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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龙、【韩】沈载权:朝鲜与明清表笺外交问题研究
来源: 作者: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0-06-12

 

摘要:表笺是朝鲜与明清两朝所采取的主要外交工具,表笺外交成为朝鲜与明清关系的重要特征,也是朝鲜处理与宗主国关系的重要策略。但在表笺外交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系列表笺问题纠纷。通过对朝鲜与明清表笺外交中表笺纠纷的考察,论文分析了表笺问题产生的原因,总结朝鲜表笺外交的成功之处和两国古代政治文化交流成果。

关键词:朝鲜;明清;表笺外交问题;研究

 

表,始于汉代,用于臣下向皇帝论谏、劝请、陈乞、进献、推荐、陈谢、庆贺、慰安等的上行文书。唐宋以后,表用于庆贺、辞免、陈谢、进书、贡物等。明朝,表用于庆贺、谢恩或藩属进贡、陈情等。清朝,表用于元旦、长至、万寿及国家庆典,如登极、传位、上尊号、册立皇后等。表文格式固定,多为四六体。笺,源于东汉,“下言事于上”。[1]魏晋以后,笺用于臣上书于皇后、太子和诸王。唐宋时,笺专用于上书皇太子。明清两朝笺用于臣僚向皇后、皇太子的庆贺。清代自康熙废立太子后,笺文成为臣僚庆贺皇后三大节专用,清中期停用。

高丽与宋政治文化交流甚密,也使用表笺。至朝鲜时期,表专用于上书明清皇帝。朝鲜国内笺文用于吉事、凶事、庆事,或节日时臣僚上达给国王的四六体文书。笺文还用于明清两朝皇后、皇太子或诸王。事实上,表笺文书成为朝鲜专用于明清皇室重要的外交礼仪文书,即《朝鲜王朝实录》中的“事大文书”,是一项重要的外交制度。

明朝初期,明太祖对外采取和平外交政策,与各国重新确立了表笺朝贡关系。明现存表笺中有安南岁贡方物表和琉球国谢恩表等文书。至清朝,各国基本沿袭明制进表笺。朝鲜史料载有各国对清朝进表笺情况:“暹罗,五年一朝贡,有番字金叶表文一道,汉字表文一道,表文亭一座;安南、占城、琉球……其最著者也,有间岁三五岁一至,亦有十岁或一世一至者。”[2]而朝鲜每年所进表笺少则三次,多则十数次。作为明清藩属国的朝鲜寻求更多进表笺机会有诸多因素。

首先,从政治因素考察。朝鲜初期,为巩固新王朝的统治地位,急需得到明廷的承认和支持,于是继承了高丽“事大”外交方针,承认明朝的宗主国地位,并以表笺朝贡的方式建立与明外交关系。另一方面,朝鲜出于战略考虑与明朝建立密切的关系,即共同应对日本侵略。明中后期,由于日本妄图吞并朝鲜,明廷出兵驱逐了日本侵略者,朝鲜与明朝关系更为密切。明清易代之际,由于中国政局的变动,朝鲜迫于清政府的强势,沿袭了表笺朝贡政策,采取了明清一体的政治策略。

其次,从经济因素考察。明之前,高丽对华贸易关系密切。至明朝,明太祖实行了关禁与海禁,将海外国家对华贸易纳入朝贡制度,规定“四夷入贡中国,必奉表文”。[3]于是对明奉表称臣成为各国对华贸易的敲门砖,而不奉表笺的贸易行为则被拒之门外。朱元璋对朝贡奉行“厚往而薄来”,认为“诸蛮夷酋长来朝,涉履山海,动经数万里。彼既慕义来归,则赍予之物宜厚,以示朝廷怀柔之意”。[4]朝贡贸易使奉表国受惠很大,所以它们积极谋取更多向明进表笺的机会。“夫贡者,夷王之所遣,有定期,有金叶勘合表文为验。使其来也以时,其验也无伪,我国家未尝不许也。贡未尝不许,则市舶未尝不通。”[5]呈递表笺成为与明建立贸易关系的重要工具。清朝的关禁、海禁更加严格,“近边各国不得越境渔采,隐遁通逃……贞使及夷商等不得收买兵器、史书、一统志、地理图及焰硝、牛角等物及携带内地人口潜运造船大木、油米谷出境”。[6]因此,“事大”表笺成为重要的贸易保护伞。

