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太平洋学报》2014 年第5期，第52—59页。

作者简介：李途( 1990—) ，女，江苏昆山人，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 国际关系理论; 谭树林( 1966—) ，男，山东费县人，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 中外关系史、基督教在华传教史。

摘要: 关于古代东亚封贡体系和东亚国际秩序的争论由来已久，本文试图从观念—制度—体系—秩序四个层次入手，对天下观念、封贡制度、东亚封贡体系及东亚封贡秩序四个概念的逻辑关系做出解读，以期理解传统中国与东亚国际秩序的关系。具体来说，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扩大，先秦时期的天下观念发展成为秦汉、唐宋及至明清时期的册封—朝贡制度，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之间封贡活动逐渐制度化和常态化，在东亚地区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封贡体系，构成了东亚地区的传统国际秩序。

关键词：观念; 制度; 体系; 秩序; 东亚封贡体系

关于古代中国对外交往的方式及东亚存在的地区秩序，尽管存在争论，学者们还是倾向于认为，中国在与少数民族和周边国家交往时，试图建立一种封贡关系，并由此在东亚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秩序。

对此，费正清( J. K. Fairbank) 认为“中国的外交关系也像中国社会一样，是等级制的和不平等的。久而久之，便在东亚形成了一个大致相当于欧洲国际秩序的中外关系网络，可以称之为‘中国的世界秩序’”。①黄枝连将其概括为“天朝礼治体系”，即“以中国封建王朝( 所谓天朝) 为中心而以礼仪、礼义、礼治及礼治主义为其运作形式; 对中国和它的周边国家( 地区) 之间、周边国家之间的双边和多边关系，起着维系与稳定的作用。”②类似但稍有不同的是，何芳川将这一中华与“蛮夷”之间发展起来的古代国际关系体系称之为“华夷秩序”，其基本内涵是“以中华帝国为中心，在中国封建皇权的约束和保护下，建立国际和平局面; 在中华封建文明的影响与制约下，促进各国的进步与繁荣”③。

封贡关系，从内容上看，它包括藩部属国向中原王朝的朝觐纳贡和中原王朝对藩部属国的册封赏赐; 从范围上来说，它是中原王朝处理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的重要手段。理论上，作为一种外交机制，中国历代统治者试图将所有的外交关系都纳入册封—朝贡体制内，所有的中外交往都必须符合封贡制度和礼仪的要求。但若将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全部内容都视为封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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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费正清编，杜继东译: 《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 2 页。

② 黄枝连著: 《天朝礼治体系研究( 上卷) : 亚洲的华夏秩序———中国与亚洲国家关系形态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前言第Ⅱ页。

③ 何芳川: “‘华夷秩序’论”，《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 年第 6 期，第 37 页。

关系则是不恰当的，因为实力和环境的变化、政策和观念的改变都将影响华夷主臣关系模式，中外关系并不都表现为册封—朝贡关系，中国也不是一直处在封贡关系的主导地位。但纵观历史，封贡制度显然是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手段，封贡关系可以用来一窥古代中国对外关系的面貌，即使不是全貌。

本文试图从观念—制度—体系—秩序四个层次入手，对传统中国与东亚世界之间存在的封贡体系，从封贡意识、封贡制度、封贡体系和封贡秩序等方面做一定程度的理论分析。至于东亚封贡体系和地区秩序在多大程度上是理想，多大程度上是现实，则不是本文考察的内容。

一、“天下观”支配下的封贡制度

“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是基于‘天下’的观念开展其对外关系的。”①天下观念即“天下由诸夏及蛮夷戎狄组成，中国即诸夏，为诗书礼乐之邦，在层次上居内服，在方位上是中心，蛮夷戎狄行同鸟兽，在层次上属外服，在方位上是四裔。方位和层次可以以中国为中心，无限地延伸; 诗书礼乐的华夏文化也可以无限地扩张。理想上这种优越的文化应该随中国‘圣王’的声威和教化，无限地推广到人迹所至的每一个角落。”②

封贡制度、封贡关系得以制定和推行的理论基础就在于历代中国王朝延续下来的天下观念。“‘天下观’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形成于先秦时期，最早见于《周书·召诰》。其基本出发点或原则信念是‘一’，即‘天下归一’。”③《诗经》有云: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的统治者即为“天子”，有统治全天下的权力。因此，扩疆拓土、“华夷一统”、“天下共主”莫不成为中国历代君王的夙愿。而且，“当大一统理念由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变成制度性现实之后，能否一统天下，成为后世衡量王朝兴衰、臧否帝王的重要标准”④。这更加激发了历代君王继续实践“天下一统”理念、维护“大一统”格局的动力。

