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全球视野下，中国学者结合自己的专业特长，对全球城市史各个历史阶段的特性都做了不少梳理。与此同时，对城市保护、规划所呈现的帝国象征、国家记忆等，表现出了强烈的人文关怀，有助于日后开展跨学科的多元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化和城市化已成为世界潮流，它们的兴起有深刻的历史渊源。全球史注重宏观空间，考察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区域性差异及各种要素在不同区域间的流动。城市史注重微观空间，着力考察人类在空间中的功能创造，以及空间整体规划、建筑、仪式等所体现出的象征意义。

全球史视野下的城市史研究则两者兼备，它不仅研究微观的城市个体，也从宏观上强调城市间的关联和影响，并深度考察全球范围内城市本身的发展轨迹和规律。从全球史的角度考察城市，既可以比较，也可以联接，并通过区域网域构成城市建设与发展的有效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世界各地的城市被有机联系起来，并以此丰富人类在城市建设方面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10月31日，“世界城市日”，第一届全球城市史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与会学者以“历史上的城市与帝国”为主题，通过历史的回顾，将全球史和城市史结合起来，从跨学科、跨领域的全球视角进行开放式、多元化的探索。

清代帝国地方行政区划的运作以城市为标志

无论在中国王朝时代，还是现代社会，城市都是国家体制运作的标志。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孝聪认为：在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市场经济尚未在中国占据较大比重的清代，各级治所城市容纳各类官署和相对密集的人口，主要体现在对地方的统治统合与军事上的驾驭；城市的设置是区域开发的结果，城市本身承担着地区物质集散和自身消费的需要，也发挥着商贸市场的作用。因此，中国清代的城市是政治权力的象征，城市选址和布局要传达国家的制度。与明朝采取地方行政建制城市与都司卫所城堡共存的双重体制不同，清朝立国后将这些卫所城堡尽数纳入府、厅、州、县体制，成为新的地方建制城市。与此同时，在重要的省城和边地营筑八旗驻防城。在清朝，工商业获得发展机遇的只是京城和极少数省府城市，大多数城市仍处在缓慢的行政机制运转之中，工商业功能弱小。城市形态和功能基本定型于政治性城市，驻防城则注重规整的营房布局和完善的防御能力，构成了清代城市的另一种景观。

李孝聪阐述了贵州、新疆、四川西部三个地区城市形成与演化过程——贵州，明朝“州卫同城”，军事城堡承担军事防守和行政管理的双重功能；清朝沿用明代城址，城市承担着国家治理地方行政的运作；新疆，清朝平定天山南北，在回疆原有的绿洲城池近傍，新建驻防军城，营造新的管理体制，再转变为府厅州县，牢固地控制新的边疆；川边，清朝先维持原有的土司制度，再通过改土归流，直接由朝廷委官治理，设置理民厅，推出新的城市，标志着国家在川西地区行使管理权。三个例子外表各异但实质趋同，从中可以看出清代帝国地方行政区划的运作正是以城市为标志。清朝经过两百多年的统治，奠定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疆域和版图；清朝正是以多层级的地方行政制度在全国实施了有效的管理，为现代中国的地方行政体系铸就了基础。与此同时，清王朝始终不断地绘制全国疆域总图和各级地方行政地图，用地图的形式来展现帝国体制和国家疆域，地图反映全国各地的政区、水陆交通网和城镇的分布，体现国家的有效管理。

研究城市史往往离不开地图，不少学者感觉地图还算是众多文献当中比较真实、客观、有实用性的。明清时的地图绘制是否能准确描述当时城池的边界？李孝聪的看法是：很难。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成一农也认为，理想与现实差异甚大，这并非地图绘制者不知道现实情况——毕竟大部分地图都是官方绘制的，而且与此有关的材料也来之甚易，之所以绘制得“不准确”乃绘制者有意为之的结果。他提到了一点，即随着“科学主义”的盛行，近代以来越来越倾向于用量化的方式对“地图”加以定义，在这种定义下，无论学术界还是民间，大都会将地图看成是对现实世界的真实描述，但这种认识是完全错误的。如《会说谎的地图》作者马克·蒙莫尼尔对地图下的定义——“地图并不是客观地理的再现物，它只是一种中介，人们运用它或通过它，引导或获得对世界的理解。”成一农表示，这种“对世界的理解”并不能狭隘地理解为是对“客观地理”的再现，至少应当理解为是一种对世界或局部地区的主观认识和主观再现。清朝的地图对城池的描绘背离了现实情况，原因是为了建立一种基于城池行政等级的明确的等级制度，即在地图中除了使用表达城池本身的行政等级的文字，即某某府、某某州、某某县之外，更希望通过图形更为直接地表达出城池的行政等级。在中国传统形象画法的地图中，城市的各种“优越”体现于诸如人口集中、城墙高耸、车水马龙等，甚至有夸大凸显之嫌。“但即使是根据想象画的，也有其研究的价值。比如为什么要这么想象，有什么价值判断和视角在里面，尤其是当这种想象成为潮流的时候，肯定反应了当时社会的一种文化思想现象。”成一农说。

