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清朝族正制实行之初衷是在保甲制不能通行之处，用族正弥补之，以利维护社会治安，然在实践中扩大了预定范围，行于聚族而居、社会治安状况不良之地区，如械斗、诘讼、会党活动频繁之地，遂与保甲制并行，且扩充其职能到施行教化、监督宗族公产管理、捆送不稳定分子诸多方面。族正由民举官定，平民承担职役。族正之职役与宋代保正、明代里长之职役相同。因而，族正制设立之初清朝期望该制度由政府与宗族双方配合推行，然而从实际政策效果来看，并不成功。

【关 键 词】族正制/职役/保甲制/灵活性

【英文标题】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Regulation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 Sentiment: Focusing on the Intension and Disposal of Clan System in Qing Dynasty

 “族正”一词，始见于隋代什伍制，五家一保，五保一闾，四闾是族，其首领曰“族正”[1]。清代之族正，以族正为通称，或称祠正、族约，其宗族族长兼族正者则名为族长。清代实行族正制，起于雍正年间大力推行的保甲法，其意在于与保甲制相辅相成。延至乾隆后期，官方对其利弊多所研讨，作出废弃族正制的决策。然而嘉道以降，迄于光宣，闽、粤、赣宗族制发达地区时而复行之。族正制不是正式官制，它需要州县官深入乡村民间进行落实，事务烦琐，亦未列入考成制度，地方官因而怠忽，未必认真实行。其行也，初衷在保甲制不能通行之处，以族正弥补之，盖在协助地方治安之维护。然在实践中扩大了实施范围，行于聚族而居地区，与保甲制并行，且扩充其职能到施行教化、监督宗族公产管理诸多方面。族正制执行中带有灵活性、实验性。族正由民举官定，但其身份与保甲长有某种类似之处，介于官民之间，实为民，与宋代保正、明代里长及粮长之职役相同。此为清代族正制发展之要略。不过，关于族正史的研究，常建华教授已有多篇论文①，是以笔者不拟全面涉猎，仅论述几个方面，实际上是在解读族正制的史料，仅仅是读书笔记。
    一、清代族正制的实施及其拓展概况
    揆之族正制与保甲制一并推行的社会背景，则应上溯至雍正朝。雍正初年，清政府实行摊丁入亩的人口税制度，不再需要实行户籍编审制，然而仍需强力控制民人，于是推行保甲制。保甲制是中国历史上时或实行的编制民间什伍之法，如康熙四十七年（1708）整饬保甲，意在强力执行，不久，却变得有名无实，原因在于地方官惮其烦难，视为故套，奉行不实，稽查不严。雍正四年（1726），清政府严饬力行保甲，定保正、甲长、牌头赏罚及选立族正之例：前代已行之法照例饬行，地方各官不实力奉行处以降调。若保正、甲长、牌头果能实力查访歹徒，据实举首者，照捕役获盗过半之例酌量奖赏；如瞻徇隐匿者，酌量惩儆。在编制保甲的同时，清朝政府又制定族正制，二者一并执行。[2]
    保甲制是通行各个村落的，何以还要在一些地方重叠设置族正呢？究其原因，请看清代当时官书的三则说明。
    其一，乾隆朝官修《皇朝文献通考》讲到雍正朝整饬保甲法与设立族正时，写道：“如有堡子村庄聚族满百人以上，保甲不能编查者，拣选族中人品刚方素为阖族敬惮之人，立为族正，如有匪类，报官究治，徇情隐匿者与保甲一体治罪。”[3]
