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代襄阳碑刻展示了基层社会治理的若干层面：宗族用血缘纽带将“家”和“国”联结起来，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基层社会自治；地方官绅和民众共同约定和颁布的“乡约”以安民、教养为本，对民众经济社会生活进行规范和引导；在水利公共事务中，实现了官治民助。

【关键词】清代襄阳；碑刻；基层社会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区域社会史逐渐成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主流，并约定俗成地出现了如“华北模式”、“关中模式”、“江南模式”、“华南模式”等一系列说法。相较而言，两湖地区的研究尚未充分展开。近年来已有一批学者就两湖地区的乡村基层社会组织展开研究，但涉及到湖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鄂东地区，对湖北其它地区的深入研究则开掘不够。笔者以湖北西北部的襄阳地区的清代碑刻为线索，力图深化对清代襄阳乃至明清中国内陆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认识。

一、宗族与基层社会自治

明清时期是宗族进一步群众化的时代，特别是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以宗族为中心的民间组织普遍建立，在民众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同治《宜城县志·祭礼》即指出：“欲厚风俗，必自敬宗收族始。”但湖北各地宗族组织发展多寡不一，较多者集中在鄂东黄州府、鄂东南武昌府，较少者则如襄阳府【1】546。同治以后襄阳宗族“亦渐有之”（《襄阳县志．祭礼》）。在襄阳地区收集到的宗族碑刻计27块，从时间上说，这些碑刻集中在同治、光绪两朝，其间保留了不少关于宗族管理及社会功能的记录。

费孝通说：“中国乡土社会采取了差序格局，利用亲属的伦常去组合社群，经营各种事业。”【2】41宗族正是建立在“亲属的伦常”基础之上的社会组织，用宗法血缘的纽带将“家”和“国”联结了起来，对内维护成员间的和睦，对外自觉承担国家义务，以忠义相规范。

宗族具有维系社会秩序的功能。一方面，宗族以忠义、和睦相倡导。如南漳薛坪栗林坪《以亲九族二碑》（1902年）规定：“凡我族人各怀忠义之志，念先人一脉相传之德，合起一团，共胆同心，无免不顾族之议焉。倘敢违不遵，该族长、族正传至祠堂，重则究罚。”襄州马集董王村《亿万斯年碑》（1896年）规定：“凡我同祠人等，不准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以低凌尊，以下凌上。违者，同族议罚。”另一方面，对于违背国家法制或宗族法规的行为，族规明确规定要予以处罚。《以亲九族二碑》规定：“族门有年精力壮者不务正业，或好讼多争，或游荡好赌涓败家产，以致流离失所，辄在祠堂霸住，毁坏屋宇，即时逐出。”

宗族组织对于内部成员具有救济义务。《以亲九族二碑》规定：“议族门有孤寡残废衣食不济无靠之人，在族长、族正按堂内余积以资终年，但不得因此条肆行恶讨。”襄阳习家沟李氏族碑（清光绪年间）规定：“凡族人有孤寡无靠者，临终时帮钱三串以作安葬之资，若有半亩地者则不帮。凡族间有娶婚无出者，成婚后帮钱四串，为立裎祀之计，若有一亩地者则不帮。”董王村《亿万斯年碑》规定：“议会中之钱积多，或遇饥寒，即将会中之钱帐项，凡我会内之人，大可以无斯饥之叹。”其间反映的正是宗族的救济功能。

宗族一般都比较重视对教育的投入，如习家沟李氏族碑规定：“凡族中有诵读者进学帮钱两串，乡试帮钱三串，京试帮钱四串。”董王村《亿万斯年》碑则规定：“会中之钱积多，或同众公议，兴立义塾，择严师以教子孙。”

宗族通常还自己规范其社会职责。位于宜城郑集长湖《永遵不违碑》（1787年）记载了汉西李氏家族因“漕务难理”导致“宗族失其和”，故立碑为约：

族长李士能与户首李佑仁八人等纠族商议，自此届为始，立定族规，凡后造修、杂差，言定照粮摊派。至于建庙修桥，一切细故，则照田起费。永无变更，倘历年久，若有执拗不尊者，许众公处。如此上下不误漕，上能有功于朝廷不易办公，下能保和于宗族。爰勒诸石，以志不朽。

这一史料体现的是宗族自觉履行漕运义务、承担社会职责，维系国家法度的史事。碑文规定“修造，年分正项银两，共银若干。然后照粮派收，不得私派滥派”、“本军自种屯地，每亩派费若干，花户务与一体遵完。不得持强串党抗阻”，还约定“三房共立合同，各执一张永远遵照”。

