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清代的很多士绅在居乡期间，乐于承担地方社会众多文教类事务。他们以“经世”的情怀积极行动，或为宗族文教提供经济支持，或在地方教授生徒、经理文教活动、募修文教场所。这些作为一方面是对政府在地方社会统治的一种有益补充，对普及提高民众文化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也为居乡士绅提供了仕途以外的另一种追求，即以知识为资本，实现经邦治国、济世安民的理想抱负。

【关键词】长洲；彭氏；士绅；文教；经世

士绅【1】是中国传统社会发挥支柱作用的一大阶层，其显著的身份标志之一即是对文化知识的占有。应举、做官是读书人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抱负的一般途径。然而并非所有士绅都跻身仕途，一则有限的做官名额使绝大多数读书人无法取得入仕机会；二则有些士子即使得到官职，却因各种原因而脱离仕途，甚或根本不愿为官。众多士绅回到自己的家乡，以非官僚的身份，用文化知识在地方社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以长洲彭氏宗族为例，利用《彭氏宗谱》、士绅文集、地方志等资料，阐释彭氏士绅在地方文教活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展现清代士绅以知识为资本，通过参与地方文教事务从而实现其仕途之外的“经世”理想的精神追求。

一、参与地方文教活动之渊源与社会基础

明清时代的江南，文化发达，书院学堂林立。“苏州府因士类显名于历代，而人尚文”【2】，当地士绅人数庞大，他们利用文化知识运作于地方社会的文教活动，是官府以外的一股重要力量【3】。长洲县的彭氏宗族，乃清代苏州府四大望族之一，是当地代表性的文化世家。

彭氏原籍非苏州，其始迁祖彭学一，原是“江西临江府清江县崇学乡人，洪武年间至苏，隶籍苏州卫”。“学一殇无子，官取其姊子以充籍，是为仲英，公遂以杨氏承彭氏，家苏州焉。”仲英仅一子名彦洪，彦洪生三子——彭浩、彭溁和彭湻。长子一支再传三代而止，次子一支再传四代，唯有彭湻一脉香火不断，彭氏子孙多出此支【4】。

彭氏迁居苏州伊始非以文化传家，从元末进入明代，族人一直以练武为主，而第四世族人彭湻的一个决定使整个宗族的发展发生了转折，其“尝言吾家世习武，子孙当由文显，教其子读书”【5】。此后，彭氏宗族便以文化传家，世代鼓励和支持族人读书科考。在《彭氏宗谱》的修谱条例中明确规定：“宗人生业以读书习礼为上，次则训徒、学医、务农，次则商贾、贸迁，若违礼背训入于匪类者斥而不书。”【6】这种宗族理念引领着彭氏后人的发展方向。据《彭氏宗谱》记载，从明初彭氏在苏州落籍开始到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为止，全族至少出过16位进士，著名者如“祖孙状元”彭定求和彭启丰，举人34人，各类生员不胜枚举。“盖彭氏自明中叶而降，以儒学传家者百数十年，入本朝而益著，故江以东言门望者多推彭氏。”【7】

随着族内读书中举人数的增加，彭氏宗族的社交圈不断扩大。社交范围是衡量宗族发展规模的重要标志之一，作为苏州望族，彭氏通过联姻和结交文友，与苏州及附近州府乃至外省地区的其他大族以及重要社会力量之间结成紧密关系，进而影响着当地社会。

婚姻关系是中国传统社会世家望族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与门当户对的宗族或家庭进行联姻是江南望族的普遍选择，彭氏也不例外，其联姻对象大都是社会地位和文化地位相配的宗族。首先，彭氏与苏州当地望族联姻。如彭氏第十世、状元彭定求的长女嫁入长洲另一望族宋氏，其夫是康熙二十四年（1685）进士，后官至内阁学士的宋大业。定求之孙彭启丰的妻子也出自宋氏，乃赠中宪大夫宋匡业之女。彭启丰的长子彭绍谦之妻缪氏家在苏州吴县，乃乾隆四年（1739）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榕庄公之女。十五世彭蕴琨原配和继妻都出自苏州汪氏，她们的父亲是候选知府雨村公；彭蕴栝之妻汪氏也为苏州昆山著姓。其次，彭氏联姻对象涉及江苏其他州府。如十一世彭正乾之妻周氏的先人自常州迁至无锡，周父是翰林院学士。十三世彭绍咸之妻钱氏祖居太仓州城，其父为雍正五年（1727）翰林。最后，再扩至江苏周边及更远之省府。如彭定求的原配夫人李氏“世为新安右族，祖正义始迁吴之嘉定，官都司佥；父嘉猷，康熙丙辰进士”。十六世彭祖贤的夫人陈氏乃道光十五年（1835）进士，原山东巡抚浙江会稽人陈庆偕之女。十四世彭希韩的原配顾氏是候选通判顾载光之女，继配吴氏乃安徽凤阳府虹县知县吴秉衡之女，再继配孔氏更是曲阜孔氏第七十代女孙、孔子嫡派后裔，其父乃直隶大顺广兵备道孔继泂【8】。

