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審與朝審是對監候囚犯是否執行死刑的覆核制度，在清代司法制度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大清律例》中規定，死刑根據執行時間分爲立決與監候。立決指皇帝下令後，立即執行死刑；而監候指將死刑罪犯暫時收監，經秋審或朝審覆核後，再定是否執行死刑。秋審針對各省收監的死刑囚犯，而朝審針對的是刑部收監的死刑囚犯。
近三十餘年間，國內外關於秋朝審制度的研究已蔚爲大觀。①不僅就該制度的歷史沿革、性質作用、司法實踐等多方面進行了深入研究，亦梳理清了其複雜的運作程序。爲便於瞭解清代蒙古的秋朝審制度，筆者在此先依據前人研究，對雍正朝以後的秋朝審程序做一簡介。②
秋審分地方秋審和中央秋審。地方秋審的核心是“提犯會勘”程序。③所謂“提犯”，指每年二月至四月上旬，州縣對在押秋審人犯進行審録，製作《招冊》，與人犯一併送至位於省城的按察使司。四月中旬至五月初則進行“會勘”。按察使司覆核各州縣呈送的《招冊》，填寫看語，將秋審人犯分爲情實（處死）、緩决（繼續監候，入次年秋審）、可矜（減刑）等幾大類。同時與布政使司、在省道員等官會審，呈報督撫。督撫復與司道諸官會審覆核後，向皇帝具題。
中央秋審與地方秋審同期進行。首先，刑部摘録原案，製作《略節》（概要），並將各案分擬情實、緩決、可矜等。待至五月中旬，復據部內與督撫所題之秋審意見，刊印《招冊》，分送九卿（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使司）、詹事、科道（六科給事中、十五道監察御史）等官各一冊。八月內，上述官員齊集天安門外金水橋西朝房舉行會審，議定各犯之情實、緩決、可矜等。該會審又稱“秋讞大典”。會審之後，刑部將議定結果上奏皇帝，由後者做最終判决。對於情實人犯，秋朝審中另設“勾决”程序。只有被皇帝“勾到”者，纔執行死刑。而“免勾”者，則與緩決人犯一併監候，留待次年秋審。
朝審較秋審略晚，於霜降後舉行，程式與中央秋審大致相同。
與內地秋審相比，關於清朝藩部秋審的研究尚顯薄弱。其中，關於蒙古秋審，鄭秦、孫家紅等學者依據《蒙古例律》、《大清律例》中的法條，認爲清廷在蒙古地區實施了秋審。④而日本學者島田正郎利用乾隆二十年（1755）的《刑科史書》，分析了內屬蒙旗的若干案例，認爲蒙古秋審僅流於形式，並未獲得貫徹執行。⑤此外，令人矚目的是，日本學者高遠拓兒最先挖掘秋審檔案，對蒙古秋審進行了卓越的研究。他通過分析《秋審招册》（18世紀後半期至20世紀初）裏的二十一件蒙古案例，不僅證實了秋審在蒙古地區的實效性，糾正了島田正郎的謬誤，進一步指出蒙古秋審分爲兩類：一類設有地方秋審，是針對內地官員收監的蒙古囚犯制定的；另一類無地方秋審，適用于蒙古地區官員收監的蒙古囚犯。⑥然而，以上研究均未涉及一個基本問題，即蒙古秋審制度是如何產生和演變的。而解答該問題不僅有助於瞭解清代秋審制度的全貌，對認識清朝在蒙古地區的司法統治亦具重要意義。
關於蒙古秋朝審制度，清代政書裏鮮有記載。本文利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和內蒙古地方檔案館所藏漢、蒙、滿文檔案史料，就雍正朝至乾隆朝中葉，蒙古秋朝審的確立、實施情况、發展變化等詳加考究，意在觀察蒙古死刑案件之處理被完全納入清朝統一的審判制度中的歷史過程。本文中，“蒙古死刑案件”指內外札薩克旗、歸化城土默特二旗、察哈爾八旗之蒙古人所犯死刑案件，不包括蒙古八旗的死刑案件。札薩克旗屬於外藩，由享有世襲權之蒙古王公掌管，歸理藩院管轄。歸化城土默特二旗南接山西省，由都統領之，隸於理藩院。初都統擁有世襲權，乾隆年間停襲，改爲京員補授。⑦而察哈爾八旗毗鄰直隸、山西二省，康熙十五年（1676）每旗設總管一名，由京員補授，受蒙古八旗都統管轄。⑧乾隆二十六年（1761）与二十八年（1763），察哈爾八旗和歸化城土默特二旗分別由察哈爾都統、綏遠城將軍管轄，遂歸爲內属蒙古旗。
一、蒙古朝審
蒙古朝審的實施和《大清律例》之監候刑在蒙古地區的推廣息息相關。清朝早在崇德八年（1643）即向蒙古頒行了成文法典《蒙古律書》。該律書雖已亡佚，但其兩部份別成書於康熙六年（1667）和康熙三十年代的增訂本現已陸續公諸於世。⑨該法典裏，死刑主要針對官員或平人故殺、搶劫和偷盗四項牲畜等重罪，而且只定斬絞，並無監候。因匯入朝審的蒙古死刑案件多係上述三項重罪，現將增訂《蒙古律書》內的相關法條歸納如下。
關於清廷對蒙古適用監候刑的記載見諸議政王大臣乾隆六年（1741）七月十一日的奏摺。該奏摺是針對同年六月七日理藩院上奏修訂《蒙古律例》一事的議覆。
【漢譯】（理藩院）奏稱：“《蒙古律書》內，凡斬絞重罪皆稱處死，向無監候之例。除雍正五年奏定嗣後所盜牲畜爲數無多，情節甚輕者，擬絞監候(15)外，《蒙古律書》內對鬥殺、故殺、謀殺、仇殺及搶劫等罪者是否應處以立決或監候，並未分別定擬。故請旨區別罪情輕重，核定立決監候，並寫入律例”。查前外藩蒙古初來向化，因其不知內律，不明法度，故恭修《蒙古律書》。後蒙古累世蒙聖主之恩，漸知內地律例，咸恪守本分，遵行律法，聖祖仁皇帝時亦曾特施鴻恩，將斬絞蒙古減等發落。雍正世宗憲皇帝降旨，酌定凡外藩蒙古偷盜牲畜，爲數無多，情節甚輕者，爲首擬絞監候。乾隆五年，軍機處議覆和碩怡親王之條陳，奏准：嗣後不論蒙古二人或夥衆偷盜，皆以一人爲首。(16)如今修訂《蒙古律例》，若不詳定死罪之立决與監候，遇事方依輕重審理治罪，蒙古札薩克及內外執事將無以是從。亦與聖主不分內外體恤之深仁不符。故依該院所奏，慎思一切斬絞諸罪之輕重，詳加酌定，並寫入黃折奏呈。
由此可見，最先采用監候刑的是清朝在雍正五年（1727）向蒙古頒布的“偷盜四項牲畜”例。在此之前，蒙古盜賊或依《蒙古律書》，處以立決，或蒙恩赦，減等免死。至於蒙古人所犯殺人、搶劫罪，直到乾隆六年，制定《蒙古律例》時纔規定了監候刑。
其實，雍正五年的“偷盗四項牲畜”例在雍正元年（1723）即已開始試行了。
雍正元年。癸卯。二月……壬子。辦理土默特事務刑部郎中福柱等奏，披甲阿納等盜牛二頭，照例應絞立決。得旨，偷盜一二牲餼即將蒙古立絞。人命重大。嗣後應改爲擬絞監候。若從此蒙古盜案漸少，則照此例行。倘蒙古無知，法輕多犯，而盜案比往年較多，則仍照原例擬罪。(17)
另外，關於蒙古監候罪犯的收監地點，上述議覆中亦有提及。
【漢譯】查前因邊外無理事衙門，且該札薩克處亦無關押罪囚之監獄。蒙古犯人皆解送京城，收監于刑部大牢。
乾隆六年之前，蒙古地區未設監獄，監候人犯皆收監于刑部大牢。據此推測，從雍正元年起，清朝對蒙古監候人犯實施的應該是朝審。
筆者從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刑部缓决重囚招册》（以下簡稱《緩決招册》）裏發現了十一件蒙古朝審案例。這些案例出自雍正十一年至乾隆八年間的四冊《緩決招册》（均爲殘本）。《緩決招册》是刑部製作的秋審招冊中的一種。所録新案(19)由以下①②，舊案由①-③部份構成。
①案件的基本信息。包括承辦案件的刑部清吏司、罪犯的姓名、年齡和籍貫。
②判處罪犯監候的審判過程。包括蒙古地方官員的審理，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的會審看語以及皇帝的最終判决。
③各案歷次朝審的判决結果。
下面，對這些蒙古朝審案例做一簡介，以表2示之。
通過以上案例，筆者將從以下三方面分析雍正朝至乾隆朝初期的蒙古朝審之實施情况。
第一，蒙古朝審與法律適用之間的關係。在11件案例中，案例1、7～10爲偷盜四項牲畜案件，罪犯均依前述雍正五年例被處以絞監候。而案例2～6、11分別爲搶劫、殺人和軍前逃回案件。接下來，筆者將著重探討在審理這些案件時，依據的究竟是哪些法規。
【案例2】
本案例涉及兩起蒙古偷盗民人馬匹並拒捕案件。從內容判斷，下劃錢部份中的“理藩院定例”當指《蒙古律書》。在判决中，理藩院等並未完全依據《蒙古律書》，而是援引了雍正九年（1731）的判例，將首犯衣時麻等處以絞立决，從犯卓忒巴、畢齊漢等分別擬以監候，解至刑部收監。
【案例3】
