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纬40度至50度的欧亚大陆北方草原地带，从青铜时代至近代，草原丝绸之路对游牧民族的生活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草原丝绸之路的主体线路是由中原地区向北越过古阴山(今大青山)、燕山一带的长城沿线，西北穿越蒙古高原、南俄草原、中亚西北部，直达地中海北陆的欧洲地区。①这是沟通欧亚大陆的贸易、商业、经济、军事、宗教、文化的交通要道。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古代王朝，清代的草原丝路虽然由于自身的闭关锁国政策而有所衰退，但是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东西方的丝茶贸易依旧繁荣。
草原丝绸之路是从中国内陆经行内蒙古草原的河套地区，向北越过阿尔泰山，沿额尔齐斯河穿过南西伯利亚草原，再往西到达欧洲的。因此，从清代边疆史地上来看，位于北部的内蒙古非常重要。17世纪初，满洲人从东北的白山黑水间崛起之时，漠南地区的科尔沁、察哈尔、土默特、鄂尔多斯等蒙古各部正处在相互争战的状态。努尔哈赤及其后的皇太极采取结盟联姻或武力征服等手段，打败了漠南蒙古部中最强大的林丹汗，将漠南蒙古各部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1636年(崇祯九年、崇德元年)，漠南蒙古16部49个封建主汇聚盛京(今沈阳)，承认皇太极为可汗，并奉之为“博克达彻辰汗”(宽温仁圣皇帝)尊号。②从此，漠南蒙古各部便正式成为清王朝的藩属。清廷统一全国的过程中，蒙古曾立下汗马功劳，因此，清廷优待蒙古族，但对蒙古地区的管控始终非常严格③。为了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统治，清政府参照满族的八旗制，在重新调整大小封建领地的基础上，在蒙古地区实施了盟旗制度。清廷对蒙古各部编旗考量的最重要因素是其政治态度。是否自动率部归顺，抑或被劝降，还是战败被征服，以及归降或被征后有无叛变等情况，决定了被划分为外藩蒙古还是内属蒙古。外藩蒙古按照行政划分又有内札萨克④与外札萨克⑤之别。而按照其地域划分来看，“蒙古以瀚海为界画，其部落之大类有四：曰漠南内蒙古，曰漠北外蒙古，曰漠西厄鲁特蒙古，曰青海蒙古。清初，漠南蒙古臣服最先。”⑥
漠南蒙古地域是为本文所指之清代北疆，位于草原丝绸之路东段，大致为今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和河北省西部，虽然这只是草原丝绸之路的一部分，但对其生态特征、发展态势的研究，可以管窥清代草原丝绸之路的整体走向，也是本文研究的范畴。
明末清初之际连年征战，草原丝路北疆段青草不生，牛羊倒毙殆尽，牧民困苦不堪、难以存活。清廷定鼎后，对内蒙古地区奉行轻徭薄赋的休养生息政策，北疆很快就变得生气蓬勃和睦安宁。牧业发展带来生机的同时，农耕文明的影响显露出来。随着清政府开发、建设北疆的步伐加大，北疆民物风景大为改观。毳幕穹庐而为农田板升，定居人口迅速增长，由军台而至小城，或由小城而至大城。通商互市，贸易往来，娱乐品类繁多，城市文化景象极为热闹。这些景象传达出了农耕与游牧二元文化交融荟萃的讯息，展示了清帝国经营下草原丝绸之路北疆的安定富庶侧影，而由此产生并发展的城市生态则说明草原丝绸之路在此期的面貌发生了变化：草原丝绸之路在葆有自身商贸流动性特色的同时，从事商贸活动者已经并不是纯然流动的状态了，而是开始建立自己稳固的居住地，把马背、驼背上的家迁移到陆地上。诗作在有意无意间对于这个一统盛世下的北疆变迁做了忠实的记录。
(一)农牧业发展景象
顺康间，游牧的土默特蒙古部已有开始从事农业生产者。康熙皇帝出行这里时，曾有“禾黍近来耕稼满，烟锄云插遍新畲”⑦之感喟。康熙五十八年(1719)，为辟建漠北蒙古台站，范昭逵随兵部尚书范时崇，出杀虎口，经归化而至乌喇特，在其所著《从西纪略》中记载的沿途所见之自然、风物风情，社会人文场景，与康熙帝以诗语记述的“塞外谁知力亦勤，凿泉樵草猎成群。近来已有屯田处，也解青稞南亩耕”⑧，查慎行之“群牧牛羊量论谷，诸蕃庐帐列如廛”⑨，都展示了清初北疆地区如何从畜牧业为主的经济模式转变为农牧业交叉发展模式。雍乾时期，蒙民改牧从农者较之顺康时期更有大幅度增加。乾隆十五年(1751)，高宗巡行热河地区，写下：“蒙古佃贫民，种田得租多，即渐罢游牧，相将艺黍禾。”⑩是对禾苗盈野、蒙民锄禾场景的即兴吟咏。游牧民族在与中原汉族的交往中，逐渐意识到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农耕生活对于安顿身心的好处，加之内地居民前往蒙古地区耕种人员增长迅速，“王公卿尹咸赞襄，甸人千耦列雁行”(11)，农业有了较大的发展。阴山南包头海岱村一乾隆三十四年(1769)碑文上刻：“至后使水，蒙古自种之地许先浇灌，下余水民人(汉族)地户等六家分使。”说明至迟在乾隆中期北疆蒙古族、汉族都已开始农耕，部分蒙古族牧民变成了“然实废猎牧，斯亦忘其故”“板升图安居，何异齐民趣”(12)的亦农亦牧的新型游牧民，甚而有以农业为主的农民出现。“板升”是在草原地区建立的农业或者半农业的聚落，是指城邑中的聚落和房屋，“北方游牧民族以中原地区的模式铸造城市，这是游牧文化变迁的重要标识。”(13)这样的变迁说明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常常大规模迁徙的生活方式就此改变，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在草原丝路上有机结合，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草原丝路人口流动性的特色。曾经在丝路上游走的牧民向在不同时期迁徙并定居于此的汉族学习农耕，生活状态发生质的变化，更深层的蒙汉交融就此开始。生活在板升中的蒙古族和汉族杂居通婚所引发的血缘上的混同是这一变化的基础条件。
板升的大规模建立，推动城市的发展。北疆的城市周围往往就是重要的粮食产区。脱脱城(14)在晚明战乱中荒芜的古城，在清初重又变得完整坚固。康熙帝看到变化的脱脱城后，曾发出“土墉四面筑何坚，地压长河尚屹然。国计思清荒服外，早将粮粟实穷边”(15)的感慨。归化城“有城廓、土屋，屯垦之业，鸡、豚、麻、黍、豆、面、葱韭之物，外番贸易者络绎于此，而中外之货亦毕集”(16)。其经济模式显然已从仅耕种燕麦、糜子发展到集鸡豚麻黍豆麦葱韭于一体的半农半牧业。北疆土默川上的蒙古族游牧文化与从山西河北等地“走西口”汉人带来的汉族农耕文化交融，形成西口二元文化。不过，虽然草原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融入农耕文化，但是他们又都保留了自己民族文化特点，有清一代的土默特蒙古族始终有自己的地域和风俗习惯，以及相应的民族心理。究其由，这一方面是由于草原文化有其生命力，另一方面是中原王朝历来主张“因俗而治，得其宜矣”(17)的结果。
