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东岳论丛》2011年第5期，第54—65页

作者简介：陈志刚,辽宁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辑刊》编辑部助理研究员,辽宁沈阳110031

摘要：历代中原王朝封贡体系皆具有军事安全上的意义，其军事功能首重防御，尤以陆基性国土防御为主，不提倡建立广泛的军事联盟体系和对外领土扩张。从地缘政治关系看，中原王朝封贡体系内部情形非常复杂多变，中原王朝与周边属国、属部难以建立长期稳固、相互信任的安全体系与机制。从地缘军事关系看，一是中原王朝政权没有强迫周边属国、属部从征或邀结为外援的传统，征调外援在中原王朝的军事思维、军队序列中始终不占重要地位；二是中原王朝的军事行动与政策严重受制于其战时后勤的供给能力，加之周边地区特殊的气候、地理、人情、风俗诸因素对其军事行动的巨大阻滞效应，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原王朝统治者在大多数时期更愿意以王道待四夷，彼此相安。

关键词：封贡体系；地缘政治；地缘军事；中原王朝；防御；扩张

近年来，关于中原王朝封贡体系的探讨日渐热烈，但多集中于中原王朝与周边各属国、属部以及一般交往者（国家、政权或部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往与联系。本文从军事功能的角度进行研究，拟重点探讨的问题是，较之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建立的封贡体系，中原王朝封贡体系的军事功能首重防御，中原王朝的国土安全政策以陆基性国土防御为主，而不提倡建立广泛的军事联盟体系，不提倡穷兵黩武和对外领土扩张。笔者拟从地缘政治与地缘军事的角度试作阐发，错谬不当之处还请方家指正。

一、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中原王朝封贡体系的军事防御性

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中原王朝封贡体系难以建立起长期稳固的相互信任的安全体系与机制。拉长时段，整体地看待封贡体系的演变脉络，显然中原王朝政权与藩部（属部）、属国、一般交往者的封贡关系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经常性的变动中，而且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中原王朝政权与藩部（属部）、属国在封贡关系的变迁过程中实际上包含着中原王朝政权与后者间在国家政策与行动上的相互推动、相互适应、相互改变、相互妥协、相互选择甚至在某些历史时期的相互参与、相互介入。这种相互作用，在多数情况下是以一方为主导，但也不排除双方共同主导历史发展的情形存在。具体而言，主要有四种情况：

第一，在一个中原王朝肇建之初，其封贡体系的建立过程即是强力打破旧有封贡体系格局、重新调整地缘政治关系的过程。期间，中原王朝是否能够展现出强大的武力和战略决心，是影响其封贡体系的构建是否顺利、建立之后是否能够长期维系的重要因素。

例如，西汉肇建之初因长期战乱国内虚弊，军威不振，周边原秦朝属国、属部南越、朝鲜等就采取了割据一方、拒斥臣属的政策：“高祖有天下，三边外畔；大国之王虽称蕃辅，臣节未尽。会高祖厌苦军事，亦有萧、张之谋，故偃武一休息，羁縻不备。历至孝文即位，……南越、朝鲜自全秦时内属为臣子，后且拥兵阻阸，选蠕观望。”[②]后至汉惠帝、高后当政时期，天下初定，卫满朝鲜才表示愿应辽东太守之约为外臣，“保塞外蛮夷，毋使盗边；蛮夷君长欲入见天子，勿得禁止。”但事实上卫满朝鲜不过藉汉朝之威为割据一方、自强自立计耳，并非甘心为汉之外臣，“满得以兵威财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临屯皆来服属，方数千里。传子至孙右渠，所诱汉亡人滋多，又未尝入见；真番、辰国欲上书见天子，又雍阏弗通。元封二年，汉使涉何谯谕右渠，终不肯奉诏。”朝鲜地区真正纳入西汉的封贡体系尚在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汉武帝消灭卫满政权，以朝鲜地设立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之后。西南夷就更是如此。总之，“三方之开，皆自好事之臣。故西南夷发于唐蒙、司马相如，两粤起严助、朱买臣，朝鲜由涉何。遭世富盛，动能成功。”[③]

较之汉唐武力之盛，明朝封贡体系的肇建与维系就更为复杂艰难。明朝自肇建伊始就确定了对周边四夷尽可能和平相处、不事武力的交往原则，对其封贡体系成员除蒙古外皆欲奉行和平主义之交往策略。但明朝的和平封贡政策奉行数十年，于明初封贡体系的构建却收效甚微。除却北方蒙元残余军事力量的袭扰不论，明朝与东北高丽（朝鲜），西北别失八里、撒马尔罕等西域诸国，南方安南、暹罗等国的封贡关系都出现严重挫折，因而，明初政府基于其地缘军事比较优势在具体的封贡交往中，往往援引存祀主义对封贡关系进行灵活的调整与因应，和平主义、存祀主义并力奉行。存祀主义，成为明初藉以摆脱单方面和平封贡政策的困境而又不违和平外交主旨的一种灵活手段和策略。但自宣徳以后，老将宿兵消亡过半，武备渐不如初。明朝的对外政策就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采取收缩态势，明朝封贡体系的战略重点也重新转向陆上毗邻属国和缘边属部。但即便如此，依然无法遏止中后期明朝封贡防卫关系的式微。推究明中后期地缘军事防卫关系之式微，一始于正统土木之变，一继于万历朝鲜之役。这是明军在陆上毗邻属国和缘边属部攻守易势再次收缩防线的两个关键时间节点。明朝军事实力因之而严重削弱，明朝封贡体系地缘格局态势因之大变，并进而促发了明朝边政局势、明朝封贡体系核心圈层的连锁恶化效应。特别是朝鲜之役的爆发，使明朝陷于东、西、南三线作战的极度困窘之中，陆上、海上形势相继为之大变。迫于当时军事、经济实力的严重衰退，明政府不得不大为收缩自己的封贡地缘防卫范围，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明一代之兴替亦与其封贡防卫体系的盛衰和战相始终。[④]

第二，中原王朝的封贡体系建立以后，基于中原王朝封贡体系与周边少数民族强大政权（如汉时之匈奴、南北朝时之柔然、隋唐时之突厥）建立的封贡体系两大军事对抗性系统的势力消长，处于地缘军事力量夹缝中的属国、属部的政治态度往往时有更张，其为自存计，时或中立，时或敌对，时或朝秦暮楚，时或贰属并贡。古人历来把这类属国、属部视为封贡体系的军事安全链条中的薄弱环节甚至赘疣。

两汉时期中原王朝与西域的封贡关系的断续就是这种情况。汉、匈之间的长期争衡，汉、匈、西域之间特殊的三角形地理分布格局决定了西域诸族政治外交必然长期处于多变与不稳定的状态。在汉武帝击破匈奴之前，乌孙、大宛、郁成等西域诸国由于与匈奴毗邻而距汉较远，多持观望中立甚至与汉敌对之态度。直到汉武帝三伐匈奴取得彻底胜利之后，西域诸国才真正开始交好并渐渐臣属于西汉。汉武帝遂为内属之西域三十六国置使者、校尉，以领护之。宣帝时改曰西域都护。元帝时又置戊、己二校尉，屯田于车师前王庭。哀、平之际，西域诸国自相分割为五十五国。王莽篡位以后，“贬易侯王，由是西域怨叛，与中国遂绝，并复役属匈奴。匈奴敛税重刻，诸国不堪命，建武中，皆遣使求内属，愿请都护。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许之。”[⑤]

