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孔源，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１００８７１。

对于历史上任何一个建立政权的族群而言，特定的地理方位往往和历史记忆或宗教信仰相关，具有重要意义。建立了后金和清朝政权的满族对东方就有独特的尊崇。在清朝官方话语中，统治者不断强调自己的族群起源于东方。代表清朝满族统治者族群与历史认同的《钦定满洲源流考》就自豪地宣称清朝“肇启大东”（阿桂修：《钦定满洲源流考》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在官修满文文献中，表示东方的ｄｅｒｇｉ一词，同样也和王朝的神圣地理观念紧密相连。

相较汉文中的“东”，ｄｅｒｇｉ从清代官修满文文献和后世满族民间宗教文本中的意义更具多层次性。大体而言，在满文文献中这个词有三个主要的附加语义。第一层意义同ｄｅｒｇｉ具有的“高”、“上”之义相关，代表了对以长白山为中心祖居之地的尊奉，这层意义乾隆朝通过编纂《满洲实录》、《满洲源流考》而定型。第二层意义是对日出之地的崇拜，它体现在《满文老档》中ｄｅｒｇｉ和sｕｎ　ｄｅｋｄｅｒｅ　ｅｒｇｉ（字面义为日出之方，文本中作东方之义）两个词的互文，以及萨满祭祀文本的隐喻中，这层意义同古代阿尔泰语民族的太阳崇拜可能有关。第三层意义出现在字面意义为东海的词组ｄｅｒｇｉ　ｍｅｄｅｒｉ中。从《满文老档》开始，ｄｅｒｇｉ　ｍｅｄｅｒｉ在文献中就被不仅用来形容日本海及沿岸地区，也指代黑龙江下游地区以东所知与未知的广大地域，在一些比喻性的叙述中还代表着整个极东之地。无论是对祖先之地的纪念，还是对日出之方的崇拜，或者是对东方大海的尊崇，多层次的意义都表明了ｄｅｒｇｉ一词包含的丰富文化内涵，也昭示了满族政权崇拜东方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

对于ｄｅｒｇｉ一词在满文文本中多层次的含义，以及多层次含义同满族政权的地理观念之间的关系，目前研究尚少。通过对后金—清政权早期文献材料和近现代萨满教文献的考察，本文尝试重构满族的早期神圣地理观念，并透过这个词汇变化，去探寻满族政权在发展过程中是如何将对起源之地的崇尚和中原王朝国家地理观念相整合，最终形成两种并存秩序的。

一　满族政权发展中ｄｅｒｇｉ词义的变化

在后金和清代的满文文献中，“东方”一词主要是由“ｄｅｒｇｉ”表示。后金时代形成的《满文老档》里，“东方”分别用“sｕｎ　ｄｅｋｄｅｒｅ　ｅｒｇｉ”和“ｄｅｒｇｉ”表达。至清朝入关后，“sｕｎ　ｄｅｋｄｅｒｅ　ｅｒｇｉ”的用法渐渐减少，“ｄｅｒｇｉ”成为了“东方”最常用的表达。但是究其本义，ｄｅｒｇｉ并非起初就指东方。在明代女真语中，东方的概念由其他词汇来表达。而在满语中，ｄｅｒｇｉ也有其他的义项存在。ｄｅｒｇｉ的本义中也有至高、至上之义。“ｄｅｒｇｉ”在搭配短语时常常作为至高至上之意，如“高皇帝”“高祖”“上天”都是用这个词修饰。

具有特殊地位的ｄｅｒｇｉ一词，在女真语—满语的发展历史上作为“东方”义项使用是很晚近的事。至少对于明代的女真人，“东方”还是用其他的词表示的。在明代所编写的《女真译语》（丙种本）的通用本和阿波本中，对应“东方”一词的女真语词汇用汉字标音为“受温秃提勒革”（贾敬颜、朱风合辑：《蒙古译语、女真译语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２４７页），而在格鲁勃本中标音则为“诸勒失”（贾敬颜、朱风合辑：《蒙古译语、女真译语汇编》，第３０７页）。直到清代，在一些地区满族的语言表达习惯中，“ｄｅｒｇｉ”一词“上方”义项仍要优先于“东方”义项。《黑龙江外纪》中记载齐齐哈尔一带的旗人就“皆以中为堂屋，西为上屋。乡居者率称西面为德尔吉，译言上也，盖尚右之意”（西清：《黑龙江外纪》卷七，光绪二十六年广雅书局刊本）。可以想象，在其他地区的满语口语表达中，也可能会有类似的以ｄｅｒｇｉ为上而不为东的现象存在。