(二)商业贸易发展景象与城市变迁
蒙古政权归附满清后，在和中原汉族的贸易往来中不断学习、吸收汉族的生产方式和文化成果，使得本民族在经济生产和文学艺术等方面飞速发展，迅速缩小了自身与农耕民族的差距。内蒙古地区与内地的贸易往来是长期自然形成的，明隆庆和议之后，在明朝廷与蒙古族和平时期建立了库库和屯，即归化城。库库和屯建立初期商贸作用还没有显示出来，只是“作为政治和军事的据点而存在”(18)，但即便如此，俺答汗互市的要求和库库和屯的建立依旧预示着：“蒙古社会不但已经真正迈入了城市贸易的时代，并且也迎向更多更大的社会变迁因素的挑战，其中不但包含了亘古以来即已存在的与中原民族、文化和政权的互动关系；更必须与中华民族及其他边疆民族共同面对近代西方文明在全世界造成的种种冲击。”(19)
明末清初的茶马互市是草原丝绸之路亮丽的风景，显示出了强大的生机：“受降未拓三城旧，互市频开万帐新。茶布好从蒙古易，紫貂银鼠莫辞贫。”(20)随着贸易的发展，内蒙古地区的城镇也日益发展起来，其中归化城作为中心城市，极具代表性。归化城，是内蒙古地区较早出现的商业城市。据《归绥县志》记载：归化城方圆二里，以砖砌之，城高三丈，有南北两门，城内是“生聚日繁，市廛拥挤”的繁华闹市。归化城因其重要的政治、军事地位，聚集了来自草原丝路和中原的各方人士，人口的增长，使得城市日趋扩大。当其在乾隆年间与绥远满城连接起来后，坐落在土默川平原上的这座城市，城外有已定居的农牧民，水草丰盛，六畜兴旺，城内商铺林立，经济农牧结合，市场兴盛繁荣。
北疆古城在偃兵兴农政策下得到发展的同时，旧有的兵站也渐渐演化为贸易集市，继而发展为人口密集的城市。丰川(今丰镇市)是雍正十二年(1734)所设之丰川卫，卫驻地在今兴和县境内。王桢《丰川行》对清廷实行放垦以来带来的城郭变化，从畜牧业为主到“不见当年牧马人”，从争斗好胜到共享太平春，从人口稀少到“居民鳞密如棋布”，从蛮荒之地到“文教蒸蒸看日上”(21)的描述，是对丰川新貌的热情讴歌。
乾嘉后，北疆地区的商业贸易日趋兴旺发达，旅蒙商贾也由流动性经商改为在内蒙古地区开设固定性商号网点，并且建立了许多分号。在蒙古地区经商贸易的内地商贾们，渐渐与蒙古人稔习，开始经营田宅，储畜牛马，改行商为坐贾，北疆贸易呈现新的生机和气象：“墩夹边墙内外长，纷纷庐落绕牛羊。白貂缘马边头贵，争换红盆向市场。”(22)人与蒙古人时有语言不通情况，就用手势来表达：“驱驼市马语哗然，乞布求茶列帐前。但得御寒兼止渴，生涯初不赖金钱。”(23)繁荣发展的北疆贸易景象在为诗人们提供丰富诗材的同时，也赖诗作的传播得以向后人展示彼时的经济发展盛况。
在北疆城市的周围往往有农耕种植业，而在城中闹市进行的贸易则种类繁多，最可观的就是马市。草原丝路有流动性，北疆又以游牧民族为主体，自然，马匹贸易就成为迥异于中原市场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汤贻汾作近五百字长诗《丰镇观马市歌》(24)将商贾以内地茶叶布匹易马的场景活灵活现的写出。诗歌开篇就点明贸易具体地点“斗鸡台北盘羊西”，斗鸡台，今丰镇市区南四城洼村望城坡下，南距明长城10里，距山西大同40里，盘羊山位于斗鸡台东面。继以“碧眼赤髯环不离，黄皮靴阔毡裘肥。鞍鞯精铁玄熊皮，翻身上马作马嘶”写出贸易者的民族特点，笔墨点染之处少数民族的相貌、服饰及精美鞍具和娴熟马技如在目前。丰镇马市因参与马匹众多而形成热闹、壮观场面。马匹出场时，诗人惊叹“沙平草软十万蹄”“万马飞逐云烟移”“万炮轰击蹄声齐”，而驭马者“一人马前作奔敌”“一人殿后长竿提”将“健儿入群马突惊，绳竿掣首施鞲羁”的紧张场面绘声绘色地写出。这首诗动静结合的笔法，造成跌宕起伏的艺术效果，读来极具感染力。丰镇，即今乌兰察布丰镇市。丰镇的马市开设于明朝隆庆和议后，最初用茶叶和布匹与蒙古俺答汗部落交换马匹。似这样大规模的贸易集市参与者往往并不仅限于蒙汉民众，草原丝路上北疆各民族百姓都有介入，带来的货物最北来自中俄边境，所谓“戈壁苍茫万里途，盘车北上塞云孤。海龙江獭鱼油锦，贸易新通恰克图”(25)，诗中的恰克图就是中俄边境线上的小城。而纪昀“峨岢高毂驾龙媒，大贾多从北套来。省却官程三十驿，钱神能作五丁开”(26)一诗详细描绘了自归化去往西域贸易的商队的盛况。其“敕勒阴山雪乍开，斡汗队队过龙堆，殷勤译长稽名字，不比寻常估客来”(27)则描绘了冬雪融化春来之时，蒙古商队经由草原丝绸之路络绎不绝到达西域贸易的情景。
贸易的繁荣驱动城市的兴旺发展，游居此地的诗人用诗歌记载了北疆兴起的城市景象。如康熙《边疆粮仓脱脱城》之脱脱城、曹一士《听弹塞上鸿》之受降城、顾光旭《五原》之五原、崇安《归化城偶成》之归化城、王
《绥远城遇雨》之绥远、汤贻汾《丰镇观马市歌》之丰镇、王桢《丰川行》之丰川、斌良《商都杂兴》之商都、董玉书《集宁路访古》之集宁、宝鋆《早尖后赴沙拉木楞》之红格尔苏木、延清《暮抵青岱》之乌兰察布察右后旗、宋小濂《呼伦贝尔纪事》之呼伦贝尔，等等。当然，北疆游牧地区的这些城市与内地人口密集的通衢大邑相比尚且处于萌芽状态，因为内地的城市彼时已经历尽千年风雨而城市生态成熟。“龙争久识由三户，蚕食空教毕六王”(吴栻《咸阳怀古》)(28)、“嵩云西接三川雨，河水东流万古声”(查文经《汴城》)、“地枕长河周下邑，天开神府汉东京”(陶廷珍《洛阳》)、“六代江山谢车骑，千秋词赋鲍参军”(任端书《扬州怀古》)，写出了城市不尽的历史沧桑；“贾舶连樯接粉
，绮罗灯火照芳春”(任端书《天津》)、“画舫乘春破晓烟，满城丝管拂榆钱”(郑燮《扬州》)，写出繁华都市的热闹景象；“梅雨满天花满岸”(熊象黻《舟抵苏州》)的苏州、“水榭云亭紫翠环”(周际华《扬州》)的扬州，是文人心中亘古美丽的所在；“云连橘柚秋光净，江转夔巫雨气昏”(陈宗起《荆州》)、“万重翠嶂横堤起，千里黄河抱郡流”(鹗恒《徐州》)，又展示了城市的形胜。不过这些城市，都是农耕文明中产生的。而北疆的城市则是在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二重化育下诞生的。
由此看来，清代北部草原城市的兴起或草原游牧民族由单纯的游牧生活向半农半牧生活转型，其变迁有两个特点：一是从牧区乡村向城市的转变，是游牧民族选择定居生活的表征，如丰镇、商都、集宁等；二是从固有的生活形态向政治文化中心的转变，如五原、归化、绥远等。
(三)多样的娱乐习俗