一起爲白晝搶奪事。斬犯一名多爾濟，年三十一歲，係四子部落王阿拉布坦多爾濟旗下蒙古。該理藩院等衙門題前事內開：該臣等會同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會看得，多爾濟等打傷蒙古毛扣、搶奪衣物一案，據定邊左副將軍額附策凌等咨稱：訊據多爾濟供：我於乾隆二年正月十七日同車登到喀爾喀地方做買賣。發完貨物回去時，因馬疲乏，我們偷了不知什麼人的牧場內的三匹馬。到阿魯庫栢爾地方，有羅布藏、齊旺等一同住下。是夜，齊旺偷了我的兩匹馬走了。車登同羅布藏尋找齊旺，到了大庫練地方，同喀爾喀齊楞偷了三匹馬來了。我們帶往鄂爾坤城賣去。走到多羅特嶺地方，遇見喀拉沁買賣蒙古毛扣，我向車登商議搶奪貨物。我爲首放了一鳥槍，羅布藏、車登投石塊，並用鞭棍毆打，奪了貨物是實等語。多爾濟依律擬斬等因，咨達前來。據此，多爾濟合依白晝搶奪傷人爲首者斬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等因，乾隆二年十月十九日題。二十一日奉旨：多爾濟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咨行定邊左副將軍，將多爾濟解部監候在案。(21)
本案中，多爾濟因搶奪毛扣貨物，理藩院等援引《大清律例》之“白晝搶奪傷人”律，將其處以斬監候。該律原文爲“凡白晝搶奪人財者……傷人者，首斬監候，爲從各減爲首一等，並於右小臂膊上刺搶奪二字”。(22)
【案例4】同【案例3】，此處從略。(23)
【案例5】
一起爲戳死人命事。斬犯一名杭愛，年三十歲，係郭爾羅斯公巴圖旗下班達爾沙佐領下披甲。該理藩院等衙門題前事內開：該臣等會同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會看得，杭愛戳死邵馬兒一案，據協理郭爾羅斯兩旗事務員外郎達爾占等呈稱：杭愛與卲馬兒並無仇隙。緣乾隆四年二月初五日，杭愛同伊章京卲馬兒往鄰家飲酒俱醉。卲馬兒即在杭愛家門外睡臥。杭愛令其進家睡覺，隨拉卲馬兒衣領，失手將衣領拉破。卲馬兒掌擊杭愛。杭愛醉後用小刀戳傷卲馬兒右肋殞命。將杭愛審擬斬罪等因，咨達前來。據此，杭愛合依軍士將本管官毆死者斬監候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等因，乾隆四年十月十八日題。初十日奉旨：杭愛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咨行郭爾羅斯員外郎，將杭愛解部監候在案。(24)
關於杭愛戳傷本管章京邵馬兒致死一案，理藩院等援引之“軍士將本管官毆死者斬監候”律係《大清律例》之“毆制使及本管長官”律。其原文爲“凡朝臣奉制命出使而所在官吏毆之，及部民毆本屬知府、知州、知縣，軍士毆本管官……篤疾者，絞監候。死者，不問制使、長官、佐貳、首領，斬監候”。(25)
【案例6】
一起爲**命事。絞犯一名敦巴，年四十二歲，係鄂爾多斯貝子羅布藏旗下蒙古。該理藩院等衙門題前事內開：該臣等會同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會看得，敦巴隨從奇當等毆死蕭仁俊一案，據駐扎寧夏辦理夷民事務員外郎達色等呈稱：審據奇當供：我曾借蕭仁俊牛犢一隻。必爾珠海亦欠伊牛價銀二兩五錢。他到我家索取牛隻，並向必爾珠海索取銀兩時，我們說没有。他就將我的一隻牛，必爾珠海的一匹馬用强拿去了。我因一時氣憤，起意向必爾珠海說他將你我的牛馬拿去了，同你趕上去向他要。若不給還，將他打死。如此商議。必爾珠海允從。又叫敦巴去幫助。各持榆木棍趕去向他要，蕭仁俊仍不給還。必爾珠海先用棍打下馬來，我在他腦後打了三四下，必爾珠海又向他腰上打了三四下，敦巴持棍把他外胯打了幾下，蕭仁俊鼻內出血就死了。必爾珠海見他搭袍內的一小銀包，他就拿起。必爾珠海同敦巴將蕭仁俊尸首馱在馬上送往丢弃黃河內，我就趕著牛回來了。後必爾珠海給了我六兩銀子，給了敦巴六兩銀子、一塊斜皮、一頭纓子是實。據敦巴供：奇當起意同必爾珠海像向我說蕭仁俊拿我們的牛馬去了。我們欲趕上去向他要去。若不還就將他打死。但我們不是蕭仁俊的敵手，你可幫助我們去。日後將欠他的銀兩就給你，如此說時，我允從同去，將蕭仁俊打死，我同必爾珠海將尸首弃于黃河內。餘處俱與奇當供同等語。打撈蕭仁俊尸首無獲。奇當於取供後病故。必爾珠海脫逃獲日另結。將敦巴依律擬絞等因，咨達前來。據此，敦巴合依謀殺人從而加功者絞監候律，應擬絞，解部監候，秋後處決等因，乾隆元年六月二十日題。二十二日奉旨：敦巴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咨行駐扎寧夏辦理夷民事務員外郎達色，將敦巴解部監候在案。(26)
本案中，敦巴等人毆死蕭仁俊，理藩院等依據《大清律例》之“謀殺人從而加功者絞監候”律，將敦巴處以絞監候。該律原文爲“凡謀（或謀諸心，或謀諸人）殺人，造意者，斬監候；従而加功者，絞監候；不加功者，杖一百、流三千里”。(27)
【案例11】
一起爲咨送事。絞犯一名多爾濟，年三十五歲，係察哈爾鑲白旗蒙古五十四佐領下閑散。該刑部等衙門題前事內開：該臣等會同都察院、大理寺會看得：多爾濟軍前逃回一案，緣多爾濟跟隨護軍阿必達出兵，在搭細爾屠地方駐扎。乾隆五年八月十二日，伊主阿必達差多爾濟騎馬前往額爾登昭地方向本佐領下披甲達拉敦討取欠銀。達拉敦還銀五兩三錢、茶三塊作銀七錢。多爾濟先將茶三塊付同旗披甲額爾撥帶回交與伊主，所得銀兩收藏在身。又因披甲塔克圖欠銀往討無償，仍回至額爾登昭地方。在酒鋪飲醉，將所藏銀兩遺失。多爾濟懼伊主阿必達責打，遂騎馬逃走。不料馬又病死，遂逃回本家察哈爾地方被獲。屢審不諱。查例內，歲徵兵丁跟隨之奴僕、雇工有偷竊馬匹、器械逃回者，照竊盜滿貫律，擬絞監候等語。應將多爾濟照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等因，乾隆六年九月十七日題。十八日，奉旨：多爾濟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遵在案。(28)
本案中，多爾濟自軍營逃回，三法司依據《大清律例》之“從征守禦官軍逃”例，將多爾濟處以絞監候。該律原文爲“歲徵兵丁自軍前逃回，照官軍從征討私逃再犯律，擬絞監候。其跟隨之奴僕、雇工有偷竊馬匹、器械逃回者，照竊盜滿貫律，擬絞監候”。(29)
縱觀以上案例，早在乾隆六年《蒙古律例》裏全面規定監候之前，清朝通過援引《大清律例》，已將監候與朝審廣泛地適用於蒙古死刑案件了。
第二，承辦蒙古朝審工作的清吏司。如引言中所述，在製作《招册》之前，刑部先對各案進行商酌。這一程序謂之“看詳”、“核擬”。各清吏司書吏摘録原案略節之後，各司官員進行“司看”，删訂略節，擬定情實等類，出具看語。再經秋審處“總看”，呈刑部堂官（尚書、侍郎）批閱。(30)如表2所示，案例2至10的上述朝審工作是由山東司負責承辦的。從罪犯的旗籍來看，這些案件來自諸札薩克旗和歸化城土默特旗。從負責審理的中央機構來看，《緩決招册》內均作“該理藩院等衙門題前事內開：該臣等會同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會看得，××一案，據○○咨/呈稱”，說明這些死刑案件經蒙古地區官員審理之後，呈報理藩院，理藩院復與三法司會審具題。這一審轉制度(31)是清朝仿照內地直省的審轉制度在蒙古地區設立的。可見，理藩院承辦（亦稱“主稿”）之蒙古案件的朝審工作由山東司負責辦理。
與之相反，案例1、11是察哈爾八旗的蒙古案件。據《緩決招冊》內載：“該刑部等衙門題前事內開：該臣等會同都察院、大理寺會看得。”可知這兩起案件是由刑部主稿，三法司會審具題的。其朝審工作由山東司以外的清吏司負責辦理。
第三，九卿諸官之會審。雍正十一年和乾隆五年的《緩決招册》裏，各案末尾附有當年九卿會審的判决結果。從中我們可以獲得有關參與會審的中央機構的信息。先以案例6爲例。
乾隆二年閏九月內，刑部等衙門題爲朝審事。該臣等會同九卿、詹事、科道等官會看得，敦巴幫同毆死蕭仁俊係聽從加功。造意之奇當已經監斃。敦巴應緩決。等因。於本月二十六月日題。十月初二日，奉旨：敦巴著監候緩決。欽遵在案。乾隆三年朝審。將敦巴仍緩決具題。奉旨：敦巴著監候緩決。欽遵在案。乾隆四年朝審。將敦巴仍緩決具題。奉旨：敦巴著監候緩決。欽遵在案。
該臣等會同理藩院、九卿、詹事、科道等官會審。敦巴仍緩决。(32)
該案因由理藩院主稿，故九卿會審時，理藩院會派員參與。乾隆五年《緩決招冊》中的其他案例亦如之。而案例1中不見理藩院參與九卿會審。
雍正七年九月內，刑部等衙門題爲朝審事。該臣等會同九卿、詹事、科道等官會看得，沙克都尔因偷盜馬匹，擬絞立決具題。奉旨：改爲監候。沙克都尔應緩決。等因。於本月二十五日題。十一月十九日，奉旨：沙克都尔著監候緩決。欽遵在案。雍正八年朝審。將沙克都尔仍緩決具題。奉旨：沙克都尔著監候緩決。欽遵在案。雍正九年朝審。將沙克都尔仍緩決具題。奉旨：沙克都尔著監候緩決。欽遵在案。雍正十年朝審。將沙克都尔仍緩決具題。奉旨：沙克都尔著監候緩決。欽遵在案。
