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官媒为清代州县的常设衙役，其承充与辞退都有相应的程序和要求。官媒在管押涉讼妇女、承办涉讼妇女的婚姻择配、为涉讼妇女验身验伤、伴送押解女犯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亦存在诸如虐待管押妇女、透拿勒索被押人财物、逼妇卖奸谋利等问题。虽然清廷对官媒之弊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然积重难返，效果有限。随着清末法制改革的推行，传统官媒制度走向了终结。官媒作为一种制度被废除，并非完全归结于其在运行过程中产生的流弊，它与官代书、乡约这些政府代理人一样，是清末大变局下中外碰撞与内部反省综合作用下的结果。本文拟以《南部档案》《巴县档案》等清代州县档案为基础，结合民间文书、方志、报刊、官箴书、小说等文献，专就清代州县衙门的官媒做一讨论，力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新的推进。

关键字：清代州县衙门  官媒  职能  废除

何谓官媒？学界有多种定义，方川认为明清官媒是从周代的“媒氏”演变而来，在官衙中专门负责承办女犯或从贵族之家放出的女奴的婚配，及看管送押女犯的女差役。陈顾远认为清代官媒是负责各地方官发堂择配之妇事务的妇人，及地方设置的负责婚嫁困难的贫女、婢女的官方媒妁人。还有一些其他观点，但这些定义不完全正确。因为官媒不仅仅限于女性，还有男性，而且对官媒职能的论述也不全面。本文所论官媒，主要是指在地方官衙管押涉讼妇女、负责涉讼妇女婚姻择配、为涉讼妇女验身验伤、伴送押解女犯，并在衙门承担部分杂务的差役，他们有时也会充当人口买卖、乳妇推荐的中介人。  

学界既有相关研究中，方川梳理了古代媒官从周到清的演变，陈兆肆探讨了清代官媒的法律功能、存在流弊以及防范举措，艾晶及曹强新提及了官媒对女犯的监管及在清末的革除，这些成果有开拓性的贡献。但随着新资料的发现，对官媒的设置、职能及废除等问题有必要重新梳理与探讨。本文拟以《南部档案》《巴县档案》等清代州县档案为基础，结合民间文书、方志、报刊、官箴书、小说等文献，专就清代州县衙门的官媒做一讨论，力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新的推进。

一  官媒的承充与辞退

官媒为清代州县常设衙役，性别并非仅有女性，如四川南部县的吴元清、廖发元、谢前春、吴源鸿，巴县的李茂侯、张凤鸣等，均为男性。

官媒不可随意增减，其承充与辞退均有一套程序，现以四川南部县四件档案为例，予以说明。

案例1．具禀

官媒民吴元清，年七十二岁，住居西关外。为恳察辞退，以免误公事。情民充当官媒，遇公无懈。因今夏得染寒病，举步难行，更兼年老，民请三省客总，甘愿辞退。众等商议，遇有大差过境、火把扻夫、打扫考棚、看管军流，何人支应？察本城谢前春忠朴无妄，遇事谨慎，民当推替谢前春接充。幸逢仁天荣任，明镜高悬，如沐准沾德，伏乞大老爷台前施行。

 （批文：）现据谢前春赴案认充，准尔辞退可也。

                                  光绪二十九年十月初四日具

案例2．具认状

谢前春，年五十二岁，住南关外。为恳准接充，承认办公事。情本城官媒原系吴元清充当，数未误公。因今夏身病，不能承办，自请三省客总公议，举民充当。但官媒一事，凡大差过境，所支各款，亦实繁多，无人速认充当，公事有谁办理？兼因公举，责无可辞。幸逢仁天荣任，明镜高悬，特具认充接当，恳祈作主，以便办公而专责任，伏乞大老爷台前施行。

（批文：）准认充，着即小心办公，勿得违误干咎。

                                  光绪二十九年十月初四日具

案例3．具认充结状

官媒吴源清，今于大老爷台前为认充，以专责成事。情前廖发元充当媒保正，殆今病故，乏人应差。蒙恩批准提验，民当堂甘愿充当。每逢朝贺祭祀、应支火把以及一切差务纤夫，均归民承办。恐休离妇女，民赴案承领看守，不致违误，中间不虚。具认充结状是实。