明初,为防止倭寇及减少辽东的不安定因素,明廷对高丽提出“三年一使”。朝鲜太祖为获得明朝承认和册封,主动“一年三使”遣使进贡;而明帝则赏赐赠品还礼,即“进贡一回赐”贸易。朝鲜在朝贡贸易中获利不菲。为了增加贸易次数,朝鲜除每逢冬至、寿辰、千秋等遣使入朝致贺,又以各种名义派遣使团。明代允许各国使臣在会同馆开市贸易,“夷使除贡物外,携有番货或欲易中国什物,俱礼部主客司出给告示,许令出馆买卖三日”。[7]因朝鲜与中国关系特别密切,故不拘期限,来即开市。清承明制,顺治初,“凡外国贡使来京颁赏后,在会同馆开市,或三日或五日,惟朝鲜、琉球不拘期限”。[8]事实上,朝鲜使臣可进入更多场所与普通商民贸易。清朝也没有特别规定朝鲜输入货物的品种,只要是土产并有“印文开送”就可携带交易,并全部予以免税,“听其在会同、四驿馆交易”。[9]即使查到“印文开送”以外的货物,清政府也常宽大处理。

最后,从文化交流角度考察。朝鲜历代仰慕中华文化并以与中华一体而为荣,至朝鲜时期,程朱理学也成为朝鲜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仰慕和仿效中国的心理倾向、文化的交流成为朝鲜文臣出使的动力。引进先进文化,大量购买各种书籍的活动给朝鲜带来了不少好处。因此朝鲜积极进表笺,以获得文化交流的机会。朝鲜使者多是文臣,他们在中朝文化交流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朝鲜文臣“事天朝最恭谨”,明朝对他们也是“厚礼之,异于他藩”。[10]他们多与明清两朝的文臣交流,形成了许多文化成果。

朝鲜非常重视与明、清的表笺外交关系,因而对表笺文书也非常重视。如从明朝民间购得《古表精粹》,“《古表精粹》者,乃类选古今人所制表也。我国事大之邦,而文臣及儒士等皆不习表文,前日大臣建议,请印表笺之书”。[11]

明、清两朝为了强化宗主国的地位,对朝鲜外交表笺也提出了种种要求。朝鲜对此谨而事之,“我国之莫重者事大也”,[12]把表笺文书作为重要的外交问题处理,形成了“表笺之学”。

朝鲜与明、清外交中对表笺文书始终重视,“本朝但务于表章”,所以提出“表笺之作,要须精切。本国事大,专用表笺”。[13]为使表笺实现“解纷释难之用”,朝鲜采取了许多完善表笺的措施。朝鲜主要在冬至、正朝、圣节、千秋四行,谢恩、奏请、进贺、陈慰、进香、告讣、问安等时进表笺。如“冬至,御前表正副本各一度,方物表正副本各一度……皇太子前笺正副本各一度”。[14]给皇后用正副笺和方物笺,还有拜贺含誉星表笺或贺皇太子痘疹差愈笺等。现存清代的朝鲜表文种类有元旦进呈贡物表、庆贺元旦副表、谢恩表等。此外,则因事随时遣使进呈。朝鲜对例行表笺的把握较容易,但对特殊事件是否进表笺则格外慎重。明正统时,朝鲜就“遇灾颁赦”是否进表笺而举棋不定。有大臣认为:“在高皇帝、太宗皇帝时,遇此变赦海内国家,并不进表。盖如此之事,固非祥瑞”,不宜进表。另有大臣则认为:“然宣德辛亥彗星见时,以为含誉星而海内皆贺,予亦闻之进贺。今皇帝即位赦海内,予亦宥境内,具表进贺。”经反复讨论,最后“以此修表,似为巧辞,于义未稳”,[15]而未进表。

作为宗藩礼仪等级关系的体现,表笺使用对象有明确的规定。明宣德朝就朝鲜在封皇太后时未进表而诘责,朝鲜以“我殿下事大以诚,奉表方物,但无前例”作解。朝鲜经与明朝礼部交涉后,认为“皇太后中宫,不用表笺,用方物状”,[16]避免了一次误会。