第三，中原王朝封贡体系所确立的军事政治关系缺乏强力有效的约束机制，在自身政权利益至上原则的指导下，字小事大的理想往往被属国、属部一味追求、扩大自身利益的举措击碎。在利益冲突之时，封贡体系的架构设计缺乏对突发事件的处置、协调机制，这也就意味着中原王朝封贡关系建立以后，并不能保证封贡双方就能保持长久的和平，友好相处，更无法保证封贡体系内部各方的集体安全。

以明代中朝封贡关系为例。高丽王虽于洪武二年向明朝遣使称贺、洪武三年七月“行用洪武年号”[⑥]，但高丽对明并无诚心恭顺事大之诚，事实上，高丽王王颛一面遣使向朱元璋奏称高丽王“惟务释氏之道，……日以持斋守戒为事，望脱愆冤，以求再生之福”，一面利用北元疲于与大明军队交战对峙、辽东防务空虚之机，大量蚕食鲸吞元朝在辽东的辖属地区：如，洪武三年（1370）正月甲午，高丽以李成桂为将，率骑兵五千、步兵一万，潜渡鸭绿江，发动东宁府战役，获得故元东宁府附近辖属地区的大量土地和人口，“东至皇城，北至东宁府，南至鸭绿，为之一空。”同年十一月丁亥，“我太祖与池龙寿等至義州，造浮桥，渡鸭绿江。己丑，进袭辽城，急攻拔之。”[⑦]洪武二十一年（1388）四月，高丽国王王禑“欲寇辽东，率其都军相崔莹、李成桂缮兵于西京，成桂使（陈）景屯艾州，以粮饷不继退师”。[⑧]洪武二十五年（1392）李朝建立后，一方面与明朝加强交往，一方面却加速进攻故元领属的女真部族控制区，李基白即坦言，朝鲜太祖李成桂时期，在东宁府战役的基础上，“成功地将上至豆满江边境的领土都并入自己的王国”，但在当地女真部族的抵抗、反攻之下，朝鲜的势力一度退回到镜城，至朝鲜世宗李祹在位时才重新向外扩张，在武力征讨女真部族的过程中，朝鲜先后在图们江上游设立了钟城、稳城、会宁、庆原、庆兴、富宁六镇，在鸭绿江上游设立了闾延、慈城、茂昌、虞芮四个哨卡，将其国土边境推进到鸭绿江边和图们江江边。[⑨]高丽（朝鲜）王朝向北扩张领土之速由此可见一斑。洪武二十六年，辽东守将所遣间谍获悉并奏报，“朝鲜阴令守边千户招诱女直人五百余潜渡鸭绿江，将寇边。”[⑩]这次朝鲜成功招诱的是建州女真的首领董山，“董山潜结朝鲜谋叛。朝廷命巡抚辽东督御史程信察之。信令自在州知州佟成诈以他事廉其境上，得朝鲜授董山为中宪大夫中枢密使制书，还报。信具奏请乘其未发，遣二急使往问，可伐其谋。上复命一给事中往朝鲜，一锦衣译者往建州。国王与董山俱不肯承，出制书示之，皆驚服，贡马谢罪。”[11]朱元璋一面要求李旦将所诱女真人送至京师，一面“敕辽东都指挥使司，谨守边防，绝朝鲜国贡使。又命左军都督府遣人往辽东金、复、海、盖四州增置关隘，缮修城隍，发骑兵巡逻，至鸭绿江而还”[12]。此事方告结束。正是逐渐获悉了高丽（朝鲜）王的这些军政信息，加之朝鲜半岛地区自王颛、王嵎、王昌、王瑶至李成桂五帝复杂的王位异常变动，朱元璋开始坚定地认为高丽乃奸诈之国，长期故意绝交不与相通，并于洪武二十八年、洪武三十年两次戒谕在广宁的武定侯郭英、中军都督佥事朱信、前军都督佥事宣信等人善抚士卒、加派斥堠，严防高丽之进犯。[13]

直至建文帝削藩燕王时期，需要向朝鲜购买战马才特颁诰印给朝鲜太宗，明朝与朝鲜的封贡关系才真正得以确立。英宗即位以后，又通过免除杂贡、册封释放朝鲜贡女等手段进一步加强了明、鲜两国封贡关系的亲和性。

但至土木之变前后，朝鲜的动态又颇值得玩味。正统十四年八月，朝鲜从辽东都司处获悉：七月二十日，也先所部兵马突袭明军据守的广宁，“虏军卒一千，马八千匹。又自广宁至辽东，站路人马夺掠殆尽。”朝鲜世宗急遣通事金自安、康文宝“于辽东侦查事变，又别遣大将于两界使得布置，戒边将严警备，又使野人之亲信者远探声息。有武才者，在外则召之；居丧者，起复；罢职者，举用；停今年行城之役，以休士卒”。[14]同年十二月，世宗又传旨承政院：“今后入辽东探候声息急速出来者,若国家重事,则无职者授职,有职者陞资;若非重事,马匹、衣服量宜给之。”[15]朝鲜方面可谓战备空前。然而正统十四年九月，明朝敕令朝鲜出兵夹攻瓦剌，朝鲜则以防备倭寇、女真诸部入侵为辞，拒绝派兵参战。[16]次年正月,明朝因战马急缺要求朝鲜调送马二三万匹至京，现货交易，“就令受值而归，决不虚负”，朝鲜则仅贡500匹以塞责。[17]朝鲜这种坐壁上观、避战自保、虚与委蛇的做法令明朝深怀疑虑，特于景泰元年遣倪谦出使朝鲜探察朝鲜的政治态度。[18]

至于万历二十年，朝鲜之役爆发，朝鲜危在旦夕。明军赴援入朝作战，却在朝鲜战场听闻，朝鲜在遭受日本侵略之前，曾受邀与关白丰臣秀吉多次接洽，欲借日本之力窥伺明朝的辽东地区。徐光启对此事之始末缘起记之甚详[19]。

朝鲜是否参与此事？或者说，日本侵朝罕有之顺利到底是得益于战前对朝鲜君臣实施的这场异常成功的军事外交欺骗，还是得益于朝鲜自身的政治腐败、军事无能？尽管当时朝鲜君臣在明朝一再探察时极力辩解，一些明臣如大学士许国、援朝统帅宋应昌、兵部职方司主事曾伟芳也坚信朝鲜并未参与日本之事，但即便朝鲜确无协助日本侵明之心，毕竟早已知情，为了自己的利益，一再耽延犹豫，对明朝政府知情不报，直至明朝主动再三查核，特别是万历十九年十一月在收到明朝辽东守将措辞严厉的咨文以后，才以一种不相关涉的第三者姿态奏报明廷：“本年五月，内有倭人僧俗相杂，称关白平秀吉并吞六十余州，琉球、南蛮皆服，明年三月间要来侵犯。”但于朝日之间的往来交涉仍然讳莫如深、片字未提。[20]此事至少显示出朝鲜外交政策的极端自私与短视。此后，朝鲜之役果然爆发，明朝虽然出兵应援朝鲜，朝鲜战争结束十余年以后此事仍然一再被提起，并几次将朝鲜纳入明朝海外军事情报的工作重点之中[21]，显示出明朝很多军政大臣包括万历帝本人对朝鲜君臣的再三辩解是不甚相信的，抚慰朝鲜君臣更多的是出于稳定东北亚封贡防卫格局的战略考虑。万历朝鲜之役结束后，明朝与朝鲜的政治关系虽有所加强，但明朝对朝鲜的援助无论是政治扶植还是出**等军事物资还是有所保留的，盖于朝鲜之役之前朝、日之接近心有余悸也。