（批文：）准认充。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具认充结状吴源清（画押）

案例4．具认充结状

 官媒廖成才，今于大老爷台前为认充结状，以专责成事。情谢前春充当官媒，因公被革，乏人应差。沐恩当堂面谕，民遵接充官媒。每逢春秋祭祀，以及朝贺火把、粘贴四门告示、遇有迎官接照、大差过境、支应纤夫，均归民承办。如有词讼讯断、休离妇女，归民赴案承领出嫁，不致违误，中间不虚。具认充结状是实。

（批文：）准认充。

  光绪三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具认状民廖成才（画押）

根据上列案例及相关档案可知，在四川南部县，官媒的承充一般由前任官媒举荐，选任侧重体力、人品，要求为人忠朴、遇事谨慎、年力精壮、老成练达等。受举荐之人若得到衙门允准，还需当堂面谕，具结充任状，以表履行职能的决心。官媒若要辞退，需向州县官具禀，说明缘由，征得同意后方可退职。

二  官媒的司法与其他职能

 州县官媒，首要的是履行司法职能，除此之外，也承担一些其他职能，以下分而叙之。

（一）司法职能

1.管押涉讼妇女

州县官在讯明定案之前，通常将涉讼妇女交由官媒暂时管押。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十一月，巴县巡役黄昇等查获监生王希贤与媒棍李必容、陈晚贩卖陈周氏、钟陈氏一案，经县官审明，将王希贤、李必容、陈晚押班，陈周氏、钟周氏则交由官媒看管，候伙贩梁廷赞、媒棍刘起元到衙门，以讯断案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五月，巴县巡役李顺将拐卖幼女之人贩蔡新才送案，但另一被拐妇女周姑还未起获到案，衙门先让官媒将被拐妇女高姑、喻姑具领看管。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九月，巴县快头陈刚、吕荣路过唐家沱，遇到同船的罗秀山与李涂氏吵闹，李涂氏跳水，公差怀疑罗秀山贩卖妇女，送案后将李涂氏和周施氏发官媒领管，录叙供词，待宪台审讯。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的一个案件还表明，衙门发涉讼妇女给官媒时，官媒需要立写领状。是年，射洪县张洪富告蒋天儒拐妇外逃，后将蒋天儒押送到县衙。经衙门审讯，将拐犯蒋天儒押卡，逃妇张陈氏暂发官媒，等待移解射洪县收审。其后，官媒立写领状，县官批“准领”后，再行看管之责。原状举例如下：

官媒杨枝秀今于太爷台前与领状事，蚁领得射洪县外逃妇张陈氏看守，听候移解。领状是实。

（批文：）准领 。

     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初一日具领状杨枝秀（画押）

妇女若涉拐案，被拐妇女一经寻回，常由包括但不限于本夫的亲属具领。在亲属认领之前，州县官可将妇女发至官媒处管押。乾隆六十年（1795年）十月，巴县快役华林盘送许英明婢女与夏金玉妻子杨氏在案，官媒宋世荣将两人具领，等待审讯。后判杨氏由夏金玉领回管束，许英明婢女玉梅、喜梅则交由官媒暂养，后传许英明领回。道光七年（1827年）三月，巴县王刘氏控告丈夫王全顺贩卖张女、王女在案，衙门判王全顺寄信给王女、张女亲属将人领回，因无亲人来案具领，县官将王女等交官媒婆安置。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二月，南部县宋女儿因被唐焕昌串拐嫁卖涉案，县官判其暂时交至官媒看守，等待移解阆中交由亲属领回。

若因诬告、凌虐等犯罪缘由涉案，州县官很少会按《大清律例》“妇人犯罪”律执行，仍交官媒暂时管押。《卢乡公牍》提到郑王氏因刁诈诬告被严行责惩，并交由官媒管押。又据《樊山政书》记载，刘徽书之妻王玉莲同鸨母凌虐寡居侄媳，逼嫁不从，而后诬蔑侄媳有奸情，被衙门判重责荆条五百，发官媒管押5个月。

