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 键 词】拳教/乾坎卦团/北京义和团/白莲教事件/秘密教门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1900年7月）义和团运动在北京发展到最高潮时，突然发生了令朝野震惊的事件。有三批民间秘密教门信徒（共140多人）被冠以“演习邪教”的罪名而遭逮杀，于是产生义和团与白莲教自相残杀的说法。时人谓义和拳乃八卦教之余支，被捕者与义和拳同源，称“捉之者乃白莲教同源之拳匪”（注：龙顾山人：《庚子诗鉴》卷1，《义和团史料》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50页。），“以八卦会而拿八卦教，可谓数典而忘其祖矣”（注：黄曾源：《义和团事实》，《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中华书局，1964年，第129页。）。义和团同被捕的白莲教是否同源？它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这是研究义和团史者不可不弄清的重要问题。
    白莲教创立于南宋初（1133年左右），其教义原是劝人皈依三宝，受持五戒，并专念弥陀同生净土。但至元末，白莲教在发动红巾军大起义过程中，则倡言“弥勒下生”以取代原所崇奉的阿弥陀佛，又增以“明王出世”之说作为改朝换代号召，这对此后民间秘密教派产生重要的影响。至明中叶，新出现的众多民间教门，其教旨又大不同于宋、元白莲教。它们信奉无生老母，默念八字真言，鼓吹劫变观念，宣扬三世、三阳、三会与三佛轮流掌管天盘思想等等。有的研究者认为这些信仰已大大有别于以往白莲教，不宜再视它为白莲教。但事实上，明清时期有一些教门，如东大乘教（闻香教）、八卦教、收元教、混元教、天理教等，在其真言、咒语中仍隐含有弥勒应劫救世这类思想，有的更增以“牛八”之说，这同元末白莲教倡言明王出世旨在反元复宋、同寓反对异族统治之意并无本质区异。为此，明清以来不少文献记述中仍有称它们为白莲教或其遗支的，因为藉信奉弥勒而行谋叛活动已成为人们关于白莲教特征的共识（注：可参看路遥《山东民间秘密教门》（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第2章，《中国民间教派——“白莲教”辨析》，收入《义和团运动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年）。）。
    义和团运动发生于19世纪末，其组织构成是以金钟罩（大刀会）、义和拳（梅花拳）、神拳、红拳等为核心。这些拳会在18世纪末即已成为秘密教门羽翼。至义和团运动兴起，以刘士端为首的大刀会（金钟罩）及相关的红拳会，已与坎、离卦教相融混；赵三多为首的梅花拳，先改名为义和拳，后又改称“神助义和拳”，也与教门相结合；以朱红灯为首的神拳亦以离卦教为依托，显然都具有教门特征。它们不是一般的拳会，实系分属或结合于以八卦教为主体而区分为文、武场的“拳教”组织。这一特征于运动初期就已形成，并贯穿于运动全过程，到其发展阶段则教门性质日趋显明。
    　　一　民间秘密教门在直隶的义和团中浮现
    义和团运动的发展阶段主要是在直隶境内展开。1899年秋后，袁世凯在山东大力镇压义和团，直隶的义和拳便趁此在境属各地兴起。其中一部分自山东边境移入，如山东德州一些义和拳转移至本境故城、景州，然后向吴桥、东光、沧州发展；另有部分是赵三多、阎书芹的原义和拳队伍，往冀州、河间府属发展。但对直隶义和团运动具有全局影响者不是上述二者，而是在保定府属的新城县板家窝与白沟镇为中心所设立的团坛，它们才是直隶义和团运动进一步兴起、发展的标志。这些团坛多成立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至光绪二十六年四五月间，它们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一向东，顺大清河往静海、天津扩张；一往北，沿定兴、涞水、涿州推进，并由此涌入北京。它们分别与津、京的义和团联合形成运动高潮。从义和团组织的主体构成看，这一阶段同前一阶段相比有很大区别，最显著的现象是不论义和团来自何方，不论其阶级、阶层构成有何不同，均不约而同地相继聚集在乾、坎二团旗帜之下。田野调查提供给我们的口碑材料是：作为直隶义和团兴起标志的上述两个坛口，新城板家窝为乾宇拳团，而白沟河沈各庄则是坎字拳团（注：路遥主编《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下册，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71-1279页。）。随后它们分别进驻静海、天津，成为该地区的义和团主力。
    义和团运动在静海、天津有多少个坛口，文献中未有记载，但据20世纪50年代天津史学工作者调查统计，在静海有25个，其中坎22、乾2、离1；在天津有220个，乾72、坎39、震4、离2、坤1、不明卦别的102（注：南开大学历史系编《天津义和团调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74-193页。）。乾字团总首领为曹福田，王德成、韩以礼、刘十九等亦为重要团首。曹福田，静海人，出身行伍，统领天津城厢大部分义和团，红灯照亦接受他教练。王德成原名王成得，初是板家窝坛口拳首，这一坛口是请山东拳师来传授设立的。后来，王成得率文安、霸州拳众沿大清河进入天津，立乾字团（注：南开大学历史系编《天津义和团调查》，第117、118页。）。刘十九原名刘长香，山东茌平县马家沙窝人。马家沙窝原为朱红灯神拳在茌平活动的据点。那时刘十九在拳内地位不大闻名，当亦属于朱红灯离卦教的神拳系统。后来天主教捉拿神拳徒众，他跑到天津立坛成为乾字团的一个重要首领（注：路遥主编《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下册，第903-906页。）。韩以礼是山东武城人，来天津以前就已在了义和团，来天津设坛属乾字团武场（注：南开大学历史系编《天津义和团调查》，第117、118页。）。坎字团总首领是张德成，白沟镇东赵庄人。光绪二十五年七月他同白沟人宋福恒在白沟河沈各庄一带建立坛口。张德成操船为业，宋曾是张的雇工，张与之结拜成兄弟。拳坛建立后，宋留在原地活动，而张则率拳众沿大清河、子牙河、南运河到了静海县独流镇，在此建立了“天下第一团”，随后又进入天津成为坎字团总首领（注：路遥主编《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下册，第1273页；南开大学历史系编《天津义和团调查》，第109-111页。）。离字团在天津、静海者不多，一共才三四个坛口，首领滕德生，山东郑家口（现属河北省故城县）人。滕先建坛于静海，继而也立团于天津（注：南开大学历史系编《天津义和团调查》，第121页。）。光绪二十六年四五月，保定府属各地义和团集聚涿州，并由此涌入北京。天津的义和团于此时亦有一部分向北京进展。