可见，彭氏宗族以苏州为中心，与江苏苏州府、常州府、太仓州，及浙江、安徽、山东的名门建立起重重姻亲关系，而对方也都是长于文教之大族，彭氏诸夫人的祖父辈或彭氏女婿有乡试、会试中第之人，有任知县、翰林等官员，更有官至一省巡抚甚至朝廷权力之中枢者。

作为一个文化望族，彭氏还特别重视“以文会友”。第九世彭珑生活在明清易代之时，他与顺治八年（1651）举人、长洲宋氏宗族的宋德宏有感于明末复社被奸党抨击而使明贤沦丧，遂共同举办“慎交社”，一时四方络绎，地方名宦和士绅群起响应，纷纷积极入社【9】。彭珑之子、状元彭定求一生绝大部分时间甘居乡里，乐与师友、门生讨论学术诗文，以文会友【10】。定求之孙，同为状元的彭启丰曾参加长洲士绅沈德潜创办的城南诗社，“予少好为诗，自为诸生即入城南诗社，与沈归愚先生及徐龙友、陆学起诸子比切宫商、寄傲风月，诚乐之”【11】。彭启丰之子、进士彭绍升也早早居家潜心读书和学佛，他“读宋明诸子书瞿然有省，与诸同仁参究性道以复本性，致良知为务”【12】。彭启丰的曾孙，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的彭蕴章年少时曾和当地几位读书人在苏州城西的鸥隐园中结诗社，时人称为“吴门七子”【13】。共同的文化背景与心理基础，使彭氏与苏州及周边地区的士绅群体产生了比较密切的联系和共同话题，并结成巩固的同盟。

总之，彭氏族人通过联姻和文化往来，在地方社会建立起重重社交网络。这样的社交圈对彭氏士绅提高自身社会地位、扩大其在地方事务中的影响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组织大规模的文教活动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二、兴族田以济文教

彭氏宗族通过科举取得功名的族人不在少数，而事实上并非每个家庭都有足够的钱财支持族人的学业，为保证族内代有才人出，必须从宗族的高度整合全族资源，形成一套系统的经济资助制度来支撑族人特别是贫困族人的读书科举【14】。彭氏在清代中后期发展起来的族产——族田和谊庄，其中的一个重要功能即是支持族人的文教和科举活动【15】。

到清代乾隆年间，彭氏宗族在苏州当地已经门第显赫，但随着宗族规模的不断扩大，族人“多寡不平均，贫富不相谋”的问题逐渐暴露，有鉴于此，为改善族人的生存环境更为了后世子孙的生计着想，彭启丰【16】决定效法古人建立族田，以赡其族【17】。大约在乾隆四十年，彭启丰首先捐田十亩并倡议族人有田者量力捐助共建族田以周济无田族人，其兄弟及儿辈相继捐金买田，二十年后彭氏便置田三百余亩。彭氏润族田创建后，历经几代百余年，对全族赡孤恤嫠，照顾老病起到重要作用【18】。随着战争及社会环境的恶化，在“咸丰庚申兵燹之后，幸遗田尚在而物力惟艰，待润者较多于昔，未能遍及”。于是部分彭氏士绅于同治九年（1870）建立协润田，以补充润族田周济的不足。后二者合而为一，于光绪二年（1876）建立谊庄【19】。彭氏族田的发展经历了润族田、协润田和谊庄三个阶段，其收入的主要用途，除支持整个宗族的经济运转、周济贫苦族人外，宗族教育和文化等活动支出在其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比例，特别是在谊庄成立之后，这种趋势表现得愈加明显。彭氏宗谱《庄规》部分详细记述了谊庄建立发展过程，及对族人在读书科举方面所给予的资助条例。

彭启丰的儿子彭绍升是乾隆二十六年进士，候选知县。他一生并未做官，常在草堂里读书写作。彭绍升既是父亲倡建润族田的坚定支持者，又一直提倡“教养并重”，其遗训即有“量入为出，族人岁助尽可增加，如数年后余羡日增，当设一宗学以教诸童，否则量加读书之费”。可见，彭绍升一直希望族田能在周济族人生存之余增加教育资助的功能，但其遗愿直到彭氏谊庄建立后才得以实现，“今议南园东偏添建庄房，专设一斋名曰庄塾，课本族子弟之无力读书者以遵二林公遗训”。

