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求索》2014 年第7期，第153—157页。

作者简介：刘喜涛，史学博士，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 黑龙江哈尔滨，150018)

基金项目：教育部社科研究一般项目( 12YJA770023) .

摘要: 以明代中朝封贡关系为背景，考察明代君臣的天下观。明代东亚封贡体系以传统的正统观为前提，天下观念由“天下一统”的传统“单一世界”向“多个中心”转变; 在封贡功用上，由原来的侧重政治礼仪向经济、军事、政治多元并重方向转变。具体表现为: 朝鲜王朝在政治正统性上依托以明朝为主体的封贡体系; 进而利用与明朝的关系确立其在周边国家中的“小中华”地位; 同时借助明朝的军事保障其在封贡体系内的安全。通过对封贡体系运行的史实阐释，可知朝鲜极力维护与明朝封贡关系的原因，即明朝的传统汉文化圈的吸引力是朝鲜积极同明朝建立封贡关系的历史因素; 以“小中华”自居的心理优越感是朝鲜维护封贡关系的重要因素; 以追求朝鲜王朝自身利益及适应周边环境变化的需要是其现实因素。

关键词：封贡; 明朝; 朝鲜王朝; 天下观

明朝与朝鲜王朝建立的封贡体系，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儒家的礼治为义理基础，以周朝的封建、朝贡制度为经纬所建立起来的朝聘往来模式。《史记》记载: “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①由此可知，确立封贡关系的第一要务是奉行正朔，朝鲜三国时期的新罗真德王四年( 650) 便开始奉行唐高宗的年号，确立了奉行中国正朔的传统，一直持续到朝鲜王朝被日本吞并。根据唐朝以来所形成的传统，明朝建立后首先遣使至朝鲜宣告新朝的建立，颁赐印诰、大统历。朝鲜接受印诰并颁布新正朔，随后遣使称臣入贡方物。同样，朝鲜新王即位或世子嗣立必须请求明朝承认和册封。作为藩属的朝鲜若与别国发生冲突或遭受到外部攻击，都要请求明朝调解或援助。至于朝鲜内政，则可以自主不受明朝干涉; 明朝与朝鲜交往时，明太祖强调君臣关系以忠诚守信，勤守职贡为基本原则，至于仪制服用，则可从本俗。朝鲜奉明朝为中华正统，自称小邦或小国，又自诩为“小中华”，所上表章亦屡用“以小事大”、“事大以诚”、“事大以忠”等。从明朝建立的1368 年到被清代替的 1644 年的 277 年间，明朝与朝鲜王朝一直保持了这种封贡关系。明朝和朝鲜封贡关系缘何能够形成，这种封贡体制有何存在合理性? 明代君臣对中朝封贡体系的认识如何②，相较前代有何新的发展演变? 朝鲜王朝君臣是如何应对的? 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研究。

一 明朝君臣的天下观

明朝的天下观亦可称为明朝的东亚观，对待朝鲜最为典型，可以概括为坚守中国正统，由“天下一统”的传统“单一中心”向“多个中心”的天下观转变; 在封贡功用上，由原来的侧重政治礼仪向经济、军事、政治多元并重方向转变。

所谓中国的正统观，是以传统的封贡制度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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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司马迁: 《史记》卷 26《历书》，北京: 中华书局，1959 年，第 1256 页。

②关于明代外交观念的演变可参见万明的《明代外交观念的演进———明太祖诏令文书所见之天下国家观》，《古代文明》2010 年第 2 期。关于天下观与国家观的关系可参看张文的《论古代中国的国家观与天下观———边境与边界形成的历史坐标》，《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 年第3 期。他认为中国古代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观，各王朝所持有的是天下观，到清朝天下观才转为国家观。本文认为明朝时天下和国家的观念已经逐渐明晰化，传统帝国开始向近代国家转型。