    关于津、京义和团的源流，时人已有不少记载，有谓“义和拳源于八卦教，起于山东堂邑县，旧名义和会。东抚捕之急，潜入直隶河间府景州、献县。乾字拳先发，坎字继之。坎字拳蔓延于沧州、静海间，白沟河之张德成为之魁，设坛于静海县属之独流镇，称天下第一坛，遂为天津之祸。乾字拳由景州蔓延于深州、冀州而涞水，而定兴、固安，而入京师。”（注：罗惇曧：《拳变余闻》，《庸言》第1卷第3、4号；沈祖宪、吴闿生合编《容庵弟子论》，民国2年铅印本。）民间教门在这一阶段重新浮现，不像前期那样只隐蔽在拳会组织下进行活动。戴玄之认为义和团分乾、坎二卦，又有神、震字拳，它们用“乾、坎、坤、震”，“像用甲、乙、丙、丁一样为表征而已，实与八卦教无关。”（注：参见戴玄之《义和团研究》（台湾精华印书馆，1963年）第2章《义和团的本质》。）按戴氏所引资料是根据侨析生所编的《拳匪记略》。该书取材于日人佐原笃介与浙东沤隐同辑的《拳乱纪闻》，大抵根据当时各地通信及报纸著述，还有一部分是搜集时人日记写成，同当时在京官僚李希圣、罗惇曧等搜集的拳变传闻纪事，均属最早的义和团运动史述。这些文献对义和拳及其源流的记载大致相同，但却与戴玄之所述有所区异。如对津京义和拳云：“天津、北京拳匪本分两系，皆出于义和会，其后皆称义和团。坎字拳为林清之余孽，乾字拳为离卦教郜生文之余孽，故皆尚红。其后有黄色一派，则乾字拳所创也”；“又有震字，则王中之遗孽，中于乾隆间被戮。坤字拳，不详所自。震字拳见诸永定河南岸，坤字拳见诸京西，从者盖鲜。惟坎字、乾字最势大矣，乃分扰于京津。”（注：罗惇曧：《拳变余闻》，《庸言》第1卷第3、4号；沈祖宪、吴闿生合编《容庵弟子论》，民国2年铅印本。）我们在新城的调查也发现有这样说法：“那时义和团穿背心（即号坎），因卦上有乾、坎、震、坤四种字。郜生文创造乾字团，林清创立坎字团，王中创立震字团（这个团人数最少），其中乾坎势力较大。山东大屠杀后，义和团移往河北，乾字先来，坎字跟着，震坤继之。”（注：路遥主编《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下册，第1285-1286页。）坎字拳来自坎卦教派，坎卦坛口建自新城白沟河。白沟河水域跨新城、容城、雄县三县。白沟镇、沈各庄属白沟河水域村镇，地处三县交界。该地区在历史上就曾是坎卦教教首张柏的教门活动踞点。乾隆三十九年(1774)王伦清水教（是融八卦教之坎、离、兑为一的教门组织）起义失败后，据笔帖式锡恒呈文中称：其余党活跃在白沟河一带，它们在白沟河、雄县、东安等地都称白阳邪教，“有列土封主之制，按八方面立八卦之卦主，每一卦按五行而设五路之会主”，“白沟河张宜德是坎卦卦主”，“他们的总头就在山东”（注：笔帖式锡恒呈告山东逆犯王伦遗类以报国恩，军机处录副档，现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又据文献记载：“白河沟张二即张柏，系属卦主”（注：乾隆四十年五月廿四日大学士舒赫德奏折，军机处隶副档，现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可见张宜德就是张柏或张柏之嫡传辈。张柏传屈得兴（大兴县人），屈得兴吸收林清。林清之入白阳教即坎卦教，就是从这一支传承下来（注：参见马西沙《清代八卦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6章；秦宝琦《清代前期社会卷·中国地下社会》（学苑出版社，1994年）第16章。）。义和团时期白沟河坛口系坎字拳，当与张柏、林清坎卦教传承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乾字拳之由来，从有关记载和调查资料看，它来自离卦教。我认为此说可信。为什么要改离为乾，至今还是历史之谜。我认为这很可能是由八卦教徒对八卦中有先天与后天之区别而来。刘佐臣创八卦教是后天八卦，坎、离方位是坎北、离南，而先天八卦则是乾南、坤北。乾、离在先、后天八卦中各位于南，改离为乾当由此而来。乾、坎二卦所尚色别，原均非红色，但又都一律尚红。为什么？文献史料未有记载，但据义和团地方团首回忆认为那是基于红色显得威武的缘故（注：刘汝霖：“义和团头温德亮老人访问记”，文史回忆录未刊稿，现藏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乾字团尚红，间有尚黄，不久则全尚黄。
    民间教门在义和团组织中再现，表明这场主要因民族矛盾所激起的运动，仍旧披着旧式民间宗教外衣而跃现于政治斗争舞台。但并不能因此而视它们为乾嘉时期义和拳斗争的直接延续。义和团时期的义和拳同乾嘉年间的义和拳，虽在名号上有一致之处，但在组织成员与斗争目标方面均有重大差异。乾嘉年间的义和拳是由社会矛盾引起，它只针对清廷封建统治而发，参加者都是以教门身份或拳教分子出现，同清政权处于严重对抗地步；而义和团则不同，它处在社会危机与民族危机相交织而以后者为主要矛盾的历史背景下，它以“打洋学”“保卫身家”“驱教灭夷”等为名，对教会扩张势力进行打击，并同外国军事武装侵略进行对抗，从而得到清廷与某些地方大吏的宽容。拳会因此从正统社会结构边缘走到中心，在民族危机的大变局中重新被塑造。这样投入到这些拳教组织中的并不都是教门信徒或拳教分子。不论是运动前期的金钟罩、红拳会、神拳、义和拳等，还是后期的乾、坎、离、震各教门，都各有两种类型成员：一是流动的，并具有特定信仰的教门分子；另一则是依附于土地的农民、富户，并以固守乡土、保卫身家为己任而习练拳棒的自卫者。后者占义和团成员的大多数，但前者却是运动中的骨干和核心。