根据谊庄的相关规定，对那些因为距庄塾较远而无力承担读书费用的族人，可按照识字和学习程度给予不同等级的资助：“凡距庄塾较远之无力读书子弟，初识字读四子书，每节助钱一千文，能诵经书，每节助钱一千五百文，开笔作文至二十四岁为止，每节助钱二千文······六节支付全交塾师不得别用。四仲月朔，支总带领学徒赴庄，分别查课，给饭，书能熟背、文理清顺、字画端正加奖纸笔钱······其实堪造就者，加助修金，授以儒门法语、弟子箴规，熟读深思，务期文行交修。”至于“无力读书初从师者，报明后由庄给与方字若干，读书习经加给四书五经，四仲朔赴庄，携带所给之书，以凭查课”。这样细致的规定和全方位的资助，自然大大促进了族人读书业儒之风。

依照《庄规》，宗族除支持学业外，凡参加科举应试的族人都会得到资助，得功名者更有奖赏：“县府试正场助五百文，每覆一次及考性理三百文，生童岁科试正场及经古覆试与县府试同，均于正案已发后，支总汇报各人每场名次并以逐次浮票为凭，按规支发，无票不发。入泮贺四千文，乡试助十千文，中式贺十千文，解元倍贺，会试助三十千文，中式贺二十千文，会元倍贺，状头两倍贺，榜眼探花传胪倍贺，赴试北闱者倍送。”用不断升级的奖励鼓舞读书的族人积极参加各级科举考试，以功名报效宗族，从而提高宗族在地方社会的实力和影响力。

彭氏宗族的文教活动还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发展革新。光绪三十一年清廷停止科举后，彭氏庄塾改为私立两等学堂，也收取外姓学生读书，而本族子弟学膳费用一概免除【20】。虽然晚清社会时局有了极大变化，但彭氏对族人文教的支持并未减少。《续纂庄规》记载了民国以后宗族如何资助族人的读书教育。“为培植子弟及奖励求学起见，议定，自庚申年（1920）为始，入国民学校及蒙养院者，每年给学费银元六元，入高等小学者，给学费银元十二元，入中等学校者，给学费银元二十四元，入高级中学或专门预科者每年给学费银元三十六元，入大学或专门本科及至日本留学者，每年给学费银元六十元，欧美加倍，其自中等以上学习理工农医等科者，增给实习费，比照学费减半，每年分上下两学期，凭所在校收条支给。”可见，进入民国后，彭氏部分族人可以进入新式学堂学习，甚至出国留学，并可选修理工农医等近代科学，其受教育的程度、专业以及方式都发生了较大变化。而宗族却能够保持与时俱进，对新式教育一如既往地给予资助，同时加强对文教支出的管理，以保证文教资助起到实效。《续纂庄规》记载：“自庚申年为始，有庄添派视学员一人，随时考察本校课程外，得赴在庄领费各生所在校及学生家中调查功课，年考不及格者学费停发。”

彭氏宗族不但对新式教育持开放态度，在女子接受教育方面也表现出较为开明的态度。《续纂庄规》中明确规定：“女子同为子弟，自应一视同仁，支给学费，但庄款有限······公议女子以高小学卒业为限，比照男生一律支给学费，若有力，房族升入中学以上各校者，本庄亦只照高小班给费，以示限制。”可见，对女性族人的教育也有了投入，虽然与男子尚有区别，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已经是极大的进步。

从清代至民国，彭氏一族持续出现了众多生员、秀才、举人、进士等有功名者和各类新式人才，其中宗族士绅对文教科举活动的倡导和经济支持作用不可小觑。而彭氏对地方文教的影响绝不局限于本族之内，还渐渐延伸至族外更为广泛的领域。

三、经营地方文教事业

彭氏士绅除在宗族内部兴文重教之外，还积极参与族外的各类文教活动，在地方社会施展自己的才华和抱负。

1、教徒办学

彭氏许多士绅都有居乡教授生徒的记录。八世族人彭德先曾入太学，赠文林郎，“公生平以名教为己任······不苟阿徇，亦不为崭崭崖岸，出入经史百家，踔历风发，丹黄标识，垂老不休”。彭德先的三弟彭行先曾被荐举考授知县，他“弃官归隐故里，教授生徒,藉以自给者逾四十年，编修所由成名者亦先生亲训督之使然也”；“教徒多识前朝文献，精书法”。彭德先之子、顺治十六年进士彭珑，“晚年所得议论益醇正，尝自署所居书屋曰志矩斋，又自号曰信好老人。每月朔望集里中诸生文星阁相讲论，义理之学与科举事兼事，遇人扣击，款曲开导，必待其领悟然后已。远近负笈来学者几三百人，凡经指授文行必有可观”【21】。