夷观为支撑的，具体的实践手段是向周边国家颁布即位诏书确立正统地位，册封藩属国王确立封贡关系，颁赐金印、历书等确立正朔关系。洪武二年( 1369) 四月，明太祖遣使到高丽颁布即位诏书。诏书以“受天命，驱元虏，建新元，告天下”为主题，向高丽宣示明朝建立，要求高丽承认明朝的正统地位并建立封贡关系。诏书曰: “大明皇帝致书高丽国王，今年正月，臣民推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使四夷怀之，然不可不使天下周知。”①时任高丽国王恭愍王回书: “辛丑，停至正年号”②。接受明朝告知改朝换代的时局变化，停止使用元朝年号。随后，明太祖于同年八月，又遣符宝郎偰斯赍诏及金印、诰文前往高丽，册封王颛为国王。高丽国王正式接受了明朝的诏诰和金印，同时缴回元朝所颁赐的印绶册诰。史载: “高丽遣其三司使姜德赞上表谢赐冕服，贡方物并纳元所授金印。”③通过以上遣使册封和收回元朝印绶标志着明丽封贡关系初步建立。

明太祖朱元璋辞世后，将帝位传给其孙朱允炆，史称建文帝。对于朝鲜的政策，建文帝沿用明太祖对朝鲜的“仪从本俗，法守旧章，自为声教”的做法。于建文三年( 1401) ，正式册封李成桂为朝鲜国王，派遣章谨和端木礼作为使臣赴朝鲜进行册封事宜，同时颁布皇帝诏书和诰命，标志着明朝和朝鲜之间正式建立了维系长达二百多年的封贡关系。朝鲜在经过近 40 年的漫长请封后，终于获得明朝的册封，成为东亚国际体系中修职入贡维护封贡的重要一员。

到明成祖朱棣时期，明朝与朝鲜的封贡关系日渐平稳，凡朝鲜新王即位，朝鲜都会派使臣第一时间向明朝请求册封，同时请封前王谥号。明朝对朝鲜国王的册封，不仅包括国王、王世子、王妃等王号册封，也会对前任国王进行赐谥。对于被废掉的国王，则不进行赐谥，如朝鲜历史上的燕山君李隆、光海君李珲等都是被废掉的国王，他们都没有得到明朝的赐谥，他们虽承嗣王位，但只以燕山君、光海君相称。终明之世，朝鲜王朝一直维护并遵循着这一封贡体系的规则，既保持了自身统治的正统性，又在东亚国际体系中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国家利益。

“转变对待东亚世界及周边邻国的观念”指明朝相对于以往历代王朝而言，在对朝鲜及周边国家的封贡关系方面侧重点发生转变，在传统观念上主要有两个转变，其一是由“天下一统”的“以我为中心”向“多个中心”观念转变; 其二是在封贡的功用上，由原来的侧重政治礼仪向经济、军事、政治多元并重方向转变。

首先，在明代以前的历代王朝，基本承袭了始于周代由分封制发展而来的中央王朝和周边民族国家建立起来的封贡制度。《礼记·王制》记载:“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周代将夏商发展起来的宗藩关系进一步制度化。首先周王是天子，为天下共主，是所有诸侯的宗主，诸侯是藩属，接受中央王朝的封号。诸侯权利世袭，“百世不迁”。

明朝建国伊始，天下一统观念开始淡薄，继之而起的是多中心的天下观，即认为世界至少是东亚世界范围内，存在多个独立国家，存在多种文化个体。如承认朝鲜、安南等皆为独立国家，对其治内之事不加过问，只要遵守传统的封贡礼仪，其他皆可自为声教不加干涉。以明朝初年对高丽发布的昭诰为例，洪武二年( 1369) 八月，明太祖向朝鲜颁布诏诰，诏书曰: “朕本布衣，君位中国，抚诸夷于八极，各相安于彼此，他无肆侮于边陲，未尝妄兴于九伐。尔高丽天造东夷，地设险远，朕意，不司简生衅隙，使各安生。何数请隶，而辞意益坚，群臣皆言，当纳所请，是以一视同仁，不分化外。”④可见，明太祖之意并不想册封朝鲜，是朝鲜多次请求的无奈之举。诰书曰: “咨尔高丽国王王颛，世守朝鲜，绍前王之令绪，恪尊华夏为东土之名藩，当四方之既平，尝专使而往报，即陈表贡备，悉衷诚良，由素习于文风，斯克勤修于臣职，允宜嘉尚，是用褒崇。今遣使赍印，仍封为高丽国王，仪制服用，许从本俗。”⑤这时的明朝已经对周边国家有了较为清晰的划界，开始认同其他文化、制度等存在的合理性，这对于以往的治内和治外不分的单一天下观是一种极大的超越。