不论哪一种，正如有的论著所指出：他们都因有朴素的乡村民族意识走到了一起，创造出了义和神团（注：程 ：《社区精英群的联合与行动——对梨园屯一段口述史料的解说》，《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义和团运动所以能广泛出现“顺清灭洋”“助清灭洋”“兴清灭洋”“扶清灭洋”及“保清灭洋”等这类口号，正是乡村朴素民族意识的体现。民间秘密教门也利用了这些口号，联合广大下层民众展开具有全民性的斗争。乾字团出现有“替天行道、保清灭洋、钦命乾字义和神拳”大纛（注：恒谦：《手札残稿》，《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下称《义和团》第4册，第423页。），离字团画有离卦卦爻 的扶清灭洋团旗（注：吴鲁：《百哀诗》卷上，北京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5页。）。清政府在“灭洋”的排外方针下，对义和团终于采取了“只问其为匪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也”的宽容政策，这是乾字团、坎字团等民间教门能雀然跃起的另一重要原因。
    　　二　北京义和团与民间秘密教门活动
    　　（一）北京的义和团
    北京有义和拳活动见于记载者，始于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初。在京城西四牌楼羊市南壁上张贴有“十愁”乩语的揭帖，它还以“关帝坛谕”或“关帝乩文”为名出现于京城。据其内容看，同嘉庆年间天理教起义失败后首现于山西继而流传于直隶、山东各地的《佛留经文救劫明心宝卷》有关。据称这是由住在山西平阳府岳阳县属八卦教分支坤、兑二卦卦首传播出来的（注：《佛留经文救劫明心宝卷》（刊本），有的刊本以《弥勒救劫宝忏经》为名出现。）。其实，《佛留经文救劫明心宝卷》中的“十愁”乩文乃源于明末清初闻香教经卷《三佛应劫总观通书》（注：该经卷为李世瑜所存，但李的存本缺“十愁”，而笔者所见的另一抄本则有此内容。）。义和团时期北京的“关帝十愁乩语”更与嘉庆二十年(1815)山西巡抚衡龄奏片中所录“十愁”内容，有相似之处（注：陈振江、程 ：《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0页。）。四月之后，北京才出现练习拳棒的活动。五月十一日（6月7日）大学士刚毅离京前往涿州抚团，十五日（11日）外州县义和团开始大批涌入京师，从此北京出现了义和团高潮。高潮阶段的京城义和团，其队伍基本上可划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外州县来的以贫苦农民为主体的团民。他们除一部分原由景州、吴桥和由冀州、河间北上以及后来由天津调拨入京的以外，大部分是从保定府属的新城、定兴、涞水、涿州等地先汇聚于涿州城关，然后向北京挺进的。他们主要分属乾、坎二字团统率。五月下旬清廷颁谕著补授庄亲王载勋为步军统领，不久又补授辅国公载澜为步军统领衙门右翼总兵。此时清廷决定招抚义和团联合抗外，于是入京的乾、坎字团被饬令到庄王府挂号，分别归载勋、载澜掌管（注：王大点：《庚子日记》，《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第107页。）。外州县进京的义和团究竟有多少人？难以统计，各种记载也只是约略数字。有载乾、坎二字团赴“端邸挂号听调者共有一千四百余团，每团以二三百人计，至少亦百十人。”（注：“袁忠节公手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据此当有二三十万人。有记六月上旬京师团众已达50万人之多（注：《综论义和团》，《义和团史料》上册，第166页。）。北京坎、乾二团各有其总首领。坎字团总首领是谁，未见具体记载，不过在军机处所存档案杂件中，于五月二十九日（6月25日）有一份“王谕”中写道：“庄王府坎字老团奉王谕：烧毁电线，洋杆并不可留，如有毛寇之人，即行拿交本团严办”，下署“大师兄德具”（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618页。）。这个缩名为“德”的大师兄是什么人？无从知晓。因为天津、静海坎字团的总首领张德成大师兄并没有率众去过京城，也许这个“德”是他人之名的缩写。在北京的义和团以乾字团人数最多，势力也最大，仅攻西什库教堂就有四万多人（注：包士杰辑《拳时北堂围困》，《义和团史料》下册，第633页。）。乾字团总首领为陕西人李来中。义和团入京前，他就曾联络新、涞、定、涿一带团众，先是于五月初四日（5月31日）集聚以上各地团众于长辛店。武卫军总统领荣禄派参将呈鉴衡赴该处谕令团民解散，李来中不从（注：杜春和等编《荣禄存札》，齐鲁书社，1986年，第399页。）；又派候补知府吴炳鑫赴涞水、涿州劝告团众自行解散，也未能实现。李来中等率众占踞了涿州城。据吴炳鑫禀报：“该团起自山东，向分数种，皆以学艺为入团计，历年已久。”（注：杜春和等编《荣禄存札》，第399页；支碧湖：《续义和拳源流考》，《义和团》第4册，第444-445页。）李来中入京后，同董福祥关系密切，传闻他是董福祥义弟。董向荣禄推荐了李来中，经荣禄认可，李来中率团众与甘军共同围攻东交民巷公使馆区（注：佐原笃介、浙东沤隐辑《拳事杂记》，《义和团》第1册，第327页。）。当时董福祥甘军有25营，计有士兵1万多名，据记载李来中在甘军中能紧密控制、指挥者至少有500多人（注：刘以桐：《都门民教相仇闻见录》，《义和团》第2册，第190页。）。李还由董“引至内廷，经召见者两次”（注：佚名：《西巡回銮始末记》卷2。），时人谓：“拳匪既云集京师，更有董福祥义弟陕人李来中者，从中指挥，由是兵匪遂合而为一”（注：佐原笃介、浙东沤隐辑《拳乱纪闻》，《义和团》第1册，第137页。），可见李来中在北京义和团中的重要地位与影响。北京乾字团还有一个重要首领，他就是在新城板家窝建立坛口的王成得，率团众至天津改名王德成，成为天津乾字团首之一。六月十五日（7月11日）他奉团令率拳众赴北京参加攻打西什库教堂，以致在他的老家板家窝一直流传有这样歌谣：“板家窝，赛北京；王成得，赛朝廷”，“打油不打醋，专打西什库。”（注：路遥主编《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下册，第1279页。）