該臣等會同九卿、詹事、科道等官會審，沙克都尔仍緩決(33)。
這很可能是因爲中央政府在覆核察哈爾八旗的死刑案件時，由刑部主稿，三法司會審具題，理藩院概不參與的綠故。
二、蒙古秋審
（一）札薩克旗與歸化城土默特旗的秋審
乾隆六年，蒙古監候囚犯由刑部改爲地方收監，蒙古朝審亦隨之變爲秋審。這一變化源於理藩院的一份提案。其原文見於第一章所引理藩院同年六月七日的奏摺。
【漢譯】唯蒙古習居邊外，不勝內地之炎熱。前解京監候之蒙古罪犯內亦有熱斃者。彼等雖係斬絞罪犯，但每年朝審中減等釋放者甚多。彼等罪不至死，且畏懼炎熱，倘若監斃，不僅關乎人命，亦與聖主體恤之至意不符。又各札薩克處遠近不同，解送途中無監禁之處，（罪犯）脫逃，亦未可知。且差遣解送之官兵亦感勞苦。查每年解京監候之蒙古罪犯人數，喀爾喀四部案件無多，偶爾解來一二人犯。內五十一旗所解罪犯每年雖人數不等，但不出四十人。現邊外八溝、多倫諾爾、歸化城等處均設辦理蒙漢事務同知，令置牢房、鎖鏈、枷號等物。若將此解京罪犯分別收監於八溝等三處，各處不及二十人。不僅便於看守，且解送之官兵與罪犯亦可免於勞苦。伏乞嗣後停解蒙古斬絞監候罪犯，就近收監於同知衙門。科爾沁十旗、喀喇沁一旗、土默特二旗、扎魯特二旗、敖漢王垂木丕勒旗、奈曼王阿咱拉旗、喀爾喀貝勒噶爾桑旗離八溝近，此等旗份之監候罪犯皆解至駐扎八溝辦理夷漢事務同知衙門收監。巴林二旗、翁牛特二旗、烏珠穆秦二旗、阿霸垓二旗、蘇尼特二旗、蒿齊特二旗、阿霸哈納爾二旗、阿爾科爾沁貝勒達克丹旗、克西克騰札薩克臺吉齊巴克扎布旗、又喀爾喀土謝圖汗部十九旗、喀爾喀車臣汗部二十一旗、厄魯特額駙色布騰旺布旗、貝子三都布旗離多倫諾爾近，此等旗份之監候罪犯皆解至駐扎多倫諾爾辦理蒙漢事務同知衙門收監。鄂爾多斯七旗、歸化城土默特二旗、吳喇特三旗、厄魯特貝勒羅卜藏多爾濟旗、喀爾喀貝勒拉旺多爾濟旗、毛明安扎薩克臺吉齊旺錫喇布旗、四子王阿喇布坦多爾濟旗、喀爾喀王額駙策淩部二十旗、喀爾喀扎薩克圖汗部十五旗離歸化城近，此等旗份之監候罪犯皆解至駐扎歸化城辦理蒙漢事務同知衙門收監。每年四月，諸同知等處將罪犯年貌、旗份佐領、有無隨丁、家奴、父母、妻子，及由院具題之犯罪實情造具清冊，呈送臣院核對。繼而轉送刑部，寫入秋審檔冊。每年秋審時，臣院會同九卿、詹事、科道等官，將情實、緩决、可矜等分擬具題。其中，情實罪犯奉旨勾决者，臣院咨行該同知等，立即照例完結報院。可矜罪犯減等發落者，臣院亦咨行該同知等就近枷號鞭責完結，轉交該旗看管。再，外藩蒙古在內地犯罪，距京城近者，仍解至京城，轉交刑部衙門收監；距奉天近者，仍收監於該地大牢。
該提案經議政王大臣等議覆，乾隆皇帝于同年七月下令實施。(35)從文中可知，當時在刑部收監的蒙古監候罪犯因內地氣候炎熱，常有病死的情况。而收監地點改爲邊外的同知衙門，既能防止犯人病死或押解途中脫逃，又能減少蒙旗官兵長途解送之苦。這是蒙古囚犯改由地方收監，朝審改爲秋審的主要原因。據提案裏記録的蒙旗可知，蒙古秋審針對的是內、外札薩克旗和歸化城土默特旗的蒙古死刑案件。此外，關於蒙古秋審的程式，清廷規定在每年四月，八溝、多倫諾爾、歸化城同知將收監之蒙古罪犯的年貌、罪情等造册呈送理藩院。理藩院核對之後，轉送刑部。及至八月，理藩院與三法司、九卿、科道諸官會審，始定各犯之情實、緩决和可矜。這一程式明顯與內地直省不同，未設地方秋審。
如表2所示，蒙古朝審案件不僅包括蒙古人之間的案件，也包括蒙古人與內地民人之間發生的案件，即“蒙古內地交涉案件”。其中，歸化城土默特旗的蒙古內地交涉案件在乾隆五年即已改成秋審了。同年五月二十日，刑部與理藩院合議，奏准頒布的“會審蒙古民人案件章程”（Man：Monggo irgen i weile acafi beidere kooli）中有如下規定。
【滿文原文】ereci amasi ehe weilengge niyalma hūlha irgen ojoro bucehe niyalmai niyamangga niyalma duribuhe niyalma monggo ojoro ehe weilengge niyalma hūlha monggo ojoro bucehe niyalmai niyamangga niyalma duribuhe niyalma irgen ojoro,jai monggo irgen uhei hebei niyalma be bucere de isibure eici hokilafi durime wame yabure babe bodorakū kemuni fe kooli songkoi gemu harangga aisilame baita icihiyara bithesi de afabufi emu derei tuwafi beidefi tungjy an ca sy sansi siyūn fu de bireme boolafi emu derei gūsa be kadalara amban de alibume boolafi monggo gūsai hafasa be tucibufi acafi beidefi weile toktobume… aikabade ehe weilengge niyalma hūlha monggo ojoro,jai monggo irgen be gemu weile araci acara baita oci weihuhen weilengge be inu kooli songkoi akdulabufi weilebure weile ci wesihun weilengge niyalma be tungjy de benefi dahūme beidefi loode horifi an ca sy sansi siyūn fu jai gūsa be kadalara amban i yamun de alibume boolafi ishunde bithe unggifi acafi gisurefi toktobuha babe harangga siyūn fu i yamun ci wesimbubume kemuni gūsa be kadalara amban de bithe unggifi acafi toktobuha babe wesimbure bithede,getukeleme tucibume weihuhen weilengge niyalma be wesimbure erinde uthai neneme wacihiyabume ujen weilengge niyalma be amban meni jurgan ci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emgi acafi gisurefi dahūme wesimbufi amasi bithe unggihe erinde cooha obure falabure weilebure weilengge niyalma dorgi monggo oci kooli songkoi wacihiyabume irgen oci meni meni da ba i ba na i hafasa de afabume benebufi ilgame faksalame sargan be suwaliyame falabume giyamun toktobufi weilebume uthai sacime wara tatame wara weilengge niyalma be weile necihe bade fafun i gamabume sacime wara tatame wara,weile tuhebufi loode horifi aliyabure weilengge niyalma dorgi damu irgen teile monggo akū oci …aika monggo teile eici irgen monggo sasa emu baita de bici geren weilengge niyalma be gemu huhu hoton i tungjy de afabufi loode horibume bolori beidere erinde isinaha manggi harangga siyūn fu kimcime wesimbubume…(36)