为避免因表笺格式造成失误,朝鲜严格遵循明朝表笺格式,并时刻关注明朝廷所做出的相关规定。明嘉靖时,明廷颁布圣母章圣慈仁皇太后、圣旦节贺表文式样,通行辽东都司及所属卫所。虽没有咨于朝鲜,但朝鲜对此及时关注,以求相应无违。[17]崇德二年(1637),朝鲜为清人所屈之后,和清朝交往方式与明相同。其圣诞、正旦、冬至、中宫千秋、太子千秋及有庆吊等事,所进表笺程序等礼仪,“毋违明朝旧例”。[18]同样紧按清朝的新规定行事,“清国新颁庆贺表笺式,使我国逐年依此书呈”。[19]

为了能正确撰拟表笺,朝鲜政府“行移体制,一遵中朝之制”,[20]依明、清规制详细规定了表笺格式:“初面衣上着印,常行书‘表副’‘笺副’二字。且书年月日,当于季后,一面正中书之,用印。‘谨奉表称贺以闻’之‘闻’字,书于极行。……表副皆长约八寸五分,广约三寸五分。每行字数不等,或十八九,或二十。‘称贺以闻’之‘闻’字,俱于极行书之。‘瞻天仰圣’之‘瞻’字不讳,年月日上用印,半出‘洪熙’之‘熙’字。国衔下‘臣姓讳’三字,差细书之。外初面上端正中,付黄签,签长约三寸五分,上端书‘表副’二字,用印半出‘副’字。中宫笺副同。”[21]朝鲜《同文考略》的“事大文书式”也详细记载了与清朝的表笺格式。

抬头和连书是表笺文书的重要格式。朝鲜规定:“表奏咨之书,例自极行至平行凡四格,称为四行文书,表奏则每格低一字……请此后表奏咨,书以五格,亦称五行文书,着为式。”[22]明清两朝曾就此类责问朝鲜政府,成为重要的外交事件。明永乐朝礼部咨于朝鲜:“凡表文‘皇帝陛下’四字之下,不连写他字,礼也。今尔国表文,四字之下,连书‘睿哲’二字,非也。”[23]明朝指出朝鲜表文中“皇帝陛下”连写“睿哲”二字,不合礼法。朝鲜因此问题拘禁有关官员,并指派主文大臣进行考证,发现连书并不违礼法。至清康熙时也有类似问题,“清人以本国表笺中,‘称谢’之‘谢’字,一处连书,一处特书,故大加诘责”。[24]

古代藩属国使用中国年号日期是宗藩政治关系的直接体现,即“奉正朔”。因此“奉正朔”是朝鲜外交表笺的重要格式。明永乐帝曾责问:“汝老王事我至诚,小王不在心填日,朕欲下朝廷问之,朕待汝国甚厚,故不果耳,往说你国王。”[25]为此,朝鲜有关官员回国受到了惩处。为防止表笺日期填写错讹,朝鲜使者经常咨询明、清礼部。如朝鲜就表笺内画日咨于明礼部,答复为:“正朝贺圣千秋,以贺日填之,谢恩进贺,以拜表日填之。”[26]同时还要注意日期避讳问题,如“太祖高皇帝以下忌辰,令本曹书文观承文院书板张挂,每于事大文书,勿以其日填之”。[27]

表笺的语言主要是四六文,讲求音韵平仄,对于口语不同于汉语的朝鲜国掌握音韵较困难,因而朝鲜表笺平仄出错也是常见问题,“近来表笺,皆用平仄制之矣。今此冬至贺表,第二短句以‘凡居有截,颂均无D。’书而启下,更为详察,则‘颂均’之‘均’字,误用平声。请以‘咸颂无D’改付标,即令改书正本之意”。[28]表笺虽是不切实用之学,其精切表现在华美词藻的使用,但若“不知对偶声律之文”,就会不合体例而失误。“故国家于科举,最重四六,为文士者亦多着工”,[29]朝鲜通过科举考试来提高表笺撰写人员能力。

避讳制度,是古代文书的撰拟制度之一。明代“表、笺及一应文书,若有御名、庙讳者,合依古,二名不偏讳,嫌名不讳,若有二字相连者必须回避,写字可缺其点划”。[30]另外,表笺等吉庆文书还须回避凶恶字样。明清两朝文书写中的避讳规定犹为严格,文书中遇有庙讳、御名及声音相近的字句都要回避。