满蒙汉等多民族杂居，带来了北疆宗教信仰的多元化，喇嘛教本是蒙古各部固有的宗教信仰，清朝入住中原后，为了取得蒙古族的认同，保持和尊重蒙古族的社会风俗、宗教信仰，因此北疆地区建有多处喇嘛庙。与此同时，北疆城市的娱乐活动也丰富多元。正月时节，受到中原文化影响，北疆各城也沉浸在欢度汉族春节的喜庆中。同光间诗人王定安曾因公来到北疆，他记录下了碰到的民众观看“报春官”、迎候春天到来的热闹场面，诗云：“麾旌前导拥乌纱，车马喧闹野客家。优孟衣冠同傩戏，春卿仪仗似官衙。秧歌几处鸣村鼓，茗碗逢人酌乳茶。新岁浑忘沦弃感，不须凄响问胡笳。”(29)在各族民众的喜庆簇拥中，诗人暂时忘记了离家的苦闷。端午节，诗人惊喜地发现，北疆居民也“家家绑角黍”，诗人因之感到忠爱诗人屈原的“忠信达戎蕃”(30)。
北疆城里的各类汉族节日活动兴盛，时人对此多有记载。而带有蒙古特色的娱乐活动，也受到各族群众的喜爱。“诈马”是蒙古族青壮年男子大都擅长的技艺，每每在大型宴会前将数群未经驯养的生马驹交由一众骑手，令善骑者持长竿，竿头有绳作圈络，突入驹队中。马驹不肯受，辄跳跃作人立，而骣骑者夹以双足，终不下。须臾以圈络套马首，驹即贴服。能在“诈马”戏中套中生马驹首者都被看作是令人尊敬的英雄。张之洞曾称赞僧格林沁的骑射技艺：“射雕羽箭二斤重，诈马绳竿九尺长”(31)。诈马戏因其欢腾、紧张、惊险，深受草原民族推崇和各民族观者的喜爱。“名王诈马存遗风，献筵备陈表敬恭。廿里以外列骏骢，置邮传命听发踨。宜教施铳星火红，连声递令顷刻通。砰磕万雷忽落空，翩若惊鸿逸若龙。”(32)这是颇通蒙古风俗的乾隆皇帝在观看诈马戏、享诈马宴后兴致勃勃地写下的诗行。
乾隆家诗人王昶因公来到北疆，发现另外一种娱乐活动，“教
，《周礼》所载，今惟蒙古熟悉其法，谓之骑额尔敏达
马，三岁以上曰达额尔敏，则未施鞍勒者也，每岁扎萨克驱生马至宴所散逸原野诸王公子弟雄杰者，执长竿驰縶之，加以羁鞲腾踔而上，始则怒驰逸骋稀突人立顷之，乃调习焉。”(33)细味之，与赵翼《套驹》诗述同一。诗云：“儿驹三岁未受羁，不知身要为人骑；跳梁川谷龁原野，狂嘶憨走如骄儿。驱来营前不鞍辔，掉尾呼群共游戏；旁看他马困鞦靮，自以萧闲矜得意。谁何健者番少年，手持长竿不持鞭；竿头有绳作圈套。可以络马使就牵。别乘一骑入其队，儿驹见之欲惊溃；一竿早系驹首来，舍所乘马跨其背。可怜此驹那肯絷，愕跳而起如人立；如人直立人转横，人骣而骑势真急。两足夹无殳上钩，一身簸若箕前粒；左旋右折上下掀，短衣乱翻露袴褶。握鬃扶鬣何晏然，衔勒早向驹口穿；才穿便觉气降伏，弭帖随人为转旋。由来此物供人走，教非夸好身手；骤施不嫌令太速，利导贵因性固有。”(34)身手矫捷、英勇威武的蒙古族少年洒脱自如的套马身姿、灵活巧妙的骑马技术，被兴致盎然的诗人用诗笔淋漓尽致的展示出来，读之，如看影像。
“相扑”是相沿至今的一项体育运动，起源是为筵宴时助兴，“谓之布库，蒙古语谓之布克，脱帽短褠，两两相角以搏之仆地为分胜负。……一人突出张鹰拳，一人昂首森
肩。欲搏未搏意飞动，广场占立分双甄。猛虎掉尾宿莽内，苍雕侧翅秋云巅。须臾忽合互角抵，挥霍掀举思争先。”(《相扑》)(36)在清代，此项运动还有练习健士之用。
音乐与舞蹈相伴而生，游牧民族的舞者与中原迥然不同，马匹是舞场上的主角。舞马作为清代边疆游牧民族生活地区独有的一种娱乐活动，令观众记忆深刻。王会汾《札克丹鄂佛浴营观蒙古骑生马歌》诗云：“……曲终更呈舞马戏，奚官碧眼虬髭狞。鞭鞘一拂马齐纵，附尾缘鬃不施鞚。千夫疾跃万夫唱，雪花旋卷尘飞雾。注坡蓦涧走侁侁，舞袂交竿捷有神。忽然坠地势惊绝，双如健鹘翻轻身。举后蹶前双制拽，凌虚制变争尾发。马间出入马不知，逸态雄姿转相发。至尊一顾神浺瀜，人马咸资控驭工。”(36)舞马的恢弘雄豪、凌厉飘逸之姿态，从唐代起就初见端倪(37)，至清代，在北疆的舞动，更能见出舞马的灵动与欢腾之姿态。
如果说，明代蒙古社会的游牧文化变迁才只是初露端倪的话，至清代，蒙古游牧民族文化面对农耕文明的挑战与变迁，已经消弭对立，变冲突为交融，北疆蒙古社会在居室、饮食等各个方面受到农耕文化越来越多的影响，蒙古族和汉族这两个主体民族在其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过程中，建立了认同意识，而这样的认同意识也最终在北疆文化中体现出了两元思维，即一方面保留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认同其他族群的文化。草原丝绸之路上北疆的城市就是这两元思维文化集中体现之地。
清代从开国皇帝起，就清醒地认识到政治成功最终取决于文化成功。因此，他们非常看重外在于政治一统的文化一统，因为这是参与政治一统的重要力量。有清一代的统治者，在追溯历史文化根源时，都不强调自己的异族身分，而是认为自己身处中原历史一脉中，中华一体。顺治九年，“命满汉册文诰敕、兼书满汉字。外藩蒙古册文诰敕、兼书满洲蒙古字。著为令。”(38)康熙五十二年(1713)追述往事，认为“当吴三桂叛乱时、已失八省、势几危矣。朕灼知满汉蒙古之心、各加任用。励精图治、转危为安。”(39)雍正诏言“天之生人，满汉一理。其才质不齐，有善有不善者，乃人情之常。用人惟当辨其可否，不当论其为满为汉也。”(40)《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记载，乾隆数次下诏强调各民族一律平等，一视同仁。(41)产生这种历史感受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满洲贵族早在入关前，就开始了对儒家文化的认同和学习，早在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改后金为清的当年八月，就曾“遣官祭孔子”(42)，崇德二年(1637)十月，“初颁满洲、蒙古、汉字历”(43)。顺治元年(1644)冬十月福临在北京登基后，即宣告“以孔子六十五代孙允植袭封衍圣公，其五经博士等官袭封如故”(44)。并下诏“文武制科，仍于辰戌丑未年举行会试，子午卯酉年举行乡试”(45)。因而在他们的诏告中不断出现的对于历史记忆的分享，一方面是为新的政权寻找政治依据，另一方面也是属于这个时期的文化诉求。
当清代的文化一统在时间和空间上展延开来，时间上要处理的是清代和明代的文化承续问题，全盘汉化或者说全盘儒化是清代的国策。蒙古族与执政权的联姻有着悠久的传统。嘉靖十一年(1532)，成吉思汗十七世孙阿勒坦汗驻牧丰州滩。隆庆五年(1571)，明政府封阿勒坦汗为顺义王。阿勒坦汗奖励农耕，下令建板升，叫自己的子弟学习汉文，学孝经，言明“以大明律绳其下”。阿勒坦汗赠朝廷的贡马图卷不仅有自然风貌，还有宫廷乐表演管弦乐器和打击乐器的场面。阿勒坦汗妻子三娘子更是草原文化与汉文化交流的使者，她力主封贡互市，从小喜爱弹奏汉族琵琶，穿汉族服装，她还亲自为汉臣表演蒙古族舞蹈。因之，顺应清朝皇权话语的导向的蒙汉交融，不仅是顺应皇权话语的导向，也是明代后期以来蒙古族自身发展的需求。蒙古族诗人开始大量从事汉语创作。有清一代，蒙古族文人留下89部诗文别集。即以乾嘉诗坛为例，蒙汉诗人文学交融共同推进了诗坛发展(46)。