终明一代，由于朝鲜近乎偏执的本国利益至上政策与策略，导致中、朝封贡关系之发展变动可谓一波三折，当时的东北亚政治格局也因而变得颇为微妙。

古代中越封贡关系的发展也与此类似，北宋、明、清三朝皆发生安南政府趁中国边乱或内乱无暇外顾之际向中国南疆地区发动大规模领土扩张战争，虽然两国在战争之后又恢复了封贡关系，但中原王朝在此类战事结束之后对边疆安全又岂能对越南方面有所寄望呢？

学界从前以“字小”、“事大”来概括天朝上国与属国外藩的关系过于简单化了，实际上那只代表了中原王朝统治者的一种理想境界。昔齐宣王与孟子问对：“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对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22]《春秋左氏传·昭公》曰：“字”者，爱也，“事大在共其时命，字小在恤其所无。以敝邑居大国之间，共其职贡，与其备御不虞之患。”“小国之事大国也，苟免于讨。”由此观之，在早期历史中，小国、属国之所以事大者，即因其国家安危有所求于大国也，那时的字小事大实际就是中原各大国与属国之间建立一种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凡邦国，小大相维。大国比小国，小国事大国，各有属，相维联也。”[23]而维系这种国家间或曰政权间利益关系，则全凭双方的信义与道德：“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国，不信；……伐小国，不仁。”[24]揆诸先秦时期的历史，属国对上国“奉正朔，求册封，定名分”尚且难以真正实现并长期维系，惶论这种单纯依靠信义和道德来维系的字小事大乎？斯事难矣！先秦时期地域不广、种族不多、国家不大，字小事大尚且如此，遑论秦汉以迄明清历朝实行之难哉！

第四，受制于某些特定的地缘军事制衡状态，中原王朝与其属国、属部有时自顾不暇，无力从对方处获得或为对方提供真正有效的奥援。这种情形下，中原王朝与其属国、属部的封贡防卫同盟关系形同虚设，甚至仅能体现为一种外交姿态。

此种事例甚多。如，东汉中平二年（185年），汉阳人边章、韩遂作乱与羌族人联兵东侵三辅。汉灵帝遣车骑将军皇甫嵩讨之，皇甫嵩奏请征募乌桓3000人为助。大将军掾韩卓即反对称：“乌桓兵寡，而与鲜卑世为仇敌，若乌桓被发，则鲜卑必袭其家。乌桓闻之，当复弃军还救。非唯无益于实，乃更沮三军之情。”皇甫嵩之议遂息。[25]再如，明万历二十年九月，“日本攻陷朝鲜，时暹罗使臣握叭喇等朝贡到京，愿督兵马荡剿倭巢，兵部尚书石星为之转闻于上”，两广总督接到兵部的移文后，力陈其不便曰：“查得暹罗居极西，与滇南相对；日本居极东，与吴越相对，约相去一万一千余里，而界其中者，有安南、占城、满剌加、琉球等国在焉。暹罗之于日本，惟是风马牛不相及也。暹罗虽世守职贡，于嘉、隆之间久已衍期，至万历元年而始贡，十九年而再贡，彼其于中国，又非素效忠诚如朝鲜比也。乃欲悉其夷兵，越人之国，以兵法之所甚忌，而为我中国效力，不亦难乎。臣窃度夷使之告，出夷使口耳，其国王之心不可知。即夷使之告又或出各通事有志功名者意耳，其夷使之心不可知。万一我不能必之夷使，夷使不能必之国王，将令而不从，赏而不为意，不以道远为辞，则以风恶为解，毋乃徒示中国弱，生四夷心乎。……臣非不知事在燃眉，……藉夷兵必无益，而用夷兵且有害，近之则害先于粤东，而究之则忧贻于国家。”[26]此议遂寝。

上述两例结果皆为中原王朝放弃调发，但情形颇不同，东汉放弃征募乌桓主要是乌桓身处困局难以调动，强行调发它势必改变乌桓原来的区域性地缘军事制衡关系，乌桓因此必不能倾心、倾力入援；明朝放弃暹罗之助战，一是限于地理隔绝，越国助攻为兵法所忌，二是明朝认为暹罗使臣之言事实上更属于一种外交姿态。

此外，谈及中原王朝与其属国、属部的相互援应困境问题，还有一种情形值得高度关注，即在中原王朝与周边国家、民族政权的战略互动过程中，也存在中原王朝或其属国、属部迫于地缘军事格局的压力主动放弃从前的军事盟友的情况。而败盟的情况一旦出现，就很容易使双方的封贡防卫同盟关系陷入相互败盟、相互疑忌的恶性循环，会给中原王朝封贡防卫格局带来极为消极的影响。魏志江先生曾经讲到的宋与高丽的关系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27]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讲，这正是封贡各方奉行自身政权现实利益至上原则的直接体现。

正是鉴于上述四种地缘政治复杂情形的屡屡发生，使中原王朝绝然不会对封贡体系内的属国、属部寄予太多的军事安全的期望，更谈不上中原王朝借助封贡体系建立起强有力的互相信任的安全机制，相反愈到后来中原王朝对边疆安全和防务的警惕性也逐步提高，并开始关注所谓“外藩朝贡”的负面影响，对于那些来朝的一般交往者，中原王朝更是谨慎有加。纵观明后期葡萄牙之灭吕宋、据澳门，荷兰之占澎湖、台湾，无不以请求与之互市、贸易为先导，继之以寻机对贸易所在国展开鲸吞蚕食。因而，明人对待西洋诸夷无不采取经济上与之绝市、军事上严加防范的两手政策。[28]清朝更是加大了对外夷防范的力度。清康熙五十三年，俄罗斯遣使入贡，康熙即谕大学士曰：“鄂罗斯人材颇健，从古未通中国，距京师甚远。……闻其国有二万余里。……至外藩朝贡，虽属盛事，恐传至后世，未必不因此反生事端。总之，中国安宁，则外釁自然不作，故当以培养元气为根本要务耳。”[29]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使团马噶尔尼来华，最初乾隆对其使团颇为重视颇有好感，甚至亲自编写昆剧剧本并邀请该使团至宫中看戏[30]，然而其后马噶尔尼提出“欲于直隶天津、浙江宁波等处海口贸易，并恳赏给附近珠山小海岛一处及附近广东省城地方一处，居住夷商，收存货物”[31]，以及请求在北京常驻使节问题，则引起清朝的高度警惕，遭到清廷的断然拒绝。细观《乾隆赐英吉利国王敕书》，乾隆的做法实在是出于清朝长治久安的考虑而被迫为之。