2.承办涉讼妇女的婚姻择配

对涉案妇女的婚姻择配问题，陈兆肆讨论了其中的“犯奸妇女”，并认为“清代官媒只对那些犯奸且本夫拒领之女犯，方有权为之择嫁”。事实上，官媒嫁卖的对象除了犯奸之妇，还包括拐卖人口的妇女、被拐卖的妇女、有失妇德的妇女、犯偷盗罪的妇女等。乾隆四十年(1775年)四月，巴县皂头张政洪将拐卖幼女为娼的王秋桂送案审判，后将王秋桂交官媒嫁卖谭友鹏为妻。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巴县张俸买卖冯氏被抓获，县官将冯氏发交官媒另嫁。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四月，巴县王嘉栋因妻曾氏不守妇道，与王仕爵私串往来告案，愿意将曾氏发交官媒另嫁。道光八年（1828年）九月，巴县廖国章以妻子杨氏不孝翁姑为由，将杨氏告案，经衙门讯明，廖国章愿意“具结离异”，将杨氏发交官媒嫁卖。同年九月初六日，官媒吴林氏领得杨氏，另行择户。九月初十日，陈洪万表示愿娶杨氏为妻，并出具认领状，保证以后不嫌弃杨氏，不将其转卖他人。道光十二年（1832年）闰九月，因熊应春痞骗勒索，巴县杨泽禀告县官，称八年前买熊应春10岁之女玉贵为使女，现与人私通，并多次偷拿衣物银钱首饰，请求发交官媒出嫁。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六月，南部县王氏背夫胡俸先潜逃，再嫁董元俸，胡俸先在寻人过程中与董元俸发生冲突，最终闹上衙门，经审断，胡俸先不愿收回逃妾，将王氏发官媒另为择配。

将“发堂择配之妇女”嫁卖，需有合法的程序。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巴县的一起案件集中展示了这个流程。六月，该县“蛮妇”侯氏不愿为娼，出逃，被捕役带堂，县官判发官媒嫁卖。首先官媒李茂侯先呈具禀状，禀明罗之翔愿娶侯氏为室，出财礼钱“二十四千”。继而呈缴状，当堂将财礼钱缴明，将侯氏交给罗凤翔。最后，罗凤翔呈领状，将侯氏具领归家成配，并无虚假。这样，整个嫁卖交易完成。

至于承办婚姻择配的“财礼钱”，理应充公，但在司法实践中，州县官常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1）充公。如乾隆元年（1736年）七月，赵金兰与同姓不宗赵氏通奸，勒死丈夫李兰玉，后讯明赵氏无宗可归，判交官媒嫁卖，身价入官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三月，有“阳客”愿出“财礼钱六千”，抱向洪诱拐的妇女陈姑，官媒张凤鸣将钱缴明公堂。（2）官媒自用。如南部县官媒廖发元在辞退时提到：“民家寒，婚姻呈讼，仁天讯断，出婚嫁媳，立案承躭，以作支用火耗口食。”官媒吴源清亦云：“自于兴讼断离妇人归民出嫁，以作口食之需”。（3）判归前夫在内的家属。如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三月，官媒张凤鸣将与吴银匠通奸的杨氏儿媳李氏具保领出，随后嫁卖廖仲九，得财礼钱“七千文”，缴案由杨氏具领 。

官媒在承办嫁卖妇女过程中，为避免因财礼钱产生纠纷，妇人“原夫”往往提前立下“遵断择嫁文约”。光绪十六年（1890年）八月，南部县刘有德告彭元诱拐妻子刘赖氏，而刘赖氏“继被张陶霸奸，复与杜锡私通”，因刘赖氏母家无人，判将刘赖氏发官媒廖发元嫁卖，考虑到刘有德生活贫穷，将拟定的“卖价钱四十二串”，分拨“三十六串”给刘有德另娶，“四千”还刘赖氏所欠店主谢姓口岸钱，“二千”给店主杨理口岸钱 。嫁卖之后，为避免原夫刘有德藉嫁图搕，立下文约：