    其二，《大清律例》之《刑律·盗贼》，在关于保甲律文内言及族正制之实行：“地方有堡子村庄聚族满百人以上，保甲不能编查，选族中有品望者立为族正。若有匪类，令其主报，倘徇情容隐，照保甲一体治罪。”[4]
    其三，乾隆二十二年（1757）所定律例，保留律文“聚族而居、丁口众多者，择族中有品望者一人，立为族正，该族良莠，责令查举”[5]。
    在何处实行族正制，必须考虑两个因素，一是聚族而居的民户达到一定的规模——百人以上；二是保甲制难于实行的地方。那么，“聚族百人以上”与“保甲不能编查”应如何理解呢？
    聚族百人以上，是同宗之人集中居住在一个村庄，或分散在几个小的独姓村落（即后世所说的自然村），按照常理，聚族而居的村落正好编制保甲，何以说保甲不能实行呢？可能的原因是村庄内宗族势力过大，或数姓宗族杂居，不易编制保甲，即使编制了也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于是用族正制来代替。乾隆二年（1737），闽浙总督郝玉麟、福建陆路提督苏明良奏请在福建施行族正制，“大姓聚族而居，多至数千余丁，非乡保所能稽察。是以族长之外，设立族正房长”[6]。乾隆帝准予施行。所持理由，正在于保甲不能稽查，必须利用族正弥补。要之，族正制是实行在居民聚族而居而又难于推行保甲制的地方。
    开始如此，后来扩展到所有宗族聚居而又多事的村落。乾隆末年清朝政府废弃族正制，之后在一些多事地区又再度实行。道光二十年（1840），钦差、兵部尚书祁寯藻赴福建查处漳、泉府属械斗事务，他的办法之一，乃是“遴举乡族各长以重责成”，即于绅士耆老之中择其有品望者，同姓之乡立族正一人、族副数人，杂姓之乡立党正一人、党副数人，殷勤奖劝，授以章程，令其约束。[7]这是因处治械斗的需要而设立族正，不同于立意之初的在不能实行保甲的村落设立的族正。同治九年（1870），御史张景青因湖南湘潭等处会党事件频生，奏议根株之法，建议责成绅士约束、族正劝谕，咸丰帝予以采纳，令各省督抚斟酌机宜，妥为筹办。[8]这是会党闹事而使用族正。
    显然，设立族正的范围愈到清朝后期愈在扩展，不过没有也不可能扩展到全国范围，它只施行于局部地区。正如乾隆朝编修《皇朝文献通考》的官员所说，族正“以稽查匪类，盖因地制宜，非通行之制也”[9]。嘉道间巡抚梁章钜亦云族正“本非通行之制”[10]。因此，不宜过分强调族正制在清朝什伍制中的地位。
    二、族正的产生机制及其事权
    族正如何产生？它具体有哪些事权呢？
    民间的族长，是由宗族自行确定的，所以官方说“并不由官选定”[11]，而族正则不然，系为官府所“立”，方法是由民间举报，官府认定；充任人员是有功名者和族尊。
    关于出任族正者的条件。据前引《皇朝文献通考》，族正人选是“拣选族中人品刚方素为阖族敬惮之人”。乾隆十五年（1750），广东官方《设立族正副约束子弟总理尝租》规章，其族正人选的产生是：“照例拣选公直老成、素有名望，为通族敬惮者，举为族正，族大添设副，有生监者举年未七十之生监当之，无生监者选年未七十之良民充之。”[12]嘉庆间，江西永新县知县徐作楷对族正选充作出细致的规定：“饬令各族举充祠正，先就尊属选报，如尊属中实无其人，则以齿德爵三者兼备之人，方准报充，如再无其人，则以有齿德者为之。”[13]道光十一年（1831），道光帝敕令江西巡抚吴光悦，通饬各属“切实选举公正族长绅士，教诲族众”[14]。