与天下观念密切相关的还有华夷观。“春秋时期人们多依据血缘族别来主张华夷之别。战国时期，随着兼并战争的加剧，人们从血缘亲疏角度区别华夷的意识已经淡化，开始更多地从地域上和文化上来区别华夷。”⑤“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之称就体现了这一点。基于自身的文化优势和理念信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属内以制夷狄，夷狄属外以奉中国”成为中国历代王朝的普遍观念。据此，中国形成了文化上华夷有别、地理上华夏居中、蛮夷戎狄位四方的认知格局。华夷观一方面认为华夷有别，华优于夷，需要“立夷夏之防”、“严华夷之别”，防止“夏变于夷”; 另一方面主张要“用夏变夷”，通过华夏文明的传播来归化夷狄，使其接受和认可华夏文明，并最终成为华夏群体的一部分。

此外，古代的天下观念还体现在畿服制度的设想与建构上。畿服是先秦时期学者对中央与地方、天子与诸侯之间分封关系的设想，即以天子控制的王畿为中心，依次向外延伸，一层为一服。离王畿越近的服，政治隶属关系就越强，文明相似度也越高; 离王畿越远，文明程度越低，其对天子所承担的纳贡义务也就越少，最外层即为边远蛮荒之地。

《禹贡》描绘了以王畿为中心的层级模式，以五百里为单位，依次向外延伸，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国语·周语上》叙述了另一种稍有不同的五服制: 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

《周礼·秋官·大行人》概括了另一种六服制: “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谓之侯服，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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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郑永年: “中国国家间关系的构建: 从‘天下’到国际秩序”，《当代亚太》，2009 年第 5 期，第 37 页。

②邢义田著: 《天下一家: 皇帝、官僚与社会》，中华书局，2011 年版，第 108 － 109 页。

③陈尚胜: “试论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基本理念”，《孔子研究》，2010 年第 5 期，第 5 页。

④李云泉: “朝贡制度的理论渊源与时代特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 年第 3 期，第 38 页。

⑤同③，第 12 －13 页。

见，其贡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甸服，二岁一见，其贡嫔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男服，三岁一见，其贡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采服，四岁一见，其贡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卫服，五岁一见，其贡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要服，六岁一见，其贡货物。”《周礼·夏官·职方氏》将五服制扩展为九服制，依旧以王畿为中心，每隔五百里划分一服，在“侯、甸、男、采、卫”五服后又加入“蛮、夷、镇、藩”四服，合为九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五服、六服、九服制度并不是实际的行政区划，只是一种政治理想。天子实际控制的地区并不会如描述中的广远四海，囊括蛮夷戎狄四方之地。华夷之间的界限并不会如畿服制所描述的那样层次分明，整齐划一。

尽管这些天下共主、华夷一统的观念在当时并没有发展成为制度化的现实，但却为后来封贡制度的推行奠定了理论基础，秦汉统一王朝的建立又将这种中央、地方分封关系的建制推广到中外关系方面，发展成为册封 －朝贡制度。

封贡制度指的是一系列规范朝贡、册封活动的礼仪与制度的总称，表现在对贡期、贡道、贡物、人员规模、礼仪程序、组织及管理机构等的规定上，内容上包括藩部属国向中原王朝的朝觐纳贡和中原王朝对藩部属国的册封赏赐。

秦朝废分封制，推行郡县制，且“国祚短促，未见海外国家前来朝贡的记载，自然谈不上相应的制度建设”。两汉时期，“随着中外交往范围的扩大，封贡逐渐向制度化方向发展。就汉匈关系而言，匈奴必须朝觐、进贡、纳质; 汉朝则对其上层给予相应的册封和赏赐”。此后，朝贡与封赏渐有定制，朝贡事务的组织和管理主要由大鸿胪负责。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各政权分裂割据，但“朝贡制度中的册封制度，却在这个时期最终确立”。同时，“大鸿胪的地位和作用较汉代有所下降，随着尚书主客曹权力的扩大，其职掌多归于主客曹”。隋朝时期，朝贡贸易兴盛。隋炀帝设四方馆和蕃客馆以接待四方来使。唐代，封贡制度进一步发展，“朝贡事务更加规范化，管理体制渐趋严密”，边境地区也参与其中，负责引导四夷来华朝贡，向朝廷转呈海外贡物。①