宗族活动需要族产作为支撑。在碑刻保存了较多的族产管理规定。董王村《亿万斯年》碑记载“祠堂张家”与“楼子张家”两处人等将各自的清明会合而为一，并规定：“帐项两造之帐，一村一本。凡家富者，会中有钱，己亦有钱。其不容混乱。吾钱已放出，不准遮饰以自私。钱果未放，必须同众验明，众人共相经心。违者，同众人将钱加倍罚之”；“祠内当约地亩积资，以欠账项生息之资。每年交帐之时，必算清清楚楚。两帐相对，不准一毫。蒙混违者，同族议罚”；“每年做会，管理帐项，帐随会为转移。务须择品端家之人，一村一人，共相管理。每年公论派人，不准自开。违者，同众议罚”。宜城小河荣河《永远存照碑》规定宗族管事之人“或年迈残疾，务须先一二年，同众择两人谨慎正直有廉耻者，方准掌祠堂公事。如稞资有余，首士率亲房三四人，于附近处或当或稞或买断，不许借贷分文。以滋后患”。族规对公共财产的保护有严格规定，如《以亲九族二碑》即有云：“族中坟墓，凡茔内所有成材树木，无论亲疏人等，不得擅行砍伐致肇事端，倘有可伐之木，必须共同议论，变作钱文，以为春秋祭扫之资，即亲房茔树亦不因贫图剁。如有不遵法，欲私砍盗伐者，一经查出重加惩罚，绝不宽待”；“宗祠中若有公项公田，轮议殷室公正族人，执放生息。每逢春秋之日，清算一次，族门之人不得以公项混乱借用，倘有亏塌，在经管之人本利培之”。宜城小河荣河永远存照碑（1832年）规定：“议祠堂中屋地窄狭，断不准亲房强耕恶住。如有不遵意者，亲房人等一起逐赶，一杜祸根。至于顽身赌博者，男盗女娼，当面辱□。□清堂规。”

立嗣是宗族延续中的重大问题。《以亲九族二碑》记载乏嗣者的处理办法：

族门若有乏嗣承祀者，须于本宗支内昭穆相当者继立。如亲房嫡侄支无人可立，方许议及本族远支。至如摘贤摘爱，应听乏嗣本人自便。惟不准抱养异姓以乱宗支，有违者禀官查究。

族门有妇丧夫者，若其无子，照前条继立，如不愿守节，听取再蘸，不能随带家资，更不得籍养养子为由，以招他人异姓更改姓名入室，查出或禀官究治。如实在无人承祀，将田产冲入祠堂以作祭费公用。

这些严格的规定除了保持宗族血缘的纯正性外，更多的目的在维系宗族共同财产不至流散。在《以亲九族二碑》中也明确规定：“如实在无人承祀，将田产冲人祠堂以作祭费公用。”宜城《永远存照碑》记载第七房无后，其他六房“阖议住居改为祠堂，其余田地以作祭扫之资，属在亲房，毋得恃强而侵占”。

宗族具有自我约束能力，在维护乡村秩序、道德风俗诸方面有一种正效应。当然，由于建立在血缘的基础上，有“小共同体”的倾向，对外也会表现出一定的排斥性，会产生破坏和消极作用。

二、“乡约”中的社会规范

“乡约”是基层社会运行中的习惯法，具有互相劝勉、共同遵守的特性。乾隆帝认为：“为治以安民为本，安民以教养为本，二者相为表里而不可偏废。”【3】792因此，从清初开始，统治者一再颁诏要求各地推行乡约，添设约正、值月等，“择生员使充其任”（凌如焕《敬陈风化之要疏》，《清经世文编》，光绪十二年思补楼重校）。一般而言，“乡约”的制定是由地方官、绅士和民众共同完成的，而一旦成文，“乡约”又成为重要约束性法则，在社会治理和秩序维护中发挥重要作用。在襄阳收集到的乡约碑刻有23块，其中反映的社会治理事项如下：

一是禁止扰民的“种种不法”行为。如立于宜城小河镇政府院内《奉宪永禁碑》（1748年）记载外来流匪逞凶肆横的“种种不法”，“严饬保甲查逐”，“勒石示禁”，规定“自禁之后，如有外来匪类，三五成群，在境强乞滋扰，及本地不法之徒，仍蹈前辙”者，“许该地士民人等，协同保甲，拴锁赴县，以凭按律从重治罪，决不姑宽”。谷城韩家山《奉示禁匪碑》（1786年）描述“不法土棍流丐三五成群，结党恶讨恶要”，“种种不法，殊堪痛恨”，规定“嗣后如有前项不法土棍匪丐，在口混行许该保甲人等，击解赴县，以凭按法究治”。宜城南营东台村《请遵示各条》碑（1840年）则条列各禁止事项：“窝藏匪类”、“开场聚赌”、“聚众斗殴”、“撒放牲口”、“强抢禾稼”、“田中割草捡粪”、“持恶募化”。宜城小河梁堰《公议永禁碑》（1805年）规定：“有昏族偷五谷棉花柴草者，轻则捆绑送县；重则同众送水一。”襄州张湾镇李营村《善与人同碑》（1841年）规定：“一不许在庙开设赌场。若有擅开设者，许口罚钱十串，外更交口口口。一不许住持当时庙地。若有擅敢当口者，许口收割禾稼外更口口口口。一不许在寺宿娼赌博。一经查明，许众立即逐出。”