    是否有山东老团到了北京？当然有。据调查资料：从山东到北京的义和团，以曹州、兖州、德州来的居多，这是据当时在景州大道两旁亲自目睹山东义和团队伍北上听其各种口音的乡村群众来断定的，应是可信的口碑（注：路遥主编《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下册，第1199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以后，北京还派人到山东东昌府招山东老团入京的乡村群众，当时住京者计有四团：“一住阮府胡同荣宅，一住十锦花园溥宅，一住四条胡同聚钱局，一住北新桥。其大师兄萧姓，山东平原县人。此次共招老团千余人，由西大道进京。”（注：《万国公报》卷150，光绪二十七年六月。）还有山东德州齐家桥拳首李金荣，他于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率拳众进入吴桥县大齐庄进行过反教会斗争。吴桥县令劳乃宣说他是直隶、山东交界德州、吴桥一带有影响的拳首。劳在其所辑的《庚子奉教禁义和拳汇录·跋》中记他于吴桥辛集之战死于枪弹之中。其实这个拳首并没有死于此役，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他还率拳众到了涿州。当时集聚涿州的山东老团有六七千人（注：《高枬日记》，《庚子记事》，中华书局，1978年，第145页。）。刚毅到了涿州之后，就带着团首隆祥和尚及其徒弟李金荣进京晋谒端王并觐见慈禧太后。据说慈禧见李金荣“生得相貌堂堂，仪表不俗，不愧一条山东大汉，大加欢喜，叫他领着义和团当前队，朝廷遂后就派兵接应。又赏赐了一万两银子、五千把大刀，还下了一道谕旨。隆祥、李金荣等便喊着‘扶清灭洋’的口号，领着大队人马，占领了丰台车站，烧毁了机器局”（注：张稚卿、李朋：“荣禄和义和团及其他”，文史回忆录未刊稿，现藏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这一情况依据荣禄儿媳张稚卿亲聆当年荣禄夫人刘佳氏回忆的记录，当有一定的真实性。就是朱红灯的义和神拳系统，山东平阴拳首也曾率众到了直隶景州与当地义和拳汇合，约有千把人在景州打了一仗，北上卢沟桥进入北京（注：路遥主编《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下册，第1022-1023页。）。七月初，又有载勋、刚毅刊发的约束义和团《团规》出现，这是发给山东曹县老团的。可见义和团发轫于曹、单的金钟罩（大刀会），是被视为老团请到了北京的。义和团运动兴起于鲁西南、鲁西北与山东、直隶交界，后来直隶、津京地区义和团都称以上地区义和团为“山东老团”。义和团没有像太平天国那样出现有统一组织与最高领导，它当然不可能有军事布置的进军路线，但不能据此就认定山东老团没有率众进入北京。从调查的口碑记录看，在以上所提到的三个地区均有拳首率众进入了北京，山东老团进京的人数虽不太多，但北京团众和清廷中枢都视它为义和团中最具有号召力的一支。
    第二，由原住京城的居民为主体组成的团坛。这一部分有多少人，连约略的记载都没有。据后来北京团民回忆，当时内城的东城、西城以及外城都设有许多坛，其重要团坛设在以下各处。在内城东城：泡子河慈云寺，水磨胡同意公府，东单观音寺；皇城：马神庙，旗檀寺；西城：阜城门锦什坊，西单北大街，西城沟南岗子，云台寺；外城：有名的神坛是广安门报国寺，珠市口给孤寺与西直门外广善寺等（注：张润普：“庚子北京义和团运动的回忆”，文史回忆录未刊稿，现藏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据档案记载，当时最有影响的是炸子桥神坛，它同王府最通信息（注：黄曾源：《义和团事实》，《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第130页。）。据载，毓贤到北京就曾去拜访过此坛，称他“见炸子桥大师兄直如邱长春见世祖”（注：《高枬日记》，《庚子记事》，第145页。）。琉璃厂的团坛也很有影响，时人记载：“琉璃厂团众误拿人，大为乡里所诟病”，白莲教之传闻即为该坛所首倡。炸子桥坛，亦以民人有存打纸牌之具视为白莲教之嫌。这些团坛多由市井组成，其头目炸子桥赵八在攻打西什库教堂中战死（注：黄曾源：《义和团事实》，《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第128、126、129页。）。这些团坛纪律并不好，清廷上谕中云：“惟京师地面辽阔，城隅旷地以及废寺间房最易为匪徒匿迹之所，闻炸子桥、沙土园、白纸坊等处奸徒聚众学习拳棒，并有为首之犯绰号应天禄及李七等，其余匪徒恐尚不止此。”（注：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上谕，《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34页。）坛首有赵八、李七以及应天禄等这样绰号，不可能是来自他州县的义和团首，当是京师霸居一方的棍徒，其属京城市井自无可疑。
    第三，王公府第所立的团坛。最有名的算是设在西城太平仓的庄王府与祖家街的端王府，是总坛所在。前已提及乾、坎二字团入京得赴这两个王府挂号，因为载漪、载勋这时控制了中枢实权。澜公府是载澜的邸宅，也设神坛，他为步军统领衙门右翼总兵，其地位仅次于载勋。入京的乾、坎字团有一部分进驻庄王府坛与澜公府坛。此外要算是恭亲王奕訢女儿府第“大公主府”所设的坛，它“豢养拳众至二百余人”（注：龙顾山人：《庚子诗鉴》卷1，《义和团史料》上册，第38页。）。当时满族亲贵入义和团者甚众，“凡属满人，不分大小老少，均系义和团中之人，其腰间均束有红带以作伊党记号”（注：佐原笃介、浙东沤隐辑《拳乱纪闻》，《义和团》第1册，第150页。）。王公府第团坛都别以服色，王府的团分龙团与虎团，前者首帕皆红中间黄，后者是红中间紫；公主府团曰仙团，红中间兰；此外，还有兔团一色尚白，龟团一色尚黑，纷纷“以此为标帖，招摇过市，举国若狂”（注：赵伯声：《庚子记事长札》，《义和团史料》下册，第662页；龙顾山人：《庚子诗鉴·补》，《义和团史料》上册，第125页。）。载漪、载勋等要利用义和团众，“努力王家，同仇敌忾”；但义和团却要握生杀予夺之权，“自五月以来生杀予夺皆在团，团曰可，皆曰可；团曰否，不敢可，民权之说吾于义和团见矣”（注：黄曾源：《义和团事实》，《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第133页。）。就义和团组织来说，这时确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了。