这些官方文书的规范令人认为，族正选择的条件是人品好、有威望、有社会地位三条。人品好，是指办事公道，对官府忠诚，对族人不会偏袒不公；有威望，为众人信服，能够做到令行禁止；有权威的人，必具一定的社会身份，或有功名，或为族长房长的族尊。基本条件如此，操作上是考虑身份高的人，以生、监品性素优者为佳，无生、监之处才选族尊和人品端方足以服众者，即有功名的人优先，无功名而有德才者次之。这样的选择，结果是“多系生监或辈行居长者为之，力能箝束一乡”[15]。综合各种情形，充当族正的基本条件是人品、威望和社会地位，实际上是有生监功名的人和宗族尊长才更有可能。不如此，族正也难于行使他的职责。
    关于选立族正的方法，前述文献是所谓“拣选”、“立”、“举充”、“选举”，或者名曰“佥举”，如同嘉庆十九年（1814）漳州府云宵厅同知薛凝度在村庄推行族正制，“与众绅士民人共议定，每乡佥举设立族正一人、族副一人”[16]。看来，实际情形是宗族内绅衿和族长、房长、辈高年长的族尊共同协商，推出人选，报请州县官核准，即“与众绅士、民人共议定”，或曰“由州县查验确实，立为族正，给予委牌”[17]。总之，族正人选的确定，是先由民间宗族提出人选，而后由官方认定，简单地说是民举官定。
    作为政权建设的辅助“机构”，族正制与保甲制相辅相成，族正的职能，笼统地说是协助政府维护治安，监督或管理宗族公产，施行教化，具体地讲，笔者认为各省各地官府所规范的族正职责有如下六项。
    （1）宣讲朝廷“圣谕”
    江西官员制定的族正章程——“委牌章程”，要求族正宣讲康熙帝的“圣谕十六条”，同时将雍正帝的《圣谕广训》及摘编的律例、巡抚衙门刊发的《兴养立教劝善惩恶告示》发给族正，“令其朝夕讲读，俾族众共知儆惕，勉为良民”[18]。族正承担了宣读圣谕、律例和地方官文告的任务，希图民众懂得伦理条教和法律条文，做顺民而不犯法。
    （2）对有不良行为的族人施行家法惩治与送官究治
    如果说宣讲圣谕之类是“务虚”，而家法惩处和揪送官庭则是“务实”了。两广总督、广东巡抚于乾隆十五年（1750）批准的《设立族正副约束子弟总理尝租》规章，明确规定：“合族子姓俱听族正副约束，倘有不法，听族正副教训，不从禀究。”[19]族正对于不法子弟，轻则治以家法，重则禀官究治。这种权力的实现，需要族长、房长的配合，官方为此赋予族正确定房长人选的权力。嘉庆十九年（1814），云宵厅同知薛凝度在村庄推行族正制，“饬令族正副每房设立房长一人，由族正副约束，各房长约束子弟。如各房子弟有不遵理法干犯禁示者，即房长惩治之；如子弟不遵房长约束，即禀知族正副惩治之；如仍不遵约束，即由族正副督同房长缚送，禀明同知惩治之”[20]。
    （3）制止械斗和揪送不安定分子
    福建推行族正制，要点在于制止械斗。乾隆二年（1737），郝玉麟、苏明良责令族正“约束族丁”，“如有作奸犯科者，除将本人定罪外，其族正、房长予以连坐”[21]。这是让族正约束族人，不得为非作歹和进行械斗，否则治其失察之罪。乾隆八年（1743），漳浦县吴、林二姓各恃族大丁繁，持械格斗。闽浙总督那苏图除拿获首犯究治外，仍饬令各该房长、族正开导附从者，使知愧悔，改过自新。[22]乾隆二十三年（1758）、二十四年（1759），福建巡抚迭次发出告示，严禁族姓械斗，若有发生，不必追问是非曲直，先将保甲、族正枷号两个月，满日责四十板；或其乡保、族正、甲长失察一次，重责二十板，纵容者倍之。[23]不问情由，先责族正失职之过，亦可知族正设立之初衷在于消弭宗族内部之争竞与宗族之间之械斗。虽然族正未能如官方所期望的那样维护治安，不过仍是努力。