二、从地缘军事角度来看中原王朝封贡体系的军事防御性

简而言之，从地缘军事角度来看，中原王朝在其封贡体系内难以构建长期有效的军事同盟，加之经济、地理诸因素的限制，只能守内虚外，力避黩武扩张。关于这一点，从历代中原王朝重守御，而没有强迫从征、邀结外援和武力征服周边政权或部族的传统中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下面作一些具体阐析。

1．中原王朝在其封贡体系内难以构建长期有效的军事同盟，中原王朝也没有强迫周边政权、部族从征或邀结周边政权、部族以为外援的传统。

从很早时候，中国统治者就懂得在战争中邀结可信赖的周边部族的力量从征来打击共同的敌对势力，虽情形、结局各异，无出以下几种：

其一，中原王朝自身实力强大，可以充分保证自身的军事安全和主要作战目标的实现，被邀结者与邀结方有着共同的作战目标，有着良好的信任交往关系，且力量与邀结方有较大差距，但参加到联合阵营之后可以发挥一定的辅助、协同作战的作用，这种情形下双方很容易结成军事联盟。但外夷应召入援也是有其诉求的，王夫之对此阐释极为透彻：“夫我有危亡之忧，而借人之力以相援，邢、卫且不能得之于齐桓，而况夷乎？两军相当，锋矢相及，一死一生，以力相敌，以智相距，以气相凌，将不能自保，兵不能求全，天下之至凶至危者也。岂有人焉，唯他人之是恤，而君忘其败，将忘其死，以致命于原野哉？孙膑之为赵败魏，自欲报魏也；项羽之为赵破秦，自欲灭秦也。不然，则君欲之而将不欲，将即欲之，三军之士必嗤其强以肝脑殉人而固不听也。”[32]夷狄之赴援，或因两造协议唯利是趋，或因以对抗共同之敌。如，西汉为反击匈奴亦曾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以联结大月之、乌孙等地方民族政权，但后两者虽曾屡受匈奴胁迫压制却因已远徙中亚安于现状而拒绝出兵。张骞两次出使虽然加强了汉朝与中亚、西域的联系，但汉武帝与大月之、乌孙结盟以“断匈奴右臂”的主要目的没有达到，可谓无功而返；相比之下，唐朝在抵御吐蕃的军事外交中则取得了很大成功，唐德宗“北和回纥，南通云南（即南诏），西接大食、天竺”[33]，“不用中国之兵而吐蕃自困”[34]，而回纥、大食、天竺、南诏特别是前三者能够与唐朝联手对付吐蕃则与当时的吐蕃赞普赤松德赞对其进行大规模侵略扩张、蚕食其地有关。这些史事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双方统治者是否具有联盟的动力、意愿同样是影响军事结盟的重要因素。

其二，中原王朝自身实力衰弱，内忧外患，为了削平内乱或消灭主要政敌而邀结周边民族军队以为奥援，受邀结者实力强大，在军事联盟中的力量对比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是联盟遂行作战任务、实现作战意图的主要依靠力量，其结果往往导致邀结者难以达到预期军事目的，甚至还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有鉴于此，历代中国后世君主在应对内忧外患的时候往往对周边强大的部族、政权保持高度警惕，罕征周边临近部族军从征，即征亦不以为重，不过略借其声势，极力避免其偕功自重的局面出现。如唐高祖平梁师都、刘武周，不得已从刘文静之策，借兵于突厥，“而所借者仅五百骑，未尝假以破敌也”[35]。再如，明永乐四年明军征安南，朱棣敕谕占城：“严兵境上，防遏要冲，其安南人先居占城者不问，自今有逃至者皆勿容隐，但得黎贼父子及其党恶即械送京师。”[36]明万历四十七年二月明朝檄调朝鲜军13000人赴辽东助剿建州女真[37]；明天启三年四月，明朝招募葡萄牙“夷目七名，通事一名，傔伴十六名”赴京教演西洋火器火炮的铸造、点放技术，为山海关守军训练火器作战的部队[38]；清康熙三年进剿南明军事力量时“以荷兰国王助兵克取厦门、金门”之类[39]。上述诸例，皆为此种防闲控御思想的反映。

当然，历史上由借援于周边强大外夷部伍引发国内社会乃至政局、政权的剧烈动荡也史不乏例。东汉中平二年（185年），车骑将军何苗的掾属应劭就提及汉朝征调鲜卑部伍讨伐匈奴、西羌时曾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鲜卑……天性贪暴，不拘信义，故数犯障塞，且无宁岁。唯至互市，乃来靡服。苟欲中国珍货，非为畏威怀德。计获事足，旋踵为害。是以朝家外而不内，盖为此也。往者匈奴反叛，度辽将军马续、乌桓校尉王元发鲜卑五千余骑，又武威太守赵冲亦率鲜卑征讨叛羌。斩获丑虏，既不足言，而鲜卑越溢，多为不法。裁以军令，则忿戾作乱；制御小缓，则陆掠残害。劫居人，钞商旅，啖人牛羊，略人兵马。得赏既多，不肯去，复欲以物买铁。边将不听，便取缣帛聚欲烧之。边将恐怖，畏其反叛，辞谢抚顺，无敢拒违。” [40]此外，唐肃宗“用朔方之众以讨贼收京，乃唯恐不胜，使仆固怀恩请援回纥，因胁西域城郭诸国，征兵入助，而原野为之蹂践。……嗣是而连吐蕃以入寇，天子为之出奔，害幾不救。”[41]唐肃宗收京之役，实际上独恃郭汾阳之力，回纥并无血战之功，回纥对中原社会之扰害尚且如此。而后晋石敬瑭借兵于契丹以立国终至亡国，宋之借金亡辽、借元亡金终至加速亡己为元朝所并的教训就更令后世中原王朝的统治者惕厉不已。

显然，对外夷奥援依赖程度不同，中原王朝统治区所受之害亦深浅存灭有别。基于此类历史经验的累积，唐宋以后中原王朝的统治者在援引诸夷问题上愈加谨慎，有时，中原王朝统治者邀结边疆部族从征以解决边疆威胁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看重于被邀结者所处的军事地理上的重要地位，而非简单地看其军事力量的强弱。明朝借朝鲜牵制日本和建州女真、明成祖令占城助征安南、清朝借归附蒙古牵制漠西准噶尔部都体现出这种军事思想。相较于征调外夷军事力量，中原王朝更愿意致力于周边地缘军事格局的转换。在这方面，西域可称得上一个绝好的例证，王夫之对西域在汉、唐两朝西部边防史的地位变化有一段深入的阐发，今录于此：

西域之在汉，为赘疣也，于唐，则指之护臂也，时势异而一概之论不可执，有如此夫！匈奴之大势在云中以北，使其南挠瓜、沙，则有河、湟之隔，非其所便。而西域各有君长，聚徒无几，仅保城郭，贪赂畏威，两袒胡、汉，皆不足以为重轻，故曰赘疣也。至唐，为安西，为北庭，则已入中国之版；置重兵，修守御，营田牧，屹为重镇。安、史之乱，从朔方以收两京，于唐重矣。代、德之际，河、陇陷没，李元忠、郭昕闭境拒守，而吐蕃之势不张，其东侵也，有所掣而不敢深入，是吐蕃必争之地也，于唐为重矣。惟二镇屹立，扼吐蕃之背以护萧关，故吐蕃不得于北，转而南向，松、维、黎、雅时受其冲突。乃河、洮平衍，驰骤易而防御难。蜀西丛山沓嶂，骑队不舒，扼其从入之路，以囚之于山，甚易也，故严武、韦皋捍之而有余。[42]