    与上述情况相映照，这时民间秘密教门在京活动也趋于多元化。它们并不都是围绕在“扶清灭洋”旗帜下行动，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有三批被杀的“邪教”徒，时人称他们为白莲教徒。
    　　（二）所谓白莲教事件
    前已提及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当义和团在北京与清军围攻公使馆及西什库教堂正酣时，却发生了三批所谓白莲教徒被捕杀的惨剧。此事震撼京师，也惊动朝野。三批白莲教徒被旨准“正法”的时间、人数是：六月十八日（7月14日），80名；二十四日（7月20日），34名；还有一批是在七月某日，28名，计142名（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第651、694、726页。）。这几批被杀的，究竟是什么人，长期来成为历史之谜。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将有关清宫档案加以整理于1990年出版后，其历史真相已大白，这些被杀的白莲教徒原来是属于直隶、京畿一带最有影响的民间秘密教门组织——圣贤道（注：关于圣贤道的组织来源、宗教信仰、仪规等详见路遥《山东民间秘密教门》（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第223-224页。）。
    第一批被捕的圣贤道徒，多来自直隶大兴、宛平、沧州、武清等地，他们移居在永定门外和崇文门外，道首为张廷锡。第二批被捕的道徒，是由于第一批被捕教徒中牵出，他们也是从他州县迁居来到广安门外、永定门外和崇文门外。研究者曾认定这三批被杀教徒都是冤案，因为从他们家中搜出纸人、纸马或优伶衣冠等，是不足为有谋反形迹的证据；同时又以许多老少教徒均供不知白莲教为何物，足以说明他们是无辜被杀的冤案。其实，民间秘密教门教首具有政治野心并非一般道徒所能知晓，只有为数不多的道内骨干才参与了这一叛逆阴谋，因为民间教门内部体制多采取家长制权威统治。张廷锡住永定门外高家园地方，同其他教门一样，他劝人入道也是以吸气坐功为诱饵。但他早已暗藏“有天下之分”的帝王自为思想，并伸其势力于宫中，效天理教之故技拉拢10名太监入道。我仔细查阅了所有被捕者供词，发现能获知张廷锡“有天下之分”阴谋的，只在他的骨干中：有道首高鉴和10名太监，还有被封为正宫、西宫的刘大姐、二姐。其他道众则不知有此事，他们所供的只能是为了“吸气学道”，此外别无其他（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第651-671、694-704页。），以致才会出现在行刑时有“不知白莲教为何物”的冤呼。张廷锡“有天下之分”的图谋，从道内说是承袭了刘功“二立江山”这一思想脉络，这是他们被逮杀的根本原因。除此之外，当然还有其他因素，较为普遍的一种说法认为是当时局势混乱的写照。
    此说不虚，当时北京政治局势确实很乱。从清廷内部说，“建储派”（有称之为“大阿哥党”）自义和团大批入京后，就试图利用义和团以加强自己势力。先是其总首领端郡王载漪掌管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继而又经慈禧太后旨准于五月二十一日（6月17日）将京师军务著派端郡王载漪、庆亲王奕、内阁大学士徐桐、户部尚书崇绮并军机大臣等会办（注：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四日、二十一日，军机处随手登记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自是国事皆决于载漪。宣战上谕颁布后，“建储派”的另一重要首领庄王载勋被补授为步军统领，接着协办大学士刚毅又被钦命为统率义和团大臣。此后外州县来的团民相继蜂拥入京，达到10余万人。京师各部院文武大小衙门一切事务概行停止，官员四散出逃，机构瘫痪，京城内外十三门改由义和团把守。义和团在“灭洋”目标下，同清政府处于既时而合作又时而矛盾的状况，总的说来两者势力处于相互消长之中，逮杀白莲教徒就是在这样情势下发生。
    圣贤道徒被大批逮捕，主要是步军统领载勋一伙所为。第一批被捕80名男女老幼中，有70名是被步军统领衙门左营都司曾崇荫带兵弁到永定门内佑圣寺和永定门外高家园地方拿获，另10名是左营都司派义和团去捉拿（注：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八日步军统领载勋等奏，《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第652-670页。）。张廷锡案的破获可能首由澜公府（载澜的府第）发现，载澜是载漪的胞弟，这时他已是步军统领衙门右翼总兵。宣战上谕后二日，他又与左冀总兵英年遵旨协同载勋统率义和团事务。前已提及张廷锡案犯中有10人是宫中太监，2人在濂贝勒府服役，还有1人在澜公府服役。濂贝勒载濂，是载漪的胞兄。可见张廷锡已将圣贤道势力不仅渗透宫中，而且也深入到载濂、载澜府宅中去了。此次破获经过，先由载澜亲自查知确系“邪教”后“交送解案”的，然后由左营都司派员弁去搜捕其余大批道众。左营都司逮捕永定门外道众（69名）在先，由于拿获未尽，再派义和团去抓捕居于崇文门外的10名道徒。第二批被拿获的刘福顺等34名男女老幼，主要也是由步军统领衙门派营汛官兵去执行，但义和团亦被派会同前往。这次被捕道徒中有3人是在濂贝勒府服役。据案犯王庆富等5人供：张廷锡确有集聚道徒于八月间起事的阴谋（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第699-704页。）。七月，步军统领衙门又拿获了28名。可以看出，义和团是被步军统领衙门派往协同缉获圣贤道徒的。