在直接表示地理方位的记载中，ｄｅｒｇｉ和sｕｎ　ｄｅｋｄｅｒｅ　ｅｒｇｉ（字面意为日出之方）在《满文老档》中常常是互换的，比如“sｕｎ　ｄｅｋｄｅｒｅ　ｅｒｇｉ　ｍｅｄｅｒｉ　ｈａｎｃｉｋｉ　ｂａ　ｉ　ｄａｒｉｃｉ　ｏｊｏｒｏ　ｂａｉ　ｈūｒｈａ　ｇｕｒｕｎ（东海附近可耕地方之呼尔哈人）”（满文老档研究会译注：《满文老档·Ⅰ》，东洋文库昭和三十年版，第８２页）。再如“ｊｕｗｅ　ｂｉｙａｄｅ，ｄａｈａｍｅ　ｊｉｈｅ　ｄｅｒｇｉ　ｍｅｄｅｒｉ　ｈａｎｃｉｋｉ　ｙｅｎｄａｈūｎｔａｋūｒａｒａ　ｇｕｒｕｎ　Ｉ　ｎｉｙａｌｍａ（二月，赏来归之东海附近使犬部人）”（满文老档研究会译注：《满文老档·Ⅰ》，第８３页）。这说明在单纯指代地理方位时，两词语义是可以等同的。《满文老档》中还有几处ｄｅｒｇｉ和sｕｎ　ｄｅｋｄｅｒｅ　ｅｒｇｉ同时出现的同位语结构中，例如“sｕｎ　ｄｅｋｄｅｒｅ　ｅｒｇｉ　ｄｕｂｅｄｅ　ｄｅｒｇｉ　ｍｅｄｅｒｉ　ａｍａｌａ　ｔｅｈｅ　ｂｉｈｅ（额赫库伦……乃非异姓之国，在满洲国迤东，东海之北）”（满文老档研究会译注：《满文老档·Ⅰ》，第５０页）以及“ｈａｈａ　ａｎｇｇａｌａ　ｂａｈａ　ｓｅｒｅｎｇｇｅ，sｕｎ　ｄｅｋｄｅｒｅ　ｄｅｒｇｉ　ｍｅｄｅｒｉ　ｊａｋａＩ　ｇｕｒｕｎ　ｂｅ　ｇａｎａｈａ　ｂｉｈｅ（所获男丁及户人者，乃掳自东部沿海之部）”（满文老档研究会译注：《满文老档·Ⅲ》，昭和三十三年版，第９８８页）。

在另一些场合里，ｄｅｒｇｉ则出现在一些特定的搭配中，并被赋予了感情倾向。典型的就是《满文老档》中ｄｅｒｇｉ－ｗａｓｉｈūｎ的结构。“ａｂｋａ　ｍｉｍｂｅ　ｕｒｕsｅｆｉ，ｄｅｒｇｉ　ｍｅｄｅｒｉ　ｃｅ　ｗａｓｉｈūｎ，sａｎａｈａ　ｃｉ　ｅｂｓｉ，ｙｅｈｅ　ｈａｄａ，ｕｌａ，ｈｏｉｆａ，ｇｕｗａｎｇｎｉｎｇ，ｌｉｙｏｏｄｕｎｇ　ｎｉ　ｂａ　ｂａｂｅ　ｓｉｒａｎ　ｓｉｒａｎ　ｉ　ａｂｋａｉ　ｂｕｒｅ（上天以我为是自东海以西至山海关，相继将叶赫、哈达、乌拉、辉发、广宁、辽东等地赐我）”（满文老档研究会译注：《满文老档 ·Ⅲ》，第１０８３页）。还有 “ｗｅｓｉｈｕｎ　ｄｅｒｇｉ　ｍｅｄｅｒｉ　ｄｅ　ｉｓｉｔａｌａ，ｗａｓｉｈūｎｔａｎｇｇūｔ　ｇｕｒｕｎ　ｄｅ　ｎｉｋｅｔｅｌｅ，ａｍａｓｉ　ａｍａｒｇｉ　ｍｅｄｅｒｉ　ｄｅ　ｉｓｉｔａｌａ，ｂａ　ｂａ　ｉ　ｇｕｒｕｎ　ｇｅｍｕ　ｂｕｙｅｍｅ　ｄａｈａｌａ（东迄海，西抵唐古特，北至北海，各国悦服）”（满文老档研究会译注：《满文老档·Ⅵ》，昭和三十七年版，第９０６页）。两处都有显示清朝自东方兴起领受天命的意味，带有感情色彩。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并没有如辽代那样明显的东方崇拜。在清代官方祭祀文献中，字面意义上的东方之神，东海之神或太阳之神不见踪迹。如《钦定满洲祭天典礼》中收录的神歌中完全没有名称中包含ｄｅｒｇｉ一词的神灵。这些事实提示我们，理解东方概念在满族中的意义，首先需要对“东方”语义的理解。换言之，东方对于满族政权的特殊意义，可能应该被理解为某种隐喻性的东西。

