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昆明学院学报》2015年第 4 期，第94—98页。

作者简介：陈慧娟( 1990—) ，女，河南郑州人，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安徽大学 历史系，安徽 合肥 230039

摘要: 清王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其初期，清正史中关于异域的记载，主要是和朝鲜关系的发展变化。为了抗击明王朝，增强自身实力，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等统治者欲与朝鲜建立更牢固的关系。经过几代统治者的不懈努力，清王朝最终取代明王朝成为朝鲜的宗主国。

关键词：清朝初期; 朝鲜; 对朝关系; 对朝政策; 宗藩关系

清王朝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有着辽阔的领域，奠定了当代中国的边界版图，明确了当代中国与领邦和国际交往的界限和基础。作为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少数民族统治的政权，在建立过程中，如何处理与异域国家的关系，建立起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制度，成了当时清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我们需要探究了解的内容。

清王朝统治持续 200 余年，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复杂多变，本文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1 －2］①以处于转折交汇点上的清王朝初期为介入点，以《清实录》中的记载为主要参考依据，以清对朝鲜政策的变化为主轴，初探清王朝初期两国关系的嬗变。

一、努尔哈赤统治下的后金———安抚拉拢

在后金崛起以前，朝鲜一直与明王朝交好并建立了臣属关系，每年定期向明王朝朝贡纳赋，得到了明的支持和帮扶。尤其是在倭患严重时期，受到了明王朝的救助，作为依附者附着于明王朝的统治。明后期，一直被明以臣属地域加以限制和约束的东北地区，出现了后金的崛起，不可避免地与在中国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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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清与朝鲜的关系问题，史学界一直有所关注，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学界近年研究的重点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清入关前与朝鲜关系的研究; 第二，清入关后对朝鲜政策的研究; 第三，对清与朝鲜宗藩关系的研究; 第四，对清边疆政策的研究; 第五，对涉及两国关系问题的重要人物的研究; 第六，对清与朝鲜某一领域( 如经济、文化等) 交流的研究; 第七，朝鲜对清政策的研究。其中，在隋子辉对清初与朝鲜的关系研究中，以清初与朝鲜发生的几次重大战役为主要线索，从清和朝鲜对事件的不同处理的角度，对两国宗藩关系的建立做了研究。本文则主要从清初期，王朝据利益的变化带来的政策变化出发，探讨清初对朝鲜态度的变化和两国关系的嬗变。

治了几百年的明王朝发生激烈碰撞。这时的后金在努尔哈赤的带领下，有了初步的发展。臣民骁勇善战，实力雄厚，在各部族征战中脱颖而出。而当时的明王朝，虽已腐朽，但仍占据广大的地域，拥有众多的人口，又有正统的地位、附属国的支持，不可小觑。努尔哈赤欲与当时明王朝的附属交好，以赢得其中立甚至支持，壮大自身实力，增加后金胜利的可能性。

是时，努尔哈赤以“七大恨”为名由出师，明万历皇帝派遣大军并朝鲜军对抗后金，明军大败后，朝鲜军面对新形势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宏立知明兵败，大惊，遂按兵，偃旗帜，遣通事执旗来告曰，此来非吾愿也……今以报德之故，奉调至此，尔抚我，我当归附，且我兵从明将士攻战者，已被杀，此营中皆高丽兵也。明兵逃匿于我，止游击一人及所从军士而已，当执之以献。”(《太祖高皇帝实录》卷六，天命四年三月甲申朔条) 在明军大败不可挽回的情况下，朝鲜军的主将向努尔哈赤递上了橄榄枝，向其投诚，希望与努尔哈赤和平相处。“朝鲜都元帅姜宏立及副元师等匍匐谒见。上优以宾礼，数赐宴，厚遇之。”( 《太祖高皇帝实录》卷六，天命四年三月甲申朔条) 及此，明王朝在此次征战中，集合多路大军，联朝鲜、叶赫，仍遭遇大败。而努尔哈赤则获得了战役和战略上的重要胜利，用强大的军事实力赢得了朝鲜的认可和臣服，开启了与朝鲜关系的新篇章。