【漢譯】嗣後，不論凶犯、盗犯係民人，而尸親、失主係蒙古；凶犯、盗犯係蒙古，而尸親、失主係民人；蒙古、民人合謀致人死亡或夥同搶劫殺人者，皆交該協理筆帖式（筆者案：亦稱協理通判），一面檢審，通禀同知、按察司、山西巡撫，一面呈報都統，委蒙古旗員會審定罪……若凶犯、盗犯係蒙古，或蒙古、民人須一併治罪者，輕罪罪犯仍照例保出；徒以上罪犯即交該同知覆審收監，呈報按察司、山西巡撫以及都統衙門。相互行文合議，所定之罪由山西巡撫具題，仍在題本中言明行文都統，會同定擬之事。具題時，將輕罪者先行發落。至於重罪者，俟臣部會理藩院奏准之後，處以軍、流、徒者內，若係蒙古，則照例完結；若係民人，則送交各自原籍之地方官，分別與妻一併流放，或指定驛站，予以發配。斬絞立决罪犯于犯事處正法。
蒙古內地交涉案件分爲三類：①罪犯爲蒙古人，受害者爲民人的案件，②罪犯爲民人，受害者爲蒙古人的案件，③蒙古人、民人夥同犯罪的案件。其中，②非蒙古案件，不屬本文討論對象。關於①和③，如果犯的是重罪，在成案階段，定罪量刑時，須經複雜的審轉程序。乾隆五年以前，①由歸化城土默特旗都統覆核，呈報理藩院。③須根據主犯身份，選擇審轉途徑。若主犯係蒙古人，其審轉與①同；若係民人，則由朔平府、按察使司等山西行政機關審轉，該巡撫具題。(37)然而，乾隆五年章程裏規定，①和③統一由山西省審轉。與之相應的是，如文中下劃綫所示，罪犯在歸化城同知衙門收監，在秋審階段，山西巡撫“詳察具題”。這說明歸化城土默特旗的蒙古內地交涉案件改由山西省審轉的同時，其案內蒙古監候罪犯亦匯入山西省的地方秋審了。例如，乾隆十九年（1754），歸化城土默特旗蒙古三音班第因搶奪民人高登甲馬匹，被處以絞監候。翌年地方秋審中，山西巡撫恒文將三音班第擬以緩决具題。
山西司。一起爲報明事。絞犯一名三音班第，年四十三歲，係土默特七旺佐領下人。據山西巡撫恒文審得：三音班第等搶奪高登甲馬匹一案，將三音班第依蒙古例擬絞等因，乾隆十九年閏四月初九日題。二十五日奉旨：三法司核擬具奏。欽此。該臣等會同理藩院、都察院、大理寺會看得：三音班第因見高登甲等在野牧放馬匹，起意搶奪。適有伍巴什至三音班第家索討欠項。三音班第隨糾同搶。伍巴什允從。於乾隆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三音班第又糾臺吉准兌並吉牙入夥。四人各騎馬匹，昏暮時分齊抵高登甲馬群，搶馬十三匹而逸。因被事主追趕，沿途遺弃馬五匹，剩馬八匹，每人俵分二匹各散。當經事主報獲。三音班第合依蒙古偷盗四項牲畜者爲首絞例，擬絞監候，秋後處决等因，乾隆十九年六月初四日題。初九日，奉旨：三音班第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决。餘依議。欽此。咨行山西巡撫，將三音班第監候在案。乾隆二十年秋審。據山西巡撫恒文會審得，三音班第起意糾衆搶馬，尚無拒捕可惡情事。三音班第應緩决。等因具題。奉旨：三法司知道。(38)
由此可見，乾隆五年以後，蒙古秋審形成了兩套程式：一套有地方秋審；而另一套無地方秋審，僅由同知將罪犯年貌和罪情等造册呈報理藩院而已。那麼，究竟哪些蒙古案件無需地方秋審呢？請看以下三件案例。
【案例A】
【案例B】
一起爲偷馬事。絞犯一名龔格，年
，係土默特巴圖佐領下人。該理藩院等衙門題前事內開：“該臣等會同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會看得，龔格偷盗馬匹一案，據歸化城都統衆佛保等呈稱：龔格因欠色楞銀五兩，向索無償，遂起意偷馬，賣銀均分還欠，與色楞等商允。同至鄂爾多斯地方偷馬八匹。在途遺失三匹，將馬五匹趕至拖思虎村地方，即被捕盗官拿獲。屢審不諱。龔格依例擬絞等因，咨呈前來。據此，龔格合依蒙古偷竊四項牲畜，爲首盗犯絞例，擬絞監候，秋後處决”等因，乾隆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題。二十日奉旨：“龔格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决。餘依議”。欽此。咨行理藩院轉行歸化城同知，將龔格監候在案。
乾隆十七年秋審。該臣等會同九卿、詹事、科道等官會審，龔格仍緩决等因具題。奉旨：龔格著監候緩决。欽遵在案。乾隆十八年秋審。該臣等會同九卿、詹事、科道等官會審，龔格仍緩决等因具題。奉旨：龔格著監候緩决。欽遵在案。乾隆十九年秋審。該臣等會同九卿、詹事、科道等官會審，龔格仍緩决等因具題。奉旨：龔格著監候緩决。欽遵在案。(40)
【案例C】
案例A和B出自乾隆十一年（1746）、二十年（1755）的《緩决招冊》，分別爲巴林右旗諾木圖殺死喇嘛博奇、歸化城土默特旗龔格偷竊鄂爾多斯蒙古人馬匹的案件，均屬蒙古人之間發生的案件。案例C中，達爾扎圖財殺死民人任先才一案出自乾隆七年（1742）刑部尚書來保彙報九卿會審結果的題本。文中雖未提達爾扎屬於何旗，但從理藩院派駐喀爾喀辦理商人事務之員外郎審理此案來看，達爾扎很可能是喀爾喀蒙古人。故案例C應屬札薩克旗與內地之交涉案件。如下劃綫部份所示，三件案例的緩决、情實判决都是在九卿會審時做出的，而關於地方秋審，隻字未提。地方秋審的决定乃九卿會審之重要參考，如果進行了地方秋審，《緩决招冊》和刑部題本中必有記載。由此可見，乾隆六年時，札薩克旗的所有蒙古死刑案件以及歸化城土默特旗的蒙古人之間的死刑案件均無地方秋審。
然而，此後十餘年間，直隸省邊外札薩克旗的蒙古內地交涉案件亦改爲地方秋審了。以乾隆二十年的直隸秋審爲例：
該史料是直隸總督方觀承所題乾隆二十年直隸秋審的題本。從底綫部份可知，直隸省負責的秋審案件裏包括札薩克旗和內地之間的交涉案件。例如，喀喇沁右旗色結巴與喀喇沁左旗舍楞因分別毆死民人陳二與孟法禮，依《蒙古律例》被處以絞監候，繼而在直隸秋審中被擬以緩决。兩起案件的地方秋審均始於直隸省轄下八溝、塔子溝二廳(44)製作案情略節，經府、道、司官員審核，最後由直隸總督覆核具題。目前雖尚無法確定喀喇沁三旗的蒙古內地交涉案件改爲地方秋審的具體時間，但應與審轉制度的變化有密切關係。據乾隆十六年（1751）直隸總督方觀承所題喀喇沁蒙古戳哈兔因被索工錢砍死民人吳三一案，當時喀喇沁地區的蒙古內地交涉案件已由熱河道、按察使司、直隸總督逐級審轉了。(45)案件既然由內地行政機關審轉，自然就匯入由後者負責的地方秋審。這與上文所述歸化城土默特旗的情况是完全相同的。
（二）察哈爾八旗的秋審
乾隆七年（1742），爲了治理察哈爾地區日益頻發的命盗案件，清廷派遣副都統旺扎爾，與察哈爾八旗總管、牧場總管、理事同知等勘明各管邊界，制定捕盗章程。同時，爲了慎重刑獄，案件速結，參照歸化城土默特旗的審判制度，對察哈爾八旗的審判制度進行了調整。(46)其新規載於《欽定大清會典則例》。
（乾隆）七年議准、①八旗游牧察哈爾命盗案件，如凶犯、盗犯、尸親、失主皆係蒙古，並無內地民人者，令該總管等就近會同知、通判審明定擬。鞭責輕罪照例發保；徒流以上犯罪即交該同知、通判等收禁，一面報部，一面將鞭責之犯先行發落。俟院會刑部等衙門奏准之後，將應决之人犯即于犯事處正法。軍流以下人犯照例折枷完結。其定擬斬絞監候之犯，並令嚴行監禁。秋審時，該總管造具年貌清冊報部。②若蒙古內地人交涉命盗案件，該總管委員會該同知、通判審明定擬。應保出者，准其保出。應監禁者，交該同知、通判等収禁。係直隸民人，該同知等即呈報口北道、該按察使、總督，該督覆核具題。係山西民人，即呈報歸綏道、該按察使、巡撫，該撫覆核具題。仍各咨該總管存案。若所定之罪與該總管意見不同，亦著申文報部。俟刑部會本院詳加改正定擬覆奏。立决人犯于犯事處正法。軍流以下照例完結。監候人犯仍令該同知、通判監禁。秋審時，由該督撫詳察具奏。(47)
該史料中，①和②是分別針對蒙古人之間的案件和蒙古內地交涉案件制定的。如係蒙古人之間的案件，在成案階段，總管與同知或通判會審後，將原案呈報刑部。到秋審時，總管造具罪犯之年貌清册呈送刑部。可見，察哈爾八旗的蒙古人之間的案件未設地方秋審。例如，乾隆十五年（1750）七月，察哈爾鑲紅旗蒙古敦巴、那旺鄂雜爾及其子颜丕爾行至蘇尼特左旗，敦巴起意，三人偷馬六匹，旋被事主抓獲。該案匯入乾隆十七年（1752）秋審，直到九卿會審時，敦巴纔被擬以緩决。(48)如係蒙古內地交涉案件，原案經口北/歸綏道、直隸/山西按察司、總督/巡撫逐級審轉。秋審時，“督撫詳察具奏”，可見須經直隸、山西地方秋審。例如，乾隆十六年（1751）十月，察哈爾鑲黄旗蒙古羅卜藏偷竊沙歌都爾之馬三匹，售與山西民人任明盛。任明盛明知來歷不明，仍貪圖價賤而購買，結果二人一併被獲。乾隆二十年（1755）五月，經直隸地方秋審，羅卜藏被擬以緩决。(49)