二　ｄｅｒｇｉ在满族宗教文本中的双重意义

从民间宗教文本中，我们可以探寻“ｄｅｒｇｉ”语义转变的基础。从萨满教神歌来看，满族的神圣观念可能是主要基于空间的高低为主，而不是以平面方向为主。ｄｅｒｇｉ语义的直接使用，首先体现在以祭祀对象为天体的文本中，以星祭神歌为例，ｄｅｒｇｉ本身就表达天顶之意：

　　ｎａｉｈū，ｎａｉｈū／ｄｅｒｇｉ　ｄｅｎ　ａｂｋａ　ｊａｆａｈａ／ｎａｉｈūｎａｉｈūｊｉｈｅ……／Ａｍｂａ　ｍａｍａ　ｅｎｄｕｒｉ　ｂｅｄｅｒｅｋｉ／ｍｉｎｉ　ｎａｉｈūｎｉｙａｌｍａ　ｉ　ｂｏｏｄｅ　ｂｅｄｅｒｅｋｉ北斗星啊，北斗星／从高高的东边的天上来／北斗星啊，下来了……／祈请大祖母神归来吧／祈请北斗之星归来吧（赵志忠：《满族萨满神歌研究》，民族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２２５页）

这段神歌不仅表现了ｄｅｒｇｉ的双重意义，还以神歌中少有的“回归”一词表明了民族和上天的联系。夜晚祭神时看到北斗星的东升西落，就成了这一次的降临仪式。

在祭拜对象不是天体的神歌中，我们也能看到请神过程对于天象的模拟。萨满神歌中请神的顺序经常不是按照四周方向，而是按照上方、山中、水泽、地面的次序而进行的。从这个角度看，ｄｅｒｇｉ在满族的地理观念中，似乎一直固有上的本意。如吉林九台石氏家族祭祀神歌中的汉字记音排神调，提到五辈祖师自长白山沿“得拉鸡　吴拉”（宋和平：《满族萨满神歌译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３１９页）而下，“得拉鸡　吴拉”对应的满文应为ｄｅｒｇｉ　ｕｌａ，意为上方之河或东方之河。这条河直接表现为东方之河的可能不大，更可能守其“自上而来之义”。另外，在许多神歌之中，ｄｅｒｇｉ　ａｂｋａ／ａｌｉｎ　ｃｉ　ｗａｓｉｋａ（自高天（山）降临）是一个常见的程式，这样的典型例子如九台县《石姓神歌》里请巴图鲁瞒尼神歌中的一段：

　　ｇｏｌｍｉｎsａｎｙａｎ　ａｌｉｎ　ｃｉ／ｕｙｕｎｃｉ　ｊｅｒｇｉ　ｈａｄａ　ｄｅ／ｄｅｒｇｉ　ｓｅｎｇｋｅｎ　ａｉｓｉｎ　ｔａｋｔｕ　ｈａｄａ　ｔａｋｔｕ　ｏｙｏ　ｄｅ／ｓｕｎｇｇａｒｉ　ｂｉｒａ　ｃｉ　ｗａｓｉｋａ（居住长白山之上／九重山峰顶上／上方石楼金楼之顶／沿长白山而降临）”（宋和平：《满族萨满神歌译注》，第４８页）