彭氏为师者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彭启丰，启丰官至兵部尚书、军机大臣，是彭氏宗族中少数正式致仕的士绅。“（乾隆）三十三年，京察以原品致仕，九月抵家。三十四年······冬，总督高公晋摄巡抚事，延府君（彭启丰）主紫阳书院······三十八年，诏访求遗书，大吏开局，紫阳书院请府君总之，岁周而毕得书千八百部奏进御览。”【22】紫阳书院在苏州府学内的尊经阁之后，康熙五十二年由巡抚都御史张伯行领导修建，选择高才诸生肆业其中【23】。彭启丰归乡后不久，时任紫阳书院院长的沈德潜病逝，两江总督高晋遂举荐启丰继任书院院长，“臣与在省司道留心延访，博采舆论，查有致仕侍郎彭启丰，学问素优，回籍以来，居乡端谨，堪为紫阳书院院长······今副院长韩彦曾既称年力衰颓，自应准其辞退，即将彭启丰延入书院课读”【24】。彭启丰先后主持紫阳书院达十五年【25】，他在教学中有自己的一番见解。时人总说圣贤所谈乃高论而不可及，启丰却认为圣贤千言万语，“无非叫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本心不失自能寻向上去”【26】。他还驳斥了“古今时异，为古之文者不宜于今”的观点，认为“文有古今，而为文之心则无古今也”，诸生若能够领会圣贤之心，那么文章就不会只停留在貌似上。并论说了学习中的谦傲之别，“谦者日见其不足则德修而业进，傲者日见其有余则德堕而业弛”【27】。彭启丰主持教授紫阳书院，受到了乾隆皇帝的充分肯定，“乾隆四十年二月十五日奉上谕：······如江苏紫阳书院之沈徳潜、彭启丰，尚堪称师儒之席”【28】。紫阳书院于清代名人辈出，享誉国内，启丰的全力投入和教育理念功在其中【29】。

除教授生徒外，彭氏士绅还积极开办学校，致力教育。廪贡生彭康保，光绪二年本该赴南京秋闱，当听闻胞兄彭福保的凶耗便不试而归，帮助经理丧事并照顾遗孤，不再继续参加科举。光绪二十一年，彭康保的邻居、士绅谢绥之创办了五亩园儒孤学堂，康保“尽力替襄，不辞劳瘁。每季必往，察课第，其下儒孤之赖以造就者不乏其人”；光绪二十四年“院试听点者多拥挤，里绅尤鼎孚、王鹤琴先生创设板凳于试院之前，使听点者坐候而进，先严（彭康保）随同照料，撤（彻）夜不倦，士林称便焉”【30】。彭福孙是光绪五年举人，甘肃补用知县，候补同知、知州。他“尤致力于教育，甲辰就谊庄设立小学。乙巳三邑设学务总汇处，府君（彭福孙）总理其事。丙午设教育会，复推府君为会长。今邑中所立中小学率府君所缔造也”【31】。

2、经理文化事务

除教育外，彭氏士绅还经理了宗族和地方的许多其他文化事务。咸丰五年（1855）中举的彭祖贤，曾任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副都御史，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咸丰十年苏州被太平军攻占以后，彭家先世的著述被劫掠烧毁，彭祖贤便“一一搜求，寿诸枣黎，又重刊汪大绅《罗台山诸先生诗文集》行世”【32】。十六世彭森曾任江苏句容县教谕，在家乡他“与同人设乡约局、惜字局，实力奉行，虽酷暑祁寒不少间。喜为人道嘉言懿行，尝端楷录劝诫语，巨幅赠人，人为感动”【33】。彭森之子彭福保，于同治三年中举，“其暇宣讲乡约，筹儒寡经费，采访忠义节孝事实，溺女私宰，呈请永禁······云丰顺丁公日昌之抚吴也，睹文庙释奠仪，有司视为具文不复整肃，慨然有志复古，因属府君筹办礼乐器饬，诸生谨恪将事，每至春秋上丁祁祁青领执□趋走，声容朗然。观者咸叹，谓数十年来未经见此，盖府君实赞成焉”【34】。通过对书籍的搜集和刊印、对兴文重教的宣讲，彭氏士绅对保存与宣扬地方文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此外，彭氏编著的很多文集中都收录了他们为地方社会各种建筑工程撰写的“募修引、记”等；彭氏还经常受邀为本地和外埠的官员、名士作各种事状、行述、墓志铭、祭文等【35】；也参与地方志的撰写。这些均是士绅们利用自身才学以撰述的方式参与地方文化建设，使彭氏在各类地方文献中得以留名；而在书写的过程中，他们也将自身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关怀注入其中，从而形塑了地方文化。

3、募修文教场所

苏州文教场所众多，其建造和维修多靠士绅的倡导和行动。彭氏士绅在此类活动中表现活跃。此处以彭定求为例，阐述士绅在募修文教场所方面的贡献。

文星阁是长洲县的一个民间政教场所，坐落在长洲学宫东南部的东禅寺中，始建于明万历年间。据《吴县志》记载，“清康熙二年，邑人端仁先生吴愉修阁顶，建桂香殿。十九年，邑人仁简先生彭珑建朝元阁、时习堂。珑与吴训导愉、宋赠郎中德宏相与讲学其中，遂为士子肄业之所。每月朔望集阁下会课，珑子定求累有兴葺，迄四十年始竣事”【36】。彭定求承父业维修文星阁长达四十年之久，为当地学子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学习场所。