    族正制实行初期，族正并不承担缉捕逃盗、拘孥案犯、承应官府诸务，因为那是乡地保甲之事。可是道咸以降，南方会党活动频兴，民间秘密结社活跃，湘军散勇滋扰，官方特别赋予族正弭盗的使命。道光间，御史周作楫以江西会匪之案繁多，建议饬令各该姓族长绅士出结捆送。[24]江西巡抚吴光悦确认，近年缉获赣州匪徒，多有访自绅士及由该户族捆送者。因此道光帝谕令该抚通饬各属切实选举族长绅士，教诲族众。如有为匪不法即行捆送究惩，傥因匪党较多，力难擒送，亦即密禀官司严拏。其获案各犯，实有牵累者，许族长绅士具结保领，立时讯释，以靖闾阎而安良善。[25]光绪十二年（1886），两广总督张之洞将广东莠民分为盗劫、拜会、械斗三类，迭次派兵剿办而未能根除，所以设立约正、约副、族正、族副、房正、房副，责成稽查劝导，给以札谕，荣以顶戴、匾额，以后该乡如有各项匪徒，即令乡约、族正举首捆送。[26]
    （4）举报并请求旌表孝弟之族人
    赣抚陈宏谋表示，族内有孝弟节义之善事，准许族正报官请奖；[27]前举江西“委牌章程”要求族正，“举报节孝，以励风俗”。这都是让族正将秉赋天地正气的孝子、悌弟、义父、节妇举报至县衙，予以表彰。
    （5）监督、管理宗族公产与协助催征
    宗族祠产丰盈，是官府所鼓励的，不过宗祠用以械斗和兴讼，又令官员头痛，遂着意节制祠产，控制其用途，以此要求族正协助执行，管理好族产。广东多族产，收入用于祭祀及赡给族人者甚少，而积蓄甚多，乃用作讼费和械斗费。乾隆六年（1741），广东实行族正制，令族正族副掌管、监督尝租使用，祭祀、赋税之外，其余赡济族人。每年将收支状况造册呈报地方官核定，不许滥用，如有仍为讼费者，究处族正副，追出讼费，买谷增贮社仓，以赈乡里。[28]乾隆间凌任江西按察使，后又官于广东，同样发现祠堂公产被不肖族人用作兴讼之资，乃通行饬示，以族正管理宗族公产：岁收所积，除完粮备祭外，其余择令族正、族副经管，凡族中有丧不能葬，贫不能娶，以及一切应恤公事，概以公项量力赒给。[29]与此同时，有的地方官还责成族正协助催征祠田钱粮，如道光间，江西永新令徐作楷要求族正参与清讼、催征、清匪之事，催缴钱粮成为族正的任务之一。[30]
    （6）处理宗族内外民事纠纷
    乾隆十五年（1750），广东《设立族正副约束子弟总理尝租》关于族正处理族际纠纷定则曰：“遇有两姓互争田土、钱债、丧葬、婚姻及一切口角微嫌失误，许两姓之族正副公处，处断不明，将两造情事，据实直书，禀官剖断，毋许两姓凶械伤毙人命。”[31]江西《委牌章程》要求族正对族中子孙分家者，“应令公平分受，不许悖争”；“其族中有口角争斗，买卖田土、盗砍侵葬等事，即据事处分，秉公劝释，力为剖决”；“族中如有凭媒许配之后翻悔赖婚及谋娶强娶者，族正与族房长以大义劝处完聚”；“族内无子立嗣，应行通闻族房长，照律例先尽同父周亲，次及大功小功缌麻远房同姓之人，不许尊卑失序，如或应继之人不得于所后之亲，听择贤能”。总之，族正应秉公处理族人分家、田房买卖、婚姻、立嗣等各种争执之事。
    族正的职责虽多，其要在化解民事纠纷，而其手段是说教，说教的内容则是尊祖敬宗睦族的纲常伦理。总之，官员认定族正的教化约束比乡约、保甲甚至官厅来得有权威、有效力。
    三、清朝对族正的职役管理
    关于清朝对族正的职役管理，笔者是从官府对族正的委充、考核与奖惩诸方面来认知的。