空间上的文化一统并非要全国范围内均等，控弦边塞是始终的政策。因此，当来到北疆的诗人在称颂边塞城市的繁荣兴旺时，也不忘说明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及王朝政策的正确性。所谓“西北风雪连九徵，古今形势重三边。穹庐已绝单于域，牧地犹称土默川。小部梨园同上国，千家闹市入丰年。圣朝治化无中外，十万貔貅尚控弦”(王循《归化城》)(47)。“三边”古称幽州、并州、凉州，即今河北省北部、山西省北部、甘肃省西北部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军事要冲，但在诗人看来，归化的地理位置比三边还要重要，因此要派大军驻守，控弦蒙古。作为大清帝国军事的屏障，康熙三十五年(1696)冬，康熙皇帝第二次亲征噶尔丹时驻跸归化城，写下“一片孤城古塞西，霜寒木落驻旌霓。恩施域外心无倦，威慑荒遐化欲齐。归戍健儿欣日暇，放闲战马就风嘶。五原旧是烽烟地，亭障安恬静鼓鼙”(《驻跸归化城》)(48)的诗作。诗中描写了军驻塞西、亭障安恬的冬日场景，也抒发了恩威并施、绥靖荒遐的志得意满之情。雍正时，在明代建起的归化城东北筑起绥远城，派遣蒙古八旗和绿营八旗军驻守，绥远城是全国八旗驻防城池中重要的一座，因与旧归化城相距无几，亦名新城。清乾隆二年(1737)设绥远将军府，将归化城与绥远城连接起来统一管理。自此，归化-绥远城就成为北疆草原丝绸之路上的军事、政治中心，当然也是文化中心。
有清一代，无论是西域抑或北疆，都以汉学为尊。就各族诗人而言，都以主动、自觉维护和称颂国家政策为己任。乾隆丁丑进士上海人曹锡宝，《秋塞杂咏》其一曰：“雄关高与太清连，终古风云壮塞川。山自朔庭环九域，城联辽海控三边。牧羝沙暖空榛莽，饮马泉清绝瘴烟。盛代即今虚斥堠，秋光满目覆平田。”(49)乾隆壬戍进士桐城人姚范，诗作《塞下曲》，谓：“孤城迢递郁嵯峨，慷慨关山《出塞歌》。万里交河春草绿，十年明月戍楼多。胡儿驱马来青冢，羌女吹芦牧紫驼。五部名王归汉阙，白头中夜几摩挲。”(50)无论上海还是桐城，都是闻塞外而变色之地，但在上述并未亲历塞上风云的诗人诗作中，对北疆风光和皇朝一统都是众口一词的称颂。
与国家政治生活最密切相关者无疑是军事管理，而北疆的管控中边备是历代君王最为重视的，为此，清廷在蒙古地区设有大量台站来保证边疆管理及军情、民情上传下达。台站是军台与驿站的合称。清代北疆蒙古地区的驿递主要是为国防、军用服务的，因之常常被称为军台。军台负有“宣传命令，通达文移”(51)之职。《清史稿·地理》载：“内蒙古驿凡五道：曰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杀虎口。”(52)这五道的路段分别为：喜峰口至札赉特为一路，计千六百余里，设十六驿；古北口至乌珠穆沁为一路，计九百余里，设九驿；独石口至浩齐特为一路，计六百余里，设六驿；张家口至四子部落为一路，计五百余里，设五驿；杀虎口至乌喇特为一路，计九百余里，设九驿。归化城至鄂尔多斯，计八百余里，设八驿，仍为杀虎口一路。(53)清代北疆驿站的设置无疑是为国家防卫之用，诗人们在诗歌中表达的对北疆驿站的关注，一定程度上可看出他们对于边疆建设的关注。清诗中有大量篇幅描述这些北疆军台，即以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为例。
喜峰口驿道共设十六个驿站，经过包括哲里木盟十旗中的共二十个旗。满族诗人敦敏《小雨天桥厂有怀二弟敬亭时住喜峰口》诗云：“海风水气腥，山翠迫衣冷。潮蒸郁勃云，雾隔朦胧影。沟塍滑泥泞，马蹄不得骋。遥想塞上行，云乱松亭岭。”(54)描述了小雨中的喜峰口的情景。喜峰口是燕山山脉东段的隘口，古称卢龙塞，路通南北。海拔高度由南二百余米，向北升高至一千余米，地形突兀，交通困难。风景因之多变，居停颇为困难。诗作所述雨后的喜峰口雾气蒸腾，草木蓊郁，但险隘的山势使得马儿也无法前行，可算实情实境。
古北口驿道，自古北口至阿噜噶木尔，共设蒙汉台站16个。连接昭乌达、锡林郭勒二盟九旗(翁牛特左右二旗、扎鲁特左右二旗、巴林左右二旗，阿鲁科尔沁旗、乌珠穆沁左右二旗)。吴锡麒《古北口迤南一带群山秀峙松栝特盛》是较为有名的边塞驿站诗。诗云：“我行趋而东，朝晖射我西。群峰对面出，云气高不低。其下覆松栝，寒重翠屡迷。残雪时一片，皎若孤鹤栖。茅屋四五家，樵汲相提携。风吹斧声堕，林约炊烟齐。不谓塞上山，有此物外蹊。冥冥若相系，迹往神为稽。”(55)此诗首联点出作者行踪，接下来的五联写景由远至近，由大到小，都是目力听力所见所闻之景色，包括“残雪”若“孤鹤”的心感，“茅屋”与后句“炊烟”的映照，都体现了诗人以自然万物活泼泼的内在生命去绝虑凝神，以心接物，体味自然万物的气足神完的生命意蕴，体验自然山水生气激荡的生命韵律。
古北口驿道是清代北疆军台诗作中写作量最多的。顾炎武《古北口》、曹寅《古北口中秋》、张埙《古北口》、纳兰性德《古北口》、文干《出古北口至狼窝泛却回射堂漫赋》、王翼孙《自竿涧岭鳌鱼沟至古北口作》、弘旿《月下过南天门至古北口》、永珹《出古北口》、永瑆《出古北口》、张鹏翮《古北口遇雨》、李如枚《古北口晓行》、陈兆仑《古北口题驿壁即赠吴提戎宜斋》、周大枢《寄家让谷古北口》、姜锡嘏《古北口》、赵翼《再出古北口》、曹锡宝《出古北口》、童槐《出古北口》、蒋曰豫《奉檄赴古北口军次祀
有期书示同志》等都是清代漠南蒙古诗中写古北口的佳作。
独石口驿道，自独石口至胡鲁图，共有蒙汉台站6个。通达昭乌达、锡林郭勒二盟七旗(克什克腾旗、阿巴噶左右二旗、阿巴哈纳尔左右二旗、浩齐特左右二旗)及察哈尔地区。“独石城边暮霭封，马嘶犹识去时踪”(56)是诗人行旅归来将这一驿站当做路标的记载。而纪迈宜长诗《登独石口边城远望作》则是登驿站而抚今追昔的代表性作品。诗云：“两山如龙翔，蜿蟺百余里。长城亘其上，乱石相角犄。巍巍帝王都，有成斯有毁。何论穷荒地，千年泣残垒。筑城声犹悲，垣堞已倾圮。所嗟秦人愚，贾怨徒劳尔。新城屹金汤，盛代车同轨。筑不假民力，工费皆官庀。宽仁高百王，汪泽唐虞比。内外方一家，岂藉防奸宄。庶以壮观瞻，威灵震远迩。我登城上望，惊砂蔽天起。云黯孤日黄，霜严百卉死。一视但茫茫，峰峦势未已。百夷争效顺，驼马纷填委。河流荡山来，激迅啮城址。入塞折复出，汇作白河水。望洋趋巨壑，朝宗正如此。关吏招我饮，潼乳亦甘美。其长八十余，矍铄矜动履。自诉征战劳，回首逾三纪。曾逐八千卒，歼虏数倍蓰。裹粮常不继，酸风射眸子。疮痏犹在体，筋力嗟痺痿。幸蒙浩荡恩，月支太仓米。感此再三叹，上马仍徙倚。时平壮士老，临风徒抚髀。”(57)这首诗作雄深格高，叙事写景有机融合，将独石口周围峰峦叠嶂、长城蜿蜒万里、乱石相犄的情景与塞外云暗日黄、河流荡山的肃杀、萧瑟的氛围，用白描手法不疾不徐地展示出来。老兵的自诉穿插其间，以当事人口吻将战争之冷酷、边塞之艰苦、将士之英勇、征战之无奈与对皇恩的感谢之情娓娓道来，既增加诗歌感染力，也增强诗作纪实性。读罢不禁让人慨叹边疆将士的忠君爱国之心。这首诗不仅让我们深刻感受清代诗人们对于驿站功能的了解，同时亦可明晰诗人们对于皇权话语本能的顺应。
