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团匪”：咸同年间的团练之乱与地方主义》

崔岷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8年4月出版

内容简介：

作为官方大力倡导推行、主要由绅士领导的民间武装组织，咸同时期的团练长期以清政府“帮凶”的单一形象示人，其“维护反动统治的作用”在相关研究中得到细致而突出地展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学界逐渐重视从“绅权扩张”视角探讨咸同朝团练在地方社会的角色与作用，并使其成为晚清团练研究的主流路数。问题在于，无论是解释为过程还是后果，“绅权扩张”一词均停留于现象层面，其实质亟待深入揭示。

本书即以清廷格外关注的山东“团匪”为窗口，通过观察咸同时期普遍存在的“团练之乱”——绅士借助团练力量从官府手中夺取征税、司法之权进而寻求控制城乡——这一学界尚未重视的极端“绅权扩张”现象，进一步还原咸同朝团练的丰富形象，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团练之乱表象下的地方主义实质，以为传统社会背景下的地方主义研究增添一幅近代拼图。

本书的讨论将说明：咸丰二三年间清廷的频繁动员激发了绅士们心中埋藏已久的地方主义，以致团练固然有协助官府积极抵御叛乱的一面，亦有时常与官府发生激烈冲突、以致“靖乱适所以致乱”的一面，明显违背了清廷对于其“无事则各安生业，有事则互卫身家”的期望。他们以抗粮和科派的方式谋求对乡村资源的掌控，以私设公堂乃至生杀自专来树立自身的权威，并对竞争者进行打击，其实力强大者则实现了对数县的控制，甚而最终转变为意图彻底取代官府统治的“叛乱者”。以致一旦地方安全形势好转，清廷便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遣散团练。其间，咸丰二三年和咸丰十年两度推行的旨在以“在籍绅士”协助官府加强团练动员和控制的“团练大臣”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弄巧成拙，往往削弱了官府的控制能力，而“团练大臣”对团练的庇佑更直接助长了团练的地方主义倾向。故此，咸同之交办团模式从“任绅”向“任官”的回归反映出清廷在地方主义威胁下欲放弃“在籍绅士”而代之以单一的官僚控制，而为适应“任官”模式，吏治整顿便成为题中应有之义——这既是为了避免再度出现因官民关系恶化而直接“激成”地方主义的情形，也反映出清廷试图依靠净化官僚系统并强化其控制能力来实现遏制地方主义的目的。以此观之，咸同时期的团练之乱实为自南宋“士的地方化”以来，历经晚明绅士与佛教的结合以及“东林党争”后，传统社会中以绅士为主体的地方主义在特定社会背景下的又一重要表现，且因其具有广泛的民众基础且带有武力色彩而令官府更难遏制。

作者简介： 

崔岷，1974年6月生于四川省江油市，祖籍江苏南通。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央民族大学首批“高层次人才”。研究兴趣为晚清时期政治与社会的互动，尤侧重社会变动中的官绅、官民关系。已发表论文近20篇，其中多篇刊于《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史学月刊》等重要刊物。出版学术专著2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

目  录

序  一

序  二

导  言

第一章  保卫乡闾：山东团练的兴起与演变

一、自广西展开的团练动员

二、山东办团的谋划

三、动员的阻力

四、督催与激劝下的艰难起步

五、1854年的转机与1855年后的局部维系

第二章 “团匪”初现与清廷的调适

一、由来已久的戒心

二、动员中的防范

三、团练的“跋扈”

四、“任绅不若任官”？

第三章 “任绅”模式的升级与1860年的再动员

一、追责对象的转移

二、“督办团练大臣”的委任

三、“督办山东团练大臣”杜䎗与山东团练的再兴

第四章 “团匪”的“把持乡镇”

一、抗 粮

二、科 派

三、私设公堂与生杀自专

四、团练互斗

第五章  清剿之外的官方应对

一、隐 忍

二、羁 縻

三、亩 捐

第六章  团练督办模式的回归

一、“督办团练大臣”的“尽侵官权”

二、“官为经理，以一事权”

三、整顿吏治的需求

结  语

参考文献

序 二

咸同之际是真正的乱世景象，蛰伏在历史深层结构的要素被充分地激活和激发，与现实的社会力量紧密结合，出演了一幕幕历史的活剧。它为我们透析历史深层走势和必然情势，提供了合适的“切片”。正如作者所言：“地处‘畿辅屏障’的山东可谓一个合适的观察窗口”。崔岷的《山东“团匪”：咸同年间的团练之乱与地方主义》一书，正是选取了这一“切片”，试图深入透析，解析病灶，揭示晚清团练兴乱与地方主义之间的内在关联。

实在而言，这一选题是有难度的。一是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已有相当积累，成果较多，要想取得学术上的突破实为难事；二是受既有资料所限。在近年各种新史料的不断发掘从而形成新的研究取向的态势下，这一研究主题的史料也并无新的获取。崔岷却以足够的勇气直面困难，选取了《山东“团匪”：咸同年间的团练之乱与地方主义》（以下称《团乱》）的研究课题。《团乱》一书在充分汲取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聚焦于山东团练的兴办和演变进程，以六大部分即：“保卫乡闾：山东团练的兴起与演变“、“‘团匪‘初现与清廷的调适”、“’任绅‘模式的升级与1860年的再动员”、“’团匪‘的’把持乡镇”、“清剿之外的官方应对”、“团练督办模式的回归”的内容结构为六个章节，深入解析其兴废变乱的历史轨迹和深层缘由。

《团乱》作者深知这一选题的艰难，从而在既有研究的学术脉络中，更突出其独具的问题意识和研究切点。他从“团匪”与“山东”两个切点入手将研究论题聚焦，使自己的研究选题具有了开新之意。首先，《团乱》一书推进和提升了这一论题的研究。一方面，学界以往对团练的规制、功能研究较多，另一方面，在团练的地域研究上也主要集中在两湖、江南地区。就此而言，作者的这一研究视角的选取，有助于这一论题的进一步深入和拓展。

其次，作者有较强的问题意识。团练之乱问题学界早有涉及，但大都流于现象铺陈和表象解读。《团乱》一书则揭示“团匪之乱实为咸同时期地方主义的一个重要而几乎被完全忽略的表现形式”，力图洞彻其背后的深层致因。

再次，团练之乱实为晚清社会政治进程中一个普遍性问题。作者的视野聚焦于山东却并不局限于山东，而是在比较的基础上和在整体格局中展开自己的论题。这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拘泥于地域研究的细碎化，具有“以小见大”的研究视野。

 在坚实和丰厚的史实梳理基础上，作者一定程度上对以往的研究有所突破，或者说有所引伸。针对清代团练这一“由治变乱”的历史性困惑，他事实上提出了一个值得深入追究的学术论题：即治乱兴废的悖论背后，有一个人们难以完全把控却始终发生作用的机制或力量的存在。在纷乱的历史现象中，它总是有条不紊地制约着社会-政治和文化-秩序的摆动，借助于“一治一乱”的表象循环中实现着历史的动态平衡。

对此，作者最终没有给出答案；但我们却有所期待。

王先明

2017年11月14日于南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