正是基于以上种种认识和考虑，中原王朝的统治者一般倾向于依靠王朝自身的力量解决军事危机，愈来愈注重派遣本土军队到边疆戍守、征战。如，西汉在结盟西域成效鲜微的情况下，更是通过大量的军事远征来建构钳制匈奴的地缘战略格局，正如《汉书》云：“及汉兴，冒顿始强，破东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广兵强，为中国害。……匈奴所杀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胜数。孝武皇帝愍中国罢劳无安宁之时，乃遣大将军、骠骑、伏波、楼船之属，南灭百粤，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万之众，置五属国，起朔方，以夺其肥饶之地；东伐朝鲜，起玄菟、乐浪，以断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国，结乌孙，起敦煌、酒泉、张掖，以隔婼羌，裂匈奴之右肩。单于孤恃，远遁于幕北。”[43]

值得注意的是，在某些特殊历史条件下，中原王朝为了维护其封贡体系的稳定，靖边固宇，同时降低自身的封贡防卫负担，有时会对其粮食、盐茶、军器、铁器等重要物资的军事管制或禁售的传统政策进行一些临时性或阶段性的微调，包括向其某些属国出售一定数量的军事物资，以促进地缘军事格局的相对平稳。如明朝自万历三十三年起允准朝鲜每年一次从明朝购买3000斤硝黄、火药，以御倭自强，且下诏这种军售物资“仍照旧给与车辆沿途递送，候该国兵强警息之日另议停止”。[44]从万历三十七年起，朝鲜又奏请年例焰硝，明廷也予以允准。[45]万历四十七年，明朝政府为了应对辽东建州女真的军事威胁，又允准朝鲜在此前年例军售牛角5000枝、弓面200副、焰硝3000斤的定额基础上“加倍收买”，以矜恤朝鲜“仗义从征”之忠勤。[46]甚至有时，这种军售对象甚至会将那种虽未行册封之礼但已具有臣属事实的准属国也囊括进来。如清朝在征缅之役（乾隆三十年至三十四年）结束之后，为促进清缅边境的军事安定，逐步承认与缅甸长期征战不休的暹罗吞武里王朝统治者披耶达信的合法性，并允准披耶达信从乾隆四十年起连续三年从云贵地区购买硫磺、铁锅，且谕准“此后该处若再需用，仍当准其买回”。[47]当然，为了防闲控御和稳定区域军事格局起见，清朝对吞武里王朝的硫磺销售被控制在每年100担左右。而且，这种事例在中原王朝近二千年的封贡防卫历史上并不多见。

2．受经济、地理诸因素的限制，中原王朝封贡体系只能守内虚外，力避黩武扩张。

长期以来，中原王朝的扩张性明显弱于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或部族，二千余年的对外作战多以防御为主，少数境外大规模作战在性质上也基本属于进攻性防御，无论是否达到作战目的，最终都很快撤回本土，究其原因有二：

第一，中原王朝的军事行动与政策受制于其战时后勤供给的能力。

兵法曰：“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孝武之世，图制匈奴，患其兼纵西国，结党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单于失援，由是远遁，而幕南无王庭。”西汉王朝显赫的军事成功和外交成就与西汉文、景以来雄厚的经济物质力量与强力有效的后勤保障有着直接关系：“遭值文、景玄默，养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及赂遗赠送，万里相奉，师旅之费，不可胜计。”[48]然而，与上述系列战争相关的庞大的战时后勤保障压力也严重影响到西汉的社会经济与国计民生：“武帝……即位数年，严助、朱买臣等招徕东瓯，事两粤，江淮之间萧然烦费矣。唐蒙、司马相如始开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彭吴穿秽貊、朝鲜，置沧海郡，则燕齐之间靡然发动。及王恢谋马邑，匈奴绝和亲，侵优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共其劳。干戈日滋，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相奉，百姓抏敝以巧法，财赂衰耗而不澹。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夷，廉耻相冒，武力进用，法严令具，兴利之臣自此而始。”[49]“至于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管盐铁，铸白金，造皮币，算至车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财力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绣杖斧，断斩于郡国，然后胜之。是以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50] 班固的这两段论说，对西汉征战匈奴前后西汉国力由强到弱的转变过程归纳得可谓简明扼要。

司马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隋朝统一中国以后，隋炀帝以“诛不朝贡者”为由，发动对高丽的战争：“两至辽东，……兵甲常役百万，士民穷乎山谷。征辽者百不存十，殁葬者十未有一。帑藏全虚，谷粟踊贵。”[51]征伐高丽进而引起国内政局和社会经济的一系列剧烈震荡，加速了隋朝的破灭。

不仅汉朝、隋朝如此，及至社会经济已经高度发展的明清时期，中原王朝反击外族入侵的战费消耗对国库收入的极度拖累仍然十分惊人。万历二十八年，工科给事中王德完极陈国计匮乏，其言曰：“近岁宁夏用兵，费百八十余万；朝鲜之役，七百八十余万；播州之役，二百余万。”[52]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举兵伐明，明朝遂又开始打响辽东战役，其战费更高，前三年（1618-1620年），辽东军饷为2018.8万两（当时明朝一年的财政收入为400万两左右）；其后，据杨嗣昌奏疏，从泰昌元年（1620年）十月到天启元年（1621年）十二月，仅十四个月辽东军饷耗银925万两，此后辽东战事日亟，明廷辽东战费日增，遂有崇祯年间辽饷、剿饷、练饷之加派，三饷合计，共增田赋银1695万两，明朝将此作为年度征收额向全国派征。[53]再如清代，“其用饷之数，则大、小金川共首尾五年，用饷至七千万；川、楚逾万万；准、回两部三千三百余万；缅甸九百余万；台湾八百余万[54]；即恢复安南亦费百万以外。”[55]此外，清代，二次廓尔喀之役军费支出1100余万两。[56]其后，第一次鸦片战争，“首尾三载，糜帑七千万”[57]，加之战后给英军赔偿2100万两，此战共计耗银9100多万两。中国古代多数政权或王朝长期奉行守中治边、守在四夷与厚往薄来、修内攘外的政策、思想也与此种战耗密切相关，汉、隋、唐、元在扩张战争上的失败也在反面加剧了这种政权（王朝）国策上的忧虑。

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古代各民族统治者竞争中国统治权的历史就是弱肉强食的历史，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实力的对比决定着一个王朝的强弱兴衰以及政策走向，此勿庸论。而中原王朝在二千余年的发展进程中，无论强大与否，来自王朝内部的政治、社会、经济压力都很大，这虽然推动了某些王朝大力发展陆上或海上的国际贸易，却实实在在地限制了中原王朝向外扩张的脚步。