军台大都建在烽火关隘，这些地方险要而人迹罕至，因此条件是艰苦的。陈法《军台土屋落成》描述了军台设置后的情景：“客至休嫌屋打头，拮据夏屋等绸缪。材从雪窖枯余得，土是龙堆劫后留。岂有板升遗属国，何来蜗角峙蛮陬。穷荒野处由来惯，瀚海应惊见蜃楼。”(58)军台土屋低矮，木材黄土皆是从身边残留物中辛苦觅得，读者在脑海中若能将其与大城广厦相比较，会愈发感觉到守边之不易。
清廷除了设置军台沟通京师与北部边疆蒙古地区，还设置由壕、堤、柳组成的柳条边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管控。禁止流民入境。柳条边分新旧两条。老边是盛京与吉林、盛京与内蒙古的分界线。主要为标示盛京，因此称之为盛京边墙。新边的四边边墙畛域分明，即西北划分吉林与内蒙古，东南为满洲人居住地。故诗人谓为“柳分蒙古界”(59)。
清廷修柳条边的主要目的是清代北疆蒙古地区驿站、柳条边的设置将遥远的北疆与发达的内地联结起来，对于巩固清王朝在内蒙古地区的统治，维护国家的统一，促进内札萨克各旗经济的发展，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诗人们对于国家政策和皇权话语的遵从，从清代文学自身的发展上看，也有着扩大诗歌写作视野，勾连政治与文学的重要意义。
清代北疆诗人群可谓诗人辈出、尽显风流。这一方面是因为北疆地大物博，赋予来到这里的诗人以层出不穷的新鲜感受；另外也是因为诗人群体庞大，诗人们以创作为乐事，以诗歌创新为旨归。据不完全统计，清代漠南内蒙古区域(北疆)诗作有三千多首，而作者民族成分以汉、蒙、满为主(60)，因此，北疆诗歌创作不仅有力促进了清代边塞诗的发展，而且给清代文学的作者结构带来了显著的变化。这一作者结构的变化极有利地促进了多民族文学融合。
(一)诗作表现多维化
作者构成的变化直接带来文学创作语言的多样性。蒙古族诗人三多，生长杭城，热爱江南，后至京师，诗作中表达的大抵是对都市生活的观感。晚清时他北上来到漠南蒙古地区任职，蒙古地域的语言与风俗赋予了他的诗作以新意。他在诗作中频频引满蒙俚语入诗，并对诗中所涉民俗、民族语言加以标注。如其《归绥得冬雪次尖义韵》二诗：“白凤群飞坠羽纤，大青山上朔风严。精明积玉欺和璧，皎洁堆池夺塞盐(蒙盐产于池)。沙亥无尘即珠履(沙亥，蒙言鞋也)，板申不夜况华檐(板申，蒙言房屋。《明史》作板升，此间作板申)。铁衣冷著犹东望，极目觚棱第几尖。”“无垠一白莫涂鸦，大放光明篾戾车(篾戾车，佛经言边地也)。难得遐荒皆缟素，不分榆柳尽梨花。琼楼玉宇三千界，毛幕毯庐十万家。预兆春耕同颖瑞，陈平宰社饷乌义(满蒙以少牢祀神，馈饷其膊曰乌义)。”(61)这两首诗虽然每首都引蒙古语入诗，但是对于诗歌的整体韵律感毫无影响，展示了三多高超的创作技巧。同时诗人还在所引蒙语后加注释，不但说明他注意到了阅诗者的语言接受度，而且随着诗歌的传播，对于蒙古语言文化也起到了传播作用。陈衍对三多创作中的这一现象颇多关注，(62)汪辟疆、陈声聪、钱仲联等亦从陈衍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三多第一首诗中的注释“此间作板申”一语从语意上显示了诗人与蒙古地区情感上的疏离。
在归化城以及库伦任职期间所作的满蒙汉语连用的诗词，在三多总集中并不占有很大比重，然而呈现出的民族特色却是引人注目的。再如“尚嫌会面太星更(星更，绥远方言，稀也)”(《答怅别》)、“恪素易名菩萨白(蒙言雪曰恪素，有堆雪人者笑谓此真白菩萨也)，垂金左道喇麻黄(黄金喇嘛，黄教谓能驯伏一切妖魅)”等，不仅声韵和谐，且读来使入耳目一新。同时期的词集中也有“扣肯胭脂山下过(蒙古姑娘曰扣肯)”(《长相思》)、“比乌剌奈(一名欧李，蒙古处处皆有)，塞沙接子，红得尤殷”(《眼儿媚次和成容若<红姑娘>》)(63)，使整首诗呈现出鲜明的地域风情。三多在诗词创作中引入民族语言，与京师文坛风貌有很大关联。彼时京城流行《竹枝词》，嘉庆二十二年(1817)满洲旗人得硕亭所作《草珠一串》刊行，内中就有将满蒙语嵌入竹枝词的做法，如“奶茶有铺独京华，乳酪(奶茶铺所卖，惟乳酪可食，其余为茶曰奶茶，以油面奶皮为茶曰面茶，熬茶曰喀拉茶)如冰浸齿牙。名唤喀拉颜色黑(拉读平声，蒙古语也)，一文钱买一杯茶”(64)。同时期的“子弟书”“牌子曲”“岔曲儿”等广泛流行于民间的曲艺形式中，类似的用法也很多。三多在京中与八旗官员交往密切，接触到这些表演的机会非常多，所以创作中受到民歌的影响而将满蒙方言入诗词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由于晚清汉族文人精通满蒙语者很少，同时满蒙八旗中诗词出众者较少，而三多自幼生长于文化繁盛的江南之地，诗书画皆精，又惯熟满蒙语言，所以他可以把蒙汉方言口语与文人诗词完美结合。三多可以算作北疆诗人群中随时代风尚灵活运用诗歌语言的典范。与三多同时期的蒙古族诗人延清，在他的诗作中也能熟练丰富地运用蒙古族语言，创作中加入蒙古语，使作品更为传神，也更为精彩。延清和三多在诗歌表现方法上，特别是语言形式上都吸取了民歌的长处，而且推陈出新，他们所创作出来的是民族形式的活的语言。
作者结构的变化带来文化内蕴的多元思考。似延清、三多这样八旗驻防后裔，他们很难被看作是真正的蒙古族人，他们都不曾生长在蒙古地区，在最为本质的文化传统和日常生活层面上，他们都有无可弥补的匮乏。但他们那些熟练运用蒙古族语言的诗句，至少可以阐释了一个人的民族身份可以以另外一种形式蕴布在生命中。有清一代的蒙古族文人创作虽然多用汉语，描绘了汉族地域、社会生活、地理风貌，但他们的蒙古民族情结仍根深蒂固。女诗人那逊兰保虽然四岁就到北京居住，深受汉文化影响，但民族情结始终长存心间。晚清蒙古官员瑞洵、升允等人，用汉语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作品中都呈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
作者结构的变化带来描写对象的变化，而迥异中原的描写对象也丰富了作者的创作题材。“远衬孤城叠翠浮，大荒形胜此山留。半天高截来鸿路，万古寒凝战士愁。对面石欹蹲怪兽，荡胸云出奋潜虬。斜阳屏障苍茫里，有客披襟独倚楼。”(65)这首七律诗是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常熟人钱良择随内大臣索额图出使俄罗斯，著有《出塞纪略》。经归化城所作之《登归化城纳凉望阴山》。沈德潜《清诗别裁集》称其“为诗感激豪宕，不主故常，而所选唐诗，又兢兢规格，如出二人，议论不可一律拘也”(66)。诗中的阴山是古老的断块山，其蒙古语名字为“达兰喀喇”，译为“七十个黑山头”，“阴山迆北三千里，直过阳山廿九台”(67)，横亘于今内蒙古中部，东西走向，自西向东包括狼山、乌拉山、大青山、灰腾梁山、凉城山、桦山、大马群山，(68)是今内蒙古境内最长的山脉，长达二千四百余里，最高峰“南天门”高一千八百公尺。元和人韩崶在其诗歌《南天门》中便描写了这一高大巍峨的山峰：“一径缘秋毫，连山入太古。孤云欹松萝，长风啸豺虎。鞭镫惨不骄，瑟缩战两股。争此一握天，豁然开洞户。阔愁大荒落，低见众星舞。回视未登客，万蚁穿线缕。始知所历高，上界足官府。书生老蓬筚，壮观从今数。狂吟《敕勒篇》，浩气莽天宇。”(69)北方刚劲，南国文人来此，诗作也渐多雄豪跌宕之气。无论是钱良择还是韩崶，他们笔下的阴山都已从唐人的苦寒象征一跃而为可以狂吟《敕勒篇》的载体了。