其次，国家观念开始取代夷夏观念。王夫之对夷夏之分有如下评论: “天下之大防: 中国、夷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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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朝］郑麟趾: 《高丽史》卷 41《世家》，恭愍王十八年四月己酉，首尔: 首尔大学奎章阁藏影印本。

②［朝］郑麟趾: 《高丽史》卷 41《世家》，恭愍王十八年五月辛丑。

③《明太祖实录》卷 55，洪武三年八月辛酉，台北: 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62 年。

④《明太祖实录》卷 44，洪武二年八月丙子。

⑤《明太祖实录》卷 44，洪武二年八月丙子。

君子、小人也。夷、夏分比其疆，君子、小人殊以其类，防之不可不严也。”①这是古代的“严夷夏之防”思想。在明朝之前，夷夏的界限是泾渭分明的，虽有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通过吸收汉文化实现由夷变夏的案例，但是夷夏之防一直是历代王朝严格区分华夏与四夷的一种传统思想。到了明代，这种华夏与四夷的区分依然存在，但是观念开始淡薄，以国家为单位的观念开始凸显。成化六年，翰林学士李东阳如是评论明朝与外夷的关系: “国家用夏变夷，扫乾荡坤，涤濯万物，逮于百年，化治功成。五服之内，藩臬郡县之所治，出赋税供使命者弗论。以暨于海外，风殊界别，以国称者万数。迩者先沾，远者后被，冠缨推髻，诗书甲胄，梯高航深，四面而至，充中庭，溢下馆，礼部繁于奏纳，鸿胪勤于奉引，相胥劳于通译。自有中国以来，无若是盛者。”②这种描述一方面体现了明朝士大夫已经开始关注世界，指出中原之外的海外还存在许多国家，这些国家超出了五服之内，具有自身独特的风俗文化。另一方面，明朝希望与这些国家建立正常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互相派遣使臣，沟通有无，而当时的交流盛况也体现了明朝的华夷观念转变史实。

再次，国家间互派使臣、不征邻国的新型外交观念凸显。朱元璋建立明朝后，积极重建对外关系，对外要求同周边国家建立使臣往来制度，互相遣使往来，确立封贡关系。朱元璋颁布了进一步明确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皇明祖训》，主旨是告诫后代子孙，对周边十五个国家，采取永远不征伐的国策。其原文如下: “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③对于不征之国朝鲜位列第一，确定了明朝不干预朝鲜内政的外交取向，也确立了明朝“不征邻国”与周边国家和平相处的基本外交国策。

在封贡的功用上，由原来的侧重政治礼仪向经济、军事、政治多元并重方向转变。以往研究明朝与朝鲜王朝封贡关系的功能上，多侧重于某一方面。如强调中华礼仪的至深影响所形成的东亚礼制主义，强调夷夏之分的华夷秩序论，强调经济层面交流的贸易中心主义，强调交邻保土的军事本质论等。④这些论述都从一个侧面强调了封贡体系在东亚国家关系中所发挥出的功能，但是又都有所偏颇，构成整个东亚封贡体系形成并推动其运转的因素并非单一，诚如明朝君臣在当时所具有的天下观并非一元一样，促成中朝封贡关系向前发展的动力是双方在政治、文化、经济贸易和军事等综合因素的考量基础上形成的。如果站在中朝双方国家外的角度审视当时的封贡体系，会看到维系这种封贡关系是双方共同努力所促成的结果，并非如大多数人所认为是明朝利用强势势力所压制的一厢情愿的结果，恰恰相反，朝鲜王朝在积极的参与并自愿“以小事大”。其中缘由不乏朝鲜从自身政治、经济乃至军事方面的考虑。下面从他者( 朝鲜) 视角对朝鲜在封贡体系中的应对策略分析当时封贡体系得以运行的丰富内涵。