古今城市发展规律分为自身发展和外来影响

城市的发展演变一般比较缓慢，特别是城市地址、规划，在古代国家管理机器还比较软弱无力的情况下更不容易改变。纵观古今各个城市的发展，无非有两种面向，一个是自身发展的规律，一个是受到外来影响的规律。前者主要包括政权更迭、民族宗教、商业贸易等因素，后者包括外族介入及战争等。总体来说，城市是在多重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郭子林谈到了古埃及国的底比斯城，其观点是：底比斯城从政治中心逐渐转向宗教中心，导致统治者从王权巩固和军事征伐的角度，试图脱离底比斯的影响；然而底比斯城毕竟是新王国的兴起之地，阿蒙神庙祭司是国王的重要同盟者，这就使国王或主动或被动地助推神庙祭司集团的发展；为了寻求统治的合法性，将战功归因于神祗，在底比斯和全国各个主要地点建筑神庙和雕像，并在帝王谷修建岩窟墓以求永生，这些都是新王国时期的国王诉诸传统文化观念的表现，而这种大兴土木、践行大量宗教仪式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耗费人力物力，成为帝国衰落的重要原因。

从历史学研究的角度看，考察古代某个地区是否有城市，最主要看有没有留下城市的痕迹。“通常认为古代城市有两大要素——城和市，就古希腊的历史而言，城一般具有城墙，而市则是由一定的开阔平坦的地方组成的一个可供市民交换物品的空间。”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祝宏俊指出，古代斯巴达之所以给人没有城市的印象，就是因为目前所见到的考古资料似乎都没有发现物质遗迹，但“古代斯巴达到底有没有城”？他的判断是——确实存在过，但其城市发展水平比较落后，远不及雅典城与科林斯城，就斯巴达城的自身发展史看，古风时期可能有所发展但不甚繁荣，古典时期直至希腊化时期一度衰落，城市建设几近乡村。至于斯巴达城长期得不到发展的原因，祝宏俊例举了三点：一是因为斯巴达的工商业在公元前500年前后面临着雅典的竞争逐步衰落，特别是斯巴达的陶器在公元前500年之后几乎在地中海各地绝迹了，工商业的萎缩是城市衰落的基础；二是因为公元前465年斯巴达遭遇地震和在这前后发生的黑劳士大起义，国家综合实力遭到严重削弱；三是因为城市生活的衰落，在公元前460年之后，斯巴达的社会生活发生变化，逐步走向刻板、僵化、封闭，据5世纪末期希腊知识分子的总结，整个斯巴达国家制度的军事色彩都很浓。至于城墙是不是界定城市、划分城市和乡村的必要条件？与会学者就此进行了激烈讨论。大家普遍认为，历史研究的多样性和普遍性之间的张力非常大，典型的城市可能有一墙之内的概念，但并不是必要条件，还要充分考虑到城市形成的多种路径，以及在空间上的多样性。

古希腊有四大“泛希腊赛会”，包括奥林匹亚赛会、皮提亚赛会、伊斯特摩亚赛会，以及尼米亚赛会。学界普遍认为，它们的创办为处于城邦林立和分裂状态的希腊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神圣时间和空间，既促进了希腊人自身的团结和民族认同的形成，是“希腊性”的主要体现之一，赛会的举办也成为古典时代日益发展起来的“泛希腊主义”的思想观念的重要推力，而“泛希腊主义”思想的形成又为希腊世界从城邦到帝国的转型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如何评价“泛希腊赛会”与“泛希腊主义”的历史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王大庆认为，尽管“泛希腊赛会”在加强希腊人的团结和民族认同上的作用不可忽视，但也不能过分夸大，因为历史有着很多不同的面向。比如在“泛希腊赛会”存在的同时，还有数不胜数的由城邦举办的地方赛会，在“希腊认同”逐步萌生和日益深化的同时，仍存在着更为根深蒂固的“地方认同”和“城邦认同”，“泛希腊主义”思想日益兴起的同时亦有更为强有力的“自治主义”。在他看来，要完成城邦到帝国的转型，最终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马其顿人的军事力量和武力征服。