随后，为了集中力量与明王朝相抗衡，稳定朝鲜这一邻邦，获得其坚定的支持，努尔哈赤又做了一系列的努力，力图将朝鲜纳入自己的阵营。努尔哈赤令朝鲜将官及使臣携其国书回国，表达和善之意，言道: “今日之事，我非乐有此举也，因凌逼已甚，遂尔至此……尔朝鲜以兵助明，吾知非尔意也，迫于其势，有不得已……尔原与我国无隙，今擒尔统兵官属十人，以念王之故，特留之，今何以竟其事耶，王其图之。”“明，大国也，意必奉若天道，乃变乱天纪，恣加横逆虐苦与国，王岂不知之。我闻明主之意，欲令其诸子，主我满洲，及尔朝鲜，辱我二国实甚。今王之意，将谓我二国素无怨忿，遂与我合谋以仇明耶，抑既已助明不相背负耶，其详告我。”( 《太祖高皇帝实录》卷六，天命四年三月甲辰条)

努尔哈赤的国书体现了对朝鲜的拉拢之意，语言诚恳，具言利弊，不仅言明自己与明征战的迫不得已，还将朝鲜的利益加以分析，试图结纳盟友。即便不能瓦解朝鲜与明王朝的联盟，也希望朝鲜能够保持中立，不要助明为虐。不久，朝鲜遣使回复，婉拒了努尔哈赤合谋共同抗明的建议，将明王朝与朝鲜的关系比作父子，父亲之言，子不敢违，不愿背叛明王朝，并且希望努尔哈赤一并放弃，与明交好，才是各方所愿。( 《太祖高皇帝实录》卷六，天命四年五月癸未朔庚戌条) 表达了对明的忠诚和对金的劝解之意。这也是朝鲜处于后金与明王朝斗争之中，保存自我的外交之道———依附于明却也不愿得罪后金。此时的后金还未取代明王朝的宗主国地位，也未得到朝鲜的实际支持，但经过萨尔浒之战后，朝鲜认识到后金实力雄厚，不敢与后金直面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中立的意味。

之后，努尔哈赤占领了辽东地区，对当地的人民和归顺官员进行改制，在逃人问题上与朝鲜有所交涉，致书朝鲜国王，声明: “尔若纳我已附辽民，匿而不还，惟明是助，异日勿我怨也。”( 《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七，天命六年三月癸亥条) 此刻努尔哈赤的国书并不像之前那般温言利弊，而是在实力壮大后，带有了胜利者的强势和威慑力，对朝鲜当局造成了一定的威胁，显示了努尔哈赤与明王朝征战的决心和信心。

1623 年，朝鲜发生宫廷政变，倡导忠明但不抗金的光海君被罢黜，强权派的仁祖登上王位，主张联明抗金，并采取具体措施支持明王朝的征战，朝鲜与后金关系一度紧张。之后，在天命十年春正月( 1625 年) ，努尔哈赤接纳了朝鲜国叛将子侄韩润、韩义的投诚，并任命为官，给予一切生活器用。在此之前，韩润之父韩明廉曾与总兵李国举兵攻王京城，国王被其所败，弃王京城而逃。后韩明廉和李国被部下所诛，韩润和韩义才来归顺。( 《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九，天命十年正月癸亥条) 此时，努尔哈赤通过对朝鲜叛将遗亲的接纳，支持了朝鲜当权者的反对势力，一定程度上表明其对现任朝鲜国王政策的不满，为将来彻底解决后顾之忧做下准备。

1626 年，努尔哈赤去世，其子皇太极继承汗位。在努尔哈赤统治时期，后金与朝鲜的关系集中表现在: 军事上———朝鲜夹杂于明与后金对抗之中，以盟友身份参与了明对后金的征战; 政治上———朝鲜与后金持续交涉和互有妥协。体现了后金作为一个新起政权，在面对敌我双方实力悬殊时，如何避其锋芒、壮大自身实力的权衡和策略。后金与朝鲜的频繁交涉，也显示了周边国家在政权交战中的重要价值。

二、皇太极继位及清的建立———武力威慑

(一) 丁卯之役( 丁卯胡乱)