高遠拓兒利用嘉慶年間刑部制定的《秋審事宜》，指出乾隆朝後半期，察哈爾八旗的蒙古案件未設地方秋審。(50)先看《秋審事宜》中的記載。
一，理藩院辦理察哈爾蒙古案件應入秋審者，於略節呈堂閱定後，即交本司照繕清文略節一本，同漢字略節刻板。九卿上班以前，將清字招冊移交理藩院，臨期會審。至本部主稿會同理藩院等案，不繕清冊。悉歸未定，由九卿班上臨期，定擬寔緩。
據此可知，乾隆朝後半期至嘉慶年間，察哈爾八旗的蒙古死刑案件已改由理藩院和刑部主稿。其中，關於理藩院主稿的案件，刑部堂閱後，刊印滿文招册，交付理藩院，以便九卿會審時定擬實緩。刑部主稿的案件則只刊印漢文招冊。另據筆者考證，乾隆二十六年察哈爾設立都統一職，統轄各旗總管後，其蒙古死刑案件一律改由該都統審轉，偷盗四項牲畜案呈報理藩院，命案則呈報刑部。(51)無論蒙古案件由哪一機關主稿，皆改由察哈爾都統審轉，而非直隸、山西之督撫。故秋審時，不再匯入該二省之地方秋審。
（三）蒙古內地交涉案件的地方秋審
直隸、山西邊外諸旗的蒙古內地交涉案件雖進行地方秋審，但無需提審。先看山西秋審。
山西巡撫准泰謹題爲慎行奉有恩綸事，例請歸畫一，以重民命，以廣皇仁事……其秋審已過三次，各犯情罪無可更定並奉旨監候，弟殺胞兄之案俱分別核招提審，另行奏題外，所有晋省未經秋審三次及雖經審過三次以上尚須核審各犯一百五十一起。臣率同布政使李敏第、按察使多綸、冀寧道黄祐……在於公所逐細會審。除蒙古各犯例不解審，毋庸録供外……(52)
另據山西布政使嚴瑞龍乾隆八年（1743）的奏摺：
山西布政使嚴瑞龍謹奏爲已定之章程尚宜參酌，謹抒末見，仰祈睿裁事。竊照重案人犯例由地方官問擬招解，督撫親審核題，所以昭詳慎而防冤抑也。查晋省歸化城各協廳地方夷漢雜處，凡命盗等案於乾隆五年酌定章程，如蒙古與民人牽連案件係歸化城同知等審明申報臬司，撫臣關會歸化城都統覆核具題。人犯不招解親審，蓋緣蒙古語音不類，難以鞫訊之故也。自定章程之後，歷來俱皆照依辦理。(53)
山西省在審轉歸化城土默特旗的蒙古內地交涉案件時，不對蒙古人犯進行招解親審。因爲山西官員不懂蒙古語，無法審訊。而秋審時不進行提審，很可能也是出於同樣的原因。
關於直隸秋審中的蒙古人犯，總督方觀承的題本中有如下記述。
又准刑部咨爲詳情援例，免解秋審，以廣皇仁事。直隸司案呈：據直隸方觀承咨稱，蒙古囚犯生長口外，不服內地水土，且秋審時値盛暑，長途批解，路斃堪虞。業經前督咨准部覆，令將蒙古內地交涉命盗案內，應入直省秋審蒙古囚犯免其提審等因，飭遵在案。惟是前奉部文，係專指查哈爾蒙古而言，至於各旗口外蒙古應入秋審囚犯並未一併議及。是以今歲秋審仍循舊例，將蒙古內地交涉囚犯解省會看請題。伏查查哈爾蒙古內地交涉囚犯既得免其解勘，則各旗口外蒙古均屬一體，習俗相類，即其至省程途亦各相等。若因未經著有明文，仍與民人一例提解，則同一口外蒙古辦理未免歧互。應請嗣後古北口外各旗蒙古除專係蒙古並無民人交涉者，仍聽各該旗自行辦理外，如係蒙古內地交涉審擬斬絞監候囚犯悉照查哈爾之例，於每年四月初旬令承審衙門自行提審，將該犯情罪逐一查明，分別情實、緩决、可矜三項加具切看，並將年歲、旗佐造具清冊，一併申送核轉具題，免其解勘。庶辦理亦歸畫一。是否允協，議合咨達等因前來。查口外各旗外藩蒙古，其不服內地水土，原與查哈爾蒙古無异。其有蒙古內地交涉應入直省秋審囚犯應如該督所請，援照查哈爾蒙古之例一體辦理，可也。各等因俱經轉行遵照。在案。(54)
文中“前督”指那蘇圖，乾隆十年至十四年任直隸總督。在他的建議下，清廷停止了提解應入直隸秋審的察哈爾八旗蒙古囚犯。(55)理由是蒙古人不適應內地水土與氣候。其後，方觀承又以“口外蒙古均屬一體，習俗相類”爲由，援照察哈爾八旗之例，停止了對札薩克旗蒙古囚犯的提解。相應的，關於這些免解蒙古囚犯的地方秋審程式亦有所變化。承審蒙古內地交涉案件的理事同知、通判等自行提審，擬定情實等類，並添加看語之後，交上級機關核轉具題。
（四）蒙古與東三省交涉案件的秋審
清代東三省由盛京、吉林、黑龍江將軍掌管，轄下包括駐防八旗的旗人和從內地移入的民人。將軍負責的蒙古死刑案件是東三省與周邊蒙旗之間發生的交涉案件。就審判制度而言，吉林與黑龍江相同，因此，本節將著重探討蒙旗與盛京、黑龍江交涉案件的秋審。
1.蒙古與盛京秋審
關於盛京辦理的蒙古案件，嘉慶朝《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660，盛京刑部）中有簡要的記述。
蒙古事件○原定：盛京所屬邊外蒙古事件，每年一次，由本部委賢能司官前往，會同該處札薩克等審理取供，咨報理藩院題結。(56)
另據該書記載：
秋審○原定：盛京刑部與各直省督撫不同。凡届秋審，將各重犯年貌、籍貫諮明刑部。照案刷卷。令九卿會覆具題。(57)
可見，最初處理蒙古盛京交涉案件時，盛京刑部派遣司官與札薩克會審之後，將原案呈報理藩院。若係監候罪犯，秋審時，盛京刑部只將罪犯年貌等咨刑部。九卿會審之際，始定各犯之情實、緩决、可矜等。
下面，我們通過郭爾羅斯前旗蒙古畢西冷等搶劫盛京旗人李應士一案，觀察從康熙末年到乾隆元年（1736）的有關蒙古死刑案件的盛京秋審。
郭爾羅斯旗下蒙古畢西冷等七人於康熙六十一年搶奪盛京鑲白旗閑散買賣人李應士等貨物一案，先經臣部派委員外郎常禄前往會同郭爾羅斯扎薩克頭等臺吉查渾審理取供，照例咨報理藩院。經理藩院會同三法司合具奏：“從盗都魯克、班達爾式取供後，在監病故不議外，畢西冷等搶奪李應士等貨物情實，於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恩赦不准援免。又查理藩院定律內開：官員平人夥衆劫奪財物而未殺人者，將起意二人擬絞，妻子畜產抄没。其餘爲從，各鞭一百，追取三九牲畜俱給付被奪之人等語。但搶奪貨物係畢西冷一人起意，因將畢西冷依擬應絞，秋後處决。其抄没畜產給付李應士等外，李應士等俱係旗人，應將畢西冷之妻子停其給付。薩都瓦等俱係畢西冷糾合爲從，搶奪之人薩都瓦、訥莫、噶尼、烏墨黑均照從盗例定擬等因，于雍正元年三月初六日題。本月初八日，奉旨：畢西冷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决。餘依議。欽此。欽遵。行文前來。欽此，將畢西冷監候。因畢西冷爲首，搶奪李應士等貨物情實，於康熙六十一年恩赦既未經寬免，于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三日恩赦亦應不准寬免。但今奉天將軍衙門准理藩院來文內開：準將軍衙門諮稱：蒙古巴彥寇爲首，同愽奇等白晝將披甲蕭玉昆致于落馬，捆縛搶奪馬匹銀兩衣服等物。續又將民人張麟捆縛搶奪馬匹銀兩衣服等物。據此，應將首犯巴彥寇照律擬斬監候，秋後處决。將爲從之朝克圖應交與兆吾達盟長，鞭一百並伊妻子解送鄰境盟長處，賞給效力臺吉等爲奴。希伯愽奇、特訥何應擬杖一百、流三千里，俱於右胳膊上刺搶奪二字。但盗犯巴彥寇等所犯之罪在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三日恩赦以前，與援免之例相符，均應免罪等因，于乾隆元年三月初七日題。本月初九日，奉旨依議。欽此。欽遵”等因前來。欽此，查得臣部監候盗犯蒙古畢西冷因搶奪鑲白旗閑散李應士貨物情實。經部議不准援恩赦寬免，照蒙古律擬絞。今蒙古巴彥寇於白晝搶奪披甲蕭玉昆財物，經部議照律將巴彥寇擬斬，援赦免罪。看蒙古盗犯畢西冷、巴彥寇二人所犯情罪相似。應否將畢西冷照依巴彥寇援赦寬免之處，伏祈皇上睿鑒，敕部議覆施行，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旨。(58)
該史料是盛京刑部侍郎葛森乾隆元年五月八日的奏摺。從內容可知，關於畢西冷一案，雍正元年三月，理藩院與三法司會審，雖然依據了《蒙古律書》，但因畢西冷一人起意，罪情相對略輕，因而處以絞監候。此後畢西冷未能遇赦寬免，直到乾隆元年依然收監于盛京刑部。在第一章裏，我們提到隨著雍正元年監候刑的適用，因蒙古地區無監獄，蒙古監候罪犯皆解至京城收監。但畢西冷案證明，在雍正元年之前，監候和秋審即已適用于蒙古盛京交涉案件了。
2.蒙古與黑龍江秋審