第二，中原王朝的军事行动与政策受制于周边的气候、地理、人情、风俗诸因素。

笔者并非地理决定论的信徒，但由于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的限制，中原王朝的发展始终都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地理区域进行，这也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历史事实。中国所处的地理区域结构不仅影响了中国自身的国家发展历程，也对中国封贡体系、体制的形成和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略之外，故东拒沧海，西阻流沙，北横大漠，南阻五岭，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58]长期以来，在这个地理区域内外形成了游牧和农耕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军事实体和族群社会，二者在生存发展过程中相互依赖又相互竞争，造成了中国数千年的边疆和战历史，虽然中原王朝没有数百年长期强大的对手，但历史上的匈奴、羌、柔然、突厥、辽、金、西夏、蒙古帝国、沙俄皆称雄一时、割据一方，数年乃至数十年对中原王朝构成巨大威胁；吐蕃、南诏、大理、越南、朝鲜、缅甸以及西域、中亚诸国等虽小，但因有山、海、大漠递相阻绝为限，中原王朝的势力即使暂时成功地进入上述地区，亦因气候、地理、人情、风俗之原因难以实现长期有效的控御和管辖：“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也。是故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靡不绝，使曲在彼”[59]，反之，勉强征伐之最终不过“以蛮夷劳中国”， 多以失败告终，甚至引起国内社会的动荡，“劳师以招寇”。商、秦、隋都是对外夷穷兵黩武招致国内兵乱迭起终至亡国的典型。

有鉴于此，深受儒家礼教影响的中原王朝的统治者大多更愿意以王道待四夷，大多通过封贡、和亲、互市、厚赏、盟誓等手段对四夷略加羁縻而已，以冀彼此相安。这种政治思想在西汉贤良文学的议论中已有所体现，但在帝王中，彻底贯彻这种华夷和平共处的治边思想和政策的，明太祖、明宣宗可谓两个典型。

先说明太祖朱元璋。早在洪武四年，朱元璋就谕令省、府、台臣，明朝要与海外蛮夷之国和平共处：“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惟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耳。”[60]在洪武二十八年最终纂定的《皇明祖训》首章中，朱元璋进一步将明朝和平外交的对象由“海外蛮夷之国”扩展为囊括海、陆的“四方诸夷”，明军防卫作战的重点对象与重点区域也进一步明确为蒙元残余军事力量与西北地区。[61]朱元璋期望尽可能与周边诸国和平共处，无意扩张疆宇，既是迫于蒙元残余势力的巨大威胁有所为有所不为，也与其清醒的为政意识密切相关，早在洪武五年十一月，靖海侯吴祯“尽收辽东未附之地”回京时，朱元璋就讲道：“海外之地悉归版图，固有可喜，亦有可惧。……自古人君之得天下，不在地之大小，而在德之修否。元之天下，地非不广，及末主荒淫，国祚随灭。由此观之，可不惧乎！”[62]洪武十八年五月，朱元璋在观览明朝舆地图时再次与侍臣谈道：“地广则教化难周，人众则抚摩难遍。此正当戒慎。天命人心，惟德是视。纣以天下而亡，汤以七十里而兴，所系在德，岂在地之大小哉！”同年十一月，朱元璋又谕侍臣曰：“保国之道，藏富于民。民富则亲，民贫则离。民之贫富，国家休戚系焉。”[63]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安民、富民始终是其治国理政的重要目标，其封贡政策一以睦邻保国安民为旨归。

再说明宣宗。明宣宗为政期间最大的对外举措有二：一是宣德二年同意安南独立，明朝单方面停战罢兵，明军政人员全部撤出安南[64]；二是宣德八年（1433年）断然停止了郑和的下西洋活动。明宣宗的边政思想与外交理念显然也受到儒家重内轻外、修内攘外思想的影响，宣德三年，他还在《驭夷篇》里这样讲道：

四夷非可以中国概论，天地为之区别，夷狄固自为类矣。夷狄非有《诗》、《书》之教，礼义之习，好则人，怒则兽，其气习素然，故圣人亦不以中国治之。若中国乂安，声教畅达，彼知慕义而来王，斯为善矣。然非我族类，故其心叛服不常，防闲之道不可不谨。故国家置边圉，简将帅，励兵甲，严守备，使不能为中国患而已。盖圣人以天下为家，中国犹堂宇，四夷则藩垣之外也。堂宇人所居，有礼乐，有上下；藩垣之外，草木昆虫从而生长之，亦天道也。夷狄为患，必乘中国之弊。使朝廷之上君臣同德、法度昭明，中国安，兵食足，边圉固，彼虽桀骜，何患之能为？是故能安中国者，未有不能驭夷者也。驭夷之道，守备为上。《春秋》之法：“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盖来则怀之以恩，畔而去者不穷追之，诚虑耗弊中国者大也。《诗》曰：“薄伐玁狁，至於太原。”可为帝王驭夷之法。[65]

这无疑是对其撤兵安南作出的理论说明，《驭夷篇》堪称是中国古代中原王朝最为典型的守中以治边、修内治以攘外夷的治边思想和政策。受这种思想的影响，中原历代王朝的执政大臣在反对对属国、属部用兵时都强调征讨边夷无益，“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中原王朝在与属国、属部的交涉、争端中应该力争和平解决、不事刀兵。这种思想的长期延续不仅是历代史家在典籍纂写过程中层累地淘汰、筛选、构造历史事实、历史记忆和历史规律的结果，也是历代统治者根据边疆地区华夷共处的现实做出的理性选择。

刘力、徐启鸿认为：“农业是中原王朝赖以生存的基础，以农立国是王朝的基本国策。以农为主的经济结构决定了古代中国对外扩张的基本态度：对适合农业耕种的地区实行扩张战略；对非农业区，主要是西域、北方的牧区、南方的丛林地区、海岛等地区则实行非扩张战略。”加之，扩张战争的军事后勤运输成本高昂、移民边区难以长期有效屯驻。[66]刘、徐二位先生之立论在于说明扩张战争受到经济因素的严厉遏制，实际上其立论之根基却在于边疆与内地在地理条件上的迥异，仍应视为地理环境论的变种与衍申。

当然，历代王朝的统治者都清楚，中国当时领土辽阔、内外藩属扞蔽其间的地域格局“莫非累朝文德所绥服，武功所勘定”，因而，尽管中国愿意与周边属国和平相处，但为了守土靖边中国很多王朝被迫采取王朝战争的形式解决边界争端，如贞观十九年三月，唐太宗在出征辽东前曾向侍臣言及征伐高丽的原因：“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讎、高丽雪君父之耻耳。且方隅大定，惟此未平，故及朕之未老，用士大夫余力以取之。”[67]讨伐高丽莫离支盖苏文弑主政变之罪，为高丽雪耻，大约只是唐太宗的一种说辞，但“辽东诸城，本皆中国郡县”，“高丽之地，汉、魏皆为郡县，晋氏之乱，始与中国绝”[68]，却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唐朝前期一系列的军事胜利，显然鼓舞了唐朝君臣的斗志，在充分吸取隋朝四伐高丽的失败教训之后，再次征伐高丽也就成为当时时势的一种必然。由于唐太宗为政有声、出师有名、调度有方、善遇将士，赢得了包括士兵在内的国内下层民众的普遍理解和支持，“士卒莫不感悦。有不预征名，自愿以私装从军，动以千计，皆曰：‘不求县官勋赏，惟愿效死辽东。’”[69]不过这些战争大多选择该属国内部动荡或遭到邻邦入侵之机进行，且多属进攻性防御，秦、西汉、唐、元、明诸朝一度在属国战败以后郡县其地，如汉在东部边境、唐元两朝在东西边境、明清两朝在南部边境，都曾如此，但维系时间都很短暂，一方面在于属国臣民的反抗，一方面在于中原王朝主流决策者大多不愿在这些地区糜费太多的人力和物力以免耗损国家元气，此类史事与论说可谓比比皆是，史不绝书。