书立凭案遵断择嫁文约，以杜后患事。情刘有德后娶赖姓之女为妻，自过已[以]后，夫妇不和，悍泼非常。去因赖氏乘夫未家，被人拐逃出外，四查无踪，访寻彭文富家拿获，实属刁拐，难甘。夫主刘有德控案，蒙恩准唤，致沐断谕赖氏归回娘家。否何刁拐赖氏不归，站城胡为，私与杜席犯奸，闹堂。蒙恩提讯，责斥赖氏不守妇道，甫将赖氏当堂断谕，饬令官媒廖发元觅主择嫁，酌取财礼钱二十六串文。刘有德具呈禀恳准减，立案免累。其钱，有德当凭堂兄刘青、刘顺等一手领明无欠，恁凭廖发元出嫁异姓，刘有德房族不得藉嫁寻搕，另生枝节。有刘顺、刘清等一面承躭，不与讨娶相涉，现有案可核，并无勒逼等情。倘有人心不古，特立凭案遵断觅主择嫁文约，以杜后患。存据。

在局人：廖成才、刘青、刘顺

代  笔：李炽卿

            光绪十七年二月十九日主嫁刘有德 立字是实

3.检验涉讼妇女的身体  

官媒承担着为涉案妇女验身验伤的重要职责。光绪元年（1875年），吉安府固安县70岁老人试图强奸13岁邻居女孩，被其母告到衙门，知县“呼官媒验之”。光绪十年（1884年）闰五月，上海何潘氏称，她被沈君卿殴伤胸口，求请验视，“官媒验得该氏胸间虽有青色，不知是否伤痕”，知县断令沈君卿给该氏养伤洋4元，两造遵结完案。光绪十四年（1888年）七月，有妓女涉案，刘四称说妓女已怀孕3个月，“官媒按验，官媒果如刘言，遂判妓女与刘四分别发押听审”。光绪二十年（1894年），安徽绩溪县陈华之妻陈倪氏因禾苗被“势豪”陈德福家放牛残食，与其理论，“直斥其非”，被陈德福家男妇数人“擒倒凶殴”。陈倪氏之父武生倪广进将陈德福及其子侄告上公堂。案件受理后，县官开据点名单，将倪广进、陈华、受伤人陈倪氏传唤公堂供词验伤。在此案中，由官媒验视陈倪氏伤痕并附于供状，原文如下：

据官媒验得陈倪氏伤痕：左胳肘木伤一处，斜长一寸余,红肿；右胳膊木伤一处，斜长一寸余,红肿；右手小指木伤一处，红肿；额头磁破伤一处，皮破；左右臀木伤各一处，均斜长一寸余,红肿。

      后官媒又对受伤人陈德福妻陈程氏的伤痕进行验视:

据官媒验得陈程氏伤痕：左眼下拳伤一处，肿黑；左手腕磁伤一处，皮破；左臀之伤一处，肿黑；左腿之伤一处。

由上可见，官媒会为涉讼妇女验身验伤，并非皆由刑仵完成。这一点，《大赍县志》说得更明白，“凡检验妇女，则用官媒”。不仅如此，涉及到女性死亡的案件，官媒也会参与尸体的检验。光绪十三年（1887年）)，天津某地保上报，有一疯妇被无赖少年毒殴致死，后刑仵验得被害妇女全身40余处伤，官媒验得产门谷道有伤痕。根据《申报》的记录，在《殴毙请验》《纵妻毙妾》等妇女丧命案件的报道中，县官均带同刑仵、官媒前往验视。《拐女》一案的报道中，官媒独立对尸体进行查验。清末，还出现医生和官媒共同验伤验尸的新情况。

4.伴送押解女犯

女犯作为人犯递解中的特殊群体，秋审时由官媒伴送。“逐级审转覆核”是清代重情案件审理的重要程序，一名人犯的押解通常须有长解两名，并且在经过沿途州县时，该地区尚须派短解两名，移拨营兵两名，以协助长解将人犯顺利递解过境。在女犯秋审递解中，官媒起伴送作用，官媒伴送秋审女犯规定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馆修入律。光绪八年（1882年），台湾新竹县逢提解秋审之期，省厅发札文到县，命将应解女犯自解省州县以及经过各地方官务须照例派拨官媒伴送，审毕发回58。可见，官媒伴送秋审女犯在地方是长期实行的。不过，尚未在《南部档案》《巴县档案》一类的州县档案中看到官媒对秋审之外的妇女的伴送情况。