还有海参崴本《尼山萨满》中，萨满召唤各方神灵的一段：

Ｄｅｒｇｉ　ａｌｉｎ　ｄｅ　ｔｏｍｏｋｏ／Ｄｅｋｄｅｒｅ　ｇａｓｈａ……Ｗｅｈｅ　ｕｋｄｕｎ　ｓｅｌｅ　ｇｕｗａｎ　ｔｏｍｏｋｏ／Ｔａｒｇａｎ　ｔａｓｈａ……／Ａｌｉｎ　ｂｅsｕｒｄｅｒｅ／Ａｉｓｉｎ　ｉｎｇａｇａ－ｌｉ／Ｍｅｄｅｒｉ　ｂｅsｕｒｄｅｒｅ／Ｍｅｎｇｇｕｎ　ｉｎｇｇａｌｉ（东山顶上／飞翔的鸟……／石洞铁关里／虎神彪神……／山上盘旋的／金色鹡鸰／海上盘旋的／银色鹡鸰）”（荆文礼、富育光：《尼山萨满传》，吉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４８０页）

两首神歌中，同样有一种自上而下的降神次序。从ｄｅｒｇｉ到ｗａｓｉｋａ指代了完整的降神行动。东山“Ｄｅｒｇｉ　ａｌｉｎ”在这里要超越排比中的沙丘，山岩及泛称的山，表明其有天顶之意。从这些民俗资料中可以看到，满族传统宗教仪式歌中对于东方的崇拜总是基于这个降神的程序。另一方面，金鸟和银鸟的出现提醒了我们，带有天顶之义的ｄｅｒｇｉ隐喻中还可能包括对太阳的比喻。可能说明ｄｅｒｇｉ同太阳隐喻存在关系的，是满文之中和它相伴随的另外一个表示东方的词“sｕｎ　ｄｅｋｄｅｒｅ　ｅｒｇｉ”。它的结构同女真语中的“受温秃提勒革”相似，意为日出。据《满洲实录》中所载，努尔哈赤在同九部联军作战前的祷词的呼唤对象是“ｄｅｒｇｉ　ａｂｋａ　ｄｅｋｄｅｒｅsｕｎ，ｆｅｊｅｒｇｉ　ｎａ，ｅｉｔｅｎ　ｅｎｄｕｒｅ　ｗｅｃｅｋｕ（上天升起的太阳，下方大地，各位神明）”（今西春秋译：《满和蒙和对译满洲实录》，第１３８页）。“ｄｅｒｇｉ　ａｂｋａ　ｄｅｋｄｅｒｅsｕｎ”在官方所定蒙文本中作“ｄｅｇｅｒ－ｅ　ｔｅｇｒｉ　ｎｅｒ　ｕｒｇｕｈｕ　ｎａｒａｎ”（今西春秋译：《满和蒙和对译满洲实录》，第１３９页），也是上天升起的太阳之意。天命十一年三月，汉官刘学成上奏请求伐明时，赞天命汗是“sｕｎ　ｄｅｋｄｅｒｅ　ｅｒｇｉ　ｅｍｕ　ｕｊａｎ　ｉ　ｂａｄｅ　ｂａｎｊｉｈａ（汗生东方疆圉之地）”（满文老档研究会译注：《满文老档·Ⅲ》，第１０６７页），用意为“日出之方”的sｕｎ　ｄｅｋｄｅｒｅ　ｅｒｇｉ来形容努尔哈赤的出生方位，其中很可能又生于日出之地、领受天命之地。这提示我们，满族对东方的崇敬可能并不是放弃对太阳的崇拜，而是和隐喻的重新组合相关，满族先民宗教信仰中的太阳很可能就是“天”和“上方”的同位概念。满文老档中这个短语，可能就是表达太阳神的隐喻。民间传说中的至高之神阿布凯居于东天，萨满的祖先来源于东地，他们或许就代表着太阳的精神。因此，太阳不是历史上满族单纯崇拜的自然物，而是他们心目中的神性象征，满族借日出之地来寓指发祥之地。从其他民族文化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将太阳东升西落比喻为升降的思维方式。ｄｅｒｇｉ通过相关的下降隐喻，将“顶点”概念和“东方”概念连接起来。现在回到太阳隐喻的问题。可以看到，在这几处文本中，降临之所在包含了“ｄｅｒｇｉ”和顶点两个意义。它不止是泛泛的上方或神界，而是暗示了宇宙之中极高之点。再对照“升降”隐喻来看，

ｄｅｒｇｉ暗示的是一种天文运行的秩序。之所以满族很少将太阳单独祭祀，就在于它是宇宙中唯一的至高无上的顶点，能够也只能被ｄｅｒｇｉ所代表，代表东方的ｄｅｒｇｉ和天的意义是对应的。这样，这组双关的词汇成为了满族神圣地理观的基础。

