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新发现的16—20世纪民间档案文书研究》

书籍信息

作者：王振忠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丛书：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

出版时间：2020年11月

定价：180元

页码：586页

ISBN：978-7-100-18842-5

编辑推荐

徽州是传统中国最具典型意义的区域社会之一。对徽州区域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可以系统地展示传统中国社会发展的诸多侧面，从而深化对传统中国的认识。

本书作者是个人搜集徽州文书最多，也是在研究徽州文书方面成就最为卓著的历史学者之一。他三十年来无数次深入徽州搜集文书，在所获资料的基础上潜心研究，力图全景式再现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社会生活史。从下往上看历史，社会文化史的视角或许能够帮助我们认识更加真实的徽州乃至明清社会。

内容提要

本书是国内第一部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研究徽州文书的著作。本书将徽州文书的研究对象从以往狭义文书（即契约）的研究转向全方位民间文献的探讨，力图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拓展徽州文书研究的视野。作者深入徽州各村落进行田野考察，搜集到上万件散落在民间的徽州文书，这些文书多侧面地展示了传统徽州社会商业、风俗及文化的丰富内涵。本书即是作者对这些文书的研究成果，旨在通过对内容丰富的徽州文书的考察，尽最大可能地复原重构一个历史长时段中的徽州社会文化，追寻一种日渐消失的传统生活方式。

作者简介

王振忠，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和“上海市领军人才”；2003－2004年度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多次独立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担任首席专家或主持人；著有《明清以来徽州村落社会史研究——以新发现的民间珍稀文献为中心》《徽学研究入门》《新安江》《千山夕阳：王振忠论明清社会与文化》《水岚村纪事：1949年》《乡土中国·徽州》《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等。他也是《读书》杂志撰稿人。

前言 徽州档案文书与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拓展

第一章 村落、宗族与社会变迁

一、《复初集》所见明代徽商与徽州社会

二、一个歙南山村社会的生活世界

三、《绩溪庙子山王氏谱》的社会文化解读

四、晚清徽州民众生活与社会变迁

第二章 乡土习俗及民间文化

一、明清徽州的祭祀礼仪与社会生活

二、清代徽州的灾害、信仰与民间习俗

三、徽州文书所见种痘及相关习俗

四、19世纪徽州民俗风情的一幅素描

第三章 启蒙读物与商业书类

一、徽州民间商业书抄本《便蒙习论》介绍

二、徽州商业启蒙书《日平常》研究

三、徽商“路程”原件五种笺证

四、清代徽州与广东的商路及商业

第四章 “徽侨”与长江中下游区域社会

一、徽州旅浙硖石同乡会与《徽侨月刊》

二、晚清盐务官员之应酬书柬

三、民国时期上海徽州典当商生活一瞥

四、佚存日本的苏州徽商资料及相关问题研究

征引及参考书目

后记

后 记（节选）

徽州是传统中国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区域社会之一，对它的深入探讨，可以为人们系统地展示16至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诸多侧面。