5.充当人口买卖中介

官媒是清代人口买卖活动的中介人。旧时在面临生活困境时，卖儿鬻女乃常有之事。有《田家词》写道：“娇（室）儿爱女惜不得，送去官媒论价直。” 官媒在清代合法人口买卖中起中证作用，如在贵州人口买卖中，“官媒画押”是人口买卖契约成立的条件之一，否则构成“略人略卖罪” 。

在普通民众眼中，官媒是嫁卖生妻的主要经手人。光绪三年（1877年），南部县李长盛将妻子张氏休离，交官媒廖发元择户嫁任国甫为妻，获财礼钱“十四串” 。光绪五年（1879年）四月，上海甲妻与其友刘镇东有奸情，刘镇东与同乡合谋杀死甲，弃尸塘内，哄骗甲妻，称甲因涉讼被抓，须钱打理。甲妻称家中无钱，刘镇东便出计去城中托官媒择有力之家嫁卖甲妻，将身价钱拿去替甲打理衙门之事。光绪三十年（1904年），南部县谢瑞洪凭官媒廖发元说娶雍氏为继室，书立婚约，议财礼钱“四千文”。

除上述之外，在四川，官媒对当地的婚俗还有教化监管之责，如广东《增城县志》记载，四川威远县“俗多强娶”，作为任职四川的广东人梁桢知县“设官媒正婚礼教化” 。

（二）其他职能

清代的乳妇选择对育婴堂婴儿的保育至关重要，官媒常充当乳妇推荐人。“乳妇很多要经官媒推荐，由里甲、亲族及邻里担保，并立雇卷，以防来历不明。” 康熙年间，泰兴县育婴堂堂内住乳妪，有官媒两名帮助做事。光绪年间，江都县官媒选取保送身体健壮、乳汁分量重的妇女充当乳妇。通州直隶州育婴堂规条载：堂内乳妇不敷，现在严饬头役押令官媒召募其乳少之妇，总俟名雇有人入堂更换，不得擅行岀堂，违者重究。官箴书中也有记载，乳妇病痛时，应禀明委员董事，传唤官媒婆另雇乳妇接育。官媒为育婴堂推荐健康乳多的乳妇，保证了育婴堂婴儿的存活与健康。   

从第一节列举的4件档案可知，官媒也需要处理一些衙门杂务。如支应春秋祭礼火把，张贴四门告示，打扫考棚城楼，支应公出纤夫，承保外来军流犯人出狱觅食等。

三  官媒在履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其废除

官媒在履职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

第一，动用私刑，虐待管押妇女。《官场现形记》中把官媒对女犯的欺凌和恐吓描写的淋漓尽致：“其实初冬天气，他娘儿们都穿着大厚棉袄，官媒婆一定说是贼赃，要他脱下来。他二人不敢不遵，每人只穿两件布衫，冻的索索的抖。凡初到官媒婆那里的人，总得服他的规矩。先饿上两天，再挨上几顿打，晚上不准睡。没有把你吊起来，还算是便宜你的。至于做贼的女犯，他们相待更是与众不同。白天把你拴在床腿上，叫你看马桶，闻臭气。等到晚上，还要把你捆在一扇板门上，要动不能动，搁在一间空屋子里，明天再放你出来。”虽为小说，但也足可想象当时官媒在百姓眼中的形象。时人对此也痛心疾首，官媒将被押妇女锁在木棚，睡在柴草之中，还将便桶放置旁边而不加盖，被押妇女常常坐卧不安。而被管押妇女若不以“夜合之资贴补使费”，官媒则大加凌虐。妇女“稍有廉耻淟淰”不肯卖奸，则鞭笞炮烙，无所不用，手段十分残忍。