1626 年，皇太极嗣汗位。在努尔哈赤在位后期，后金与朝鲜关系和缓的努力停滞不前，甚至在朝鲜发生宫廷政变后，一度紧张。

1627 年，即天聪元年，大清即以“征战瓦尔喀时无故出兵干扰”“发兵助明”“容匿毛文龙”“资助毛文龙军资”以及“先皇努尔哈赤殡天，无人吊问”等七项罪状对朝鲜出兵( 《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二，天聪元年二月戊戌朔辛巳条) ，命大贝勒阿敏，贝勒济尔哈朗、阿济格等统领大军征战朝鲜。出行前，皇太极诏谕中曾言: “朝鲜屡世获罪我国，理宜声讨。”“若朝鲜可取，则并取之。”( 《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二，天聪元年正月丙子条) 显示了后金新的统治者对朝鲜态度转为强硬，试图通过战争的手段，在歼灭明将毛文龙的同时，一并获得朝鲜的诚服。发展中的后金政权，彰显了其日益增强的实力和野心。

这场战争称为“丁卯之役”，朝鲜史称“丁卯胡乱”，在朝鲜和后金关系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后金大军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一路征战，势如破竹。很快就进抵朝鲜王旧居平壤，后又直逼仁祖李倧所居王京城，李倧只得携妻子仓皇逃往江华岛。在后金大军的强压下，朝鲜不得不派使者向后金祈和，接受每年向后金贡献所产财物牲畜的要求。

战后，后金与朝鲜于三月订立了盟约，史称“江都之盟”。规定各守疆土，共享太平，并约为“兄弟之国”，为建立战后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做出了努力。在盟约订立之后，因大贝勒阿敏不听诸贝勒劝告，骄纵蛮横一意孤行，以未参与盟约订立为由，令八旗将士分路掠夺三日，才于平壤城内驻营，使得朝鲜居民深受其害。在此情况下，朝鲜不得不派使臣再次与之结盟，以进一步确定朝鲜与后金的友好关系，间接使阿敏的统帅地位得到承认，史称“平壤之盟”。盟曰: “自盟之后，朝鲜国王李倧应进满洲国皇帝礼物，若违背不进，或不以待明国使臣之礼，待满洲国使臣; 仍与满洲结怨，修筑城池，操练兵马; 或满洲俘获编入户口之人，逃回朝鲜，容留不行遣还;或违王所言: 与其远交明国，毋宁近交满洲之语。当告诸天地，征伐之。天地谴责朝鲜国王，殃及其身。朝鲜国王，若不违誓词，共相和好。满洲国大贝勒阿敏，无故加兵，殃亦如之。两国永遵誓词，天地垂佑，历祚延长。”( 《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二，天聪元年正月乙酉条)

至此，平壤之盟的签订，最终以盟约的形式确立了在丁卯之役后两国的关系。虽然朝鲜和后金仍以兄弟之国相称，但通过盟约显示出的两国实际关系，却类于明和朝鲜的宗藩臣属。朝鲜需定时向后金进贡。因朝鲜并非富足之国，可纳的供物数量有限，原本只需纳给明王朝，如今却新增了后金，因此，势必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增强后金的实力，削弱明王朝的力量。与此同时，朝鲜还一并承担着遣还逃入人口的义务。这其中虽多有不愿，但仍隐藏着由明王朝的附属国转向后金的含义。后金在与朝鲜一战中显示了强大的军事实力，向击败明王朝、入主中原又迈进了一步。

盟约签订后，后金大军退出朝鲜。两国本应各守盟约，依此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但在此后，两国关系进展并不顺利。朝鲜原为明王朝属国，虽需定时纳贡朝觐，但也受到了明王朝的荫蔽，免于战乱。如今，后金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试图打破朝鲜与明王朝的宗藩关系，朝鲜处于两大政权的夹缝之中，难以自处，因此对于强行改变这种平衡状态的后金虽存畏惧，但也多有怨恨。这表现在: 朝鲜对盟约的实际践行中，冲突事件时有发生。

朝鲜国王之弟王觉，在盟约签订后的第一次觐见，即因不愿穿戴皇太极所赐服饰谢礼，造成后金大臣的诸多不满。在随后给朝鲜国王的国书中，后金对朝鲜仍以大国自居，不愿诚服的行为多有斥责，声称虽愿两国和好，但若朝鲜存有对后金欺侮不尊的行为，也不惧怕以战争来解决。在此之后，朝鲜在逃人问题上屡与后金发生矛盾，不顾后金的一再要求，对逃往朝鲜的俘虏隐匿不还。加之，朝鲜对两国边境的边民疏于管理，因利益驱使，屡入后金辖地违禁采参，这也损害了后金的利益，增加了后金的不满。除此之外，在后金提出互市要求后，朝鲜以战后条件不具备多次加以拒绝。在被强迫互市后，也多抱有不合作的态度。送予后金的“方物”时有克扣，此后更是在战争中协助明军反金，一再违反盟约的规定。(《太宗文皇帝实录》)