至此，“自秦汉至隋唐，朝贡制度已初具规模”②。及北宋至南宋，随着实力逐渐衰微，统治者开始限制朝贡贸易规模，以节省开支。但与此同时，“朝贡制度日益完善，从中央到地方皆有朝贡事务的组织管理机构，相关政策措施也逐渐健全”。元朝时期，蒙古统治者东征西讨，迫使邻国称臣纳贡。“由于元朝统治者实行高压政策，干涉其内政，朝贡制度较以往更具君臣主从关系的实际内涵，朝贡的礼仪性降到次要地位。”③

“有明一代，来华朝贡的国家数量之多，朝贡规模之大、手续之缜密、组织管理之完善，皆为历代所不及，朝贡制度达于极致。”④明朝初年，明太祖、明成祖就曾多次派遣使者诏谕海外，赏其君主，邀其朝贡。郑和下西洋便是这种朝贡关系的典型表现。

及至清代，朝贡制度基本沿袭明朝的做法，但“政府对招徕外国朝贡的积极性明显降温。与以前历代封建王朝大势渲染并极力招徕朝贡的做法形成明显对比的是，清朝对外国朝贡持比较消极态度”⑤。与此同时，清朝文献开始区别“朝贡国”、“互市国”，“随着时间的推移，清人笔下的朝贡国数量愈来愈少，对中外朝贡关系的认识也逐步接近于历史的真实”⑥。

总体来看，起源于先秦时代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封贡制度，逐步经汉唐至宋元时期的制度化发展，至明清时达至顶峰，并于清末最终解体。那么这种封贡制度何以逐步制度化，并一直延续至 19 世纪末呢? 其原因，一方面在于中原历代王朝对封贡制度的积极推行，另一方面还在于封贡制度的自愿互利性。

从中国方面来看，首先是出于获得威望的需要。除少数历史时期外，中国一直是东亚最强盛的国家，先进的物质文明与文化优势，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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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云泉著: 《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 年版，第14 －42 页。

②喻常森: “试论朝贡制度的演变”，《南洋问题研究》，2000年第1 期，第57 页。

③同①，第42 －60 页。

④同①，第 61 页。

⑤同②，第 62 页。

⑥同①，第 141 页。

中原王朝得以推行政治上“怀柔远人”的政策及经济上“厚往薄来”的原则，以吸引“万国来朝”，从而树立天朝上国的权威和统治的合法性。对此，费正清认为，尽管周边国家的朝贡对中国没有太多的收益可言，但可以增加中原王朝的威望，而威望正是一种重要的统治工具。①

其次，出于安定边防、羁縻四夷的利益需要，中原历代王朝都积极推行封贡制度，将周边国家纳入封贡体系。“‘守中治边’与‘守在四夷’，是中国古代大多数封建王朝治边思想的核心，也是封建统治者制定各项边疆政策的认识基础。”作为一种安全防御的手段，“封建王朝以臣服或藩属的夷狄为边陲之藩篱，命其谨守其地，抵抗外侮，为封建国家的安全提供屏障。”②

正是基于上述理由，再加上“天下观念”和“华夏一统”理念的影响，中原历代王朝大多积极践行封贡制度，或出于维持旧制的考虑继续推行封贡制度，封贡活动得以逐渐制度化和常态化。

从朝贡国方面来看，首先，按期朝贡后获得的巨额赏赐及朝贡过程中准予进行的免税贸易，使朝贡国可以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历代王朝一直遵循“厚往薄来”的原则，招徕远人来朝。历史上，有些国家一年内多次朝贡，且常有商贾假借贡使之名冒领赏赐，中国不得不对贡物、贡期、贡道进行严格限制，即是例证。

其次，中原王朝在历史上长期居于亚洲文明的中心，学习和引进先进的华夏文明有助于朝贡国自身的发展。这种文明不仅包括先进的物质技术，还包括先进的礼乐文化。如隋唐时期，日本多次派遣使者来华，全方位引进中国的政治制度与文化，最终促成了“大化改新”。