    1.官府给予凭照。族正由民举官定，由官方选定、认可其充役，给予执照。陈宏谋和凌所说的“官给牌照，假以事权”，郝玉麟和苏明良所言的“官给牌照，责令约束族丁”，张之洞的“给以札谕”，说的都是官给族正牌照、印照、札谕，即给予委任状，作为族正奉官府之命管理族人的凭据。族正因而具有某种官方身份，虽然他不是官，但有其权威，他行使职权，有政府撑腰。
    2.政府对族正的考核与奖惩。族正的考核制度类似于保甲。其奖励，由州县、道府、两司给匾，或督抚亲加奖赏，并树坊于里门，以旌其乡里；生员报明学政，优加奖拔；特别优异而年逾六十以上者许举报乡饮宾介。其惩罚是，倘有怠惰、徇私、徇隐故纵等弊，予以斥革，如若纵容匪徒，则处杖枷之刑。族正，“如有匪类，报官究治，徇情隐匿者与保甲一体治罪”[32]。保甲长犯瞻徇隐匿罪杖八十，族正也是如此。可知族正隐匿盗匪，将受杖刑之责。
    当然，对族正的奖励规定，各个省区微有不同。在福建，官方于乾隆十三年（1748）定例：三年之内，地方如无械斗、盗案，将族正从优奖励，给匾示奖。[33]乾隆十八年（1753），鉴于械斗命案频生，官方希望族正发挥制止作用，规定一年之内，族中安静无事，知县发给匾额；三年无事，巡抚衙门给匾。[34]在广东，乾隆十五年（1750）的族正奖惩方法是，如果一年之内，尝租出入无私，族人安静无事，年底地方官给予花红，仍令充当，三年已满，毫无过犯，生员即以优生荐举，奖给匾额，以示鼓励。[35]到了光绪十二年（1886），两广总督张之洞表示，给族正“荣以顶戴、匾额”[36]。给顶戴荣身，可谓不同寻常。乾隆五十四年（1789），闽抚徐嗣曾奏请奖励族正以顶戴，乾隆帝以族正“俱系平民”，没有“恩给顶戴之理”而拒绝。[37]如今张之洞再次提出，亦见对族正期望甚殷，企图藉重奖发挥其作用。在江西，尚有举荐族正为乡饮宾之事，不过陈宏谋主张慎重为之，年逾六十以上者方许举报。[38]
    据此，笔者认为族正为职役，是充役，而不是做胥吏。古代社会的官吏与职役性质不同，《皇朝文献通考》区别甚明：“凡乡党州里之间皆以官治之”；“以民供事于官为役”[39]。治理州县的知州、知县是官——地方官，系基层官员；供官员差使的是役人，但这种“役”，不同于徭役，不是民夫服的役，而是有执事的职役。职役亦有多种类型，如衙役，有工食银；族正不同，无需到衙门点卯，没有供给。族正是平民供事于官府，社会身份是平民，虽间有有功名的诸生、监生充任，但其身份仍为民，并非官吏。但族正虽不是官，却有官府给予的牌照，拥有对族人的教化权和送审权，从而不是纯粹的民，是介在官民之间的民。通观族正选拔条件、职责、奖惩规定，可知其身份乃是职役。是以乾隆间官修的《皇朝文献通考》在《职役》卷叙述保甲制度时，特附述族正制于其中。
    族正制因推行保甲制而设，两者皆是职役，但是族正与保甲长的纯粹平民身份微有出入，晚清冯桂芬在《复乡职议》中说：自太平天国战争以来，各省举办团练，行之较保甲有效，原因在于：“地保等贱役也，甲长等犹之贱役也，皆非官也；图董（团练的首脑）绅士也，非官而近于官者也。惟官能治民，不官何以能治民！”[40]管理地方公共事务的责任当然应落在绅衿身上。同理，族正有平民、绅衿，比接近贱役的保甲长身份要高一些，他们维护地方治安的作用要比保甲长来得大，所以地方官总会根据需要推行族正制。
    四、清代族正制政策的灵活性