造成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 朝鲜在签订盟约之后，一方面，不具备对明和后金两边讨好的实力，另一方面，对后金打破朝鲜的和平安稳局面也多有怨恨。于是，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朝鲜用实际行动多次触及后金的容忍底线，两国关系逐步恶化。这也为之后两国关系的处理埋下了祸端，酝酿着新的更大的冲突。

( 二) 丙子之役( 丙子胡乱)

1636 年，即天聪十年，皇太极称帝，国号“大清”。在此之前，清大臣欲与朝鲜联名请皇太极上尊号，“先是遣英俄尔岱、马福塔尼堪及内外诸贝勒使者，赍书于朝鲜国王李倧，英俄尔岱等至朝鲜，请见其国王，竟不接见”，“又设兵昼夜防守”。( 《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二十八，天聪十年三月乙丑条) 英俄尔岱等使者怕朝鲜态度有变，欲先行回国，朝鲜大臣追送国书，其一曰: “国运不幸，忽遇丁卯年之事，不得已误与讲和。十年之间，使命往来，益肆凭陵，此先世所未有之惭愧也。含愧忍辱，前为一番，以雪其恨，此我拳拳所注念者也。今满洲日益强盛，欲称大号，故意以书商议。我国君臣，不计强弱存亡之形，以正理决断，不受彼书。满洲使臣，每日在此恐吓索书，我辈竟未接待，悻悻而去。都内男女，明知兵戈之祸在于眉睫，亦以决断为上策。”( 《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二十八，天聪十年三月乙丑条) 朝鲜此时的态度趋于强硬，对后金的不满之情溢于言表，言语间仍将明王朝作为中国的正统，对后金上尊号一事，视为失礼失义之举，加以斥责。后金大臣愤怒不已，纷纷进言希望攻伐朝鲜。皇太极回复道: “先遣人持书往谕以利害，令其以诸子大臣为质，彼许诺则已，不则再议征罚是役也。”( 《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二十八，天聪十年三月乙丑条)

随后，皇太极举行了大典，接受尊号，祭告天地，建国号为“大清”，改元崇德元年。举行大典时，众官跪贺，唯有朝鲜使臣未行跪拜之礼。皇太极虽未在当时予以追究，但此次朝鲜使臣的行为无疑增加了清王朝的不满，在两国关系的天平上，为战争的一方加增了砝码。

1636 年冬，清王朝在皇太极的带领下，着手进行一系列战争准备。是年 12 月，皇太极亲率大军征战朝鲜，十万清军一路南下，仅十二日就进抵朝鲜王京城下。朝鲜王李倧将嫔妃和众子送往江华岛，自己则率众臣退守南汉山城，等待援军。但朝鲜军队面对清军强大的武力逼迫，斗志不强，又被围困在城内，粮草难以接济，终是无力抵抗。与此同时，清军也打败了朝鲜各路援军，攻占了江华岛，俘虏了此前转移至此的众妃和王子等。在战争形势一边倒的情况下，朝鲜王李倧派使臣向清军表达愿降之意。李倧出城被招降，在汉江东岸的三田渡接受了清军提出的条款，史称“三田渡之盟”。

“三田渡之盟”所定条款主要内容为: 去明国年号，与明国绝交; 送质子入清; 冬至、元旦等特殊日期需行贡献之礼; 在清攻打明时予以要求的支援; 遣送逃人回清; 与清通婚; 旧城垣不许擅自筑建; 国内瓦尔喀刷还日本; 确定了每年进贡方物的数量; 等等。(《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三十三，崇德二年正月戊辰条) “三田渡之盟”的确立，正式打破了朝鲜与明王朝的宗藩关系，迫使朝鲜承认清的正统地位及新宗主国的身份，清王朝获得与强盛时期的明朝同等的地位。清与朝鲜建立宗藩关系，一方面，使清的实力进一步壮大，成为有臣属国承认的政权; 另一方面，也鼓舞了大清国内臣民的士气，为代明入主中原奠定了基础。