關於蒙古黑龍江交涉案件的審判，清代政書中没有任何記載。但通過《黑龍江將軍衙門檔》中的檔案史料可知，直到乾隆二年（1737），蒙古黑龍江交涉案件纔開始適用監候和秋審。下面，就以杜爾伯特蒙古烏其拉勒圖（ucaraltu）偷竊民人趙文華（joo wen hūwa）馬匹一案爲例，對這一適用過程做詳細說明。
烏其拉勒圖是杜爾伯特旗下臺吉額爾克圖（erketu）的家奴，在布特哈的濤饒岱（torodai）家傭工。乾隆二年四月十一日，趙文華趕馬車進城賣魚。返回途中，將馬車停于南邊門外，進一店鋪買油。烏其拉勒圖見馬車無人看管，遂卸車盗馬，當即被巴達納（badana）抓獲。(59)
黑龍江將軍額爾圖與杜爾伯特旗協理臺吉會審，將烏其拉勒圖擬以絞立决。該原案由黑龍江將軍咨行理藩院。而理藩院與三法司覆核，依據雍正五年定例，將烏其拉勒圖改擬爲絞監候。
【漢譯】查理藩院定例內，凡偷盗他人馬駝牛羊四項牲畜，一人盗者不分主從絞决。雍正五年奏定：所盗牲畜爲數無多，情節甚輕者，首犯擬絞監候，籍没畜產，給付事主。其妻子暫留該旗，俟以後之審理中本犯減等釋放，僉解鄰近盟長，給該旗效力臺吉爲奴。賊犯烏其拉勒圖偷竊套車之馬一匹，當即被獲，並無傷人等情。故不能依該將軍鄂爾圖所擬，處以絞立决。應照雍正五年定例，將賊犯改擬絞監候，籍没畜產，給付事主外，將其妻子暫留該旗。若以後之審理中烏其拉勒圖減等釋放，與妻子一併解鄰近盟長，給該旗效力臺吉爲奴。所盗贓馬一匹，因已交給趙文華，不做議處。
同年九月十二日理藩院將該判决上奏皇帝，十四日奉旨將烏其拉勒圖處以絞監候。(61)隨後，黑龍江將軍就烏其拉勒圖應在何處收監、其秋審應如何辦理等問題，詢問了理藩院。
【滿文原文】Baicaci，meni cicigar bai hancikan bisire durbet，jalait，gorlos i jergi gūsai monggoso gūsai niyalma,irgen sei morin ulha be hūlhaha baita be,meni yamun ci harangga gūsai aisilara taiji emke be gajifi acafi beideme wajiha manggi,harangga weilengge niyalma be kemuni meni meni gūsade afabufi tuwakiyabume ofi,joo wen hūwa i morin be hūlhaha durbet gūsai monggo ucaraltu be neneme meni yamun ci ceni gūsai aisilara taiji ucaral i emgi acafi beidefi,jurgan de bithe unggihe amala,weilengge hūlha ucaraltu be an i durbet gūsade afabufi tuwakiyabuha bihe.Uttu ofi,jurgan ci isinjiha bithe songkoi durbet gūsai beise banjur de yabubufi weilengge hūlha ucaraltu be akdulame horifi tuwakiyabureci tulgiyen,damu ucaraltu serengge,durbet gūsai haranga monggo,te bolori be alime horire de,eici harangga durbet gūsai bade horifi aliyaci acara,eici meni bai loode horifi aliyaci acara,jai wara weile tuhebufi bolori be aliyafi wara weilengge niyalma oci,kooli de aniyadari bolori beidere de harangga weilengge niyalmai gebu hala aniya se da ba be baicafi beidere jurgan de boolambi.Fafun i gamahangge bici aniyai dubede donjibume wesimbumbi.Tatame wara weile tuhebufi bolori be aliyafi wara weilengge niyalma ucaraltu be,aniyadari bolori beidere de jurgan de boolaci acara acarakū,aika boolambihede,eici durbet gūsaci ya jurgan de boolaci acara,eici meni yamun ci boolaci acara,ereci amasi aika ere adali wara weile tuhebuhe weilengge niyalma be,fafun i gamame ohode ya bade fafun i gamara,aniyai dubede ya baci donjibume wesimbuci acara babe,jurgan ci jorifi bithe unggihe erinde dahame yabuki.(62)
【漢譯】查，我齊齊哈爾附近之杜爾伯特、扎賚特、郭爾羅斯等旗蒙古偷竊旗人、民人牲畜之案件，由本衙門偕該旗一名協理臺吉會審完畢後，仍將該罪犯交各自旗份看守。關於偷竊趙文華馬匹之杜爾伯特旗蒙古烏其拉勒圖，前本衙門同伊旗協理臺吉烏其拉勒會審咨院以後，將罪犯烏其拉勒圖照常交杜爾伯特旗看守。故依院之來文，轉行杜爾伯特旗貝子班竹児，將罪犯烏其拉勒圖嚴加看管外，唯烏其拉勒圖係杜爾伯特旗蒙古，如今監候，應收監于該杜爾伯特旗，還是本衙門？再，若係監候罪犯，依例每年秋審時，須查明該犯姓名、年齡、籍貫報部。應决人犯，則于年末奏聞。應否將絞監候罪犯烏其拉勒圖每年秋審時咨報部院？若咨報，杜爾伯特旗應咨何部院，還是應由本衙門咨報？嗣後，若處决這等擬罪之罪犯，應在何處處决？年末由何處奏聞？俟院指示，咨行之日遵行。
針對黑龍江將軍的以上問題，十月二十四日，理藩院回復稱，蒙古黑龍江交涉案件的秋審應照盛京之例辦理。
【滿文原文】baicaci,fung tiyan i jergi baci jafame baha monggo hūlha be beidefi boolanjiha de jurgan ci wesimbufi unggihe manggi,ceni baci horime alifi icihiyaha be dahame,erebe sahaliyan ulai jiyanggiyūn sede bithe unggifi,fung tiyan i jergi bai kooli songkoi ichihiyakini.(63)
【漢譯】查，審理奉天等地緝獲之蒙古盗賊後，呈報理藩院。待院奏准回復後，則於彼處收監。故咨黑龍江將軍等，照奉天等地定例辦理。
於是盗犯烏其拉勒圖被收監於黑龍江，匯入了乾隆三年秋審。同年三月，黑龍江將軍向刑部報告了烏其拉勒圖的年齡、籍貫以及理藩院等衙門的判決。(64)
隨著乾隆八年，東三省改設地方秋審(65)，蒙古與東三省的交涉案件亦隨之發生了變化。以《緩決招冊》中扎木素毒死王世有一案爲例：
奉天司。一起爲藥死人命事。斬犯一名扎木素，年三十二歲，係土默特蒙古。該理藩院等衙門題前事內開：該臣等同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會看得：蒙古扎木素藥死民人王世有一案，據調任盛京刑部侍郎兆惠等疏稱：扎木素因伯父沙克沙巴雇王世有種地，時與沙克沙巴女通奸，被扎木素遇見，懷恨已久。乾隆八年間王世有傭工日滿，另往別家傭工，仍往來伊家，乘空住宿。扎木素愈加氣憤。又聽見人說王世有要將伊姊夫致死，欲行霸占伊姊之言，恐怕致死。正在無奈，忽想起從前跟隨伊兄班濟布出兵，醫生喇嘛交給藥方，內有蒙古藥名五樣對杏仁油給人吃下就死，即往山內找尋收藏。乾隆九年二月二十二日，王世有復來伊家。扎木素留王世有吃飯，將毒藥拌在飯內。王世有吃下當即肚疼出門，跌倒昏迷殞命。屢審不諱。扎木素依例擬斬等因，具題前來。據此，扎木素合依蒙古例內凡謀殺人造意者斬律，擬斬監候，秋後處决等因，乾隆十年三月二十日題。二十二日，奉旨：扎木素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咨行理藩院轉行盛京刑部，將扎木素監候在案。乾隆十一年秋審。據盛京刑部侍郎托時等會審得：扎木素毒死民人王世有雖屬謀殺，但王世有既經奸占伊姐，更出欲害伊姊夫之語。該犯憤奸慮患，因而謀殺，與懷挾私仇者有間。扎木素應緩決等因具題。奉旨：三法司知道。(66)