再次，中原王朝的正式册封有助于朝贡国君主巩固其在国内的合法性。此外，臣属国在面临军事威胁时，可以要求中原王朝给予政治干预或军事援助。“中国保护属国不受侵略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明朝的援朝抗倭。”朝鲜以“事大以至诚”为由向明朝请兵借粮，曰: “自古藩邦守臣节，遭如此祸难者有之乎?”而中国方面则回应: “尔国世守东藩，素效恭顺”，于是遣臣发兵“往助讨贼”。③

正是基于这样的相互获利和相互依赖，中国获得“万国来朝”的威望和稳定的周边环境，朝贡国获得巨大的经济和文化实惠，并可以依赖中国的政治威望和军事实力，封贡制度得以自先秦一直延续并发展至清末。

二、封贡体系与封贡秩序

如上文所述，出于政治权威和安全防御的需要，中国历代王朝大多积极推行朝贡制度，力图将一切对外关系纳入封贡体系内。或慑于中原王朝实力的强大，或出于朝贡活动可获的丰厚利益，周边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段、不同程度地向中国朝贡，接受中国册封，加入了中国构建的封贡体系。由于存在着持续的互动，这种封贡体系可以看作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包括中国和众多朝贡国在内的地区性国际体系。

国际体系指的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各种国际行为体按照特定的原则或规范相互联系，形成一定的互动机制并构成的较为稳定的统一体，主要包括国际行为体、国际力量结构、国际互动规则和国际制度四部分。

首先，从封贡体系的参与者来看，包括朝贡国与受朝贡国。封贡体系中，双方承担双向的权利和义务。中原王朝接受属国藩邦的朝贡并对其进行册封，给予赏赐并维持周边秩序。朝贡国则在名义上臣属中国，按规定进行朝贡，奉正朔，求册封，定名分。封贡体系的维系，需要中原王朝和周边藩属共同的认知和努力，不能依赖武力强迫。比如元朝初年，忽必烈两次东征日本要其朝贡，却惨遭兵败，未遂其愿。及至明朝初年，在明太祖、明成祖的大力招揽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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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J. K. Fairbank，“Tributary Trade and China's Ｒelations with the West ”，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1， No. 2，1942，p. 135.

②方铁: “论中国‘守中治边’、‘守在四夷’的传统治边思想”，载陈尚胜主编: 《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思想、制度与政策》，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 35 －48 页。

③黄枝连著: 《天朝礼治体系研究: 中国封建王朝与朝鲜半岛关系形态论 . 中卷，东亚的礼义世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 421 － 444 页。

于贸易利益的考虑，脱离封贡体系多年的日本终于主动来华朝贡。值得注意的是，封贡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名轻实，重礼仪轻物质，“故而政治上的臣属虽为朝贡的首要条件，但中国封建统治者将诸多海外国家纳入朝贡制度的框架，追求的仅仅是在朝贡文书和朝贡礼仪中反映出君臣主从关系的名分或形式，彼此之间等级的高低、地位的尊卑。”①通过“怀柔远人”和“羁縻”四夷来实现周边国家名义上的臣属是东亚封贡体系的一个主要特点。

其次，从国际力量对比结构来看，接受朝贡的国家显然居于主导地位。从历史上来看，中国大部分时期都在接受周边国家的朝贡。然而中国并不一直都处在封贡体系的主导地位。如宋朝曾向辽、金纳银输绢、称臣纳贡，传统的封贡关系由此颠倒过来。因此，封贡制度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现实，取决于中原王朝自身的发展及华夷实力的对比。

再次，从国际互动规则来看，不同于近代欧洲国际体系用国际条约和惯例来协调国家之间的关系，基于中国传统治国思想的“礼”规定了中原王朝与朝贡国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事实上，这种互动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臣属关系，无论是实质性的，还是名义上的。中国传统对外关系是对内关系的延伸，儒家所倡导的“上下主从”、“尊卑有序”的观念被应用到中国与诸朝贡国之间的关系，即所谓的“家国同构”。因此，“‘礼’规定着华夷关系的结构和秩序。通过‘册封’和‘朝贡’等礼仪，建立起‘天子’与‘四夷君王’之间的君臣关系，从而形成‘天下太平’的局面。”②

当然，“礼”基于“力”，中国与邻国间上下尊卑秩序的维系依赖于中国自身的实力。当中国经济繁荣、军事强大、文化优越时，便可以通过强迫力、威慑力或感召力发展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君臣主从关系。当中国衰微、实力下降时，便只能追求平等的关系，甚至反过来向其他国家纳贡献物。