首先，朝鲜王朝在政治正统性上依托以明朝为主体的封贡体系。从明朝建立开始就向当时的高丽颁布诏书，昭告朝鲜明朝是驱除鞑虏，承继大统的合法王朝。要求朝鲜使用明朝年号和历法，并互派使臣建立封贡关系。同样，朝鲜获得明朝的册封意味着其统治的合法性，这也是朝鲜太祖李成桂多次遣使请求明太祖册封、赐金印的重要原因。而明朝也是利用这一政治杠杆对朝鲜加以限制，直到建文三年才正式册封朝鲜国王。

其次，朝鲜利用封贡体系确立其在周边国家中的“小中华”地位。在东亚区域内与朝鲜交邻的有当时在东北新兴的女真和与朝鲜隔海相望的日本，如果朝鲜得到当时明朝的册封，那么朝鲜自然在与日本和女真的交往中获得优越感。当时朝鲜文化繁荣的盛景可以从明朝使臣的记述中体现出来。引述祁顺的一段描述作为例证: “余仕中朝，闻外国之有文献者，以朝鲜为称首。其人业儒通经，尊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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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夫之: 《读通鉴论》卷 14，北京: 中华书局，1975 年。

②严从简著，余思黎点校: 《殊域周咨录》卷四“琉球”，北京: 中华书局，2000 年，第 132 页。

③朱元璋: 《皇明祖训》卷 1，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史部第 264 册，济南: 齐鲁书社，1997 年，第 167 页。

④关于礼制的典型研究有黄枝连: 《天朝礼治体系研究》，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关于华夷关系的有何芳川: 《华夷秩序论》，《北京大学学报》1998 年第 6 期; 关于贸易中心论的有日本滨下武志: 《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 关于军事中心论的有陈志刚: 《交邻有道，实为保土有方: 论明代封贡体系的重心与本质》，《学术研究》2012 年第 1期。

孔圣之道，匪直守箕子遗教而已。茲余奉天子命，偕行人司副张君廷玉来使其国，恩诏既宣，即谒孔庙于成均馆，馆在国城东北隅地，最高爽。其庙五间，扁曰大成殿，祀典与中华同。殿后有明伦堂，堂后有藏书阁，诸生肄业者三百余员。索其所习词赋策问观之，亦中华体制也。”①仅从文化的吸收程度看，朝鲜当时的汉化程度确实是其他国家和民族所无法超越的。这种文化的共通性或者同质性，提升了朝鲜在周边国家中的地位，从而在次级的( 对马岛、日本、女真) 封贡关系中具有政治文化正统性和优越感。自古以来，汉文化一直被朝鲜引进和吸收，箕子东渡带去了先进的汉族文化。迨至朝鲜王朝时期，朝鲜奉行事大国策，通过使臣来往，促进了两国的文化交流。两国文化的相通性，又加深了朝鲜对明朝的依赖，从政治上的册封、经济上的朝贡贸易到文化上的慕华思想，都体现了朝鲜尊崇中国文化并希望成为这种文化的一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朝鲜历朝历代都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引进汉学书籍，朝鲜使臣带回了中国的传统古籍，如《四书五经》、《春秋会通》、《大学衍义》等，中国书籍流入朝鲜在引进文化传播载体书籍的同时，朝鲜一直使用汉字书写，共同的文化特质和交流媒介促进了中朝封贡关系的融洽。