除了阴山，来到北疆的中原汉族文人，还看到了其它美丽的风景。他们用诗笔叙写了俗称“白塔”的辽代万部华严经塔的庄严典重：“宝塔庄严接巨灵，尽梯独上览空冥。九重阊阖才寻尺，万里河山列画屏”(王嘉谟《白塔耸光》(70))。叙写了因有喇嘛教僧人修行而得名的风景清幽的“喇嘛洞”：“洞里人何在?寻来总未逢。石床高卧处，只有绿苔封”(范大元《喇嘛洞》)(71)。还有晚归的城市行路者：“蹇驴破帽独冲风，路指阴山落日红。行客不须悲塞北，版图先已属辽东”(刘统勋《归化城晚行》)(72)。暮春雪后的灵动风景：“花开无叶树，径糁未铺毡”(李调元《马厂大雪》)(73)。“马厂”，在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出口纪程》载李调元成诗缘由：“四十五里至马厂，有茅屋一间，旁筑室三楹，为蒙古王出猎栖息之所，亦不堪托足。少憩，大雪寒风射人，得诗一首。”(74)无论是有意为诗，还是偶成一首，北疆诗作在写作题材的丰富性、写作体式的多样性，以及写作语言的创新性上，都有其特色。如汉族文人用《竹枝词》描述的美丽的草原姑娘：“塞外谁知色自优，生成妩媚不容修。终身尘土羊脂白，笑杀铅华说粉头”(75)、“塞北红颜亦自妍，宝环珠串锦妆鲜。怪来羞脱蒙茸帽，顶上浓云在两肩”(76)，轻灵流畅中不乏美的情蕴。
(二)作者结构多样化
游走在北疆的诗人以蒙古族和汉族为主体，但也不乏满族文人的游踪。斌良《商都杂兴》其五诗云：“鸳鸯城畔草萌芽，毳幕毡房著处家。风卷驼茸铺白氎，错疑边塞落杨花。”青草萌芽之时，春风卷着驼茸飞舞就像边塞之地飘飞起杨花一般，飘飘扬扬在空中，落在毳幕毡房上，适性、随心、任意、顺情，画面优美，生意盎然。而他的组诗中的另一首，“有元拓跋旧宫廷，消尽头鹅诈马名。满目丘墟少禾黍，微茫草色接开平。”则发思古之幽情。元代上都开平遗址位于正蓝旗境内滦河上游的北岸，距离商都很近。乾隆曾在其《过蒙古诸部落》组诗中这样描述北疆蒙古族日常游猎生活：“猎罢归来父子围，露沾秋草鹿初肥。折杨共炙倾浑脱，醉趁孤鸿马上飞。”(77)生活在草地上的孩童，自由自在，因此“小儿五岁会骑驼，乳饼为粮乐则那。忽落轻莎翻得意，揶揄学父舞天魔”，草原上的牛羊也是自由放养的，“识路牛羊不用牵，下来群饮碧溪泉。儿童骑马寻亡牯，只在东沟西谷边。”
归化城作为北疆商业中心，是多民族文人留下笔墨最多的地方。边城的夜月有温润蕴藉之美：“清辉临玉帐，皎色耀金盘。烟野照逾阔，霜空夜未寒。”(78)旷野的皎洁月光下，似霰寒气氤氲于霜空，月华如洗，凝结亘古自然与当下客子，塞外边城的夜月在满族皇帝的笔下也是极具艺术感染力的。辽宁铁岭人高其倬，隶汉军镶黄旗。其《青城怀古》诗雄奇中不乏苍郁。江苏常熟人徐兰《归化城杂咏》是归化诗中的名篇。康熙三十五年(1696)丙子，诗人随康熙帝亲征漠北噶尔丹，由居庸关至归化城，沿途作《出关》一诗：“凭山俯海古边州，旆影风翻见戍楼。马后桃花马前雪，出关争得不回头?”(79)王应奎对其评价甚高，称“沈方舟尝与吾友汪西京论近日虞山诗人，以芬若为第一”(80)。朱庭珍称“徐芝仙塞外诸诗，境奇语奇，才力横绝，在昭代诗人中，另出一头地。其边塞诗，可谓独擅之技，实未易才”(81)。沈德潜称赞此诗说：“眼前语便是奇绝语，几于万口流传。此唐人边塞诗未曾写到者。”(82)由于诗人有边塞生活的独特体验，故能于唐人边塞诗之外开拓出新的境界。吴县人王，曾官定边知县。其《绥远城遇雨》也是沉郁豪壮。蒙古族诗人三多诗歌《次和厚卿归化秋感八首》其五则云：“夺人真个要先声，策垦宽严似用兵。席卷八荒空绝塞，笔摇五岳况长城。增辉库克和屯色，占牧乌兰察布盟。怪底将军能决胜，运筹帷幄尽良平。”(83)厚卿即方荣东，字厚卿。首联中“策垦”指安排屯田事宜，颔联主要赞赏方厚卿的诗文创作，颈联讲屯田事业为归化城增辉，占牧即在乌兰察布发展牧业。尾联中“良平”指汉刘邦的谋士和功臣张良和陈平，无疑，是赞美方厚卿之语。这首诗主要描写归化城及其邻近的乌兰察布盟的生产生活以及发展屯田和畜牧业给两地带来的重要影响。归化诗作诗人的民族属性与诗歌内容的多样性就可管窥北疆诗作之丰富性。
在北疆这个多民族融合的地方，草原丝路的流动性充分体现，来自五湖四海的诗人们在常见的律诗、绝句之外，试图用更多种的广宣流布的竹枝词或歌行体来表达见闻，也尝试在典雅的诗语中融入口语化的各民族语言，也许这样的变化是不完善和不成熟的，但毕竟带了时代的精神浸润和动力促进，在艺术生产方式上，有力地推动作者结构的多元化与诗歌表现方式的多维化。
总之，北疆游牧民族的时代精神带给清代诗坛的豪纵之气，经由越来越多的各民族诗人共同表达出来后，他们所面对的心理和精神沐浴，这种趋同性反而在中华多民族文学体系中呈现出它的独特性。所以，北疆草原丝绸之路诗歌是清代文学的一个重要部分，不仅是因为清代以来，看似流动性稍逊前代的草原丝绸之路文学自身的发展趋势在北疆这个时空下得到了不同寻常的推动与促进，而且是因为北疆草原丝绸之路诗歌的异质主题书写，以一种真正属于清代北疆的特有表达方式，以一些真正属于清代北疆的生命思想多元探讨问题，为清代文学提供了一些中原文学无法取代的独特的生命体验。
①王大方：《论草原丝绸之路》，《前沿》2005年第9期。
②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816页。
③清朝在漠南设有盛京将军、黑龙江将军、吉林将军直控今哲里木蒙古地区；设有定边左副将军、科布多参赞大臣、库伦办事大臣，其下又按需要设有多名都督、副将军和参事等职务控制喀尔喀蒙古地区；设有宁夏大臣直控阿拉善蒙古地区；设有陕甘总督直控额济纳蒙古地区。除此而外，还设有绥远城将军、热河都统、察哈尔都统、呼伦贝尔副都统、安北将军、左卫将军等。
④漠南(内蒙古)科尔沁等24部在1636年(崇祯九年、崇德元年)至1736年(乾隆元年)的一百年里相继被编分为6盟49旗，为内札萨克，以会盟之地分别定名为哲里木盟、卓索图盟、昭乌达盟、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
⑤漠北喀尔喀(外蒙古)4部分为4盟86旗，青海和硕特、土尼启特、绰罗斯、辉特等4部共分29旗，以及阿拉善厄鲁特旗、乌兰乌苏厄鲁特二旗、额济纳土尔息特旗等，均列入外藩蒙古外札萨克。
⑥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137，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077页。