最后，从国际制度来看，封贡体系内制度化的交往规范显然由册封—朝贡制度所规定。如前文所述，册封—朝贡制度包括藩属国向中原王朝的朝觐纳贡和中原王朝对藩属国的册封赏赐。封贡制度由中国制定并得到诸朝贡国的承认和遵守。但这一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得到遵守仍然是个疑问。一方面，朝贡国出于利益的考虑，经常违背中国所规定的贡期、贡道及限定的朝贡规模。而中原王朝出于“厚往薄来”、“怀柔远人”、“既来之，则安之”的立场，也常常宽恕朝贡国违背规定的朝贡行为。另一方面，当中原王朝由于实力衰弱和政策保守而无力或不愿维持封贡制度时，周边国家往往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违背其朝贡义务。

总之，在古代东亚地区有限的国际交往中，在华夷巨大的实力对比情况下，东亚国家纷纷加入与中国的封贡关系，并受到封贡制度和儒家礼制的规范约束，于是在东亚地区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性国际体系。这一国际体系的存在和维持也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东亚地区国际秩序的和平与稳定。

东亚封贡秩序在结构上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等级制的地区国际秩序，也称“华夷秩序”。从理论上来讲，“‘华夷’秩序所倡导的，是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辐射关系，也是以中华帝国君临天下的垂直型国际关系体系。在这一秩序中，所有所谓‘夷狄’国家对中国的关系，应是一种以臣事君和以小事大的关系，一种对高度发达的中华文明怀有‘向化’之心，‘慕圣德而率来’，以至终于被‘导以礼义，变其夷习’的关系。”③从实践上来说，中国居于秩序的核心，并在大部分时期主导了秩序的运行。其他国家如果要加入这一秩序，就必须按照中国的条件与之朝贡并接受册封。中国负责制定国际制度和行为规范，即封贡制度和封贡礼仪，诸朝贡国则负责遵守并践行这些制度和规范。值得注意的是，等级结构并不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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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云泉: “朝贡制度的理论渊源与时代特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 年第3 期，第39 页。

②陈尚胜主编: 《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思想、制度与政策》，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 11 页。

③何芳川: “‘华夷秩序’论”，《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 年第6 期，第37 页。

中心对外围的统治和压迫，因为中国所倡导的华夷秩序“主要体现在朝贡表文和一整套繁琐的朝贡礼仪中，是重名不重实，具有形式主义和象征性的特点。”①“对‘徼外’诸国只寻求理论上的‘统’而不期望实际的‘治’”②，并辅之以大量的经济赠与和文化输出，造就了中国与周边国家长期相互依赖、和平共处的局面。从中国历代王朝极少与周边发生武装冲突这一史实，足可证明封贡体系所追求的和平主义外交之实质，这显然不同于近代欧洲国际秩序中弱肉强食、相互征战的国际秩序。

与之相关的是，东亚封贡秩序还是一个保守内聚的国际秩序。正如上文所述，尽管中国主观上希望“天下共主”、“万国来朝”，将周边国家尽可能地纳入封贡体系内，但很少用强制手段，也不谋求对它们的直接控制。“中国对藩属国的基本原则是消极的，是‘放任不管的’，而且整个朝贡体制的目标是防御性的，旨在维持现状以确保中国的安全。中国朝廷一般不关注藩属国的内政和外交事务。”③因此，与欧洲国际秩序在全球的扩张及引起频繁冲突不同，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主要是出于政治防御的目的，安定、有序、和谐是其追求的目标，因而限定在一定的地理边界内。这是因为“中国对外部世界的态度与西方有着根本的差异。西方思想可以思考冲突，但只有中国思想才能思考和谐。中国的思想假定的是，对于任何他者，都存在着某种方法能够将它化为和谐的存在。任何在外的存在都是可以‘化’的对象而决不是要征服的对象。”④

同时，它还是一个开放包容的秩序。理论上，正如同天下是无边界的天下一样，封贡秩序也是无边界的秩序，尽管它的实际效力最多只局限在东亚。任何承认中央王朝权威，并履行朝贡义务的政权都可以被纳入封贡体系，即使是曾经的秩序挑战者也不例外。18 世纪末，越南西山军叛乱，清政府派往越南协助恢复黎氏王位，抚平叛乱的军队遭到叛乱者阮惠的攻击，损失惨重。但随后当阮惠以越南统治者的身份表示愿意向中国派遣使团、呈递贡品时，清政府接受了这一请求，并承认了阮惠的统治权力。⑤