再次，朝鲜借助明朝的军事保障其在封贡体系内的安全。明万历二十年( 1592) ，日本丰臣秀吉率 20 万大军入侵朝鲜。由于朝鲜国王李昖耽于享乐，疏于防务，导致日军很快攻占朝鲜汉城，两名王子被俘，八道几乎尽遭沦陷。面对危机，朝鲜王朝向明朝请求援助，万历皇帝下谕兵部向辽东抚镇发精兵二支应援朝鲜，同时提供饷银二万。同年七月，辽东总兵祖承训率兵三千渡过鸭绿江，拉开了明朝抗倭援朝战争的序幕。年底，万历帝命宋应昌为经略，总理入朝军务，李如松为“东征提督”，并令其率 40000 大军开赴朝鲜。战事一直持续到万历二十七年( 1599) 以中朝联军的胜利而告终。虽然中朝联军取得最终胜利，但是明朝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自倭乱朝鲜七载，丧师数十万，靡饷数百万”②。对于明朝在抗倭援朝中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朝鲜朝野上下一直念念不忘，更把万历皇帝看作是再造藩邦的恩人乃至再生父母。③通过明朝的义务援助，朝鲜国家得以在日本的入侵中保全，使朝鲜王朝深刻体会到封贡体系下的安全保障。对此，朝鲜宣祖国王不忘明朝的再造之恩，设立祭祀明朝三皇的大报坛，君臣直接参拜。

二 明朝与朝鲜封贡关系存续的正当合理性

以往研究尚无明确的封贡关系定义，基于明朝与朝鲜的双边关系，可以得出这种封贡关系具备三个主要特征: “一、中朝两个参与主体必须独立国家; 二、这种关系参与主体虽然有主次之分，但是在封贡关系框架下所有的活动和交往具有双向流动性和应对性，是一个互动过程，不能孤立或片面的凸显单方; 三、封贡关系下的一方有向另一方册封的权利，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受封方具有请封权利的同时，也要履行朝贡的义务，这种权利和义务关系成为双方封贡关系的实质。”④

在中朝封贡关系史上，明代( 1368—1644 年)与朝鲜王朝( 1392—1644 年) 间的封贡关系无论在政治、文化交流中，还是使行往来的频率和次数上都具有历史上以往时代所不具备的规模。在明代，据不完全统计，“朝鲜派往明朝使臣 1252 次，平均每年 4． 6 次; 明朝派往朝鲜使臣 153 次，平均每年0． 6 次。”⑤

朝鲜与明朝关系在诸属国中最为密切。其他国家数年一贡，朝鲜岁岁来朝，且一年遣使数次。根据统计，在整个明代 277 年间，朝鲜遣使明朝使臣多达 1252 人次，高居所有属国之首。朝鲜王朝积极遣使明朝，主动建立封贡关系，究竟有何深意和动机? 如此规模的遣使态势在明代国际关系中体现怎样的政治文化内涵?

第一，中国古代历代王朝在文化上一直处于东亚的中心地位，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辐射周边民族地区和国家的汉文化圈。中国在区域内独一无二的强势地位，对周边国家具有吸引力和号召威望。同时，中国古代的“五服”制度和华夷观念等，成为周边国家希望接近“中心”而藉以提升自身文化素养和改变因地理位置边缘化而导致的身份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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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严从简著，余思黎点校: 《殊域周咨录》卷一“朝鲜”，北京: 中华书局，2000 年，第 22 页。

②张廷玉: 《明史》卷 320，北京: 中华书局，1974 年，第 8299 页。

③刘喜涛、赵轶峰: 《中朝史料比勘中的“两个”万历皇帝》，《求索》2010 年第 10 期。

④刘喜涛: 《封贡关系视角下的明代中朝使臣往来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 年。

⑤高艳林: 《明代中朝使臣往来研究》，《南开大学学报》2005 年第 5 期。根据韩国学者李铉淙统计，明朝出使朝鲜使臣次数为 186 次。王裕

明在《明代遣使朝鲜述论》一文中认为: “有明一代，先后遣使朝鲜 170 余次，使节达 200 多人。”《齐鲁学刊》1998 年第 2 期。

同差异的途径。此种思想源于春秋时期的“辩华夷，别内外”，中国古代有关于如何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论述，“按帝王之驭夷狄，有本有文。所谓本，明德是已。所谓文，明命是已。非明德之修，固无以感格其良心而使之慕。非明命之宣，亦何以慑服其邪心而使之畏哉。”①迨至明朝，朝鲜王朝的“慕华事大”国策仍不出其“内外有别，华夷分野”的大端。朝鲜一向自视为周之诸侯，仰视明室如周之天子，尊华夏为正统。在朝鲜王朝内部形成“东国年年修职贡，礼仪成邦慕圣朝”的传统。明朝的传统影响力和向心力、汉文化圈的吸引力是朝鲜积极同明朝建立封贡关系的历史传统因素。