三、如何理解历史上中原王朝在个别时期的扩张战争？

中原王朝在近二千年漫长的历史时期，并非没有扩张战争，秦汉时期华、夷主要以长城内外为界，长城成为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政权相互隔离对峙的军事分界线，其中就有秦、汉作为中原王朝以武力击败周边具有潜在威胁的少数民族政权或强大部落，迫使其离开现在的居住游牧地向远方外迁的因素：“秦既兼天下，使蒙恬将兵略地，西逐诸戎，北却众狄，筑长城以界之，众羌不复南度。……及武帝征伐四夷，开地广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乃度河、湟，筑令居塞，初开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于是障塞亭燧出长城外数千里。”[70]长城一线就成为中原农耕民族能够固守的最远边界，显然是中原王朝在反击外族入侵之后的扩张行为的直接结果。再如，隋三伐高丽，更是史学界熟知的例子，在此不再赘述。如何看待这种个别性、短时期的对外战争扩张行为？因与本文主旨相关，笔者也略谈一些自己的想法。

事实上，受到中国以文制武的政治传统的影响，中国学界在研究古代中国战史时，往往单纯从国家关系、国家利益层面推究发动战争的原因，或者从中国集权专制的政治体系出发，将战争的发生归结为以皇帝为核心的少数决策人员的意志和行为。学界从未从战争的主体参与者——军队包括决策层、执行层的角度进行考察。战争的发生固然和前两个因素密切相关，也和军队这个战争主体存在高度依存关系。中国历史上发动大规模对外战争都是在完成国内统一之后，强大的军队、坚强的领导、众多的军事人才、连续性的重大胜利容易使皇帝产生继续战争、臣服四夷、开疆拓土的期望；而军队的高级将领在开国、平天下的过程中会形成强烈的军本位意识，与王朝特定的军功爵制度相结合，往往诱发强烈的事功意识，积极求战；中下层将士在多年的征战生涯中则容易形成对军队组织生活的高度依赖，军队近乎职业化，士兵以战为生，战争是他们体现个人技能、实现个人价值、安身立命改善生活、光宗耀祖的主要途径，他们会积极参战。事实上，很多将士的战争体验是包含荣誉感、愉悦感的，英国学者乔安娜·伯克所著《面对面的杀戮》一书就以参与两次世界大战和越南战争期间大量前线中下级官兵的书信、日记、回忆录及相关新闻报道等为依据进行考察，对此提出了有力的人类文化学的佐证。[71]在中国古代也存在很多将领贪功冒进甚至擅开边衅的事例，也因为尚首功的赏罚制度，屡屡发生杀降甚至杀良邀赏的事件。在太平天国战争中也有大量史料证明，将士在军队中乐不思蜀，甚至普遍存在以击杀敌人为乐的心理。上述例子尽管极端，军队的尚武、好战、乐战可见一斑。

此外，作为大规模对外战争的主要决策者、发动者，有些皇帝的权力运作也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如隋炀帝弑父自立；唐太宗为争夺皇位在玄武门之变中不惜弑兄屠弟逼父退位；元世祖为争夺蒙古汉位，手足相争，整个蒙古草原陷于战火生灵涂炭，其即位加速了原蒙古帝国的分裂；明成祖为了保住自己的藩王权势，不惜发动靖难之役，推翻其侄建文帝的统治，取而代之；他们的政变或政争行为一度破坏了中国之前的安定发展的局面，人心离怨，他们需要较之其他的有为皇帝更有开疆拓土、建立功业的强烈愿望和需要，尤其忽必烈，在极度崇尚开疆拓土的家族风气中，赢得对外战争开疆拓土是其体现自身才华、巩固皇位根基、收聚四大汗国向心力的重要手段。

上述这些因素组合在一起，在相当大程度上能够左右王朝的短期政策。这是研究古代战争史需要引起重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即便单从国土防御角度而言，我们对待中原王朝对外战争也要动态地加以审视，事实上基于中原王朝特定的地理格局，周边民族政权在发动对中原王朝的大规模侵略战争时也往往采用有意无意地相互配合、东西或南北援应、交相呼应的策略进行交相侵扰，使中原王朝在卫国战争中往往顾此失彼，只能陷于疲于应付、积贫积弱甚至割地纳款、俯首听命的境地。对此，笔者认为不妨借用一下梅然的“中心——侧翼理论”。这是梅然在2007年提出的一种新的地缘政治的解释模式。该解释模式的核心概念是“中心强国”和“侧翼强国”。对中心强国而言,如果它采取扩张性政策,这很可能在邻国中造成普遍的恐慌,并促使这些国家单独或联合起来对付威胁的来源,从而令中心强国不得不同时应对多个方向上的对手或潜在对手。即便一个中心强国打算执行防御而非扩张性的战略,它仍有可能因侧翼强国的扩张政策或扭转自身安全困境的考虑而遭到多方向的挑战。而有意实行防御的中心强国在外压之下可能奉行进攻性防御或扩张,反过来又会强化邻国的敌意。这是一种基于防卫困境的恶性循环。相比之下，侧翼地位比中心地位更有利于大国的崛起。当然，基于国家政权的崩溃、消亡、崛起乃至区域联系的加强，一个强国的“中心”或“侧翼”性质是可以变动的。[72]

不难看出，梅然上述理论不仅适用于解释国家间基于地缘关系的盛衰消长，也极适合用于对古代中原王朝封贡体系地缘政治关系与地缘军事关系的框架性分析。中原王朝无疑出于这种地缘关系的中心，是中心个体，而中原王朝封贡体系的各个成员（属国、属部和一般交往者），因其地理位置而定，无疑属于侧翼个体。不过笔者认为，中心与边缘强国的这种双向转化也并非易事，这种转化能否发生的根本决定因素在于作为中心个体的中原王朝是否能够长期保持对作为侧翼个体的周边属国、属部、一般交往者的军事比较优势和经济比较优势以及这种比较优势维系的时间长短。但中原王朝毕竟不能永久地维持这种比较优势，因此，出于长治久安的需要，一旦中原王朝在对周边民族政权的战争中取得绝对优势，中原王朝也会发动系列战争，次第解决其潜在的安全威胁。华夷战史带有外夷交相攻伐以蹂躏中原、中原政权交相反击、次第削弱周边强敌的连锁战争的特点。这是理解中原王朝统治阶层无意郡县异域但仍然屡屡发动大规模对外战争的又一重要原因。强时攻，弱时守，特别是注重在自身强大时积极寻机消灭潜在对手或敌人，东汉史家班固即言：“夫规事建议，不图万世之固，而媮恃一时之事者，未(必)[可]以经远也。”[73]这是中原王朝国土防御的重要思想，是理解中原王朝个别性、短时期扩张战争的又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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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作者简介：陈志刚，辽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辽宁 沈阳 110031）。