朝鲜初,曾因表笺中避讳问题而受明朝斥责。“高皇帝欲谴责我国,凡上表笺时,多作讳避字,使不得犯。”[31]所以朝鲜对此甚重视,由使者及时从明朝获取相关避讳信息。永乐时,千秋使书状官回自京师言:“新避字样,‘德’、‘仁’、‘燕’三字,自今赴京人名‘德’字皆代以‘得’字。”[32]根据要求及时调整表笺用字。朝鲜对敏感字句很是重视,及时对避讳字词进行改正。如清朝“祖宗字或以谥号,或陵号,或以先王字改之。而他文中‘胡越’、‘胡僧’、‘夷’、‘靺’等字,易以他字,使之急送铸字,使于使行渡江前改补,盖虑其有碍于彼人故也”。[33]乾隆时期,朝鲜因表笺文书中出现“老”字受到指责,“皇上年老,恶见‘老’字”,“小邦不能检察文字,以致皇上之严教”。[34]为此,《朝鲜实录》详细记载了避讳做法:“圣祖仁皇帝圣讳上一字,为《书经》‘元德升闻’句内,首一字,应以‘元’字‘恭’代……”[35]为了避免类似问题,朝鲜王朝非常慎重,提出“且使行文书,不即撰出,以致忙匆急遽,近年以来,以咨、奏、表、笺间文字,被责于彼,非止一再。一字半辞之误,皆辱归于国家,伏乞另加申饬,前期制写,俾无窘急之患”。[36]

表笺文书内容和形式都大同小异,在明初就已经基本程式化。因此,朝鲜为应对表笺问题提出:“事大表笺,请令大提学与承文院提调一会,考誊录,预撰十道,十年轮次用之。”[37]准备多道表笺备用,只要在使用时填上相应的日期即可。对难以判定的表笺朝鲜往往准备两件,以备急需。如对表文头辞皇旨内容是否删节问题,朝鲜则备“删本与全本,以两件持去,观势处之似好云矣”。[38]如上文乾隆时朝鲜表笺中有“老”问题,朝鲜则是“万里上表,事当慎密,故有此副本,愿以此呈之”,得到清帝称赏:“朝鲜礼节,他国所无。”[39]

为防止表笺文书出问题,朝鲜制定了严格查核制度。外交表笺文书专由承文院负责,由圣节使负责监查,“金铦奉表而去……且交付时考核,越江时例核,再度考核”。[40]“事大文书,至重之书,必三度监进者,欲其详尽无误之意也。”防止“受表辞不恭之责,则事关非轻,悔之无及”[41]事件的发生。

在众多与明清两朝建立表笺朝贡关系的国家中,为什么朝鲜曾多次因表笺问题而影响两国关系呢?究其原因,随着元、明、清的交替,朝鲜与元、明、清三朝毫无疑问存在着政治利益关系的调整与适应问题,而其直接体现之一就是朝鲜的外交表笺问题。

1、明清文字狱

明朝初建,为了稳固政权对朝鲜以和缓的外交政策为主。洪武二年(1369),高丽遣使来祭开平王常遇春,笺文“不署洪武年号”。[42]对此体现政治关系的重大文书事件,明廷仅令使者谢过改之。明朝随着国力增强,巩固皇权统治变为首要任务。明太祖利用文字狱强化其君主独裁政治。明太祖曾就海寇和辽东问题对朝鲜存有戒心,于是利用表笺问题对朝鲜进行威压。朝鲜外交表笺问题只是明朝文字狱的一环。朝鲜于太祖二年,遣使赴京奉表谢恩,其表曰:

睿恩滋圣训,丁宁举国与荣,抚躬知感。伏念幸遭昭代,权长荒陬,曾无补于丝毫,但伫瞻于天日,顷当贱介之返。特承宸命之加,示国名之当更。星驰而来报,臣与国人,不胜感激。切惟昔箕子之世,已有朝鲜之称,兹用奏陈,敢于聪聪,俞音即降,异渥尤偏,既拱九重,明见万里,谅臣干干苦厉,怜臣断断无他,乃令小邦,获蒙新号。臣谨当之屏之翰,益虔职贡之供,载寝载兴,恒功康宁之祝[43]