16世纪以来，有关徽州的历史文献可谓浩繁无数。近年来，新史料的陆续发现、整理、出版和利用，为“徽学”的进一步拓展展示了广阔的前景。所谓新史料，举其荦荦大端，我以为应有三个较大的来源：一是随着大型丛书（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四库未收书辑刊》和《续修四库全书》等）之出版，以往分散各地的诸多善本、孤本均能方便地得以利用。其中的明清文集，仍然是今后研究中重要的资料宝库。二是族谱资料的进一步利用。如上海图书馆谱牒研究中心收藏的大批徽州族谱，为研究徽商在苏、浙、皖各地的移徙、定居、入籍，徽州商业网络及民俗、文化等诸多方面，均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三是为数可观的民间档案文书所揭示出的地域社会实态，更是令人瞩目。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整理、出版《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曾让明清史学界极为振奋。日本学者鹤见尚弘教授就在《东洋学报》上撰文评述，认为这“对于中国的中世和近代史研究上是一件值得纪念的重要成就，是一件划期性事件，其意义可与曾给中国古代史带来飞速发展的殷墟出土文物和发现敦煌文书新资料相媲美。它一定会给今后中国的中世和近代史研究带来一大转折”。而近十数年来陆续发现的大批档案文书，则不仅大大拓展了“徽学”研究的领域，而且也必将促进16至20世纪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深入。
从上述的三个史料来源来看，可资开拓的领域颇为广阔。以文集为例，半个多世纪以前，日本学者藤井宏博士就曾利用《太函集》中丰富的徽商史料，撰成《新安商人的研究》一文，这成了迄今公认的徽商研究的奠基之作。而从新近出版的大型丛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类似于《太函集》这样的明人文集并非绝无仅有。收入本书的《〈复初集〉所见明代徽商与徽州社会》一文（2001年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福建武夷山），就是利用此类明人文集的一项比较详尽的研究。研究表明：《复初集》所展示的明代徽商之活动地域，较以往所知有较大的突破；该书对徽商从事的生业以及经营理念等方面的记录，也提供了诸多令人兴味盎然的线索。在我看来，这部尚未受到学界重视的明人文集，其学术价值丝毫不亚于《太函集》。又如族谱方面，尚待进一步挖掘的史料也着实不少。其中，上海图书馆收藏的《绩溪庙子山王氏谱》中丰富的民俗史料，让人注意到晚清民国时期族谱与“新方志”在观念及具体编纂上的相互交融。而《歙县大阜潘氏支谱》中的几篇展墓日记，则启发了我开始关注明清以来徽州的日记，并由此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基金的资助，将收集、整理和研究徽州日记作为今后数年的一个课题。此外，对散落民间的徽州文书之收集、整理和研究，也先后得到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曙光计划”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而这更是本书最为主要的内容。我认为，随着今后徽州文书资料的分类编纂以及专题性（如对徽州日记、徽商书信、诉讼案卷、商业文书、宗教科仪、日用类书和启蒙读物等）的实证研究，学术界对于徽州区域社会、“无徽不成镇”以及明清时代相关的社会文化现象，无疑将获致诸多新的认识。
我本人第一次接触到徽州文书，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当时为了从事苏北历史经济地理的研究，我曾赴明清徽州盐商的桑梓故里做实地调查。在昔日鹾务总商程氏家族所在的歙县岑山渡村口，一位农民大概误以为我是前来收购古玩的“城里人”，竭力怂恿我到他家去看看。作为一名囊中羞涩的穷学生，再加上考虑到孤身一人的安全，我竟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兴趣。但在此后数年里，我不得不为当时的一念之差而懊悔不已——程氏家族的一些文书陆陆续续地在屯溪老街、浙江绍兴以及上海等处出现，尽管是些已被他人挑剩，为书商、收藏家乃至一些研究机构和学者视作“垃圾”的东西，但在我眼里却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这让人颇感震惊！再后的一段时间，我又耳闻一些成批的徽商家族文书被分割，或是经过书商之手辗转流入海内外旧书市场，或是被某些个人和机构收藏而从此不见天日。为此，我逐渐意识到对于徽州文书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应是吾辈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90年代后期，随着高校研究环境的改善，我遂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对徽州文书的收集、整理和研究上。尽管这是近乎奢侈的一种率性之举，而个人的能力又是如此有限，但我始终相信这是踏踏实实、富有价值的一项工作。而这项工作，也逐渐成为自己说不清楚是业内抑或业余的爱好，成了我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

从上海到皖南，需要坐整整一个白天的火车，我每年都要无数次奔波于这条线上。旅途的过程如同是坐冷板凳，大部分时间是漫长、孤独而乏味的，需要有足够的耐心。车过宣城、宁国，离我的目的地——徽州便渐渐近了，车身在蜿蜒的山路上左右摇晃，车内的光线亦随着窗外的夕阳余晖而忽明忽暗，但在我的感觉中，眼前的山水似乎变得格外的明媚秀丽。身居喧嚣的都市，却有很多机会见到徽州的春来暑往秋收冬藏，时常闻到田野乡间清新的气息。特别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遍野的金黄色映衬着远处的青山绿水，令人顿感心旷神怡。而在实地调查中，每当收集到富有价值的文书档案，一时便会激活储存在脑海中各种断续的文献，从而将历史的碎片缀合成一幅幅相对完整的图像，彼时彼刻那种难以言宣的喜悦，想来应是我辈读书人所独有的。

徽州研究，近十数年来曾给我以诸多的快乐——美丽的自然山水，丰富的民间文化遗存，带给我审美的愉悦和发现的欣喜；而坐拥丰富的珍稀文献，又使得不善交际的我不假外求（不必再为看点资料煞费周折而苦恼），这免去了诸多无谓的应酬，让人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平心静气地领略闭门读书撰述的快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相信选择徽州是一种缘分，也更是一种幸运！当然，我也清醒地意识到：对于学术研究而言，现在离我的目的地“徽州”还有相当长的距离，面对手头为数可观的文书资料，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仍然需要更多的耐心与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