三　“东海”的概念———ｄｅｒｇｉ在地理中的现实化

和满族关系密切的另一个重要的概念是意为“东海”的ｄｅｒｇｉ　ｍｅｄｅｒｉ。在ｄｅｒｇｉ　ｍｅｄｅｒｉ概念中，ｄｅｒｇｉ首次与现实地理知识联系起来。按《满文老档》记载，至迟到了万历四十三年（１６１５年）时，ｄｅｒｇｉ　ｍｅｄｅｒｉ就已见于文献了，“ｅｈｅ　ｋｕｒｕｎ……ｅｎｃｕ　ｈａｌａｉ　ｇｕｒｕｎ　ｗａｋａ，ｍａｎｊｕ　ｇｕｒｕｎ，sｕｎ　ｄｅｋｄｅｒｅ　ｅｒｇｉ　ｄｕｂｅｄｅ　ｄｅｒｇｉ　ｍｅｄｅｒｉ　ａｍａｌａ　ｔｅｈｅ　ｂｉｈｅ（额赫库伦……乃非异姓之国，在满洲国迤东，东海之北）”（满文老档研究会译注：《满文老档·Ⅰ》，第５０页）。清军入关后，东海概念并没有被废弃。雍正皇帝上谕八旗提到“我朝肇基东海之滨”和“我满洲住东海之滨”（允禄修：《世宗宪皇帝上谕八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在康熙年间的地图《宁古塔图》（《康熙分省分府小叶图·宁古塔图》，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舆图０００２２７号）上，现今日本海海域也被标为汉字“东海”。乾隆时代起官修文献中，进一步明确了这个“东海”的方位。《满洲源流考》称：“自宁古塔东北行三千里曰宁古塔，直至于大东海，皆自古荒远未闻之地。”（阿桂修：《钦定满洲源流考》卷八）。同时期文献中还有将库页岛称为“东海岛”的，如《皇清职贡图》中“库野”（即今天萨哈林岛的土著居民）目下称“库野居东海岛”（《皇清职贡图》卷三，清乾隆武英殿刻本）。再如《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里，明确将库页岛标为“东海岛”（弘晌等绘：《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第五排一，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舆图００１５０４号）。

后金至清代的官方文献中，ｄｅｒｇｉ　ｍｅｄｅｒｉ既可以指日本海，也可以涵盖长白山从松花江中下游到日本海沿岸的广阔区域，还可以指代后金政权与清王朝的“东极”。同作为地理实指的ａｍａｒｇｉ　ｍｅｄｅｒｉ（意为北海，通常指鄂霍次克海）、ｊｕｌｅｒｇｉ　ｍｅｄｅｒｉ（意为南海，通常指渤海）相比，ｄｅｒｇｉ　ｍｅｄｅｒｉ在文献中显得更加重要。

此外，长白山和东海的搭配在满文老档中也有体现，如“sａｎｇｇｉｙａｎ　ａｌｉｎ　ｉ　ｃａｒｇｉ　ｄｅｒｇｉ　ｍｅｄｅｒｉ　ｈａｎｃｉ　ｔｅｈｅ　ｈūｒｈａ　ｇｕｒｕｎｉ　ｉｌａｎ　ｎｉｙａｌｍａ，ｓａｈａｌｉｙａｎ　ｓｅｋｅ　ｂｅｎｊｉｍｅ　ｈａｎ　ｄｅ　ｈｅｎｇｋｉｌｅｍｅ　ｊｉｈｅ（白山外邻东海呼尔哈部三人来朝，贡黑貂皮）”（满文老档研究会译注：《满文老档·Ⅳ》，第１１４页）。再如“ｔｅｒｅ　ｉｎｅｎｇｇｉ，sａｎｇｇｉｙａｎ　ａｌｉｎ　Ｉ　ｃａｒｇｉ　ｄｅｒｇｉ　ｍｅｄｅｒｉ　ｊａｋａ　ｄｅ　ｔｅｈｅ　ｈūｒｈａ　ｇｕｒｕｎ　ｉｄｕｉｎ　ａｍｂａｎ…ｈａｎ　ｄｅ　ｈｅｎｇｋｉｌｅｍｅ　ｊｉｈｅ（是日，白山外沿东海居住之呼尔哈部四大臣……来朝）”（满文老档研究会译注：《满文老档·Ⅳ》，第１１３页）。白山和ｄｅｒｇｉ　ｍｅｄｅｒｉ的搭配很可能不是基于现实地理知识的经验。因为清朝同日本海的交往基本上是沿着松花江一线水路，而虎尔哈等部在今天黑龙江地区的居住地离长白山也存在着距离。将这两个不直接临近，交通上也缺乏联系的地理概念搭配到一起的做法，可以说明ｄｅｒｇｉ　ｍｅｄｅｒｉ是存在某种象征意义的。