长洲县学长洲学宫坐落在苏州城东南隅，乃明嘉靖二十年（1541）所建，后屡经修葺。清“顺治十一年，提学侍读石申、教谕王瑀踵修筑。寻有镇帅居之殿堂、启圣祠、尊经阁悉毁坏。康熙二十一年邑人侍讲彭定求力谋兴复，自巡抚以下各捐俸。委教谕姚文焱、训导王玢、诸生钮希文重建”【37】。彭定求是当朝状元，对长洲县学的修葺热情相当高涨，他谋划修复学宫，并请各方力量捐资助建，一时间助者群应。

另有苏州城内的徐文靖祠,为纪念明代大学士、弘治五年（1492）升任内阁首辅的徐溥而建。原址虎丘的祠堂随着时间流逝和人为损耗，毁坏很多，徐氏宗老和郡中人士曾先后向江苏两任巡抚宋荦和于准控诉，终于修葺。《徐文靖公祠记》载：“长邑覆勘，甫正厥罚，主持其事，郡绅咸集，而侍讲彭公之力为多。□毁祠之罪虽惩，而复祠之资未办。会彭公有编纂之事于维扬，言于银台，曹公首捐厚赀兼谕所属资助，得祠费大半。于是郡士夫协力裨补，不日落成。以虎邱故址颓陷，改筑于长洲学宫之东偏。”【38】在彭定求的带头提倡下，地方官员捐俸助资，诸士绅共同完成了祠堂的修葺改建。苏州士绅对彭定求倡修学宫及乡贤祠宇的评价很高，称：“彭公素以纲常名教为己任，既倡修学宫，复营斯祠，发扬潜德，表俗坊民之意至深远矣。”【39】定求自己也感叹离官以后的生活中修造长洲学宫等工程尤令自己满意，“遑云偃息自娱哉，且伏处乡里落落寡合，济人利物力不逮志，探研经籍，编辑阙略，犹多余憾。惟修造长洲学宫之役，经营三纪粗复旧观，递及先贤俎豆名”【40】。

此外，彭定求还募修了苏州娄江之东的至和塘、苏城东南尹山上的澹台书院、苏城中央卧龙街的聚奎阁以及圆妙观的真武殿等地【41】。居乡士绅撰文陈述这些公共设施对当地交通和生活的重要作用，以及因年久损坏而妨碍地方使用的情况，以促使人们乐意捐修，用文笔为地方福祉贡献自己特殊的力量，所谓文化望族的作用也正在于此。

四、仕途以外——以文教实现经世理想

一般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读书人多以考取功名、入仕为官为目标。彭氏作为文化望族，自然有不少族人有机会做官，然而也有很多族人并不愿意为官或者不谙为官之道而被排挤革职。比如第八世彭德先是明万历朝进士，他在清初“绝意仕进”，也不考虑明朝遗老劝他到南明弘光朝廷任职的建议；其三弟彭行先“用拔贡生谒选考授知县，见国事浸以不支，竟弃官归隐故里”【42】；九世彭珑乃清顺治朝进士，他先是推托不愿做官，后到广东长宁县任知县，其间遭同僚排挤中伤被罢官，遂欣然归乡；十世彭定求贵为状元，却在官场几经浮沉，最终归乡；十三世彭绍升是乾隆朝进士，却根本没有任何做官记录；十四世彭希韩乃乾隆朝举人，后再行科举屡试不中，便安然居家；彭希韩之族弟彭希洛也是乾隆朝进士，官至福建道监察御史；另有十六世彭慰高是道光朝乡魁，二品顶戴，盐运使，宗谱材料中有关彭希洛和彭慰高做官的记录很简略，大部分篇幅都是他们在居乡期间的所作所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彭氏对于入仕的态度。十七世彭瑞保是国学生，生活时代已是清末，当时捐例盛行，也有人劝他捐个官职，彭瑞保却称，“素无宦情，做吏才非夙裕”【43】。

彭氏士绅的这类情况还有很多，他们科举成绩突出，但是真正能够长期为官，或者身居高位者却并不很多。仕途之外的彭氏士绅多将精力倾注于地方的文教事务，并且乐在其中、大有作为，他们以另一种身份和方式发挥着自己的才学，实现着读书人的经世理想，这亦成为该文化望族的一大特色。

彭氏这种安然于仕途以外实现读书人治国安民理想的行为，自有其家族文教传统的原因。彭氏引导族人“以读书习礼为上”，却并未强调读书的目的只有参加科举考试、获得功名且入仕做官。事实上，很多彭氏士绅都在教导子孙掌握“经世之学”，以备世用采择，并付诸于行动。