二是对经济生活作出规范。南漳巡检甘溪钱色章程碑文（时间不祥）力斥“以私钱搀和制钱，作九折者，作八七者，并有尽用私钱作四五折不能作一大钱用者，而吾乡之票亦遂变为折扣焉”，规定：

自光绪十年以前，无论当价会借庄钱，皆以九八钱票归款口。自十年至二十年，票项皆以八折归款，若是大钱过项，仍照大钱归款。自二十年至二十七年，票项皆以六折归款。自二十七年以后，买卖来往通用九八五典钱，出进一体，永不准再出六折之票。倘有再出者，口出受罚所有陈票一并收清口定。若有恃强欺弱、不遵章程者禀究。

南漳巡检甘溪《谨遵县示碑》（1903年）记载甘溪与武镇通商过程中，“武镇钱票先有九折八四之分，甘溪亦因变更嗣后武镇改为九八”，因“有典钱市钱之分”，而“市钱买卖其价较典钱甚昂，乡人贪利始而携钱回家，勉强挡抵，继而一倡百和成为风俗。有以市钱市票，作八折者，作六折者，其害不可胜言，其弊亦难骤革”，针对这一现象，地方政府规定：

嗣后除完粮找税缴捐外，无论何项使用，务各遵用九八五制钱，不准再有八折六扣等项。各邑其以前当价借项庄钱会款，仍照各年折扣算清，以八五钱归款，以昭大公而免两亏。倘敢违禁苛勒，一经告发或被防闻，定即究不贷，其各禀遵勿违。

纳税是民众承担的国家义务之一，也是民众经济生活中重要内容。乡约对纳税也有规范，如宜城流水莺河《按亩纳税碑》（1869年）规定：

每征银一两，加火耗一钱一分，征比一分。公公随封，一分余银贰钱四分，存房作解。办理工食，合共三千八分外，竞无别派。嗣后完纳。无论耆绅贫富，一体遵照。年银价低昂扣，算完纳书，役不得分外苛索矣。

三是导正民俗民风。樊城区太平店刘河村石碑在声明“维风俗”的宗旨后规定：“一议不准包娼、窝赌、宰杀耕牛、花鼓淫戏，倘有不准者，定即禀官究其惩。一议不准撒放六畜，若有违者，立即打死勿论。一议不准铲青草、打秧蒿，倘有不遵者，罚小戏三本。一议不准春季摘豆角、小麦地内拔大麦，并拔豆秧。若有违者，罚小戏三本。”襄州朱集崔营《永垂不朽碑》(1818年)则规定：“敬父母，恭道尊长，不许任意犯上”、“国课早完，耕获为本，不许私人邪教”、“凡有参商，宜投公论，不许毁骂口械”、“田产之禾，各有分属，不许侵占采摘”。

四是整治地方管理机构。白莲教起义和太平天国起义之后，两湖基层社会进入了“地方军事化”进程，团练等武装性团体在地方基层社会的作用日益重要【4】146。但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团练有时候也会扰民和不作为，从而导致社会治安恶化。南漳薛坪《正堂胡示碑》（1888年）就记载因团练懈怠以致本地痞混招留不法匪徒“强赶牲畜，抓抢妇女，捆拷勒诈，鱼肉乡愚，甚至黑夜撞抢”，对此，碑文规定“亟应按照章程实心办理”，“认真稽查”，“并将发来告示条规张贴板上，悬挂该局门首，勿任擦损口，特批准如章谕充着勤口罢公。务期周济匪绝以安阁闾毋得狗私千咎”。南漳巡检甘溪《团练规条碑》（1900年）则对团练职责给予规定：“团首务秉大公，不得假公报私，稍狗情面，若有不公，许众团禀除”；“盗贼入境，以鸣锣鼓为号，近团各执器械，彼此联络齐护，若有一家不到与盗贼同科”；“邻近捕贼口，每团首各带亲信团丁五人，自备盘费，送官免累事主”。