以满文老档来看，ｄｅｒｇｉ　ｍｅｄｅｒｉ有三方面的意义。第一，这一带是萨哈连、瓦尔喀、使犬部、虎尔哈等族居住之地，而历史记载告诉我们，这些部落都是在松花江、乌苏里和黑龙江下游居住的；第二，这里是满族先民心目中比朝鲜半岛还远的极东之地；第三，这里是真正的海洋，可以煮海盐，又有鱼鸟富集的海岛。从这里的叙述我们还能够看到，这里的东海概念是一个较为模糊的概念。此时满族人所说的ｄｅｒｇｉ　ｍｅｄｅｒｉ并非后来明确所指的某个海。相反，早期的ｄｅｒｇｉ　ｍｅｄｅｒｉ概念可能扩大到了整个东北平原的东部地区。在另一些方面，ｄｅｒｇｉ　ｍｅｄｅｒｉ也有其超现实意义。在书写东部的虎尔哈、瓦尔喀、萨哈连等部落时，官修文献中往往都要附加这个修辞，对应在汉语中“东海窝集”、“东海瓦尔喀”等。满文老档中有几处提及的领土的极至，其中除了ｄｅｒｇｉ　ｍｅｄｅｒｉ外，其余的往往是民族的称呼，如蒙古、扈伦、尼堪、朝鲜等，这说明清代统治者对心目中“东海”的特殊重视。

姚大力注意到，仙女起源的传说是作为早期建州集团边缘的虎尔哈人讲给天聪汗的（姚大力：《北方民族史十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３５～３６页）。虎尔哈人的传说之中没有祖先发祥地的具体位置，而且从叙述来看似乎也和长白山关系不大。同时，在满文老档中东海除了有现实意义外，也隐含了神圣观念。位于东北的后金政权按地理方位来说，和明王朝的关系大体是南北向的，然而《满文老档》中却始终将从建州到明朝的关系表达为自东而西，从ｄｅｒｇｉ（东）到ｗａｓｉｈūｎ（西）的关系。ｄｅｒｇｉ和ｗａｓｉｈūｎ的搭配在这里呈现出了一种双关义，ｄｅｒｇｉ指上方，作为“往下”之意的ｗａｓｉｈｕｕｎ又和ｗａｓｉｈūｎ有共同词根，字面上的由东自西可以被阐释为神灵由上方降临下界。在这种叙述中，显示出了满族统治者对自己的天命的认识。此时的ｄｅｒｇｉ　ｍｅｄｅｒｉ概念包含似乎已经不单是远方可能存在的海洋，它还融入了长白山天池或者镜泊湖的影子，融入起源的神话。我们很难说ｄｅｒｇｉ　ｍｅｄｅｒｉ一词的原初含义究竟是东方的海洋还是代指萨满神歌中被称为“上方”的长白山一带，总之，这个被称为ｄｅｒｇｉ　ｍｅｄｅｒｉ的地方，必定和祖先之地存在着某些联系，也因为如此它才可能以ｄｅｒｇｉ命名。从这里我们可以寻找到一些满族政权神圣地理观念变化的线索。