明末进士彭德先在清朝定鼎中原已成定局、南明弘光朝廷屈居江南一隅时， “绝意仕进，留意用世之学，讲求东南水利及江海防御，赋税沿革之要已备当事采择”【44】。他将“吴中三百年来土地之荒熟、赋税之沿革□订成书，孜孜矻矻，兴旺治乱之故了如指掌矣”【45】。彭德先重视经世之学，在改朝换代之际，既没有在南明做官或入仕清廷，也没有归隐出世，却以普通士绅的身份发挥自己的作用。时任弘光朝廷所派江南巡抚的祁世培，在三吴之地招贤纳士【46】，彭德先投书“开陈国计及搜剔天下钱谷靡弊之故，大意以植国之经在励廉耻，保民之本在清赋役。每各条列数千言”。祁世培阅后非常敬佩，调查得知作者是彭德先，便邀请其完成此书。“公（彭德先）乃昼夜不辍，考据精详”。当时在弘光朝廷里，由马士英和阮大铖当国，二人与德先的父亲彭汝谐都是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于是便有人劝他：“以公之学问何不渡江，游相国门朝上书，可夕得官乘传出耳。公不见某某者舆相接乎，何图劳苦助理为？”德先却回答：“我家世以清修垂则，若客言殊失先人志节，且余雅重祁公，故窃效其一得，何以官为？”【47】可见，彭德先很清楚自己的抱负并不一定通过为官的方式才能实现，著书立说等文化活动不仅可以保持自身及家族“志节”，同样也可以实现自己经世的理想。

彭德先的经世思想在家族中颇具影响，他常教育儿子学以致用的重要性。其子彭珑记：“府君（彭德先）三试省闱，弗售，乃决策遊雍。时亡兄缨与珑并为诸生，府君谆谆教诫，必以先祖之壮志大猷不获展布为憾，因论时文之浮敝，悼实用之有缺，发愤叹曰：天下方有事，若辈不留心经济，讲求救时之略，徒濡首呫哔，譬诸臧谷亡羊，与不学者等尔！乃日夜究讨钱谷韬略及天文河渠诸书，习弓矢考图籍。”【48】德先之子彭珑做广东长宁知县原本踌躇满志，尽职尽责，无奈遭同僚诬陷排挤，他归家后一直以授徒讲学为主业，时“巡抚汤斌重其学行，尝屏驺从过访焉”【49】。彭珑又将父亲的经世思想继续传给儿子，其子彭定求在康熙十五年高中状元时，彭珑便手书家信教导儿子：“门祚衰薄，汝素朴直，不能动合时宜，且仕路险巇，益当节性谨身，无忘淡泊宁静。”【50】可见，彭珑十分了解儿子的性格，知道他并不适合做官，劝其要洁身自好，隐隐表达了对定求踏入仕途以后生活工作的担忧以及日后归乡的预设。在家族的影响下，彭定求为官时间不长，而在长期的居乡期间对地方文教贡献颇多。定求之子、国学生彭正乾也“教子严明，常举先人德业为启丰兄弟言，不令一日废学出游娱也。自四十岁后不复应科举，益历精求实学”【51】。不但自己注重实学，彭正乾更教育子孙，应当“首立本行，次求学术。本行端，学术醇则独善，兼善随穷达而施之，吴中人士奉为格言邑行”【52】。

彭绍升也是彭氏士绅中进士不为官的典型。他认为自己不适合官场，决定安心治学而隐居于乡，同时教育他的侄辈们说：“愿诸兄子谨持门户，精治文史。”【53】彭绍升对宗族和地方社会的文教都贡献甚多。再如十五世彭蕴琳屡应童试不利，又应秋闱不中，其父彭希韩教诲他：“读书不达时务，是谓腐儒，汝年已渐长，人尚谨饬，但于世务未能通晓，不经一番历练何以自立？”【54】彭希韩教育孩子，读书要“达时务，通世务”，再次阐明彭氏宗族的这种经世思想。十五世族人国学生彭翊，议叙布政司理问，他“虽键官却扫，绝意进取，而经世之志未尝一日去怀。农田水利食货兵刑诸大政，凡关乎生民利病者，俱有论撰，识者至比之梨州亭林。又以其暇旁及星经地舆、医卜壬遁仙佛家言”【55】。士绅胡希周描述：“其为学也，初年酷好碑帖······继读孙吴兵家言，近日左右又多庋医卜风角地理诸书······数年聆其言论，有志于兵农礼乐诸事，不屑屑为考据之学，惟期于当世可行吁亦壮矣。”【56】彭翊所著《养兵论》、《立法论》、《律例论》等作品都表现出对“当世之学”的关注。还有曾任广东从化县知县的彭蕴瑜,“益自奋肆力于经史古文，期为世用，手纂天文舆地兵刑钱谷诸书，博采成说，折衷己见，成书四卷，题曰：《经世述闻》。尤工周髀术，制造仪器，测量躔度”【57】。可见，彭氏历代都重视求学，却并不将做官作为人生追求的唯一和首要目标，而很注重利用文化裨益于地方社会。