第二，透拿、勒索被押人财物。官媒管押妇人时，透尽妇人身上财物。《官场现形记》细致描绘了被官媒管押的妇人兰仙的遭遇：“到了官媒那里，头上的首饰已经一丝一毫都没有了。官媒还不死心，又拿他二人细细一搜，兰仙手上还有一付镀金银镯子，也被他探了下来，说是明天要交案的。最后，把两人身上的棉袄都脱走了。”除了搜刮管押妇人自带的财物，官媒还对妇女亲属进行敲诈。《折狱龟鉴补》记载，被拐之妇被判归前夫，官媒向妇人前夫索要饭食钱。这类勒索事情在租界也多有发生。如一女押犯朱周氏等在押吵闹，经大令讯案，发现官媒 “索洋四十元”。据《申报》“官媒索贿”案记载，曹沈氏控诉公廨官媒邱徐氏的副手白阿姐、王陆氏向鸨妇夏阿宝索取“规费洋四角” 。

第三，逼迫妇女卖奸谋利，放任他人调戏收管妇女。《申报》对此多有记载，如《论收押妇女宜另设善地》一文称：“妇女以节为重，夫人而知之，此固无论有罪无罪也，而妇女一经涉讼，往往发交官媒看管。即藉此为生财之道，被押之妇女，每天遭其陵逼失身于人，为官媒作摇钱之树，此风到处皆然。”《论禁押妇女流弊》一文谓：“无论妇女清白与否，入官媒之门，即无异乎堕入火坑，弱者败失名节，强者毁体丧身。”《行善获报》言：“女人犯事到官未审或罪之小者，皆发官媒看管。而官媒逼令年轻之犯卖奸图利，贞烈者因此愤激丧生，懦弱者遂致含羞失节。其害人之处，较差役凌虐罪犯尤为可恶。”嘉庆十年（1805年）闰六月，有大臣上奏，不少地区的县令将未结案女犯发交官媒收管，设立女馆名目，年少妇女被官媒逼令卖奸得赃，奏请将这些县令革职查办。除了设立女馆明目卖奸，官媒还放任“图色图淫”之人奸淫被管押妇女。乾隆六十年（1795年）二月，有舒城县知县之弟周渭半夜私往官媒家，官媒任其调戏收管妇女，致令妇女自缢。

第四，成为拐卖案中的从犯。巴县有官媒与他人勾结，拐卖妇女。巴县杨礼华堂侄杨子学夫妇二人故后遗两女，长女杨氏许给刘姓人家，次女杨幺姑抱给曾姓人家当童养媳。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三月，两女回乡上坟，回程时被湖广人金升拐走。路过南纪门时，遇官差盘问，金升假称两女为余氏与余幺姑，系自己的亲戚，借此脱罪，而由官媒汪若荣接去吃住。官媒汪若荣让金升拐带两名妇女来家歇息吃住，成为拐案中的从犯。在贵州，设立官媒为人口买卖中证之初衷，是防止来历不明产生拐骗。但后来官媒“居中勒索，逾分多取”，甚至将卖身妇女私养凌辱，居奇获利，成为拐卖案的帮凶。

第五，影响司法审判。官媒的司法职能决定了他们往往处在司法实践的第一现场，与涉案妇女接触较多。如果他们有意歪曲事实，则会影响到衙门的司法审判。清代官员胡文炳对官媒验身持怀疑态度，他认为“此等案件每令官媒验之，然官媒或受财贿，必有诬枉者矣。不若使夫家女眷往就女家验之，则闺女既不出头，而是非亦立判也。”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四川巴县官媒在一起拐卖案中所述情节的真实性也值得怀疑。这年四月，有差役起获涉嫌被拐幼女袁姑、张姑、田姑、王姑四人，审讯期间一直住在官媒汪君荣家中。据汪君荣禀称，四人皆言父母皆亡，无家可归，天旱来渝，卖人为奴，并无拐卖情事，后四人俱被抱养人领回。但该案中，汪氏所禀与涉案抱养人所供情节不一，不仅如此，前节“成为拐卖案中的从犯”中也论到汪君荣系次年拐案中的从犯。所以其所禀情节真实性有待考量。

对于官媒上述之弊，清廷与各级官员早已洞见，并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但禁而不绝。到了清末，西学渐进，改革兴起，全国范围内整顿吏治，裁减差役。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各省书吏差役被革除。书吏如此，官媒之废除当在情理之中。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天津县唐大令鉴于旧日女监如同妓馆、官媒逼迫女犯失贞情形，改良女监，聘请手工女师教习女犯，监中雇用老妪照料，不用官媒。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御史王履康奏请禁革官媒，改设妇女待质所。他认为官媒收押涉讼到堂及已讯未结的妇女，弊端丛丛，妇女身命财产俱蹈危机，加上官媒苛残行为十分严重，应禁革官媒，设妇女待质所。但也有官员认为待质所在各州县运行情况并不理想，凌虐勒索，为害百端，建议设立女看守所，并得到了批准。至此，官媒制度被正式废除。