    清朝在推行族正制过程中，确实表现出相当的政策灵活性，体现在扩大施行对象、扩展族正职能范围、因地因时制宜来决定实行与否与实施的范围。至于清廷在族正制实施过程中进退失据，造成族正制成为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治安不良，乃社会制度之痼疾所致，本非族正制所能医治。下面就族正制推行的三大政策灵活表现具体论之。
    1.扩大实行范围。前面业已交代，族正制的最初设计是在保甲制不能实现的村落，建设族正，与保甲相辅相成，而后发展在宗族制盛行的地方，在宗族械斗、诘讼流行、治安恶化的地方，设置族正，或与保甲制同时建立，并行不悖。
    2.变更族正职能范围。前述族正事务虽多，但开始主要在于约束族众安分守法，与保甲稽查人口，报告命案，协助捉拿人犯不同。在族正制未行之前的康熙朝，大学士陈廷敬云：“民有宗族争者，则以其族长逮之；乡里争者，则以其里耆逮之。”[41]宗族与保甲、乡约责任分明。族正制施行之初，凌一再声明保甲、族正之别：“至地方一切缉拿逃盗、拘犯承应诸事，事系保甲，概不得责成族约，俾优其品，以专其任。”[42]“族正有约束之条，保甲有稽查之责。”[43]话虽如此，后来在会党活动频繁和治安恶化之区，已令族正与保甲捆送会党分子和不良分子。乡约管教化，保甲管治安，族正主要从事教化，兼及管理治安，三者虽有分工，共同目标则是维系社会安定。
    3.因时因地制宜，决定是否实行族正制。族正制在推行过程中，官方，从皇帝到州县官发现它有正负两方面作用，而对负面作用的认知不同，因而产生实行与否的不同政见。主张或反对的见解，都来自对治安状况的考量，主张者以为有益于改善，而且长期坚持，必然会达到预期的效果，反对者认为族正制造成宗族权力膨胀，制造事端，恶化了治安状况。陈宏谋以及嘉道以降实行族正制的官员持前一种意见，乾隆帝则持后一种见解，并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五十四年（1789）两次否定族正制。乾隆以后，在闽、粤、赣及湖南诸省，地方官府却因时因地制宜，断断续续地在一些地区施行族正制。其时，民间秘密宗教、秘密结社层出不穷，大规模的和小规模的民众运动迭兴，此起彼伏，朝廷和地方官为挽救时局，将时断时续实行的族正制作为一种辅助手段，在多事地区重新推行，仍以原先实行较有基础的福建、江西、广东地区为显著，湖南、四川亦有关注者。嘉庆十五年（1810）闽浙总督方维甸奏准在台湾府设置族正。[44]道光六年（1826），朝廷批准闽浙总督孙尔开辟台湾噶玛兰厅应行查办未尽事宜中有“编查保甲，设立族正，以资稽查约束”一条[45]。光绪十八年（1892）台湾恒春县重申定例：地方堡子村庄聚族满百人以上者，保甲不能编查，选族中有品望者，立为族正。若有匪类，令其举报，倘有徇情容隐，照保甲一体治罪。[46]在四川，嘉庆二十年（1815），华阳县令董淳在城乡编联保甲，并设立族长、族正、房长，捐廉刊发治家条规。[47]在江西，道光三年（1823），巡抚、藩司、臬司、粮道、盐道共同议定《详议选立族正给予委牌，族中小事治以家法，祠内公项止许祭祀修祠之用，如有盈余，将族中鳏寡孤独残废穷苦之人量为周恤，不准将祠内公项取作讼费章程》。在广东，同治三年（1864），新会县宗族纷争，官方传知该族正副等自行弹压。[48]嘉道以降设置的族正，其责重在防止械斗、会党、盗窃，官府设置族正是出于解决宗族械斗与维系地方社会治安的整体考虑。