第二，朝鲜主动与明朝建立封贡关系，有其自身利益的考量。中国传统正统理论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朝鲜王朝立国之初，李成桂的正统身份亟需得到国内及国际承认，从而确保自身统治正统性的有力明证是得到明朝的册封。对此，韩国学者李基白认为: “奉行亲明政策的李朝创始人李成桂在与高丽旧贵族斗争的过程中也需要赋予新政权及其统治者以合法性。而且由于李氏王权在法统上软弱，就更需要这样做了。”②在明朝万历时期，日本丰臣秀吉发兵侵略朝鲜，明朝立即兴兵援助，历时七年，击退日军，保全朝鲜命脉。这一拯救朝鲜危亡的事件使朝鲜感恩不尽，此后在崇慕中华文化、儒家礼制和事大以诚方面表现得更加深刻和彻底。因此，对明朝积极遣使请封建立封贡关系有朝鲜王朝自身的现实利益因素。

第三，早在中国春秋时期，纵横家就提出了“合纵连横”的外交理论。其中“事一强以攻众弱”的心理成为中国古代各属国期待达到的理想状态，明朝作为东亚区域内的强者，周边藩属都希望在这棵大树下乘凉，从而确保自身利益得到保护。另外，朝鲜王朝在得到明朝认可并建立封贡关系后，也会“交邻”周边民族或国家，如与当时中国东北的女真进行政治联系与贸易交流，向日本派遣“通信使”③，并以作为传递中国先进文化和物资交流的中转站而感到光荣和自豪。以“小中华”自居的心理平衡和优越感也是朝鲜与明朝建立封贡关系的重要因素。根据史料记载，朝鲜使臣在面见明朝皇帝时都会排在其他国家使臣前面，在会同馆开市时间也较他国时间长等方面，反映了这些优待使朝鲜上至国王、下至使臣都感到无限光荣。因此，朝鲜积极遣使传递事大文书，请求册封履行事大外交的国策。此种传统一直持续到朝鲜王朝灭亡。

三 结语

综上所述，可得出如下几点认识:

第一，明朝在东亚范围内与周边国家所建立的封贡体系是与历史一脉相承的。中国古代传统的正统观仍是维系封贡体系的前提，这种正统观具体的实践手段是向周边国家颁布即位诏书确立正统地位，册封藩属国王确立封贡关系，颁赐金印、历书等确立正朔关系。明朝与朝鲜王朝所确立的封贡关系和运行模式都遵循这一前提。

第二，明朝君臣对传统的封贡关系认识开始转变，即“天下一统”的一元天下观向多元天下观转变; 其二是在封贡的功用上，由原来的侧重政治礼仪向经济、军事、政治多元并重方向转变。

第三，明朝与朝鲜王朝的封贡关系体现了双方国家的意愿，不存在明朝压制朝鲜或施惠促成的态势。从他者视角审视明朝和朝鲜封贡关系，会发现中朝间封贡关系的建立是双方共同利益考量的结果，已经超越了传统政治和礼仪象征的意义，是双方根据政治、经济、军事的实际情况而结成的利益攸关共同体。

第四，对于明朝君臣天下观及封贡观的改变，朝鲜王朝也作出了不同以往的回应，积极遣使请封纳贡。通过对封贡体系运行的史实阐释，可以得出朝鲜极力维护封贡关系主要因素，即帝制明朝的传统影响力和向心力、汉文化圈的吸引力是朝鲜积极同明朝建立封贡关系的历史传统因素; 以“小中华”自居的心理平衡和优越感也是朝鲜与明朝建立封贡关系的重要因素; 以朝鲜王朝自身利益追求及周边环境的需要为现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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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严从简: 《殊域周咨录》卷一，“朝鲜”，北京: 中华书局，2000 年，第 9 页。

②［韩］李基白: 《韩国史新论》，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 年，第 198 页。

③关于朝鲜派往日本的通信使研究可见日本学者夫马进的《朝鲜燕行使与朝鲜通信使》，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