对此表,明太祖可能因文字发音或其他问题而曲解,认为杂以“侵侮之辞”。因此要求拘拿表笺参与者入朝,借机施压于朝鲜。洪武二十九年(1396),朝鲜奏请诰命印章,其中所引用纣事也许触怒了朱元璋。“今朝鲜每遇时节,遣人进贺表笺,似乎有礼,然文辞之间轻薄肆侮。近日奏请印信诰命,状内引用纣事,尤为无礼,或国王本意,或臣下戏侮,况无印信所拘,或赍奏使臣中途改换,皆不可知。”[44]朱元璋对表笺文书容易断章取义,翻作戏侮之词。为此,表笺撰拟者权近等被拘送入京受到惩处。此后,朝鲜为避免此类政治事件的发生,把外交表笺看成“事大文书”,成为朝鲜处理与明朝外交关系中重要问题。

明朝后期,明与朝鲜并肩与日本侵略者作战,关系密切。在清军入关前后,朝鲜一直都是支持明廷的。清廷也谙此关系,因此清初也像明初一样,寻机借势取代前朝与朝鲜建立宗藩关系。清朝为巩固和加强其统治,通过文字狱来箝制反清思想,也借表笺向朝鲜王朝施压。顺治七年(1650),朝鲜表笺中“以‘节惠’二字及‘归赠’二字,为诘责之端”。[45]顺治八年(1651),朝鲜君臣就指出:“汉人之仕于清国者,万端窥伺,必欲生衅于我国。”清廷曾对表文中“乾清坤夷”之语加以诘问,认为“何不云‘乾清坤宁’,而必曰‘清夷’,乃敢讥我耶?[46]由此可以看出,外交表笺依然作为政治问题看待。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廷大规模搜毁禁书,其“搜采各书,并有来自挟种族之愧,不愿以‘胡’字、‘虏’字、‘夷’字加诸汉族以外族人,触其禁讳”,[47]其中也包括针对朝鲜的外交表笺文书。

此外,明、清政治的腐败也是造成表笺问题的又一因素。明清两朝的中后期,官员索贿受贿成风,一些外交官员对表笺横加挑剔,借机向朝鲜政府敲诈勒索。如万历时,朝鲜王朝为能到礼部誊录表奏原文,“令冬至使上通事玄应期,赍人情银五两,从礼部该吏,周旋誊书以来”。[48]朝鲜王朝只能靠贿赂明朝官员来抄誊表笺原本。清康熙时,有关官员借表笺问题索贿。如因“‘称谢’之‘谢’字”,一处连书,一处特书”,而大加诘责;又以礼部咨文中,内容与表文中内容不相符而“百端操纵”朝鲜使臣,并以査验为由索赂五千。[49]后来,朝鲜给清太子笺文中“误用‘干蛊’二字,下礼部察议,礼部以罚银一万两、停三年赏赐议奏”,[50]后贿赂皇帝信幸臣佛保,幸得宽免。

2、儒家礼法文化的理解差异

朝鲜半岛自古与中国有着密切的文化交流,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政治意识形态也是以儒家礼法思想为主。明清时期,两国的交往更为密切,但毕竟还存在着一些差异。对同样的儒家文化的理解有着分歧,这也表现在表笺制述过程中。如上文明太祖诘责朝鲜表笺杂以“侵侮之辞”事件,朝鲜对此解释:“小邦僻处荒远,言语不通,闻见不博,粗习文字,仅达事情,其于制作,未谙体格,以致错误,非敢故为侮侵。”[51]这种客观原因分析是比较合理的。

避讳问题,更体现了在文化方面的差异,如朝鲜官员对为什么要避“燕”字问题,理解为“意以为今中国都燕故也”。[52]事实上是因为永乐帝曾被封为“燕王”。嘉靖朝曾因进贺表中有“尔德”而诘责朝鲜,“中朝礼部以‘尔’字为不恭,往复诘责,而使改之云”。[53]后来,进贺使曾诣礼部交涉此事:“国至诚事大,凡文书,制述官制之,写字官书之,朝廷齐会监进。‘尔’字,非新语也,此乃诗书之文,诗书不讳,故用之。”明官员解释为:“此虽周、召对君父之言,古今异宜,君臣之间,不可尔汝。事当参奏,尔国王初政,得谴于天朝矣。”[54]由此可见,由文化差异对外交表笺的影响从而产生误会。