四　从金到清东方崇拜的发展———长白山与ｄｅｒｇｉ　ｍｅｄｅｒｉ的神圣化

金代祭祀中对东方没有明显崇拜，但是金代朝廷礼仪仍有面朝东方的习俗。金代对东方崇拜的减弱可能和完整的郊祀体系形成有关。《金史》礼志中的四方观念是对中原王朝的很好模仿。从《金史》礼志中祭四方之神的文字叙述来看，东方的长白山是模仿着中原王朝叙述传统中的“东岳”。但金人的祭长白山文除了在强调其模拟泰山的“神主”地位以外，还指出了长白山同混同江、同金人兴起的关系。《祭长白山神祝文》中称长白山“盖以发祥灵源，作镇东土，百神所寰，群玉之府。势王吾邦，日隆丕绪”（张玮撰：《大金集礼》卷三十五，清广雅书局丛书本）。在《封长白山神为灵应王册文》中，对它同女真人兴起的关系说得更明确：“厥惟长白载我金德，仰止其髙，实惟我旧邦之镇。混同流光……迄于太祖神武征应无敌于天下爰作神主。”（张金吾撰：《金文最》卷五，清光绪二十一年重刻本）金代神圣地理观之中，东方大海的意义也得到了突出。《大金集礼》中赞颂东海广德王“惟神百川所归，众灵是宅，浮天载地，坎德攸先”（张玮撰：《大金集礼》卷三十八），将赞颂的原因归结为东方代表春季，生发万物之德。表面上看，其用语是仿效中原王朝的传统礼制语言，其背后却蕴含着对东方作为根源之地的重视，将海视为起源性的所在。金代女真人的地理观和清代的传承关系有无并不是这里要讨论的重点，这里所要强调的，是不同历史时期中相似的地理表述策略。

清代官方话语中，基于ｄｅｒｇｉ一词构造的神圣空间包括两个元素。一个是象征天顶和太阳的“上方”，代表天命所在的高处；一个是由”日出之方”比喻的东方，代表太阳升起之处的海洋。连接它们的，便是三大水系的源头长白山、松花江、乌苏里江以及日本海沿岸的小水系。这里是接近ｄｅｒｇｉ　ｍｅｄｅｒｉ区域，也是东北先民心中祭坛一样的神山，具有神力的先代萨满所居之处。清代统治者将长白山同东海概念关联起来之后，神圣空间就可以具备真正的核心，神圣地理和族群记忆的体系也就可以结合。我们可以假设，女真先民本身存在着两种地理体系，一类是中原王朝式的，一类是传统信仰式的。而长白山在这里身兼了满族的神山与中原文化中“东岳”的双重职能，在这种阐释之下，“长白山—东海”系统变成了中心。

清王朝一方面将ｄｅｒｇｉ　ｍｅｄｅｒｉ概念不断实体化，一方面又将作为“东海”的它及相邻的山形水系套用到中国传统的风水之中。康熙的长白山文将长白山和中国的三大干龙脉观念首次结合了起来。康熙援引风水家的“泰山为龙”之说，并用“特起东方，张左右翼为障”，“长白绵亘乌拉之南，山之四围百泉奔注，为松花、鸭绿、土门三大江之源”（李桂林修：《吉林通志》卷六，清光绪十七年刻本）的描述，把长白山的水系山形和龙脉对应。更大的意义上，这是佛库伦神话和中原的舆地学的对接。此时，长白山不仅被纳入了中原王朝视角下的神圣地理体系，还具有了更高级的地位，他是至高之处的水源和山河之祖。三水之源本身代表了起源，它是神话中最早的土壤。山岭和众水本为一体。清朝政权将长期不属于中原王朝的东北地区的地理实在体纳入中原王朝的“龙脉”，从而将龙兴之地顺其自然地纳入中原的地理秩序。

结　　语

ｄｅｒｇｉ一词的广泛使用伴随着清朝的建立，没有清朝建立过程，这个语言学上的变化可能也不会发生。联系这个词在有关祭祀活动中的常见性以及满族对东方的重视，可以说这个词就是满族神圣地理观的核心。清朝的建立方式和此前一些东北少数民族政权不同，它不是在一个地方政权基础上缓慢发展、向四周逐渐扩张形成，而是在短期内同时完成族群共同体和国家的建立，并迅速入主中原。自后金政权建立入主辽东，且已有征服中原的意愿时，满族统治者就开始有了效仿中原王朝的地理观念。随着大一统的清王朝的建立，中原王朝的地理观念在官方话语中占据了上风，但是统治者仍需要特别地尊奉位于东北方的先祖起源之地，因此清朝统治者的神圣地理观念中就要结合中原王朝的五方观念和本族群的起源之地观念。这样一来，满族统治者必须在扩张过程中编制一种独特的神圣地理观念，一方面要将这个晚成民族的根源投射到特定方位上，一方面又要把它纳入大一统的中心———四方体系之中。要完成这一步，就需要弥合两个文化传统，其中关键的因素就是赋予ｄｅｒｇｉ一词特殊而重要的含义。ｄｅｒｇｉ的多义性中综合了对祖先之地的纪念，对日出之方的崇拜以及对东方大海的尊崇。通过这些义项，满族政权建构了复合式的神圣地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