因此，也有学者将封贡体系( 朝贡体系) 视作东亚历史上存在的“国际社会”，而不仅仅是“国际体系”，它有着自己的社会结构，包含着复杂的社会关系，并有一系列独特的制度来规定可接受的和合法的国家行为准则。⑥

三、解体与终结

东亚封贡体系和秩序的维持主要基于中国的实力和意愿。1840 年以后，在西方坚船利炮的进攻下，中国衰落了，封贡体系逐渐趋于解体，并最终被西方国家主导的条约体系所取代。英国用武力强迫中国打开大门，开放市场及随后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诸如

开放通商口岸、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外国公使驻京等内容严重冲击了帝国的封贡秩序。一方面，西方国家不再按照中国设定的条件与之交往。如果说，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的清政府还能要求来华的英、荷使者按照朝贡礼仪觐见中国皇帝的话( 尽管这种要求只得到了部分的遵从，1793 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觐见乾隆皇帝时，并没有行三跪九叩的传统朝贡礼仪，而是以单膝下跪之礼代之) ，那么到了 19 世纪中后期，清政府再也不能对与之交往的西方国家做出类似的要求了，反而要接受西方的要求逐步采纳近代外交体制，中国再也无法维持“天朝上国”的荣誉和尊卑有序的秩序，逐步放弃了封贡的制度和礼仪。另一方面，中国原来的朝贡国也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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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云泉著: 《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 年版，第318 页。

②罗志田: “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研究: 《怀柔远人》的史学启示”，《历史研究》，1999 年第1 期，第111 页。

③陈大端: “清代琉球王的册封”，载［美］费正清编，杜继东译: 《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152 页。

④赵汀阳著: 《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年版，第15 页。

⑤张宝林: “中越关系中的干涉与朝贡，1788—1790”，载［美］费正清编，杜继东译: 《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 154 －168 页。

⑥Zhang Yongjin and Barry Buzan，“The Tributary System as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 Theory and Practice”，The Chinese Journal of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 5，2012，p. 8.

渐被西方国家和日本纳入其控制的殖民属地范围，最终脱离了中国的封贡体系。就这样，东亚地区秩序从行为主体、力量结构、行为规范、国际制度都逐渐偏离传统的封贡体系，最终成为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秩序的一部分。

条约体系取代封贡体系的历史进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封贡体系的瓦解是一个长期的过程。1858 年，《天津条约》规定外国公使可以常驻北京。1861 年，清政府设立专门机构“总理衙门”，主管外务事宜。1868 年，清政府派出了第一个正式外交使团，访问美欧国家。1877 年，清政府开始向外国派遣常驻使节。这都表明在与西方国家交往时，中国逐步放弃封贡制度的传统和惯例，开始接受近代的外交制度。1895 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清朝最后一个属国朝鲜的独立地位获得承认，东亚封贡体系至此最终瓦解。

封贡体系的崩溃和条约体系取而代之的历史，并不意味着清王朝被动接受直至融入到近代西方国际体系，因为“早期阶段的条约体系仅仅是西方将中国带入西方世界的一个手段。它也可以被视为是清朝适应西方，并在中国的世界秩序中给予西方一个位置的手段”①。在西方国家看来，《南京条约》等各项条约的签订使得它们可以以平等主权国家的身份，而不是臣属的身份与中国交往。但在清政府看来，这只不过是传统羁縻政策的运用，赐予外国人一些好处和特权来控制他们。这说明，即使是清朝晚期封贡体系逐渐衰落时，清朝政府依然按照封贡制度处理对外关系，并试图将西方国家纳入到封贡体系内。

四、余 论

任何一种体系的形成、解体乃至终结，都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基于先秦时期的天下观念，中国历代王朝都不同程度地推行册封 － 朝贡制度，树立中央王朝的权威，吸引四夷来朝。慑于中国的先进文化和强大实力，出于经济和文化利益的考量，周边国家或主动或被动向中国朝贡，并接受册封和赏赐。这种册封 － 朝贡活动逐渐制度化，受到封贡制度和封贡礼仪的规范和约束，于是在东亚地区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等级制的地区性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