长期以来，学界认为清代州县是“一人政府”，州县官职掌繁重，无所不综。而实际上，州县官并非凡事皆亲历亲为，而是通过设置“代理人”的方式实现对相关事务的管理。州县官媒的设置，如同村庄的头人和乡村粮仓的管理者，虽不由知县指派，但一般要经过知县的核定，衙门会以辞退与承充的方式将其纳入知县的控制或监督之下，这也是地方官员管理治内诸如乡约、场头等“代理人”的常用做法。

官媒与官代书一样，名称虽带有“官”字，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官”，其实质属于役。州县官媒的设置，主要着重司法层面的职能，他们在管押涉案妇女、承办涉案妇女的婚姻择配、验身验伤、伴送押解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对女犯的监管、伴送，特别是检验涉讼妇女的身体多由女性官媒来完成，是出于对妇女贞节的考虑。至于他们所处理的诸如支应春秋祭礼火把一类的司法之外的事务，实系衙役一身兼多职的特点所决定的。

官媒制度在实践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究其原因，是官媒职能在实践过程中的不合理扩大，并且在运行中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所致。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法部奏核议御史王履康等请禁革官媒改设待质所折》指出，官媒一项，除“例载妇女犯斩绞重罪应行解勘者，于经过地方派拨伴送”外，并无将涉讼妇女发交官媒看管的明文规定；旧例“虽有买贵州穷民子女凭官媒花押立契一条”，但现已奏请删除；“律载当官嫁卖妇女历来办法”，虽然由官媒承领，然而“逾期不嫁或局奸图骗，则有籍充人牙治罪专条”；当官嫁卖“本系犯奸妇女”，并非寻常妇女。此外，官媒流弊的产生也与其经济收入低有关。他们在不足以谋生的情况下，往往会与官员、胥吏等相关利益群体勾结，将魔爪伸向无辜妇女，勒索其财，甚至令其卖奸图利。需要强调的是，官媒制度的废除并非完全归结于其在运行过程中产生的流弊，它与官代书、乡约这些政府代理人一样，是清末大变局下中外碰撞与内部反省综合作用下的结果，是一个特定时代符号的终结。晚清时期，由于西方外来因素的冲击，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如“官代书”被“书状生”所代替，乡约制度被保甲体系取代，传统的“六房”被新的房科制度所替代，捕投被警察取代。这些现象都说明“演变”是这一新旧交替时期的明显特征。  

官媒制度的废除，并非令行即止。在四川南部县，宣统三年（1911）三月还出现官媒承办女性的婚姻择配的情况，甚至在民国元年（1912年）三月，官媒廖成才禀求衙门支给钱文，以做生活之资。这种现象并非个案，乡约制度也是如此，虽然县衙在宣统元年（1909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发布禁革乡约的牌示，但在其后的讼状中，这一名称依然在使用。更有甚者，衙门仍在派差役传唤乡约到堂点卯。也有研究表明，由于官媒制度的禁革进程缓慢而艰难，导致了各地官媒和其他女犯管押形式并存或存在反复交替的现象。其后，随着近代监狱制度的兴起，对涉讼妇女的管押与押解向人性化、专业化、法治化的方向发展，但并未根治以往的管理弊端，虐待女犯的情况仍时有发生。

【项目说明】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南部县衙档案整理与研究》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1ZD&0093；《清代巴县衙门档案整理与研究》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6ZDA126；《历代孔府档案文献集成与研究及全文数据库建设》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3&ZD108。本文修改承蒙毛立平、陈兆肆、艾晶、卢建荣等学友提供宝贵意见，谨致谢意，惟文责自负。

由于篇幅限制，本文注释和参考文献皆省。

作者：吴佩林、张加培

文章来源：《历史档案》2018年08月15日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