。宦游既久，生理尚窄，朴素如寒士，诸子无复豪习。公从师里校，至无盖以障雨，敝衣粝食，仅免寒饥，以此益自磨厉。（《絜斋集》卷十一《资政殿大学士赠少师楼公行状》）
楼璩曾任军器监丞、知州，虽是官宦，经济情况却不很好。他寄居在姻亲汪大猷家，从他们父子生活的情形来看，汪家给他们的经济帮助显然有其限度。不过即使在这样艰困的环境中，楼钥仍然“从师里校”，显示家庭对教育的重视。楼钥的伯父楼（1090—1162）仕宦至知扬州兼淮东安抚，曾经买腴田五百亩设立义庄，家境应该不至于太坏，但是楼钥讲他的父亲楼璩“清贫终身”，显然伯父对他们家似乎也没有提供太多经济上的帮助。楼钥的入仕，是经由科举。他二十岁侍亲游宦还乡，仍然师事当时的名师郑锷，他描述当时的情形说：“时亦粗成赋篇，及见先生机杼，望洋向若而叹，一意摹仿。”（《攻媿集》卷五三《郑屯田赋集序》）这段话一方面显示他对郑锷的钦佩，另一方面也不难看出他对自己文才的自负，可是却肯虚心求进。他在隆兴元年（1163）的礼部试中，果然“主司伟其辞艺，欲以冠多士”，只因“所答策偶犯庙讳”，而置于末等之首。（袁燮《资政殿大学士赠少师楼公行状》）他的及第，应该和他自己的才华、努力有关，父亲、舅舅或伯父的余荫都无法掩盖掉这一项因素。
楼钥是官宦子弟，他的舅舅、伯父也都是有相当地位的官宦，楼家的家族组织并不松散，而甥舅之间的关系尤其密切，但是楼钥在举业上的成功似乎不能归功于伯父或舅舅的提携，在经济上所得的帮助也没有使他的家庭转而富裕，唯一可以讲的是这样的一个背景使得家里重视对子弟的教育。但是官宦人家即使重视子弟教育，也不能保证子弟在举业上成功。周辉《清波杂志》卷五《家塾》有这样一段记载：
顷一巨公招客训子，积日业不进，踧踖欲退。巨公觉之，置酒，泛引自昔名流，后嗣类不振，且曰：“名者，古今美器，造物者深吝之。前人取之多，后人岂应复得。”士人解悟，其迹遂安。
即使巨公自己也不期望儿子在学业上有成就，以“自昔名流，后嗣多不振”，“前人取之多，后人岂应复得”来安慰家庭教师，其他的血亲或姻亲纵然是官宦，又岂能运用他们的身份而有所影响？
至于出身于平民家庭的士人，和官宦家庭通婚的情形固然有，但是也有许多婚姻的对象仍然是平民，而非官宦。陆九渊的祖上未尝有人出仕，他的哥哥陆九龄虽然比他早三年进士及第，但也没有立即赴任，而是还乡侍奉母亲。陆九渊二十九岁结婚，岳父吴渐（1124—1183）出身于一个商人家庭。吴渐违背父亲要他治生的意旨而专心读书，屡举不第。陆九渊三十三岁得解，三十四岁进士及第。吴渐非官宦的身份，并不妨碍陆九渊举业的成功。王十朋（1112—1171）的祖上也没有人仕宦，他在二十七岁结婚。他的岳父贾如讷同样出身于一个士、农兼业的家庭，在王十朋成婚之前已经去世；贾如讷的弟弟贾如规则在贾如讷去世之前中特奏名，可是一任县尉之后便还乡不仕。王十朋一直到绍兴二十七年（1157），才进士及第，高中状元，当时已经四十六岁。他的岳家也不能说是官宦家庭，却不妨碍王十朋成为状元。
况且也有不少士人成婚，是在进士及第以后。前面讲到陈尧咨的故事，独脚鬼唱说“有官便有妻”就是最好的说明。当时流行榜下择婚的风气，权贵人家要到进士发榜之后才从其中挑选女婿，即使有些在榜前先择，也是看中这个青年人有才华，及第有望。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士人进士及第之后在宦途上的发展，固然不能说完全没有受到他们官宦亲家的提携，但是他们的登第谈不上和他们的官宦亲家有什么关系，而是靠自己的才智、努力和机运。
文天祥有一首《上冢吟》诗，诗前有序，提到一个士人登科之后，因名家择婿而弃糟糠之妻再娶的例子：
湘人有登科者，初授武冈尉，单车赴官守。名家正择婿，尉本有室，隐其实而取焉。官满，随妇翁入京，自是舍桑梓，去坟墓，终身不归，后官至侍从。其糟糠妻居母家不复嫁，岁时为夫家上冢，妇礼不废。
诗中有这样两句：“君贫初赴官，有家不得将。”（《文山先生全集》卷三）可见这一个抛弃糟糠之妻的士人，出身贫寒，借婚姻而攀援富贵之家是在他登科之后。名家择之为婿，所显示的正是自北宋以来即已盛行的“婚姻不问阀阅”风气，而他所以会被选中，应是由于被认为具有在将来进一步发展的潜力。此人品德不足取，以后在仕宦上的发展也有可能得助于岳家的援引，但是他的登科，如果要说和婚姻因素有关的话，那也只是他的糟糠之妻必定曾经为他悉心照料家事，使他得以专心读书，准备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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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荫补、财富、亲缘三项，一方面指出平民子弟或清寒士人在科举考试竞争中所受到的限制，另一方面也在考虑限制究竟达到什么程度，旨在说明限制尽管存在，但是平民子弟和清寒士人仍然能以他们的才能和努力参与竞争，有他们的机会。从另一个角度看，限制的存在却是不容否认的，所以前述学者对于《宋史》列传中北宋政治人物的家世背景统计，依旧有不及二分之一的人物出身于官宦家庭，出身于高官家庭的也有四分之一左右，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这是科举社会的另一个面相，所谓社会性质的改变，只是就与唐代以前的社会比较而言，家世与婚姻关系在宋代的社会中并非丝毫不值得重视，士人入仕之后在宦途上的发展，尤其是如此。也可以说，这是与社会纵向流动加速并存的两面。可是当我们观察到社会普遍重视教育，即使是官宦子弟也放弃荫补，从科举进身，或是在荫补之后再考科举，而具有家世背景的考生和没有家世背景的考生，在应考的过程中都一样要经历困苦力学、屡遭挫折的过程，然后登科，甚至仍然落第，就可以了解，社会的性质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已经有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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