多样性导致欧洲城市兴起和发展的道路不同

过去谈资本主义发展，过度强调英国经验，其实欧洲大陆的差异性非常强。在欧洲多样性的基础上，不同城市兴起和发展的道路也完全不同，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都有。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孟钟捷尤为关注19世纪上半叶德意志地区城镇化的“起步”：“1789年，德意志大大小小的邦君正好有1789个；1815年维也纳会议之后只剩下34个，不断地进行整合。可见，19世纪上半叶是德意志城镇发展变动最大的时期。”他进一步举例指出，普鲁士和巴伐利亚兼并很多以城镇为核心的小王国，慢慢进行蚕食，也打破了原本中世纪对城镇的定义——边上有城墙，外面就不属于我们。“现在去纽伦堡，一出火车站，对面就是城墙，火车站实际上是建立在城镇之外的。”德国的第一条铁路就是连接纽伦堡和弗尔特的，缘何建在城镇外面？孟钟捷认为很好理解，就是要把城镇的管理权向外延伸，“铁路时代到来以后，德国就出现了所谓的老城和新城：老城就是原来在城墙里面的，新城在城墙外面，城镇就是在原来的乡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从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全球性”的现象出现在法兰西帝国统治下的各个城市——城市化的高歌猛进、法国风格的新古典主义建筑样式的大行其道，这体现了城市建筑和规划思想在帝国内部的全球流动性。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朱明在做巴黎、西贡、上海的个案分析时，发现了类似的城市化进程与城市美学。到1870年，巴黎的城市发展表现为两个特点，一是在城市郊区进行大力开发，二是在城市空间中建造大量的纪念性建筑。经过几次世博会的推动和城区的拓展，在巴黎东西郊区新开发出了充满时代精神的地块，反映了第三帝国的要求；而建筑和城市化肩负为民族国家论证合法性的任务，19世纪的艺术虽然流行现实主义，但是距离现实较远的历史或神话主题却更受政府欢迎。越南西贡原本只有位于西贡河边及其两条支流之间的沃邦式堡垒，以及一些越南人、中国人、印度人的小聚居区。1859年，法国人征服西贡时，在原有的基础上开始了将其改造成一个法国城镇的历程——博纳尔上将计划建造医院、总督府、军营、教堂、学校、植物园等，希望将这里建造成一个西贡河的大港口，通往广阔的湄公河，与香港、新加坡竞争。需要指出的是，西贡的城市建设主要着眼于宏伟建筑，宏伟的大教堂、总督府与越南和堤岸华人区域的简陋房屋、寺庙形成鲜明对比，凸显了法国风格的高级与文化霸权。在上海，法租界非常注重规划，内部限定区域只能建造西式房屋，建筑样式上也反映出同时期法国流行的建筑风格。西贡建造了哥特式天主教堂，在上海法租界内，董家渡天主堂于1853年建成，1910年，徐家汇天主堂建造的新堂也是典型的哥特式建筑。“法国在国内打造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的行为和在殖民统治区域打造帝国身份的行为出现了重合，类似的景观生产体现了这两种行为的共同结果。”

俄罗斯帝国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广泛覆盖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大改革，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和资金。到20世纪初，俄罗斯的城市在文化教育等社会性基础设施建设和交通系统等工程型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据吉林大学历史与文化研究所教授张广翔的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城市文化教育最突出的特点是职业技术教育的兴盛，1888年颁布的《工业学校条例》在职业技术教育领域的法律效力一直被保留到1917年。1910年，俄国有3000多所初中级的技术、农业经济和商业类学校，大多数位于欧俄部分。同一时期，博物馆成为市民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内容。在20世纪初，俄欧部分的100多座城市中分布有历史、考古、艺术、科学等各类博物馆近500家。19世纪末，俄罗斯城市的发展、人口的增长使得城市交通系统的现代化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1872年，有轨马车首次出现在莫斯科，1875年，内务部开始对其进行监督，允许在其他城市设置有轨马车。19世纪90年代中期，莫斯科的城市自治机构将部分企业赎买为城市财产，并发起从马力牵引到电力牵引的转变。圣彼得堡在1902年同样通过赎买的方式掌握了几乎所有主要有轨马车的线路，将其改造为城市企业，又在1907年初步建成了有轨电车系统。不过随着城市的飞速发展，在20世纪的最初10年，有轨电车也开始无法承受城市交通的压力，新的交通工具——地铁取而代之，但这是帝俄时代的城市无法做到的。