针对表笺问题的产生的原因,世宗也分析了其文化差异的原因:“窃照小邦僻在海外,文学未精,兼又吏文、汉音不得通晓,非但人才未易成就,有碍事大之意……如今传习无由。汉、吏之文理会者鲜少,每遇事大文书,未谙体例,且又朝廷使臣到国,应对语言恐致差误,深为未便。”[55]世宗时,朝鲜多次提出向中国派遣留学生,这既是提高表笺创作的途径,也是为了促进文化交流。

表笺作为处理宗藩关系的重要工具,也承载着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等丰富的内容。朝鲜对外交表笺格外重视,也因此取得很好的成就。朝鲜与明、清交往历时数百年,外交表笺文书贯穿始终。成化时,明廷就称赞朝鲜“凡事无不中礼”,[56]对事大表笺文书给予了赞赏。天顺时,礼部郞中孙茂称:“今来表笺甚好,近来所无”。皇帝也对朝鲜所进表文详览,再三叹曰: “词意顺,作文甚好。朝鲜有文人矣。近日交趾国上表甚好,今来表笺尤好。”明朝学士倪谦也说:“吾见礼科,称今来表笺词旨甚顺下字极工。”[57]“朝鲜文物礼制,无异于中华,极口赞美。此无他,以我国文章之无愧也。”[58]外交表笺成为其文化成果的重要代表。乾隆八十大寿时与明,评价朝鲜进贺表为:“字画整齐,纸品精洁,朝鲜事大之节,敬谨如此,可作他藩之法。”[59]“表笺之学”成为朝鲜立国之道,即“学问之道,表笺第一”。[60]朝鲜之殚精竭虑于表笺之学,由此可知。而明清两朝的盛赞,对朝鲜则是“国之有光,无加于此”,[61]在《朝鲜王朝实录》中更是大书而特书。朝鲜通过完善外交表笺,竭力注意协调与明、清的宗藩关系,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实现了其与明清两朝和平共处。表笺是朝鲜对明、清所采取有效的外交策略,其成功之处是显而易见的。不仅表笺成果得到高度评价,特别是由政治关系而衍生出的经济、文化交流成果甚丰。表笺作为朝鲜特定历史时期与明、清的外交沟通工具,成为两国深厚友谊直接的历史见证。

文末附明朝天顺四年(1460)朝鲜世宗给明朝皇帝及太子的表笺:

六年五月丙戌,遣仁顺府尹金礼蒙、同知中枢院事洪益诚等奉表如大明,谢赐彩段,并回奏李兴德赍来勑旨,又奏请遣子弟入学。

表曰:帝德丕冒,庸笃怀柔,宸贶荐臻,冞增感激。佩铭曷已?糜粉难酬。伏念臣幸际昌辰,叨守遐徼,丝毫功乏,唯知执壤之勤。筐篚恩颁,特荷自天之宠,况连月而骈至,尤希世之鸿私。兹盖伏遇度扩相容,仁推一视,谅臣役志之享,怜臣述职之诚,遂令敝封获沾殊渥。臣谨当夙兴夜寐,常存挟纩之情,日升月恒,倍献添筹之祝。

方物表曰:天贶沓臻,祗增感激。土宜虽薄,聊伸谢仪。谨备黄细苎布二十匹、白细苎布二十匹、黑细麻布二十五匹、黄花席、满花席、杂彩花席各二十张。右件物等制造匪精、名般不腆,岂合旅庭之实?庸効献芹之诚。皇太后礼物,红细苎布、白细苎布、黑细麻布各一十匹、满花席一十张。中宫礼物,同。

皇太子笺曰:尊居储位,密赞宸猷,导霈皇恩,覃沾海徼。抚躬罔措,镂骨难忘。伏念臣猥将谫材,邈处荒裔,壤奠惟谨,奚効纤毫之裨?天眷特深,优荷便蕃之锡,稠重又极,感激何涯?兹盖伏遇伟量渊衷、英姿玉裕,常笃承颜之孝,克体怀远之仁,遂令孱资荐蒙异渥,臣谨当益?汉藩之守,恒伸华祝之诚。礼物白细苎布、黑细麻布各二十匹、满花席、杂彩花席各一十张。[62]