总之，彭氏作为苏州乃至江南地区的文化望族，教育子孙却绝不迂腐，一贯强调掌握“经世实学”，这种学问并非只能入仕为官才可实现。他们更注重通过著书立说等方式去表达自己的经世思想并使之流传后世，同时还通过支持、倡办宗族及地方社会的文教活动而增加其在当地的影响，从而宣导和普及其经世思想与理论。

对大多数中国士绅来说，读书的终极目的是实现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抱负，但实现理想的过程却十分复杂而多样。士绅们所学习的知识和教义使他们拥有了与普通民众所不同的素质与能力，而这种优势不是只有通过仕途才可以发挥作用。事实上清廷无论从中央到地方都没有如此多的官缺，也不是每个读书人都可以在官场上如鱼得水，稳若磐石。那些没有机会或者不愿入仕，以及不适官场的读书人，那些人生的大部分光阴都在乡土地方渡过的士绅们，如何在地方社会发挥作用、实现个人的家国抱负？本文以清代长洲彭氏为例，系统阐述彭氏士绅“以读书习礼为上”之心积极参与地方文教活动，并借此实现了其在仕途以外学为所用的“经世”理想。彭氏宗族只是江南望族的一个缩影，其对地方文教活动的参与实践及经世理想的实现，在清代必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普遍性，也是中国传统社会士绅群体在地方社会发挥作用的一种典型方式。

注释：

【1】史学界对中国士绅一直没能确定某个统一的定义，对“士绅”一词的指属，及其与绅衿、缙绅、乡绅等相关概念的关系都有不同说法。本文所描述的士绅，偏向于以掌握知识为基本标识的身份性群体，可以包括朝廷官员，拥有功名但未出仕之人，甚至是仅仅受过教育、在地方上有一定声望却没有任何功名的知识分子。参见陈锋主编：《明清以来长江流域社会发展史论》页141中关于中国士绅人群概念的描述，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

【2】（清）黄之隽等：乾隆《江南通志》卷一九《舆地志·风俗》，台北：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66年。

【3】江庆柏认为，明清苏南望族本质上都是文化性家族，他们充分利用自己在文化上的实力，积极参与地方文化建设。见江庆柏：《明清苏南望族文化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徐茂明等：《明清以来苏州文化世族与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全面研究了明清以来苏州文化世族与地域社会的互动关系，论及彭氏等望族的婚姻、家学、交游及地方活动等情况。吴仁安：《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则对苏南、皖南等地著姓望族作出宏观分析。

【4】见《彭氏宗谱》卷一《世系》、卷三《彭氏家传》。（清）彭蕴玮：《彭氏宗谱》12卷（卷首不分卷），清光绪七至九年彭氏衣言庄刻，民国十一年增修本，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

【5】《彭氏宗谱》卷三《彭氏家传》。

【6】《彭氏宗谱·修谱条例》。

【7】《彭氏宗谱》卷七《光禄大夫兵部尚书显考芝庭府君事状》。

【8】以上诸资料分别见于《彭氏宗谱》卷二《小传》（又载于乾隆《长洲县志》卷二五《人物四》）；卷七《亡妻宋夫人述》；卷六《奉政大夫山东曹州府桃源同知显考蔚林府君行述》；卷八《显考守约府君行述》；卷八《叔父荣禄公暨配汪夫人合传》；卷六《显妣周太夫人行述》；卷七《显妣钱太恭人行述》；卷六《敕赠安人彭母李太安人墓志铭》；卷八《光禄大夫头品顶戴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湖北巡抚御赐祭葬先考芍亭府君行述》；卷八《显考守约府君行述》；卷八《议叙知县长洲彭公继室孔孺人墓志铭》。

【9】（清）李光祚修，顾诒禄等纂：乾隆《长洲县志》卷二五《人物四》，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

【10】（清）彭定求：《南畇老人自订年谱》一卷，清光绪五至七年刻本，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

【11】（清）彭启丰：《芝庭先生集》卷十《芝庭续稿自序》。《芝庭先生集》十八卷，清乾隆六十年刻本，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

【12】《彭氏宗谱》卷七《二林府君述》。

【13】李根源、曹允源：民国《吴县志》卷七九《杂记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

【14】张杰认为，经济能力对于世代应举的科举家族非常重要，每个家族能够持续有众多的族人参加考试，必须具备相应的物质经济基础。见张杰：《清代科举家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15】有关清代族田的研究，可参见张研：《清代族田与基层社会结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