城市史研究切入规划、市政比较与社区生活

城市史研究已经纳入了全球化的体系中：地域上来说，既有欧洲、美国，也有东亚和中东，非常丰富；触角上来看，已充分切入到城市规划、市政比较、社区生活等方方面面。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两个国家，美国与日本在城市发展中的历史经验让不少学者产生了兴趣。20世纪的美国大都市区出现了政治碎片化的现象，为其发展带来了诸多危害，于是大都市区政府体制应运而生。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孙群郎将迈阿密双层制大都市区政府作为个案研究，他认为改革成功的原因有三点：一是恰当的改革策略，即成立联邦制的双层政府体制，以作为地方主义者与合并主义者之间的妥协；二是人口结构和社会特征有利于大都市区政府的成立；三是县政府权力与声望的提高与迈阿密市政府的腐败无能是人们支持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因。至于大都市区政府的成就，包括积极介入权限范围的城市服务、积极进行城市再开发活动、制定大都市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控制空气和水资源的污染、实施全县范围统一的交通法规、从市镇手中接管了财产税的估价和征收的权力、为市镇和非建制区制定统一的住宅规划法令等。缺点同样不可避免，比如联邦体制容易导致大都市区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权力划分上产生矛盾冲突、大都市区政府的功能在大都市区范围扩大后受到了制约等。

二战结束后，美国城市饱受贫民窟的影响，中产阶级迁往郊区进一步加剧了城市的萧条，联邦政府于1949年发起了城市更新运动，资助清理城市贫民窟，在此基础上由社会资本进行再开发。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李文硕选取了在纽约城市更新运动时期建设的大型文化设施——林肯表演艺术中心，探讨冷战背景下的城市更新运动。冷战的战略需求从整体上影响了城市更新项目的建筑风格，现代主义风靡一时；冷战也制约了城市更新运动的运作模式，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往往被视作带有共产主义倾向而遭到否定，基本模式改为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即城市政府以市场价格购买贫民窟土地，必要时可以使用土地征购权，清理后按照空闲土地的价格出售给私人开发商，其中的差价由联邦政府负担三分之二。这种模式将政府干预降到最低，并在最大程度上发挥市场的作用，符合自由市场经济的要求，既与西欧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福利国家制度有所区别，更不同于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在李文硕看来，城市更新运动既是对现实的城市的改造，即物质层面的再开发；同时也致力于影响和重塑感觉的城市，即建构一个富足繁荣、整洁高效的美国城市的形象，并将其扩散到包括本国在内的全世界。在现实的城市层面上，城市更新运动通过清理贫民窟并对其重新开发，缓解萧条和贫困等城市问题，从而改善城市形象；在感觉的城市层面上，城市更新运动通过建设新项目并应用现代主义建筑风格来赋予城市空间新的意义，重新定义城市生活的性质与特征，并使这种性质与特征渗入日常生活。在冷战的影响下，改善城市形象、塑造城市的“感觉”也被赋予更为紧迫的现实意义，成为权力精英积极干预和影响的领域。

在日本近代化的过程中，城市化起到了先锋部队的作用，城市建设带动了工业发展，推动了社会进步。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讲师郭小鹏表示，日本近代的城市建设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包含着三大要素：以近世“城下町”为代表的封建城市为胚胎的和式因素，以横滨、神户等开港城市为样本的欧美因素，以及以明治政府的样板工程为代表的明治因素。江户时代的封建城市和西方工业社会以来的近代城市风格迥异，城市基本为原生态的自发建设，但其还是为后世的城市发展留下了丰富的遗产，也使得日本的近代城市建设打上了深深的“和式”烙印。不管是城下町的城市构造，还是城市的住民意识以及下町地区的地域社会特征，都完整地保留下来，成为日本近代城市发展的源流以及近代城市规划的滥觞。从幕末到明治初期，由于不平等条约的存在，日本被迫接受在开港地设立居留地的事实。居留地制度在日本存续了近半个世纪，直到1899年才随着治外法权的废除而撤销。但另一方面，开港城市成为近代西方文明的试验场，将西方先进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技术带到日本，对日本的近代化和城市化起到了示范作用。到了明治维新时期，明治政府的目标是把东京建成可以匹敌于欧美大城市的中央集权型的政治都市，他们仿照欧美城市结构对东京进行了必要的改造，与城市改造同时进行的是以欧化建筑为主的城市建设，并且积极学习西方技术，修建了铁路。然而，明治初期的城市建设没有形成系统，同时存在诸多问题，比如职权模糊、资金不足，未能妥善解决城市建设的土地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