    族正制的实行，对清朝政府来讲，有正负两方面的后果，究竟如何是好要因时因地因势而论，在乾隆帝两次否决之后，仍在局部地区实行，这是施行者看重它的正面因素。其实，总的来看确是起到了某种维护地方治安的作用。相比之下，没有宗族的地方，更难治理。蓝鼎元即论及乾隆以前，台湾客庄居民从无眷属，合各府各县数十万之众，无室家宗族之系累，“欲其无不逞也，难矣！”[49]是以设族正必然对稳定地方有益。由于不同见解的存在和各地区的实际差异，族正制得以在一些地方推行，故而这是政策弹性、灵活性的体现。
    至于推行族正制仍然解决不了的治安问题，乃是社会制度和人们争夺生存资源造成的，是当时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力水平无法克服的。各个宗族的村落犬牙交错，纷争势所难免，大族欺辱小族，小族联合反对大族，强房凌虐弱房，弱房嫉妒怨恨强房，在在有之。关系处理不善，遂至涉讼、械斗。争斗之真正所在，如凌所指出是争地、争坟、分塘、分水——“互殴之家争地争坟、分塘分水”[50]。争坟山，同风水观念相联系；争地往往是山界不清，或归属明确，而有人蓄意侵占；分塘分水，是争夺对水资源的控制和利用——所谓“不法之徒不遵乡例，每每倚强凌弱，损人利己，或上截水源，或下掘私沟，或本日不应轮值而硬行戽放，或他户例应分灌而擅自阻拦，以致彼此争殴，动辄造成人命”[51]。其中争水源、坟山之事最多。所争者，是为生存而争夺生存空间和生活资源，当然，也有风水观念信仰在起作用的。这是社会深层的矛盾与问题，族正制解决不了，其他制度同样不能杜绝。
    五、结语
    族正产生的民举官定法，表明族正制是政府、宗族协作的产物，反映了政府与宗族双方密切结合的愿望，亦皆希求这一制度的实行能够对双方有利，不过其实际效果对政府来讲并不理想。清朝实行族正制，直接插手宗族内部事务，表现在任用族正掌控宗族房长和民众，令其在政府、宗族间起桥梁作用，此乃清朝宗族制度的一项发明。宗族本来是合法的，族长拥有对族人的教化权，政府实行族正制则是控制宗族之法，但无形中却加大了对宗族制肯定的程度，使宗族进一步组织化，当然从另一方面讲也确实有益于宗族的凝聚与发展。
    注释：
    ① 常建华的族正研究，近作有《清代宗族“保甲乡约化”的开端——雍正朝族正制出现过程新考》（《河北学刊》2008年第6期）、《乾隆朝的闽台族正制》（《明清论丛》第九辑，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乡约·保甲·族正与清代乡村治理——以凌〈西江视臬纪事〉为中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近代闽台族正制考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1期）。此前还发表过《清代族正制度考论》（《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5期）、《清代族正问题的若干辨析》（《清史研究通讯》1990年第1期）、《试论乾隆朝治理宗族的政策与实践》（《学术界》1990年第2期）。这3篇论文收入常建华《清代的国家与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又，拙文所利用的史料，有一些亦为常建华无私供给，书此谨表谢忱。