[1] 裴燕生等编著:《历史文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4页。

[2]《蓟山纪程》卷5《附录·胡藩》。

[3] 郑舜功:《日本一鉴·穷河话海》卷7《表章》。

[4]《明太祖实录》卷154,洪武十六年五月戊申。

[5] 王圻:《续文献通考》卷31《市籴考·市舶互市》。

[6]《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510《礼部》,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本。

[7]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朝鲜篇》,中华书局1993版。

[8]《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510《礼部》。

[9]《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510《礼部》。

[10]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朝鲜篇》。

[11]《朝鲜王朝实录》,中宗十三年十一月戊午。

[12]《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十二年八月戊申。

[13]《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十三年二月癸卯。

[14]《通文馆志》卷3,“文书赍去总数”条。

[15]《朝鲜王朝实录》,世宗二十五年六月辛亥。

[16]《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八年二月辛巳。

[17] 参见《朝鲜王朝实录》,中宗二十四年十月庚辰。

[18] 李光涛:《明清档案论文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第907页。

[19]《朝鲜王朝实录》,肃宗三十一年四月己巳。

[20]《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十八年十二月壬午。

[21]《朝鲜王朝实录》,世宗七年十月乙酉。

[22]《朝鲜王朝实录》,正祖二十年一月戊申。

[23]《朝鲜王朝实录》,太宗五年八月辛未。

[24]《朝鲜王朝实录》,肃宗八年一月乙卯。

[25]《朝鲜王朝实录》,世宗二年三月丁亥。

[26]《朝鲜王朝实录》,世宗三年六月壬子。

[27]《朝鲜王朝实录》,世宗三年五月丙辰。

[28]《朝鲜王朝实录》,光海八年八月乙巳。

[29]《朝鲜王朝实录》,肃宗五年八月己丑。

[30] ()熊鸣岐:《昭代王章》卷4,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1981年版。

[31]《朝鲜王朝实录》,成宗七年四月癸巳。

[32]《朝鲜王朝实录》,世宗三年十月甲午。

[33]《朝鲜王朝实录》,肃宗三十九年八月庚寅。

[34]《朝鲜王朝实录》,正祖二年七月己丑。

[35]《朝鲜王朝实录》,纯祖三年十一月庚申。

[36]《朝鲜王朝实录》,肃宗三十一年八月戊午。

[37]《朝鲜王朝实录》,燕山八年八月己巳。

[38]《朝鲜王朝实录》,英祖四年一月丁巳。

[39]《朝鲜王朝实录》,正祖二年七月己丑。

[40]《朝鲜王朝实录》,中宗二十年五月庚午。

[41]《朝鲜王朝实录》,中宗三十五年九月丙申。

[42]《明史》卷136《曾鲁传》。

[43]《朝鲜王朝实录》,太祖二年三月甲寅。

[44]《朝鲜王朝实录》,太祖五年三月丙戌。

[45]《朝鲜王朝实录》,孝宗一年三月丁巳。

[46]《朝鲜王朝实录》,孝宗二年一月乙巳。

[47] 孟森:《明清史讲义》(),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55556页。

[48]《朝鲜王朝实录》,宣祖二十九年三月甲戌。

[49] 参见《朝鲜王朝实录》,肃宗八年一月乙卯。

[50]《朝鲜王朝实录》,肃宗二十一年十月癸丑。

[51]《朝鲜王朝实录》,太祖三年二月己丑。

[52]《朝鲜王朝实录》,成宗七年四月癸巳。

[53]《朝鲜王朝实录》,明宗一年三月癸未。

[54]《朝鲜王朝实录》,明宗一年四月乙巳。

[55]《朝鲜王朝实录》,世祖六年五月丙戌。

[56]《朝鲜王朝实录》,成宗七年四月癸巳。

[57]《朝鲜王朝实录》,世祖五年十一月己卯。

[58]《朝鲜王朝实录》,中宗三十一年十一月戊寅。

[59]《朝鲜王朝实录》,正宗十四年九月甲辰。

[60]《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十三年二月癸卯。

[61]《朝鲜王朝实录》,明宗即位年十月甲寅。

[62]《朝鲜王朝实录》,世祖六年五月丙戌。

 

 

作者简介:陈龙, 1975年生,文学博士,扬州大学文学院讲师; []沈载权, 1963年生,博士,韩国拿撒勒大学教授。

(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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