⑦爱新觉罗·玄烨：《巡历塞北杂咏四首》其三，《御制文集》卷38，《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9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57页。
⑧王叔磐、孙玉溱选编《历代塞外诗选》，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12页。
⑨查慎行：《随驾行兴安岭上》，《敬业堂诗集》卷32，《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78册，第389页。
⑩弘历：《山田》，《钦定热河志》卷92，《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9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439页。
(11)雍正：《皇帝耕耤三十六禾词一章》，赵尔巽等撰《清史稿·乐志》卷97，第2873页。
(12)乾隆：《蒙古田》，《御制诗文十全集》卷10，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第109页。
(13)邢莉等著《内蒙古区域游牧文化的变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04-105页。
(14)位于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新旧城之间，系明代修建的古城遗址。这座古城是在唐代“东受降城”的基础上扩建的。辽代为“东胜州”治所，俗称“大皇城”。明正统十四年(1449)内迁山西，城遂空废。明嘉靖年间，俺达汗义子卡台吉，名脱脱(也有写成妥妥)，率众长期驻牧于此，这座城称为“脱脱城”(今城圐圙)。城圐圙一名流传至今。
(15)爱新觉罗玄烨：《脱脱城》，《御制文集二集》卷47，《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92册，第567页。
(16)张鹏翮：《奉使俄罗斯日记》，《小方壶舆地丛钞》第3帙，清光绪十七年(1891)上海著易堂印行。
(17)脱脱等撰《辽史》卷45，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85页。
(18)曹永年：《蒙古民族通史》卷3，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99页。
(19)黄丽生：《由军事征掠到城市贸易：内蒙古归绥地区的社会经济变迁》，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印行，1995年，第486页。
(20)屈大均：《送人之延绥》，《翁山诗外集》卷10，《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18册，第631页。
(21)王桢：《丰川行》，载丰镇市志编纂委员会编《丰镇市志》(上)，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758页。
(22)屈大钧：《上都》其二，《翁山诗外集》卷13，《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18册，第724页。
(23)钱良择：《竹枝词》，王叔磐、孙玉溱选编《历代塞外诗选》，第497-498页。
(24)汤贻汾：《琴隐园诗集》卷12，《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26册，第268页。
(25)斌良：《商都杂兴》其一，《抱冲斋诗集》卷13，《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44册，第497页。
(26)纪昀：《乌鲁木齐杂诗》，《民俗》三十六，《纪文达公遗集》第十四卷，清嘉庆十七年(1812)刻本。
(27)纪昀：《乌鲁木齐杂诗》，《民俗》三十八，《纪文达公遗集》第十四卷。
(28)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4230页。本段所引诗篇均出自此版本，仅随文标注作者及题目，不再另注。
(29)王定安：《观演春官》，《塞垣集》卷一，《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27册，第357-358页。
(30)王定安：《端午二首》其一，《塞垣集》卷二，《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27册，第363页。
(31)张之洞：《五北将歌·科尔沁僧忠亲王》，《张之洞全集》第十二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521页。
(32)爱新觉罗·弘历：《塞宴四事·诈马》，《御制诗三集》卷8，《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22册，第353-354页。
(33)王昶：《教》，《春融堂集》卷8，《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58册，第95页。
(34)赵翼：《行围即景·套驹》，《瓯北集》卷5，《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62册，第48-49页。
(35)王昶：《春融堂集》卷8，《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58册，第95页。
(36)徐世昌：《晚晴簃诗汇》第74卷，第3083页。
(37)台北历史博物馆、陕西博物馆等处皆有唐代舞马唐三彩塑像。
(38)《世祖实录》卷63，《清实录》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92页。
(39)《圣祖实录》卷253，《清实录》第6册，第504页。
(40)《世宗实录》卷74，《清实录》第7册，第1100页。
(41)《高宗实录》乾隆十一年(《清实录》第12册)、十二年(《清实录》第12册)、十三年(《清实录》第13册)、四十九年(《清实录》第24册)诏令。
(42)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3，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57页。
(43)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3，第62页。