【16】彭启丰，彭氏十二世族人，雍正五年状元，官至兵部尚书，赠光禄大夫，武英殿大学士及军机大臣。见《彭氏宗谱》卷一《世系》。有关彭氏族人身份的介绍均出自此《世系》。

【17】（清）彭绍升：《二林居集》卷六《彭氏义田缘起序》。《二林居集》二十四卷，清光绪七年刻本，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

【18】前揭《二林居集》卷一○《彭氏润族田记》。

【19】《彭氏宗谱》卷一二《庄规》。

【20】《彭氏宗谱》卷一二《续纂庄规》。

【21】以上诸彭氏资料均见于《彭氏宗谱》卷五。其中彭德先见《封文林郎乡饮大宾敬彭公墓志铭》，彭行先见《彭贻令先生墓志铭》、《翰林院侍读瞻庭彭公暨吴孺人合葬墓志铭》，彭珑见《封国子监司业云客彭先生墓志铭》。

【22】《彭氏宗谱》卷七《光禄大夫兵部尚书显考芝庭府君事状》。

【23】前揭民国《吴县志》卷二七上《舆地考·书院》。

【24】乾隆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两江总督高晋为报紫阳书院院长沈德潜病故延请致仕侍郎彭启丰入院课读事奏折》，引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选编：《乾隆朝书院档案》（下），《历史档案》2012年第4期。

【25】《彭氏宗谱》卷七《光禄大夫经筵讲官兵部尚书彭公神道碑》。

【26】前揭《芝庭先生集》卷七《论文一则示紫阳诸生》。

【27】前揭《芝庭先生集》卷七《论文二则示紫阳诸生》。

【28】乾隆四十年二月十五日，《著照毕沅所奏各省大小书院务访学行兼优者以主讲席并严格考核稽查事上谕》，引自《乾隆朝书院档案》（下），《历史档案》2012年第4期。

【29】有关紫阳书院的研究，可参见林存阳：《苏州紫阳书院与清代学术变迁——以钱大昕为研究视角》，《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4期。

【30】《彭氏宗谱》卷八《显考寿斋府君哀启》。

【31】《彭氏宗谱》卷八《清诰授通议大夫甘肃补用知县先考颂田府君行状》。

【32】《彭氏宗谱》卷八《光禄大夫头品顶戴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湖北巡抚御赐祭葬先考芍亭府君行述》。

【33】《彭氏宗谱》卷一〇《显考栋云府君行述》。

【34】《彭氏宗谱》卷一〇《奉直大夫五品衔句容县教谕显考复斋府君行述》。

【35】如彭定求《南畇文稿》卷一一，上梁文、祝文、祭文；卷一二，题跋、颂、赞等；彭绍升《二林居集》卷一○，墓表；卷一一，墓志；卷一二至一八，事状。

【36】前揭民国《吴县志》卷二六上《文庙》。

【37】前揭乾隆《长洲县志》卷五《学宫》。

【38】（清）潘耒：《徐文靖公祠记》，见乾隆《长洲县志》卷三三《艺文三》。

【39】前揭《徐文靖公祠记》。

【40】《彭氏宗谱》卷六《彭南畇自撰生圹志》。

【41】（清）彭定求：《南畇文稿》卷一二《杂著》。《南畇文稿》十二卷，清光绪五至七年刻本，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

【42】《彭氏宗谱》卷五《彭贻令先生墓志铭》。

【43】《彭氏宗谱》卷一〇《堂弟钰卿家传》。

【44】《彭氏宗谱》卷五《封文林郎乡饮大宾敬舆彭公墓志铭》。

【45】《彭氏宗谱》卷五《赠文林郎敬舆府君暨蔡孺人行实》。

【46】前揭民国《吴县志》卷六三《名宦二》。

【47】《彭氏宗谱》卷一一《彭敬舆先生六帙双寿序》。

【48】《彭氏宗谱》卷五《赠文林郎敬舆府君暨蔡孺人行实》。

【49】前揭民国《吴县志》卷六八上《列传六》。

【50】《彭氏宗谱》卷五《封国子监司业显考一庵府君行实》。

【51】《彭氏宗谱》卷六《封承德郎左春坊左中允赠光禄大夫吏部右侍郎加一级惕斋府君行状》。

【52】前揭乾隆《长洲县志》卷二五《人物四》。

【53】前揭《二林居集》卷三《蓼语示诸兄子》。

【54】《彭氏宗谱》卷六《显考守约府君行述》。

【55】《彭氏宗谱》卷一〇《皇清敕授承德郎候选布政司理问貤赠资政大夫顺天府尹加二级显考仲山府君行述》。

【56】（清）彭翊：《无近名斋文集·序》。《无近名斋文集》（文抄四卷、文抄二编二卷、外编一卷、杂著二卷、杂著二编一卷），清光绪十年刻本，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

【57】《彭氏宗谱》卷一〇《显考莲塘府君显妣周宣人行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