    载漪、载勋等所以选择这个时机向圣贤道徒开刀，实同一个重要事件密切相关，那就是义和团惩治了神机营副都统庆恒一家及其本人，此事极大地惊动了清廷各派。原来清廷内部因戊戍维新出现了派别新分化，嗣又因“己亥建储”使这一矛盾进一步发展。迨至庚子义和团运动，那拉氏为要利用义和团“灭洋”，颁发宣战上谕，各派力量角逐又进入了新的阶段。以载漪为首的“建储派”掌握了朝政实权。忠于那拉氏的荣禄总统武卫军，仍握有最大军权。原掌外交大权的庆亲王奕劻虽受到排挤，但暗中同地方洋务大臣有联系，对那拉氏仍产生一定影响。至于对外亲和的京师洋务派官僚，就备受打击而被搁撂一边。清廷内部派系斗争矛盾重重，复杂多变，但在此时却有个别官僚被各派所争取。这个人物就是庆恒，他的官职是副都统，原是荣禄亲信，荣禄曾奏调他督办武卫中军粮台事务。统掌虎神营的载漪也视他为知己。他又为太监李莲英与庆亲王、奕劻所器重，常互往来，奕劻派他为八旗练兵全营翼长、神机营营务组翼长兼马步队管带等职。他在京城的各种武装机构：神机营、八旗练兵营、虎神营以及捍卫京师的武卫中军均兼有要职，掌握京城的一定兵权，致使五府、六部、十三科道官员多与他结拜为兄弟。此外，他还同洋人有往来，密图敛聚财富，暗发洋财。据庆恒的差役王德山等供：庆恒曾私自运存一二百杆枪支于府内，与人私下商议招勇，“暗中与有仇之团为难，打算打仗后拟赴山盘踞”（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第642-643页。）。义和团入京后虽到庄王府挂了号，但并没有停止对仇视义和团的权要人物进行打击。义和团自围攻西什库教堂后，就曾惩治了虎神营管带阿杰臣、翼长那成轩、阿克达春等。那些武官曾率众攻打教堂时，有意将团众引至绝地，致使团民死伤无数；有的则诳令团民进攻，而自后发炮击团（注：龙顾山人：《庚子诗鉴·补》，《义和团史料》上册，第137页。）。与此针锋相对，义和团也杀了二品顶戴纳继成于顺王府前。义和团所杀的多属于载漪、荣禄等党羽人物。6月30日义和团杀死庆恒一家6口，接着7月6日广化寺团勇又在武卫中军公所将庆恒及其弟弟护军校庆禄抓送到府团，这是对满族权贵的一次最重大打击（注：《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第642-643页。）。按理说，载漪等人应对私通洋人者极为痛恨，必然要置之死地而后快；但奇怪的是，他们对庆恒的态度却另样，对庆恒通“洋”置若罔闻。载勋等表示未敢擅自办理，只将此事奏陈，仅以差役供词呈览“伏候圣裁”。更令人惊异的是，慈禧太后对此案态度也极端反常，旨称：“差役王德山等供多支离，恐有别情，王德山、董贵二名著交刑部严行审讯，勿任狡赖。”企图将庆恒的全部罪责推诿为差役乱供。六月十八日（7月14日）内阁还奉上谕，以“伪团”名义处死义和团众5名（注：《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第650-651页。）。同一日，载勋等又以“拿获演习邪教、勾引太监等多人匪犯”的罪名，将男女老幼80人“请旨办理”（注：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八日步军统领载勋等奏，《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第652-670页。）。他们对义和团之仇恨报复心情显而易见，但义和团亦不受威胁，翌日在“邪教”被行刑同时，他们就群拥到炒豆胡同军械局将庆恒捉到庄王府处死。据说，领头人物是当时北京义和团总团首之一的叫川心道人。庆恒被杀后，虎神营大噪，载漪引“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为兆，要立即拿办“妖道”（注：毓运：“清端郡王载漪封爵后杂记梗概”，文史回忆录未刊稿，现藏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有说载漪大怒，“操刀出欲与义和团长相斗，刚、赵诸人力阻之始罢”（注：佐原笃介、浙东沤隐辑《拳事杂记》，《义和团》第1册，第253页。）。继之又有第二、第三批抓捕“邪教”行动。此举也引起乾、坎字团内部矛盾，坎团不同意乾团所为，“在提督府开仗”（注：《高枬日记》，《庚子记事》，第157页。）。这就是义和团高潮阶段北京捕杀几批“白莲教”的实况及其真正缘由。从此时起，清廷即以区别真团与伪团为名，将惩治庆恒的义和团与那些焚掠京都平民财富的无赖之徒混同起来定为“伪团”，“著照土匪之例即行惩办”；又将不听从其指挥的团众，以赴前敌助战为名，调离京都开赴前线，清军殿后，乘机开炮予以消灭。时人对此举观察得很清楚：“闻各路兵及庄王、荣相、董军门、各路统兵大臣，皆设密法收抚团众。有不受抚者，均遣至各处打前敌，少有退缩，迎以大炮，一炮休矣，升天矣，实露半抚半剿之法。又出令及龙票，龙票者，即是军营军法、章程、条规。有不遵冒犯之徒，按军法惩治，内外收抚，有犯即杀，各路均有密令。”（注：《石涛山人见闻志》，《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第96-97页。）可见载漪、载勋等所以大力搜捕诛灭圣贤道并对义和团态度从招抚利用转为剿抚兼施，实转机于义和团对庆恒的惩治。有认为此举乃义和团“闻令其身往前敌之谕，则创为拿白莲教之说以自固”的说法（注：黄曾源：《义和团事实》，《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第128页。），显然不妥。因为清廷颁谕以赴前敌为名调团民出京师是七月初六日（7月31日），这已在白莲教被大批捕杀半个月之后，又怎能以此之前捉拿白莲教的举动诿之于义和团而负其责呢！
    　　（三）其他民间教门的在京活动
    除圣贤道外，另一支有影响的民间教门——九宫道，也在京有所活动，但它是受朝廷招徕的。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参与军务议政的大学士启秀献策于载漪、载勋，认为“义和拳道术尚浅，五台山有老和尚，其道最精，宣飞檄请之”（注：陈恒庆：《清季野闻》，《义和团史料》下册，第637页。）。五月二十四日（6月20日），他又奏言：“使臣不除必有后患，五台僧普济有六甲神兵，请召之会攻”（注：李超琼：《庚子传信录》，《义和团史料》上册，第213页。）。六月二十日（7月16日），军机大臣面奉谕旨：“五台山南山极乐寺住持僧普济戒律精严，精通佛法。现在天津事机紧迫，所到夷船甚多。该僧素善修持，心在报国，著即联属义和，设法御击剿办，灭此凶夷，毋任肆扰，荼毒生灵，实为厚望。钦此。”（注：《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第682页。）所谓五台山住持僧普济即九宫道的总道首李向善。九宫道是什么性质的教门？据其道书所载：它是由圣贤道衍化出来，其成立要比圣贤道晚半个世纪，于同治六年(1867)由李向善正式创于山西五台山。