对于地方官吏在办案中索取钱财的现象，碑文亦有反映。枣阳县清潭文化站所藏《正堂石示碑》记载了“不法之徒假冒公差，藉敛厂费为由，到处索诈”的陋俗，对此，县令规定：

凡遇民间报发一切命盗等案，或本县亲自下乡勘验所需佚马饮食一切费用概备，或委粮捕门查缉。该委员佚马杂用，亦本县发给，不须供应。及随带丁书役差一切人等，均由本县署中酌量途中之远近时之久暂，先行发给，不得私向民间索取钱文。

碑刻所见“乡约”涉及经济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既具有劝导性，也有一定的强制性和约束力，在基层社会的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水利事业中的官始民助

历史上的襄阳是水灾频发之地，因此，水利在襄阳的历史上一直占据着重要位置。碑刻文献中反映了官、民在水利兴修事业中的共同作用。

官员在水利事务中发挥了主导地位，承担着勘察、制定规划等重要工作。雍正七年（1729），清廷加授襄阳分守道兼理水利事务的职衔，统辖府、州、县等官员进行堤防维修与增固。同治三年（1867），襄阳知县方大浞在勘察襄渠、研究水患原因之后，制定了重浚襄渠规划。《重浚襄渠记》记载方大浞“谕总理绅士撼义近、贾中坦、张德淑、公举协理渠工绅耆、刘荣和、胡君口、王士林、刘里仁、刘口口口口、大儒高庄礼、罗辉邦、石邦荣、吕正泰分段监修，酌定渠身深一丈，面宽二丈四，底宽一丈八尺，北沟深八尺，宽二尺，口口口口口，南沟深五尺，宽八尺，以十月初十日起，通力合作，计亩派工，丈量不敷者，有罚，隐瞒地亩者，有罚，工头催工不到者，有罚，口口口不但夫马无扰于民，既总理及各段监工首士，亦皆自备资斧，虽劳民之力而不伤民之财”，在前代的基础上，采取“分段监修”、“计亩派工”的新办法，并公布奖惩条例，保证工程质量。同时，他颁布了《岁修章程》，对重浚工程完工后的常年维修、保护襄渠、保证泄洪畅通、管理人员设置及薪酬等方面做出系统规定。

在襄阳的水利事业中，民间也发挥了积极作用。道光十五的《新建郑公祠记》碑文记载，“刑部郎官郑公”郑敦允为了筹措樊城大堤的修防费用，曾经“在省筹借经费万金”。参与水利捐款的既有官员，也有绅商、会馆、宗教团体等民间力量。《改建大堤息尘馆记》载“襄郡守大梁高茂”曾“特捐薄俸为之改作口口口费”；《禹王庙重修碑记》所记“粮捕府家丁刘口贵”、绅民“王口口、刘玉璋、罗维元、潘云贵”、宗教势力“庙地方······观音堂”，均兴修水利捐款；《捐款修堤樊城码岸具禀总理收捐伸耆商贾姓名开列于左》表明“伸耆商贾”曾捐款修樊城驳岸；《重浚襄水故道后记》则记“襄人士均有贤劳，而张生德洲亏己资以蒇事，尤应书法”，就是说乡绅张德洲为重浚襄水故道捐了款。道光十年（1830），襄阳知府郑敦允为了维修樊城堤防而筹集经费，许多团体和个人慷慨解囊，《本镇城内光宜众姓捐输》有详细记载。

由于水利事业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所以参与到其中的绅民往往有很强的责任感，并能据理力争，确保水利事业的顺利开展。咸丰七年（1857），襄阳发生了因河工厘金被挪用办义学而产生的矛盾。《署湖北襄阳府事德安府正堂加五级记录十次刘为》碑文记载说，樊城河工首士们联名上奏，“叩恳恩作主，抽取河厘只准堤工备用”。最后，襄阳知府做出裁决，“义学膏火不在河工厘金款内动支”、“只宜另行筹画”、“嗣后河工厘金钱文只许修堤应用，不准别项支销”，并且“赏示勒石以重斯举，以杜沿袭”、“着即勒石以垂永远，其各凛遵毋违”。

从碑文看，在襄阳的地方水利事务中，官府承担着领导的职责，但是民众也在经费筹措、日常管理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呈现出官民共治的格局。

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曾论述中国传统社会基层管理的一大特色说：“它能用一个很小的官员编制来统治如此众多的人口。”【5】24清代襄阳碑刻反映了民众广泛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事实，表明国家的稳定与秩序的获得不仅仅是“官治”的结果，而且与民众的自觉参与密不可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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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3高宗纯皇帝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4】周荣．明清社会保障制度与两湖基层社会[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5】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