而对此时的朝鲜而言，因武力屈服于清，实属迫不得已，在内心并未对清完全诚服。朝鲜受儒家文化影响很深，直至今日，也可在韩国、朝鲜看到旧时礼仪文化的影子。在古代，对君主、宗主国的尊重也是深入骨髓的。与朝觐了数百年的明王朝相比，从北方而来、马上征天下的满清国，在朝鲜看来，只是与自己等级相同甚至地位更低的明王朝臣属而已，虽然此一时被清王朝以强大的兵力暂时征服，但在朝鲜的尊卑礼仪观念中，明王朝这一正主还在，朝鲜此刻附从于清也只是权宜之计，中国政权的从属还未能定论。且朝鲜大败于清军本是屈辱之事，必定更是难以真正顺服。这就导致朝鲜的反抗在一段时期内屡禁不止。

和丁卯之役战后一样，朝鲜的忠顺诚服也是暂时的。在“三田渡之盟”建立后，朝鲜的反抗之行时有发生。不仅在清王朝重视和反复强调的遣回逃人问题上冲突不断，而且在清与明的对抗中，也未履行条款内出兵相助的要求，而是一拖再拖，不愿完全与明为敌。除此之外，更是在暗中多次与明交往: “往来明国，传书馈送，复遣发间谍，纷纷不止。”( 《太宗文皇帝实录》卷六十五，崇德八年六月癸未条) 种种行为增加了清王朝的不满。而清因为与明战事得胶着，需要大量的物资和兵力，对朝鲜也多次施压，这反过来激增了朝鲜的反抗情绪。在这种矛盾下，朝鲜与清的关系日益紧张起来。到底应怎样处理与朝鲜的关系，成为清王朝统治者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

三、清军入关之后———政治招纳

1644 年，清军入关，在夺取政权的道路上更前进了一步。为了彻底击败明朝残余势力，巩固刚刚入主中原的清王朝政权，清在对待朝鲜的政策上也作了修改和退让。朝鲜故有送礼物给清大臣的惯例，清王朝考虑实情，写书说明，拒而不受; 在朝鲜国内出现灾祸的年月，清也适当减免贡纳的物品，以帮助朝鲜尽快渡过难关; 清入关后，从沈阳迁都至北京，距离朝鲜路程更加遥远，增加了使臣朝觐的难度，据此，顺治帝将朝觐的次数减少，给朝鲜减轻了负担……( 《世祖章皇帝实录》) 清朝入关初期采取的诸如此类的政策，对缓和自后金以来两国的尖锐矛盾起了重要作用。

对于清王朝主张缓和关系的策略，朝鲜在开始反映并不强烈。对清王朝的命令明尊暗反，甚至与明王朝拥护者联合，暗谋反清复明的活动。随着大清国势日强，明王朝在全国的残余势力逐渐被清除，局势有所改变。“直到( 朝鲜) 肃宗时期，‘北伐论’随着清朝大一统局面的逐步形成才渐趋沉寂。之后，在清朝儒化政治的进一步推行下，朝鲜政府也终于改变了对抗清朝的政策，双方关系渐趋稳定，并得到较快的发展。”［3］

后金和大清建立之初，与朝鲜的关系复杂多变。朝鲜作为清王朝的近邻，是清初联系交往最为频繁、对其影响最大的国家。在此期间，清王朝因时因势变更对朝鲜的政策: 或安抚拉拢，用利益诱惑; 或采用战争手段，迫使其诚服; 或用招降安抚政策，试图与朝鲜建立真正的宗藩关系。而此时期朝鲜的态度则有一个漫长的渐变过程: 最初多表现为对清的抵触和对明王朝的依附，但随着事态的稳定，清军入关，在中原的统治已成定局，朝鲜也日益认清形势。伴随主战人士的下台，朝鲜逐渐接受了清的统治，与清建立了真正的宗藩关系。

无论如何，两国在交往的过程中，统治者均是以国家利益最大化为指向，为国家的发展确立目标，实际外交政策的变更与利益的权衡紧密相连。对一衣带水的邻邦近国，清初作了谨慎处理，稳定了后方，最终赢得了对明的胜利。

［参考文献］

［1］陈尚胜．近 16 年来中国学术界关于清朝与朝鲜关系史研究述评［J］． 当代韩国，2009( 3) : 80 －92．

［2］隋子辉． 试论清朝与朝鲜宗藩关系的建立: 以《清实录》《朝鲜李朝实录》为视角［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9( S1) : 45 －49．

［3］杨雨蕾． 燕行与中朝文化关系［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 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