李向善是直隶宁恶县庞家庄人，5岁丧父母过乞讨为生，15岁为圣贤道女道徒魏王氏（王真香）所收留。王真香的师父是赵飞雄，乃圣贤道大道首。圣贤道溯其教祖，前已提及当为郜文生，其宗支传承如下：郜皇代（即郜文生）→岳金刚→于思方→张广耀→刘功→吴兴旺→马兴映→赵飞雄→王真香。李向善被王真香收留后，随她在燕山活动，继而又随其师兄李修正传道于井陉苍岩山。李修正称自己是弥勒佛下转。同治五年(1866)直隶总督李鸿章派兵前往剿办，李修正、李向善均被捕坐监保定府。不久李修正被毒死，而李向善则被释放回山。李向善无处投奔，先落在正定府。这时西捻军北上劝他归附。他没有允从，被捻军在脑后开了一刀，却意外地保留了生命。他借此诡称系受“老母”之命不死，乃赴五台山创立后天道即“后天九宫道”，时在同治六年。他原无大名，只有乳名叫“傻五”。到五台山后，效法其师兄李修正之所为，亦自称弥勒佛转世，从此时起才有了李向善之名。九宫道对外宣传以佛教为名，骗取了清廷信任。光绪十八年(1892)慈禧太后赐五台山极乐寺匾题“真如自在”四字，还敕封李向善为“极乐寺丛林普济师”。从此，他便以佛教名僧身分出现，向清廷自诩握有“神法”。是什么样“神法”？其实就是“十步功诀”。该功诀主要是要道徒将人身精、气、神三宝集聚在两目之间，进行直上直下地运转，上至昆仑顶，下经绛宫至涌泉，然后又从气海循督派上行至泥丸宫。这本是民间教门中所盛行的一种关注上丹田的修炼法，仍未摆脱离卦教“透天真人”功法，没有什么奥秘可言（注：路遥：《山东民间秘密教门》，第304页。），但却为“建储派”所大力宣扬，奉为神佛。李向善接奉谕旨后就立即亲抵京师，受到载漪、刚毅礼拜（注：丘沃仲子：《慈禧传信录》，崇文书局，1918年，第11页。）；被邀入庆王府，由刚毅协同拣选数百团民并红灯照女子数十人随侍。但他自己没有留住京师，只派一道首诡称能关圣附体，携青龙刀一柄，春秋一部，骑一赤兔马，直往西什库教堂冲，结果中炮阵亡，“惟马逃归”（注：高树：《金銮琐记》，《义和团史料》下册，第730页；陈恒庆：《清季野闻》，《义和团史料》下册，第637页。）。从此，未再见有九宫道在京的“神法”活动。李向善自己仍然高踞五台山极乐寺坐受封赏，1903年慈禧太后下懿旨召他进京讲道。他讲道后，奉旨前往雍和宫取藏经回到五台山。九宫道与圣贤道本属同根同源，但两者遭遇却有天壤之别，一遭惨杀，一受封赏。九宫道立场，既不同于圣贤道，也不同于义和团，它是同清廷统治沆瀣一气的。
    传闻在北京的民间秘密教门活动中，还出现有一个很重要的教首叫王觉一。他原是从四川袁志谦青莲教中分化出来于光绪六年(1880)成立“末后一著教”的教首。一贯道道书内说他于光绪十年(1884)病逝于天津场柳青。其实他并没有死于此时，教内所以制造这一说法是为了掩蔽他继续进行反清活动。他于光绪八年(1882)策动反清起事失败后，隐伏于陕西汉中一带另立教门继续活动（注：路遥：《山东民间秘密教门》，第385页。）。有说他于义和团运动期间在北京同白云观大道士有往来，深入端王府为载漪所召见。据我们所知，他在创立“末后一著教”时期曾奔赴直隶燕京，在燕南三清宫大铸洪钟，备受文武大臣尊重，有不少官员在了他的教，也吸收了白云观道士晏儒栋成为“末后一著教”骨干。义和团时期白云观大道士乃高云溪，高曾与太监李莲英结为义兄弟，受慈禧太后赐封为“总道教司”，班秩同与龙虎山张天师。是他向载漪极赞义和团神术。据说载漪召头目试之，良验，乃留止邸第（注：龙顾山人：《庚子诗鉴·补》，《义和团史料》上册，第126页。）。时人推测这个头目即是王觉一，据云：“先是（光绪二十六年）春间，忽有山东僧人踵端王府门求见，自命忠义之士，愿大显法力‘保清灭洋’。端王却未见，该僧留话云：如王爷无论何时要见僧人，但朝东南三揖，口呼僧名三声，立时即可想见云云。载漪乃请徐桐、崇绮来谋，密告此僧之言，徐、崇力为怂恿，以为天赐异人，不可错过。”于是载漪如法三揖三呼，果有僧人立时款门来见。四人一谈，非常投机，遂将此事传入天听。此人后来又称王姓老团，据说“即是前十余年涂朗轩制军拿办之王觉一。”（注：张黎辉辑《义和团运动散记》，《义和团史料》上册，第253-254页。）还有记载与此大同小异：“先是有一老人谒载漪，自言有禁方，载漪视其书绝诞，谢之。老人辞去曰：异时事急，请东向呼者三，当至。于是漪置酒，召徐桐、崇绮而告之。徐、崇皆曰：此殆天所以灭夷也。呼之，则老人已入门，一座大惊。遂入言之太后，太后幸颐和园，试其方尽验。”“或曰老人，大盗王觉一也。”（注：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义和团》第1册，第19页。）有的文献更明确记载说他是在京的义和团首之一，说北京义和团称为活佛、祖师者，有一僧一道。僧名道通，道号清照堂主，后者“疑即武昌漏网之王觉一”，“斯二人者，团众见之皆长跪。然僧道并不同行，或疑即乾坎二卦之分派”（注：黄曾源：《义和团事实》，《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第125页。）。可见，王觉一于义和团运动期间活动于北京之说，在当时就甚嚣尘上。他同李来中是否有往来值得探索。有文献记载：李来中于义和团运动初起时，“遂偕其党目十余人投往山东，与嘉庆年间义和教门第五代嫡传弟子王湛波联合。毓贤闻之甚喜，暗中馈以牛酒，刀械颇多。李意愈得，煽王閤族大倡教门团练之说，托言神人传授符咒，灵怪诡谲，远近附之如蚁。李知大势已成，急嘱其党用扶清灭洋字样以投时好。已即回归本籍，日讲团练以待运会。”（注：《庚子京畿拳变纪实》，武德报社，民国二十九年。）他是否即王觉一，没有文献可证。王觉一是山东青州人，据青州大王庄王觉一嫡传王姓后代说：王觉一于“末后一著教”起事失败后就潜伏于陕西三原，往返于陕鲁之间（注：路遥：《山东民间秘密教门》，第379页。）。据此王觉一于义和团运动期间在山东、北京有所活动的传闻，看来并不全系捕风捉影。当时在京官僚就传出北京义和团总首领有两个，或是李来中，陕西人；或系王觉一，现在四川（注：佐原笃介、浙东沤隐辑《拳事杂记》，《义和团》第1册，第328页。）。据调查王希孟（即王觉一之原名）曾于光绪二十六年，以“收圆门”教为名活动在甘肃平凉一带，进一步扩展其势力（注：路遥：《山东民间秘密教门》，第385页。）。据甘肃文史资料记载，董福祥于1901年被革职后，拟返回甘肃途中有滞留平凉崆峒山以图再起的打算（注：参见王伯祥《董福祥的史料》，收入《宁夏文史资料》第1辑（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据此看来，王觉一、李来中与董福祥三者之间是否有所联系，是值得追踪的问题。