該案匯入乾隆十一年秋審，盛京刑部侍郎等會審，進行地方秋審，將扎木素擬以緩決。皇帝降旨，將該判決交給以刑部爲首的三法司，以備製作招册，供九卿諸官會審。
再如，乾隆十六年（1751）的刑部秋審題本中有以下案例。
一起爲偷馬事。絞犯鄂岳。該臣等會看得，據黑龍江將軍傅爾丹會審，將鄂岳緩決具題前來。查鄂岳因出外往尋打魚之人，行至蒙庫圖地方，見人家院內栓有備鞍馬一匹，偷出走時被獲。乾隆十五年秋審，將鄂岳緩決。今該將軍仍擬緩決。查鄂岳偷馬僅只一匹，已經緩決一次。鄂岳應改可矜。(67)
另據同年《緩決招冊》的目録作：
黑龍江將軍。一起爲偷馬事。絞犯一名鄂岳，年四十二歲。係郭爾羅斯札薩克臺吉杜噶爾札布旗下烏乂里爾佐領下人。(68)
可知郭爾羅斯蒙古鄂岳偷馬一案，在黑龍江秋審中，鄂岳被擬以緩决。而在九卿會審中，改爲可矜。
本文就雍正至乾隆朝前期的蒙古秋朝審制度的形成和變化過程進行了詳細考究。現將要點歸納如下。
第一，自雍正元年起，清朝對蒙古人之間、或蒙古內地交涉死刑案件施行了朝審，而對蒙古盛京交涉案件，施行的是秋審。由於各旗的行政隸屬關係不同，札薩克旗和歸化城土默特旗之死刑案件的朝審工作由刑部山東司負責辦理，理藩院參加九卿會審。而察哈爾八旗之死刑案件的朝審工作由其他清吏司負責，理藩院不參加九卿會審。
第二，乾隆五至七年間，蒙古各地的朝審案件紛紛轉爲秋審。歸化城土默特旗和察哈爾八旗的蒙古內地交涉案件，因改由直隸、山西省審轉而歸入各該省之秋審。其他蒙古死刑案件由旗報理藩院，故無地方秋審。此後，直隸邊外的札薩克旗的蒙古內地交涉案件也改由直隸省審轉，入該省秋審了。關於蒙古秋審，高遠拓兒認爲，監候人犯由內地官員收監，則入地方秋審；由蒙古地方官員收監，則無地方秋審。(69)這一看法不太準確。因爲蒙古監候人犯皆由同知、通判、將軍收監，而非蒙古地方官員。采用哪種秋審，取决於案件的審轉途徑：如果由內地官員審轉，則入地方秋審；如果由蒙古地方官員辦理，則無地方秋審。另外，入地方秋審的蒙古人犯無需提犯會勘。
在清代，秋朝審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它不僅宣布唯有皇帝擁有死刑的最高决定權，還顯示皇帝愛惜民命，不濫用刑罰，對待死刑重案特別慎重仔細，反復權衡斟酌，以達“至公至當”，“刑罰得中”，“無冤無枉”，從而彰顯皇帝的恩德與體恤。(70)在清廷看來，蒙古作爲皇帝的臣民，同樣應遵守這一制度。然而，清朝奉行的是八旗、外藩蒙古、內地直省統合於皇權之下，又彼此分立並行的體制。這意味著清廷在蒙古地區推行秋朝審時，不可能照搬內地之制，而需進行變通與調整。通過本文論述，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清朝將蒙古納入國家統一的司法體系的同時，根據蒙古各地監候刑的實施、監候人犯的收監地點、死刑案件的種類以及各旗的隸屬關係等諸多要素，以靈活的手段和策略，建立了符合蒙古地區特點的蒙古秋朝審。
①關於秋朝审的研究有：M.J.Meijer,The Autumn Assizes in Ch'ing Law,T'oung Pao,Seьond Series,Vol.70,Livr.1/3（1984）,pp.1-17；滋賀秀三：《清代中国の法と裁判》，東京：創文社，1984年；伊藤洋二：《清代における秋審の実態》，《中央大學アジア史研究》1987年第11號；那思陸：《清代中央司法审判制度》，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中村茂夫：《秋審餘滴》，《愛大史學》1999年第8號；鄭秦：《清代法律制度研究》，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孙家红：《清代的死刑監候》，北京：社会科學出版社，2007年；高遠拓兒：《清代秋審制度と秋審条款—とくに乾隆·嘉慶年間を中心として—》，《東洋學報》1999年第81卷第2號；高遠拓兒：《清代秋審制度の機能とその實態》，《東洋史研究》2004年第63卷第1號；赤城美惠子：《可矜と可疑：清朝初期の朝審手続及び事案の分類をめぐつて》，《法制史研究》2004第54號；赤城美惠子：《緩決の成立—清朝初期における監候死罪案件処理の変容—》，《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2005年第147號；赤城美惠子：《清代における秋審判断の構造：犯罪評価体系の再構成》，《法制史研究：法制史學会年報》2013年第63號等。
②鄭秦：《清代法律制度研究》，173～184頁；孙家红：《清代的死刑監候》，98～111頁；高遠拓兒：《清代地方秋審の手続と人犯管理—乾隆年代における提犯·巡歷·留禁の問題をめぐつて—》，《史學雑誌》2001年第110卷第6號，38～41頁。
③“提犯會勘”又稱“解審”、“提審”、“提勘”等。
④鄭秦：《清代法律制度研究》，295頁；孫家紅：《清代的死刑監候》，101～102頁。
⑤島田正郎：《清朝蒙古例の実效性の研究 東洋法制史論集第七》，東京：創文社，1992年，354～355頁。
⑥高遠拓兒：《清代秋審制度と蒙古人犯—秋審招册の関連事案を中心として—》，中央大學東洋史學研究室编：《池田雄一教授古稀記念アジア史論叢》，東京：白東史學会，2008年；《清代秋審文書と“蒙古”—十八世紀後半～二十世紀初頭の蒙古死刑事件処理について》，《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2010年第157号。
⑦曉克等編：《土默特史》，呼和浩特：內蒙古教育出版社，2008年，290頁。
⑧達力扎布：《明清蒙古史論稿》，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320～321頁。
⑨康熙六年和康熙三十年代增訂的《蒙古律書》均爲木刻本，現分別收藏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和蒙古國國立中央圖書館。康熙三十年代增訂之《蒙古律書》內未具成書時間，但從年代最晚的一條法規制定於康熙三十三年（1694）來看，其成書時間當在此後不久。俄國學者С.Д.Дылыков在1998年對該律書原文做了拉丁文轉寫及俄文譯注，並抄録原文，附於書後。同年，德國學者DorotheaHeuschert將該律書中的75條法規譯成德文。另外，中國蒙古族學者達力扎布在2004年不僅對該律書進行漢譯，而且詳細地對比了兩部增訂《蒙古律書》的异同。參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內蒙古大學蒙古學學院整理：《清內閣蒙古堂檔》第22冊，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С.Д.Дылыков,Цаажuнбuчu
（“Mонольскоеyложенuе”）:Цuнскоезаконо
аmeльсmвоямонолов 1627-1694，M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ьскаяφирма Boсточнаялитeратypa PAH，1998；Doro-theaHeuschert,Die Gesetzgebung Der Qing Fur Die Mongolen Im 17.Jahrhundert:anhand des Mongolischen Gesetzbuches aus der Kangxi-Zeit（1662-1722），Wiesbaden:Harrassowitz Verlag，1998；達力扎布：《康熙三十五年〈蒙古律例〉研究》，中央民族大學主編《民族史研究》第五輯，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
⑩《清內閣蒙古堂檔》第22册，315-316頁。
(11)С.Д.Дылыков,Цаажu нбuчu（“Монольскоеуложенuе”）:Цuнскоезаконоаmельсmвoлямонoлoв 1627-1694 .,pp.185-186.