【参考文献】

   [1]魏征：《隋书》卷24《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3册，第680页。

   [2][3][32][39]乾隆《清朝文献通考》卷23《职役》，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5055、5055、5055、5043页。

   [4]道光《大清律例》卷25《刑律·盗贼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31页。

   [5]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58《户都·户口·保甲》，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2册，第994页。

   [6]《清高宗实录》卷49，乾隆元年八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册，第840页。

   [7]《清宣宗实录》卷335，道光二十年六月乙酉，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第6册，第96页；《礼部〈为内阁抄出祁隽藻等奏〉移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戊编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264页。

   [8]《清穆宗实录》卷295，同治九年闰十月庚辰，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册，第1082页。

   [9]乾隆《清朝文献通考》卷19《户口》，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5031页。

   [10]梁章钜：《退庵随笔》卷7《政事》，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4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第437页。

   [11]《福建省例·户口例·议设族正副》，周宪文等编：《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七辑第141册，台北：大通书局，1987年，第409页。

   [12][19][31][35]《广东清代档案录·户役门、田宅门、山坟门》，抄本。

   [13]（清）江西按察司编：《西江政要·道光四年·户役》，《永新县禀覆奉抚宪通饬设立族正除遵照办理外，自议四条并陈》，刻本。

   [14]《清宣宗实录》卷184，道光十一年二月甲申朔，第3册，第909页。

   [15]《礼部〈为内阁抄出祁隽藻等奏〉移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戊编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264页。

   [16][20]薛凝度修、吴文林纂：嘉庆《云宵厅志》卷3《风土志》，《中国地方志丛刊·华南地方》第89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第157、157页。

   [17][18]（清）江西按察司编：《西江政要·道光四年·户役》，《议详选立族正给予委牌章程》，刻本。

   [21]《清高宗实录》卷49，乾隆元年八月，第1册，第840页。

   [22]《清高宗实录》卷195，乾隆八年六月，第3册，第513页。

   [23]《福建省例·刑政例上·劝改械斗、申禁械斗》，周宪文等编：《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七辑第142册，台北：大通书局，1987年，第846－847、855－857页。

   [24]《清宣宗实录》卷181，道光十年十二月戊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册，第864页。

   [25]《清宣宗实录》卷184，道光十一年二月甲申，第3册，第909页。

   [26][36]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卷14《查办匪乡折》，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册，第379－381、379－381页。

   [27]陈宏谋：《培远堂偶存稿》卷14《再饬选举族正族约檄》，清光绪二十二年铅印本；贺长龄等编：《清经世文编》卷58《礼政·选举族正族约檄》，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480页。

   [28]《清高宗实录》卷137，乾隆六年二月，第2册，第981页。

   [29]凌：《西江视臬纪事》卷2《平钱价禁祠本严霸种条议》，顾廷龙主编：《续修四库全书》第88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5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室编：《清史资料》第3辑，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08页。

   [30]（清）江西按察司编：《西江政要·道光四年·户役》，《永新县禀覆奉抚宪通饬设立族正除遵照办理外，自议四条并陈》，刻本。

   [33]《清高宗实录》卷437，乾隆十八年四月，第6册，第702页。周宪文等编：《台湾史科丛刊》第七辑第141册。

   [34][51]《福建省例·田宅·禁止争水》，周宪文等编：《台湾史料丛刊》第七辑第141册，第439－440、439－440页。

   [37]《清高宗实录》卷1335，乾隆七月庚戌，第17册，第1097页。

   [38]陈宏谋：《培远堂偶存稿》卷16《核实乡饮酒礼檄》，清光绪二十二年铅印本。

   [40]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复乡职议》，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92页。

   [41]陈廷敬：《午亭文编》卷44《监察御史陆君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1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639a页。

   [42]凌：《西江视臬纪事》续补，《设立族约议》，顾廷龙主编：《续修四库全书》第88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62页。

   [43][50]凌：《西江视臬纪事》卷2《请开鼓铸勤稽缉并邻邑协缉族保约束条议》，《续修四库全书》第882册，第53页。

   [44]《清仁宗实录》卷229，嘉庆十五年五月庚辰，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册，第84页。

   [45]《清宣宗实录》卷100，道光六年七月乙未，第2册，第642页。

   [46]屠继善纂辑：光绪《恒春县志》卷7《户口（民番）·联庄章程》，周宪文等编：《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一辑第8册，台北：大通书局，1987年，第132页。

   [47]董淳修：嘉庆《华阳县志》卷7《户口》，嘉庆二十一年刊，道光二十一年补刊，第1页。

   [48]聂尔康：《冈州公牍》卷9，光绪五年印本。

   [49]蓝鼎元：《鹿洲初集》卷2《与吴观察论治台湾事宜书》，《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27册，第591b－592a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