    　　三　结语
    19世纪末席卷北半部中国的义和团运动，是一场因社会矛盾而产生的社会运动，同时又是因民族危机而引发的民族自救运动，但它所利用的组织与斗争形式都是旧的，从这点说它又是属于旧式农民运动。义和团运动是不可能脱离其孕育自身的土壤，在历史上曾频频为农民运动所利用的民间宗教组织仍然是新形势下农民斗争所依靠的载体。这一点，早在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陶成章为发动下层群众投入资产阶级革命斗争阵营时就已指出。他说在中国南方与北方均各有其广大的秘密团体，南方以天地会为代表，北方以白莲教为代表。白莲教自明中叶后，已逐渐成为民间宗教或秘密教门的概称。义和团运动乃起源于“向为教门渊薮”的鲁西以及与之毗邻的直隶境界。原长期流播于该地区的民间教门组织早已与华北农村社会密切相联，成为乡土社会结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义和团运动对以往民间宗教资料的吸取和组织形式的依托，主要是具有文武场特征的“拳教”。民间宗教分有文、武场实滥觞于明末天启年间闻香教起事与棒槌会的结合，接着在明末清初之际有梅花拳对东大乘教的撷取（注：参见周伟良《梅花拳拳理功法的历史寻绎》，收入《义和团运动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至清康熙年间，八卦教的离卦教也有了文、武场的区分，至乾隆三十九年王伦清水教、嘉庆年间林清、李文成天理教起义队伍中也都有文、武场的组织，直至义和团运动才把它推为主导组织形态。后来民国时期出现的红枪会，实就是这种组织形式的变态。义和团运动处于当时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相交织的大变局中，拳教这种组织虽然落后，在深受帝国主义洋枪洋炮的军事武力威胁的环境下，却迎合了当时北半部中国下层人民群众奋起反抗斗争的需要，可以成为集聚群众力量的载体，进而迸发出足以同外国侵略势力相对抗的火花。
    义和团运动利用民间教门信仰以抵制西方教会精神征服，毫无疑问是具有宗教矛盾的因素。但要据此把义和团运动的反侵略斗争归结为一场宗教战争，显然不妥，因为宗教矛盾在这场运动中并不占居主导地位。即以引发义和团运动初期的几个重大教案论，除冠县梨园屯教案外，其他都不是因宗教信仰歧异而呈现为主要矛盾。拿义和团运动滥觞于鲁西南大刀会斗争来考察，其斗争焦点却在与山东曹、单毗邻的安徽砀山，那里的民教双方争夺的是湍地，教民与平民地曾各自依靠教会与大刀会势力展开殊死斗争。正如狄德满所说：其斗争实质原都是为争夺地方资源进行再分配（注：参见狄德满《大刀会与义和团运动的关系》，收入《义和团运动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我很同意这一观点。义和团运动兴起于鲁西北平原的反教会斗争，在那里所发生的教案，民教双方主要矛盾也是表现为对村社权力的争夺和再占有的较量。义和团运动正式发端于冠、威地区的梨园屯教案，虽基于宗教信仰冲突而使民教矛盾延续了18年，若无德国军事势力侵占胶州湾，这个教案本已有望结案平息；但由于胶州事变发生，给教会势力扩张以可乘之机，教士便“乘德焰”而更加嚣张，民教斗争因此又进一步激化。平原教案也是如此，若无胶州事变，便不会出现有教案与路案、矿案齐头并进的局面，因之也不会出现有反教会精神征服同反军事势力占领、反经济利权掠夺等多元性的反侵略斗争。正是基于侵略与反侵略这样主导的矛盾斗争，才促使原纷发于鲁西南的金钟罩（大刀会）、红拳，山东直隶交界的义和拳与鲁西北的神拳等斗争汇聚成为一股强大的义和团斗争洪流（注：路遥：《义和团的兴起与平原战斗》，《文史知识》2000年第9期。）。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已有37年之久的赫德，于义和团运动期间被围困在北京英使馆内达8个星期。面临这场中外斗争复杂形势，他深感到为要增进外国人对中国的理解，表示现已不能感情用事，应很好说明拳民运动的背景和原因并提出解决这次事件的可行方案，于是在围攻的最后10天里开始动笔写评论（注：邝兆江：《关于义和团事件的几点初步观察——赫德中国问题论集译序》，（台北）《大陆杂志》第70卷第2期（1985年2月）。）。从此后至1901年5月，他一共写了6篇，以后出版了《中国问题论文集》（注：赫德：《“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文集》，转引自叶凤美《赫德与“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文集》，见黎仁凯等编《义和团运动·华北社会·直隶总督》，河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他用不少篇幅来论述义和团运动的背景和起因：如由于中国沿海通商造成大运河两岸劳动者的失业；由于土地掠夺、饥民演变所形成的社会动荡；或由于中国人民固守中国传统道德所表现出的傲气等等。但他认为依据这些，还不可能对事件原因作出完满的答案。在他看来，还有外国来华传教过程中所引起民教矛盾的原因，如教会要教民放弃中国膜拜仪式，拒绝参加乡土庆典、开支，假教民的计谋，教士对词讼的干预以及享有与督抚同等的地位等，接着而来的便是胶州湾事件以及各港湾的被租借，“从此抗拒外国侵略便成为它政策的要旨”，“拳民运动在山东已有试验性质的开始”。赫德将以上各种原因最后又归结为“是在外人享有治外法权条款”的不平等条约所造成。“这是各条约所根据的原则，其精神也见于所有条款”，“它的本质具有某种黏液的扩张性”。对义和团运动，他认为虽由中国官方煽动，但“在探究民族的实况时，民族感情是一个必须重视、不可忽略的原因”，“简言之，它纯是一个爱国的志愿运动，它的目的是要用中国人的办法把中国强大起来”，“它的首次尝试没有完全成功，但作为一次投石问路或作为将来所采途径和手段，它就不是一次失败了。”（注：以上所引，均见邝兆江译文《赫德著“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集》，《大陆杂志》第70卷第2-4期。）这里除把“侵略性”淡化为“扩张性”外，其观点是值得义和团研究者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