[②] 司马迁：《史记》卷二五《律书第三》，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42页。

[③] 班固：《汉书》卷九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68页。

[④] 相关详细论述参见拙文《“交邻有道，实为保土之方”——对明代封贡体系地缘军事关系的考察》，待发。

[⑤]《后汉书》卷八八《西羌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09页。

[⑥] 金渭显编：《高丽史中中韩关系史料汇编》，台北：食货出版社，1983年版，第803页。

[⑦] 金渭显编：《高丽史中中韩关系史料汇编》，第777—778、779、798页。

[⑧]《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三“洪武二十一年八月甲寅”，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2896页。另，本文所引各《明实录》、明帝《宝训》俱出此版本，不另注。

[⑨] 李基白：《韩国史新论》，厉帆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199—200页。

[⑩]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一《朝鲜》，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8页。

[11]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一《朝鲜》，第21页。

[12]《明太祖实录》卷二二九，“洪武二十六秋七月辛亥”，第3345页。

[13] 分别参见《明太祖实录》卷二三八“洪武二十八年夏四月辛未”，第3468—3469页；《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三“洪武三十年五月己巳”，第3651—3652页。

[14]《朝鲜王朝世宗实录》卷一二五“世宗三十一年八月戊申”，池内宏编：《明代满蒙史料李朝实录抄》第5册，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年版，第60—61页。

[15]《李朝实录》，世宗卷一二六，三十一年十二月癸酉，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编印，1967年版，第9册，第702页下。

[16]《朝鲜王朝世宗实录》卷一二五“世宗三十一年九月丙戌”、“丙申”，池内宏编：《明代满蒙史料李朝实录抄》第5册，第71—75页。

[17]《朝鲜王朝世宗实录》卷一二七，“世宗三十二年正月辛巳”、“己丑”、“癸巳”，池内宏编：《明代满蒙史料李朝实录抄》第5册，第81—84、87—88页。

[18] 叶泉宏：《明代前期中韩国交之研究（一三六八——一四八八）》，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20—125页。

[19] 徐光启：《海防迂说》，陈子龙等辑：《明经世文编》卷四九一《徐文定公集》，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439页。另可参见《李朝实录》，宣祖卷26，二十五年五月戊子，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编印，1967年，第27册，第332页上；《明神宗实录》卷330，万历二十七年正月丙午、丁未，第6109、6109—6110页；《明神宗实录》卷331，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壬子，第6114—6117页。

[20]《明神宗实录》卷二四二“万历十九年十一月丙寅”，第4508页。

[21] 参见《明神宗实录》卷四九八“万历四十年八月丁卯”，第9385—9389页；《明神宗实录》卷五一二“万历四十一年九月乙亥”，第9683页；张廷玉等：《明史》卷三二○《外国一·朝鲜》，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7册，第8301页。

[22]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一《梁惠王章句下》，《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97册，第101页上；胡宏：《皇王大纪》卷七五《慎靚王》，《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13册，第722页下。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另，本文所引《文渊阁四库全书》各书俱出此版本，不另注。

[23]《周礼注疏》卷三三，郑玄注，贾公彦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0册，第607页下—608页上。

[24]《春秋左传注疏》卷五八，杜预注，孔颖达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4册，第614页上。

[25] 范晔：《后汉书》卷40《应奉传附应邵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09—1610页。

[26] 慎懋赏：《四夷广记·海国广记·暹罗》，玄览堂丛书本。转引自余定邦、陈树森：《中泰关系史》，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69—71页。

[27] 详见陈志刚：《关于封贡体系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第66—67页。

[28] 笔者撰有《谨微制未乱，坐观风云疾——明朝对其封贡体系的监控与防范政策论析》一文，对明朝政府基于维护本朝陆基国土防御安全而加强对封贡体系内属国、属部、一般交往者的监控与防范的诸多措置做了比较全面的总结和归纳，待发，此处从略。

[29] 王之春：《清朝柔远记》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3页。

[30] 参见叶小青：《四海昇平——乾隆为马噶尔尼而编的朝贡戏》，《二十一世纪》（香港）2008年第1期。

[31]《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六“乾隆五十八年九月辛卯朔”，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96页上—197页下。

[32]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850-852页。

[33]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三三，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501—7506页。

[34]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三二，第7494—7495页。

[35]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三，第792—793页。

[36]《明太宗实录》卷五八“永乐四年八月壬子”，第852—853页。

[37] 参见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一，顾廷龙主编：《续修四库全书》第43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4、46—47页。

[38] 参见《明熹宗实录》卷三三“天启三年四月辛未”，第1701—1702页；《明熹宗实录》卷三三“天启三年四月乙酉”，第1729页；《明熹宗实录》卷三四“天启三年五月乙未”，第1749—1751页。

[39]《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九三《礼部·主客清吏司·朝贡上》，《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22册，第898页下。

[40] 范晔：《后汉书》卷40《应奉传附应邵传》，第1609—1610页。

[41]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三，第792—793页。

[42]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四，第853—854页。

[43] 班固：《汉书》卷七三《韦贤传》，第3126页。

[44]《明神宗实录》卷四一四“万历三十三年冬十月庚午”，第7778页。

[45]《明神宗实录》卷四六四“万历三十七年十一月戊戌”，第8765页。

[46]《明神宗实录》卷五八三“万历四十七年六月乙亥”，第11105—11107页。

[4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8册，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4、489、698—699页。

[48] 班固：《汉书》卷九六《西域下》，第3928—3929页。

[49] 班固：《汉书》卷二四《食货志第四下》，第1157页。

[50] 班固：《汉书》卷九六《西域传下》，第3928—3929页。

[51] 王義：《上煬帝陈成败书》（大业四年），梅鼎祚編：《隋文纪》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00册，第372页上；阙名：《炀帝海山记》，陸楫編：《古今说海》卷一二○《说纂四·逸事四》，《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86册，第27页下—28页上。

[52] 张廷玉等：《明史》卷二三五《王德完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0册，第6132页。

[53] 库桂生、姜鲁鸣：《中国国防经济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106页。

[54] 陈锋先生认为，清代台湾之役军费支出1000余万两。见陈锋：《清代军费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34页。二书统计数字相差200余万两，惜不知陈先生之原始统计依据。

[55] 魏源：《圣武记》卷一一《武事余记·兵制兵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70页。

[56] 陈锋：《清代军费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34页。

[57] 芍唐居士编：《防海纪略》卷下，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8辑第171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第 145页。

[58]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六，第6524页。

[59] 班固：《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第3834页。

[60]《明太祖宝训》卷六《驭夷狄》，“洪武四年九月辛未”，第485—486页。

[61] 朱元璋：《皇明祖训·祖训首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64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167页下—168页上。

[62]《明太祖实录》卷七六“洪武五年十一月辛未”，第1406页。

[63]《明太祖宝训》卷四《警戒》，“洪武十八年五月戊子”、“洪武十八年十一月甲子”，第276、276页。

[64]《明宣宗实录》卷三三“宣德二年十一月乙酉朔”，第835—836页。

[65]《明宣宗实录》卷三八《御制帝训·驭夷篇》，宣德三年二月，第951—952页。

[66] 刘力、徐启鸿：《古代中国未实行扩张战略的经济解释》，《军事经济研究》2005年第7期。

[67]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九七，第6217—6218页。

[68]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九七，第6206页。

[69]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九七，第6218页。

[70] 范晔：《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第2876页。

[71] 参见乔安娜·伯克：《面对面的杀戮》，孙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72] 梅然：《中心—侧翼理论：解释大国兴衰的新地缘政治模式》，《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1期。

[73] 班固：《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第38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