(12)《清內閣蒙古堂檔》第22册，317頁。
(13)C.Д Дылыков,Цаажuнбuчu（“Монольскоеуложенuе”）:Цuнскоезаконоаmeльсmвoлямонoлoв 1627-1694 .,pp.190-192.
(14)內蒙古自治區阿拉善左旗檔案史志局編：《清代阿拉善和碩特旗蒙古文檔案選編》第一册，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年，111頁。
(15)《欽定大清會典則例》卷一四四：“（雍正）五年奏准：凡盜四項牲畜，爲數無多，情節甚輕者擬絞監候。仍籍没畜產給付事主。其妻子暫留該旗，俟本犯減等，僉解鄰近盟長，給效力臺吉爲奴”。《欽定大清會典則例》，《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576頁。
(16)《欽定大清會典則例》卷一四四：“乾隆五年議准：嗣後一二人盜牲畜者，仍照前例。若三人以上偷盜者，只將起意之一人爲首，餘皆以爲從論。”577頁。
(17)《大清世宗憲皇帝實録》，臺北：華文書局，1964年，雍正元年二月壬子條。
(18)《清代阿拉善和碩特旗蒙古文檔案選編》第一冊，111～112頁。
(19)初次納入秋朝審的案件謂之“新案”，兩次或兩次以上的稱爲“舊案”。
(20)《刑部山西省緩決重囚招册》，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內閣滿漢文黃册》，檔案號5582，縮微號C046。
(21)同上。
(22)馬建石等主編：《大清律例通考校注》，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703頁。
(23)《刑部緩決重囚招册》第二套第二本，《內閣滿漢文黃册》，檔案號4046，縮微號C064。
(24)同上。
(25)《大清律例通考校注》，827頁。
(26)《刑部緩決重囚招冊》第二套第二本，《內閣滿漢文黃册》，檔案號4046，縮微號C064。
(27)《大清律例通考校注》，772頁。
(28)《刑部陝西緩決重囚招冊》，《內閣滿漢文黃册》，檔案號5587，縮微號C046。
(29)《大清律例通考校注》，602～603頁。
(30)高遠拓兒：《清代の刑部と秋審文書》，川越泰博：《明清史論集—中央大学川越研究室二十周年記念》，東京：國書刊行會，2004年，138～148頁。鄭秦：《清代法律制度研究》，178～179頁。
(31)日本學者稱之爲“必要的覆審制”，參見萩原守：《清代モンゴルの裁判と裁判文書》，東京：創文社，2006年，88頁。
(32)《刑部緩決重囚招冊》第二套第二本，《內閣滿漢文黃册》，檔案號4046，縮微號C064。
(33)同上。
(34)《清代阿拉善和碩特旗蒙古文檔案選編》第一冊，109～110頁。
(35)同上，112頁。
(36)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檔案館藏：《清代檔案》，檔案號80，目録號38，件號4。
(37)關於歸化城土默特旗的審判制度，參見拙稿：《雍正·乾隆期にぉける帰化城卜ゥメ卜旗の裁判制度一命盗案件を中心として—》，《史滴》2011年第33號，252～275頁。
(38)《刑部各省緩决囚犯招冊》第十三套第五本，《內閣滿漢文黄册》，檔案號4050，縮微號C064。
(39)《刑部奉天省緩决囚犯招册》，《內閣滿漢文黄冊》，檔案號5590，縮微號C046。
(40)《刑部各省緩决囚犯招册》第十三套第五本，《內閣滿漢文黄册》，檔案號4050，縮微號C064。
(41)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內閣全宗刑科題本》，檔案號2-1-7-15746-7，刑部尚書來保題，乾隆七年九月二十日。
(42)島田正郎：《清朝蒙古例の研究東洋法制史論集第五》，東京：創文社，1982年，391～392頁。
(43)《內閣全宗刑科題本》，檔案號2-1-7-18195-2，直隸總督方觀承題，乾隆二十年五月二十九日。
(44)八溝廰成立于雍正十年（1732），設理事同知一名；塔子溝廰成立於乾隆五年，設理事通判一名。該同知與通判管理喀喇沁地區的民人移民，同時與理藩院司員會同審理喀喇沁及其周邊蒙旗之蒙古內地交涉案件。參見朱颯：《18-20世紀初東部內蒙古農耕村落化研究》，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146～159頁。
(45)《內閣全宗刑科題本》，檔案號2-1-7-05082-008，直隸總督方觀承題，乾隆十六年六月十二日。
(46)關於察哈尔八旗的审判制度，参見拙稿：《乾隆朝前半にぉけるチヤハ、ル八旗の裁判一命盗案件を中心として一》，《史觀》2015年第173冊，34～42頁。
(47)《欽定大清會典則例》卷一四四，585頁。
(48)《刑部各省緩决囚犯招册》第十三套第五本，《內閣滿漢文黄册》，檔案號4050，縮微號C064。
(49)島田正郎：《清朝蒙古例の研究東洋法制史論集第五》，391～392頁。
(50)高遠拓兒：《清代秋審制度と蒙古人犯一秋審招册の関連事案を中心として一》，388～393頁。
(51)拙稿：《乾隆朝前半にぉけるチャハル八旗の裁判一命盗案件を中心として一》，38頁，40～42頁。
(52)《內閣全宗刑科題本》，檔案號2-1-7-16946-1，山西巡撫准泰題，乾隆十三年五月二十二日。
(53)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宮中檔案全宗》，檔案號04-01-01-0103-045，山西布政使嚴瑞龍奏，乾隆八年十一月七日。
(54)島田正郎：《清朝蒙古例の研究東洋法制史論集第五》，391～392頁。
(55)（嘉慶朝）《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七五三：“（乾隆）十一年議准，八旗游牧察哈爾蒙古應入直省秋審之犯，令該同知等於每年四月初旬查明各犯年貌、旗份、佐領及犯罪原由，出具切實看語，申送該督撫覆題，免其提審，以省拖累”。（嘉慶朝）《欽定大清會典事例》，臺北：文海出版社，1991年，1003～1004頁。
(56)（嘉慶朝）《欽定大清會典事例》，4382～4383頁。該例制定於康熙三十三年。筆者將在別稿中另作探討。
(57)同上。
(58)《內閣全宗刑科題本》，檔案號2-1-7-14594-5，盛京刑部侍郎葛森題，乾隆元年五月八日。
(59)《黑龍江將軍致杜爾伯特貝子的諮文》，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黑龍江將軍衙門檔》，乾隆二年四月十二日，檔案號13-1737，縮微號M8982（No.5），89～93頁。
(60)《理藩院致黑龍江將軍之諮文》，《黑龍江將軍衙門檔》，乾隆二年九月十八日，檔案號7-1737，縮微號M8982（No.5），1411-1415頁。
(61)同上。
(62)同上，乾隆二年閏九月二十三日，檔案號11-1737，縮微號M8982（No.5），887～895頁。
(63)《理藩院致黑龍江將軍之諮文》，《黑龍江將軍衙門檔》，乾隆二年十月二十四日，檔案號8-1737，縮微號M8981（No.4），1662～1669頁。
(64)《黑龍江將軍致刑部之諮文》，《黑龍江將軍衙門檔》，乾隆三年三月十二日，檔案號21-1738，縮微號M8984（No.8），92頁。
(65)（嘉慶朝）《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六六零：“乾隆八年定：明刑折獄，民命攸關，推勘不厭詳審。自九年爲始，每遇秋審，令盛京刑部侍郎會同四部侍郎、府尹、巡察御史，將本部重犯，並奉天府衙門重犯，逐案虛衷確審，分別情實、緩決、可矜匯題。俟九卿會審時，覆核請旨”，4393頁。（光緒朝）《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八四六：“（乾隆）八年議准……又寧古塔、黑龍江等處所有秋審人犯與盛京路遠，恐難移解。即令該將軍會同巡察，照直省之例，分別審擬具題。九卿核覆。”（光緒朝）《欽定大清會典事例》，《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323頁。
(66)《刑部各省緩決囚犯招冊》第十三套第五本，《內閣滿漢文黄冊》，檔案號4050，縮微號C064。
(67)《內閣全宗刑科題本》，檔案號2-1-7-17225-3。雖然該題本首尾破損，無法斷定其作者與日期，但根據內容判斷，應由刑部尚書于乾隆十六年具題。
(68)《刑部奉天省緩决囚犯招册》，《內閣滿漢文黄册》，檔案號5585，縮微號C046。
(69)高遠拓兒：《清代秋審文書と“蒙古”一十八世紀後半～二十世紀初頭の蒙古死刑事件処理にっぃて—》，69～70頁。
(70)關於秋审的功能，参見高遠拓兒：《清代秋審制度の機能とその實態》；孙家紅：《清代的死刑監候》，273～30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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