(44)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4，第88页。
(45)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4，第90页。
(46)详见米彦青《蒙汉交融视域下的乾嘉诗坛》，《民族文学研究》2016年第4期。
(47)王叔磐、孙玉溱选编《历代塞外诗选》，第530页。
(48)爱新觉罗·玄烨：《御制文第二集》卷47，《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92册，第563页。
(49)曹锡宝：《古雪斋诗》卷5，《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44册，第610页。
(50)姚范：《援鹑堂诗集》卷2，《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98册，第12页。
(51)乾隆官修《清朝通典》卷26，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176页。
(52)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77，第2420页。
(53)同上。
(54)徐世昌：《晚晴簃诗汇》第10卷，第204页。
(55)吴锡麒：《有正味斋诗集》卷8，《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15册，第69页。
(56)吞珠：《凯旋入独石口》，马协弟主编《爱新觉罗家族全书·诗词撷英》，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50页。
(57)纪迈宜：《俭重堂诗》卷5，《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43册，第522页。
(58)陈法：《内心斋诗稿》卷10，《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72册，第480页。
(59)屈大钧：《送人出关》，《道援堂诗集》卷6，《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18册，第127页。
(60)诗人、诗作据《晚晴簃诗汇》《清诗纪事》《清代诗文集汇编》统计。
(61)三多：《可园诗钞》卷5，《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92册，第624页。
(62)陈衍《石遗室诗话》：“六桥尤熟于满蒙各地方言，凡故实稍雅驯者，多以入诗。可诵者，如‘沙亥无尘即珠履，板申不夜况华檐’。沙亥，蒙言鞋也。板申，蒙言房屋也。又‘尚嫌会面太星更，万里轺车我忽征’。星更，绥远方言稀也。又‘蔬餐塞上回回白，楼比江南寺寺红’。盖蒙人不事耕种，六七等月，稍有蔬食。回回，白菜名，而庙宇穷极精华也。”此话被反复征引，最早见于陈衍著《石遗室诗话》，但无后面的举例，此转引郑逸梅《郑逸梅选集》第4卷，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65页。
(63)三多：《粉云庵词》，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缩微胶卷。
(64)潘超、丘良任、孙忠铨等主编《中华竹枝词全编》一，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年，第146页。
(65)王叔磐、孙玉溱选编《历代塞外诗选》，第494页。
(66)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26，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59页。
(67)卢崧：《秋塞吟》，铁保辑、赵志辉校点补《熙朝雅颂集》，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346页。
(68)戴均良等主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1348页。
(69)韩崶：《还读斋集》卷5，《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54册，第311-312页。
(70)王叔磐、孙玉溱选编《历代塞外诗选》，第621页。
(71)王叔磐、孙玉溱选编《历代塞外诗选》，第625页。
(72)王叔磐、孙玉溱选编《历代塞外诗选》，第527页。
(73)李调元：《童山诗集》卷22，《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84册，第315页。
(74)王叔磐、孙玉溱选编《历代塞外诗选》，第553页。
(75)范昭奎：《竹枝词》，王叔磐、孙玉溱选编《历代塞外诗选》，第512页。
(76)钱良择：《竹枝词》其三，王叔磐、孙玉溱选编《历代塞外诗选》，第497页。
(77)爱新觉罗·弘历：《过蒙古诸部落》，《御制诗初集》卷17，《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19册，第289页。
(78)爱新觉罗·玄烨：《归化城夜月》，《御制文第二集》卷47，《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92册，第564页。
(79)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25，北京：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44页。
(80)王应奎：《柳南随笔》卷1，《清代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页。
(81)朱庭珍：《筱园诗话》卷2，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372页。
(82)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25，第444页。
(83)三多：《可园诗钞》卷5，《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92册，第623页。
.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