然而，19 世纪 40 年代以后，中国对外交往关系的范围得以扩展，在与实力更为强大的西方国家交往时，不得不放弃传统的朝贡礼仪并以现代的外交规范取而代之。与此同时，以往的朝贡国也逐步沦为西方列强及日本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纷纷脱离了与中国的封贡关系，封贡体系渐趋于解体。东亚的地区秩序最终被纳入到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中去。

这就是本文从观念—制度—体系—秩序四层次对传统中国与东亚世界存在的封贡关系和封贡秩序所做出的解读。然而，不得不承认，本文所论述的从天下观念到封贡制度，从封贡制度到东亚封贡体系再到东亚国际秩序，恐怕只能在逻辑关系上成立，现实并不能保证每一步的实现。在实践中，围绕中国的封贡制度如何在东亚地区形成一种国际体系? 这种国际体系又在多大程度上保证了东亚的地区秩序? 封贡秩序对当今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发展又具有怎样的历史影响? 这些都存在着疑问。

有学者认为: “所谓‘朝贡制度’，基本上是中国统治者虚骄的自我标榜和官吏文人为取悦皇上的阿谀奉承，以及海外诸国统治者或官员和商人以朝贡名义谋求经济利益。朝贡者或受封一方，绝大多数时候并不表现或理解为是实质上的从属关系。”②也有学者认为朝贡体系( 封贡体系) 存在于东亚的大部分历史时期是“无可置疑的”，它不仅仅是一个概念构造或想象的体系，它也是一系列确切存在的制度结构和政策。③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一个单一的朝贡体系的视角，不管其发展得如何完善，都无法拥有完全的解释力，因为古代东亚国际政治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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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费正清: “中国的世界秩序中的早期条约体系”，载［美］费正清编，杜继东译: 《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278 页。

②庄国土: “略论朝贡制度的虚幻: 以古代中国与东南亚的朝贡关系为例”，《南洋问题研究》，2005 年第 3 期，第 7 页。

③Zhang Fangyin，“Equilibrium Analysis of the Tributary System”，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 4，2011，pp. 148 － 149.

局限于封贡及其相关的行为方式。”①至于古代东亚是否存在着其他秩序，这种秩序又是什么，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

鉴于封贡关系的复杂性，无论将封贡体系看作是一种虚幻的神话还是确切的事实，恐怕都可以在历史中找到依据。根据《明史》记载，明朝时期，前来中国朝贡的国家和地区多达 148个，可谓蔚为壮观，盛况空前。但由于将一切对外关系都视作朝贡关系，将郑和下西洋后偶来中国朝贡的国家也算作在内，这显然并不能体现封贡体系的实质性影响，只能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封贡制度的泛化与虚幻。如果考虑到朝贡次数的多寡、周期的长短，以及与明朝关系的疏密，明朝的主要朝贡国家实际上只有朝鲜、琉球、安南、占城、暹罗、日本、爪哇、满剌加、苏门答腊、真腊等十几个。即便如此，中国与这些东亚国家间存在的长期的、典型而实质的封贡关系，足以证明东亚封贡体系与封贡秩序并不是一个虚幻的想象，而是确切存在的史实。

综上所论，我们似可这样认为，东亚封贡体系是古代中国理想的对外交往模式，在不同历史阶段内，东亚地区的现实不同程度地接近于这一理想模式。也就是说，古代东亚确实存在着封贡体系，只是这种体系的范围和效力在不同朝代是不同的。在中国国力强盛、君主热心推行朝贡制度时，封贡体系和东亚封贡秩序显然是可信的事实; 当中国实力衰落、无力招揽外国来华时，东亚地区的国际现实与封贡秩序就不再相符了。

有一点是肯定的，东亚朝贡秩序虽然终结了，但朝贡体系有丰富的历史遗产，它为东亚未来的合作提供了历史根据和现代国际合作理论基础。②封贡秩序所强调的和谐共存的哲学立场、开放包容的外交观念、重义轻利的外交传统，给当代中国发展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外交实践提供了切实的指导，给中国解决与周边国家的领土海洋权益争端带来了丰富的启示。中国政府提出并积极推行的“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理念，“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外交方针与其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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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峰: “解构朝贡体系”，《国际政治科学》，2010 年第 2期，第 37 页。

②杨勇: “东亚国际秩序的历史遗产”，《求是学刊》，2004 年第 3 期，第 120 页。